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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败之鉴·中共反政府力量论衡 1 】共产党反政府力量夺权之路反思特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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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败之鉴·中共反政府力量论衡 1 】共产党反政府力量夺权之路反思特辑 -- HGC - (1090 Byte) 2005-2-11 周五, 下午11:40 (666 reads)

HGC
[个人文集]

加入时间: 2004/10/29
文章: 312

经验值: 525

标题: 陈立夫：不堪回首故国月 (341 reads) 时间: 2005-2-12 周六, 上午12:07

作者：HGC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成败之鉴·中共反政府力量论衡 1 】共产党反政府力量夺权之路反思特辑

中共反政府力量造乱是全方位的。但论者一般多注意于中共反政府力量对中华民国政府军的渗透，而忽略了中共反政府力量在国家经济领域内进行的以蓄意扰乱社会正常经济秩序、严重削弱政府威信为目的的反政府阴谋活动。陈立夫回忆录对此方面有关情况的回忆——特别是内间冀朝鼎之反思，足资参考。

以下内容，除《共党之不守信》一节是全文摘录陈立夫回忆录《成败之鉴》第5章《全力推展战时教育时期》同名一节外，其他各节均全文摘自同书第6章《戡乱逆挫大陆沦陷时期》同名各节。发布标题《不堪回首故国月》为HGC所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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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败之鉴
陈立夫

共党之不守信

共党和本党谈判合作，就我所知，多是不守信的，在民国二十五年周恩来及第三国际代表潘汉年和我们洽商和平事，协议发表共同抗日宣言，表示全民一致，其内容包括彻底实行三民主义等四原则。殊料抗日战争开始，为时不及半年，共党就秘密令其所属对外宣布「共赴国难一致抗日宣言」，所谓四原则是一项幌子，实际是壮大自己，其策略是：「联络上层，夺取下层，打击中层」，举例来说，在上层则和我们军事长官联络，在下层则设法拖走我们的军队，背叛他们的直属长官。

我获悉这一阴谋后，便将此密件面报蒋委员长，他看了后认为这情报是不可靠的，且以为是离间国共合作关系的文件，并问告密的人是谁？我不得不将此人的姓名告知蒋委员长，蒋委员长竟怀疑此密件是伪造的，嗣后竟把告密者东北同志拘禁起来。

在此事件发生不久，我军退至汉口，阎锡山先生自山西飞来汉口向蒋委员长报告军情并顺便拜访我，我即告以共党密谋「壮大自己」的上述阴谋，他听了也不大相信，但岂料返回山西不久，他就发现有好几团的军队被共党「挖」走了【HGC：当即著名的山西“新军”与“旧军”冲突事件。但陈说在数量方面有误，投效中共反政府武装的山西“新军”数量不止“好几团”。】，事后，阎向人谈及此事件时，曾表示悔恨当时未接纳陈立夫先生的忠告，致未事先防范，造成军队的损失，至此，他才认清了共党的真面目。那时共党从陕西渡黄河到山西，由于地缘关系，军队常有往来，并因共军也高喊抗日，便不疑有其他，不料却因此丧失不少军队。

后来，蒋委员长识破共党真相后，经我建议，乃把当初提供上述密件的东北同志予以开释，由此可知以蒋委员长之明智尚有判断错误之时，可见共党之虚伪狠毒实非一般人所能想像得到的。

