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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与网友谈“道德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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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与网友谈“道德救国”   
所跟贴 与网友谈“道德救国” -- 芦笛 - (1800 Byte) 2005-2-25 周五, 下午11:23 (901 reads)
老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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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此跟贴与道德沾一点边，请耐心看到最后一句话。 (189 reads)      时间: 2005-2-26 周六, 上午8:08
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此跟贴与道德沾一点边，请耐心看到最后一句话。
芦笛所言极是，象我这样在中国巨变过程中毫不为之所动却苦于或甘于十余年磨一剑的中国人的确其傻无比。中国人常说老外傻，嫁老外的中国人也会越变越傻。虽然我自己常常忍受高出不胜寒的孤独，好不容易在网上发掘世界上还有一个叫芦笛的傻冒――成天跟别人干仗，本以为可能用中文交流，可傻气一冒就把人拒之于千里之外。在此，再冒一把傻气，反正我自己定位于老百姓――小的不能再小也无所谓掉价不掉价。与芦笛能够打出交情算是有缘，但决不想与他结冤。以下试着用中文解释我这几年的研究以便与芦笛进一步交流。相信芦笛的诚信不会公开别人没公开发表的东西，并请原谅老毛病――跟贴。
芦笛是科学家，但他的关于社会的政论性杂文大体上可以归为文人的灵感和断想，虽然辅之以大量的史料和生活经历和体验。文人和学人的区别是使用的方法和工具不同。他的大量观点在被逻辑分析和经验材料证实之前对西方的社会科学家来说只是假设和观点。老外的脑袋就是这样无论你讲的如何天花乱坠如果不是用他们明白的方法――即经过使用某个、几个概念工具逻辑的分析对经验材料（定量和定性）加以实证或证伪而分析出来的――就一钱不值。在这种意义上中国过去的社会科学研究是“非科学”的（当然现在有些变化）。我从90年代初出国以来一直觉得某些国外的所谓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的科学的研究中国问题的成果有如隔靴搔痒之感。的确，中国人的脑袋里的灵性的感受和判断有时候很准但的确很难分析论证。我从社会学跨入人类学从定量分析做到定性分析就是因为我不完全相信这种“科学”的力量――我深知在input时变量没有选准则outcome会如何荒唐，何况社会科学毕竟是“软科学”有时甚至是“伪科学”。在非科学、伪科学、软科学、科学和超科学之间，我的策略是尽可能先科学点再超科学。所谓“超科学”即将科学还无法解释的现象引进来再说，如“跟着感觉走”的现象，虽然社会心理学和心里分析学已经介入了这个问题，但研究的远还不透。所以我想从我做过的研究中国农村的课题中提炼出一个概念分析工具用来分析中国的复杂的社会人文现象，但这个工具又必须足够的抽象以超出“镰刀割不着镰刀把”的悖论。
我的研究用一句话概括即锤炼一个叫做“礼尚往来”的概念分析工具（a general analytical concept）再用它分析中国即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有关现象。“礼尚往来”是与 “互惠”（reciprocity）这个社会人类学的核心概念直接相关的研究。作为集群性动物的人类在生活中不断地发生各式各样的联系并结成成千上万种关系。社会学主要研究以理性行为为基础的社会交换关系，心理学侧重研究实际交往中的人际关系，人类学则注重社会关系中更为复杂具体的人与人及人与身边的制度关系：亲子、婚姻、家庭、家族、宗族、村落、社区等等。通过对这些关系的研究来了解特定群体中人们行为模式和文化习俗的积淀及其变化，由此逐步扩大，寻找异同，相互理解，求同存异。综合及分析等基本方法有助于对以上情况的了解。国内同行的综合概括的能力很强，正如许多人都能根据不同的构思做出十碟八碟菜的家宴。这样当然能得到一些基本的信息。但是分析则不同，它是通过使用某种工具按逻辑方法深入到我们看不到的地方挖掘出更全面丰富的信息。互惠这个人类学的基本的概念分析工具是从原始部族的研究中锤炼出来的对研究中国这么复杂的社会及其各种关系显然是不够用的。所以深入研究中国社会的复杂关系首先涉及到打造适当的工具进而才是工具的使用的问题。
