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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国百年(修正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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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党国百年(修正稿) (947 reads) 时间: 2005-1-16 周日, 上午12:33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党国百年

“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

国民政府取代满清政府后，先于一九一五年五月订立国歌，配以曲调全国通行，歌词为：“中国雄立宇宙间，廓八埏，华冑从来昆仑巅；江河浩荡绵连，勋华揖让开尧天，亿万年。”

一九一九年北洋政府又在教育部成立「国歌研究会」，经过一年的研究，决采用虞舜「卿云歌」为国歌，并延聘名家制曲，于一九二二年元月由国务院明令公布通行，其词如下：「卿云烂兮，纠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

一九二九年中国国民党以孙中山在民国十三年对黄埔军校学生的训词作为党歌，征得程懋筠谱曲，北伐以后，全国革命风气极盛，国民党中执会径行发函要求国民政府以党歌暂代国歌，国民政府未经相关单位的议决，即予公布施行，径于一九三七年公布以中国国民党党歌暂代国歌，原本打算等找到更适合的国歌再予更换，结果「暂代」的时间竟高达六十八年之久一直沿用至今。

更为精彩的是，民国18年，泰山顶上的无字碑，突然有了字，“党权高于一切”，六个尺余大小的字，在出现在正面。这座高六米、宽一米二的石碑，相传为始皇嬴政所立，有碑上无字是非功过由人评说之意。

以党歌代国歌，功盖千古一帝，党权之高于一切，雄乎哉！伟乎哉！

由于“北伐成功”，1928年的国民党成了执政党。按照孙中山《建国大纲》的设想，国民党在夺取政权后，“军政时期”即告结束，而“训政时期”开始。所谓“训政”，就是由党一手控制的政府，对落后民智进行民主训练，为将来“还政于民”做准备。这一年的10月3日，国民党中执会常务会议通过并公布了《中国国民党训政纲领》。“纲领”由胡汉民、孙科二人提出，同时胡还起草了一个《训政大纲提案说明书》，将“一党专政”表述得十分“到位”，也很坦率：“一切权力皆由党集中，由党发施。”有了这个大前提，《国民政府组织法》中规定：政府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院，其正副院长均由国民党中执会来选任……此时的国民党，何以权力之大，且“高于一切”呢？一方面，自然与他们上台执政有关，在形式上又统一了中国；另一方面，受其“以俄为师”政治迷思的侵淫，“民主政治”理念发生了动摇，从而步入“一党专政”的歧途。所谓“以俄为师”，是孙中山晚年“从顿悟中发现了一个新方法……”（唐德刚语），就是接受苏俄经验，引进“党治制”，全面实行“一党专政”。蒋介石向以孙中山的学生而自居。1926年6月7日，他在黄埔军校发表演讲，将孙晚年的这种“迷思”发挥得淋漓尽致。他说：“俄国革命之所以能够迅速成功，就是社会民主党从克伦斯基手里拿到了政权……什么东西都由他一党来定夺，像这样的革命，才真是可以成功的革命……中国要革命，也要一切势力集中，学俄国革命的办法，革命非由一党专政和专制是不行的。”所以，1928年《训政纲领》和《国民政府组织法》的颁布，实际上是标志着“一个完整的以一党专政为特征的政治体制”（《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出现在中国，与孙中山早年所追求美国模式的“民主共和”以及建立“合众政府”的理想相去甚远。这种政体上的“冰炭之殊”，意味着政治理念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而这种政治理念又被强行纳入“党化教育”。

1929年，国民党在中国全面落实“以党治国”，起于1924年“以俄为师”，引进“党治制”；1924年引进“党治制”，又源于1921年对苏俄政体的推崇备至，因而放弃对西方民主宪政的追求；放弃对民主宪政的追求，及源于二次革命失败后的不知所措，孙在总结其失败原因时说：“辛亥之役，汲汲于制定《临时约法》，以为可以奠定民国之基础，而不知乃适得其反。”（《制定建国大纲宣言》）；而这一切，说到底，又统统据之于中国政治传统“固有之血脉”的影响……于是，国民党1949年在中国大陆全面溃败于台湾，并于台湾续之专政直到李登辉大总统“还政于民”最终了结“党国”。

