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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败之鉴·苏俄在中国 4 】联共内争与中华民国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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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败之鉴·苏俄在中国 4 】联共内争与中华民国政局 -- HGC - (1049 Byte) 2005-2-26 周六, 上午11:05 (639 reads)

HGC
[个人文集]

加入时间: 2004/10/29
文章: 312

经验值: 525

标题: 隐叟：卅余年前中苏间交往杂谈 (290 reads) 时间: 2005-2-26 周六, 上午11:29

作者：HGC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成败之鉴·苏俄在中国 4 】联共内争与中华民国政局

《卅余年前中苏间交往杂谈》原题为《卅余年前中苏间交往搜秘录》，原文是以连载形式刊于《春秋》杂志总第104 - 107期（1960年），兹据《春秋》同名内容全文完成数字化处理。

因彼时在俄关山阻隔，作者在述及当时中国国内政局特别是中共反政府武装时，间有若干不确之处，明者当识其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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卅余年前中苏间交往搜秘录
作者：隐叟

一、史大林怎样利用国民党？

〖编者按：卅余年前的中国，尚是北洋政府时代，那时国内各地群雄割据，战乱频仍；惟在华南，因国民党整军经武，气象中兴，终於在民十五年开始的北伐战争中统一了全国。但同时，另一股新的势力也在大江南北孕育成长，——这就是中国共产党。

在本世纪二十年代的十年中，中国政局的千变万化有如一具万花筒，而在一切变化的当时，苏联的影响实起着重大作用。直可以说：当年苏联对中国的影响之大，远甚於四十年代美国之对中国。因为苏联的对华政策，不仅影响了中国政局，而且也影响了苏联本身。

本文作者系中共最早期派赴莫斯科受训的老共产党员之一，他根据在莫斯科的见闻，撰成此篇，追述当年苏联对中国政局之巨大影响。但在我国已为众所周知的一些事实，在本文内则不再赘述。本文所记，始於民十年（一九二一）中共之成立，至北伐胜利、国共分裂之後苏联对华政策之大转变为止。内容多为国际内幕与政海秘辛，敬请读者留意。〗

陈独秀与初期中共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不过是一小群不满於第一次大战结束後的凡尔赛和约及向往於俄国革命的少数青年知识份子之结合。民国十年（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共在上海举行成立大会时，领导权却落在北大教授陈独秀身上，陈氏是个曾留学日本和欧洲并具有广博学识的一位书生。而且当时参加第一次大会的十二名代表之中（包括陈独秀在内），并无一人出身於工人阶级，当时中国也绝无工人运动支持他们。所以中共在草创时期，只是一小群热血的青年知识份子之理想主义运动，并不是什麽群众性的革命运动。

中国共产党的这种「特色」，一直保持了三年之久。当民十一年（一九二二）中共举行第二次全代大会时，才决定加入共产国际，而当时党员人数还不满三百。直至民十四年（一九二五）一月为止，党员仍不足一千人。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後，对於北洋政府的封建势力，当然是他们首须打倒的对象，但对於在华南的国民党势力，究应保持怎样的关系呢，这成为他们当时一个最主要的问题。因为他们认为中国国民党虽是个「资产阶级政党」，但国民党也是「反帝」、「反封建」的，这与共产党的目标似乎吻合，何况列宁所亲自制订的远东各国共产党的首要任务便是「反帝」、「反封建」。另一方面，如果当时以中共那样一个不满三百名党员的小党立即便与国民党展开争夺政权的斗争，实无异以卵击石而自取灭亡。中共自身对此问题亦无法作出决定，於是，在加入共产国际之後，中共就把这问题提向莫斯科请示。

毛泽东碰一鼻子灰

民十二年（一九二三）一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莫斯科集会时，第一项议程居然便是「中国革命问题」。经讨论结果，决议中国共产党应向国民党谋取「合作行动」。但同时在苏联却又有一个绝对相反的意见，那就是托洛茨基极力主张「中共应立即在中国燃起革命的火花」，所谓「革命的火花」，亦即要中共向国民党展开争夺政权的斗争。共产国际执委会议在否定了托洛茨基等人的主张之後，乃於一九二三年一月十二日向中共发出了如下的一项指示：

「……在目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的同志们向国民党谋取合作是有助於革命的。但是中国共产党必须保持其高度组织及强有力党性；同时，中国的同志们必须影响国民党，使国民党的努力与苏联一致，共同为反对欧洲、美洲及日本帝国主义而斗争。」

中共於同年举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接受了来自莫斯科总部的这项指示。但是中共内部对於农民运动问题又展开了重大的争论。当时的毛泽东具有强烈的「左倾」倾向，以他为首的左倾集团主张：「在与国民党谋取合作的同时，应广泛地展开农民运动，共产党势力应全面向农村渗透，领导农民向地主斗争，以便在国民党的卵翼之下建立共产党的势力。」但当时这种主张却遭到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反对，陈独秀毫不客气地指斥毛泽东的观点错误，陈的理由是：「我们既要与国民党合作，就必须先取得国民党的信任，毛泽东的观点适足以破坏此种信任。」那时的毛泽东人微言轻，碰了一鼻子灰之後，也不敢再说什麽了。

史大林在幕後操纵

迨中共第三次全代大会结束，共方就开始与孙中山先生正式谈判国共合作问题。经中山先生决定了联俄容共後，中共那时仅有的数百名党员遂全部渗入了国民党的各级组织内，不仅後来在国民革命军及黄埔军校内发生了重大作用，而且在新兴的工会组织内也发生了巨大的影响。当时陈独秀这种与国民党谋取合作的主张与措施，曾深受共产国际之赞赏。

关於上述中共应向国民党谋取「合作行动」之决议，在形式上虽系经由共产国际所议决通过，而事实上却是史大林在幕後操纵与安排，苏联共产党政治局早已控制了所谓共产国际执委会，支援中国共产党的一切训令、津贴、顾问及特工等，自然都是苏联的，共产国际执委会只是在苏联的决议书上盖章如仪而已。

在这一段时期（即中山先生联俄容共之时），联共政治局特别注视中国问题，经常集会讨论有关中国问题之各方面情况，诸如：国民党与其俄籍顾问鲍罗廷之关系；中共之活动及其与国民党之关系；鲍罗廷与中共之关系以及莫斯科与北洋政府之关系等。当时在莫斯科已建立了两所专责训练远东国家共产党员之「大学」（实际性质只是一种速成政治训练班），一系「孙逸仙大学」，由联共中央委员会主办；另一系「东方大学」，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办。

对华政策史托成仇

正在此时，苏联共产党内反对史大林的国共合作政策者，亦已形成一个集团，这集团在一九二三年时已非常活跃，其首脑人物为托洛茨基、普利奥布拉斯基（两人皆为联共政治局委员），以及巴达科夫（中央委员）等。他们对史大林所搞的「国共合作政策」之是否明智及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原则大表怀疑。

托洛茨基在一九二三年七月的联共政治局会议中，公开指责史大林的对华政策违反了马克思主义原则。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必须是一个纯粹代表工人阶级利益之政党，必须坚持阶级斗争原则，若与资本家、资产阶级或甚至落伍的群众运动相结合，都是违背此原则的。国民党是个资产阶级政党，中共与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合作，无异是背弃了革命政策，并使马克思主义政党夺取政权的基本手段——煽动大罢工及农民暴动——无所施其技。国民党虽为中国最受群众拥护的政党，但若共产党向群众运动低头，就是出卖工人阶级、就是向资产阶级屈服、也就是孟什维克！」

