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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刘青赌博成性，这些年光是赌“百家乐”，就已输了七十四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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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nonymous 在 众议院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茉莉：刘青的生活不奢侈，但是赌博
——我为什么离开“中国人权”（王渝访谈录）
前言：在中国人权组织十几位辞职的理事中，王渝是情况比较特殊的一位。她在2004年6月1日执行委员会会议之后，就一人单独提出辞职，比在2005年1月14日辞职的十位理事和荣誉理事，要早了七个多月。
一个外人不太了解的事实是，在今年初的大批理事辞职之前，中国人权组织里已经有不少优秀人才辞职。他们为什么都不约而同地，先后离开他们所热爱的人权事业？王渝——这个被认为是最奉献、最有爱心的理事，为什么要气愤地离开她义务工作了十五年的地方？茉莉就这些问题专门做了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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茉莉：王渝姐，就目前各方面揭发的问题来看，中国人权组织内部的问题比较严重。你长期在那里工作，难道就一直没有发觉问题吗？
王渝：我比较迟钝，但是感到中国人权的运作有问题，也很有了一段时间了，只是没有把它当作很严重的事情。
从谭竞嫦担任执行主任后，纽约办公室和香港办公室都陆续有人辞职，而且每个离去的人都满腔怨愤，几乎都给理事们发了申诉的信，有的甚至给理事会主席去信。这迹象已经显示出办公室主要负责人，如执行主任、主席，和一般工作人员之间缺乏沟通，逐渐偏离按照程序，共同探讨，以持平态度处理问题的方式。对于这些人的去职，理事们没有查询，执行委员会也没查询，更没有讨论，实在是过分掉以轻心。现在回想，很对不起这些早先离开的朋友们。
茉莉：要是能把早先辞职者的申诉信都找来看看，我们就能集中进行分析，这么多人拂袖而去的共同原因是什么。在那些人中，我知道的有曾经做出很大贡献的索菲亚，还有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司马晋先生，当时中国人权组织是怎样对待这些辞职者的呢？
王渝：司马晋的辞职，令我非常痛心，但是也没做出挽留的努力。他离去很久后，在一次执行委员会上，还有人称赞他处理财务的才干，为中国人权的财务做了非常好的安排（他担任treasurer之职）。他去职很长一段时间，他的名字都还留在一切文件上，办公室也不加以改正。也就是说他仍然有权可以任意处理财务。好在他是正人君子不会乱来。从这里可以看出办公室的管理有多大的疏漏。办公室窗明几净，华丽宽敞，人人埋首桌前的表象更反衬出内里的问题。但是，我那时仍然没有觉察。
索菲亚的离去，简直叫我伤心。她耿直不阿，实话实说的个性像这个组织的良心。她对中国的人权问题认识深刻，每每策划出精湛的报告。她善于招揽人才，又能让人发挥长处。她和国内许多人都建立深厚友谊，如王若水夫妇。她的离去是中国人权的大损失。
茉莉：不能容忍耿直不阿的杰出人才，办公室却铺张华丽得很，为什么一个人权组织要这样摆阔气？
王渝：当时我们搬到大上好几倍的新办公室，花大钱设计装潢，萧强很反对，说出许多理由，我觉得有他的道理。然而，同时我也觉得，搬了美丽的宽大地方，也许工作心情好效率高，也更有地方和各方来访者交流。
茉莉：是不是搬到豪华处所，工作效率就真的更高一点？
王渝：我一直觉得中国人权还是人少钱少时事情做得多，做得好。
这个新办公室倒是让我第一次醒悟到和刘青的分歧。有一天，我们一位在台湾的理事黄默来到办公室，想和办公室谈谈工作的事，交换看法。因为他和我是老朋友，所以也把我约了去办公室。他和刘青会面，谈工作时刘青一直无精打采，到他告辞时，刘青要带他参观还在装修的新办公室。这时刘青神采奕奕了，黄默则无精打采。到了新办公室那边，刘青滔滔不绝，还特地介绍地板的质料，我在旁边又生气又感到丢脸。
茉莉：你的那位老朋友黄默对此有何感受？
王渝：黄默一向性情温和。我从没听他对任何人用过重话，那天一跟刘青分手后，他对我说：“这个人怎么这样stupid！”虽然这是一件小事，但是出现在中国人权主席的身上，则体现出他的关注、方向和着重点所在。
