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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败之鉴·日本在中国 2 】二十一条与中华民国对日外交特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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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败之鉴·日本在中国 2 】二十一条与中华民国对日外交特辑 -- HGC - (2496 Byte) 2005-1-21 周五, 上午12:08 (728 reads)

HGC
[个人文集]

加入时间: 2004/10/29
文章: 312

经验值: 525

标题: 曹汝霖: 二十一条之回忆 (331 reads) 时间: 2005-1-21 周五, 上午12:24

作者：HGC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成败之鉴·日本在中国 2 】二十一条与中华民国对日外交特辑

以下收入曹汝霖关于二十一条交涉始末的回忆两种。

其中，《二十一条之回忆》标题为编者所拟，发布内容全文选自《曹汝霖一生之回忆》单行本“（四二）日使面递廿一条觉书”至“（四五）总统感国耻气忿发奋”。此外，另有《廿一条补记》一篇，则以《春秋》杂志总第164期《曹汝霖一生之回忆》“卅一、廿一条补记”同名内容为底本完成数字化处理。两文间有详略同异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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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条之回忆
作者：曹汝霖

日使面递廿一条觉书

余就职之二年，即民国四年一月，我国全国统一，各国正式承认，白狼之匪已平，中央威信已立，国是粗定，即可从事建设。惟欧战方酣，日本已占领青岛。时日本总理大隈重信，外相加藤高明，都是对中国有野心之人，忽令驻华公使日置益，回国述职，示以方略，议定二十一条觉书，令日置公使，携之回任。日置公使回到北京，即请见总统，总统以为回任之仪式访问，令我同见。岂知日使寒喧後，即说本国政府为谋两国永久亲善和平起见，拟有觉书一通，希望贵总统重视两国关系之切，速令裁决施行等语。总统答言，中日两国亲善，为我之夙望，但关於交涉事宜，应由外交部主管办理，当交曹次长带回外部，由外交总长与贵公使交涉。言已即将日使觉书，向桌上一搁，并未展阅。日使辞出後，总统即对我说，日本觉书，留在这里，容我细阅，余即回部。

翌晨，即召集外长孙实琦，秘书长梁士诒，政事堂左丞杨士琦，及余四人到府面谕。总统说，日本这次提出的觉书，意义很深，他们趁欧战方酣，各国无暇东颐，见我国是已定，隐怀疑忌，故提此觉书，意在控制我国，不可轻视。至觉书第五项，意以朝鲜视我国，万万不可与他商议。又说容我细阅後再交部。各人唯唯听命而散。其时陆子兴并未与议（「陆徵祥传」一书，所记与事实不符，且说我与慕韩【HGC：慕韩，孙宝琦字。】主张即行承认，不必商议，更属无稽。），越日召我入府，他说，我已逐条细阅批示，你与子兴即照此面议。

觉书分五项：第一项，关於旅大南满铁路展限问题；第二项，内蒙古东三省路矿添置商埠问题；第三项，日本将来向德国青岛租地，仍归还中国，惟在山东德国取得的权盆，及胶济铁路等，应由日本继承；第四项，南满及内蒙须建设铁路，吉奉两省应准日本人内地杂居，及福建省不能让与第三国，汉冶萍铁矿铁厂中日合办，并开发相连的铁矿，建浙闽铁路；第五项（注希望条件），一、聘用日本人为军事顾问，二、合办兵工厂，中日两国用同一之军械，三、聘日本人为主要省市警察教官，四、中国小学校，雇用日本教员，五、日本僧人许在中国内地传教（大旨如此，条目字句次序容有错误。）。总统逐条用朱笔批示，极其详细，现只能记其大意，并嘱开议时，应逐项逐条商议，不可笼统并商。对第一条批，此本於前清中俄协定东三省会议时，已允继续俄国未满之年限，由日本展续满期，今又要重新更定。但将来若能收回，对於年限没有多大关系，此条不必争论。对承认德国利益问题，批应双方合议，何能由日本议定，由我承认，这是将来之事，不必先行商议，可从缓议。对於合辩矿业，批可答应一二处，须照矿业条例办理，愈少愈好，可留与国人自办。对於建造铁路，批须与他国借款道路相同，铁路行政权，须由中国人自行管理，日本只可允与以管理借款之会计审核权，惟须斟酌慎重。对於开商埠，批须用自开办法，并应限制，免日本人充斥而来，反客为主。对汉冶萍铁矿厂，批这是商办公司，政府不能代谋。浙闽铁路，批须查卷，似与英国有关。对辐建让与，批荒唐荒唐，领土怎能让与第三国。对内地杂居，批治外法权没收回之前，不能允以杂居。至第五项，批此项限制我国主权，简直似以朝鲜视我，这种条件岂平等国所应提出，实堪痛恨。日本自己亦觉不安，故注希望条件，不理可也，万万不可开议，切记切记（两句加朱笔密圈。）等语。越两日高尾通译官电话问我，何时开议？余答以贵公使没有将觉书交与我总长，何能开议，盖讽其直递总统，有轶外交常规也。次日，日置益公使来见孙总长，面递觉书。讵孙总长接了觉书，稍一展阅即大发议论，并将各条一一指摘，加以评论。日使笑谓，贵总长於觉书内容，已如此明了，将来商谈，自更容易。言时视我而笑，盖讥我电话说，未交外长，从何开议之言，分明是谎言也。孙总长与日使会谈笔记（此是外部向来与各使会见都有笔记。）呈阅总统，总统阅後大不为然，谓我已嘱咐不要笼统商议，慕韩（孙字）何以如此糊涂，初次见面即逐条指摘，发议论，以後何能继续商议。慕韩荒唐，太粗率，不能当此任，当晚即嘱杨杏城（政事堂左丞）徵得陆子兴同意（时陆任政府高等顾问），翌日，即令陆徵祥任外交总长，孙调税务处督办。外人称其捷敏，日本则有後言。

