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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陈丕显回忆录中关于60年大饥荒！看看假话可以造成的国害，能做个“汉奸”不容易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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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转帖：陈丕显回忆录中关于60年大饥荒！看看假话可以造成的国害，能做个“汉奸”不容易呀！ (347 reads) 时间: 2005-4-20 周三, 下午10:41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丕显回忆录中关于60年的大饥荒的片断：（本篇是陈丕显回忆录第三章第八节内容，陈在60年任中共华东局书记）

1967年10月23日，上海《解放日报》刊载了一篇题为《“陈海瑞”下闽西》、署名为“市委办公厅造反队钟卫东”的批判文章。这个“钟卫东”就是《支部生活》杂志造反派头头郑XX的化名，他在文章中不顾客观事实、强词夺理地对我大张挞伐，把我1960年春回闽西家乡调查研究，帮助当地政府和群众解决困难，说成是以“海瑞”自居，“为民请命”，站在地主、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反对“三面红旗”，配合彭德怀猖狂向党进攻；并以此作为我贯彻执行刘少奇、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和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证”。这篇颠倒是非的批判文章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蒙蔽了许多善良的人们，给我和我家乡的干部、群众以及我的亲友造成很大伤害。“四人帮”及其爪牙不仅以此狠批猛斗我，逼我承认“三反”罪行，使我蒙受冤屈，而且还以此为借口整我家乡的亲友和干部、群众，使许多人遭到迫害，有的被残酷批判斗争，有的被撤职。

实际上，这是“四人帮”及其爪牙有意栽赃陷害，他们把我和彭德怀同志的所谓“反党错误”联系在—起，以达到打倒我的目的。

那么，实际情况又是怎样的呢？这要从头说起。

1959年春，当时的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同志到华东局开会，考虑到柯庆施从未去过福建，便请柯庆施到福建去视察。柯庆施满口答应，却迟迟不肯动身。叶飞同志催了几次都未能成行。1960年春，叶飞同志又电请柯庆施南行。柯庆施看难以推却，就找我商量，要我代表他去福建看看。柯庆施对我说：“叶飞同志请我去福建看看，我拖了将近一年未能去成，最近他又来电话请我，我实在脱不开身。你是华东局书记，又是福建人，我想请你去福建看看，一来可以为我代劳，二来你也可以回家看看。你看如何？”未等我回话，他又以不容商量的口吻说：“我看就这样吧。我给叶飞去个电话，就说你是代表我去的，代表华东局的。然后你再和叶飞商量具体时间。”说完他又半开玩笑地说：“你多年未回老家了，这次回去可以‘衣锦还乡，荣归故里’了。”

自1937年坚持在南方的游击队组建新四军北上抗日之后，我已20多年未去福建了。说实在的，我还真想回去看看魂牵梦绕的家乡哩。特别是新近老家上杭县南阳公社副书记刘在春路经上海时，向我介绍了家乡的巨大变化，说到家乡亩产粮食跨《纲要》，达到亩产八百斤以上，群众不愁吃不愁穿。当时我就想，上海郊区的各方面条件都比家乡好多了，他们都未跨《纲要》，怎么老家都跨了《纲要》？据我小时候的记忆，粮食亩产一般只有二百来斤，多者也不过三四百斤，如今—下子达到八百斤，莫非真的出现了什么奇迹？我想起前些日子在家乡务农的大哥的来信，心中就十分疑惑。大哥在信中说，最近家乡缺粮严重，许多人已断粮，靠吃野菜充饥，他家也快要断粮了，要求给予经济支援。当时我就问公社副书记刘在春：“你说家乡这么好，没有骗我吧？”刘在春说：“我怎敢骗你呢！”一个说“不愁吃不愁穿”，一个说“野菜充饥”，相差十万八千里！我究竟相信谁才好？从当时上海和全国的情况看，地方正处在困难时期，有的情况十分严重。家乡情况如何呢？我真想回去看看这红色土地上的父老兄弟生活究竟怎么样。

经柯庆施这一说，我真的动心了。于是我就说：“既是这样，那我就代你去福建看看吧。”