茉莉：那么，你是什么时候注意到刘青的财务问题的？
王渝：2003年，不断有人讲“你们主席赌得厉害”。因为他们用了许多夸大的形容，这就使得我本能地不相信。后来一位理事来跟我商量，她说刘青赌博叫人担心。因为关于刘青一人专管的“人道帮助”，已经不断从各种渠道传来抱怨：没收到钱；要不到钱；给钱有交换条件等等。这位理事她把赌博和专管财务联系了起来。虽然我安慰她，说赌博的事不可能，心里则七上八下。后来确知了刘青赌博，我坐立不安。我想起2003年上半年，刘青曾一次从“人道帮助”拿出现金 25000美元的事。那次是谭竞嫦发现的，她认为问题十分严重，提了出来讨论。
刘青的生活不奢侈，他对搬新办公室那种兴奋，令我很吃惊。即使生活不奢侈，但是联系上赌博，再加上专管一个项目的财务，就不免启人疑窦。何况这财务又是为了安全，要保密，因此不对办公室公开，只由他个人决定，没有制度监督。从这里我们认识到制度的好处了：不只是制约人；也保护人。有了制度，刘青若是无辜就能依靠制度说明、证明。
茉莉：既然谭竞嫦也认为问题严重了，那么你们当时决定采取什么措施？
王渝：后来谭竞嫦还特地请会计师到执委会说明问题，执委会就同意让谭竞嫦一起签支票，而且到银行设了限制：以后最多一次只能取现金500美元。
茉莉：原来这笔“人道帮助捐款”是由刘青一个人管理，后来你们发现情况不对头，就想办法限制他了。
王渝：对，2004年1月9日的理事会上，我提出建立财务制度，要求刘青专管的“人道帮助”要有三个人共同负责。我衷心希望的是，刘青主动交出这个项目，让别人去负责。一个赌博的人专管这个项目实在不妥，因为他可以用维护安全的借口，而不公布帐目。为了刘青自己，为了中国人权，他都不该继续负责这个项目。
茉莉：你的建议是否获得其他理事的支持？
王渝：我在2004年1月理事会提议建立财务制度时，方励之赞同，他说民主体制中的做法就是不相信人，而相信制度。他还强调制度保护人的作用。郭罗基先生说：“你刘青即使不贪污，人们也可以合理地怀疑你贪污。”关于成立三人小组的事，郭罗基先生和我两个人一再坚持。
但是我也有糊涂的地方。我当时应该私下向理事会共同主席――方励之和鲍勃¡伯恩斯坦――说明真相。刘青的事固然他自己有错，但与办公室管理不善、执行委员会缺乏监督都有关系。
茉莉：你的辞职，与前办公室管理主任玮琳向理事会提出的申诉有没有关系？当时玮琳要求对刘青“侵犯她的劳工权和对她的人格侮辱”进行调查，并检举刘青财务不清的问题。请你简单介绍一下“玮琳事件”。
王渝：接下来的玮琳事件就更说明办公室的管理问题。谭竞嫦因为玮琳工作优秀，所以当玮琳搬往LA时，把她留下来，让她在LA继续为中国人权工作。后来玮琳和刘青合作不成，发展成劳资纠纷。玮琳写信给理事提出诉求，检举刘青在办公室的不当做法。执行委员会要求童屹和黎安友调查此事。调查结果证明玮琳所说属实，他们提出给予两个月工资，即8000美元作为赔偿，并且由办公室出一道歉信。刘青、谭竞嫦不愿写道歉信，参与调查和做出结论的黎安友接过来写。但黎安友后来写的信，也并没有向玮琳道歉，只是要她保证不向外透露内部消息，以换取她的赔偿。这也让我认识到黎安友的为人。
玮琳那里肯接受这种有条件的赔偿，她拒绝接受这8000美元。玮琳的事件你最好跟她做专访，非常能够体现出问题，多方面的问题。
茉莉：他们要求玮琳不能对外泄漏此事，到底害怕什么呢？
王渝：与会的斯卡特，是位美国律师。就是他建议随8000美元的赔偿附上一纸要求玮琳不准对外泄漏此事的文书。到底是律师厉害，他比我们先看到了办公室理亏，否则何必如此。他们的表现很叫我难受。这是欺负弱者的做法。哪里是一群从事人权工作者的表现！一个人权组织怎么能这样对待员工！而且是一个经过调查，认为办公室有错应该向她道歉的员工！
茉莉：难怪郭罗基理事在答复黎安友教授时，提醒他的这位老朋友，说黎安友的做法是“有损学者的身份的”。人权工作者本来是要在强权下保护弱者的，但这些有头有面的人，却在自己的办公室倚仗权势欺负弱者，夫复何言！
可否请王渝姐谈谈2004年6月1日执行委员会会议，这次会议是理事们半年前为健全制度而做出一次很重要的抗争，当时无声无息地流产了，导致你一个人单独辞职，此事一般不太为人所知。
王渝：2004年6月1日，我们开了一个很长的执行委员会。会上谭竞嫦拿出一份三位理事署名的信件，要求根据章程，召开理事会特别会议，立即纠正以往的疏忽，讨论主要官员的任命和任期问题。这封信其实应该有七位理事联合署名，不知为何谭竞嫦拿出来的竟然是只有刘宾雁，郭罗基和苏晓康三人署名的初稿。
茉莉：如果这封要求按章程办事的签名信在当时得到重视，就不会发展到半年后大批理事辞职了。当时这封信的命运如何？