外交大楼中日开会议

到一月下旬，在外交部大楼开议，列席者，我方外交总长陆徵祥、次长曹汝霖、秘书施履本，日方公使日置益、一等书记官小幡酉吉、通译官高尾亨。我与陆总长以此次会议，关系重大，聚精会神，从事讨论。首次会议，日本公使先致词，大旨谓此次所提条件，为两国永久彼此亲善起见，希望从速议定等语。陆总长亦致词，答以中日两国真似唇齿相依，自应互相亲善，本席一向主张两国亲善，并引前在总理任内，财政聘阪谷芳郎男爵为顾问，交通聘平井博士为顾问，法律聘有贺博士为顾问为证。日使说，久仰贵总长历办外交，誉满欧美，今日得与贵总长商谈，深为荣幸。这次敝国对此事极愿速结，故拟每星期开会五次，每次从下午二时开始。陆总长答以每周五次，我身体索弱，且部中每周须接见公使团一次，改为每周三次如何？日使即表同意。陆又谓，会议记录不必互相签字，日使亦照尤，并声明会议没有发表以前，不能对外泄露。陆亦应允，并云会议应照原条件循序进行，议决一条，再议一条，日使亦同意。遂开议第一条，日使说此系既定事实，惟日本接收时年限已过大半，故请照原约年限，重新更定。陆答当东三省会议时，那时年限已过，贵国全权已允继承俄国未满的年限，何以现在又要重定？日使谓重定年限，於原则并无变更，希望照允。略加辩论，即予同意通过。日使笑谓，贵总长真是明白痛快，希望其余各条，都能这样的痛快商定。

第二次会议，即议第二项，日使谓胶澳租借地德国所得之权益，日本致德国最後通牒时，已声明无条件让与日本。俟德让与後，为尊重贵国主权，应请中国承认。至该项租借地（指青岛），俟日本向德取得後，完全交还中国。陆氏答以日本与德国宣战时，声明取得德国租借之胶澳全境交还中国，并没有提到其它权益。日使谓日本攻占青岛，一为协助协约国，一为尊重中国主权领土，故特声明取得後交还中国。其中权益，自应由日本继续一并取得，将来开和会时，自有商定适当之处置，故不必先向贵国声明。现要请贵国承认者，即是和会商定之办法，与当年日本得了俄国的权益，请中国承认同一意义。陆氏答以既要将来和会商定，现在不必先行承认，俟和会开时再看情形，何必先行声明。日使则谓日本取得德国权益，可谓既定事实，现在商定大旨，可免将来再费口舌。陆又答以攻占青岛还有英国参加，不单是日本一方面的事。日使谓英虽参加，但日本出力最多，牺牲最大，如何商定，英国决无异议。我方始终不允先行声明，日使谓，请先商一范围，只限於青岛有关连之事，决不越出范围。彼此辩论很久，直到散会，没有解决。

次会日使提议，先议东北路矿问题。我方答以东三省会议录，有不能再设并行线之约，此条有违前议。日使谓此次商议者，系南满与内蒙之交通，与前会议是两事。该处地壤相接，商业日繁，仅是古老运输工具，不合实用，非敷设铁路不能发展商业，此举於地方大有裨益，并非为日本设想。我方以蒙人风气未开，恐遭反对。日使笑谓，现在内蒙人民与东省人民无异，他们亦愿意修造铁路，便利交通，决不反对。磋商结果，记得先允一路，以後再看情形，路线记不清了。

继商开矿，日使谓中国向称地大物博，资源丰富，若任它藏在地下不事开采，岂不可惜，故应彼此先行调查，再商开采。此事可由中日合办，使两国同沾利益，且於地方人民亦大有好处。我方同意先行调查，择优良者先办，惟合办方法须照中国矿业条例，中国即以矿产矿权为合办之资本，须派监理。如有盈余，应合理分配。日使谓合办公司，是商业性质，中国既是股东，自能同等选出董事、监察人，政府不必再派监理，利益当然均沾。遂允以先调查两三处，地名又记不清了。

继议东三省增开商埠问题。日使谓东省发展迅速，比前不同，中日商业与时俱进，原开的商埠不足以应付现实，故须添开商埠，仍照贵国自开商埠成例，更可增进双方贸易。我方答以东三省商埠，前在东三省善後会议时已开设甚多，照目前情形，似无增开之必要。日使谓中国自开商埠，一切管理警察行政权，仍归中国办理，不过便於各国通商，不但发达中日两国商务，於各国均有利益。後允斟酌地方实际情形，仍照自开商埠办法，允增开三四处。

