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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人越想越糊涂的“责任伦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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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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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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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芦笛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令人越想越糊涂的“责任伦理”
芦笛
若思连上两帖，讨论“气节”问题，连“寻常不见面，偶尔露峥嵘”的老非老东西也出来插嘴。既然老东西点名和我讨论，这话就非回不可了，谁让他是我的波士（不是博士）呢？
世上有些事，你越想便越糊涂，这所谓“气节”便是这么回事。除非是擅长“乐观思维”的超级依迪奥特或是专吃这碗饭的“良心家”们，大抵只要是正常人兼正派人，往深处想想，大概都会同意我的看法罢。
所谓“气节”，如果勉强界定一下，恐怕是：“不顾自身荣辱安危，在危机到来时坚持自己的信念，决不妥协，甚至不惜‘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道德表现。”
而所谓“责任伦理”似乎是：“政治家出于对人民的责任心，在危机到来时，出于对国家民族的长远利益考虑，放弃对个人道德和个人名声的追求，不顾一时毁誉，不惜玷污自己的操守，忍辱负重作出某些‘丧失气节’的行为的道德表现。”
从理论上界定似乎并不困难，但真要联系实际，那“是”与“非”就不是那么容易弄清楚的了。
最简单的例子，便是人民的好总理。有史以来，大概再没谁比他讲究“责任伦理”了吧？在我看来，他完全是伟大领袖的“香唾壶”，无论伟大领袖如何尽情向之咳吐，他总是笑颜承欢，就连对江青同志那种烂污货，他都有本事毕恭毕敬地承欢膝下。国母不过略作狮子吼，邓大姐便忙不迭地要汪东兴逮捕伺候他多年的警卫员。最令人恶心的是，在中央召开的批林批孔大会上，周明知江青一夥召开那会就是要打倒他，竟然无骨头到在会上带头高呼：“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
周当然不是天生的软骨头、窝囊废。这么作，自然有他的道理在。我在旧作《周恩来错在何时何处》中分析过，周比其他人的聪明处，就是深知毛根本就不是可以抗拒的。他当然可以在“二月逆流”时和老帅们一道挺身而出，但除了把自己贴进去之外，还能有什么别的结果？当此之时，唯一明智的选择似乎便是“曲线救国”，在绝对屈服于毛的淫威的前提下，尽己所能减轻或修复毛对国家造成的巨大破坏。
事实也确实如此。文革前国务院有１０来名（七八名？）副总理，文革中除了林副统帅外，悉数被打倒或靠边，全部政务完全落在周的双肩上。在处理国务的同时还要对付四人帮的暗算，出席无穷无尽的造反派大会，接见各地两派代表……工作负荷简直是超人的。文革前周显得非常年轻，文革爆发后短短两三年内，他就急剧显出老态，跟过昭关的伍子胥一般，迅速白了头。如果没有文革，周的天然寿命恐怕要长得多。在很大程度上，他是给文革累死的。
因此，没有周在里面拼命缓冲，经济肯定要崩溃，人民的苦难肯定还要更深重。您说，难道这不是“责任伦理”的最高表现？明知自己在助纣为虐，明知自己赞成并推行的政策违反良知，但为了国民经济不至于彻底崩溃，只好违心曲从。此所谓“顾大局而弃小义”。
