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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菊与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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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菊与刀(一)   
所跟贴 菊与刀(一) -- peacemaker - (8595 Byte) 2005-4-08 周五, 下午11:44 (272 reads)
peacemaker






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1676

经验值: 24408
文章标题: 菊與刀(2) (98 reads)      时间: 2005-4-08 周五, 下午11:46
作者：peacemaker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第一部分
第5節︰目的—了解日本(5)
因此，這是一本闡述日本習慣的書︰人們覺得日本的習慣應該是什麼樣的，或是說人們覺得日本的習慣就是什麼樣的。它將談及日本人在哪些情況下希望能得到恭維，在哪些情況下則不希望；他們什麼時候會感到慚愧，什麼時候會感到尷尬，以及他們對自己都有哪些原則、要求等等。本書所論述的事項，要說最理想的論據，恐怕就是那些平凡的街頭巷尾形形色色的清談者了。這並不意味著這些人都會親自置身于書中提及的那些特殊情況，但他們都會承認在那種情況下他們會如何如何。之所以這樣進行研究，目的是要勾勒出日本人靈魂深處指導他們思考、行動的態度。也許最終這本書都不能完全達到這種目的，但這是此書追求的目標。

研究者在研究中很快就會發現，對一些現象的研究，即使再增加更多的材料，也不能保證它的確鑿性。譬如，一個人應在何時向誰行禮，就沒有必要對每個日本人都進行統計研究。這種常識問題，任何一個日本人都可以向你說清楚，只要有幾個例證就行了，沒有必要通過成千上萬的日本人獲得一致的結論。

而如果研究者想弄清楚影響日本人生活方式的理論前提條件，他的工作就遠比統計證實工作艱巨得多。人們迫切需要明白的是，這些公認的習俗和判斷是如何形成日本人賴以觀察現實的鏡片的；他們必須闡述日本人的理念如何影響他們觀察人生的焦距和觀點，同時他還必須努力使那些用完全不同的焦距來觀察人生的美國人也能听得明白。在這種分析工作中，最有權威的參照物和標準就並不一定是“田中先生”——普通日本人的代稱了︰因為“田中先生”並不能說清楚自己的觀點，何況在他看來，為了能讓美國人理解而寫的那些解釋無疑是過分的累贅。

目前，美國人對社會的研究，很少注意研究文明民族文化所賴以建立的各種理論前提。大多數的研究者都認為這些理念是不言而喻的。社會學家和心理學家大都只關注意見和行為的“分布”，他們的研究方法大都是統計法，他們通過對大量調查資料、調查答卷、交談者的回答、心理學的測試等等，進行統計分析，想從中找出某些因素的獨立性或相互依存關系。在對輿論進行調查時，可以在全國範圍內實行抽樣調查，這種科學的方法現在美國已發展成完善的體系。通過這種方法，就可以了解對某一公職候選人或某項具體政策有多少支持者或是反對者，支持者或反對者又可以按鄉村或城市、低薪收入或高薪階層、共和黨或民主黨來進行分類。在一個實行普選、並且由國民的代表起草頒布法律的國家里，這種調查結果具有實踐的重要性。

美國人可以用投票方式來進行民意調查，並掌握調查情況。但他們之所以能這樣做，是因為有一個十分明顯卻無人道破的前提條件︰那就是他們都熟悉美國生活並且認為它的存在是合情合理、自然而然的。通過這種調查往往能告訴我們很多我們還不太了解的情況。要想了解一個國家，首先必須對這個國家國民的習慣和觀點進行系統的定性研究，然後輔以投票的方式才能有效。通過審慎的抽樣調查，可以了解支持政府和反對政府的人各有多少。但是，如果事先不弄清楚他們對國家本身抱有什麼樣的理念，抽樣調查結果又能告訴我們什麼呢?只有在清楚了他們頭腦中國家的概念之後，我們才能弄清各種利益集團在街頭或國會中到底在爭論些什麼。公眾對政府所持的觀點,要比標志各政黨支持率的數字更具普遍性、而且也更持久。在美國，不管是共和黨還是民主黨，都認為政府是一種凶惡的東西，它限制個人的自由。對美國人來說，除了戰時狀態外，政府官員的社會地位並不比其他民間事業職員的地位要高。這種國家觀與日本人之間的差別懸殊巨大，甚至與歐洲許多國家也大不相同。我們首先必須了解的正是日本人的國家觀，以及這種觀點是如何反映在風俗習慣上，如何反映在對成功者的評論上以及民族歷史的神話、慶祝民族節日的詞曲中的。通過系統的研究，我們可以從這些間接的表現中發現日本人的國家觀。