日使继提内地杂居问题。日使谓日本地狭人稠，东省却地广人稀，若使日本移民到东省不受限制，正是互相调剂，各得其益。陆氏答以东省商埠已多，现又允许增添，都是为解决贵国人居住问题，不单是为经商。内地风气未开，教育又未普及，风俗习惯，各不相同，现在杂居易生误会。将来民智日开，教育普及，自然可以开放杂居，现在为时尚早。且贵国气候温和，东省寒冷，前我在俄国，见俄人只有往南迁居，没有见南方人往北来者，即是此故。我又补充说，中国山东人往东省者，都是春往冬还，亦是为此。日使笑对我说，君曾在日本，应知北海道寒冷程度，与东三省不相上下，但我国人往北海道去的亦不在少数。陆氏又说，目前治外法权，尚未收回。贵国治外法权未收回以前，亦不许外人内地杂居。彼此辩论几次，我方坚持，不得解决。日使提议，此案彼此研究再议，前议山东问题，尚无结果，续议山东问题如何？我方同意（我方又修改答案）。适日使坠马受伤，会议停了三次。小幡来部告我，公使伤未愈，腿涂石膏，不能下床，但急於会议，拟请陆总长与您枉驾使馆会议。余告陆总长同意，遂移至日本使馆会议。日使不能下床，就在床前设桌会议。日使先说抱歉之意，又说内地杂居，难於解决，我们先议山东开埠及合办矿业问题。我方同意。陆氏先说，查山东沿海，都已开为商埠，此次贵方提出各处，近於内地，不通海道，轮船不能进出，不合开商埠条件。讨论後，日使允先撤回，调查後再议。先议开矿问题，日使谓山东煤矿铁矿都有，久藏於地，不使开采，殊为可惜，若中日合办开采，彼此有利。我方答以本席亦同有此薏，但贵方所提各矿，均已由人民领得开矿执照者，未便取消。日使谓，听说贵国商民，往往领得执照，取得利权，永不开采，此种利权理即取消，另给他人。陆氏答，我国商民请领执照，亦定有限期，若逾限不勘测，亦予以撤消。余又补充说，亦有斟酌情形，在限期未满即行撤消者，惟中国商民集资不易，政府为体恤民艰，定限较长，不能若贵国商民之踊跃投资可比。陆又云，贵方所提各处，都没有逾限，故不便撤消。日使请主管部再行详查，如有逾限不事勘测，或确知其无力集资开采者，应依法撤消，此是各国通例，并非优於日本也。复由商部清查撤消一处，允与日本合办，惟声明须按照中国矿业条例。

越数日，日使能支拐杖而行，会议仍迁回外部官邱，然答案已改了三次矣。每件议案，总须磋商两三次，故屡改答案，请示总统而行。在移回外交部会议时，日使即说上次会议，关於胶澳租借地内权益问题，尚未解决，今日先将这问题解决如何？陆氏坚持不允先议。日使问为何理由？陆氏答以总要有了相对事实，才能决定承认与否，本席对於青岛之德国权益，不甚明了，何能先予以笼统承认？且事或须有变化，目前先行承认，将来岂非为难？日使谓，日本占领青岛及胶济铁路，这是既成事实，不会变化。陆谓凡事变化，岂能预知？日使追问，贵总长所谓变化，到底所指何事，本席不能明白，请明白指示。陆氏谓，贵国占领青岛，将来仍还我国，这自决无变更。至其它权益，我尚未调查明白，好在将来开和会时，我国对於德国取得之权益，何去何从，尚未由政府决定，现在何能先议。日使谓德国在青岛之权益，自愿由日本继承，这是天经地义，将来开和会，各国决无异议。彼此争论两日，陆氏坚持不肯先议。日使谓，日本决不以不应由中国承认之事强中国承认，贵总长既不肯先议，且看将来和会开议，决不会有与今日不同之处，只先作为存案可也。後又议及闽浙铁路问题，我方告以此案因与英国有关系，须要知会英国後再议。日使即说，既与英国有关，我方自可撤回。这是第一次痛快撤回，可知日本对英国联盟之重视。日使遂提福建不能让租与他国问题。陆氏正色道，福建为我国行省，何能与它国有让与行为？贵国提出此案，深为遗憾。日使笑谓，因贵国有例在先，故请注意。陆谓前政府有此糊涂行为，本政府决无此事。日使仍一再要求，须请声明，不用换文，亦不向日本声明。後改由中国自行声明，中国领土，永远自保完整，无论何省，决不与他国有让与行为，福建亦不例外，将此声明抄送日本。我觉得这办法，等於自骗自，不很妥当，然陆氏既已如此作，不必再说。对於汉冶萍合办问题，我方答以此系民间商营公司，政府不能越俎代谋，应与该公司自行商议。日使请为介绍亦未允。越日又议内地杂居问题，日使坚持甚力。会议多次，各执一辞，终未获解决。每当会议不能解决之时，总统常命余与日使或小幡交换意见，为侧面之商谈，探听对方真意所在，有时因此而获解决之途径。此次总统又命余为侧面商谈，这种商谈，仅是个人行为，不负正式会议之责任。我去见日使，告以我国对日本人内地杂居为难情形。日使说中国不允日本人内地杂居，不过仍有排外之心而已。我答以并非中国有排外心，实在是日本人优越感太甚，至使彼此发生不愉快事情。中国人对外国人向来一视同仁，很有礼貌，而日本人对我国人往往轻蔑，甚至欺侮，因之使中国人受不了时，激起不快之事，反与国交有碍。所以不允内地杂居，在都市尚且如此，何况内地？日使谓，东省地面辽远，人烟稀少，多些日人有何关系？我答以奉吉两省内地，亦有人烟秘密之处，且东省人习惯，喜欢聚族而居，往往一乡即是一族，他们与别族同住尚不愿意，何况与外人杂居？东省商埠如此之多，又有南满广大之附属地，难道日本人尚不够居住？日使谓，商埠与附属地，一为经商，一为护路。日本人长於农事，你是知道的，若令日人杂居内地，即可从事耕种垦荒，不出十年，东省荒地，变成熟地，多产粮食，於两国都有益处，岂非两利？我听了他在会议时，没有提过农事垦荒的话，我即说此确是与两国均有益处，但恐日人不惯寒冷耳。日使笑谓，这是他们自己之事。我又说，中国租地耕种，各省都有老习惯，各处不尽相同，日人能照地方习惯否？日使谓，当然要照当地习惯。遂辞出，归告陆总长，并报告总统，日使所言，意在垦荒耕种，若照此意，与杂居不同。总统说，虽然如此，日本借垦荒为名，行其侵略阴谋，亦不可不防，你们姑拟一方案，就耕种方面，谋解决之法亦是一法，遂拟方案如下：