而同样以俄为师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这个“党国”之上加个更字，“一边倒”的政策正是“全面俄化”的开始，“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文革”实在是党化教育全民化，深入国家血脉到无以复加。而邓理论也两样在“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必然四分五裂，一事无成”的指导下加强并延续“红色党国”的历史。

源起

从140年前的洋务运动到现在，党国体制完成了自己继承、发展、安善、成熟的历史进程。从洋务运动一直到戊戌变法、清末新政，一个不自觉的开明专制化运动，使现代中国完成自己承前启后的过程；从1911年到1913年，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早期议会制模式，为以袁世凯和北洋军事强人为代表的军事强人型模式所取代，使得党国理论得以确立；1928年到1949年国民党着手基本建立党国制，1949年到1976年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计划经济对于党国制进行了全新探索，直至1978年到现在的邓小平新政集中国百年党国之大成。

开明专制是中国传制的治国之道，这种政治文化基因是产生党国制的基础。开明专制是指：皇帝的垄断权威依靠灵活升降的官僚体制，吸纳社会精英形成一个特权阶级，来对国家进行专制。

从威廉二世到明治天皇都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通过开明专制化获得现代化初步成功的历史实例。而中国的开明传统反而成为自己累赘，以为可以完全用自己的传统而不用全盘西化就可以完成任务形成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理论。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到清末新政政体变革都以失败告终。以同样的理论基础认识，袁世凯使得孙中山二次革命失败，最终使得使孙中山、蒋介石进一步加强了专制成份形成了党国体系。

党权高于一切

“哪一天你拉着我的手；让我跟你走；我怀着赤诚的向往；走在你身后；跟你涉过冰冷的河水；患难同牵手；跟你走过坎坷的小路；从春走到秋；跟你同唱过丰收美曲跟你共饮过胜利美酒；千里万里我也没回头；千里万里哦；我也没回头如今你还拉着我的手；继续跟你走；我迈着那坚定的脚步；走在你身后为你捧出红火的青春；英勇去追求；为你抛洒奔腾的热血；奉献我所有也许还要走过无数的岁月；幸福、幸福让我总在；总在我心头；千年万年我也不回头千年万年我不回；永不回头”

——————把一切献给党

“党权高于一切”的准确表达是“以党治国”，即任何重要的政治问题都应绝对根据党的主义、政纲和政策来决定，党随时监督政府，政府对于政治问题的处理有与党相违背之处，党可利用其权力予以纠正。在训政期间：国家政权力由党全国代表大会行使，闭会期间托付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行使；政府由党产生，要向党中央负责；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指导国民政府实施重要国务，并负责政府组织的修正及解释。

以下用1949年国民党政权退踞台湾以后资料来说明基本特征是：

（一）一党决策，以党代政

长期以来，国民党是台湾惟一的执政党，是治理台湾大政方针的制定者和推动者。国民党的章程规定：“本党党政关系，依主义制订政策，以政策决定人事，以组织管理从政党员，党之决策，应责成从政党员贯彻实施。”从国民党的权力运作看，无论是政策的制定、组织的动员及人事的任免，其权力都集中在国民党一党身上。国民党每年举行一次“中央全会”，每周举行一次“中央常务委员会会议”，对重大问题都先由国民党全会和中央常委会决策，其地位高踞于行政、立法、司法机构和军警宪特单位之上。国民党制定的决策和方针，以党的“决议”和“总裁”（主席）指示的方式，通过各级党务系统交付各行政部门实施执行。在贯彻行政过程中，党务系统还要进行组织动员，以保证决策和大政方针的执行。至于人事任免大权，控制了党政各级主要官员的任免。如“行政院长”的选定，先由国民党 “总裁”（主席）以“总统”名义咨请“立法院”请求同意：“立法院”同意后，再由“总统”发布“行政院长”人事命令。而“行政院”副院长、各部、委主管及政务委员人选也由国民党内部进行审议后，报国民党中常会通过后，由新任“行政院长”签报“总统”发布任命令后，完成“行政院”的“组阁”工作。