在当时的苏联共产党内，所谓「孟什维克主义」是最重大的罪名。因此托洛茨基的这些指责，在党内掀起了轩然大波。史大林在这次会议上与托洛茨基彼此唇枪舌剑的几乎闹得无法散会；也造成了两人日後火并之根源。史大林认为：「中国的条件与革命前的俄国及其他西方国家不同，中国革命的首要目标并非推翻资产阶级政权，而是推翻帝国主义统治，以求取民族独立，因此中国各阶级之利益是相同的，这是任何西方国家不具有的条件。」史大林又指出：「中国国民党并非代表某一阶级的利益之政党，而是一个由各阶级联合组成之政党。若有人认为国民党是个『资产阶级政党』，实系一种教条主义观点。托洛茨基根本不认识革命必须分几个阶段进行。现阶段的中国革命必须使非工人阶级也一体参加，至於农民运动当然是必须推动的，但必须在适当的时机才能加以推动。托洛茨基曾经是个孟什维克党人，因此他无法正确地衡量农民运动的重要性。他对中国革命问题，仍具有孟什维克观点，这已背叛了共产主义的正确道路。」

三十年後看史大林

苏联共产党内对中国问题题的争论，当时竟使得史、托两派互相攻讦，不可收拾，「孟什维克」的帽子乱飞，这种情形一直延续了四年之久（一九二三——一九二六），在这四年中，中国问题成为苏联党争的主要问题，各级党组织会议所讨论的几乎都是中国问题，数以百计的「决议书」和「反决议书」流传在各级党组织中，双方皆出版了许多书籍和文件攻讦对方或为己方的观点辩护。直至三十年代托洛茨基被史大林放逐之後，双方仍不断公布许多有关当年争论中国问题之历史资料，作为派系斗争之工具。

托洛茨基和史大林的主张究竟谁更富有「革命性」呢？当时这问题对於苏联共产党及共产国际皆具有极大的重要性。任何一方若被认为具有温和观点，就是「机会主义」，这是最大的罪名，将使这一派被澈底遭受整肃。双方皆声称自己是代表真正的革命趋势，而且双方的论点都是抬出马克思主义的大帽子为根据的。但是在三十多年後的今天，我们可以看出：从共产党的利益来看，史大林的政策的确较托洛茨基的政策「高明」得多。托洛茨基的政策在表面上是更为激进，但如果这种主张付诸实施的话，则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胜利恐怕还需再等几十年，如果中国共产党当时根据托洛茨基的政策反对与国民党结盟，并从一开始就企图推翻在华南的国民党政权，以建立一个「正统」的苏维埃中国，则今天的中共纵使存在，恐只是一个所谓「正统」而实力非常渺小的政党而已。史大林所玩的手法则符合列宁的一贯主义，即联合一切「次要的敌人」来反对当前「最大的敌人」。

罢工示威成专利品

正值苏联共不党在对中国问题进行着炽烈的争论之际，中国的群众运动却开始大为发展，这对於在莫斯科进行着争讼的史大林与托洛茨基两派皆是一种鼓舞。

在民八年（一九一九）五四运动之前，中国根本没有工会，当然更谈不到有劳工运动。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大罢工是於五四运动时期发生在上海。接着在其他许多大城市也相继发生了罢工。但真正受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大罢工，则是在民七年（一九二一）年底及民十一（一九二二）年初在广州和香港发生的海员大罢工，以及民十二年（一九二三）二月平汉铁路大罢工，从这时开始，已使举世注意了中国共产党的茁长在这些罢工中，政治高调多於实际的福利要求，因为在大企业中的工人都是中国人，而资方都是外国人，因此「反对外资剥削」迅即发展成为「反对帝国主义」，这为中共展开活动提供了大好机会。从此之後、中国的罢工与示威游行，无一次不是由共党在幕後操纵指挥，成为了他们的专利。

中国的局势既充满了革命性，那时国共两党皆以「反帝」为己任，而共党也趁此机会发展成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共产党员人数有了激剧的增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也在此时正式成立。共青团之成立，说来非常可笑，当时由於要求加入共党的人数太多，其中有许多人的阶级出身不符共党标准，同时共党也怕「坏份子」渗入党内，但又不能闭门拒绝，因此建立了这麽一个青年团，把不敢完全信赖的人收容在青年团内，等待观察後再准许正式入党。

委曲求全敷衍蒋氏

在这种情况下，莫斯科的党争又闹得凶了。托洛茨基声称：「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已经成熟，中共应立即仿照苏联十月革命的方式，在上海和广州以武装暴动夺取城市政权，进一步发动农民革命以攫取全国政权。」他再度指责史大林的国共合作政策，认为这是「温和的机会主义路线，并已危险发展为右倾投降主义。」

但史大林对於托洛茨基的叫嚣，除了加以反击而外，却依然我行我素，坚决拒绝这种激进政策。

民十五年（一九二六）年初，联共中央委员会内的史大林派中委勃布诺夫（Bubnov）率领了一个苏联代表团来到广州，但当他甫抵广州之际，掌握国民党军权的蒋先生正首次与中共失和，并发生了大清党之前的第一次国共冲突。蒋氏逮捕了一批在军中的共党人员及数名苏联顾问，勃布诺夫的代表团在广州车站时，他们随身携带的手枪也立即被蒋氏的军队缴械，但是苏联为了要与蒋氏建立密切关系，鲍罗廷和勃布诺夫都表示支持蒋先生的行动，硬说蒋先生做得对，并谴责被捕或被黜的中共人员之行动「太左」。因此莫斯科与蒋先生之间迅即重建了良好关系，这使蒋先生的清党计划延迟了一年才进行。但是这却成为托洛茨基对史大林展开反击的一个藉口！

托洛茨基把广州事件称为「蒋介石的政变」，一时颇使史大林有点下不了台。但是在受史大林派控制的苏联报纸上，对此事件却只字不提。

国民党是赞助会员

当蒋先生与莫斯科重建良好关系後不久，国民党就正式提出加入共产国际的要求，以便在即将展开的大规模「反帝」运动中，使中苏两国的政策协调。在今天看来，这是多麽奇怪而又滑稽的事，但在当年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於民十五年（一九二六）一月十九日在莫斯科召开紧急会议，考虑中国国民党的入会申请，但国民党终究不是一个共产主义的政党，因此共产国际虽接受了入会要求，但不予以正式会员国的名义，而称之为「赞助会员」。国民党的领袖们也开始被称为「同志们」，国民党的代表们在莫斯科参加了共产国际会议，他们的演说受到了世界共产主义总部的热烈喝采。是年二月间，国民党旗袖之一的胡汉民氏亲自来到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的会议。胡当民当时因廖仲恺被谋杀事件，许多人归咎於他，在广州无法立足，因此鲍罗廷便劝他到莫斯科去「避锋头」。所以胡汉民居然参加了一九二六年二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届全体会议，他在发言中对苏联大加颂扬，他说：「本人身为中国国民党的领袖之一，请允许我代表中国国民党向世界革命的领袖们致敬。我相信我自己是你们的同伴，是世界革命的战士之一，我要为共产国际而欢呼！」