在研究選舉時，我們往往會精確地知道贊成票、反對票各佔百分之幾。同理，我們對某一民族的生活態度以及他們所贊同的解決問題的方式，也應進行仔細、詳盡的研究。日本正是這樣的國家，她的基本觀念十分值得我們研究。我確實發現，一旦我們弄清了西方人的觀念與日本人的人生觀有什麼差別的話，並理解他們所使用的一些範疇和符號，那麼西方人就不會再覺得那些原本很怪異的日本人還是那麼離譜了。我開始明白，為什麼日本人會把原本很急劇的變化看作是和系統一致的組成部分。我能試著分析原委了。當我和日本人一起工作時，我會發現那些原本覺得怪異詞句和概念，現在卻一躍而變為具有重大含義、且充滿情感的東西了。他們的道德觀、罪惡觀同西方人所理解的有著巨大的差異。他們的價值體系是獨特的︰既不是佛教的，也不是儒教的，而是既包含了日本人長處也包括日本人不足的，日本人自己的。

第一部分
第6節︰戰爭中的日本人(1)
⊙在戰爭中，日本人認為救助受難者是完全沒有必要的。在撤退的時候軍醫甚至會先把傷病員全部槍殺，或讓他們用手榴彈自殺。在我們看來，日本人對同胞簡直犯了虐待罪。

每種文化都有自己一套對戰爭的獨特看法，不管這些看法間的差別有多大，其中還是有一些在西方國家看來都是相同的。例如，當吹起號角的時候就是在動員大家要全民皆兵了；當局部戰役失敗後往往要鼓舞士兵的士氣；當戰死和傷亡人數達到一定比率時就應該考慮投降；以及和文化同源的其他西方國家作戰時，在對待戰俘問題上應遵循哪些公認的行動規則等等。

在對戰爭的看法上，日本人與西方人的真正不同在于日本人的人生觀以及他們對人所應當承擔的責任的看法。在系統研究日本人的文化及其行為時，我們不必過多考慮他們關于戰爭的觀點與傳統西方的戰爭觀點之間的差別，盡管其中的某些差別可能會影射出日本人的性格特點，而或許這個特點正是我們所不了解的。同理，我們也不必特別考慮這種差別在軍事層面上是否重要。

日本人評判戰爭正義性的標準與美國人是完全不一樣的，它對國際形勢的判斷也與美國人不同。美國把戰爭歸因于軸心國的侵略，認為是日本、意大利、德國三國的非法入侵破壞了國際和平。美國認為︰當軸心國佔領了滿洲國、埃塞俄比亞和波蘭時，他們實際上是在推行壓迫弱小民族的罪惡政策；他們踐踏了“讓自己生存、也讓別人生存”的公認的國際準則、或者至少是侵犯了“門戶開放”的原則。而日本對戰爭的看法卻是截然不同。他們認為︰只要各國都擁有絕對的主權，整個國際社會就會處于一種無政府狀態之中。因而，日本必須為建立一種等級秩序而斗爭。這個歷史使命只能由日本來完成，因為只有日本才是唯一的真正的自上而下等級制的國家，也只有她最了解“每人都擺正自己位置”的必要性。日本國內已經實現了統一和和平，平定了叛亂，建立了公路、電力、鋼鐵等基礎產業設施。據日本官方數字統計，日本百分之九十九點五的青少年都接受了義務教育。因而，在這種情況下，它應該幫落後的友鄰之邦中國一把了。同時，又由于“大東亞”各國同屬一個人種，因而日本應該首先把美國從這一地區趕出去，然後再來收拾英國、俄國，讓他們“滾回到他們該呆著的地方去”。各國都是國際等級結構中的一環，環環相扣從而形成一個統一的整體。在下一章中，我們將談談這種等級思想在日本文化中所具備的深層次的含義，這種等級思想是符合日本人口味的。然而，那些被日本佔領的國家並非也這麼想，這可能是日本最大的不幸了。即使戰敗後，日本仍認為從道德角度講不應該排斥“大東亞共榮圈”的理想。另外，日本戰俘，即使是最不好戰的士兵，也很少指責日本政府所勾勒的對大陸和西南太平洋地區的戰略構想。今後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內日本都將繼續繼承這種幾乎與生俱來的“大東亞共榮圈”思想，其中最重要的是對等級制思想的信仰和崇拜。對崇尚平等的美國人來說，這些思想可能是陌生的、是不可思議的。但我們必須清楚了解等級制對日本意味著什麼，等級制在凝聚日本民族時起了哪些積極作用。

