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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与刀 (4)

peacemaker

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1676

经验值: 24408

标题: 菊与刀 (4) (233 reads) 时间: 2005-4-09 周六, 下午9:44

作者：peacemaker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第二部分
第14节∶各得其所各安其分(3)
一般人的客厅里都会摆着与六、七个最近去世的先人的灵牌，人们在这里祭拜祖先，表达对先人的怀恋和尊敬。在日本所有社会阶层中，人们每天都要通过这种方式来祭祀过世的父、母、祖父母以及其他近亲。佛坛前会供有食品，佛坛上供奉的是类似墓碑的灵牌。曾祖父、曾祖母的墓碑上的文字如果已经无法辨认，也不再有人去重新刻写它们，三代以前的墓地甚至会被人们快速淡忘。日本的家族联系很淡薄，也许与西方，比如法国的家族最相近。

因此，日本人的“孝道”主要是局限在朝夕相处的家庭成员间的。充其量只包括父亲、祖父，以及伯父、伯祖父及其后裔，范围就包括在这个圈子内，每个人应该根据自己在这个圈子里的的辈分、性别、年龄来确定自己的位子。豪门望族的家庭成员圈子可能大点，但往往会分成几个独立的支系，然后次子再另立门户。在这个小的家庭成员范围内，对每个处于不同位置的人应当承担什么样的义务有着明确的规定。只要长者还把持家里的事物，对他们就必须绝对服从。甚至今天，一个自己几个儿子都已成年的男子，在他父亲还未正式隐退之前，无论干什么都必须向年迈的父亲请示，获得他的允许。哪怕孩子已经三十、四十岁了，父母还是要一手包办他们的婚姻。父亲作为一家的男性之长，用餐时他首先拿筷子，沐浴时也是他先去洗，全家人向他毕恭毕敬地行礼他则只需点头受礼。在日本有一则流传极为广泛的谜语，用我国的解谜形式来翻译则是∶“为什么儿子让父母明白自己也有错的时候就像要求和尚头上蓄发一样?”(佛教僧侣必须受剃度)答案是∶“不管怎么想，绝对不可能。”

“各安其分”不仅包含着辈分的差别，而且也包含着年龄的差异。日本人在说自己非常困惑时，常说“既不是哥哥又不是弟弟”，就像我们说的∶“既非鱼又非鸟”一样。在日本人看来，一个人只有保持如兄长一般的气魄，他在社会生活中才能如鱼得水。因为长子往往是继承者。去过日本的旅游者们往往会提到“日本的长子从小就拥有的责任感。”长子拥有与父亲相差无几的特权。在过去，弟弟肯定不久就会成为依赖长子的人。现在，特别是在农村和乡镇，按古老规矩长子留在家中，弟弟们受到更多的教育，到社会上去闯荡取得更多的收入。但古老的等级制观念仍然根深蒂固。

甚至在现今政治论坛上，在大东亚政策的讨论中这种遗留下来的兄长观念也表现得淋漓尽致。1942年春天，陆军省一个中佐发言人就共荣圈问题作了如下的发言∶“日本是他们的哥哥，他们是日本的弟弟。这一事实要使占领地区的人民们都明白。不要对被征服者太体贴了，否则他们会非常依赖日本，以至对日本的统治产生不好的影响。”换言之，在做决定时，哥哥觉得怎样对弟弟好就怎么办好了，在这件事上不必过分考虑弟弟的意见。

不论长幼，一个人在等级制中所处的位置还和他的性别有关。日本妇女走路时要跟在她丈夫身后，因为她的社会地位比丈夫低。即使她们穿上西服，和丈夫并肩而行，进门时走在丈夫前面，一旦换上和服，就必须退到后面。在日本家庭中，女孩子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礼品，关怀和教育费全被兄弟占有。即使有几所为青年女性开设的高等学校，那里的课程也是以教导礼仪和举止规范为重，在智力训练上根本没法与男性学校相比。这种学校的宗旨无非是给那些上流家庭出身的女学生讲授一点基本的欧洲语言常识，以便他们在帮丈夫整理完书籍后，能正确地插入书架，放回原处。