邵力子奉派赴苏俄

数月後，在共产国际举行的另一次会议中，国民党和中共皆派了代表出席。中共代表王明，（陈绍禹）向会议报告了国共两党的实力，按王明说：「国民党党员共有三十一万六千人，其中只有二十五万人是真正的党员（他专【HGC：“专”，原文如此，似为“未”字之误。】说明何谓『真正的党员』），反对与中共合作的国民党右派党员之总数不到三万人。」他又指出：「在国民党各地方组织中，百分之九十的党员是受共党或国民党左派控制的。截至一九二六年七月为止，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人数为五万七千名，但每一个中共党员都参加了积极活动，业已打入国民党的党政军各级机关……。」

蒋先生那次却派遣了邵力子代表国民党参加共产国际的此项会议。邵力子以「同志」姿态向会议发表演说称：「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真诚友好合作，是使国民革命获得胜利之保证……；我们决不能忘怀我们共同的基本目标，即澈底摧毁帝国主义及封建军阀。我可向你们保证，中国国民党将会完成此任务。」

当时的中国，群雄并立，军阀割地自豪，战火连年不断，蒋先生侷处华南一隅，整军经武，立志要北伐统一中国。莫斯科一方面与北洋政府保持着公开的外交关系，而在暗中则支持着南方的国共联合政权。但是史大林的算盘却精明得令人害怕，当北伐尚未开始时，他并不敢相信蒋先生的军队一定能击败北洋军阀，因此他决定把一部份筹码押在北洋军阀身上。他要在军阀群中挑选一个被他认为较有希望的人，以建立与莫斯科之关系，万一蒋先生的军队北伐失败，则仍能保持苏联在中国之势力。他终於选中了冯玉祥。

冯玉祥的「基督将军」之外号，使他在苏联和其他西方国家人士之心目中被认为是比较「开明」的。当时冯玉祥正挟其西北军雄据一方，周旋于各大军阀之间，史大林认为他不仅是北洋军阀中最「开明」之人，而且是最有前途的一股势力，因此莫斯科对他寄以浓厚希望。

冯玉祥走苏联路线

早在民十年（一九二一）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莫斯科就与冯玉祥勾搭上了。建立了联系，首次代表苏联与冯玉祥拉关系的是越飞，越飞曾以列宁的一封措辞恳切的亲笔函带交冯玉祥，但是这只是一种礼貌上的交往，还谈不到有具体连系。越飞赴广州担任中山先生的顾问之後，苏联驻北洋政府公使加拉罕就经常保持着与冯玉祥的交往。这时，苏联与冯玉祥之关系开始逐步趋向具体化，冯玉祥成为北洋军阀中唯一的亲苏人物，他在翻云覆雨中不仅获得苏联的军火供应，而且他还每月获得莫斯科津贴六万「袁大头」。要知道当时苏联国内正遭遇大饥荒，外汇异常缺乏，而每月仍以数目不小的一笔款项供应冯玉祥，由此可见史大林对冯玉祥之重视。

在军阀混战中，冯玉祥的西北军被张作霖的奉系军队击败後，他就以「研究苏维埃制度及研究苏维埃现实」的名义到莫斯科去韬光养晦。他在莫斯科近郊的一所乡间别墅中过了约一年的半隐居生活，在一九二六年八月十九日的「真理报」上，刊登了一篇「冯玉祥元帅（？）访问记」，冯氏在对这张苏联共产党机关报记者发表的谈话中，盛赞共产主义及苏联的现实。

冯玉祥於民十五年（一九二六）九月从莫斯科回到中国时，军阀的混乱局面正方兴未艾，但此时的冯玉祥已非一年前的冯玉祥，他已成为对莫斯科路线亦步亦趋之工具，根据当时苏联的对华政策，他秉承史大林的意旨加入了国民党，并同时向莫斯科及广州保证支持蒋先生的北伐军事行动，以统一全中国。冯玉祥虽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但他在精神上早已成为共产国际的俘虏了。

二、蒋冯对付史大林各有神通

〖冯玉祥与史大林在互相利用的基础上建立了良好关系。这对於我们这批当时在莫斯科之中国共产党员，可以说是具有非常重大的「教育意义」。冯玉祥是个彻头彻尾的封建军阀，同时又是一个与「帝国主义」有万丝千缕关系的人，而在莫斯科却被史大林视为上宾，其原因非常简单，只是因为冯玉祥手中仍握有兵力，在史大林眼中，冯玉祥的重要性远超过整个中国共产党。这为当时在莫斯科的中共人员指出了一条努力的方向，实力就是「真理」，要获得史大林的宠信以攫取中共领导权，必须先建立武装力量。

冯玉祥被奉系军阀击败之余，托庇於莫斯科，并以史大林为靠山以谋卷土重来，而史大林则利用冯玉祥的实力在混乱的中国政局中布下一枚棋子，这就是他们互相利用的基础。当时的中共尚无一兵一卒，而我们这些在莫斯科受训的人则已深深体会到「真理」之重要，因此後来李立三、王明等人回国後，都急於要在毫无武装基础的条件下发动城市暴动。「左倾盲动主义」之产生就是种因於此。〗

冯玉祥拒入老史圈套

冯玉祥不仅在间接方面影向了中共早期领袖们的思想意识，而且还直接参予了史大林对中国之侵略阴谋。

当冯玉祥在莫斯科「休养」了将近一年之後，史大林就「劝」他回国，行前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盛大欢送宴会，除了托洛茨基之外，所有苏联共产党高级领袖，自史大林、布哈林、齐诺维也夫以下所有联共政治局委员以及红军首脑伏罗希洛夫元帅、布琼尼元帅及杜哈契夫斯基元帅皆出席宴会。当时在莫斯科的中共人员，从未有一人获得过如此的殊荣。

史大林对冯玉祥之青睐，是别有用心的。当时冯系的西北军残部仍控制着内蒙的大部份地区，而史大林正日夜盘算着要把内蒙与苏联所控制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外蒙）合并，以巩固苏联在华北之势力。早在冯玉祥赴苏之前，共产国际的特工已仿照吞并外蒙的方式，在内蒙古地区建立了一个「民族革命党」，并於一九二五年在张家口举行了第一次全党大会。冯玉祥回国後不久，外蒙的「民族革命党」就在库伦举行大会，邀请内蒙「民族革命党」及冯玉祥的代表参加。外蒙「总理」丹巴在会後与冯玉祥的代表谈判建立「蒙古联合共和国」。这一切都是苏联在幕後策动及牵线的。

但是冯玉祥终究不是一个十足的傻瓜，他自己并非蒙古人，在蒙古人的国家不中可能长期保持领袖地位，而且他的野心也不仅仅局限於一片荒凉的草原和沙漠，他是志在逐鹿中原，而且他与史大林的「友谊」并无共同的思想基础，只是建立在互相利用的关系上，因此他拒绝了受史大林的单方面利用。「蒙古联合共和国」之议遂告难产。