1960年4月下旬，我和叶飞同志约好，在福建邵武县会面。在邵武会面之后，他因公务先回福州去了。我则从邵武经三明、永安、连城去龙岩。回到久别的福建家乡，一种亲切感便油然而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闽西北是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片红色土地和苏区人民为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当时我跟随毛主席、朱总司令、陈毅等老一辈革命家浴血奋战，对这片土地和苏区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我也常为自己生长在这个为中国革命作出重要贡献的地方感到无比自豪！此时，正值春暖花开之际，坐在车上看着窗外“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的锦绣春光，心中更是喜悦。过去战争岁月，戎马倥偬，无心欣赏什么湖光山色，不识它的真面目。此番一看，才发觉“闽山苍苍、闽水泱泱”，家乡是这样的美！可是当我看到沿途群众的生活之后，这种喜悦感便悄然消失了。一路上，我每到一地除了听汇报外都要去参观农民的食堂，到农民家里揭开锅盖看看，看他们吃的是什么。邵武、三明、永安的情况还好，尽管三餐的稀饭稀得可以当镜子，稀得“浪打浪”，但毕竟还有饭吃。可是一进入闽西境内，情况就十分不妙。许多人家家无隔夜粮，靠野菜充饥，群众叫苦连天。我的心情很是沉重。心想，上杭的情况看来好不了多少，我大哥反映的情况是真的了。说实在的，当时真有一种“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的情感。

4月30日，我在龙岩地委听取了地委、行署领导同志的工作汇报。他们汇报了闽西的大好形势，也说了存在的一些问题，其中提到有些群众生活有一定困难，但他们又把这归咎于这些农民瞒产私分。从他们闪烁其词、吞吞吐吐的汇报中，我深知他们怕戴上“右倾”帽子，不敢多谈问题。我初来乍到，对情况不是十分了解，所以也不便深问。我对地委、行署的领导同志说，我要回南阳老家去看看，在当地乡亲中作点调查研究，并提出了将召集干部、群众座谈会和烈军属代表座谈会，听听他们的意见。同时我又和他们定了三条纪律：一是轻车简从，不许宣扬，不准贴标语、敲锣打鼓迎送；二是不准铺张浪费，只准吃稀饭、青菜，不准吃干饭和鱼、肉；三是不准妨碍春耕生产。他们都同意我的这些想法和建议。

5月2日，我在地区行署代理专员李应槐、上杭县委副书记李升亮等同志陪同下驱车去南阳。由于从南阳到我家官连坑是乡间小道，不能行车，我到南阳之后便步行回家。当我路经田间时，便主动向正在劳动的群众问候，问他们生产、生活情况。他们异口同声地诉说没饭吃，吃不饱，饿得不能劳动。有人甚至大声地问我：“陈书记，现在是怎么搞的，弄得我们种田人没饭吃？”面对这样的责问，我心里真不是滋味。

在一片哀怨声中，我们一行来到官连坑，住到了我堂兄陈家梅的家里。事后才知道，我的两位兄弟为我回来住在哪里，颇费了一番心思。按理，我应当住在自己兄弟家里，可是我家住房年久失修，且又拥挤，两位兄弟实在挤不出能让我们一行七八人住的地方。后来还是我的堂兄陈家梅为他们解了这个难题。因为陈家梅前几年盖了新房，较干净、宽敞。

落座后，大家诉说了一番悲欢离合之情。之后，我便在村子里转了一圈，看望了一些乡亲。我离别了二三十年的家乡至今没有多大变化，眼前仍是一派衰微破败的景象。看到群众吃糠咽菜，有的瘦骨嶙峋、面有莱色，有的叫苦连天，我原先那份重返故乡的兴致早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却是痛心和内疚！解放十多年了，没想到农村仍然如此破旧，农民仍然如此贫困！

快吃晚饭时，我听说公社领导为我准备了一桌酒菜。我一听此情况，气就不打一处来，严肃地批评公社领导：群众吃糠咽菜，你却叫我吃肉喝酒，我能吃得下去吗？我要他们立即把酒菜撤去，只留米饭和一盘青菜，并重申从明天开始只准吃稀饭和青菜，不许吃干饭，更不准摆酒肉。实际上，这顿晚餐我基本没吃，因为看着家乡父老吃糠咽菜，我哪里还吃得下啊！