王渝：你说的太对了。鲍勃¡伯恩斯坦（中国人权共同主席）把这信拿在手里摇晃，说了一句很不客气的话：“ We should let them know their position。” 译成中文，意思是：我们要让他们知道自己是老几。当他把信往桌子上重重放下时，我感觉是给了我一个耳光。刘宾雁、郭罗基、苏晓康三位理事都是我十分尊敬的人。于是我说：“有人说话比没有人说话好。一个组织都是沉默的大众，那就完蛋了。”
茉莉：伯恩斯坦先生这句话的态度比较蛮横，令人无法接受。他不但是给你一个耳光，也是给我们所有关注中国人权组织内部制度建设的人，打了一个耳光。
王渝：鲍勃平常待人很好。我想我的自尊心很强，再加上我对刘宾雁等三位理事的尊敬，让我非常受不了。而执委会上总叫我们这也不能说，那也不能说。刘青财务的问题也不能说。他们居然声称：谁向理事们泄露，就要采取法律行动。而刘宾雁等三位理事向执委会提出建议，却又得到这样的对待。
说到这里我想起方励之，身为共同主席的他，为了想把事情合理地处理好，他提出方案，费尽心力，受够委屈，结果只有灰心地辞职。还有林培瑞的信，那么诚恳，说之以理，动之以情。不也一样没用。许多人是以不同的方式做出过努力的。
茉莉：那么，郭罗基先生等人是否获得了答复？
王渝：这封建议信的事，谭竞嫦似乎也没给这些理事一个回答。详细情形，你问郭罗基吧。
茉莉：刚才我找郭罗基先生问了。他说，第二天方励之打电话给他，说这个提案可以列入2005年年度理事会讨论。因为要求保密，方励之先生并没有把会议的真实情况告诉郭罗基先生，例如李晓蓉当时都被气哭了的情况。后来，公布05年理事会议程的时候，也并没有把这个提案列入。这即是说，那个提案完全被置之不理。
茉莉：按照章程，理事会拥有该组织的全部权力，执行主任只是行使理事会委托的职权，但谭竞嫦这个执行主任，似乎时时凌驾于理事会之上了。
王渝：执行委员都是理事担任，在执委会中本来应该是与办公室共同工作，同时监督办公室工作，并向理事会负责的。我们现在却似乎要处处替办公室掩护隐瞒了。岂不成了中共的人大――橡皮图章了？
茉莉：刘青的财务问题最初不就是谭竞嫦发现的吗？为什么她后来却要帮着刘青隐瞒？
王渝：这件事让我发现谭竞嫦待人处事的反复无常，所以她后来的一切表现我都不奇怪。她能说出刘青是不可取代的这种笑话，你就可以知道她的思想水平。毛泽东就是因为被当做不可取代，所以他给中国带来那么大的灾难。
茉莉：因为他们什么问题都不准说，对理事会也要保密，你忍受不了这种黑箱，于是就提出辞职的吗？
王渝：早在2004年3月，我心里很难受，写了一封信给方励之。说到“现在办公室中的作风令我感到难受。我们以前开会常会发生争吵，但是都是只对事，而且人人平等。那时鲍勃也跟我们一样，我们没有因为他帮助找钱而对他特别，他也没觉得任何不对。这是鲍勃可敬可爱的地方。我甚至觉得我们那样对他，才是更尊敬他。可是现在不一样了。…………这样把鲍勃往上哄抬的做法是损坏他。难道我们要让这个原来可敬可爱的人发生质变吗？如果真成这样，那是我们没有尊重自己………。”
信里谈的是鲍勃，体现出来的是制度问题，中国人权内部已经失去了民主作风。我就是在这样的心情下决定辞职的。
茉莉：波恩斯坦先生为什么会发生这种质变，他个人的变化又怎样影响了一个组织的变质，这是需要严肃探讨的另一个题目。现在我只想知道，你在宣布辞职后，中国人权组织有没有派人挽留你？
王渝：完全不理睬。我的辞职，不是觉得自己太老或者身体不好，而是提出办公室有问题，而且我的辞职信同时发给了全体理事。办公室的这种态度，不仅连基本礼貌都没有，而且非常不负责任，更有甚者就是表示承认了我指出的问题。谭竞嫦爱把professional挂在嘴上，表示注重专业做法。她的表现往往不专业，亦即不professional！
茉莉：那就是说，他们根本不在乎你的离去。
王渝：我想是的。我几乎不晓得他们在乎什么。这次这么多中国理事，还有林培瑞，一起辞职，他们不也是不在乎吗？
茉莉：那么我就明白了，谭竞嫦巴不得你走，免得你多嘴多舌。他们已经财大气粗，可以拿钱雇人，不再需要你这个义工服务了。所以，在大批理事辞职之后，谭竞嫦们到处说这些理事走了好，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几个人就可以垄断，把这个渗透着许多苦难、许多人奉献的汗水的组织，变成他们利益集团获取更多利益的赚钱公司。
王渝：谭竞嫦确实如此，最好都是没意见的人。刘青应该不会这样对待我吧。
茉莉：这是一个组织的悲剧，酿成这个悲剧的是各种各样的人性弱点。本来，只有健全的制度才能制约人性之恶，但制度在中国人权组织里却无足轻重，敌不过金钱、权势和圈套。
这次我们就谈到这里，今后我们再继续探讨，把这个悲剧的因果揭示出来，这样做即使不能促使现存的中国人权组织改革，也能给将来想要做人权组织的中国人，提供一个前车之鉴。谢谢王渝姐！
触 目 惊 心 的 黑 幕 背 后
---- 总 结 “ 中 国 人 权 ” 丑 闻 的 十 大 要 害
