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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朱学勤先生商榷：关于改造国民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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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山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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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驳朱学勤：关于改造国民性
作者：湘山居士
提纲： 一 关于改造 二 关于人性 三 关于国民性改造的可能性 四 关于文化改造与体制改革的关系 五 关于哈耶克的自发扩展秩序理论 六 关于国民性改造的必要性 附 几点说明
朱学勤先生在《从马嘎尔尼访华到中国加入WTO》一文（“南方周末”11月29日）中说：“但是鲁迅的‘改造国民性’，则是我无论如何也难以同意的。国民性者，全体国人之性也，人性能改造，精神世界里还有什么事务不可以搅动，不可以‘改造’？”这又是一段初看有理，再看则隐隐觉得不妥，仔细思量则漏洞颇多的文字。下面，且听我一一道来。
一关于改造
思想改造之名，久已臭矣！今人心有余悸，闻之色变，虽情有可原，但理并不充分。其实思想的改造，作为知识分子每天都在进行，如果一个人文知识分子停止了对自己思想的改造与更新，那就等于停止了思想，剩下的只有重复而已。所以，改造本身并没有错，问题在于如何改造。其实改造有很多种，我们不能因为曾经领教过的某种改造就否认其他一切改造的必要性。
首先，从改造的程度来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根本上与整体上的再造，一种是局部的调整与更新。第一种自然是应该警惕的，但第二种难道也要反对吗？其次，从改造的目的来看，也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要达到整齐划一的效果，使大家都用一个脑袋来思想；一种是要塑造具有独立性，创造性的人格，达到活而不乱，文明而又不失其个性的效果。朱先生反对的想必是第一种吧。再次，从改造的方式来看，可分为三种：一种是强迫，这是文革的方式；一种是说教，这是现在常用的方式；一种是平等的启发，呼吁与劝导。朱先生反对的应该只是前两者吧。
最后，从改造的主体与客体的身份及范围来看，还可以分为三种：一种是以国家的名义进行的，其主体是统治阶层（甚至只是其塔尖的一小部分），而客体是被统治者（有时也包括统治阶层中的中下级）。这种改造往往以统治者的利益和喜好为依据，其结果往往会导致言论自由的丧失与思想的禁锢。朱先生反对的其实主要是这一种，当然，我也反对。第二种是个人对个人的改造，包括个人的自我反思以及父母对子女的教育等，这基本上属于私权领域，这里暂且不予讨论。第三种即启蒙。启蒙当然也是一种改造，因为政治思想意义上的启蒙一词针对的主要是成年人及青少年，而他们的性格观念与行为习惯已有所形成，打个比方说就是已蒙上了一层灰，所以要启蒙。启蒙也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个人对一个群体的启蒙，一种是知识分子群体对大众的启蒙，前者是孤立的分散的启蒙行为，后者即常说的启蒙运动。从影响与效果来看，后者当然要大于前者。到目前为此，朱先生似乎还没有发展到明确反对启蒙的地步，虽然对后者可能心存疑虑，对五四运动也有所批判。九十年代以来学界批“五四”似乎成了一种时髦，很多批判其实不值一驳，相对说来，朱先生的几点反思我还是比较赞同的，除了改造国民性问题之外。因为，如果从根本上否定了改造国民性的必要性与可能性，那么五四新文化运动还剩下些什么呢？