吉奉两省，不论官有民有地亩，允许日本人订立契约租借耕种（如系官荒，向地方管辖官吏商订租约。），定明响数（东省一响约合内地十亩），期限二十年，满期後应无条件交还原业主。日本租地人应照纳课税，并服从中国地方法令，听警察指导，及不违背地方上租地耕种之习惯。

呈阅总统，亦以为然，遂又继续商谈杂居问题。陆氏说，杂居问题本席尊重贵方意见，再三研究，拟成新方案与杂居之意不但不违背，且取杂居精意，希望贵使容纳，解决此案。日使阅後谓，此案容研究，下次再议。及下次会议时，日使谓此案对於年限交还业主，及不背地方习惯各点，都有商量余地。惟服从中国法令，听中国警察指导，绝对不能同意，日本人无服从中国法令及听中国警察指导之义务。若照贵方所拟，不啻剥夺条约上应享之权利，须知贵国尚未收回裁判权也。再三说明解释，不得同意而散。我又去使馆见小幡书记官，我说我方所拟方案与杂居已颇相近，日置公使不同意，且误解方案之意，甚为可惜。小幡问所谓法令，系指何项法令？如何性质？请为说明。我谓不过违警令之类，并非法律。若不听警察指导，设有两人互斗，若没有警察劝解，岂不有酿成人命之虞。至课税更是轻到无可再轻，这是地方收入，请加调查，即可明白。此事不要看得太严重，须在事实上着想，不在法律观念上着想，才是解决此案之办法。从前贵国明治初年，外国人只居留在长崎，不准自由往来他处。我国商人居留於长崎者，都遵照日本法律而行，今日中国情形与日本明治初年情形相仿，然中国待外国人比日本宽得多了。反覆辩论甚久，小幡始允转达公使而别。我方将方案二十年改为「三十年」，满期交还後又添「如双方同意，可再展期，但不得过十年」。「服从中国地方法令听警察指导」改为「服从中国警察法令」。此案已会议五次，侧面商谈多次，答案又改了三次，争到舌敞唇焦，对於服从中国警察法令，争论最烈，我方始终认为维持秩序不可少之条，与条约绝无关系，坚持不让，终於就范。至此，应商之案，都已商结，计第一条列为条约，此外议定者八件（或九件），均作为换文。陆总长起立致词，此次贵国所提条件，我方始终努力尊重贵方意见，均已议定解决，亦是贵公使开诚布公，得以有此结果，实为两国前途之幸，谨代表政府向贵公使深致谢意。日使亦答言，贵总长深知两国关系之切，前途非和平亲善不足以增加友谊，顾全大局，至为感佩。尚有第五项各条，亦希望开诫商议，则两国亲善友谊益臻巩固，不但为两国前途庆，实为维持东亚和平庆，务请贵总长谅解此惫。陆外长答谓，此次会议，本席已尽最大之努力以酬贵国之愿望。至第五项贵国本为希望条件，本政府亦以贵国提出此项条件，有损两国友谊，本席绝对不能应命商议，务请原谅。日使请交换意见亦不允。日使再三要求，陆外长遂正色说，此等条件不应对於对等友邦提出，本席无论如何，不能商议，应请贵公使撤回，言颇激烈。日使亦谓，为两国谋永久和平合作，本国政府才提出此条件，贵总长谓有碍两国友谊，实深遗憾，遂於不欢中散会。（以上记述，因年代久远，手头又无资料，只凭记忆，头绪纷繁，大略如此，难免有错误之处，深抱不安。）休会至一星期，余亦不去见日使，彼此僵持，濒於决裂。

当日本提向我国交涉以前，以盟邦关系，曾通知英政府，但不提第五项。後闻我国因不肯商议第五项，濒於决裂，英报提到第五项，日政府从没有向英政府提过。这种重要条件，不先告盟邦，有欠诚意。西报又谓，日本想独占东三省，与美国开放门户，利益均沾，实有违背之意。日使曾来责问，中国事前泄漏，有违预先声明，我方自然极力否认。其实其时英国名记者莫理逊，美国记者端赖均在北京与参事顾少川、伍梯云等时有往来，会议情形知之甚详。日使因无凭证，只口头抗议亦无它法。

余以会议僵持已久，终须设法打开，遂向总统建议，请密遣公府顾问有贺长雄博士，回国向日本元老疏通。总统问，此着有效否？余答有贺博士在日本不但学者地位很高，他在明治初年设元老院时他是元老的干事，与陆奥宗光同事，故於元老方面，颇有渊源。日本政府对於元老很为尊重，元老都是持重有远见之人，若告以第五项条件不但於两国不利，且易引起人民仇日之心，我曾与有贺谈过此次交涉情形，他亦很以为然。请总统召见有贺，假以词色，恳切相托，他必肯効力。总统遂特召有贺进府，告以此次日本提出的觉书，由外交部总次长尽最大之努力，以副日本之愿望。今日置公使又要求商议日本希望条件之第五项，实在令我为难，请回国向元老详细说明，请其谅解，顾全两国之友谊。君必能谅解我意，及政府为难情形，务请善为说辞。有贺果然自告奋勇，顾回国尽力向元老报告，力说利害。时日本元老以松方正义侯最关心中国情形，有贺见松方侯陈说此次中国政府已尽力商结日本觉书之各条，日置公使又要商议希望条件之第五项，未免逼人太甚，难怪中国政府为难不肯商议。松方侯听到第五项，似未知道，又听有贺报告第五项内容，面现诧异之色，随即召见加藤外相，诰问他觉书中有第五项，何以没有报告？加藤说，这是希望条件。松方即说，既然只是希望条件，对方不愿开议，即不应强逼开议，设若交涉决裂，你将何以处置？加藤答，不惜使用武力，不出三个月中国可完全征服。松方笑说，莫要把中国看得太轻，若用武力，恐三年未必成功，遑说三月，应速自行善处（日本对善处之语，意颇严重。）。加藤知是有贺进言，遂令监视有贺，不许行动，幸有贺已完全报告矣。加藤外受盟邦猜疑，内招元老之诘责，进退两难，图穷而匕首见，竟决下最後通牒，以强迫我国，一面又将第五项在最後通牒内谓「暂时脱离，容後再议」。这种措词等於自行撤回，对外尚箭拔弩张，对内已色厉而内荏矣。陆公使亦探得内容，密电报告。最後通牒电达北京日使馆，一面将副本送达中国驻日陆公使，陆公使（宗舆）即电告外部。而北京日使馆方面接到通牒，不即送交我外部，由小幡来见我，说政府即预备下最後通牒，不惜一战，若将第五项酌议几条即可免此危险。我答以贵国巳将最後通牒副本送达我国驻日公使，已来电报告，公使为政府代表，送交公使，即无异送交我政府。既下最後通牒，有何再商之可言？小幡语塞而去。日本外交官，总想得寸进尺以邀功也。