古希金来华助冯练军

这是二十年後冯玉祥在黑海被史大林谋杀的伏根。但在当时，史大林并未因冯玉祥拒绝丹巴的建议而与冯玉祥决裂。史大林并未放弃冯玉祥，而是改变了一种方式来继续拢络他。在「蒙古联合共和国」的建议被拒後，苏联驻北洋政府的大使加拉罕就亲赴张家口拜会冯玉祥，代表苏联政府向冯氏提出军事援助的建议，冯玉祥当然明了苏联的用意所在，但这种援助对於他逐鹿中原的野心是有利的，因此又在互相利用的基础上，冯玉祥与加拉罕的谈判顺利完成，在冯系军队内建立了一个「红心核心」，由莫斯科直接派遣九十八名军事专家前来协助训练冯氏的军队使用苏制武器。这个苏联军事顾问团的团长是古希金上校（Col. Gushchin）。事实上，古希金并非军事专家，而是苏联高级特务，他的真名是卡拉莫夫，系後来出任苏联秘密警察领袖的雅哥达之亲信，他从中国回到苏联後，协助雅哥达谋杀了当时的保安部长（秘密警察领袖）曼辛斯基，使雅哥达由副部长真除。一九三六年他和雅哥达同被史大林在大清党中枪毙。

史大林扶植冯玉祥的同时，并未松懈对广州的蒋介石将军之支持，史大林於一九二六年四月三日向莫斯科东方大毕的学生训话时会说：「这两位将军（指蒋冯二氏）是未来中国的希望……他们是真正能在中国实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人物。」

国府外交政策的新页

史大林同时押了两门注，在华北勾结冯玉祥，在华南拉紧蒋先生。史大林最初并未打算要使这两位当时中国的重要人物结合，甚至不相信他们能在短期内打倒具有根深蒂固势力的北洋军阀，他只是希望在中国的长期内战中培植两股各据一隅的「亲苏」势力。但当蒋氏的北伐革命军迅速统一全国并与共党决裂後，史大林的如意算盘完全失效，他在迫不得已之下命令古希金上校全力促使蒋冯合作，希望尚有一线挽回余地，蒋冯合作虽被促成，但合作後的蒋冯并未亲苏而是继续反共。是後事，暂且不表。

且说蒋先生於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六月，展开北伐军事行动後，北伐军捷报频传，势如破竹，至一九二六年底，蒋先生的军队已饮马扬子江边，广州政府也随着北迁至武汉。

这时，中国的外交关系展开了新的一页。媚外的北洋军阀已被具有强烈的民族革命意识之国民党打倒，以反英著名的陈友仁出任了国民政府之外交部长。国民政府对待外国人的态度，尤其是对待英国人士之态度，引起了在华外侨的不安，被北伐军占领的各大城市之外侨，纷纷迁居到租界内暂避锋芒。其实，当时的国民政府绝无盲目排外之倾向，只是长期来在依靠外国势力卵翼的军阀统治下，外国人作威作福已成习惯，现在要他们与中国人平等相处，反而使他们感到「不合理」。而苏联则趁此机会大肆煽动，企图一举而排除西洋人及东洋人在中国之势力。

毛泽东名字首次出现

北伐革命军继续向南京和上海推进，至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春，北伐革命的第一阶段已胜利完成。整个南方和华中的大部份地区已为国民革命军所统一，残余的军阀势力仍盘踞在华北和西南，但是蒋介石氏已成为群雄之中实力最强大者，国民党已代表了中国民意的趋向。

同时，蒋氏麾下的国民党人与共产党人之间的斗争巳愈趋尖锐，国共决裂已为势所必然之事。史大林开始正视这一现实问题，训令中共把局势真相报告莫斯科。中共的报告书中声称已在工会和农会中获得决定性势力，全国总工会及其属下的各工会巳拥有二百八十万会员，各地的农会会员已达二千万人，据称单是在广东一省之内，已有一千万人参加了中共控制下的农会。我们在莫斯科看到的报告中说，湖南与湖北两省的农民运动尤为激烈，毛泽东的名字首次出现在「真理报」上，当时他正领导着湖南的农民运动，但不论是苏联当局者或在莫斯科受训的中共人员，对这名字都是陌生的，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九日「真理报」首次在一篇报导中提到毛泽东之名，称之为「湖南某地的农民领袖」。在湖北省，农会会员由一九二六年十二月的八十万人增加至一九二七年二月的二百二十万人，湖南的农会会员在同期内由一百四十万人增至五百二十万人。

当然没有人会相信这些数字的真实性，中共的地方党部向中共中央报告时夸大邀功，中共中央向莫斯科报告时更进一步夸大，目的也在邀功。但这些数字至少显示了中共势力正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扩张，同时莫斯科报纸对这些明知不确的数字大加渲染，也显示了共产国际对中国局势的欣然自得之状及蠢蠢欲动之意。

史大林命令矛盾百出

在这些数字的影响下，莫斯科认为中国已濒临了「群众革命」的前夕。所谓群众革命，是当时共产国际用於共产党作乱的专门名词，以别於国民党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莫斯科对於中国局势的兴奋溢诸言表，「中国事务」原是属於以齐查林为首的「外交人民委员会」（即苏联外交部）负责的，这时改由以恩舒列契特（Josif Unschlicht）为首的苏联共产党政治局特别委员会负责，并由史大林亲自在幕後领导。莫斯科对中国局势的兴奋，也反映在对待我们这批在苏联工作或受训的中共人员之态度上。以往，我们这些人被称为「中国明友们」，像童养媳一样不受重视，而现在，我们已晋升为「中国同志们」，许多人在奉调返国时，皆获得恩舒列契特的亲自接见，并作恳切谈话，王明更成为克里姆林宫的座上常客。

过程的兴奋产生了手忙脚乱不知所措的现象，史大林一方面为自己政策的成功而沾沾自喜，并趁机打击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左派」，另一方面则眼看着中国「群众革命」之迫临，必须采取当初「左派」所提出的武力暴动政策。因此他对中共所作的训令是矛盾百出的。例如在一九二七年二月份内，苏联共产党政治局特别委员会先後向中共发出三道命令，第一道命令是：「把农民运动提高到群众革命的水平。」第二道命令是：「除非在万不得已之下，不得与国民党破裂。」第三道命令则说：「现阶段中国农民运动的首要目标是打倒地主、分配土地。」

其他的一些训令，有些是符合中共内部温和派的主张，有些则符合中共极左派的主张，例如在一九二七年二月，史大林给中共的一道命令中说：

「必须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必须武装工人和农民，使农会成为实际的政权机构，由武装的工农士兵加以支持。……共产党员决不能向国民党右派的背叛革命和反动的政策让步。」

这道命令，後来成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史中的一项重要文献，最初登载在一九二七年四月一日的莫斯科「真理报」上，现在被收集在用二十六种文字印行的「史大林全集」中。「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一句，巳成为全世界共产党的格言。在一九五六年赫鲁晓夫展开反史大林运动之前，这道命令一直是世界各国共产党奉为神符和经典的名言，至今中共仍一再重复着这句滥调。

这一切阴谋在领导着国共合作政策的蒋先生之背後进行着，但是决瞒不过国民党的耳目，因此蒋氏对於中共的目标愈来愈怀疑，尤其是那些混迹在国民革命军中的共产党员，更使他产生「引狼入室」之感。