正如朱先生曾说的，对历史的评价往往涉及到对现实的态度。如果按照朱先生的逻辑推下去，启蒙将成为过去式，至少启蒙运动已不可能。而我认为，在目前的中国，启蒙仍很有必要。看到这里，有人可能要勃然大怒了：“呸！你是什么东西？你想启谁的蒙？”其实这样的的愤怒也代表着一种进步，说明人们的主体意识增强了。因为启蒙的任务就是要使人成为有自主意识的主体，自尊自强自制，民主宽容，有明确的权利与义务观念，而不是奴隶与工具，也不是自以为是的夜郎人（这是启蒙者自身也要警惕的），当然更不是为所欲为的暴徒。但对启蒙的这样一种病态的反感是没有必要的，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独立与自由，但也应勇于承认自己的不足。至于我赞成启蒙，完全是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我本来就只是一个无名小卒），我只是希望那些有资格，有能力的知识分子不要放弃自己的责任。
在这个时代，人们崇拜经济英雄和一些通俗的歌星影星，而文化精英，则似乎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相对于八十年代，人文知识分子的地位是一落千丈了。但他们不应该妄自菲薄，自甘边缘！八十年代的那些所谓精英们，那种过于强烈，自以为是的精英意识，确实浅薄，需要反思。但若因此而走向另一个极端，也是不可取的。遗憾的是，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的思想界普遍走进了这么一条道路：由惶惑，迷茫，自省，到谦虚谦卑，再到失语，或者自言自语，甚至胡言乱语。这两年情况似乎有所好转，但表面的热闹仍掩盖不了存在的问题。一部分知识分子已失去了启蒙的热忱，一部分则忙于内哄，而另一部分坚持启蒙立场的人，面对令人失望的现实，态度逐渐变得偏激（这也包括持自由主义立场的余杰）。无论哪种情形，都意味着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整体对大众影响力的下降。当然，在现代西方社会，这似乎是一种常态。但考虑到中国目前的国情，知识分子似乎还有很多的事要做！
二 关于人性
人性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古往今来，众说纷纭。归结起来不外乎这样四种：一，性善说，二，性恶说，三，善性恶性同具说（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四，一张白纸说（人性本无，全看后天的培养）。虽然众说纷纭，但有一点是各派都基本同意的，即“性相近，习相远”。习为什么会相远？恐怕主要还是受社会环境的影响吧。
所谓人性，应包括两个层次的内容：一是普遍的人的本性，虽然关于人是否有共同的本性还有争论；二是人的性格习惯与价值取向，这主要是后天形成的，不同的民族以及不同的个人之间往往有所不同，具有特殊性与可塑性。正如童天一兄所说，就算前者不能改造，后者总可以改造吧。
其实，作为第一层次的人性概念也有两种涵义，对应于两种用法：一种是客观的，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用法，当然这方面也仍然有争议；一种是价值意义上的用法，是指人应该是怎样的，这时它是个褒义词，如“人性的光辉”，“人性的尊严”等。其实自由主义在这个问题上也经常是矛盾的，比如说，他们宣称人性本恶，然后又指责恐怖分子丧失了人性，那样的话恐怖分子岂不都成了好人？（丧失了恶的本性嘛）-----但我并不觉得这有什么可笑！恐怖分子的行径当然是违背人性的，我只是想借此提醒某些自由主义者，人性是应该有一定的价值内涵的，而这，是需要后天的培养与教化的。
另外我还想指出，其实人的本性究竟是怎样的这个问题，不仅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而且并不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就象世界的本质是物质还是意识的问题一样。我并不是说这些问题都是些假问题（象逻辑实证主义者所说的），但至少，它们并没有我们原来以为的那么重要。既然人性（从其第二层意义上说）是可以改变的，那么它本来是怎样的就没有太大的意义。如果人性本善，但善也可变成恶，还是需要教育；如果人性本恶，那就更需要后天的改造。当然，改造的目的并不是要从根本上消除恶念，塑造出一大批十全十美，千篇一律的完人来，这既不可能，也不应该。有些恶念是由人的本能引起的，所谓“食，色，性也。”我们当然不能天真到或者说是残忍到要禁止人的自然欲求的地步，其实欲望也可以是进取的动力，我们要防止的只是人们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有时这种欲望会过度）而不择手段以至于危害他人与社会而已。某些自由主义者可能会说，这完全可以通过制度与法律手段来解决。其实以法制来制约人性，也是一种改造的方法，但仅仅依靠这种手段是不够的。