（二）党政军权，个人独揽

国民党的权力结构中党、政、军三大系统，实行的是“总裁制”（后改为主席制）、“总统制”和“统帅制”。党、政、军的“总裁”、“总统”、“统帅”长期以来是由一人专任，这“一人”既是国民党的“领袖”，又是“政府”的“首脑”和军队的“统帅”，而这“一人”，即是蒋氏父子。同时，在国民党最高权力组织上实行的这一“个人专权”，还在法律上予以“法制化”和“终身化”。 50～60年代后修订公布的“动员戡乱临时条款”，不仅确立了“总统”以种种非常特权，如“总统”可根据台湾形势需要，“随时宣布台湾情势紧急”，进入“非常时期”；有权设置“动员戡乱时期之机构”及调整国民党政权“中央政府”组织机构和人事安排等。此外，国民党还以党的名义颁布了“国民党员行动纲领”，规定“蒋（介石）总统为中心领导”，全体国民必须服从这一中心领导；并在军队中把“效忠领袖”列为军人“五大信念”之一。

（三）长期操纵、包办公职人员选举

国民党初到台湾时，为了缓和各种矛盾，争取人心，在地方选举制度上虽先后公布了“辅选提名制”、“预选提名制”、“候选人登记、中央核准确性制”等形式，对地方公职人员包括省议员、县议员、县市长、乡镇县辖村里长等，实行“人民直接选举产生”。但事实情况是，这些选举实际上是国民党假借“人民”之名义，由国民党一党操纵。1950年4月，台湾当局颁布了《台湾省各县市实施地方选举纲要》，但国民党又制定“选举人资格”和“候选人资格”条例，对确定的候选人人选和选举人，均由国民党各级组织按“资格”条例来审定；同时，“候选人”人选又只取在具有国民党籍人员内挑选，对确定的“候选人”，由国民党组织力量，通过“暗中支持，间接选举”方式进行投票选举，并规定凡国民党籍的“选举人”的选票必须投国民党籍的“候选人”。同时，还规定监票、开票人员由国民党指定人选担任。

（四）排斥在野党、严禁新党成立

1949年随蒋介石去台的在野党“中国青年党”和“中国民主社会党”，长期来是“合法”存在的两个政党。而他们去台后，一直有名无实，有党无权，只能依附于国民党，每月领取国民党给他们一定数目的 “反共宣传费”，寄人篱下，党格全无，在政制上完全听命于国民党。两党仅在“总统府资政”和 “中央民意机构”中占有可怜的几席，聊充“政治花瓶”。其组织和活动受到国民党特务机关严密的监视和控制，不但无法发展，而且不断被渗透、分化，以至于长期以来内讧、分裂频繁，青年党和民社党也不断分裂。国民党在对在野党采取压制政策的同时，对要求组党的势力则予以严禁查办。1959年，曾任“总统府国策顾问”的《自由中国》杂志社长雷震在美国势力幕后支持下，在《自由中国》发表文章，抨击国民党“一党独霸”的统治，呼吁结束军事统治，开放党禁，还政于民，人民有组织“反对党”的权利。1960年，他联络高玉树、李万居、郭雨新等人，筹组“中国民主党”，试图打破国民党一党独裁的党天下。结果，组党消息一出，国民党即以“涉嫌叛乱”罪逮捕了雷震等人，并由国民党军事法庭判处徒刑多年，“中国民主党”就此胎死腹中。