但是，与亚洲其他的国家比起来，日本妇女还是拥有很大自由的。而且这也不单纯是日本西化的一种表现。比如，她们不像中国上层妇女那样必须缠足，她们不必始终藏在闺房里，他们可以自由进出店堂，在大街上行走等等，这些都让印度妇女羡慕不已。在日本，妻子掌管全家收入和支出的比例。钱财短缺时，她就把家当送进当铺。家庭主妇管理着家里佣人的事物，对儿子的婚姻也有很大的决定权。当了婆婆以后更是一把持家好手，对儿媳呼来唤去，仿佛忘了自己前半生也是一个唯命是从的媳妇一样。

在日本，由辈份、性别和年龄的关系而造成了极大的特权。但是，与其说这些爱行使特权的人是独断专制，倒不如说他们是受整个价值体系的影响。一般父亲或兄长要对全体家庭成员负责，包括活着的、去世的，以及将要出生的。他必须做出重大决定贯彻下去。不过，他的权力不是无限的。他的行动必须对全家的荣誉负责。他必须使儿子及弟兄们能牢记该家族的遗产，包括精神遗产和物质遗产，并要求他们配得上它们。即使是一个农民，他也是祈求祖先能够保佑他的崇高事业的。他的阶级地位越高，他对家族承任的义务越多。家族的责任和使命往往是要高于个人自己的要求的。

不论门第如何，遇到重大事件时，家长都会召集全体家庭成员，通过开会讨论来决定。比如，一个有关订婚的会议，家族成员可能会从老远的地方赶来参加。大家都对事情有发言权。因人而有轻重。一位妻子或弟弟的意见也可能被采纳。户主倘若无视众人意见，独断专行，则会很难堪，当然，在有关自己的前途和命运时，个人可能不会完全对会议的决定从命。但是，那些一直以来都完全服从家族会议决定的长辈们，会使出浑身解数要求晚辈们也像自己当年一样地服从决定。与普鲁士传统中那种男子对妻子和小孩的专横权利比起来，日本人这种做法的合理性在法律上和习惯上都与普鲁士的不同。它的强制性并不因此而削弱，但效果则不同。日本人在家庭生活中并不学习尊重专制权力，也不会轻易养成对专制权力屈服的习惯。无论要求多么苛刻，每个成员都必须服从家族会议的决定。因为这个决定与每个人的利益生死攸关，因为家族意志要求每个家族成员必须忠诚与服从。

第二部分
第15节∶各得其所各安其分(4)
家庭是日本人学习等级制思想最早的平台，人们通过家庭的学习把自己个人对等级制思想的认识固定下来，并为以后的政治、经济活动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在日本，不论这个人在一个团队中是否真正具有支配权力，只要他的位置在既存的“等级体制”中高于自己的位置，那么人们就要对这个人表示“服从”和“尊敬”。即使是夫妻之间，或兄长之间，在正式场合妻子和弟弟也不能对丈夫或兄长怠慢无礼。这种由等级制思想所规范的人与人之间的界限不会因某个有能力的人的出现就消失，尽管这个人可以在幕后控制、引导事态的发展；同样，等级制规定的各种礼节仪式也不会为了迎合眼前当权者而有所改变。等级制依然是不可侵犯的。这种现象有时甚至会给人们提供一些策略上的便利，比如出生卑微的人也有可能掌握实权，虽然很可能在当时的情况下他更多的是身不由己。日本人在与家人交往的过程中懂得∶要果敢地做出一项决定，其最令人信服的理由无非是向众人表明这么做可以维护家族的荣誉。这种决定并不是那些专制家长的心血来潮，也不是通过铁腕强加于人的。日本的家长更像一位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受托人，这些财产对所有的人来说都非常重要，它要求每个人的意志都服从规范的要求。虽然日本人在家庭中很少使用暴力，但人们并不因此就不尊重、不服从家长的要求，也不会因此就冒犯身份地位比较高的人。同样，家庭中做主的也并非都是些强硬的人。总的来说，每个家庭中的等级思想、行为规范还是可以很好地延续下来的。

美国人处理人际关系的方式与日本人完全不同，因而对上面提到的日本人家族中等级思想和等级作法很难接受，也很难形成一种强烈的感情共鸣。日本家族中有一种相当牢固的连带性，这种连带性如何获得，是本书研究的课题之一。同时，更重要的是∶要想理解这种等级思想在政治、经济生活等其他领域对人的要求，首先就必须认识到日本人是如何在家庭生活中养成这种习惯的。