如此说来，那周应该是政治家们学习的榜样了？可为什么据说老邓要暗藏机锋地说：“没有总理，文革也不会搞那么久”呢？
可以肯定的是，以周的过人才干和精力，他的确在党国面临最深重的危机时，维护了它的存在，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民的苦难。但没有他的努力，毛还能称心如意地搞文革么？您说，要是周不助纣为虐，和其他老东西们扯旗造反，导致党国崩溃，天下大乱，那对人民来说，究竟是祸还是福？
难处就在这里，我们不知道，也无从估计，因为这完全是虚拟。而这就是评价政治家们最大的难题所在。不仅对后人如此，对当时的政治家们更是如此──他们不可能预知后事。
例如汪精卫同志，他当然是因为要救国才“卖国”的。如果二战不爆发，中国没有变成战胜国，说不定他今日的地位就完全不同。如果他当时能预知中国会从独立苦撑的唯一交战国变成了美国的援助对象，知道日本会吃老美的原子弹，那他还吃饱了撑的，出于对抗战前途的绝望以及对八路崛起的担心，不惜玷污一世英名，去作那种千夫所指？
再往前说，还有吴三桂和史可法。按理说，满清入关后建立的统治，迎来了中国历史上难得的廉洁并大有为的时代。不用说比历史上第二烂的明朝，就比“脏唐臭汉”也有过之无不及，疆域扩大几为明朝的三倍，人民的日子也远比在明朝那些疯子皇帝下好过得多。如此看来，开门揖盗的吴三桂应该是最讲责任伦理的好同志了，而在与夫人的遗书中将局势的绝望说得清清楚楚的史可法，为了所谓“气节”、不惜把全城人民贴进去为南明殉葬、招致“扬州十日”，则是丝毫不懂伦理的“拘小节而害苍生”的腐儒了？
但问题在于，无论是吴三桂还是史可法，都无从得知后来的朝代是什么样子，他们的决定，是在彼时的特定环境下作出的。吴三桂当然无法肯定，但史阁部是否有权把全扬州人民贴进去倒是可以斟酌，起码用西方现代观点来看是大成问题。
又如紫阳吧。我那天说，紫阳可采的上策，就是学运乍起时，把这烂账算到保守派头上去，将其说成是保守派的阴谋诡计（这么说其实也不冤枉那些人，保守派确实不遗余力地煽动过学运，后来又千方百计地刺激学生，促使局势恶化），采用“反清污”的同一策略，去跟老邓说学运其实是反改革的（这完全是事实），决不能让步，否则最后一定会搞到老邓头上来。若采此策，则他一定会深邀老邓的欢心，化被动为主动，自己变成“平息动乱”的积极分子，只要取得了主持权，则他就可以使用有限度的镇压平息动乱，保住改革大业和他本人的权位。
这在现在看来确实是唯一明智的选择。根据紫阳对记者的谈话，他和胡耀邦不同，胡邓之间的矛盾是逐渐积累，最后才穿孔的，而他和邓的关系一直非常好，两人的破裂完全是８９学运促成的，用邓自己的话来说，是赵“自己跳了出来”。这从邓的角度看来完全是可以理解的：赵不但在与戈氏谈话时把他这后台老板卖了，接着又让手下那帮人发动组织了有党政机关全面参加的全市大游行。邓当然要将此视为“逼宫”。邓对赵的处理，以我党的一贯标准来看算是宽大为怀了。
但问题在于，此策仍然是虚拟出来的。它的前提，乃是赵可以通过有节制的镇压解决学运。我开的具体方略，是使用有限部队，使用“四五方式”驱散学生，同时逮捕法办学领。
但此策真能吓倒那些不可一世的学生们么？我早反复说了，毛泽东思想把政府在人民的心目中铸造成了“人民父母或人民公敌”的非此即彼关系，根本没给出中间状态来，更没有怎么解决朝野冲突的指导原则。因此，一有冲突发生，朝野在潜意识中都把对方看成敌人。在“人民不能镇压，敌人只能镇压”的僵死教义下，党要镇压人民，就必须把人民说成是敌人，而人民一遭到镇压，就必然把政府看成是敌人。这就是共党中国唯一的朝野互动方式。
不难想见，在这种局势下若以大棒去伺候人民，肯定要激起人民的愤怒，而当时外国记者云集北京，在客观上起到了为那些人催谷壮胆的作用。所以大棒未必就能有效驱散学生。如果学生打而不散，或散而复聚，令赵骑虎难下，最后还是不得不以开枪终局，则他不是就此要遗臭万年了么？到底是改革重要，还是避免以屠民刽子手的罪名进入历史重要？这“责任伦理”究竟怎么才能拎清爽？
不仅此也。任何东西只要属于道德范畴，就一定会被无耻政客们滥用，这就是“民运”垃圾们一定要扮演“良心家”、吃“良知饭”的根本原因──我早说过了，那是一种权力资源。这“责任伦理”也不例外。它最容易被人滥用的一点，便是柴玲女士在其历史性证言中明确表示的：“为了革命大业能继承下去，我个人必须求生。”