尽量削弱蒋先生威信

北伐军在一九二七年初占领的地区，是中国最富饶之区，也是外国利益在中国最集中的地区，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外侨集中在东南沿海一带新被北伐军占领的地区，其中尤以英侨及英商利益为最著。上海是远东最重要的商港，而英商则控制着这个商港的经济命脉，在南京、武汉以及其他一些新占领的大城市中，也有英国和其他国家的租界。由於吴佩孚军队的溃败及国民革命军之节节推进，外国侨民人人自危，对外国人的侮辱、抢劫和暴行事件也间有发生，因此外侨都纷纷逃入国际观瞻所系的上海外国租界中。这些现象，都是由於共产党的挑拨煽动，无知的工人和农民在共党故意歪曲宣传之下，把国民党崇高的「反帝国主义」之民族独立目标，误解为「反外国人」。而国民党在当时根本无可能向民众施行正确的反帝国主义教育，也无法向外国人作解释。这已经使国民党及其领袖蒋先生处於很尴尬的境地，同时各地的工会又在共党煽动下纷纷进行大罢工，而这罢工都迅速变质为要求政治权力的斗争，军队的纪律也在共党破坏下渐趋松弛，农村的秩序在农会捣乱下，此城市更为混乱。这一切，削弱了蒋先生的威信，并使他在指挥军事行动时遭遇诸多困难，蒋氏处此境遇下，迫得采取一些较严峻的措施，以加强党和军队的纪律并确保地方安全。国民党内的左派开始指摘蒋氏有「独裁倾向」，此种论调受到共产党的支持并加以夸扬，更使蒋氏对共党的不满增加。

正在这时，发出了一件重大的意外事件，使蒋氏决心和共党决裂。当时鲍罗廷仍追随蒋氏左右，蒋氏对他的信任虽已不像在广州时的推心置腹，但因仍需在军火方面依靠苏联接济，并在一定程度上依赖苏联军事顾问对国民革命军的政训工作，故仍予鲍罗廷以「国民党顾问」名义。在一九二七年三月底，蒋氏的部下在一个极偶然的场合中截获了鲍罗廷致国民革命军内的一名苏联军事顾问达罗夫斯基（Darovsky）的密令，指示达罗夫斯基尽力阻挠国民革命军对上海的军事行动，因蒋氏的成就已显得对共产党具有愈来愈大的危险。蒋氏立即下令逮捕了达罗夫斯基。

大举清党鲍罗廷逃走

就在这种情况下，蒋氏决定和中国共产党及其自己的苏联「顾问」们决裂。

一九二七年四月，蒋氏下令大清党，逮捕国共合作时间加入国民党的所有共产党员，并首先在上海执行，蒋氏仓促之间采取这一断然措施，是有其迫不得已的苦衷的，除了截获鲍罗廷致达罗夫斯基的密函之外，他还获得情报谓在上海的共产党人已武装工会会员，企图夺取行政权。

当蒋氏在上海大举清党时，共党工人已开始蠢动，如果蒋氏再迟数天采取行动，则中国的第一个「苏维埃政权」早已在一九二七年出现在远东第一大都市上海，这将使北伐的成就毁於一旦，幸亏蒋氏毫不犹豫地进行清党，才使「中国苏维埃政权」延迟了一年才在江西出现，并保住了东南最富饶之区。

忠於蒋氏的国民党人，长期来受够了共产党人的闲气，趁蒋氏决心清党之际，展开了对共产党的血腥镇压，各大城市内的共党组织及工会之领导人，几乎全部被处死，共党也以暗杀报复，血腥恐怖弥漫各地，英国和美国派出军舰多艘赶到南京保护侨民在混乱中撤退。

数天後，蒋氏亲抵南京，於四月十八日在南京成立新的国民政府，与在武汉被国民党左翼人士控制的国民政府分庭抗礼，武汉的国民政府内仍有五名共产党员担任部长，并且继续执行着「国共合作」政策，但因实力单薄，事实上已无「作」可「合」。

鲍罗廷侥幸逃过了蒋氏部下的逮捕逃到汉口，担任武汉政府的「政治顾问」，不久後就被调回苏联，此後短时期内，两个国民政府之间进行的斗争，但武汉的政府很快就被南京政府合并。

三、陈独秀与鲍罗廷的下场

〖中国局势中出现了「清党」这一崭新事实，对莫斯科犹如晴天霹雳，「真理报」直至四月二十日才刊登蒋氏清党的消息。在苏联除了极少数的几个领袖之外，所有人都认为国共合作是牢不可破的，连我们这些在莫斯科的中共人员，所学的也全部是如何在回国後与国民党进行合作，以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而从未学过如何与国民党进行斗争。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迅速壮大，使我们获得一种印象，认为共产党的胜利就在眼前。一九二七年一月，蒋先生还送了四张半身相到莫斯科，分送给史大林、托洛茨基、李柯夫及伏罗希洛夫，其中除了托洛茨基之外，另三人皆以自己的照片回赠蒋氏。当时的一切迹象都显示莫斯科与蒋氏的关系是融洽无间的。但是蒋先生终于当机立断地进行了大清党，这是莫斯科始料所不及的，其对於苏联政争所产生的重大影响，也是前所未有的，史大林与托洛茨基之间的权力斗争，也因蒋先生之清党进入了新的高潮。〗

托洛茨基猛轰史大林

自从一九二六年秋季以来，托洛茨基与史大林之间的「理论斗争」即集中在中国问题上，而理论斗争的目的就是抑低对方以增加自己的权力，联共政治局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举行了一连串几乎无休止的会议讨论中国局势。从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到一九二七年八月之间，史大林共发表了七篇关於中国问题的重要论文和演说。蒋氏的「背叛」已推翻了史大林的一切计划和梦想，中国局势的发展与史大林的期望完全相反，并在事实上证明了托洛茨基当初的警告是正确的。托洛茨基趁此机会对史大林展开反击，他在政治局会议中公开提出了权力要求，指责史大林五年来的对华政策是「不可饶恕的错误……对世界革命造顾了难以弥补的损失……我早已指出：使蒋介石担任国共联合力量的领导人，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大错误。」

从共产国际的利益来看，史大林的错误的确是难以宽恕的，但是在苏联共产党政治局内，史大林垄断了一切，托洛茨基孤掌难鸣，欲图推翻史大林是绝无可能的，史大林有充份时间和力量来掩饰他的错误及重订他的对华政策，他的第一项反应是谴责蒋氏为「人民革命」的叛徒和敌人。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四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史大林授意之下通过了如下一项决议：

「……我们以最大的愤怒及无比的憎恨，宣布绞杀中国革命运动的蒋介石为叛徒，他已堕落为帝国主义匪徒的盟友，革命的国民党之敌人，及全世界工人阶级和共产国际的公敌。」

一项可笑可怕的决议

接着，苏联共产党政治局於四月十九日（南京政府宣告成立後之翌日）召开非常会议，讨论新的对华政策。三名中共人员破天荒被邀列席，这三人是王明（陈绍禹）、博古（秦邦宪）和洛甫（张闻天），洛甫抱病参加，於第一天会议将近结束时不支晕倒，由另一名中共人员替补。这三人之被邀参加苏联最高当局的机密会议，显示了史大林在无可奈何之余，迫得重用一向不被他放在眼里的中国共产党，同时也显示了苏联决定全力支持中共来反对蒋氏。不久前史大林还颂扬蒋氏为「未来中国的希望」，但现在这「希望」已粉碎了史大林自己的希望，於是只得把新的希望寄托在中共身上。