而在大陆方面除开文革时代有所创意，其它时间大部分跟在国民党的模式亦步亦趋，只要在其前面加上一个“更”一个“土”就完全的可以了。

党与国

在长期的落实“党化公务人员、党化司法、党化军队、党化教育等”党国体制的结果是“党组织国家化，国家党组织化”直至“党不是党，国不是国”。

“党权高于一切”在现实中实际上是“党委高于一切”“书记高于一切”直至“党员高于一切”。在要求上是“各级组织，每个党员都要按照党章的规定，一切行动服从上级组织的决定，尤其是必须党中央保持政治一致。”在现实中，是每一个党支部都是一个小的诸侯王，遇事干涉政府工作,随便改变上级政府的法令。

在看起来密切联系的党组织在无限的被扩大后被社会化了，党内的组织规则成为了社会规则，一个国家社会系统是无论如何也比一个党的组织要大的多，也有力量的多。党规与国法直接冲突，因为权力为党员们所把据结果国法就给截的零七八碎。党改造社会国家的目的，反而使得党被社会历史惯性所腐化。

理论上强调“个人必须服从组织，少数必须服从多数，下级必须服从上级，全党必须服从中央。” “一个党如果允许它的党员完全按个人的意愿自由发表言论，自由行动，这个党当然就不可能有统一的意志，不可能有战斗力，党的任务就不可能顺利实现”主张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 但是“民主集中制”在实践中成为“集中控制民主制。”

以县委为例，县委是决策机构，政府是执行机构。县委不管是通过召开书记办公会还是召开县委常委会做出决定，身兼副书记的县长都会参加。因此，在执行县委决定的过程中，县长始终处于主动地位。副县长中除了常务副县长是县委常委可以参与决策以外，其他副县长都不能参与。因此副县长执行县委的决定就不那么顺畅。

县上的重大问题，县委要通过召开常委会议讨论后作出决定。可参与讨论的人员中，除了县委书记、县长事前已经听过汇报，分管这项工作的副书记对这项工作比较了解以外，其他常委们对这项工作根本就不了解，一般都没法发表意见。所以，名义上县委的决定是集体做出的，实际上就是三个人做出的。如果县委一班人不团结或者不协调，县委书记会直接和县长或者和分管这项工作的副书记沟通意见后就上会决定，这时就是县长或者分管副书记再有意见也已经无力改变了。实际上，县委的决定其实就是县委书记的决定。

在大陆当官要有三要素：一要有纱帽，二要有编制，三要有账户。有纱帽，是说作为官员，手中要掌握着官位，你也因此而有了制约别人的手段；有编制，是说作为官员，你手中要有增加或减少一个单位的人员的权力，这样你可以调动人员；有账户，是说作为官员，你手中要掌握着资金。

在政治上只有书记全权拥有这三种权力。当然行政官（省长、区长、市长等）也有，但行政官的部分权力被书记削弱了。同时，书记与行政官之间也是扯不清的皮，副书记、常委拥有这三种权力中的部分权力，如在官位上，也就是在干部任免上，仅拥有建议、提名权，而没有决定权。

党组织作为一个社会群体，是一个有其特别规律的，只能是在其党组内有效。党组规则如果无限的被扩大成为社会规则，那么党就会成为社会上的特权阶层，同整体的社会分离，而不是相结合。同时，国家的法律系统也就会被侵犯，法治的基础也就无存了。

权阀与财阀

党组织在“党权高于一切”的保护之下，在实际上成为了这个社会上的特权阶级“权阀”；而也是同样的理由这个社会的资源是“以权力为标准”进行配制的，现实上是以党组织来操控的在次次有意无意的财产重配过程中，一个与权力关系密切的“财阀”出现了。 “权阀”“财阀”共同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权贵阶层”。

权阀以其官僚为主体，他们“高居群众之上，压制民主，不关心群众生活；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互相推诿、不讲效益；公文旅行、不负责任、文牍主义、事务主义、形式主义、命令主义；官气十足，思想僵化，墨守成规，不深入实际，不做调查研究，办事主观武断，滥用权力、瞎指挥；动辄训人、指击报复，以权谋私、贪赃枉法、徇私舞弊、不讲信用。”