重庆时毛泽东来访

民国三十四年八月二十八日毛泽东抵重庆，由吴文官长鼎昌为蒋委员长去电邀其来的，此事关系甚大，未付中央常会讨论，遽尔去电，似乎疏忽。毛来后，除谒见蒋公外，并拜访党政重要有关人员，我亦被拜访之一人，毛来敝寓高庐相晤，我之会客室一墙角，曾被日机投弹炸坏，尚未修竣，且会客室坐椅均陈旧破烂，有所不恭，寒暄后，我坦直告以我何以反共，毛颇为惊奇，盖他人对其来渝，均十分客气，唯我则例外也。我曰：「中山先生之三民主义，乃集世界各种主义之所长，而又合乎我国文化道统之精神，经其融会创造而成者，故对外可以多方面因应，对内足以增长自信而自立自强，不依赖任何帝国主义，而自成一独立思想体系，以增强次殖民地之中国之自信与共信最为适当；而共产主义来自侵略吾国之苏联帝国主义者，须知文化思想之侵略，较之任何其他种种侵略为最危险，不可不慎也。其实此种思想，在我国二千四百余年前之战国时代，已早有之，许行、陈相之徒，信仰之，而孟子则以劳心与劳力同为重要，分工而已，告之，而视之为异端而攻其妄。毛先生如读过四书，当能记忆及之，中国人民，已受三民主义之赐，获得了自由平等之幸福，国家已列为五强之一，不平等条约除苏联外，均已取消，绝不会再愿意去做苏俄的顺民，所以我敢断言，共产主义，绝不容於中国人民，而终被埋葬，而且中国历史之外患，大都来自北方，北极白熊凶狠残暴，不容轻视，不好玩的，为避免中国成为国际列强之战场，只有大家信仰三民主义才对，所以我根本反对共产主义。」毛曰：「共产主义之实行，为时尚远，故我现在谈，新民主主义。」我曰：「先生之新民主主义我已拜读，并不胜於中山先生之民权主义。」双方话不投机，至此而别。不料不久我政府退出大陆，毛竟得意忘形，一意孤行，立即实行共产主义，苏俄惧其长大，诱其侵韩，使之战美，以削弱其国力，当时双方约定，中国出人力，苏俄出经费，及韩战结束，苏俄竟食言不肯出钱，毛始知上当而觉醒，於是转而反苏，双方陈大军於数千里之边境，如临大敌。联苏之结果，苏俄所占我国之广大土地，寸土未归还，不平等条约，亦未取消，较之民国十二年，中山先生与苏俄之越飞将军之共同宣言，究竟出诸於大政治家之手笔，联俄而丝毫不失立场，相去何啻天壤，盖赵孟所贵，赵孟能贱之也。

军事财政外交之失误

日本人投降时，总裁派何应钦将军去受降，我特地去看何将军，我建议他要求日本人的军队，帮我们防守两条路，由南京、浦口到天津，与由汉口至北平之津浦与平汉两条铁路，使日本军队帮我们防守这两条铁路沿线地区，我们的军队就可开往北方去，因为我们的军队都在西南，西北一带。但何将军忽略了我的建议，致使我们的军队须经上海，由海道运往天津、北平，白白浪费许多时间和人力、物力，予中共以调度机会，这是很可惜的事。

后来我们犯了一项很大的错误，就是日本投降后，所有在日本军队后面打游击的部队，我们没有收容过来。当时这些在北方、在东北打游击的部队，都是本党同志，后来军政当局或许受了国防部次长共奸刘斐之影响，不要这些游击队的兵，引起了他们的怨恨，这些人心里想：中央军队和日本人作战时，我们在日本人后面打游击牵制他们，不无有功，到现在天亮了，我们也应该有个归宿呀！现在中央却不要我们，那我们跑到共产党那里去算了！这项政策的错误导致北方、东北那些打游击的人大失所望，投向共产党那边。我们应该临时接收他们，再慢慢地补充到各正式部队里去，才是正当办法，如同沦陷区退出来的青年，如果我们当时不收容他们，他们自然被延安共党收容去了，这种损失，是无法补偿的了，为渊驱鱼，是等於壮大了共产党，使他们平白增加好多万人。

以上是军事方面的错误，导致我们失去大陆。第二项失败的原因是我们的财政金融没有搞好。当日本人占领了一地区，他们用日本军用券一块钱换取我们中央政府所行的法币一块钱，他们用这种方法逐渐收去了我们的钱币，而使整个沦陷区都用日本军用券，而我们中央银行的钱币便不通行了。这时候如果我们这边有一个人，他有一万块法币，那这个人必定很富有，因为那时吃一桌含有鱼翅、燕窝的酒席，才不过三、四块钱。在沦陷区，可以用一万块法币去换一万块日本军用券，人民感到并无吃亏，后来当汪精卫组织伪政权以后，他发行一种伪币，此时一万块军用券可换五千元伪币，乃等於贬值了一半，日本投降以后，收复地区人民自然欢迎使用法币，但财政当局宋部长竟规定两百元伪币换取一元法币，这一错觉，以为这样一来，就可用少数法币把伪币都收了回来，其实害了老百姓。有五千元伪币的人只能换到二十五元法币了，而这时候的法币早已贬值了，所以原有一万元法币的人民，只剩贬值的二十五元法币了。再举例来说，抗战初期，我曾用一万块钱协助两所大学迁校，这两所大学一所是复旦大学，一所是大夏大学，他们都在上海，没有钱迁校到后方，我就拨给他们一万块钱办好了这项艰巨的迁移工作。这样看来，一个富有的人经过这场战争，他的财产由一万块钱变成二十五块贬了值的钱了，这不是替共党铺路吗？还算什么财政专家呢？由此可见，我们的财政政策把有钱的人民也变成没有钱了，没有钱的人，更是一无所有了，以前有句话我不太懂，这句话就是「民穷财尽」，到这时候我才懂得。政策一错，可使民也穷了，财也尽了，所有的有钱人，都变成了穷人，无钱的人都变成了赤贫了。换句话说，我们已先替共产党把人民都变成了无产阶级，这是我们财政上犯的大错误，当时政府不应该去占这种便宜。人民有五千块伪币，政府仍要用五千块法币去换才对；不应该占人民的便宜，用两百块伪币换一块法币。他只看到自己这一面，而没有看到人民全被整惨了。胜利后我们刚回到上海，发现一切东西都便宜极了，因为我们一块钱法币等於两百块使用，所以大家都抢购东西，弄得老百姓痛恨我们。军事上失败，把游击部队放弃，使他们成为共产党的部队；财政上的失败，是帮助共产党把有钱的老百姓变成「无产阶级」，这两大失败，是我们为什么要到台湾来的最大原因。