非常会议历时六天，在会上首先讨论了对武汉政府的态度，王明在每一次被请发表意见时，皆强调武汉政府实力单薄，不足以寄予重任，因此在第二天的会议结束时，已决定不再考虑武汉政府的问题，只是予以「精神上」的支持，从第三天开始，进入具体的讨论。新的苏联对华政策就在这四天中产生，成为此後二十年苏联对华关系的指针。当时，史大林一方面要纠正他自己已犯下的错误，一方面要「惩罸」蒋氏，而更重要的则是要表示托洛茨基的观点并非正确。因此作出了非常可笑而又矛盾百出的决议。决议中说蒋氏的清党行动，是「中国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因为国民党内死硬的右派已「背弃」了革命，今後中国的「革命队伍」就更为纯洁，并因而可使中国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跨进到「无产阶级革命」。

决议书的四分之三是在为这种可笑的理论作自圆其说的解释，只有最後数百字才是真正提出对中国问题的主张：

一、把农民运动提高为农民革命，建立农村苏维埃政权。

二、工会运动完全转入地下，武装地下工会会员，在农民运动实力雄厚的地区，特别是广东、湖南及湖北三省，发动工人起义，建立城市苏维埃政权。

三、建立中国工农红军，红军人力的主要来源有二，一系革命的工农群众，一系策动国民党地方部队叛变。

毛张建立了工农红军

继此项决议之後，史大林还向中共发出了连串训令，以补充及阐述这项决议。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三日的一道命令称：「你们不得再用纯粹的宣传工作来进行革命。行动的时机已经到来，反革命（按：指蒋氏及国民党）必须受惩罸！」此命令系由史大林亲自草拟，收集在苏联国家出版社印行的「史大林全集」第六六一页。

在同一道命令中，史大林还训令中共以血腥整肃对付党内的动摇分子，并向中共提出了建立工农红军的具体方案。命令称：「必须沏底消灭共产党内同情蒋介石或仍与蒋介石保持着连系的分子……在党内挑选二万名青年同志建立工农红军之核心，在湖南、湖北两省动员五万工人和农民参加红军，以黄埔军校的学生担任红军干部……必须尽速建立可靠的军队。」

五月三十一日，苏联共产党政治局向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委员会发出的一封信中说：「在华南各省有系统地发展农民革命，尤其是在广东省，已具备农民革命的条件。我们必须提出这样的口号：『一切权力属於农民协会和农村委员会！』这是国民党在过去数年中获得胜利的根据，也是今後的革命获得胜利的凭藉。」

陈独秀对这些命令持有怀疑态度，他仍认为有与国民党重建合作之可能，但瞿秋白、张国焘、毛泽东等人则力主「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并由张国焘与毛泽东首先分别建立了工农红军。

洛密纳兹接替鲍罗廷

同时，由於武汉政府之兵力脆薄，苏联对武汉政府之期望也迅即幻灭，共产国际致鲍罗廷的训令中，号召他以全力使武汉政府趋向「革命化」，第一步是没收地主的土地。这使领导武汉政府的国民党左派人士亦难以容忍，於是武汉的「国」共亦告分裂，汪精卫回到南京重与蒋氏合作，共产党与国民党左右两派的关系皆告破裂。

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七月七日，鲍罗廷离武汉返苏，四年余来苏联对中国内政的军事及政治干涉至此完全告终。在这四年中，鲍罗廷在中国的活动使他成为一个高高在上的传奇性人物，他是史大林对华政策的全权执行人。史大林曾把建立包括中苏两国在内的「亚洲红色帝国」之希望寄在他一人身上，他之黯然离华，标志着中苏关系的决定性转变，也意味着国共之间的澈底决裂。

从这时开始，莫斯科对中国局势的唯一希望是寄托在大规模群众革命运动上。共产国际发给中共的训令号召发动纯粹的苏维埃式革命，史大林在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的演说中首次提出了建立「中华苏维埃国家」之目标。同年九月二十七日，他提出了由谁领导中华苏维埃国之问题。他说：「当然须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但共产党将永不再与国民党合作，除非在国民党内再出现革命的左派。」

共产国际派了一名新的代表洛密纳兹（Lcminadze）到中国，接替鲍罗廷的工作，但他的活动完全是地下的。洛密纳兹的第一步行动就是与冯玉祥接触，援助冯玉祥进行新的反蒋运动。一九二七年八月底，苏联共产党政治局拨款二百万日圆支持冯玉祥，稍迟再增拨一百万日圆。

昙花一现的广州公社

另一方面，中共秉承共产国际之意旨，盲目地发展了「群众革命」。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在广东发动工农暴动，成立「广州公社」，但这所谓群众运动毫无实际的群众基础，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失败的命运，「广州公社」成立仅三天即告失败。托洛茨基在一九三０年发表的「致中国共产党及全世界共产党的公开信」中，遂大大评述了这段时期内史大林政策之错误：

「一九二七年底，史大林及其宗派，深为他们自己的错误所造成的後果所震惊，企图以孤注一掷来挽救多年来的错误所造成之恶果，因此组织了广州的革命。史大林等人仍固执地认为中国革命的形势处於高潮中。实际上，蒋介石的地位和声望正在不断巩固和提高，无产阶级革命的形势显然是处於低潮中。广州工人的英勇行动，并不能弥补中共领袖的盲动精神所造成之灾害。广州公社革命在血腥镇压下终告失败，……一九二八年初，当中国革命仍处於低潮之际，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宣称中国革命的道路为武装群众起义。这种错误路线的唯一结果，将是使工人群众受到进一步的杀戳、革命力量受到进一步的摧残、党的威信受到进一步的损害、革命的士气进一步地趋向低潮。……」

各地苏领馆皆被抄查

史大林在盲目发动中国的所谓群众革命之同时，企图联合北洋军阀的残余势力来倒蒋。这是史大林「联合次要的敌人打倒主要的敌人」之一贯手法，在一九二七年之前，他力主国共合作打倒北洋军阀，但当蒋氏与共党翻脸而且羽毛更为丰满之际，史大林就急於耍联合北洋势力来倒蒋。他派了许多代表分别向北洋军阀们游说，但由於这些代表过份明显地干涉中国事务，反而引起了北洋军阀们的反感。张作霖元帅首先对史大林的这种阴谋予以毫不留情的打击，他在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六日即抄查了在北京的苏联大使馆及其他苏联机构，张作霖公布了搜获的文件【HGC：即《苏联阴谋文证汇编》。】，证明苏联对华政策之颠覆性及恐怖性。当时莫斯科曾力辩谓张作霖公布的皆系伪造文件。但根据张作霖公布的文件之完整性，显示这些文件确是真实的。同年十月廿五日，上海苏联领事馆被搜查，十二月间，广州苏联领事舘二度被抄查。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五日，中国政府通知苏联政府，限期关闭在中国境内的所有苏联领事舘及贸易机构。

至於苏联的党争形势，至此亦意味着托洛茨基末日之到来。由於事实证明托洛茨基的顶见和批评完全是正确的，因此使他和史大林的「和平共存」成为不可能。如果苏联对华政策获得若干成功，则史大林尚能容忍托洛茨基作为一个不负责任的批评者。但现在，由於史大林的对华政策完全失败，托洛茨基的存在已直接威胁史大林的地位，因此，一九二七年十一月托洛茨基即被放逐至中亚细亚，直至一九三五年他被流亡国外时止，始终没有回过莫斯科。他之被放逐，当然是由许多原因及恩怨累积而成，但他与史大林对中国问题的歧见则是最主要的原因，而且也是直接促成他与史大林决裂的原因。