“在2004年11月22日召开的全国落实党风廉政责任制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吴官正同志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务必做到：第一，不许违反规定收送现金、有价证券和支付凭证。如果有人给你送钱，要坚决拒收，推不掉的，要立即上交组织。对违反规定收钱送钱的，一律先免职，再按规定处理。第二，不准“跑官要官”。对“跑官要官”的，要严肃批评教育，记录在案，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不予提拔重用。第三，不许放任、纵容配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利用领导干部职权和职务影响经商办企业或从事中介活动谋取非法利益。违反规定的，要辞去现任职务或由组织责令辞职，并按照规定给予纪律处分。第四，不许参与赌博。今后，凡是参与赌博的，一律予以免职，再按照规定处理；到国(境)外赌博的，一律从严惩处。第五，不许借婚丧嫁娶之机收钱敛财，违反规定的要严肃查处。同时，还要求切实纠正领导干部超标准配备小汽车和在住房上以权谋私等问题。”

无论这个规则有什么作用，做在以上的五不准中提到种种情况就是实现存在的，在这个种种情况发生过程中以权阀为基础财阀由然而生。

在中国历史上提到最多的权贵集团就是“四大家族”。四大家族是权阀也是财阀，以其政治、军事权力，实行巧取豪夺，迅速集中巨大财富，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利用发行公债、增加捐税、通货膨胀、外汇管制和黄金买卖、专卖制度、统购统销、使其资本急剧膨胀；以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四行两局为中心，到1936年完成币制改革垄断全国金融业。尤其是抗战胜利后，他们利用“接收”名义实行空前的吞并和掠夺，集中了200多亿美元的财产，使其资本达到顶点。

以孔祥熙为例，其亦官亦商，聚敛了巨额资财，在四大家族中居于首位。孔在从政前虽也有些资产，但成为国中首富是到南京政府做官之后。他利用手中所掌握的权力，在使国家垄断资本不断膨胀的同时，也使自家的资财随之迅速增长。孔家的资本主要是商业资本，他家的山西裕华银行只是商业资本的保姆，工业资本则多半是他人依附或偶尔为之。抗战时期孔家的商业，主要由他的精明能干、长于敛财的妻子宋霭龄和长子孔令侃、次女孔令伟经营的。

抗战前，宋霭龄曾伙同宋子良、陈行、徐堪等在上海组织七星公司，专做证券、标金、棉纱、面粉等的投机，在交易市场上多次掀起风潮，引起对手的怨恨和舆论的抨击，但由于有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庇护，终于无事。抗战初期，宋霭龄仅在套取外汇的投机中，据说就“捞了 800万英镑”。1939年时，宋霭龄在美存款，居重庆政府“所有要人在美国银行中的存款的第一位”，被美国记者赛利文称为“中国人民的钱袋”。孔的长子孔令侃在21岁时，便被蒋介石指派为中央信译局常务理事，肩负实际责任，他利用进口军火大获巨额回扣；抗战期间利用西南运输公司，掌握“国家专运”特权，趁机装运私货，走私贩私，获取暴利。孔令侃“经商赚钱”的本领，曾经受到孔祥熙的夸奖。孔的次女令伟在重庆掌管祥记公司、广茂兴、晋丰泰等企业，利用当时工不如商、商不如囤以及豪门权势，大搞囤积居奇等不正当经营，大发国难财。至于1944年的朋分美金公债案，更使重庆山城舆论沸沸扬扬，导致孔祥熙被迫下台。

抗战胜利后，孔祥熙虽然不居高官，但认为行政院长宋子文推行的外汇开放政策，实是买办事业兴旺发展不可多得的良机，于是大肆扩充商业规模。孔令侃主持的扬子公司和长江公司，孔令伟主持的嘉陵公司，都是不同于“祥记”而为现代大型的国际贸易公司，均以经销美国货为主。战后孔家的财富继续增长，孔家企业违法经营的丑闻也时有发生，1946年长江公司的粮食案，1948年扬子公司的囤积案，曾轰动一时受到社会舆论的指责。这些事实说明，孔家的“商誉”和以往的“官声”一样令人侧目。