【编者按】这是一份迄今为止最为完整的有关“中国人权”问题的总结报
告。同时，它对海外民运的“刘青现象”之七大特征也作了非常精辟的概
述。虽称它“最为完整”，但仍可能是“冰山一角”。希望各方有心人士
不断加以补充和完善，并译成各种语言文字进行发表。
（倪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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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大 致 命 弊 端 葬 送 了 “ 中 国 人 权 ” 公 信 力
（一） 巨 骗 狂 盗
每年以救济国内受政治迫害人士及其家属为名而募集的三、四百万美元经
费，实际被划归“人道援助基金”项目的却不到十万元，而“六四”死难
者家属仅获一万余元。王丹先生指出，“很多在国内的十分需要帮助的朋
友都表示没有收到过‘中国人权’的捐款”。林牧先生声明：自１９９９
年以来，西安、杭州、重庆、大同等地请求“中国人权”援助的人士均未
得到分文。狱中致残的陈龙德先生和罹患癌症的蒲勇先生，他们出狱后连
糊口度日的钱也没有，却被掌管“人道援助基金”的刘青置之不理。焦柏
固先生透露，被判刑的北京“网络四君子”每人仅获二百五十美元的捐款
，而杜导斌先生遭受迫害，“中国人权”竟未给一分钱，为此郭罗基先生
很生气。林培瑞先生说：“北京的朋友告诉我，‘中国人权’的基金被称
为‘刘青的钱’，徐文立的朋友拿不到‘中国人权’的钱。”
（二） 蜕 变 有 因
《中国人权２００３年财务简报》透露，“收入四百十六万美元，开支七
十四万美元，资产七百六十九万美元，负债三十四万美元”。从财务简报
上看，可供查询的开支仅七十四万美元，简直不可思议，其余至少在三百
四十二万美元以上的那部分开支则被刻意隐瞒，很可能被用于与“中国人
权”组织身份不符的用途。２００３年美国民主基金会资助“中国人权”
的金额为三十五万美元，只占全部收入的一小部分，另外的三百八十一万
美元来历可疑，与台湾情报机关难脱干系。２００１年以后，“中国人权
”每年的经费总收入突然比以往多了两、三倍，但与此同时，内部分歧却
日益加剧。自接受了具有特定政治倾向和要求的经费后，“中国人权”组
织的性质发生蜕变，背离了具有普世价值、非政治化的人权理念，“人道
援助”项目也形同虚设，被用来培植刘青的个人政治资本。
（三） 利 益 集 团
每年近三百万美元的经费预算，用于薪水和办公室的费用高逾百分之六十
，其余又以“合作专案”、“工作合同”等形式，与其它组织的成员进行
“利益分配”，从而形成利益集团。刘青的年薪高达八万美元，而他却声
称是听从了所谓“你若不给自己加薪，会影响下属的薪资收入”的建议。
执行主任谭竞嫦女士声称，他们的工资“在非政府组织中算是最低的”，
而且，刘青当主席十三年也不算长，因为在她认识的“非政府组织负责人
”中，就有人做了二十多年还在任。这位在“中国人权”屡次内部冲突中
总是袒护刘青的谭竞嫦女士与刘青有着利益关系，据韩佃矾先生透露，谭
的儿子在一家与“中国人权”有合约关系的公司上班。谭竞嫦女士玩弄程
序上的阴谋，封杀了众多理事罢免刘青的提案，导致“中国人权”组织分
裂，十二位辞职的理事被迫向社会撕开“中国人权”黑幕。
（四） 台 湾 插 手
“中国人权”组织建立初期，曾经聚集了一批愿为人权事业无私奉献的义
工，他们多为知名学者。据萧强先生回忆，“中国人权”在１９９１年底
时才筹到三万美元。但自１９９２年傅新元先生将主席一职让位于卖身投
靠台湾情报机关的刘青之后，台湾在美国的政治谍报网逐步控制了“中国
人权”组织。台方以“热心人士”或“捐款人”的身份，帮助“中国人权
”从台湾及西方国家的某些机构筹集到大量资金，给人微言轻的刘青撑腰
，为他取得独断专行的权力。公办室花费大量租金和行政费用，是为了帮
台湾“对外打交道”，强调“专款专用”。刘青等人对于从大陆出来的知
名民运人物，凡被认为“不能合作”的，都予“封杀”；听话顺从的，则
帮其获得“安家费”、“津贴”、“奖学金”或“研究项目”，推荐发言
和出书，被安排会见外国政要或访台，在国际间“为台湾发声”。
（五） 黑 箱 作 业
“中国人权”的组织章程规定，理事会拥有一切权力，每三年换选主席。
然而，刘青未经选举却占据主席职位长达十三年，仍抗拒罢免，还要再设
两年的“过渡期”，并指定谁来继位。在内部运作上，理事会的决定权和
监督权被完全篡夺，主席对执委会隐瞒公务，而执委会又向理事会作隐瞒
，还要不时追究“泄密”者的责任，俨然象一个间谍组织和保密机关。掌
权者蛮横霸道，任人唯亲，清除异己。为了给贪污渎职和监守自盗打开方