同理，支撐日本取得勝利的基礎也與美國一直所理解的不同。日本叫嚷著日本必勝，宣揚精神必將戰勝物質。他們說︰美國是個大國，軍事實力確實優越，但這算得了什麼?!這些都是我們早就知道的，根本不應放在心上。人們可以從一份發行量很大的報紙上看出一些苗頭。《每日新聞》上經常會刊登這樣的句子︰“我們如果害怕數字就不會開戰。敵人的豐富資源並不是這次戰爭創造的。”

即使是在日本打了勝仗的情況下，日本的政治家、高級統帥以及軍人們都反復強調說︰“這次戰爭並不是軍備的較量，而是日本人崇尚精神與美國人崇尚物質兩種觀念的較量。”在美軍打了勝仗的時候，他們還在反復地說︰“在這場較量中，物質力量注定必將失敗。”在塞班、硫黃島戰役潰敗時，這一信條毫無疑問成了很自然的托詞，但這並不是專門為失敗而準備的借口。在日軍炫耀勝利的幾個月中，這個信條一直起著鼓舞士氣的作用。早在偷襲珍珠港以前，它就已經是一個盡人皆知的口號了。在三十年代，前陸軍大臣、狂熱的軍國主義分子荒木大將在《告日本國民書》的宣傳小冊子中寫道︰日本的“天定使命”就是要在“全世界宣揚武士道精神，力量不足不是問題，我們日本人難道還怕那些純物質的東西嗎？”

當然，像其他許多備戰的國家一樣，日本人其實也很擔憂。在整個三十年代中，國民總收入中相當大一部分都用于了軍備，而且這個比例還在上升。在偷襲珍珠港的那年，國民總收入將近一半用在了陸海軍的軍事裝備上。有關民用的財政支出只佔政府總支出額的百分之十七。由此可見，日本與西方各國的區別並不在于日本對物質軍備的不關心。但是，日本人認為︰軍艦、大炮等物質的東西只不過是永恆的“日本精神”的表面象征，這就像武士的佩刀是武士道德品質的象征一樣。

美國一貫注重實力，而日本則一貫重視非物質資源。日本也像美國一樣開展增產運動，但日本增產運動的獨特性在于它獨特的思想基礎。日本人認為，精神就是一切，是永恆的。物質當然也必不可少的，但那卻是次要的，短暫易逝的。日本的廣播電台經常叫嚷說︰“物質資源是有限的，沒有萬年不變的物質，這是永恆的真理。”這種對精神的信賴赤裸裸地體現在了戰爭之中。在日軍的戰術手冊中有一句格言︰“以我們精銳的士兵來對付敵軍武器裝備的優勢，以我們血肉之軀來抵擋敵人的堅槍利炮。”這就是軍隊傳統的指導思想，並不是為這次戰爭而特意定做的，日軍部隊手冊的第一頁就用粗體字印著“閱讀必勝”四個字。日軍的飛行員可以駕著戰斗機以“趕死”的方式沖向我們的軍艦，這就是精神戰勝物質信條的活生生的例子。日軍把這支力量稱為“神風特攻隊”。之所以叫做“神風”是處于這樣一個典故︰公元十三世紀成吉思汗東征時，他的船隊在駛向日本的途中因遇颶風而全軍覆沒，是這次“神風”挽救了日本。