翌晨，日使即将最後通牒亲到外部交送陆总长，态度严重，不发一言。陆总长只说了可惜一语，他即告辞。一面关外调动军队，渤海军舰游弋，迨下通牒後，训令日侨预备撤退，下戒严令，尽其恫吓之能事。

此次会议，我与陆子兴总长，弹精竭力，谋定後动。总统又随时指示，余每晨入府报告，七时到府，总统已在公事厅等着同进早膳，报告昨日会议情形，讨论下次应付方针，有时议毕又入府请示。陆闰生公使（宗舆）又时以日本内情电告。陆外长确能恪达总统批示，决不越出批示范围。正式会议之外，又有侧面商谈，卒以说动日本元老挽此危机。日本所提之二十一条，议结者不满十条，而第五项辱国条件，终於拒绝撤回。会议结果，虽不能自满，然我与陆总长已尽最大的努力矣。

揣日本此次所提之廿一条，包罗万象，集聚大成，势力由东北内蒙以至闽浙，权利由建铁路开矿产以至开商埠内地杂居。甚至第五项要求政府机关设立日本顾问，两国用同一军械，警察由日本训练，小学用日本教师，日本僧人到内地传教。凡此苛刻条件，思以雷霆之压力，一鼓而使我屈服。若使随其所欲，直可亡国。幸我府院一心，内外协力，得此结果，亦是国家之福。世人不察，混称廿一条辱国条件，一若会议时已全部承认者，不知廿一条中之第五项各条，不但辱国，且有亡国可能，已坚拒撤回不议。而所议定者，不满十条。世人对此交涉不究内容，以讹传讹，尽失真相。尤异者，我虽列席会议，而此约之签字者是外交总长陆徵祥，我是次长何能签约？世人都误以为此约由我签字，张冠李戴，反未提及陆氏，亦是不可思议之事。

召大会讨论最後通牒

总统召集各机关首领、参议院议长、府院秘书长、陆军次长、外交次长等开全体大会，讨论日本最後通牒，应否接受。外交总长陆子兴尚未到，以电话催请，云与英使朱尔典会晤，等到三十分炉後，陆氏才到，报告与朱使特别会晤情形。朱使云，今日大会，关系重大，我因关心，特於会前来见。日本因各国忙於欧战，不遑东顾，提出最後通牒，意在挑衅，并非恫吓，袁总统明白内外情势，不至中他诡计。闻陆军段总长主张强硬对待，我知他已秘密动员，晚间运输彻夜不停，已三星期，这明明是在备战。设若开衅，不堪设想，我与袁总统是三十年老友，不愿见他遭此惨运。目前只能暂时忍辱，只要力图自强，埋头苦干，十年以後，即可与日本一较高下。今日之会，重在外交，贵总长应负起责任力争，不可听陆军总长轻率之行动。我这次与贵总长会晤，不比寻常会晤，贵总长若不与我以确实答覆，我不告辞，言时声泪俱下。我答以今日之会，由总统亲自主持，必能慎重将事。朱使又重申前言，相持很久。我见他坚定诚恳，遂答称，我必以贵使之忠告，报告总统与大会，若不照贵使之忠告，我必以去就力争。朱使方辞去，故到会已迟，请大家原谅。总统听了陆外长报告，遂慎重发言，谓朱使之言亦为中国前途着想。日本此次提出之觉书，附了第五项各条，真是亡国条件。今外部历时四月开会卅余次，尽了最大之力，避重就轻，廿一条中议决者不满十条，且坚拒开议第五项，外部当局，恪守我的指示，坚拒到底，已能尽其责任。使日本最後通牒中，已将第五项自行撤回，挽救不少。惟最後通牒之答覆，只有诺与否两字，我受国民付托之重，度德量力，不敢冒昧从事，愿听诸君之意见。段总长即表示反对，谓这样迁就，何能立国？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总统说，段总长之说自是正办，然亦应审度情势，量力而行，倘若第五项不撤回，我亦与段总长同一意见。现在既已撤回，议决各条，虽有损利益，尚不是亡国条件，只望大家记住此次承认是屈於最後通牒，认为奇耻大辱，从此各尽各职，力图自强，此後或可有为，如朱使所言。若事过辄忘，不事振作，朝鲜股鉴不远，我固责无旁贷，诸君亦与有责也。段总长犹持异议，谓民国肇兴，即承认此案，徜各国效尤，如何应付。总统又就大势剖析说明，我岂愿意屈辱承认，环顾彼此国力，不得不委曲求全耳，两国力量之比较，您应该最明白。段亦无言，遂宣告散会。