所以任用人才要特别谨慎，治大国必须有大量，见识小、度量小的人，绝不能治大国的。又如果他中国书很少读过，他写的说的都是英语，他自然不能治理中国了。要是我写历史的话，上面这两位先生的错误政策，虽然后者是经过中央会议决定的，竟把我们赶出大陆了。因为那时老百姓对我们失望极了，心想换一个政府看看，或许还有希望，这种心理就帮助了共产党成功。所以政治上政策一错，影响大得不得了，每一个老百姓都蒙受其害呀！

冀朝鼎祸国阴谋之得逞

抗战期间，我们知道冀朝鼎这个人和共产党有关系，不过孔祥熙和他是同乡，因此便用他。后来宋子文接孔祥熙财政部长，也用他，我们调查工作人员也曾告知孔、宋当心这个人，但孔先生因同乡关系，很信任他，便不听党里的劝告。宋子文从国外回来，中文程度差，平日均用英文，冀朝鼎这个人英文不错，可能投其所好。孔、宋两人都因冀很能干，结果冀为共产党在我方财政金融方针任设计工作，他专门替孔、宋出坏主意，都是有损害国家和损害政府信用的坏主意。

其中，如黄金储蓄券六折还本问题，我曾在国防最高委员会会议中两次发言反对，我说：「黄金储蓄券发行是经行政院提经由立法院通过条例的。现在要还本兑现，既经过立法院通过的，怎能按六成发给人家呢？」主席蒋公说：「这是宋兼部长经考虑了很久才提出的，他说只有这个办法。你不要怀疑他。」我又说：「有些老妈子、司机借了钱买黄金储蓄券以示爱国；现在要还本兑现一、二两黄金，也要给他打六折，太说不过去了。」总裁听了后说：「那就这样好了，二两金子以下全数还本，不打折扣！」蒋公太相信宋了，他总认为宋是财经专家，其实，有些事是属於常识，和专家没什麽关系的。那时黄金储蓄券行情看涨，黑市比官价还要高，可见需要量更多。第一期是发行二百万元，那么第二期可发行五百万元，以适应市面需要，并以盈收对第一期到期者照数换第二期，不打折扣，以维政府金融信用。奈何宋氏不作此图，从此乃使政府金融信用扫地！

另外，政府还发行过一种美金储蓄券，购买者多为华侨爱国人士。此券到期应以美金兑现，孰料到期后，宋先生却不给购买者兑现了，这是一种赖帐的行径，使政府又大失一次信用，实在太没道理了。从此以后，华侨对政府亦失了信用，真可惜，大陆沦陷后，冀朝鼎被毛任为财政部重要职位，可以为证。

以上两项金融缺失，再加上法币与伪币不合理的悬殊兑换比率，无异使富者变穷，贫者愈加穷困了。这都是冀朝鼎替宋出的坏主义【HGC：“坏主义”，原文如此。】，复因蒋公太相信宋子文，故我屡次针对以上缺失提出建议，也未予采纳。从这些事实看来，可以说在抗战胜利后，我们每一步棋都走错了。检讨起来能怪谁呢？每桩大事都是总裁或最高国防委员会最后决定的。现在回忆这些痛苦的经过，太难说了，谁该负责呢？当然我们不能把责任推给总裁一个人。王世杰先生掌理外交，其最大的失败，为答允马歇尔将军来华调解之一事，使我军事受外交之牵制而误时机，其害太大，其详见下「我与马歇尔将军」一节，不赘述。