我回到家乡的消息不胫而走，众乡亲不约而同地来看我。许多人被县、社警卫的同志劝到了生产队食堂。我得知后就来到食堂看望乡亲。当我们来到生产队食堂时，村里及邻近村子的群众不请自到，一下子聚集了五六百人。我看人来了这么多，乱哄哄的，不好谈话，便请公社副书记陈从忠把原定第二天召开的群众会，提前到当天。这样既省得浪费大家的时间，我也可以听听大家的意见。陈从忠简单讲了几句话之后，我便请大家随便谈了起来。于是，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许多人不客气地问我，知不知道群众没有饭吃？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一位名叫陈从明的中年社员激动得爬坐在桌子上，喊着我的乳名大声说道：“春分妹子，我有很多话要对你说，就不晓得该不该讲真话？”

看着这位苦出身的乡亲这么激动，我深知他有许多话要说，便对他说：“你有话尽管讲。”

“我讲了真话，你走后公社会不会把我打成反革命呀？”

我望了望在场的地、县、社领导，说：“你反映真实情况，怎么会成反革命呢？”

接着陈从明便一五一十地诉说起来：去年发大水又下冰雹，粮食减产，可是公社却向上级浮夸说粮食跨《纲要》，并按跨《纲要》的指标来征购。我们完成征购任务之后，就没有多少粮食了。现在饭吃不饱，靠挖野菜充饥，许多人得了水肿病，射山村已饿死了十多个人。公社领导只顾扛红旗争先进，不顾群众肚皮，不管群众死活。说着又指着我说：“春分，你当那么大的官，究竟知道不知道群众没有饭吃呀？你知不知道我们快要饿死了呀？我们实在想不通，为什么会弄成这个样子啊！”

陈从明一席话，说出了许多群众积郁在胸中多时、想讲又不敢讲的话，引起了在场群众的强烈共鸣，全场顿时出现一片呼喊声：“陈从明说得对呀！”“陈从明说得好呀！”大家纷纷争相诉说饿肚皮的痛苦。

突然，一位头发花白、瘦骨嶙峋的老大娘跌跌撞撞地挤到厅堂中央，“扑通”一声跪在我的面前，抱住我的脚泣不成声。这突如其来的举动把我吓了一大跳，我赶忙用双手把她扶起来。定眼一看，原来是我的一位叔婆。我一边扶着她一边说：“三妹婆婆，你不能这样，我担待不起，受不了呀，你有话起来慢慢说。”

老人家站起来拉着我的手说：“春分，我这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婆从来都没有饿得这样透(厉害)呀！我一家饿得不行，上山采山苍子树叶碓糠吃，头都被碓打破流血呀！这样的日子怎么过啊！你要救救我们呀！”

老大娘的哭诉深深地感染了在场的群众，许多群众伤心落泪，会场上出现一片哭泣声。面对此情此景，我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的感情，辛酸的泪水刷刷地流了下来。

一阵悲戚、沉默之后，大家又诉说起来。大家说话很多，会议一直延续到深夜，大家仍不肯离去。后来在几位老人的劝说之下，大家才依依不舍地离开。

这一夜，我睡在床上愁肠九曲，辗转反侧，怎么也合不了眼。想着群众生活如此艰难，我又情不自禁地暗自落泪。第二天清晨，我便对弟弟陈家齐说：“老弟，我要走了。”我弟弟一再挽留说：“你好不容易回来一趟，多住几天吧，我们兄弟还没有好好聊一聊哩！”

我满腹心事地对他说：“昨夜，我一夜不曾合眼。现在大家没饭吃，我不能不管呀，我要向县里、地区和省里反映，尽快帮助大家解决困难。”

弟弟看我执意要走，十分内疚地说：“昨夜我坐在你对面，看你哭得像泪人一样，心里难过极了。你好不容易回来一次，我们没有好东西招待，还让你这么难过……”

说到这里，他已泪流满面、泣不成声了。弟弟趁无人之际，给我讲了一些情况：原来，在我回家之前，省里已给龙岩地委、上杭县委打了招呼，要他们做好接待我的准备。地委、县委分别作了研究，并通知了南阳公社党委。龙岩地委、行署派了民政局一位姓马的局长，在公社党委副书记陈从忠的陪同下到我老家官连坑，了解群众生产生活和社会秩序的情况，布置接待我的准备工作。当时，我家官连坑生产队和其他乡村一样，群众生活很困难，许多群众吃不饱，靠挖野菜、摘树叶充饥。马局长把这些情况向县里作了反映，县里随即拨了九千斤谷子给南阳公社安排群众生活，特别为官连坑生产队安排了七天的口粮，保证每人每天有三两大米。公社领导对大家说，陈丕显同志要回来视察，你们要多谈大好形势，不要叫苦连天给陈丕显同志增添麻烦。这话的含义，大家心里当然清楚。