关于人性，最后我想用一个比喻来说明一下自己的观点：我们虽不能拔着自己的头发飞起来，但锻炼两下，跳得高一些还是能做到的。反之，如果大家都以人性如此为由，习惯了躺在地上，还美其名曰顺其自然，则何事不可为？“上帝死了”之后，随之而来的莫非真是“人之死”？
三 关于国民性改造的可能性
有人可能会说，政治就是政治，非关人性，非关善恶，人性不能改良而政治可以改良。这种观点正确与否暂且不论，进步意义倒是有的。因为中国传统习惯于以道德伦理议政，弊端确实不少（但朱先生将其归结为文人议政而加以批判，对人不对事，总觉不妥。虽然我并非学文艺出身）。道德问题太过敏感与复杂，难有定论，国家是不该直接插手，将其作为个人的私事也许更为妥当。因此，将道德问题与政治法律问题截然分开，所谓“将属于上帝的归上帝，属于凯撒的归凯撒”，这确实是一种历史的进步。自由主义者们所津津乐道的消极自由，自然是值得重视的。
但政治绝非与国民性无关。这是五四一代经过深刻反思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国民性并非善恶问题，而是一个能否适应现代社会，现代民主政治的问题，我国的国民性在这方面无疑是存在较大缺陷的。关于国民性的改造问题不外乎这样四个方面：一，是否有必要改造，二，能不能改造，三，如果能，那么怎样改造，四，国民性改造与体制改革的关系。关于改造的方式，在本文第一部分已有较细致的分析，至于改造的必要性及其与体制改革的关系容后文再述。这里先谈谈改造的可能性，因为朱先生当然不是那种顽固不化的守旧分子，他怀疑的主要是改造的可能性，担忧的则主要是大规模地强制改造所造成的侵犯个人自由等后果。（再次强调，改造有很多种方式！）
我觉得，朱先生似乎将人性与国民性等同起来了，而这两者无疑是有区别的。因为人性（从其第一层意义上说）是普遍的，超越国界的；而国民性主要是指一个国家的大多数人所共同具有的性格与行为习惯及价值观念，在这方面，不同的国家有所不同。这种不同虽有其客观的环境因素（如海洋文明与内陆文明的区分）及深远的历史原因，但绝不是不可改变的。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当一个人没认识到他的心理缺陷时，只能被动地受其支配，但当他认识到了这种缺陷尤其是其产生的原因后，是可以治愈的，怕的是讳疾忌医！有人可能会说，个人的性格改变易，一个民族的性格改变难！那是自然。但若因为其难就索性从根本上取消这个问题，这虽然痛快，却无异于掩耳盗铃。
诚然，由于国民性是一国文化传统的最重要最稳定的一部分，因此能不能改造的问题往往难以客观地看待，而是夹杂了太多的感情因素，故一百多年来，有关这个问题的争论一直不绝于缕。到了今天，有一点应该是明确的了，即：传统（包括国民性）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不是在几千年前突然形成，然后就一直没变了。传统是在演变中形成的，它只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因此在传统面前我们并非只能消极地接受，而是可以参与对它的改造的，我们的改造对后人来说又成为传统的一部分。
有人也许会说，传统虽非一成不变，但这种变化的脚步极其缓慢，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想想几千年来，我国的传统又改变了多少？我承认，改变得是不多。但不必因此而过于悲观，因为正是由于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一直缺乏变革的意识，才使传统日益僵化。而十九世纪以来，虽由于外部的刺激，国内的一些有识之士发出了强烈的变革呼声，但反对的声势一直很强大。直到五四时期变革才真正成为思想界的主流，但还谈不上是举国的潮流。因为当时有文化的人太少，启蒙的影响必然非常有限。现在很多人抱怨五四摧毁了我国的传统文化，这也太高估它了！