等级思想对日本人生活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家庭生活中，也体现在阶级关系上。日本历史上一直都是一个等级森严的阶级社会。一个有着几个世纪等级制习惯的民族，既有其重大的长处，也有其重大的短处。等级制一直是日本有文字历史以来生活中的准则，甚至可以追溯到公元七世纪。那时，日本已经从无等级的中国吸取生活方式，使之适应其自身的等级制文化。在七世纪到八世纪的时候，日本的天皇及官员们都被中华民族的绚烂文化深深吸引，因而他们决定要用中国的那种高度文明来充实日本的文化事业。他们以无以伦比的巨大精力进行这项事业。在那以前，日本连文字都没有。七世纪时，日本采用了中国的表意文字来记述它自己那种与中国完全不同的语言。在那以前，日本有一种名叫四万神的宗教，它保佑山岳、村庄，给人们赐福。这种民间宗教历经无数变迁，延续至今，这便是现代的神道。七世纪时，日本大规模地从中国引入佛教，使其成为“保护国家的宗教”。在此以前，不论官方还是私人，日本都没有巨大的永久性建筑。于是，天皇仿照中国的京城建造了新的奈良城。日本各地还仿照中国式样，建造了许多壮丽的佛教伽蓝(寺院)和僧院，天皇采用了使节们从中国学来的官阶品位和律令。在世界历史上，很难在什么地方找到另一个自主的民族如此成功地有计划地汲取另一个外国文明。

不过，在刚开始的时候，日本就未能复制出中国的那种无等级的社会结构组织。日本所采纳的官爵，在中国是授给那些经过科举考试合格的行政官员的，而在日本却授给了那些世袭贵族的封建领主。这是日本等级制的主要组成部分。日本有许多半独立的藩国，而各个藩国间又相互警惕对方的实力。因而许多当地的社会习俗都是与领主、家臣及侍从的特权紧密相关的。中国的文化如中国的官僚行政制度、以及那种将从事不同职业的人凝聚起来的宗族观念等虽源源不断地输入到了日本，但却最终未能取代日本人以等级观念为核心的生活方式。日本人也不能接受中国人那种世俗皇帝的观念。日语中将皇族的人称为“云上人”，其意为只有有皇家血缘关系的人才能继承皇位。在中国经常改朝换代，但在日本却一次也没发生过。天皇神圣不可侵犯，天皇的臣民也是不可侵犯的。日本天皇及其宫廷大臣们当时把中国文化引入中国的时候，肯定无法想象中国在这些方面做了哪些安排，也想不到中国人对他们作了哪些改动。

因此，尽管日本吸收了中国文化的各种精华，但这些文明不过只是为世袭领主与诸侯间的冲突扫清了道路。随后几百年的时间里，世袭领主与诸侯间为争夺国家的统治权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八世纪末叶，贵族藤原氏掌握了大权，将天皇的权力实行了虚设。后来，封建领主们纷纷反对藤原氏的统治，整个日本陷入了内战之中。动乱中，著名的源赖朝征服了所有的对手，并自封为“将军”，成为日本的实际统治者。“将军”的全称是“征夷大将军”，与日本其他惯例一样，只要源赖朝的子孙才对其他封建领主具有控制权，并将这种特权世袭下去。现在的天皇已是徒具虚名，没有任何实际的行政权力，唯一的重要性仅体现在将军必须接受他的象征性的封赐这一礼仪上。实际权力掌握在幕府手中，为了保持自己的统治，他们对那些不肯服从的领地用武装加以.。每个封建领主，又称为“大名”，都有完全受命于自己的武装家丁，即“武士”。动乱时，这些武士随时准备挑战敌对的大名或最高统治者将军的“地位”和权威。

公元十六世纪内乱不断。经过几十年的浴血奋战，伟大的武将德川家康击败了所有的对手，在1603年成了德川家族的第一位将军。这种将军特权世袭了约有二百六十多年。1868年，天皇与将军的“双重统治”被废除，德川政权宣告结束，日本进入了近代时期。在日本历史上，漫长的德川时代往往被视为最重要的时期之一。因为它实现了日本国内几代人以武装求和平的梦想，并大大影响了为德川氏政治目的服务的中央集权制度。

