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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失去了的那个世界──读文强回忆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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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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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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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芦笛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我们失去了的那个世界
──读文强回忆录
芦笛
文强是何许人，老芦竟然丝毫不知。自问对中国现代史特别是中共党史还不算陌生，伟大领袖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及其注解，包括那些被俘将领的名字，早就烂熟于心，可如果不是网友诚灵转贴了他的回忆录，我就一点也不知道原来现代史上还有这么一个传奇人物，其遭遇之离奇惊险令人乍舌。昨晚看到两点多才去睡，今早又接着一口气把它看完，当真是感慨万端。
这体会，有的小诚已经代我讲了，其中最主要的一条，是我党上台后向民族犯的最大的罪，就是彻底毁灭了传统道德，使得中国达到了霍布士“人对人是狼”的理想境界。最严重的破坏期当数文革，经过那次大革命，许多同志都看破世情，挣脱了洗脑加给他们的教条，彻底变成了毫无道德约束的伪君子。
这变化连吴弘达都察觉了。记得他在回忆录里说，他从劳改队那世外桃源中放出来后，面对新世界茫然若失，发现人们普遍变得狡猾了，根本没有他当初给抓进去那阵子那么单纯，很难适应。他谈了个对象，后来和文老一样大失所望，只好离异，云云。
确实是这样。我自己就是见证人。余生也晚，没赶上“解放”前的好时光，但从长辈那儿，还是见识过没被“斗争哲学”污染的传统中国人是什么样子。随着我们长大，家庭议事的权威发言人便逐渐转向下一代。我经常痛苦地发现，别说长辈们，就连在５０年代接受了高等教育的兄姐们也是不可救药的诚实、天真和善良，那不解世事的迂腐腾腾，简直让人绝望。
尽管如此，文老的回忆录还是不能不让我目瞪口呆。其中最打动我的是“千里送京娘”的那段轶事：文老的朋友兼部下（这是“旧”社会的特点之一，“朋友”和“部下”、“上级”常常是一回事，不像如今只是个互相利用关系）在撤退途中激于同情心，援救了一个孤身女子，把她送到了安全的大后方。文老当即作主，将那女的许配给他朋友，不料那人面有难色，说他早和救护他的一位女护士订了终身。于是此事遂寝。
请问现在还会有这种“赵匡胤千里送京娘”的好事么？那婚约并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又是兵荒马乱，天各一方，不但对方生死未卜，就连自己能活多久都不知道，还有什么信守的必要？就算那未婚妻活了下来，那又便如何？“旧”社会并未废除多妻制，是不是？
我自己就绝对做不到那位先生的地步。虽然未必施恩望报，但女方既然愿意以身相许，又胡不可找上一个“抗战太太”？以后再设法找到未婚妻，说明真情，请求谅解。如蒙谅解（肯定会谅解，因为彼时的女性普遍接受一夫多妻制，梁启超的原配夫人就曾到处为他张罗找小老婆，是他自己不愿意），那便连她也娶了，岂不皆大欢喜？
可人家就是不干。那女的满怀感激，将文老和他的朋友视为恩人，只想以身相报（这当然是传统女性缺乏独立意识的表现）。如果文老有意，娶过来作个二房毫非难事。但文老并没这么作，而是把那女的安置回家去，请太太帮照料。那女的自然把照料文老的孩子当成了报恩方式，后来文老的太太死于医疗事故，遗命让文老娶那女的作填房。文老这才应命。
此后神州陆沉，文老把家眷送到了台湾。文太照料着他的几个孩子，思夫心切，竟然效法孟姜女自投虎口，放弃“烈士家属”（据说国府把那些黄埔降将统统算成阵亡，送进“忠烈祠”供养，文老当然会在其中）的优厚待遇，从台湾毅然回到上海，只盼能与投入大牢的丈夫早日相会，却被我党活活折磨死了。