在改革开放后，大批的官员子弟“下海”，与当年四大家族也是大巫小巫，可以由此及彼，举一反三。

权阀与财阀，在依靠他们的权力与财力，划分各自的势力范围，以党政体系为主要的寄生体，掌管各自政治、经济大权，自霸一方或一领域；使得国家在政治、经济上在现实里陷入四分五裂的局面。在表面上党组是统一的，但在其权力与资本的矛盾是无法克服的，党内派系林立，现实上是“有组织无纪律”，进而腐败丛生无法克制。

党国制最大的问题就是会产生权力的垄断，而这种垄断日常又被披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羊皮。实际上，国家被党内各派敲诈和腐败，出台种种与国家不公平的法律,破坏国家赖以自立的法律秩序系统。 “党组社会化，社会党组化”党内派系林立，党外无党制衡，社会性力量被分化瓦解形成“有组织而无纪律”的局面，这就是党国体系给我们最大的教训。

超稳定结构

所谓“超稳定结构”就是指在不稳定条件下发生的稳定，例如，中国的基尼指数可以比别的国家高一倍而不发生动荡、中国的银行承受比平均水平高几十倍的呆坏帐而不发生问题，就是这种“超稳定结构”发挥的作用。这种结构是中国的历史变革时总是以底层革命形式，对于前朝利益阶层进行大清洗的根本原因。

党国体制承中国“开明专制”的传统，相对于“绝对专制”有超稳定性。开明专制不是不同于绝对专制核心在于：个人可存存在于各阶层并其流动性强，其阶层流动不是以绝对的家族血统、特权继承等僵化并垄断性强的标准进行，而是以知识性、对统治阶层的认同感、利益与权力的荣辱与共等活性并垄断性小的标准进行。这种灵活的标准，一方面可以调节阶层矛盾加强各阶层的内认同感，另一方面也可以形成一个保持活力利益阶层，保证专制的强度。特别是可以吸纳社会上的精英，至少让他们对于自己的未来保有希望，而不走入反面。

在党国制下，中国人不是要认真的学习：“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就是要学习：“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人民地位高，反动派被打倒……”“我们是社会主义接班人，接过革命前辈的光荣传统……”。并以，党化教育的结果来得到自己的社会地位，为三民主义或毛泽东思想找到光辉点就是标准答案。

长期的持行之下，党国之内就形成了一个坚定的利益或认同阶层，认为个人在这种标准之下进行阶层的交流是百分百正确的，是利国利民的，是真理是道路是生命，也是他们的光荣所在。在这种如福音使徒一般高尚的情怀里，他们抱成一团、坚不可分。当阶级性矛盾发生，他们也同情、也痛苦、也要去解民倒悬，但他们的手段是强调德化统治者，让他们有爱心，有仁慈心，并加强对于无德不仁之人的惩罚，实际上是强化统治层力量，让阶级矛盾在感情得到一段安抚之后以百倍千倍的力量再次暴发。

这种开明的专制手段在一方面起到强化统治力量、解决社会矛盾的同时，另一方面又拖延问题的解决，导致积重难返并最终发生“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惨剧。而孟德斯鸠更加认为“中国的皇帝所感悟到的和我们的君主不同。我们的君主感到，如果他统治得不好的话，则用来世的幸福少，今生的权力和财富也要少。但是中国的皇帝知道，如果他统治得不好的话，就要丧失他的帝国和生命”。

这个世界没有绝对的稳定结构，只有不断变革的结构；而超稳定的代价一定是超不稳定。历史在我们的历史书中，现实在我们的眼前，未来的还没有来到，是历史书中又一个老生常谈，还是新的一页要在现实里得以现实，在未来得以证明。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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