第二部分
第16节∶各得其所各安其分(5)
德川家康曾遇到过一个非常棘手的难题，至今仍未找出一个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在内战中，一些大藩的藩主曾公开反对他，并且直到最后惨败才俯首称臣。这就是所谓“外蕃”。德川家康曾允许这些大名继续拥有自己的领地和家臣，并在自己的领地享有最高统治权。但是，这些大名们却不能享有德川家臣的荣誉，不能在幕府担任任何重要的职务。重要职务会一律保留在嫡系大名，即内战中拥护德川者的手中。为了维持这一困难的政局，德川家康首先采取的方法就是防止各个藩主们积蓄力量，组成任何可能威胁将军统治的联合力量。为了维持日本的和平和德川氏家族的统治，德川氏不但没有废除封建体制，而且还强化了这一体制并使它更加牢固。

日本的封建社会对阶层的划分极为复杂，每个人的身份地位都通过世袭的方式固定了下来。德川氏更加强化了这一制度，并且规范了各个不同阶层的日常行为。每户人家必须在门口张贴明示自己阶层地位和世袭身份的标志。他的衣着、食物以及居住的房舍，都要遵守世袭身份条款的相关规定。在皇室和宫廷贵族之下，日本还有四个世袭等级，其顺序依次是士(武士)、农（农民）、工（工人）、商（商人），最下的是贱民。贱民中人数最多、最为人所不齿的是“秽民”，即从事各种污秽职业的人。他们包括清道夫、掩埋死囚者、剥取死兽皮及制革者等。他们是日本社会的“不可接触者”，或者更为准确地说，他们根本不被当作人看。人们对他们居住的村庄视而不见，甚至连他们居住地方的道路在国家地图上也没有标注。这帮人生活极为贫困，他们虽也从事一些贸易活动，但他们却被排斥在正式社会组织之外。

与处于社会最底层的贱民相比，商人的地位仅比他们好一点。也许美国人对这种现象实在无法理解，但这在封建社会中却是客观存在的。商人与整个封建制度是格格不入的。因为当人们开始重视商业，经济贸易活动蒸蒸日上时，封建制度就有衰亡的危险。十七世纪时，德川氏颁布了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未曾有过的闭关锁国政策，这从根本上破坏了一个国家商业的发展。日本曾经在中国和朝鲜的整个沿海地区进行过海外贸易，商人阶层的规模也逐渐扩大。为了阻遏这种趋势，德川氏规定∶凡是建造或驾驶超过一定大小规模的船只的人，都要处以极刑。准许建造或驾驶的小船，既不能航行到大陆附近，也不能运载商品。由于关税壁垒，国内贸易活动也受到了严格的限制，藩界都各设有关卡，严禁商品自由流动。至于商人的日常生活也有相关的法律对其进行了规定。《奢侈取缔令》中规定了商人应穿戴什么样的衣服、佩带什么样的雨伞、操办婚礼丧礼时花费的最高限额等等。商人和武士不能住在同一个社区。当商人受到特权阶层如武士的羞辱时，法律不会对商人的正当提议进行保护。当时的日本之所以能够发展，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市场经济。而德川氏却企图把商人置于低人一等的地位，这在当时的市场经济下无疑注定是要失败的。

德川幕府极力将武士和农民打造成维持封建社会安定最中坚的两个阶级。在德川家康最终平定内乱之前，杰出的将领丰臣秀吉就已经用著名的“缴刀令”，完成对武士和农民这两个阶级的分离。德川家康收缴了农民的武器并规定只有武士才有佩刀的特权。武士不能再兼作农民、工匠或商人。即使是作为寄生阶级中最底层的武士也不能从事生产，他必须靠从农民的赋税中抽取的俸禄维生。大名把征收的谷米按份额分给每个武士家臣。武士无须考虑生活来源，他完全成了仰赖领主者。在日本历史的早些时期，封建大名与手下武士之间的牢固纽带，是在各藩国之间兵连祸结的战争中结成的。在天下太平的德川时代，这种纽带变成经济性z质的了。日本的武士与中世纪欧洲的骑士不一样，他们既不是拥有领地和农奴的小首领，也不是有钱的士兵。他们是依靠俸禄生活的人，而在德川初年他们俸禄的额度就按照其家族的地位高低决定了。这份俸禄并不充足。根据日本学者估计，整个武士阶级的平均俸禄与农民的所得相差无几，只够维持基本生计。更头疼的是，这份微薄的俸禄有时还要和其他的家族继承人来分享。结果，选择做武士实际上限制了自己家族的繁荣。对他们来讲，最令人难堪的莫过于承认威望实际上是建立在财富和派头的基础上的这一事实。所以，他们给自己立下的信条是，俭朴是人的最高美德。

