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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饥饿岁月（四）──《黑崽子》摘译   
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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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饥饿岁月（四）──《黑崽子》摘译 (495 reads)      时间: 2004-12-15 周三, 下午9:13
作者：芦笛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饥饿岁月（四）

──《黑崽子》摘译

芦笛

是母亲的金镯子救了我的命。她躲在屋里，用砖头把万恶的旧社会留下来的一只金镯子砸得不成形状，让谁也看不出来那曾是首饰，然后用假名在银行里把它当贵金属按重量卖了。不用说，这样做风险极大。即使首饰经过再教育脱胎换骨，那仍然是金子，而有金子的不是地主就是老财，去卖这种东西，如果让革命警惕性特别高的工作人员抓住了，便是无穷的政治麻烦。不过孩子已经奄奄一息，她再也顾不得许多了。

她拿换回来的钱从自由市场上买了一袋黄豆回来，在家里自己开起了豆腐坊。灌了两三天豆浆后，我就知道饿了。大约个把礼拜后，我就下了地，重新回到学校去喝我的玉米糊。回去后没多久，我就惊喜地发现开始有了点固体食物──霉红薯。

小学五年级的语文书上有一课是讲毛主席请农业劳模崔希彦同志吃饭的，记得伟大领袖说：“红薯很好吃，我很爱吃。”大概就是因为这个人爱好，他让全国人民“闲时吃稀，忙时吃乾，杂以瓜豆芋头之类”。现在大约“闲时”过去了，所以咱们幸福地吃上了霉红薯。

一生中，我从来没有这麽亲切地体会到伟大领袖教导的英明：的确，霉红薯很好吃，我很爱吃。虽然霉的地方极苦，但闭住气把它吞下去就成了。一旦下了肚子，你就会真切地体会出液体和固体的本质差别。当然，那玩意儿的火力比糊糊还足，“团团烈火烧呀烧我心”烧得比液体燃料猛烈多了。但它不会随小便而消失，而且能在肠子里大量产气，让你的肚子胀得舒舒服服的。只是世上大约有个“热爱守恒定律”，规定了人一生付出的爱是一定量的。因为那时爱多了红薯，此后我一见到这玩意儿，胃就要冒大量酸酸的馋涎，比巴甫洛夫的狗还来劲。

最主要的，还是自由市场开始有东西卖了。自由市场是“三自一包”之一，是刘、邓为了挽救时局而忍痛牺牲“社会主义原则”而采取的权宜措施，也是五、六年后刘少奇的死罪之一。救活了人民反而被人民整死，这种怪事也只会在中国发生。咱们的社会主义每到破产之时就得请资本主义出来救命。这样的事邓公一生干了两次，每次都让老百姓恨得牙痒痒的。在弱智之邦，什麽都是颠倒的，犹如郭老才子说的：“人妖颠倒是非淆，对敌慈悲对友刁。”这种不知好歹的民族，大约只配老毛收拾，让大家闲时喝糊糊，忙时飨以霉红薯。

一开头自由市场有自由而无市场，什麽都没卖的。慢慢地，东西就开始有了，后来连小吃摊子都出现了，只是所有的东西的价钱都是天文数字。我有一次曾见到一个小贩卖香烟。他那烟不是一盒盒地卖，也不是一枝枝地卖，而是一口口地卖，五毛钱（那是灾荒前一盒最好的香烟价）抽一口。不幸的是来了一个顾客，他大概练过令狐冲的“紫霞神功”，一口气就吸到了根。两人由吵到打，等到小贩捂著流血的鼻子从地下爬起来，定睛一看不觉捶胸大恸：他的货早让人趁乱抢光了。因为饥饿，社会治安也不及从前了。市场上最常见的景观之一，就是一个饿急了的人一把抓起一个馒头或包子，一边跑一边往嘴里大口大口地送。因为太虚弱跑不动，他马上就会给人抓住。然而不管旁人怎样拳打足踢（在中国，打小偷是人民的爱好。直到近年怯懦的人民给崛起的黑社会吓坏了，才忍痛放弃了这一高尚的娱乐活动），他都只顾忙著把手中的食物吞下去。

比起政府卖的东西来，自由市场的价钱是小菜一碟。实际上，是官家首先开始卖高价食物的。以中国人特有的聪明才智，他们只改动了一个字，将高价食物称之为“高级点”、“高级糖”。我牢牢地记得，一盒上海出的“牛奶乳化糖”，大约有十粒劣质糖果，就要卖两块五。一盒芝麻酥，里面有五个直径略大于乒乓球的饼子，就要卖五块钱。与此同时，饭馆里也开始卖高级饭、高级菜，一碗面条就得三四元。而当时一个二级工（最常见的级别）的工资才三十多元钱。八十年代早期我见到李先念同志的讲话，他回顾这段历史时非常自豪，说是通过卖高级食物，国家成功地回笼了大量的货币。