这种事，如果发表在小说期刊上，我只会嗤之以鼻，认定是胡编乱造，可在那个时代却是真实的。光是有着这种恐龙式的绝种人物，那个时代就令人无比憧憬。
当时的社会不但充满了人情味，对知识分子来说，也是一个比较费厄的社会。只要有才干，就能脱颖而出，并不是如今这“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的混帐世道。文老为了逃避我党“血滴子”追杀，辗转逃回湖南。就凭一只笔杆子，立刻就白手起家，在湖南打出一片天地来，出有车，食有鱼，让老芦这也能写上两下子，却至今挣不来一个大子的同志，哈拉子都羡慕得流出来了。
不仅如此，文老毫无什么后台，还是个潜逃的共党分子，可就凭他的组织能力，竟然能通过法律手段，斗倒了当地的恶霸组织，使得对方不能不依法解散。甚至在他写的社论得罪了军阀何键后，他居然还能在法庭上胜诉，只是因为对方使出痞子手段来，他才不得不仓皇逃出老家。
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旧”社会的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哪怕像军阀何键那样，当了湖南省的土皇帝，也没本事如我党一样实行“一元化领导”，把所有的部门都牢牢地掌握在手中，让人家骂得狗血淋头还没法巧妙迫害，只能以影响极坏的笨拙流氓手段去报复。
我在旧作中提出“逐渐回到‘解放’前就是改革的大方向”，文老的回忆录就是那主张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的生动证明。
最大的感慨，还是对我党洗脑的强大威力佩服到五体投地。我到现在也想不明白，我党是怎么把文老这样的同志“改造”过来的。
以文老的文明素养，应该知道我党发明的所谓“战犯”罪名，完全是对国际公法的无耻嘲弄。根据日内瓦公约，交战双方的军队将领，在被俘以后应该享受人道待遇，在战争结束后便应立即遣返。一次世界大战的战俘就是这么处理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则与第一次不同，纳粹德国和日本的一些高级将领被军事法庭判为战犯，受到了惩罚。但那些人犯下了罪证确凿的战争罪行，而且是通过公平审判的。把这胡乱应用到内战中来，也只有我党才干得出来。国军高级将领遵照民选政府之命平定武装叛乱，竟然成了战争罪犯，这简直是千古笑剧、闹剧、丑剧！
北美独立战争结束时，英军在约克镇向美法联军投降，将领们向受降方交上佩剑，行礼如仪后，第一件事便是向法国军官借钱，然后相挽入酒吧买醉。他们的思路很简单：打仗是他们的职业，政治是国会和国王政府的职业，作生意则是商人们的职业，这就是文明社会分工的涵义。身为军人，他们只管打仗，并没有仇恨对方的义务，因为对方也和他们一样，不过是奉命行事罢了。他们已经作了最大努力，回天乏术，只好投降。此后他们的duty便解除了，当然可以和前敌人一道去酒吧喝个烂醉。
这轶事透出来的浓重的文明气息，咱们到下一世纪恐怕还无幸闻到。越是代表“中国的光明面”的“民运”分子，那毛共痞味就越足，越发仇恨熏心，以致连海外华人回国都要被那些人诬蔑为“投敌”。他们自己回不了国，便希望所有的人都不回去，谁要是胆敢不将祖国视为敌国或沦陷区，谁就是通敌的奸细！
奇怪的是文老竟然看不出这点来。虽然他拒绝写悔过书，和同样坚强的黄维一样，被关押到１９７５年才作为最后一批被放出来，但他除了对长官杜聿明被算成是“乙级战犯”，他这部下反倒成了“甲级战犯”流露了不满之外，竟然没有谴责这种把职业军人当作罪犯加以无理关押折磨的罪行，而这种罪就连法西斯德国都没犯过。
不仅如此，因为他的连累，他的亲朋故旧竟然有１０多人被我党活活迫害死了，祖坟也给刨了。但他仅仅是对湖南地方当局有点怨言，旋即又“相逢一笑泯恩仇”，字里行间甚至还流露出衣锦还乡的得意来，对银行工会的群众在岳麓山上对他们的善意欢迎，还颇有点受宠若惊的意思。
最耐人寻味的是，与他同行的黄维看到群众堵住了去路，还颇有点害怕。由此可见，不但文老，就连黄老，其实在内心都接受了２７年狱中的反复明示暗示，在下意识里深信自己确实有罪。无怪我在一个电视节目中看到黄老自己说：“我的态度最顽固，所以关押改造时间最长，２７年啊！”（附注：大概是从１９４８年算起）。