第一部分
第7節︰戰爭中的日本人(2)
日本的精英階層即使對民間也崇拜精神優于物質條件這一信條。例如，老百姓不是在工廠里干了12個小時，又被通宵達旦的轟炸搞得筋疲力盡了嗎?他們就說︰ “身體越累，意志、精神就越昂揚”，“越是疲倦，就越能鍛煉人。”老百姓冬天在防空洞不是很冷嗎?大日本體育會就在廣播中命令大家做御寒體操，聲稱這一體操不僅能代替取暖設備和被褥，而且可以代替一般老百姓為維持正常體力所需而又極其缺乏的糧食。他們說︰“當然，也許有人會說，在現在食品缺少的時候談不上做什麼體操。但此話不對。食物越是不足，我們就越要用其他方法來增強我們的體力。”這就是說，必須用額外消耗體力的方法來增強體力。美國人看待體力的標準，總是看昨天是否達到八小時或五小時的睡眠；飲食是否合理；是不是寒冷，再計算可以消耗多少體力。日本人的計算方法則根本不考慮什麼貯存體力的問題，認為那是物質至上主義。

在戰爭中，日本的廣播更為極端，甚至說在戰斗中，存在精神可以戰勝生理上的死亡的例子。有家廣播電台曾播送過一個飛行員戰勝死亡的故事。“空戰結束後，日本的飛機都是三、四架一組地飛回機場。大尉是最先回來的一批。他從自己的飛機上走下來，然後用雙筒望遠鏡注視著天空。當他的部下返回時，他一架一架地數著，臉色有些蒼白，但卻十分沉著。看到最後一架飛機返回後，他寫了報告。向司令官作了匯報。然而，剛匯報完，他就倒在地上。在場的軍官們急忙跑上前去幫忙，但他已經斷氣了。經過檢察，發現他的身體已經冰涼，在他的胸口上有致命的彈傷。一個剛斷氣的人，身體是不可能如此冰冷。而大尉的身體卻涼得像冰塊。所以，大尉肯定是早就死了，是他的精神支持他作了這次匯報。可以肯定，正是這個大尉的強烈責任感才使他一直堅持到最後並創造了這樣的奇跡。”

當然，美國人肯定會覺得這個故事編造得太荒誕。然而，所有受過教育的日本人對這則廣播卻並不感到好笑。他們相信，日本的听眾肯定不會認為這是荒誕無稽的故事。他們首先指出一點——即這個廣播如實地說明，這位大尉的英雄事跡是“一個奇跡般的事實”。為什麼不能有奇跡?靈魂也是可以訓練的。這位大尉顯然是一位自我修煉到家的高手。既然日本人都懂得︰“崇高的精神可以永恆”，那為什麼這種精神就不能在這位責任感極強的大尉身上停留幾個小時呢?日本人深信，通過特殊的修煉，一個人的精神能夠達到最高境界。大尉通過訓練已達到了這種境界。

作為美國人，我們完全可以對日本人的這一系列極端的行為不屑一顧，認為這是不開化民族的托詞，或者是被欺騙者的幼稚幻想。但是那麼，不論在戰爭時期還是在和平時期，如果我們真的這樣看待，我們就難以在與日本人打交道時游刃有余。通過大肆的宣揚和特殊的訓練，一些禁忌和對某些事物的排斥已深深根植于日本人心中。但同時，我們必須認識到這些信條並不僅僅只是某些怪癖的體現。只有當美國人了解了這些後，他們才能理解為什麼日本人在戰敗時會說“光有精神是不夠的”；才能理解為什麼日本人會承認“企圖用‘竹槍’來守住陣地真是幻想”的內在含義。而更為重要的是，當我們听到日本人的“光有精神是不夠的”的論斷時，我們知道這是通過在戰場上、在工廠中與美國人的精神進行較量的過程中而得出的結論。就像日本人在戰敗後所說的那樣︰在戰爭中，他們“完全是憑主觀感覺行事的”。