便之门，刘青一人即管钱又管账，旁人不得过问。方励之、刘宾雁、苏晓
康、于浩成、郭罗基、林牧、王丹、张伟国、丛苏、郑心元、王渝、黄默
、萧强、童屹、林培瑞等理事和荣誉理事不满被架空和利用，相继辞职而
去。他们指出，“中国人权”已经“从一个理想主义者创建的公益组织，
变成一个搞黑箱操作、无视章程法规的利益集团”。
（六） 弄 虚 作 假
童屹女士在查账过程中发现，“人道援助基金”的中文和英文账目不符，
竟相差八万美元。刘青后来虽补交了自己编的“收款人名单”来应付，但
仍然少了四万美元。王渝女士指出，刘青擅自利用“中国人权”的免税账
户，替某些人转账逃税，使“中国人权”陷入严重的税法问题。２００４
年“中国人权”的９９０税表显示薪资开销总额为二十七万五千五百四十
美元，其中刘青为三万五千美元（实际年薪八万美元，少了四万五千美元
）未如实申报。２０００年以后，“中国人权”租用办公室的开销从以前
的三万美元左右涨了两倍，达到每年九万多美元，但是，在列支管理费的
报表中，租用办公室的开销却仍然维持在每年三万美元左右。做假账的人
被告知，遭他们侵吞的钱大多来自一些不愿公开身份的机构（包括“白手
套”），这些机构宁可丢了钱，也不愿因牵涉诉讼而暴露其背景。
（七） 人 血 馒 头
通过结交美国的一些中国问题专家（如黎安友、林培瑞等）及情报、智库
等机构，来影响美国的对华政策和两岸政策，是“中国人权”组织长期的
着力点。它的另一项使命，则是配合美国国会抨击中国大陆的人权状况。
“中国人权”手里拿着一份中国政治犯的名单，并在适当的时候把“人权
个案”摆在美、中两国的外交纷争之间，作为双方讨价还价时的筹码。北
京当局对异议人士捉捉放放，换取美国的政策让步，少不了“中国人权”
等境外机构合奏一些杂音。为了不断打出“人权牌”，“中国人权”需要
不断有人坐牢，然后进行舆论炒作。这种奇特的行业通常被称为吃“人血
馒头”。然而“中国人权”在选择“个案”时，往往受到其派系利益的限
制（比如，刻意渲染魏京生案、刘念春案，回避徐文立案、王炳章案），
即使在反中国阵营内也无法形成共识，甚至经常挑起争端。
（八） 人 浮 于 事
设在香港的一间狭小房间里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十年来发表了
三千三百多篇新闻稿，但该机构只有一人工作，独立进行调查、写稿、发
稿，就连中英文打字和撰写英文报告，也都未请秘书帮忙。负责人卢四清
先生每天还要接听无数电话，回复上百封电子邮件，整理资料分类，编写
网站程序，编辑中英文文章上网，维护网站，去邮局和银行以及处理杂事
。相比之下，设在纽约帝国大厦的“中国人权”显得格外臃肿而庞大，它
雇用了十几名工作人员，十年来只发布了八百条新闻。在美国居住了十三
年却连简单的英语都不会讲的刘青，心安理得地领取高薪和津贴，过着奢
华糜烂的生活。他把大部分时间都花费在吃喝玩乐、遛狗、逛赌场，以及
勾心斗角搞内斗，或为某人捧场，或诽谤某人。为此，卢四清先生笑问刘
青：“可不可以不要那每年八万美元的薪水为你们组织做十年义工？”
（九） 买 办 民 运
方励之、郭罗基等十二名辞职的理事指出：“当中国本土的公民维权运动
在新世纪兴起和高涨之际，‘中国人权’麻木地置身事外。不仅如此，部
分理事以个人身份投入维权运动，竟被‘中国人权’负责人指责为‘伤害
了组织’”。高寒先生认为，“买办民运”的要害是对本土抗争和突发事
件麻木不仁，只对给钱的后台老板言听计从。“中国人权”和《北京之春
》就是“买办民运”。薛伟先生和钱达先生透露，《北京之春》每年为台
湾情报机关提供二百五十件情报，获取总计两亿元新台币的秘密经费。《
北京之春》为完成定额任务，与“中国人权”互通有无至关重要。岳武先
生在《是谁逼得方励之等人哑口无言十三年》一文中指出了“买办民运”
的后台：“谁？台湾！有钱！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秀才看见钱，大
眼瞪小眼！台爷叫怎么办咱就怎么办，台爷不让监督咱就看不见。”
（十） 相 互 敌 对
莫莉花女士致函“中国人权”，指出刘青“拉帮结伙，自立山头，相互敌
对”的问题，林培瑞先生深有同感，说：“一个领袖把团体变成他个人的
派系，敌视其它团体的领袖，结果使得为了共同理想参加团体的其他人全
部离开。直到现在我才了解到，‘中国人权’内部也产生了同样的问题。
”为了垄断“资源管道”，“中国人权”不择手段伤害民运，在向后台报
告谁“可合作”、谁“不可合作”时也往往挟带私心。许多民运团体在向
美国、台湾某些机构申请经费资助的过程中，都曾受到过刘青等人的攻击
，甚至被诬为“中共特务”。刘青向那些机构强调：“那些项目‘中国人
权’已经在做了，他们没有必要做重复的事，而且他们不可能做好。”由