当时我听了那话就觉得不自在：什么叫“关押改造”？完全是非法囚禁！使用我党这种术语，本身就意味着“认罪服法”。
最没劲的还是军统的沈醉。此公被放出来后，写了本《我知道的戴笠》，其中充斥了大量为我党提供炮弹的天方夜谭，最无聊的就是那个“冒充委员长亲兄案”。那文字沿袭香港左派无聊文痞唐人写作的《金陵春梦》，造谣诬蔑蒋介石的生母王采玉是从河南逃荒逃到奉化去的，而蒋公本人就是她“拖”的“油瓶”，小名郑三发子，河南老家还有两个哥哥。
沈醉的回忆录居然进一步编造这神话，说老蒋在河南的大哥“郑大发子”在蒋发迹后找上门去，却被老蒋关了起来。沈醉本人就多次见到过这位特殊的囚徒，据说那长相跟蒋公是一个模子里拓出来的。他对沈说，本来只是想来认一下失散的兄弟，并不指望什么荣华富贵。兄弟怕丢脸，不愿认他也就算了，犯不上把他关起来，云云。
因为是沈醉写的，我当然认作信史。直到８０年代，我在王府井书店站读《全国文史资料选辑》，看到《揭开蒋母王采玉身世之谜》一文，才发现上了大当。该文出示了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蒋母乃浙江土产，终生未离故乡一步，倒是确实嫁了两次。第一夫病死后，王氏无出，又改嫁某盐商，生了介石后丈夫又死了。这在“旧”社会一定会被看成是“克夫”，所以王氏此后再没改嫁，终生持斋念佛，无比虔诚，云云。
至此我才如梦初醒，对沈老先生的为人颇为不齿：您就是要讨好我党，我也是可以理解的，但使用这种下作手段去讨好，捏造神话不说，还暗用“拖油瓶”那种传统价值观念去贬低折辱一位无辜妇女，这就不是人能干出来的了。
可笑的是这位沈老先生后来到香港去执行我党交派的统战任务，生了病后急忙赶回大陆。他对太太说，如果死在境外，晚节就不能保全了，云云。
什么“晚节”？降将并不可耻，可耻的是为了讨好新主，不惜编造神话丑诋旧主，做人做成这个样子，还有“晚节”可言？
文老当然没那么无状，他拒绝悔过，被我党无理关押２７年就是其气节的有力证明，不愧是文天祥的子孙。但就连他，潜意识里其实也认了“罪”，这才会去向我党主动请命，去美国宣传邓小平主义，歌颂邓共的伟大光荣正确。
比起毛共来，邓共当然伟大，但那完全是比较意义上而言的。邓共统治的“新”社会再进步，比起“旧”社会来，无论在哪个方面都是骇人听闻的倒退。作为“旧”社会的亲历者，文老怎么就会看不出这点来？
我无法理解，真的无法理解这群老先生。
看了那回忆录，我不禁问自己，我要是在文老的地位，被人家封锁了一切信息，强制洗脑２７年，会不会也被改造成那个样子？或许会吧。毕竟，我和文老有个共同点，那就是对祖国的爱，而爱国主义就是我党对“战犯”们洗脑的主要着力点。
文老忘却了私人仇恨，完全是因为在他心目中，国运远远高于个人和亲朋的遭遇。他对邓共的由衷歌颂其实是和毛共比较出来的。正因为中国在毛共治下闹得乌烟瘴气，毫无希望，他才对邓共的拨乱反正喜出望外，为中国总算停止作为绞肉机运转，开始走向文明而心花怒放。他对邓共的歌颂，其实有许多是对未来的一种寄托。在他心目中，祖国的繁荣昌盛实在是太重要了。为了那辉煌前景，哪怕是祖坟被掘这种传统中国人绝对无法容忍的犯罪，他也能咽下去。
这就是令我黯然神伤的地方：难道祖国就这么重要么？莫非祖国的强大，就只能以如此惨痛的个人牺牲作代价？这种国家就算强大起来了，还能是民主自由的么？
其他感想还很多，限于篇幅，只能随便说说。简言之，此书的许多细节非常有意思。过去我始终不明白为何南昌起义后共军要南下。看了此文，我才明白那是想夺取出海口，取得俄援供应点，靠苏俄源源运来的枪炮，重演国民党北伐的成功故事。这出海口原来选定的是广州，但张太雷领导的广州暴动失败后，共党便不得不另选地方。怪不得革命回忆录《星星之火》有徐向前写的《奔向海陆丰》，其实那就是替代广州的地方。可笑的是等暴动部队千辛万苦地到了那儿，老大哥却改了主意，让败军只能靠吃甘蔗过日子，最后不能不就地解散。
另外一个有趣的细节是文老夫妇好不容易逃出了我党“血滴子”的追杀，辗转逃到上海去投奔人民的好总理。可总理听到他们敲门，也知道是谁来了，竟然不敢开门，只敢从门下塞个含义暧昧不清的“苏”字出来。这里面反映出来的好总理的性格实在是太典型了，令人想起他后来是如何“保护”贺龙元帅和干女儿孙维世的。从这点来看，文老后来得知好总理在延安为他平了反，仍然拒绝归队，端的是无比睿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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