农民、工人、商人这三个阶级一般被称为“庶民”，而武士则不同，它不属于“庶民”，并且与庶民间还有着巨大的鸿沟。武士的佩刀不单单是起装饰的作用，同时它还是其特权和阶级的象征。他们可以对平民使用佩刀，这在德川时代以前就已经形成传统了。德川家康所颁布的法令中也规定∶“对武士无礼或对上级不逊的平民，应立刻被斩。”不过，这也只不过是旧的规定罢了，它根本没有考虑到要在平民与武士阶级间的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德川家康的政策是完全建立在严格的等级规定之上的。庶民阶级和武士阶级直接听命于大名，归大名直接统率。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这两个阶级各处在不同的社会阶梯上，每个阶梯从上到下又各有一套自己的法律、法规、统治权限以及相互间权利义务的具体规定。两个阶梯之间的人有不可逾越的距离。随着形势的变化，两个阶级之间需要一座沟通的桥梁，但这种沟通本身并不是封建体系的固有组成部分。

在德川时代，武士不再只是与刀剑为伴，他们还日益成为藩主的理财专家和精通古典能乐、茶道等各种风雅艺术的人。他们处理所有文字工作，并通过巧妙的手腕来实现藩主的意图。在两百年漫长的和平时间里，个人舞刀弄剑的机会非常有限。就如商人不顾严格的等级规定而致力于追求高雅舒适的城市生活方式一样，武士虽然也时刻准备浴血奋战，但在这个过程中也发展了各种风雅艺术。

第二部分
第17节∶各得其所各安其分(6)
虽然法律上没有明文规定农民不应受到武士的欺辱、虽然政府每年都征收沉重的赋税、并对他们的生活设定严格的行为规范，但他们还是有些安全保障的。比如，农民对农田拥有所有权，而在日本，有土地就意味着有威望。德川统治时期禁止土地永久转让。与欧洲封建主义不同，这条法律并不是要保障封建领主的利益，而是为了保障每个耕作者的利益。农民非常珍视这种对土地的永久拥有权，他们子子孙孙都在这块土地上耕作、不辞辛苦、无怨无悔。农民阶层就向阿特拉斯一样，他们的辛勤劳动养活了大约二百万的寄生阶级。这其中包括将军府官员、大名府官员以及武士等等。他们要交实物税，也就是要将一定比例的收获上缴给大名。同样是水稻农业国，暹逻时代的传统赋税是百分之十，而德川时代的日本则是百分之四十，而实际交纳的还要高。在有些藩中赋税则高达百分之八十。此外，还经常会出现强迫劳动役和无偿服务的情况，这在很大程度上消磨了农民的精力和时间。同武士一样，农民自己也限制家庭人口的数量。整个德川时代，日本全国人口基本没有太大的变化。在这么一段相当长的和平时期之内，一个亚洲国家的人口能基本保持不变，这足以说明那个时期的统治状况。不论是寄生阶级还是劳动阶级，政府都对两者实行斯巴达式的严格控制。人与人之间，以及下属与上级之间有着相当大的依赖性。人们都很清楚自己的义务、权力及位置。如果这些原则遭到破坏的话，最贫困的阶级就会进行反抗。

极度贫困会使农民起来反抗。不仅要反抗封建领主，而且还要反抗幕府当局。在德川氏统治的二百五六十年间，农民起义的次数不下一千次。主要原因并不是由于“四公六民”的传统重赋，而是要抗议累增的赋税。在实在无法忍受的状况下，他们就会成群结队涌向藩主表示抗议，但是请愿和谈判的程序却是井然有序的。农民们写好请愿书，然后递呈给藩主内臣。如果请愿书被内臣扣压，或者藩主置之不理的话，他们就派代表去江户把状子呈送给幕府的将军。在一些有名的判例中，都是农民在江户城内的大道上拦截幕府高官的车子，直接呈递状子以保证折子不被扣压。尽管农民呈递状子要冒极大风险，但幕府当局收到状子后会立刻开始着手调查，并很快宣判，并且判决结果有一半是对农民有利的。