随后，龙岩行署代理专员李应槐又专程到南阳、官连坑，和马局长一起帮助群众安排生产生活。县里给南阳拨粮的消息和李应槐专员来的消息不胫而走，结果传得走了样。与南阳毗邻的旧县、白砂等公社的一些社员群众，误以为我已到了南阳。许多群众匆匆赶来，挽着乞食的碗筷、竹筒直奔官连坑，见着李应槐专员，不分青红皂白，不管三七二十一，倒头便跪在他的面前，异口同声地哭着喊着：“陈书记呀，救救我们吧！我们没有饭吃呀！”一位群众当场哭诉说：“我家里人都饿死了，只剩下我孤独一人了，走投无路才出来讨饭吃呀，陈书记你大恩大德救救我们吧！”在场的公社副书记陈从忠见此情状，立即向前把下跪的群众扶起，劝他们说：“这位是地区行署李专员，有困难他可以帮助解决。”他说完随即写了一张纸条交给这批群众，叫他们到红专群众食堂去住宿。这些群众离去后，陈从忠遵照李专员的指示，赶回南阳公社去了。此时县委副书记李升亮和县委办公室主任刘礼也到了南阳。李升亮召集公社党委书记廖诚、副书记刘在春、陈从忠等人开会，研究如何向我汇报工作。他们最感头疼的问题是，粮食产量怎么汇报？经商量，他们认为，既然公社副书记刘在春在上海曾向陈书记汇报过粮食跨了《纲要》，那么这次汇报还是坚决大跃进，不能后退！紧接着，公社党委召集全社生产队到化成农场开会。由县委办公室主任刘礼给大家作报告，统一大家的思想和口径。他说，当前虽然群众生产生活有些困难，但整个农村形势还是很好的。南阳公社农业生产搞得好，去年亩产跨了《纲要》，是全县的先进单位之一，受到县委、地委、省委和中央的表扬，这是全县和南阳公社的光荣。然后，他又告诉大家，过几天，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同志要回南阳来视察，但他不可能接见你们，只能接见军烈属代表。希望大家努力生产，搞好春耕，不要给陈丕显同志增添麻烦。

听了这些情况，我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我们一行吃过早饭——稀饭配酸菜，就告别乡亲来到南阳公社，参加了公社召开的烈军属代表和基层干部会议。到会的有一百余人，把公社会议室挤得满满的。

会上，我简略地回忆了当年南阳人民跟着共产党和毛主席、朱总司令闹革命的光荣历史，向家乡人民和军烈属表示慰问，勉励大家继承和发扬光荣革命传统，特别是在当前遇到困难的时刻，更要发扬当年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跟着共产党、跟着毛主席，以坚强的毅力克服困难，互相帮助，发展生产，渡过难关，把家乡建设好。接着我便请大家发言。

我刚刚讲完，军烈属代表刘富玉便抢先发言。她说：“我们公社在‘三面红旗’照耀下，形势一片大好，粮食亩产800斤，跨了《纲要》，群众生活比过去好多了……”她的发言引起许多干部、代表的不满，不少人摇头叹气，有的干脆说：“刘富玉呀，你现在还在为公社吹牛皮，你不觉得脸红吗？”

在众人纷纷指责下，她才不得不结束了那背诵式的发言。事后我才得知，原来她是按公社领导的意图抢先带头发言的，以起示范、导向作用，发言的内容也是公社领导事先授意的。结果却是适得其反，被大家哄了下来。

接着一位叫黄则智的白发老人发言。他毫无顾忌地说：“有人说我们公社的粮食亩产800斤，除非把田里的泥土挖起来凑数！我们的实际产量不过是二三百斤，公社领导不是不知道，为什么还要这样吹牛皮呢？这是因为干部为了争取先进，可以提拔当官。他们昧着良心汇报，却苦了我们老百姓。现在群众吃不饱，不少人筛糠、摘树叶当饭吃。丕显，我们真不明白，人民政府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种田人连饭都吃不饱呀？”

其他代表的发言，也纷纷指责县、社领导“只顾扛红旗，不；顾群众饿肚皮”。

面对于部群众的尖锐批评，在场的县、社干部个个面面相觑、低头不语，十分尴尬。我则心情沉重，十分难过。按理，县、社领导在群众的批评帮助之下，应当感到内疚和觉醒、勇敢地与官僚主义、浮夸作风决裂。可是，他们却无动于衷。