陈独秀被苏联赶下台

中国共产党在一九二七年下半年及一九二八年全年在国内受到最严峻的镇压，实力大受损失，共产国际却把自己所犯的政策错误归咎於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执委会在一九二八年通过了许多决议指摘中共所犯的错误，实际系为自己的错误寻求解脱。是年二月十三日通过的一项决议称：

「中国共产党领袖们从一开始就犯下了许多严重错误，这些错误严重地损害了革命组织的战斗力量，从最近局势的发展显示，这些机会主义的错误（按指与国民党合作）使中国共产党遭遇了政治破产的可悲处境……值此中国革命的决定性时期，中共中央委员会竟没有坚定的政治路线，听任许多错误发生，从严格的观点来看，这是对革命路线的背叛。」

以王明为首的受莫斯科训练的中共人员，当时对这些指摘逆来顺受；但是以陈独秀为首的与莫斯科没有亲密关系之中共人员则起而反驳。可是王明派的势力已经在党内有了压倒性优势，因此从中共成立七年以来一直领导着中共的陈独秀，终於愤而辞职【HGC：有条件的读者可参阅郑超麟回忆录。】，也可以说是被莫斯科赶下了台。

陈独秀辞职之前，在一九二七年八月的中共第五届全国代表大会中，曾提出了一项大胆的创议，他当时建议把中共活动地区由南方转移到北方。因为那时中共的活动全都是在南方的国民党统治区内，随着国民党统治区的扩大而扩大。自蒋先生反共大清党後，陈独秀认为南方已非共产主义发展的温床，应把总部迁至西北，与受苏联势力控制的外蒙和新疆接近之地区，以避免腹背受敌。但当时大多数中共党代表舍不得放弃在南方已获得的一些基础，因而指责陈独秀的这种主张是「投降主义」和「逃跑主义」。

中共第五届大会通过的谴责陈独秀之决议中称：「中国共产党必须在革命的工农群众势力雄厚之地区求发展，上海和广州的工人阶级从及广东、江西、湖南、湖北等省革命的农民群众，是我们趋向胜利的基础。」这项决议登载在一九二七年十月出版的俄文版「共产国际公报」中，但在现在的中共党史中皆只字不提，因为这项决议显然是错误的，如果当时党代大会接受了陈独秀的建议，就不会有日後所谓「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干辛万苦，中共的元气或可因而保存。

共党所谓机会主义者

陈独秀成为中共内部斗争的第一个牺牲者。共产国际指责他巳「背叛」了中国革命，指责他的温和观点已成为中共未来发展的绊脚石。在此後两年间，陈独秀辞职前後曾写了许多信给中共的新领导者瞿秋白、王明、博古、李立三等人，激烈地批评他们的政策。他指责他们经过「广州公社」失败的教训，仍不明白革命是处在低潮中，必须以耐心细致的组织工作来代表盲目激进之武装行动。他在一九二八年四月写给王明的一封信中说：「在你们的眼中，看不见革命的低潮之一面，你们的唯一口号是革命、革命、再革命。任何正视革命现实的人，皆被你们称为机会主义者与投降主义者。」

共产国际却全力支持王明等人对陈独秀的反击，共产国际连声指责以陈独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集团」所犯之「严重错误」。这种指责一直延续到一九二九年十一月陈独秀被中共正式开除党籍时止。

陈独秀虽被中共开除党籍，但仍为国民政府的通缉犯，他的处境异常痛苦，在政府区内到处流浪躲藏，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他与其他数位同样处境的人，被中共向国民政府告密而遭逮捕，翌年他被法院判处十三年徒刑，一九三七年获赦出狱，一九四二年病逝。这位中共的真正创造者，被今天的中共政权称为「叛徒」和「国民党特务」。

与他同时代的另一位「英雄人物」鲍罗廷，和他的收场如出一辙。他从中国返回苏联後，亦被称为「机会主义者」。当时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机关刊物「东方革命报」说：「鲍罗廷是个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在中国共产党第五届大会前夕，他甚至主张中共向帝国主义求取保护，以避免国民党的镇压。」此後，他在苏联担任了一些低级职务，一度充任一家造纸厂厂长，以後又曾担任「莫斯科日报」编辑，这是一张第二流的英文报纸，出版了三年就告停办。「纽约时报」记者尤琴·里昂斯於一九三二年在莫斯科见到了鲍罗廷，对他所作的描述是：「一个破碎了的巨人。」到了一九三六年苏联大清党时，他被史大林下令逮捕，此後无人知他下落，一说他在被捕後不久即被枪毙；另一说他在奴工营度过了数年後获赦；据美国苏联问题权威达林教授所著的「俄国在亚洲之兴起」一书中说：一九四二年时曾有人在东线看到他在红军中担任低级政训工作。但总之，他是没没无闻抑郁而死的。

四、毛泽东拜史大林错误之赐

〖民十六年（一九二七）秋国共之间所发生的连串事件，不仅标志着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中之转捩点，亦且标志着苏联对华政策之大转变。莫斯科、国民党与中共之间的三角联盟终告破裂，全中国各地之苏联领事馆皆遭查封，各级俄籍「顾问」皆被逐出境，中共经过数次毫无成就之流血大暴动後，其势力亦由城市全面向农村大撤退。在此後数个月之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及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中央委员会，皆陷於一片混乱中，莫斯科颁予中共之训令经常系自相矛盾甚至不知所云。史大林当时对於中国问题显然已陷於不知所措之困境。〗

中共与莫斯科的争辩

在此期间，竟有成千成万的共产党员宣布脱党，其中许多人还投向了国民党，另有大批中共党员向警方自首以免受检举，各省市的共产党组织已在基本上瓦解。但仍有一小撮狂热的共产主义信徒与政治冒险家留在党内，准备在不同的条件下用不同的方式继续进行斗争，这批人成为日後中共发展的核心；正因为这批人皆曾身受国民党镇压之苦，而且长期转入地下活动，因此注定了日後中共的恐怖性质及对异己者之强烈仇恨。

但即使是这批狂热的中共党员，而在当时他们也有重大的思想波动，他们与共产国际的领导者们一样，对於中国「革命」的前途茫无头绪，对许多关键问题争持不下。在莫斯科和中国各地的共党地下组织之内，争辩着许多问题，诸如：谁应对北伐革命的失败负责（从中国人民的立场来说，北伐革命是成功的；但从共产党的立场来说，由於蒋氏在北伐末期与共产党决裂，使共党势力大受打击，故认为北伐革命是失败的）？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所受的失败究竟意味着什么？共产主义革命的浪潮在中国是否已成为过去？抑或只是暂时的失败？新的革命高潮将否会相继而来？中国共产党当初与蒋氏建立联盟是否有必要？中共对「中国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政权」之态度是否正确？除了这些问题之外，莫斯科及中共同时进行着的最主要争辩是：托洛茨基指控史大林的国共合作政策是导向目前灾祸的主因，言之是否有理？同时，托洛茨基力主在中国必须仿照苏联的先例，建立工农政权以推翻国民党所代表的「资产阶级政权」，究竟是否正确？

中共此时的首要任务，不是发展党的力量，不是使剩留的党员如何苟延残喘【HGC：此句原文“不是”，疑为“而是”之误。】。苏联已不再把数以百万计的银洋和成批的「指导员」派来协助中共，因这种协助已无济於事。但是莫斯科对於中共的控制，仍无丝毫放松。一九二八年一月，共产国际首脑之一布哈林给瞿秋白的一封亲笔函中，强调：「中国革命必须受世界革命总部的领导。」所谓世界革命总部，是当时共产国际引以自豪的一个名词。