然而，幕府当局对农民上访事件的看法却是∶农民的抱怨可能是正当的，国家对他们意见的重视也是可取的。但是，日本人对法律和秩序的服从程度还是差强人意的，农民起义的领袖们已公然违反了等级制的严峻法令。尽管最后判决结果对农民有利，可不容忽视的一点是∶农民起义者的行为已经破坏了必须忠贞这一基本法律。因此，不管他们的出发点如何正确，他们也应被判以死刑。甚至那些农民也应该一同受刑。被判处死刑的人虽然被他们视为英雄，但处刑那天，当人们聚集刑场，亲眼目睹起义的领袖们被投入油锅、砍头或是被钉上木架时，在场农民们却没有进行暴动。这就是法令，这就是秩序。人们可以在事后给那些被判死刑的人建祠立碑，奉他们为殉难烈士。但他们必须受到惩处，因为这是他们所赖以生存的等级制法律的核心。

简单地说，德川幕府历代的领导人都在力图巩固、强化各藩的等级结构，以便使每一个阶级对封建领主产生深深的依靠感。每个藩中，大名居于等级制的顶端，因而他对属下可以行使特权。将军最主要行政职责就是控制大名，他必须采取一切手段来防止各个大名之间结盟或推行侵犯计划。各藩藩界上也设有哨所关卡，对过往行人严格查验，严禁“出女入炮”，以防止大名私运妇女出境或偷运武器入境。不得到将军的许可，大名不能联姻，以防止导致任何政治联盟的危险。藩与藩之间的通商也受到阻碍，甚至彼此之间不能架桥。另外，将军不时还会派出一些密探来了解各地大名财政收支情况，一旦发现哪个一藩主的金库充盈，将军就会要求他承担巨额的土木建筑工程，以此来消耗他的资金。在各种规定中最出名的一项就是，一年当中，大名必须在京城(江户) 住上半年。当自己返回领地的时候，也必须把自己的妻子留在江户(东京)作为将军手中的人质。通过这些方式，幕府确保了自己的权威，并加强自己在等级制中的统治地位。

当然，由于将军也是由天皇任命来执掌政权的，因而在这个拱形的等级制权利结构中，将军并不是最重要的力量。但在日本的幕府时代，天皇和他的世袭贵族们大都隐居在京都与世隔绝的深宫中，因而没有什么真正实权。天皇的财政来源甚至还没有一些大名多，宫廷中的一切仪式也要严格地遵守幕府的规定。尽管如此，即使是最有权有势的德川将军，也从没想过要改变这种由天皇和实际统治者共同实行双重统治的局面。双重统治在日本有着深厚的历史根基。从十二世纪起，将军就常掏空天皇的实权，自己以天皇的名义来统治这个国家。曾有一个时期，这种双重统治的现象极其突出，以至于天皇把实权托付给一位世袭的世俗首领，而这个世俗首领又将权力的行使权交给了自己的政治顾问。这种权力的委托和再委托是非常普遍的。即使在德川幕府即将崩溃的时候，佩里将军也没有想过要咨询一下天皇的意见，他们早已忽略了天皇的实际存在。1858年，美国的第一任驻日本大使哈里斯(Townsend Harris)在和日本进行第一个通商条约的谈判时，也是靠自己在谈判中的慢慢摸索才发现这些实权者的背后原来还有一位天皇。

第二部分
第18节∶各得其所各安其分(7)
实际上，日本人关于天皇的概念与太平洋各岛上持有的皇帝思想是一样的。天皇是神圣的精神首领，可以参与政治，也可以不参与。在一些太平洋岛屿上，皇帝自己行使权力；而在另一些岛屿上，皇帝则将权力委托给别人。但是皇帝本身是神圣的。新西兰各部落中，神圣首领是神圣不可冒犯的，以致不能亲自取食而必须由专人奉食，这奉食的汤匙都不许碰到他那神圣的牙齿。他外出时必须由人抬送，因为凡经他神圣的双脚接触过的土地都自动地成为圣地，而归神圣首领所有。他的头部尤为神圣，任何人都不可触摸。他的话可以传达到部落诸神的耳朵里。在某些太平洋岛上，如萨摩亚岛、汤加岛，神圣首领与世俗生活完全没有关系。世俗的首领掌管一切政务。十八世纪末到过东太平洋汤加岛的詹姆斯．威尔逊(James Wilson)写到那里的政府时说，它“和日本最为相似，在那里，神圣首领是军事将领的某种政治犯”。汤加岛的神圣首领不参与政务，但却把持宗教仪式。他摘下园中的第一颗果实并亲自主持相应的仪式，然后，人们才能吃园中的其他果实。精神首领去世时，讣告时要说“天堂空虚了”这样的话。死后，他一般会葬入王墓，但他却从不处理政务。