烈军属代表会议之后，公社党委在公社后楼会议室召开党委扩大会议，向我汇报工作情况。

公社党委副书记刘在春仍按前几天县、社两级领导统一的口径向我汇报。当汇报到南阳公社去年粮食跨《纲要》，亩产800斤时，我实在是忍无可忍了，严肃地说：“老刘呀，你在上海对我说，我们公社粮食亩产800斤，跨了《纲要》，我听了之后就很怀疑，对你说，上海郊区各方面条件比我们公社好，他们都没有那么高的产量，我们公社反而有，你是不是在骗我呀？这几天，群众对你们的批评已经够多、够尖锐了，就差没有指着你的鼻子骂了。可你今天还说亩产800斤、跨《纲要》，到这个时候了还要骗我呀！”“老刘，我问你，南阳公社的群众没饭吃你知不知道？南阳公社究竟饿死多少人，你知不知道？”

刘在春被我问得无言以对，面红耳赤。

接着，我又对他和其他干部说：“你们不知道，那我来告诉你。昨天，许多群众向我反映，射山村已饿死了十多个人，还有其他村子也饿死了一些人，你们说是不是呀？”

刘在春被我追问得低下了头，伏在桌子上大声哭起来，哭得很是伤心。

我心里明白，他不敢说实话，是因为心里有难言的苦衷。当时的风气就是那样，谁说假话、大话，谁就是“革命”，能得到表扬，当上先进；谁说实话、真话，谁就跟不上形势，小则挨批评，重则被打成“右倾”，甚至被开除党籍。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舆论宣传影响和“反右倾、拔白旗”的政治压力下，要说实话、真话，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看他哭得那么伤心，知道他心里内疚和委屈，就安慰他说：“你不要哭了，错了就错了嘛。这事不能全怪你，有的是上面压下来的。”

接着，公社党委的其他同志都对我说了实话。南阳公社有两本账：一本是实际产量，一本是“争红旗”的假账、浮夸账。正是由于报了假账、搞了浮夸，带来了高指标和高征购，购了群众的过头粮，结果导致群众缺粮、挨饿、饿死人。

5月4日上午，我回到母校——南阳龙田书院，即后来的龙田小学参观。当我们走出校门口，路经洪田村时，只见数十个衣衫褴褛、拖儿带女的群众跪在路旁，大声哭喊着：“陈书记呀，我们没有饭吃，快饿死啦，请求政府救救我们啊！”

见此情状，我慌忙躬身把他们一个个扶起来，心情沉重地对他们说：“你们的困难，政府已经知道了，政府正在想办法帮助大家解决困难，渡过难关。你们要相信党和政府。你们回去把春耕生产搞好，这样才能自救。”

几位老者捧上手中的糠菜，塞给我说：“陈书记，你尝尝我们吃的是什么？”我和秘书、警卫员各自拿了一块，掰了一些吃了，那谷糠和野菜的滋味真是又涩又苦，叫人难以下咽。看着眼前这几位瘦骨嶙峋、面黄肌瘦的老人，我心如刀绞，泪水忍不住又淌了下来。我吩咐秘书把这些糠菜带回上海去，以后一直放在我的办公室里，作为警示。到了南阳公社所在地时，我又拜访了一些过去的亲友、同学，听到的都是一片哀声和叹气，群众给我们尝的、看的也都是糠菜，我又吩咐秘书把群众吃的树叶和野菜多带一些回上海市委康平路办公室去。

说实在的，要不是这次回家乡，亲眼目睹群众生活的悲惨，我是很难想象家乡的群众生活会艰难到如此地步。南阳是闽西闻名的老革命根据地，也是当时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方，南阳尚且如此，其他地方更是可想而知了。出现如此严峻情况的原因，主要是我们的政策和干部的思想、作风等人为的因素造成的。这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当时我思想斗争也是很激烈的。因为它涉及到一个当时非常敏感的问题，即如何坚持“三面红旗”的问题。1959年，“庐山会议”才刚刚开过，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还没有结束。如果我再反映这些问题，是否也会被扣上反对“三面红旗”的帽子，被打成“右倾”呢？但是我又想，作为一名党的负责干部，眼看为革命作出过极大贡献的老区人民如此挨饿，甚至饿死，我能熟视无睹、不闻不问吗？思来想去，我觉得自己应当按党性办事，实事求是地把这些情况向党组织反映，尽快地帮助老区人民解决这燃眉之急，渡过难关。为慎重起见，我得按组织原则办事，采取逐级反映和汇报的办法，以争取各级党政领导的关心和支持。