其实五四不过是伤及传统的皮毛而已，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优秀部分的失落是后来的事。那么建国以后，毛泽东发动了几次大规模的思想改造运动（包括所谓的文化大革命），为什么仍没有把国民性改好呢？只要想想当时那些批判运动的内容，目的及手段，答案就不言而喻了！它们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是背道而驰的。可以说，毛泽东时代是对我国部分传统的进一步强化。至于文革，说得难听点正是中华民族劣根性的一次集中展示！（声明：本人之爱国绝不亚于某些民族主义者，只不过是爱之愈深，责之愈切而已）
通过以上对历史的简要回顾，可以得出结论：中国的启蒙任务还远未完成！当然，今天的启蒙不应是五四的简单延续，而应有所超越，也具备了更进一步的条件。现在总的国民素质毕竟还是有了很大的提高，这本是人文知识分子大有可为的时代（这也是我反对朱先生的文人误国论的主要原因），可很多知识分子却选择了放任自流，置身事外，还都振振有词！（其实朱先生对这种新型的精神胜利法曾有过精彩的批判）有些人可能以为，文化的多元化必然会带来思想的进步，其实不然。正如在经济学上有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一样，文化上也可能出现这种局面。想想**功居然在我国取得了这么大的影响，从某种程度上不也表明了文化界的失职么？
四 关于思想改造与体制改革的关系
在文化与体制之间，究竟谁更重要，可能是一个永远也争论不清的问题。当然也有人说，这两者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经济。其实社会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其各部分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互为因果的，很难说是谁决定谁。比如说，一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对该国的文化自有其不可忽视的影响，反过来，一国的文化传统也会影响其对体制的选择与适应。因此只能说，在某一时期，某一方面的重要性或改造的紧迫性更突出一些而已。我不否认在目前的中国，体制改革可能更为紧迫。但若因此而忽视国民性的改造，只满足于制度的移植，那将很难避免桔逾淮成枳的命运，这有大量的中外历史为证。当然，我也强烈反对那种一味地奢谈文化，借口我国文化传统的特殊性而延误体制改革的论调。在这点上我赞同朱先生所说的“原因的原因的原因，就不再是原因！”的批评。但某些自由主义者似乎反过来陷入了体制崇拜症，好象体制问题一解决，就万事大吉了，对可能出现的各种困难缺乏心理准备。
五 关于哈耶克的自发扩展秩序理论
哈耶克先生与我是至交。（吓了一跳吧？当然，这是个玩笑而已。一是觉得严肃了这么久，也该轻松一下了。另外也是想借此讽刺一下某些食洋不化，动辄拿外国学者的大名来压人的国内学者。余生也晚，无缘与哈先生结识，遗憾！唉，微斯人，吾谁与归？）他的大作我是拜读过几本的，那自然是博大精深，像我这类无名小卒是没有批评的资格的。这里为什么提到他？是因为我觉得朱先生反对改造国民性的理论依据就来自他老先生（虽然朱先生是不大喜欢引用外国学者的话的）。
现在，学界似乎都知道了有两种自由主义，或曰英美自由主义与法俄自由主义，或曰古典自由主义（哈耶克对它的复兴居功至伟）与现代自由主义，或曰保守自由主义与激进自由主义，而且似乎已公认前者为正宗，而后者，并非真正的自由主义。有的人甚至宣称保守主义就是自由主义，柏克与洛克一样成了自由主义的始祖！买东西要买正牌的，引进学术思想自然也要如此。很多时候想想，真是风水轮流转啊！曾经无限风光的激进一词突然就成了贬义词，而曾经羞于出口的保守一词翻身成了褒义词，现在谁还敢说自己激进啊？当然，保守好啊！稳定压倒一切嘛，中国不能再乱了，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你难道想再来一次文革或什么的？是啊，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谁说中国人不会吸取历史教训？