虽然在政治上毫无实力，并且有时还被称为“国家的某种政治犯”，但在日本人的思想中，天皇在等级制中是应该占有“一席之地”的。对日本人来说，衡量天皇身份的尺度并非是要天皇积极参与世俗事务。在征夷大将军统治的长达几个世纪的年代里，日本人始终坚持认为天皇应该深居在他京都的宫廷里。只是从西方的观点看来，天皇的作用才是多余的。而对早已习惯等级、地位、角色思想的日本人来说，天皇的作用并非是多余的。

上自天皇，下至贱民，近代日本都深深地打上了封建时期等级思想的烙印。毕竟，从法律上讲，日本封建统治的消亡不过是七十五年前的事情。而对个人来说，那种根深蒂固的民族习惯在人的一生中都不会消亡。在下一章中我们将看到，虽然国家的目标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近代日本的政治家们仍在竭尽全力地谋划希望能够把等级制度保存下来。与其他主权国家比起来，日本在定位自己与世界的关系时，就连最具体的细节也会认真考虑进去，仿佛是在绘制一幅精密的地图一样。两个多世纪以来，这个世界的法律和秩序都是靠铁腕和强权来维持的。因而，日本人认为只要严格遵从这个严密等级体系的行为规范，日本的安全和稳定也就有了保障。只要人们在公认的界限范围内行事，只要日本人严格地履行自己的义务，那么日本还是可以信赖这个世界的。那样的话，刁民贼党就能够得到平息，各个大名之间的内战也会得到制止。如果民众们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自己的权利受到了别人的侵犯，那么他们也可以像农民受到剥削时一样公然上访。虽然这样做个人可能要承担一定的风险，但这种做法却是得到大家公认的。在幕府统治时期，有些开明的将军甚至还设立了“控诉箱”，这个箱子的钥匙只有将军一个人有。任何公民如有疑意，都可以向控诉箱投抗议信。在日本，如果一方受到另一方的侵略，而这种行为又是被现存行为规范所不允许的话，那么被侵略的一方就会得到国家全力的保护。因而人们都非常相信行为规范，并且认为只要自己遵守它，就一定会获得安全。一个人的勇气、亲和力是体现在与现存规范是否一致上，而不是体现在他对现存制度的抵抗或修改上。在这些规范许可的范围内，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可知的、可靠的世界。这些规范并不只是一些抽象的道德准则，它们也是一系列具体的行为准则∶它规定了在这种场合应如何行事，在那种场合又该如何行事；武士在这种情况下该如何办，平民在这种情况下又该如何办；兄长该如何，而弟弟又该如何等等。

与那些长期生活在强有力的等级制统治下的民族不同，日本在这种制度下并没有变得温良顺服起来。重要的是要承认，日本各个阶层都受到某种保障。甚至贱民阶层也得到保证垄断他们的特种职业，他们的自治团体也是经当局认可的。每个阶层所受的限制很大，但又是有安全保证的。

日本的等级限制还具有某种灵活性，这点与印度十分相似。在日本，你可以在不破坏公认的常规的前提下，采用一些小技巧来适度对等级制度有所利用。一个人可以通过好几种办法来改变自己的身份等级。在市场经济下，放高利贷的人和商人必然会富裕起来。当他们富裕起来后，就会使用各种传统的方法来跻身于上流社会。比如他们可以利用典押和地租而变成“地主”。的确，有明文规定不许买卖农民的土地。但是，更重要的原因恐怕是由于日本的地租很高，因此让农民继续在土地上工作是对地主最有利的，而高利贷者们则通过对土地收取佣金来获得收益。这种土地“所有”权在日本是有名有利的行业，而这些土地“所有”者的子女们则通过与武士阶层通婚而变成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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