常言说“民以食为天”，“人是铁，饭是钢，一天不吃饿得慌”。那几位老人凄楚的神情、哀求的眼光，更增添了我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面对如此严重的饥荒，我再不能犹豫了。回到公社后，我立即改变计划，马上离开南阳去上杭县城。公社几位领导一再挽留多住几天，我对他们说：“现在乡亲生活这么困难，我住不下去呀！这个责任，不全在你们，我要去上杭、去龙岩，向县委、地委和省委反映，回上海之后还要向华东局和中央反映，以引起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重视，尽快采取措解决群众生活困难，否则会饿死更多人。我们怎么对得住老区人民啊？”

几位公社领导都说，看着群众没饭吃，饿死人，他们心里也难过、也着急，早就想反映，但是又不敢说。

我很理解他们的心情。

离开南阳之后，我又顺路到闻名全国的才溪公社(乡)调查了一番。公社领导大概知道了我批评南阳公社领导的情形，所以比较真实地向我反映了群众生活的困难和饿死人的情况。

到上杭县委时，我把一路上了解的情况向县委作了汇报。县委领导也比较如实地介绍了全县缺粮情况，并一起商量解决的办法。县委领导反映，他们存粮有限，无力解决这么大的困难。我便对他们说：“如果你们地方解决不了，我就向叶飞司令报告，请求省里帮助。”

随即我又赶到龙岩，向龙岩地委作了汇报，龙岩地委也反映了全区的情况，说全区普遍缺粮，上杭、长汀、武平、连城最为严重，饿死不少人了。

于是我便提议把各县县委书记请来，汇总一下情况。

各县委书记来了之后，都谈了情况，统计了缺粮人数，浮肿、生病、饿死人的数字。据当时统计，全区七县，除龙岩、漳平两县情况稍好之外，其他五个县缺粮情况十分严重，全区已饿死8 000人左右。我和大家一起商量，到夏粮登场之前，按“瓜菜代”、“低标准”的要求，以每人每天一斤谷子计算，除地区和各县自筹解决一部分粮食之外，需要请求省里支持1 300万斤原粮(稻谷)。

我用电话把这些情况向叶飞同志作了通报，请求省里对龙岩地区的情况引起重视，并支持龙岩地区l 300万斤稻谷，以解决燃眉之急。福建省委和叶飞同志对我的汇报很重视，立即作了研究，并决定马上拨给龙岩地区l 300万斤稻谷。福建省委还对全省的情况作了解，给全省其他缺粮的地县也拨了粮食，使全省的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变。

对福建省委和叶飞同志的重视和支持，龙岩地区的干部群众都十分感激，许多人听到这消息之后，激动得直哭，都说共产党好。有的干部群众还说是我救了他们的命。这话显然是不合适的，但我心里明白他们之所以这样说，是出于对党的深厚感情。当然，我能为老区人民如实反映情况，帮助他们解决困难，自己也感到欣慰。半个多月来的沉重心情和思想负担似乎一下子减轻了许多。

到上海之后，我把了解的情况都告诉了柯庆施，并把带回来的群众吃的糠菜和树叶给他看了，同时我还对他说，我要把这些情况书面向中央汇报。柯庆施虽然反应冷淡，但还是说了一些客气话。他对我说，我调查很深入，解决问题的办法也是对的，福建省委和叶飞同志的态度和做法是好的。他对我要向中央反映情况没有表示不同意见。

不久，我便把调查的情况和解决问题的办法书面向周总理作了汇报。不久，周总理到上海时当面表扬我做得对，他说，他看了我的报告后，心情很沉重。他对闽西老区人民有深厚感情，说我为闽西人民办了一件好事。他还说：“中央很重视你的报告，已要求各地要深入到群众中去调查研究。帮助群众解决生活困难，搞好生产自救。”