散会後，我回外部，与参事顾少川商拟复日使照会稿。我们以为虽然接受通牒，然我方应驳之处，仍应声明，仔细斟酌，三易草稿，请少川以英文译述，亦觉妥当。脱稿时已逾四时，假眠片刻。黎明後，余即携稿入府。总统已在办公厅，状甚兴奋，似未睡眠。正在阅稿时，日使馆即来电话，请余接话。余接话时，知系高尾，他说今日已到限期，贵方复文何时发出？我答必在期内发出。他又说最後通牒复文，只有诺否两字已足，若杂以它语，彼此辩论，过了期限，反恐误事，务望注意。我答知道了，即将电话挂断回报总统。可知我方举动，彼均留意侦悉。总统听了，叹了一口气，即命内史长阮斗瞻重拟一稿，将我原稿交阅，且说将辩论之处，一概删去，只要简单。惟於末尾称，除第五项外余照允等语。後高尾又来部云，奉公使命，请先阅复文稿，以免临时有误限时，反为不便。余以千涉太甚，不允交阅。彼再三要求，且说你如不允，请见总长。余乃请示总长，总长说时间局促，免生枝节，即先给他阅看吧。岂知阅後又生问题，他说除第五项外这句，不是通牒原文，须照原文更正。余说这是事实并无不合。他说原文是暂时脱离容後再议，非照原文改正不可。秘书往还磋商，易稿数次，终不同意。直至黄昏，时限将到，仍未商妥，陆总长乃谓此事由我负责，即照原文，以後再议与否，要看那时情形，不必在此时文字上争执。遂定稿缮正，由陆总长及余并施秘书，亲送至日使馆，交与日使日置益，已在午夜，时为五月九日十一时也。余心感凄凉，若有亲递降表之感。归途与总长同车，他说前随节俄馆，俄财长维德为租借旅大问题，与杨钦差磋商不洽，後竟将条约摆在公案，令杨钦使签字。杨答以未奉我皇命令，不能签字。维德柏案咆哮，出言不逊，骄横无礼，其情形比这次凶狠得多，余为传译，犹觉心悸。杨使气愤填胸，年事又高，出门时在石阶上滑跌，遂至不起。弱国外交，言之可叹。事後，总统有告诫百僚书，语极沉痛，因手头无此书，从略。

余以商租事属创举，地方官恐不能明了，特召集吉奉两省特派交涉员及警察长官来京，告以此次交涉之困难情形。日本提出内地杂居条件，本部以治外法权尚未收回，外人内地杂居，此例一开，各国效尤，永无收回治外法权之望，再三磋商，不得已而定商租耕地办法。商租不是卖绝，又不同典租，必须定明年限，如何分利，均应照各地习惯，订立租契。祖契应由官制，发交各处应用，以期划一。应贴印花收契张费等可由各省自定。至服从中国警察法令这八个字，争了几次，才得照允。此与主权有关，本部甚为重视，执行时不必节外生枝，亦不可随便通融。至警察条例两省谅均有规定，最好两省大旨相同，以便执行时免生枝节。惟须切实执行，一次通融，即成惯例，务请诸位格外注意等语而散。

後来两省照行，在张作霖时代，未闻发生问题。後张学良继承父业，废止商租章程，人民有以田亩商租者，以盗卖国土论。日本总领事以学良片面取消两国所定之协议，提出抗议，学良亦不理。还有日人在万宝山，以商租田亩邻近地上，商租一条地为开沟引水种稻田。地主自然不敢租与，日本竟派警察保护，开始挖沟。中国亦派警察阻止，彼此冲突。日本改派军队，我方亦改派军队，双方就此开火，越闹越大，寻至酿成九一八事变。故九一八事变，实起因於万宝山事件也。

总统感国耻气忿发奋

总统以屈於最後通牒，认为国耻，发表告诫百僚书後，一时曾力图振作，督促各部，於兴利除弊应行建设之事，指示周详，以期百废俱举。於国务会议时，时时警惕，愤懑之情，现於辞色。每次会议，必有新案提出讨论，且合各部按照新案，尅期拟成计昼，付之实行。尤其对於军事，格外注意，谓当欧战之时，不能有外力援助，只有自己努力进行，筹建炼钢厂，添设巩县兵工厂，整顿各兵工厂，福建造船厂，又练模范团三混成旅。对於整理财政，发行国内公债，改革币制（废两为元），整顿税收。请各国退还庚子赔款，专办学校，有已施行，有在筹备，各部亦振作精神，努力从事，一时颇有朝气。嗣以日本议院，抨击政府对华政策之失当，西报亦有夸奖袁总统以弱国外交，得此结果，总算胜利等语，遂渐生自满之心。加以左右逢承，以为日本伎俩不过如此，只要用心对付，不足为虑。且忽作奇想，以为环顾世界，除美国外，君主国多，日本与中国同处亚洲，种族相同，我改共和，与日本政体不同，易生隔阂，帝制自为之思想，从此酝酿於胸。加以张勋、倪嗣冲之流，常言地方民情与共和制度格格不相入，杨皙子等又以中国行共和制度尚早，引古德诺之话为证。项城受此浸润之言，政事渐生懈怠。曾几何时，朝气又成暮气矣，真是可惜。