不管怎样贵，那些食物可是真的面粉、真的糖做的，既不烧心，亦不产气，更不会随小便消失，而且高级菜中据说还有肉。虽然那肉魂大约需要阴阳眼才能看见，但“我在吃肉！”的想法的心理治疗作用，委实赛过精神原子弹。

於是，母亲的首饰便倾囊而出，连我也帮著她改造过若干。犹记我用起子把宝石从戒指、胸花上撬下来，放在砖头上一阵狠砸，那玩意儿却安然无恙，最后只有扔进阴沟了事。接受了再教育的首饰便当作贵金属卖出，再化作形形色色的“高级点”“高级糖”进入了我们的五脏庙。

也不是所有的食物都是高级的。如果你交粮票，饭馆里卖出来的饭菜就要“低级”得多。在大饥荒的高潮期，单位食堂根本就不发粮票给你。随著形势开始好转，每个人便能领到两三斤粮票（最初是半斤，以后逐渐增到三斤左右）。这当然不够用，然而自由市场上可以买到“高级”粮票。靠这“高级”粮票买到的“低级”饭菜仍然还是比不要粮票的高级饭菜“低级”。凭著这“高级”粮票，我们家便开始远征全城，挨个访问所有的饭馆。一旦发现某处卖的饭菜在预算范围内，我们便立刻加入那一字长蛇阵。世上最让人心碎的事，莫过于刚刚轮到你，人家却卖光了。和那比起来，失恋实在算不了什麽。

更经常的是在饭馆门口的守株待兔。一旦风闻某家饭店次日要卖好东西，我们便立刻回家搬上小凳子来，坐在门口三班倒地通宵守候。这差事天气暖和时倒没什麽，天寒地冻之时便是对革命意志的考验。不是所有的人都长了咱们的革命硬骨头，有的呶（上不下好）种坚持到半夜就受不了了，把凳子或是砖块留在革命队伍里，自己跑回去睡觉，以为那些代表会受到同志们的尊重。等到次日他们就只能无任沮丧地发现小凳子或砖块早给踢出了革命队伍。十多年后我学英语，学到“No pain，no gain”的谚语时，立即便想到了此事。的确，把没有感官的凳子或砖块与革命同志等同起来，完全是对大浪淘沙的排队事业的污辱。

就这样，我们活下来了。水肿逐渐消退，每天我都觉得比头天精神多了。这段时间，食堂里的饭也逐渐从“闲”到“忙”，固体逐渐取代了液体，分量似乎也比过去足了。我一生中从来没吃过那样花样繁多的食物：霉红薯、霉芋头、萝卜干、出芽的土豆、长虫的蚕豆（其中虫的总重远超过豆的残躯）…甚至还有青藏高原来的青稞！

这段时间也是我一生中唯一能够充分欣赏、全面体验、彻底享受进食正常食物的巨大快感的时期。至今我一闭眼，便能历历忆起在哪家饭馆享受过何种美味，所有的细节都深深地刻划在心灵深处：那食物上桌时在心头怦怦跃动的兴奋与期待，那端起碗来扑鼻而来、中人欲醉的饭香，那入口的第一筷食物骤然引发的从头到脚的麻酥酥、甜丝丝的触电般的快意……哦，我这一生从未吃过、今后也决不会再吃到那样的美味！道家说得太对了，幸福，只存在于比较之中。

最艰难的岁月熬过去后，学校又恢复了正常上课，但萧条仍在继续，一直要到1963年年底，粮食供应才恢复正常。在此以前，所有的东西都凭票供应（在饥荒前，只有粮、油、布是定量供应的）：糖、肥皂、火柴、香烟、酒、线、灯泡……物质匮乏是无所不包的，就连纸张都缺乏。饥荒前，我们家的孩子一张草稿纸总是要用两次，先用铅笔写，写满了再使钢笔写，这样就能给父母省下点开支。然而这新经济政策在饥荒时期根本就没法执行，那时的纸又黑又粗糙，铅笔写上去的字根本就看不见。有些大饥荒引起来的物质匮乏，后来一直就没恢复，一直迁延到改革开放。根据官方解释，物质匮乏反映了人民购买力的提高，是我们幸福生活的表现。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我们那时全都相信了这种解释。

大饥荒究竟夺去了多少人的性命，大概是永远也无法准确查清的事实。近年国内的研究者根据饥荒前后的人口普查资料，推导出死亡人数在三到四千万之间。不过，这个数字在国外遭到了某个超强智的、可以和你讨论一切问题的万能学者的嘲笑。然而在我这个超弱智的百无一能的非学者看来，支持他的论点的东西却不是更可靠的调查资料，似乎就只是那股不知从何而来的浩然之气而已（大概他也吃了霉红薯）。除了自身经历，我自己没有任何资格参加这场讨论。我所知道的，就是如果灾难再延续个把月，我大概就不会生存下来了。我那时还没有开始发育，定量粮是不成比例地高（一般市民每月只有24斤），真不知道没有任何定量供应的五六亿农民们是怎样逃出生天的。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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