日本人關于在戰爭期間等級制的必要性的看法、精神力量高于一切的理念以及對其他事情的看法都為比較文化研究者進行研究提供了素材。他們不斷宣揚安全、士氣等問題只不過是為了預警而事先準備問題。不論遇到什麼災難，城市的空襲也好，塞班島的潰敗也好，菲律賓的失守也好，政府總是對日本老百姓說︰這些是早在我們預料之中，沒有什麼可擔心的。收音機仍播著冗長的文字，希望日本人繼續堅信，他們仍然居住在一個全都預計到的世界之中。“美軍佔領了基什加島(Kiska)，從而使日本本土處于美國導彈的攻擊範圍之內，但是我們對此早有估計，並作了必要充分的準備。”“敵人肯定會以陸、海、空三軍的立體戰術向我們發動攻擊。對這些，我們早就預料到了。”日本戰俘，就連那些希望日本在這場無休止的戰爭中戰敗的人也認為，轟炸不可能完全摧毀日本本土，“因為他們早就做了充分的準備”。當美軍開始轟炸日本大型城市時，飛機制造業協會副會長在電台中發表講話說︰“敵機終于飛到我們上空了。然而，令他們失望的是，我們飛機制造業的全體成員早就預料到了此事，並對此已做了充分的準備，因而，沒有什麼值得擔憂的。”只有假想成“一切都在我們的預料之中，我們已做了萬無一失的準備”，日本人才能繼續大肆宣揚說一切都像他們預料的那樣，沒有任何人將任何事強加給了他們。“我們不應認為自己是被動挨打了，而應該認為是我們自己主動地把敵人吸引過來的。”日本人會說︰“敵人啊，你要進攻就來吧。”他們決不說︰“要發生的事終于發生了”，相反，他們會說︰ “我們所期待的終于來了。我們歡迎它們的到來。”海軍大臣在國會演說中引用了1870年的偉大武士西鄉隆盛的格言說︰“有兩種機遇，一種是偶然撞上的，另一種是自己創造的。當面臨困難的時候，必須自己去創造機會。”另外，據電台報道，當美軍突入馬尼拉市中心時，山下(奉文)將軍“微微一笑，詭秘地說︰敵人的行動正中我下懷……”“敵軍在仁牙因灣(Lingayen Bay)登陸後不久，馬尼拉市就陷落了。馬尼拉的淪陷可能事先已被山下將軍料到了，因而事態的發展是與將軍的部署一致的。山下將軍的作戰目標正在一點一點的實現。”這也就是說，馬尼拉的潰敗幫了山下將軍的大忙。


第一部分
第8節︰戰爭中的日本人(3)
和日本人一樣，美國人也走極端，只是他們往往走向另一極端。美國人之所以要全力以赴投入戰爭是因為這場戰爭是別人強加給他們的，是因為他們遭到了攻擊，所以要給對方一點顏色瞧瞧。美國軍方發言人在談及珍珠港、巴丹半島事件時，決不會對普通士兵說︰“這些都是我們早已預料到的。”反之，美國的官員會說︰“這是敵人故意挑起的，我們只能給他們點顏色看看。”美國人認為這個世界是一個充滿競爭與挑戰的世界，因而他們時刻準備迎接挑戰。而日本人卻認為這個世界上的好多東西都是事先安排好的，不必感到害怕。真正使他們感到受到威脅的是那些未曾料到的狀況。

日本人在作戰時經常考慮的另一個問題也顯示了日本人生活方式的獨特性。他們會經常說︰“全世界的人都在注意著我們呢！”因而，在作戰過程中他們必須將日本精神發揚光大。美軍在瓜達爾卡納爾島登陸時，日軍向其部隊下達的命令是︰“現在全世界都在關注著我們，我們必須體現出日本男兒本色。”日本海軍對其官兵的指示是︰“一旦遭到魚雷攻擊，而上級命令你們棄艦時，所有海員必須以最優雅的姿態轉移到救生艇上，否則將遭世人之恥笑，美國人會把你們的丑態拍成電影，拿到紐約去放映的。”日本人非常在乎他們給世界其他民族的人留下的印象，而他們對這一點的關注正是源于日本文化的影響。

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日本人對天皇陛下的態度。天皇到底真正擁有多大權力呢?一些研究日本的美國權威人士指出︰其實在日本七百余年封建統治中，天皇不過只是一個有名無實的木偶。每個平民首先最應該效忠的就是他的莊園主，即“大名”；其次，他還要對將軍和大元帥盡忠。對每個平民來說，天皇就如同一個可有可無的角色，離他們的生活實在太遠了。天皇深居在與世隔絕的宮廷之中，他的個人活動和各種儀式也都要受到各種規章制度的嚴格限制。一般情況下，這些規章制度是由軍事大元帥制定的。如果一個等級很高的封建諸侯表示對天皇敬意，那麼他很有可能會被審判。對日本一般老百姓來說，天皇幾乎如同不存在一樣。一些美國學者認為，只有從日本的歷史上尋求根源，才能真正了解日本。因為對一般老百姓來說，天皇只是一個模模糊糊的概念，那為什麼這樣一個模糊的概念能夠立即被人們接受，並最終成為凝聚日本這個保守民族的力量呢？美國學者還認為︰那些反復強調天皇對其臣民有永久統治權的日本評論家其實是太夸張了，他們越這麼說，就越證明他們論據的脆弱性。因而，美國的戰時政策沒有必要去削弱天皇。恰恰相反，對日本近來編造出的那種邪惡的納粹元首理念，我們才應該給予堅決的回擊。天皇是當代日本具有民族主義色彩的神道教的核心，如果我們對天皇的神聖性進行挑戰，那麼，整個日本的價值結構就會坍塌。