于得不到在海外投身民运事业的经费资源，许多有影响的民运人物心寒之
余离开了是非圈，另谋生路。民运出了“王伦”，山寨就剩几个喽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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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心 险 恶 和 道 德 沦 丧 贯 穿 着 刘 青 的 发 家 史
（一） 家 族 经 营
出于“肥水不流外人田”的考虑，刘青授意胞弟刘念春拉几个人成立了“
劳盟”作为项目，吸纳海外经费。刘念春被捕后，“中国人权”竭力为刘
念春造势，向外界谎称“劳盟”成员有三百之多，还不时抛出一些诸如刘
念春狱中病危、刘家被北京国安局派人纵火之类的假消息来炒作。弟媳储
海蓝也成为刘青向国内发饷的代理人。为了给刘念春争一笔“杰出民运人
士”奖金，刘青还把黄雨川老先生气得中风。熟料刘念春出国后并不记恩
，很快从刘青克扣他人的援助款而为他买下的公寓里搬了出来，兄弟反目
成仇。此后，刘青老婆韩晓蓉的弟妹成为“中国人权”在国内的代理人。
刘青还把“中国人权”的经费转到“平等教育基金会”，韩晓蓉则从那里
领取工资。由于“中国人权”的金字招牌给纽约的政治庇护行业带来生意
，韩晓蓉的女儿便从潘琦玲女士的移民事务所领取工资，却不用上班。
（二） 谍 网 难 缠
“中国人权”搞国内调查、分发捐款是其本职，然而刘青却以此掩人耳目
，从事着与“中国人权”身份不符的活动。刘青给国内某些接受援助的人
士规定两个条件：一、必须经常提供情报；二、只能与“中国人权”独家
联络。北京的李海先生和湖南的张善光先生就因向刘青提供情报遭出卖，
先后被当地法院以“间谍罪”判处九年和十年徒刑。异议人士因“与境外
敌对势力联系”和“接受境外敌对组织的资助”而获罪是很不幸的，而刘
青又使他们陷于“为境外组织刺探、收集、出卖情报”的讼案中。“颠覆
政府”有时候是理直气壮的义举，而“背叛国家”即使在美国也是最遭人
谴责的一种罪行。当年魏京生受到“出卖情报”的指控，刘青为其鸣冤，
理由是一名电工不可能获得军事机密，然而二十年以后，当事人之一白天
祥先生（原法国驻北京大使馆三等秘书）却向外界证实了这项指控。
（三） 内 斗 悍 将
１９９８年王炳章先生闯关回国创建反对党，不幸被捕，刘青、胡平、胡
安宁趁王之危发起围攻，煽动不明真相的阮铭、王军涛、吴仁华、王鹏令
、胡立俊、常征、郭罗基、刘宾雁等人，通过曾慧燕女士在《世界日报》
上刊登“谴责王炳章”的联合声明，挑起海外民运内斗。１９９９年１月
，美国国会原拟举办“中国民主党”事件听证会，经刘青、魏京生力阻，
改为一般的中国人权状况听证会，并撤销王希哲、王炳章的发言资格，引
发刘魏与二王两派民运人士在听证会现场激烈冲突，轰动一时。刘青还指
使朱锐女士劝说各省的“中国民主党”成员退党。为了诬蔑卢四清先生是
“共特”，十年来刘青向国内打了上千通电话。此外，封杀那些对台湾干
预民运有不同意见的人士，也是刘青出击的动因之一。刘青还雇用了陈破
空、唐柏桥、魏泉宝、高平、陈立群等人监视和离间其它民运团体。
（四） 公 器 私 用
“中国人权”网站的“良心犯”栏目，在海外被称为“刘氏人权档案”；
“中国人权”的“人道援助基金”，在国内被称为“刘青的钱”。原因很
简单----刘青在行使“中国人权”主席职权时，参杂了过多的个人因素，
亲疏交恶一目了然，公器被他任意私用。许多著名的民运人物和政治犯的
名字无法在“中国人权”的网站上找到，只因为刘青与之曾有过结。“刘
青的钱”当然也是根据个人喜好来分发的，经常随便答应给钱，经办人焦
柏固先生不由抱怨：刚刚寄了几百，却又来电说刘青答应了几千，而那个
人什么事也没有，把“中国人权”当摇钱树了。几个酒肉朋友（如艾端午
等等）也从赌桌上向刘借钱，或用于还债，或收藏古董字画，也有去开洗
衣店、地板行、房产公司、按摩院、电脑店的。刘青对“公民议政”等组
织搞“利益输送”，也是为了把“中国人权”的钱变成“刘青的钱”。
（五） 自 甘 堕 落
岳武先生戏称“刘青家的狗比驴还大”，借以讥讽刘家的奢侈花费。“刘
青的钱”来之容易，惯得他出入讲究排场，消费讲究档次，摆家宴养门客
，充老大派头。前些年“刘青的钱”在股市里翻腾了几下没影了，这几年
在新泽西的赌场里“刘青的钱”经常博得满座喝彩。如今刘青见到那些满
脸穷酸相却自命清高的民运同仁就心生厌烦，只对款爷和“金主”套近乎
。久而久之，圈内便有了“刘青管经费----对赌场越慷慨，对民运越刻薄
”的说法。刘青一人包办的“人道援助基金”，没有收款人凭证，根本没
法查。不过储海蓝女士却在床第之间向张林先生透露：“他们给你三百、