“礼尚往来”是借用《论语》中的词组和民间通俗的用法赋予了特定的含义而正在打造或锤炼中的一个社会人类学的概念工具，如“库拉圈”是一个经典概念。这种概念工具应易于操作具有分析能力和普适性。博大精深的中国历史和文化长期以来一直吸引着汉学人类学家们不断尝试。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在人类学中是一份经典的田野报告。早在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面子”就被引进人类学，九十年代以来更有“关系”、“人情”等范畴的跟进，但是还没有锤炼出概念工具，有关研究也还没有被学科所接受（即没有写进教科书）。经典概念的形成是在田野作业的基础上把经验研究和理论研究按科学的方法精巧的揉和在一起。我的田野作业点定在江村就在于它的经验研究素材丰富，其追踪研究可上溯到七十年以前而且不断有各学科各角度广泛关注和研究，当然我的研究并不能仅限制于江村。
任何一个理论概念的出现都是建立在前人研究成果和自己的创新基础之上的。“礼尚往来”这个正在形成的概念工具是我以江村的经验研究为基础从中国社会生活文化中正在打造的一个理论模型。它由一套基本关系和一组评判标准所构成，呈以创造性为核心的动态的网络状。具体说来，“往来”概括了四项基本关系：馈赠性往来、表达性往来、工具性往来和否定性往来。 这些馈赠性表达性工具性否定性等等关系或交往的分类都是从不同的学者那儿借来的，我把他们放在一起并用“往来”串起来了。我花了三章讨论表达性往来即人情往来，这是与关系往来不同性质的在中国社会最普遍存在的一种往来形式。自从帕森斯在与西方的普遍主义为主的社会相比时指出中国是特殊主义性质的社会以来许多学者都接受了这一观点，正如关系和关系学盛行于西方后许多人把中国社会简单的与中国是特殊主义性质的社会相提并论然。虽然也有学者提出异议甚至提出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并存于中国社会的观点，但是仅仅到此为止。如何将这个问题深入下去？江村的经验研究清晰地展示了这种普遍主义特殊主义的两分法过于简单，在四种基本的往来形式中人情往来比关系往来在日常生活中的比重大很多。更重要得是，这些往来不是静态的而是会相互转化和变动的。如村民与村官之间曾是一种纵向的管理被管理关系，但村民自治后关系的性质发生变化，村民可以决定村官，村民也可以参与村管；此外党组织与村委会虽然是并存的但曾经是纵向的关系――党的领导高于一切；有时是横向的替代关系――xxx时代；或重叠关系――xxx时代，但他的“挂个名出点钱”的超脱姿态使江村的党政关系看似国家主席和总理的关系，这两种种模式都有一定的创造性。当然如果不突破“支部建在连队上”的框框村一级的党政关系的矛盾不可能彻底解决。村民自治的实践还挑战了乡镇一级的体制。此外有学者提出的“体制外的联合行动者”与村民和村委会的关系也很有意义。总之，这些“往来”构成了纵横交错的网络，其交往的方向有自上而下――镇上下来磨合候选人名单问题，也有自下而上――村民上访反映情况等。
虽然以上往来关系的变化多样但并不是没有规律可寻的，如何评判某种往来类型、如何判断变化的状况以及预测关系变化的前景取决于许多因素。 “礼上” 提供了一套基本评判标准：道德、感情、理性和灵性（我重新定义了这个灵性即宗教感之意）―― 这些标准或原则也是集不同学者之大成冠之于“礼上”的名下而来的。从村民的关于选举的言论中我们听到村民有时说选举是走过场因为他们被骗过，这是一种道德判断；村民说一再受骗太伤感情，则是一种感情因素的判断；村民说对我有利的事我就做，这是道地的理性判断；村民说非党员个体户当村书记一把手是天意，这显然是宗教性因素的判断。当然如果不作量化研究就无法知道究竟多少人持哪种态度，每个人心中那种因素占多大比例，在以上诸因素中哪种因素在哪种事件中起主导作用，它们在什么程度上影响关系的性质及其变化？因而也就无法采取相应的对策和作出前瞻性的预测。