遗憾的是，福建省委拨给龙岩地区粮食后，龙岩地委个别领导同志认为情况没有这么严重，迟迟不肯要这些粮食。实际上是他过去向上面吹了牛，结果露了馅，感到下不了台，不好意思，怕影响今后的前程。到后来情况越来越严重，饿死的人越来越多，群众知道省里已拨了粮食，却盼星星盼月亮一般盼不到，纷纷提意见。这时，他才不得不要了粮食。结果迟了一个多月时间，全区多饿死了几万人！事后，我听到这个消息时，气愤之极！我们有些干部确实是太不像话了，为了个人的名誉地位，竟然连老百姓的死活都不顾！更使人气愤的是，这位同志对此事至今讳莫如深，竭力否认！

“文革”中，“四人帮”及其爪牙抓住这件事大做文章，故意颠倒是非，把我明明做得对、做得好的事说成是以“陈海瑞”自居，是同彭德怀“穿一条裤子”，配合彭德怀“向党猖狂进攻”，是漏网的彭德怀“死党”云云。

可笑的是，他们已定了我的罪，给我罗织了许多罪状，然后再派人到闽西去调查，搜集我的材料。更为恶劣的是，他们为了置我于死地，竟然无中生有、捕风捉影地捏造了许多罪名。当时我在村子里遇到了一个地主分子，说了几句家常话，他们便说我是和地主富农分子“勾勾搭搭”，为他们“鸣冤叫屈”，进而又上纲到“站在地主资产阶级的立场上”。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以王XX为组长的闽西调查组到南阳搜集整我的材料时，遭到当地干部群众的强烈反对和抵制，他们便恼羞成怒，肆虐迫害他们。

调查组一到南阳公社、官连坑村，就到处涂写、张贴“打倒陈丕显”、“陈丕显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陈丕显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丕显是老反革命、叛徒”等。当地干部、群众就偷偷地把这些标语撕掉、铲掉。调查组指责公社领导人，并要公社追查谁干的，还要揪出后台，可是群众根本不予理睬。他们仍不肯罢休，下令撤掉我侄儿陈配如的公社文书职务，要他接受审查；接着又把我弟弟陈家齐的大队长职务撤掉，还解除我侄儿陈坤如民办教师的工作，退回大队劳动。他们将我大哥陈家忻传到调查组住地审问，要他揭发交代我的“罪行”。我大哥据理力争说：“我弟弟十三岁参加革命，后来在红军、新四军里革命几十年，大家都说他做得对，做得好！他1960年回家救了许多人的命，群众都说他不忘本，是救命恩人。只有你们这些人说他如何如何坏，我们根本不相信你们所说的。要是他真的像你们所说的那么坏，我倒要怨你们组织上怎么把他教坏的。”调查组的人员一听拍桌大骂我大哥是老顽固，强令他反省、交代。有一天传审时，调查组人员写一张揭发陈丕显罪行材料，要我大哥签字。他一看就怒不可遏，说这份材料是胡说八道，坚持不签字。调查组人员强迫他签，他就把材料撕得粉碎，塞进嘴里要咽下去。调查组人员立即上前卡他的脖子，卡得他脸色发青，但他仍毫不示弱地将纸团吞到肚里去。结果招来调查组人员的一顿毒打。

我远房堂弟陈融生所遭迫害就更重了。“文革”前他在上杭溪口中学任教，“文革”开始后因出身地主家庭和在南平市中学任教时的“莫须有”问题被揪斗。调查组到闽西后，要他揭发我的问题，他拒绝揭发，调查组就指使造反派百般折磨批斗，多次毒打他，打得他遍体鳞伤。1970年上杭革委会政治组又发文诬陷他是“通过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丕显私人关系，混进我县教师队伍的坏分子”，宣布开除出教师队伍，遣送回家监督劳动。这种不公正的对待使他身心受到极大伤害。一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他才得以彻底平反，至今他六十多岁了仍孤身一人。“四人帮”制造了多少人间悲剧啊！

调查组在我家乡调查了多时，由于当地干部、群众的强烈反对和抵制，他们没有捞到什么材料。当地干部、群众都说我1960年回家乡为人民反映了真实情况，解决了群众的许多困难，为群众做了好事。对于这些，他们根本听不进去，仍然颠倒是非诬陷我“反对三面红旗”，“站在地主资产阶级立场上向党猖狂进攻”。

从这个冤案可以看出，坚持实事求是、讲真话是多么不容易！要不是粉碎“四人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平反了冤假错案，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还有多少人要受冤屈啊。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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