五百，而在那边的名单上却填着五千、一万。你出去后就知道了。反正跟
着刘青，不用愁钱。”任畹町先生、杨周先生的钱被刘青吞了大半，结果
引发持久的争议。李洪宽先生叹道：真不知该如何给刘青写悼词。
（六） 蛮 横 霸 道
王希哲先生不同意刘青把卢四清先生诬为“共特”，他赞赏卢为国内各省
民运人士购买传真机的做法，刘青便衔恨报复，禁止王参加会议。刘青甚
至不允许王希哲先生挤在朋友的房内过夜，于是吴方城和杜智富只好连夜
开车把王送到刘晓竹先生那里。王质问刘青：“你是奴隶总管？我非要服
从你的鞭子？听从你的指挥？”刘青为了汇钱给妻妹，要小蔡用她的私人
支票支付，被拒绝后，刘就以要辞退她进行要挟，态度十分恶劣。办公室
管主任玮琳女士遭刘青猥亵和侮辱，刘拒绝道歉，却以多发两月薪水作条
件要她保密。刘青还对王丹先生的同性恋私生活横加指责，竟骂出“你知
道为什么你的咽喉炎和痔疮总是好不了？都是因为你不正当地使用自己口
腔和肛门”这种脏话。郭罗基先生参与提案罢免刘青，刘便针对郭个人提
出报复性反制提案。刘青还大骂储海蓝“不要脸”，将她赶出家门。
（七） 争 名 夺 利
刘青经常利用“中国人权”取得某次会议主办权的机会，按其个人恩怨排
列席次和发言顺序，分出所谓的“主流”来。王炳章先生、沈彤先生闯关
回国之后声名大起，刘青担心他们夺了“主流”风头，便处处作梗，不许
他们上讲台。刘青对其他许多知名民运人士向来是“寸席必争，寸金必夺
，寸怨必报”。他为魏京生、刘念春打知名度，实际上只是为了拔高自己
。名不见经传、不学无术的刘青，如果没有台湾某些机构插手，他在海外
民运圈内只是一个小角色。在人权事业上，刘青不是什么先驱、斗士或奉
献者，从未参与过人权组织的创建。１９９２年他加入“中国人权”是为
了从傅新元先生那里得到一份全职全薪的工作。刘青非但不学人权理论，
还把许多有影响的人权活动家都视为政治对手，竭力诋毁和排斥。总结刘
青把持“中国人权”以来的所作所为，可以看出他对民主运动的破坏性。
（倪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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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中国持不同政见人士在本土及海外创立人权组织的情况资料：
“中国人权同盟”（任畹町，１９７９年，北京）
“中国人权”理事会（傅新元，１９８９年，纽约）
“上海人权协会”（杨周，１９９１年，上海）
“保卫人权联合行动”（马少华，１９９２年，西安）
“中国劳改基金会”（吴弘达，１９９２年，华盛顿）
“人权呼声”全国委员会（鲍戈，１９９４年，上海）
“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卢四清，１９９５年，香港）
“中国人权观察”（秦永敏，１９９８年，武汉）
“中国大赦”（张先樑，２０００年，芝加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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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林牧先生辞去“中国人权”荣誉理事的声明》
励之、罗基、浩成、王丹等同仁：
我在２月１２日就给诸位连发两信，辞去“中国人权”荣誉理事的职务，
未见发表，不知何故？
刘青先生的滥权和腐败，令人震惊！我过去只听说“中国人权”每年有２
０余万美元经费，想不到每年开支竟有３００万之多。人道主义援助每年
１０万元，恐怕没有那么多。从１９９６年到１９９８年，我曾为西安、
杭州、重庆、大同等地的朋友申请过大量资助，１９９９年以后分文没有
，就连在狱中致残的杭州陈龙德和在狱中患癌症的四川蒲勇，出狱后全无
治病和糊口之源，刘青也置之不理。卢四清问题，自茉莉给丁子霖发信介
绍此人可靠，建议把香港人权信息中心作为“中国人权”的派出机构以后
，我们劝刘青接受茉莉的建议，他也不理。
“中国人权”这个机构，在经过改选、改制之后，还有其存在的必要。不
过在改制以后，我是决不参加了。因为我在２００２年３月就已经声明，
……（以后是乱码）
林牧
２００５年２月２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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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 ２００４年“中国人权”理事会成员名单：