平息上海金融风潮及成立经济改革委员会

宋子文先生这个人对国情不了解，书信都用英文写，如他所决定的抛售黄金措施，便大遭人非议。孔祥熙先生卸任时，移交给他很多黄金，白银也不少，所以导致其抛售黄金，此一决定是很糟的事。这时举国金融经济很乱，人心惶惶，上海反对宋子文的声浪很大，工会罢工，商会罢市。总裁乃派我到上海，设法平息风潮。

我到上海后，邀工商社会人士进行调解。他们说：宋子文先生的做法很乖张，不合乎我们的国情，如此下去不得了！我当即表示：大家要冷静，我们慢慢想办法。我并向上海各界人士发表演讲，讲的是：「三民主义的经济政策应该怎么样」。大意是说，外国人在上海经营银行，其制度是特别重视商业，他们把我国农产品以廉价收购运回本国，加工后再以高价工业品卖给我们。这可用三句话说明外国银行在我国的经营政策，那就是：「不管农业，敷衍工业，特重商业。」但我们应采取的金融政策则不然，应该是扶植农业，提倡工业，顾及商业而不能以商业为中心，三民主义的经济政策应该是这样。因此，我批评现行经济金融政策，是不合乎三民主义要求的。

演讲后的第二天，中央日报等各大报把我的讲词刊出来。那时宋子文先生为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听到有这样一篇文章后，令当时任行政院的秘书长蒋梦麟先生，带了报纸到庐山向总裁告了我一状，说我指摘他的金融政策不当。总裁当即打一电报给我，他很客气的说：「立夫兄！你对金融有什麽意见可向我说，不要对外发表。」於是我拿著那篇文章去找宋先生。我说：「子文兄！你看我的文章是骂了你呢？还是帮了你的忙？请你花十分钟仔细看一遍（他看中文是很吃力的）。」他看了后说：「你没骂我呀！写得很好嘛。」我说：「在我的演讲中，我仅说明过去几十年，金融政策是抄袭外国而仅注重商业，於我国的需要不相合，而建议以后金融政策予以彻底检讨，加以改革，这是替你解脱的，不料却引起你对我的误会，我要离开上海回南京了。」他说：「你别走，明天我请上海金融及工商各界负责人在中央银行开会，特别请你发表演说。」以宋氏骄傲的个性来说，这简直是破天荒的大事。我说：「回南京我的票都买了，已不能再躭搁。」但经其再三恳切的挽留，我也只好把回程票退了。

宋氏连夜邀请上海金融、工商等各界领袖共二十余人，翌日在中央银行开会，我演讲时仍强调日前我所讲过的三民主义经济政策，并指出目前我们所推行的金融制度，是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多少年来带来吸我们的血的制度，极不适合时宜於我国的需要；这当然非宋院长的政策，但今后望其能针对积弊改革，代之以三民主义的经济政策。

我的演讲历时四十五分钟，宋氏始终很虚心的坐在主席位子里听讲，据人告我，宋子文先生如此耐心的听人讲话，是罕见的事。我讲完了，他并询问大家有无意见。他即席指出：「立夫先生讲的很有道理，希望大家要共同研究。」我在演讲中还强调：「我非学政治经济与银行学，只是站在一个三民主义信徒立场，希望改革现行金融制度，以适合国家社会之需要而已，相信宋先生必有此魄力去大力改革。」

我平息上海罢工罢市反对宋氏风潮后返回南京。待总裁自庐山归来，我即写一报告历述上海见闻以及平息风潮经过给总裁，并指出此事件暂时虽已无问题，但目前我国金融政策已届危险边缘，亟应研究改革。总裁看了我的报告后，当即命令成立一「经济改革委员会」，且令我担任主任委员，刘健群副之，而宋子文先生也是该会委员之一，另有学者专家多人参与。宋氏按时出席开会，在他这位一向骄傲的财经专家来说，是颇不容易的事。嗣经拟订一经济改革方案并依法定程序通过，在我赴美考察民主制度之前呈给总裁交由财政部门执行。

我想开国需要军事，治国需要经济，总理是经济长才，而非军事专才，故不能统一中国，而蒋公是军事天才，而非经济长才，所以打下了天下而不能守之；假定孔祥熙在抗战胜利后，继续掌握财经，而不由宋子文接充，我们还不至来到台湾。回想起来，无限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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