他们不仅会吸取，而且还善于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以前谈文化谈政治谈得多了点，结果呢？空谈误国嘛！现在，就不要再谈这些无聊的问题了，应该谈些具体的有意义的事，比如说天气呀，女人呀之类。政治也并非不能谈，但最好是谈国际问题（不要忘了，世界上还有好多国家的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啊，我们应该发扬国际主义精神嘛）。做什么事都要有耐心，所谓“欲速则不达”，最好是水到渠成。面包总会有的，共产主义是一定会实现的，耐心等待吧！这样看来，自由主义的鼻祖哪里是什么柏克，完全是中国的老子嘛！老子不早就说过要“无为而治”吗？
所以我认为，哈耶克波普尔等人反对过于人为的剧烈的整体的建构，这本身是不错的，作为一种批判性的理论也是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的。但中国的某些自由主义者一味强调这一方面，给人的印象似乎社会的发展完全是自发的一样，那只能得出两种结论：一种乐观得离谱，根本不需要我们去操心；一种则悲观得绝望！因为我国一向的社会结构及文化传统与西方的截然不同，因此我们的发展趋向及道路也只能是大不相同，我们的命运早在几千年前就已注定了！再努力也白搭，革命？只会越来越糟！黑格尔早就说过“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嘛。这后一种结论无疑从根本上否定了自由主义本身，而前一种乐观主义的结论其根据又是什么呢？其实是一种经济决定论（虽然他们反对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即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带来政治民主与个人自由！他们耐心地等待着所谓的中产阶级与市民社会的诞生与壮大，殊不知：一方面，以我国的工人与农民之多，中产阶级何时才能成为社会的主体？另一方面，若没有必要的启蒙，中国所谓的市民社会将是一个什么模样？能有多大的进步意义？
有人势必会说，我对自由主义存在着严重的误读。我不否认，但我想反问，为什么一些自由主义的大作会让人产生这样的误读，我相信这样的误读绝非我一人所有。原因在于语境。一种理论自身的完满与他的影响及作用是不能划等号的，任何理论都有其适用的范围。如果不顾当时当地的需要而照搬，就会犯所谓“错置具体感的谬误”（太拗口，还是朱先生说得形象---“不接地气”，只是不知他自己忘了没有？）比如说，在尚缺乏基本的民主的情况下就在那里大谈什么“多数人的暴政”！在急需深化改革的时候却在那里大谈保守渐进的好处以及革命的危害！在并非文人治国的情况下大批文人误国！这些观点在一开始听到的时候，感觉是很深刻的，但听得多了，就有点莫名其妙了。
六 关于国民性改造的必要性
这个问题本来是早已解决了的，至少用不着再对朱先生说了，在这方面，他应该要比我说得更好！因此，对他的反对改造国民性我实在是难以理解！难道为了否定文革就一定要连鲁迅与启蒙也一起否定掉？因为这样才显得深刻？（“原因的原因的原因，就不再是原因！”）
其实有关这个主题，近代以来已有太多的文字！今天再来重复，未免有些可悲。（这倒真应了朱先生的那句话---“中国实在是一个磨练人类耐心的好地方！”）但近年来反对改造传统的声势又大了起来，一方面，它迎合了国内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思潮，另一方面，它还有西方的时髦理论作为依据（后殖民主义之类）。而既言改造，就意味着原来的国民性有缺陷，就总有一个方向。有人势必会指责那些倡言改造者：“你不就是想把中国人改造成西方人吗？你这数典忘宗，恨不能连皮肤也变白的不孝子孙！”这样的骂名确实非同小可，谁背得起？但这样气急败坏的愤怒与担忧其实没有必要，中国的传统绝非如此虚弱，如此不堪一击（若真是如此，就用不着在这里大声疾呼了）。其实无论怎样改造，中国人当然还是中国人，亡国灭种的危机不在这里。相反，若是抱残守缺，危险可能更大！
诚然，我国的文化现状是令人忧虑的。一方面是传统的一些优秀部分在日益丧失，而新的健康文化又尚未形成，说是礼崩乐坏也不为过！但后退是没有出路的，难道真要象建动物园一样建什么“儒家文化保护区”？那只能意味着传统的死亡，中华文化是到了浴火重生的时候了！