方励之（中方共同主席，执委）、Robert Bernstein（美方共同主席，执委）、William Bernstein、Joseph Berman、Gregory Carr、郑心元、Scott Greathead（司库，执委）、郭罗基、韩东方、Sharon Hom（执行主任，执委）、胡平、Robert James、Harold Hongju Koh、Cheuk Kwan、Joel Lebowitz、Torbjorn Loden、李录、李晓蓉（执委）、Perry Link、刘宾雁、刘青（主席，执委）、Paul Martin、Andrew Nathan（执委）、Jim Ottaway、Nina Rosenwald、阮铭、Orville Shell、苏晓康、Anne Thurston、童屹（秘书，执委）、丛苏、王渝（执委）、Albert Waxman、Megan Wiese、萧强（执委）、张伟国。
名誉理事（无表决权）名单：
柏杨、张湘湘、Marie Holzman、黄默、林牧、陆铿、Robin Munro、王丹。
▲ ２００５年“中国人权”理事会成员名单：
Robert Bernstein（共同主席，执委）、William Bernstein、Scott Greathead（司库，执委）、韩东方、Sharon Hom（执行主任，执委）、Harold Hongju Koh、Cheuk Kwan、李录、刘青（主席，执委）、Christine Loh、Andrew Nathan（执委）、Jim Ottaway（执委）、Megan Wiese、胡平（执委）、李进进、Robin Munro。
名誉理事（无表决权）名单：
柏杨、张湘湘、Marie Holzman、陆铿、Joel Birman、joel Libowitz、Torbjorn Loden、Paul Martin、阮铭、Anne Thurston。
▲ “中国人权”理事会联络方式：
Tel：1-212-2394495
Fax：1-212-2392561
E-mail: [email protected]
350 Fifth Ave, Suite 3309, New York, NY 10118, USA
▲ 刘青联络方式：
Tel: 1-718-4594832
E-mail: [email protected] (Wang Ai)
63-84 Saunders Street，2K，Rego Park，NY 11374
▲ 十二位发表声明揭露“中国人权”黑幕的前任理事的联络方式：
方励之 [email protected]
郭罗基 [email protected]
黄默 [email protected]
李晓蓉 [email protected]
Perry Link（林培瑞） [email protected]
刘宾雁 [email protected]
苏晓康 [email protected]
丛苏 [email protected]
王丹 [email protected]
王渝 [email protected]
张伟国 [email protected]
郑心元 [email protected]
▲ 上述十二人之外因不满刘青而先后辞职的理事：
林牧、于浩成、萧强、Jim Seymour、Sophia Woodman、童屹，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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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 台湾“陆委会”联络方式：
Tel： 886-2-23975589
Fax： 886-2-23975285
E-mail: [email protected]
▲ 台湾“国安局”联络方式：
台北市邮政信箱28-165附7号“公共关系室”
▲ 台湾“军情局”联络方式：
E-mail: [email protected]
▲ “台湾民主基金会”联络方式：
Fax：886-2-27081128，886-2-27081148
E-mail: [email protected]
台北市大安区信义路三段147巷17弄4号
▲ “台独联盟”联络方式：
Fax： 886-2-23563542
E-mail: [email protected]
作者：Anonymous 在 众议院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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