这其实从来是列宁主义的基本教义之一：为了人亡旗不倒，领袖们绝对不能牺牲，广场上应该“血流成河”，而“下一步我准备求生”，这是革命分工的需要。不是我怕死，而是因为革命事业需要我这个领袖来把它传下去。
不但柴女士在六四前夕这么说，郑义先生甚至去年还在这么说。听他那意思，他们自己不死，却去教唆煽动他人从容赴死，乃是如同诺曼地登陆时的艾森豪威尔一样，为了战争胜利，统帅当然不能轻生。
自胡平以下的大部分“民运”垃圾，天天在网上煽动教唆国内人民起来造反，号召人民向林昭烈士学习，动辄辱骂不听他们煽动的人民是“奴才”，自己却龟缩在海外销金窟里，甚至在广发“陪刘荻坐牢”的倡议书、杜导斌入狱后，老芦请他们实践诺言集体回国闯关救人，他们就是有那本事把脸皮抹下来装在荷包里，宁死不出来接招，此后却照样天天谈论“良心”、日日卖弄“气节”，浑不知世上还有“羞耻”二字。
如果说这种无耻行为还可以有什么借口，那就只能还是“革命分工”不同。同为在倡议书上签名的人士，海内的杜导斌入狱是革命需要，以便揭露共党的反动实质，海外领袖们安居海外纳福也是革命需要，以便宣传组织革命。
您能说这不是一种“责任伦理”么？您能同意这种无耻“伦理”么？
但如果不同意这种“责任伦理”，难道不是提倡大家去作“浊气一涌，即时拼死”的浑人？
其实也不然。须知中国乃是世上独一无二的“气节之邦”，哪个民族都不像咱们这样讲究这玩意，可哪个民族也没出过咱们这么多的懦夫软蛋卖国贼。
鲁迅早就观察到了：在中国，什么东西讲得最多，什么东西就最紧缺。所以，“民运”人士最讲“道德”、“良心”、“气节”，也就最没有道德良心气节，最讲究“民主自由”，也就最不懂民主自由，最不知尊重他人的权利与自由。之所以如此，原因很简单，只是鲁迅没说出来：无论“道德”也好，“良心”也好，“气节”也好，“民主”也好，统统都是用来指责别人的打神鞭、方天印，决非对自己的要求。这当然也是革命分工决定的，其本身就是“伪善也是善”的“富有中国特色的责任伦理”。
这，说到底就是“道德” 二字让今日国人掩耳疾走的根本原因：无论是中共还是它的政治反对派，全TMD一群假道学、伪君子，人民早就看穿了这一点，所以，无论你提倡什么道德伦理，除了那些仇恨熏心的“道德打手” 们，谁都不会感兴趣，这“责任伦理” 似乎也是这么回事，我辈操心也没用。
说半天，还是没理清“责任伦理”是好还是坏。开头已经说过了，我自己也拎不清，还是请同志们各抒己见吧。
可以比较肯定地说的是，我同意老非老东西的说道，并不认为若思的计策可行。紫阳要讲究“责任伦理”，最好的时机其实是在学运爆发之初。等到他被黜后，就再没有东山再起的希望了。
须知我党最讲究的美德就是“忠诚”，最痛恨、最不能容忍原谅的就是背叛主子（有人居然敢挑战我这观察，似乎只暴露该同志对我党连起码认识都没有，连接班人五条标准以及周恩来等人肯定的雷锋同志的美德是什么都不知道）。老邓当初重用老赵，最根本的一套还是深知他忠于改革，而改革乃是老邓指望以此区别于前任领袖、青史留名的个人obsession，这就是他用赵的大前提。为他始料不及的是，赵忠于改革，但未必忠于他个人，所以才“卖”他于前，拉杆子示威于后，赵的智囊最后还竟然喊出打倒邓小平的口号。在此之后，赵再次获得邓的信任是完全不可能了。这还和邓复出不同──毛整邓乃是出于路线分歧，并不是因为邓背叛了他，毛对此完全心中有数。
因此，如果赵复出，也绝对只会是“控制使用，戴罪立功”而已。他下面的人马已经一垮到底，上面又没有邓全心全意的支持，勉强上去只会受尽江、李等人的刁难暗算，实权根本就谈不上，而八九的案如果不翻，他就绝对没有咸鱼翻身那天，那又何必去做这种冤大头？
所以，我同意老非老东西的看法。老赵在这事上一点没错，他提出的那两条要求也非常明智。达不到任何一条，他复出都毫无意义，只会平白毁了自己的清名，那又何苦来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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