所谓国民性改造的必要性，当然涉及到对传统国民性的评价。毫无疑问，传统的国民性是有很大缺陷的，不适应现代民主法制社会的要求。比如说：保守，缺乏独立精神，迷信权威，过于注重伦理，个体内在的自卑与整体对外的自大相结合，等等。中国的现代化之路之所以走得如此艰难，与此有很大关系。今天反思文化大革命，除了体制上的原因及少数领导人的失误，难道就没有国民素质（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原因？这种素质不仅是指文化素质，更重要的是深层的心理素质与价值观念方面的问题。中国的民众为何经常在顺民与暴民之间打转？自然与国民性有关。当然，对传统的改造并非对其全盘否定，这就更用不着多说了。现在再提什么“全盘西化”自然是幼稚的，西方的问题也不少（但这绝不意味着二十一世纪就将是中国文化的世纪）。正如在经济上不要再问什么姓资姓社一样，在文化上我们又何必管它是姓东还是姓西呢？关键是好还是坏。至于有些后现代论者动辄担心文化殖民（虽然他们自己的理论就来自西方），有些甚至已进步到从根本上否定“进步”和“现代化”这些概念的地步，真让我这个深处传统之中，深受落后之苦的山野草民大开眼界，欣喜万分！原来现代化根本就没有必要？而是一个阴谋，一个错误！以前的焦虑岂非纯属多余？好！从此可高枕无忧矣。
躺在床上，转念一想，有些人是不是饱汉不知饿汉饥，站着说话不腰疼，或者是好了伤疤忘了痛呢？不觉惊出一身冷汗，赶快爬起来，奔我的大康去也！
附 几点说明
一，朱先生是我精神上的启蒙恩师，虽然我对他近几年来的一些言论不是很赞同，但他仍然是当今中国我最敬仰的几位学者之一！本文因驳他而起，但所驳观点很多并非他所有，甚至是他也反对的。写完后，我曾想将题目改为“一个民间思想者对中国主流思想界的呼吁”，但又觉得未免有作秀之嫌，遂仍用原题。我相信，以朱先生的雅量，他是会原谅我的。
二，本人乃一介平民，人微言轻。像我这样的小人物而来探讨这么宏大的问题，实在是力有未逮，难免见笑于大方，惭愧！记得朱先生几年前曾作一奇文--“思想史上的失踪者”，令多少人感慨系之！本人虽可能难免失踪者的命运，但每思及前人警句--“位卑未敢忘忧国！”，又勉强聊以自慰。
三，此文对自由主义者似乎批判较多，但这绝不意味着我是新左派的一员。事实上，作为局外人，我对那场争论深感遗憾！本来，他们争论的问题是值得重视的，但双方的分歧被人为地夸大了。如果世界上没有绝对真理的话，那么适当的结论应存在于两者之间。讨论应以解决问题为目标，就算是不能完全消除分歧，至少也应缩小分歧，取长补短。但双方似乎都过于执着于自己的立场，不肯退让半点，以至于分歧不仅未缩小，反而更加扩大。最后，发展到互相妖魔化对方的地步，结果自然是两败俱伤！本来，知识分子之间有分歧是正常的，但若连基本的共识都没有了的话，我认为是值得忧虑的。尤其是在目前的中国，一些基本的问题尚待解决的情况下，知识分子正应齐心协力，结果却分化到这个地步！堪忧啊堪忧！
四，打完此文，我感到一种深深的疲惫。这不仅是因为此文颇长，而我打字速度太慢。更由于一种心灵上的的茫然与痛苦！在写作的过程中，我时时感到自己所写的只不过是一些常识。这在专家学者眼里，大概是不屑一顾的（虽然他们也经常忘记）；而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又似乎过于遥远与空泛，也不感兴趣。那么，我写给谁看呢？这种自我怀疑使得此文的写作曾几度停顿，写完后也犹豫再三，考虑是否有发表的必要。甚至当第一部分发表之后，都想就这样算了，以至于一拖就近一月！（在此之前，我已沉默了许多年）最终促使我将全文张贴出来的理由是：诚然，普通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若大家都自揣无力与浅陋而放弃了发言与思考，就会陷入另一种囚徒困境，一大班人被极少数人所操纵。我主张改造国民性，自然应从自己开始！鲁迅先生说：“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灭亡自不可取，爆发也很危险。要打破这恶性循环，就应改变这沉默的习惯！
那么，说吧！
饮者胡语
少年怀奇志，仗剑走江湖。
江湖少英雄，武林多风雨。
头破血流后，月残梦醒时。
醉卧枯藤下，幸有湘山居。
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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