日置益公使回国之前，来辞行，杂谈移时，留他吃便饭。他说昨天向袁总统辞行，也谈了不少话。我就说袁总统向有亲日之意，何以日本总不接受。他常对我说，亲善要相互的，譬如我刚伸手跟他握手，他反伸手掴我一记，这样怎能讲亲善？我觉得贵国对前清，似比对袁总统要好得多，是否因为国体改革之故？他说非也，贵国改革後，若使孙中山先生当元首，没有可说，因孙先生向主革命，没有做过清朝的大官。袁氏世受清恩，自己又是总理大臣，改革後，无论如何巧妙，自己做总统，在日本人看来总不免有篡夺之嫌，这是日本人同一的观念。这观念还是从贵国传来的。我说，中国不比贵国，有万世一系的皇统，历代嬗递。篡夺之事，不是史无前例。袁氏对清，力争优待条件，即是报答先朝之意，若使孙先生作总统，不可能有优待条件。他说这话亦对，不过假使那时定为君主立宪，仍存清室，只留君位，规定宪法，满人不得干预政治，满人亦可能迁就。袁氏以任何最高名义，仍可独揽大权，即做摄政王，亦可没此嫌疑了。又慎重说，此是我个人私意，作为闲谈而已，言罢兴辞而出。可见日本对袁氏，不免有此成见，我亦不便报告项城。

■■■■■■■■■■■■■■■■■■■■■【以上摘录内容完】

廿一条补记
作者：曹汝霖

余在外次任内时，适日本提出廿一条交涉，前已另详回忆录，原不欲再赘，惟其中尚有未尽及一二琐事，今补记之：

廿一条补记

廿一条与日方交涉完结後，余恐「商租」问题，地方官或有不明之处，因召集奉吉两省外交部交涉员及警察当局来京，说明交涉经过。商租一条，日本原来要求内地杂居，好不容易改为商租，且加上一句「服从中国警察法」，几经磋商，始获协议，故对於此条，切须遵守，不可迁就，亦不可增减。我想警察法令，各省都应有的，但赁租习惯，各处或有不同，这次约文习惯，是专指商租而言。商租不是卖绝，彼此应有利益可得，如收成後有三七对分者，有四六对分者，应於契约内写明，以免争论。民间契约太草率，应由官厅制官契，一切照民间习惯为标准制订，呈部核准施行。行之数年，从无滋事。自张学良继承父业，将商租一条，片面取消，民间租地与日人，以盗卖国土论罪，日本抗议不理，遂发生万宝山不准开渠灌溉稻田之事，日本派警保护，初则彼此警察冲突，寻至酿成九一八事变，均由此而起。日本关东军对於东省，早有跃跃欲试之心，幸张作霖氏应付得宜，无从启衅。学良不察大势，逞其年少气盛，片面废约，不啻予关东军启衅之机会，导致星火燎原，酿成大祸，学良未曾料及也！

近有人寄示陆徵祥传记，有关廿一条记载，与我回忆录略有出入，他记袁总统接廿一条後，即召陆子欣与孙慕韩、梁燕孙及余会商。梁与陆主张交涉，孙与余主张不交涉即承认云云。其时陆尚未就任，并未与议，後项城见慕韩与日使初次谈话，不以为然，始徵陆同意易为外长。余纵不敏，岂有主张不交涉而承认之理，慕韩亦没此主张，又福建不割让，是另一项，不在第五项内，均应更正。

又记石井与蓝辛早订有承认日本在中国有特别权利，此是大家知道的。又记日本与英法俄义四国已有谅解，保证日本在和会中可接受德国在山东一切权利，因此日本有恃无恐，坚持对於山东权利不肯让步，这谅解，陆总长出发前讨论和会商议时，从未提过，余亦未知，和会归咎於换文（已纪入回忆录），兹将当时情形约略记之：

当日本攻青岛时，以假道为名，在青岛後面进攻，所经之处，骚扰不堪。鲁省境内之高密、潍县、周村、昌乐、博山等处，地方官告急呼吁之电，雪片而来，一日数至，电到外部，外部即转於我，其时我与外交本无关系，既推诿送来，余即受之，迳行电复。此余少阅历之故，但亦有疑我揽权者，一面与日使交涉撤兵，其时青岛已为日本占领，後来地方官竞直接与我通电，余以日军既占青岛，後方无用多兵，以免骚扰。日使力言日军有纪律，不致扰民，容再电询。我派人实地调查，才知日军目的要粮秣物资，地方官应付不及，致日军自由行动，有某县知县王达，於日军入县时，即与日军约一切粮秣供应，通知地方官办理，惟须公平交易，故该县独无事。後报告项城，召见王达，知有才能，即升任京兆尹。最苦人民者，有革命党某结合土匪马贼及日本浪人退伍兵士，向钱店、商号、人民以助饷为名，诡令捐助，形同劫夺，以日军为护符，购得日本旧式枪支，与地方军队开仗，目的在占济南，败後一哄而散，到处抢掠，民不堪命，地方官束手无策，只能连电政府求援云云！

我想日军若撤入青岛，彼辈即失去靠山，人民亦可减少痛苦，故不辞越殂之嫌，协商日使令日兵撤入青岛，此换文之所由来也。我之目的以退还青岛，日本已一再宣言，决难食言，但换文第一条重行声明并只重在将来收回青岛，及撤退日兵入青岛。至接收德国权利，都是事後技术问题。换文内未尝提及，这换文亦曾与陆外长接洽同意，并非独自秘密进行。其时商借第三次日款之时（即回忆录所云东海允以高徐顺济为抵），因在东京签订合同，故委托章公使签字，而换文因之同时办理。孰知代人负责，结果反代人受过也，思之能不怃然！至日本与英、法、俄、义所订谅解，何以驻使对於如此重要之事一无报告，以弱国外交，事前毫无准备布置，而欲於临时以口舌争胜，虽是全能的外交家，亦应自知其难乎。

至重议廿一条问题，本不应在知会范围之内，因日本有取得德国在山东权益谅解之举，遂集中於胶济铁路问题，而以换文指为密约为藉口，以我记忆所及，换文并未提及胶济路问题，但手头无原文，或是记忆错误亦未可知。後来华盛顿九国会议，廿一条仍未取消，仅取消第五项的保留胶济路以国库券赎回，日本仍派会计员，且仍与日本小幡代使直接交涉也。至和会情形，我不清楚，不敢妄记。