許多熟悉日本的有才干的美國人，在他們讀了來自前線的一些材料或日本媒體方面的報道後，往往會對上面的觀點持相反的意見。凡是在日本生活過的人都非常清楚，沒有什麼會比用言語詆毀天皇，或對天皇進行直接的人身攻擊更刺痛日本人的心、激起他們斗爭的士氣了。這些人非常清楚，日本人決不會把對攻擊天皇看作是對軍國主義的攻擊。一戰後，當“德謨克拉西”（在英文中的意思是 “民主”）的理念已深入人心時，當軍國主義已成為眾矢之的以至于士兵去東京的街頭都要換上便服時，日本人們對天皇的崇敬仍舊是那麼的狂熱。但一些土生土長的日本人也指出︰不能將日本人的這種對天皇的崇拜與德國的“盲目崇拜希特勒”混為一談，後者是納粹黨興衰的晴雨表，是與法西斯的一切罪惡緊緊聯系在一起的。

當然，我們也可以從日本俘虜的口供中找到類似的觀點。與西方的軍人不同，日本戰俘由于沒有受過專門的訓練，在被俘後他們往往不知道什麼該說、什麼不該說。因此，他們對所有問題的回答都是雜亂無章的。這種現象可能與日本的不投降主義有關。直到戰爭結束前幾個月，這種狀況還是沒有改變。即使有一些改變，那也只限于特定的軍團和地方部隊。我們應特別重視這些戰俘的口供，因為它們集中體現了日本軍人的意見。除了極少數是因受傷或失去知覺無力抵抗而被俘的以外，幾乎所有的這些戰俘都不是因士氣低落而主動投降的。就這一點，就值得我們對他們的口供進行認真的研究。

那些頑強抵抗到底的日本俘虜，把他們的極端軍國主義與天皇聯系了起來。認為自己是在“執行天皇的意志”，是為了“讓天皇放心”，並願意“為天皇而獻身”。他們認為︰“發動戰爭是天皇的旨意，作為臣民我們只能遵守”。然而，那些反對這次戰爭及日本未來侵略計劃的人，也同樣把他們的和平思想歸功于天皇。對所有人來說，天皇就是一切。討厭戰爭的人稱天皇是“愛好和平的天皇”，他們說天皇“一直都是一位自由主義者，一直都是反對戰爭的”，“是被東條英機欺騙了”， “在滿洲里事件時，天皇就表示他是反對軍部的”。“戰爭是在天皇不知道和未被天皇授權的情況下發動的。天皇不喜歡戰爭，因而也不會允許他的國民參戰。天皇並不知道他的士兵們受到怎樣的虐待。”這些證詞和德國戰俘的完全不同。不論德國戰俘對希特勒手下的將軍或最高司令部背叛行為表示如何的不滿，他們仍然認為希特勒是挑起戰爭、發動戰爭最大的唆使者。而日本戰俘則明確表示，對皇室的忠誠與軍國主義及極端的戰爭侵略政策是兩回事。

天皇和日本是分不開的。“沒有天皇的日本就不能被稱為日本”，“根本難以想象沒有天皇的日本會是什麼樣子。天皇是日本國民的象征，是宗教生活的中心，是超宗教的信仰對象。”即使日本戰敗，天皇也不能因此而受到譴責。“人們不會覺得天皇應該對戰爭負責的。”“如果戰敗，也應由內閣和軍部領導人來承擔責任，天皇是沒有任何責任的。”“即使日本戰敗了，所有的日本國民仍然會繼續崇拜天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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