最好的理论是最简单的。礼尚往来一个概念把交往关系的类型和交往的原则结合起来了，把静态的关系和动态的变化统一起来，而且还揭示出了关系变化的动机，如村民自治的矛盾心态。这种心态问题是更深层的与行动的动力和动机相关的问题。借用梁漱溟的概念“人心”（主动性灵活性和计划性）――与“人情”（虽然有人把人情作为类似于伦理和感情一类的原则，但我将其一分为三：“人情往来”――往来的一种形式、道德和感情分别为两种判断标准）已经不是一个层次的问题了。江村的经验研究结果一再证明了梁的观点的客观性。几年前我曾援用了梁的“人心”的观点来认同西方70年代流行的概念“创造性”概念。巧合的是，创造性这个概念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又成为新的时尚（以跨学科研究为特征的）。我的特点是把人心即创造性的源泉定位于道家的阴阳图上，认为各种关系的运动是永恒的而且是相互转化的。利用礼尚往来的模型可以通过描述各种关系的静态的状态并且分析不同的关系的变化进而揭示有关关系的静态与动态的转化。
礼尚往来究竟有多大强度的分析力、在什么程度上有操作性、在多大范围内有普适性均有待于在相关领域和不同地区中应用和检验。目前我正在做“全球化与村民自治”的课题。中国自古皇权止于县。老子也有治大国若烹小鲜之说。中国的村民自治在某种程度上是有历史渊源和传统的。村民自治包括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国内外对这方面的研究也很丰富。我所了解的各地的村民对上述四个方面的参与是很不一样的。我所做的角度与别的学者也不同。我是从村民与村官和乡镇地方官的纵向的互动关系来看馈赠性往来、表达性往来、工具性往来和否定性往来的变化，以及由这些变化导致的村民对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参与情况及其原因。我还从村民与私营企业主、教育技术等地方精英的横向关系的互动来看上述往来类型的变化及其对村民自治的影响。
“礼上往来”将村民自治置于“史”的纵向研究与全球化的区域间交流过程的横向研究的框架里。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历代统治者都是采用专制制度，虽然推翻帝制后有中华民国或中华人民共和国仍然是换汤不换药。但中华民国在台湾的民主化进程表明历史发展到二十一世纪为大陆提供了的民主化契机。这是全球化进程的一部分。如以集体经济为主体的苏南模式的垮台没有造成任何社会危机和混乱，仅仅在二、三年之后就创造了以私营企业为主体的新苏南模式：在江村现在有四分之一的农户用上了宽带！这个奇迹是由大量的外资的进入带来的。外资是如何进来的、为什么进入这个地区、外资是如何激活乡镇\私营企业的又如何转化为产品、进入消费领域、改变村民的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这一系列问题可以从跨学科的角度加以研究。礼尚往来模式在这个领域的应用可能发掘一些经典学科的常规研究看不到的东西。在第三次中西文化碰撞过程中中国的几次历史性重大变化都是从农村开始的，如中共的农村包围城市的夺取政权过程，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启的农村改革和社会改革的中共的政权巩固的过程，村民自治是否会导致中共一党制的结束还有待历史回答，但是村民自治的实证研究无疑有助于观察这种社会变迁进程。
目前国际上跨学科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对象是communication，在英国译为“沟通”或“交流”，这是社会人类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的互惠、社会关系、社会交往、人际关系、等研究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新说法。礼尚往来模式是communication研究的一部分――中国社会学或汉学人类学部分。只有在全球化过程礼尚往来这个锤炼中的概念工具才可能超越中国地理和文化界限逐渐展示其普适性力量。
回到与芦笛的关系上来，最开始我们之间是“工具性往来”(instrumental wanglai) ――欣赏他的文章活跃活跃大脑；后来升至“表达性往来”(expressive wanglai)――如芦笛发来中国ABC、狗崽子和教授的一节课的小剧等；以后降至“否定性往来”(negative wanglai)―― 傻X傻冒犯傻气；再以后能否回升至“表达性往来”鬼才知道（which determined by the religious sense rather than moral judgment, rational calculation or emotional element of lis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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