是日学生放火，将我宅烧毁。仲和（章宗祥）被学生以铁床杆作武器击伤後脑，晕倒於地，幸日友中江丑吉闻讯赶至，挟抱仲和出後门，匿於油盐店，把守店门，仲和获救。而中江被学生用铁杆打伤甚重，日人俱知自卫之法，未中要害，而背及两臂均红肿隆起，经月始愈。中江对於仲和奋不顾身而相救，义侠之气，令人感佩！

还有一奇事，余每晚回家，必先到书房，看看有无电信。是夜回家，已过十一点，由书房到卧室，经过短廊（短廊常有一小僮伺候），见有一物，纯白毛，状如猫略大，不知从何处窜出，只听得卜的一声，从玻璃窗窜出去了。玻璃窗上穿了一小洞，大如银洋，周围很光滑。我问小僮，这小洞以前有的吗？他说以前没有的，恐怕是那白毛东西钻的吧？他还说，像这样的东西，我见了两三次，毛不是白的，是灰色的。问他从那里来的，又从那里去的，他说不知道，一霎眼即不见了。听说狐狸老了毛会变白，但怎样能从玻璃上钻出去呢？而玻璃的洞圆小而光滑，真是不可思议！

不过三天，「五四」事起，那书房连卧房都烧毁了！也许这老狐已有灵感，先示我朕兆吧！

这是我亲见的事，非比妄言也。

仲和出自医院，东海（徐世吕总统）将其安置於北海静心斋。时北海尚未开放，静心斋在北海内另一院落，由外交部修理，以备招待外宾者。余则早安置於团城，且派卫队护卫，东海安置我两人住处亦煞费苦心。

余居团城时，由吴笈孙秘书长奉命送余及仲和各五万元，一为养伤，一为修屋。余报告合肥，合肥说还了他，我们不是能贿买的，且说不要辞职，看他怎办？我即将赠款辞还。

我在团城下望，见学生手执白旗，三五成群，在街上游行，并不热烈，还有在街头演说者。其中一人，与余素稔，颇有文名，且畀棺置於旁，演说很激烈，大声喊道：「我不怕死的！若遭暗杀，棺木也预备了。」以此人很孚名望，故听者很众，我真不知何处开罪於他？与我仇恨若此！

此人好出风头，热中过度，後投入郭松龄部下，反张之役，死於乱兵。以其貌像日人，因而被毁尸灭迹，此是他的结果。

学生又设联合会，鼓动上海学生响应，且运动商会罢市。至是，政府即不待我们辞职，即下辞职照准之令。段合肥（祺瑞）即来团城安慰道：「没有辞职，而下照准的令，真是笑话！东海因反对我而牵连你们三人，岂有此理，这次学生本已没甚行动。事发後，被策动而至街头演说，鼓动罢市，都是有作用的。我想东海人尚敦厚，不应受人利用，对你跟仲和，尤不应该，我想他问心必有愧对！」小坐即行离去。

此老向来不到人家去，这次破例来安慰，也许觉得我等受他所累，於心不安，但我对於合肥，并没有这种意思，即对於东海（徐世昌），亦没有丝毫抱怨。因我有感於是次学潮，未必出自东海所策动，惟於事发时，作壁上观态度，似乎有些失当。辞职令下後，钱能训总理即行辞职，也许是出目干臣（能训号）之意，以示亦引咎辞职。政治总是险恶的，像我这人，何能搞政治？

公府与团城，只隔一湖。某日，东海乘一叶扁舟，飘然而来，与我娓娓清谈前尘往事，对目前问题，一字不提，且同徐步院中散步，见及古括（即俗称白皮松）二十余株，东海即指顾曰：「这种古括，除北京外，别处没有。」说後又继续说：「你居此处寂寞，我可找些书来，供你消遣。」翌日，送来一部「东三省政」一书，内容是记他在东三省的政绩。此老不谈现实问题，意在使人忘却当前事实，奚止老於世故，深於阅历，洵且涵养深邃，令人感佩！

日置益公使，归国前来辞行，畅谈很久，迄无去意，时至午晌，余即请留便饭，他却欣然应允。是次家常便饭，略备以酒，彼此且酌且谈，兴趣盎然！渠甚赞中国料理（即烹调），几杯下肚，谈笑风生，於是，我乘兴问他：「袁总统极想跟日本亲善，日本终不给他面子，他（指项城）常说：『亲善要彼此相互为善，譬如我伸手跟人握手，反被人出手打一记耳光，这种情形如何亲善得来？』到底日本为何对袁感情这样的坏？」他听後微笑答道：「我老实告诉你吧，日本人对於皇室，不论本国或外国，都具有传统的崇奉观念，在日本人看来，袁总统不但是清室的重臣，且世受清室的宠信，姑无论他的办法如何巧妙，总觉得有欺骗寡后幼主的嫌隙，这是日本人普遍的批评。」我说：「中国不像日本万世一系的王朝，自汉以来，那一朝不是篡夺而得的，何独袁总统？」他说：「古代不必说，假使孙文灭清而做总统，我们即不是这样的看法，因孙文素来主张革命，从没有做过清朝的大官，受过清朝的恩典，那时清朝政治腐败，自应改革。如果袁总统为清朝改革，自己不做元首，做摄政王，大权独搅，亦没关系，岂不两全其美」他说後随即笑笑补充说：「这是我私人的说法，不是以公使的身份说话，只当是酒後之言好了！」饭罢大笑告辞。

此君看来，也带了三分酒意，於此，可见日本之提二十一条，不但为本国谋利，且含有私恨之意，惟既出於闲谈，我亦不便对项城说了。

■■■■■■■■■■■■■■■■■■■■■■■【以上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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