六届党代会在苏召开

共产国际对中国问题的「决议」和「训令」多如牛毛，但始终提不出一套明确的方案或整套的计划，莫斯科显然与中共一样陷在混乱与旁徨中。共产国际是永远「正确」的，他决不承认在以往数年中自己的政策错误系造成中共危机的主因，反而找寻代罪者来承担这一悲剧之责任。一九二八年七月，共产国际第六届大会在莫斯科举行，所讨论的全都是「中国问题」，把中共之失败全部归咎在中共内部的「改良主义者」身上。大会通过的决议之一称：

「……在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按：指中共在武汉召开的『八七会议』，在这次会议中撤换了陈独秀的领导）之前，领导中国无产阶级运动的不是革命家，而是改良主义者，他们对於资产阶级的政治本质缺乏应有的认识，因此放弃了一些最主要的革命口号，特别是农民革命的口号（按：当初史大林主张国共合作之际，曾力阻中共展开农民革命，因此一贯主张国民革命的毛泽东及任弼时被视为异端，在党内深受排挤），这是中国共产党在一九二五至二七年间所犯的基本错误。」

在这次共产国际大会召开的前一个月，中共第六届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这是中共党史上唯一的一次在国外举行的党代大会。毛泽东没有参加这次大会，任弼时则参加了，由於史大林对中国问题的看法之改变，因而在这次党代大会上，毛泽东和任弼时皆被选为中央委员。

中共第六次党代大会，事实上是在史大林的指导下为他自己的错误寻求开脱，同时秉承史大林的意旨通过了中共新的行动纲领。参加大会的代表包括在莫斯科工作及受训的所有中共人员，以及一小部份专程前来参加此次大会的中共党员。大会首先清算了陈独秀的「投降主义」，接受通过了一连串决定中共发展方向的重要决议。在这些决议中，首次提出了在中国建立「工农专政政权」之计划，大会提出了建立工农红军、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土地分配的任务。决议中指出「革命高潮」仍会来临，但又指出了当时的政治形势是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指出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指出中共在现阶段的总任务不是进攻、不是组织起义，而是争取群众。

毛泽东成为突出人物

当时毛泽东是中共各派系之中唯一手上有兵的人。因此史大林授意通过的这些决议，对於毛泽东在党内的飞黄腾达具有决定性作用。毛泽东在一九二七年十月已在井岗山地区建立了所谓「农村革命根据地」，同时八月一日在南昌叛变的朱德及叶挺部队後来也逃到这里来与毛泽东汇合，在当地成立了「湘赣边区工农政府」，并且着手领导农民分配土地。随後，陈毅与林彪又率领了一支「南昌起义」的残部由广东败退，辗转逃抵井岗山，於一九二八年四月与朱毛部队汇合，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

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共第六届大会，恰在「红四军」成立之後的两个月召开，因此毛泽东虽未亲自出席，而且他在共产国际中的名气远不及张国焘、王明、瞿秋白、李立三、周恩来等人响亮，但是他隐隐中成为这次大会上最受注意的人物。由於史大林改变对华政策，力主中共建立地方苏维埃政权及工农红军，因此毛泽东成为史大林希望是寄的唯一人选。在今天看来，我们可以说：毛泽东的崛起，完全是拜史大林的错误所赐。

这次中共党代大会举行後的一个月，共产国际第六届大会跟着又在莫斯科开锣，所讨论的全部为中国问题。在大会上最主要的两篇演说，系由共产国际的两名「中国革命问题专家」伏洛夫斯基（Vorovsky）及史特拉柯夫（Strakhov）发表。大会通过了一项「关於中国问题的决议」，训令中共当前的斗争目标为：推翻国民党；在中国建立苏维埃政权；没收买办资牵阶级及地主之一切财产；与苏联建立同盟。这些在当时看来似乎空洞的指令，被毛泽东等人唯命是从地执行着，终於在二十年後，付诸实施。

在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结束时，选举了共产国际的新执行委员会及新主席团，与王明一起代表中共出席此次大会的俄籍代表史特拉柯夫，当选为主席团委员及共产国际最高执行机构政治书记处的十一名书记之一。

由城市转入乡村活动

上述的这些年代，是中共党史中最艰苦黯淡的岁月，但是共产主义运动并未在中国连根铲除。瓦解了的各地地方党组织之狂热党员，流亡在各城市间，逃避国民党的搜捕；在党内几乎已没有工人阶级分子，剩下的全是狂热信奉共产主义、或热中於在政治冒险中求取名利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最艰危的一九二八年下半年，中共自称尚拥有党员约四千人，而这数字显然还是夸张的。在一九二七年初共党势力嚣张时期，全国受共党控制的工会共有七百四十三个，但到一九二八年下半年所有共党工会已荡然无存。残余的党员之活动自然而然地皆集中在农民问题上，因为在城市中已没有他们活动之余地。但当时他们发动的农民运动完全是无组织、无计划的偶发性行动，他们看到任何一个农村政府势力稍为薄弱，就立即煽动农民起来绑乡长、杀地主、分土地，当保安队来到时，他们就溜之大吉，让被愚弄的农民被保安队处以杀人之罪。

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当局，对这种情况不甚了解，只从报告上看到各地都是「农民起义」，因此对这种「农民运动」大加赞扬和鼓励。这使中共各级党员得其所哉，他们发觉在农村中远较在城市中安全，而且领导这种毫不费力的「农民运动」可以受到莫斯科赏识，因此全面向农村「转进」，在农村中他们毋需躲藏，可以随心所欲地组织各色各样的「政府」，使自己成为一个「苏维埃主席」，一尝做领袖的滋味。於是各地「苏维埃政府」如雨後春笋般成立，甚至在穷乡僻壤的一个三家村，也可以挂起一个「苏维埃政府」的招牌，这种活动在中国几乎无人重视，但写在报告书上送到莫斯科，则使共产国际大为兴奋，以为在中国各地农村已「全面」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莫斯科被这种虚伪夸张的报告所迷惑，对於中共势力日趋没落的真相熟视无睹，而一心以为「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经已来临。

一九二九年苏联共产党第十四届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正是三家村式的「苏维埃」政权在中国搞得最热闹的时候，布哈林就曾在会中得意洋洋地宣称：

「在伟大的中国农民动动史上的第一批苏维埃政权，已经在农民群众的热烈支持下胜利地建立，已开始形成了一股反帝反封建的强大洪流。他们已割下了三百至四百颗地主的头颅！（此时会场里扬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代表们且高呼：「太少了，应该再多割点！」）苏维埃区域的地主们已经被干净利落地消灭！」（注）此段文字系译自苏联国家出版社出版的「苏联共产党第十四届全国代表大会文献」第六百零四页。引文括弧内之文字，系原文引述。

瞿秋白斗不过毛泽东

但事实上，「中国苏维埃政权」的实验为时甚暂。所有三家村式的苏维埃政权曾在数个月後被中央政府肃清，直至一九三０年才有一个真正站得住脚跟的苏维埃政权在江西瑞金地区出现，即毛泽东舆朱德领导下的一股势力。

所以当时共产国际执委会一再训令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中央必须全力支持毛泽东及朱德之「革命手段」。就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地位愈趋重要。事实上，在共产国际眼中，毛所领导的苏

作者：HGC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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