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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成败之鉴·戡乱战争忆往 6 】 “东北接收与戡乱战争”专辑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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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成败之鉴·戡乱战争忆往 6 】 “东北接收与戡乱战争”专辑 2   
所跟贴 白山黑水北虏恨——一位东北人眼中的东北接收与戡乱战争 4 -- Anonymous - (22116 Byte) 2004-10-21 周四, 下午1:07 (162 reads)
花田八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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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白山黑水北虏恨——一位东北人眼中的东北接收与戡乱战争 5 (161 reads)      时间: 2004-10-21 周四, 下午1:42

作者:Anonymous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成败之鉴·戡乱战争忆往 6 】 “东北接收与戡乱战争”特辑 2


以下内容为《東北接收三年災禍罪言》(九)-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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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北接收三年災禍罪言(九)

下篇東北全陷:國際捭闔與自我失誤

(參)不友好的友好

(一)變密契為條約

「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是中華民國被迫於美、英、蘇三國暗盤交易的「雅爾達密約」,和蘇俄將必對日參戰進兵東北的大勢所趨,乃忍痛變密契為條約,法律化的簽字定案。縱然世人對於這項締約,尚多為之驚訝扼腕;而國人基於對我政府的愛戴,國家內外處境的形勢,識大體,顧大局,大都諒解不得不有此約的簽定。

首先,必須明瞭訂約之時與事的背景:簽約時間是在蘇俄於一九四五年(民國卅四年)八月八日對日宣戰之後;而蘇俄對日宣戰,卻又在美國於八月六日向日本廣島投下第一顆原子彈之後;迄八月九日,美國再向日本長崎投下第二顆原子彈,這原子時代開始的無比威力,已使日本「御前會議」接受了波茨坦會議( Potsdam Conference )的招降。東京於八月十四日正式宣告降伏,正是中俄兩國在莫斯科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同一時日。從這簽約時間看,就夠我們深自警惕!

蘇俄選擇大戰即臨結束時,方參加對日作戰,實際目的就是進攻中國,佔領東北。我政府原希簽訂此約,對蘇俄能具拘束力:既有恐於俄軍壓境,俾依約以制止其無限期的霸佔野心;且依據承諾可防其干預中國內政,亦即鞏固政府的統治權力。

其次,關於條約內容,雖較「雅爾達密約」無多變更,惟爭議所得,亦不無可記:如對「外蒙現狀,應予維持。」改由外蒙人民意願,投票決定;「旅順租借與蘇俄」,而以共同使用,代替「租借」;「保持國家土地與主權之完整」,尤為所最重視而強調的;至如「在日本戰敗後,俄軍當於三星期內開始撤退,三個月內撤完。」以獲撤軍的保證。雖然戰後重開簽此「不平等條約」的不幸之例,誠具寧肯忍痛於前,而嚮往得免貽禍於後之倖的苦心。

不料條約墨瀋未乾,蘇俄皆已一反其承諾而行之;徒使原本抗戰勝利的東北接收,突陷於內外夾攻之中,橫遭史所未見的慘痛劫難。

(二)宋子文的折衝

宋子文於卅三年十一月,繼孔祥熙出任行政院副院長,並代理由國民政府蔣主席所兼之院長職務;仍兼原任外交部長。卅四年六月,宋由副而正,任行政院長;即率團赴莫斯科,議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未果。八月初,再度率團包括新任外交部長王世杰,暨蔣經國、沈鴻烈、熊式輝、錢昌照、卜道明等赴俄,繼續前此和史大林、莫洛托夫( Vyacheslav M. Molotov )等會商,歷經多次辯論。尤推蔣經國先生在先後兩度議約中,力予維護國權;並傳蔣氏於會外和史大林晤談,亦多據理面爭。

我在心平氣和論國事:宋子文率團簽訂此約,既於國際間形勢比人強之下,未容忽視若干事實因素;並循鄭重審慎的國策決定,是就訂約的政策檢討,原已無可厚非。而且當時處境,別無選擇;其間折衝非易,毋寧謂之忍辱負重。甚而假定不簽此約,蘇俄亦未必輕饒我們的;這場弄得天翻地覆的禍亂,恐已殊難避免。

我卻重有所感於簽約之後的宋子文,他於行政院長任內,目擊蘇俄棄約背信,史大林指使俄軍和共軍在東北的非法亂紀,陷東北人民於痛苦深淵;而這位既秉國政、且一手經辦此約的最高行政首長,向未出面嚴正指控蘇俄帝國主義的血腥罪行;從無一言以慰我東北以至全國同胞。請問他的職責、風範、良知,皆安在哉?

古今為政之道,首重親民愛民。東北光復之初,蔣宋美齡夫人即於卅五年一月,冒大風雪,無畏敵鋒,抵長春,代表元首撫慰東北同胞;當年五月,蔣主席並偕夫人巡視瀋陽,長春等地;蔣總統復於卅七年冬,三赴危急的東北督戰;皆存深切留愛在民之恩。凡此,多在宋子文主政之時,東北局勢,何等重要,他雖身至平津,近在咫尺,竟末肯屈駕東北一行。宋於卅六年三月離職,旋由蔣主席暫兼過渡;四月,繼任行政院長張群,九月即蒞臨瀋陽,並分赴鞍山各地,視察煤鐵生產情形,尤對東北軍民英勇而艱苦的戰鬥,多所激勵。這又豈是宋子文的政治哲學所能理解?而於社會人心的感受,自皆有其不同的反應。

抑有進者,我謹提供史家,記取宋任三大粃政,殃及東北,禍延全國:

(一)宋自卅三年冬,代理行政院長前,即與張治中等介入美國總統羅斯福所派私人代表、繼而轉任駐華大使赫爾利( Patrick J. Hurley )奔走重慶、延安間調停,面臨中共夢囈「聯合政府」邊緣,「政協」、「軍調」,由此而興;未始不可謂之乘此機緣,東山再起,主政中樞。實則論者不無指稱:自廣州至武漢的「聯俄容共」初期,宋子文即已頗具熱衷。而此次最後所遭致命傷的內外肆應,宋皆身當其衝,殊不能卸其責。自對東北事,貽誤重大;國是從此不堪問矣!

(二)宋以行政院長,主持全國復員大計,舉凡政策、法令、機構、人事,領導無方,軋礫紊亂;對於東北接收,幾乎殊少聞問。戰後人心向背,社會不寧,共黨猖獗,卒致國勢消長者,無不以這一段的政治失常為其厲階。

(三)向恃理財起家的宋子文,縱然戰前美棉、美麥,以及上海標金市場等舊賬免提。此次掌政後,徒知動支國家庫存,雖一向絕對不可移用的幣制信用基金,亦皆為之浪費一空。抗戰八年,支用浩繁,稅收銳減,全面財經金融,一直尚能穩定。宋任所接國庫金銀外匯,存底數字,有案可稽;戰後未久,全部蕩然。從法幣到東北流通券的惡性通貨膨脹,演成社會經濟崩潰;戡亂建國大業無成,大都肇端於斯。

我固深服傅斯年的治學功力,做人狷介,卻未盡同意他的政論主張;但讀過卅六年二月出版的「世紀評論」,內有傅作「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開不可」一文,甚佩其直言,且言中有物,擲地作金石聲,誠不愧為諤諤之士。此文發表一個月後,宋子文真「走開」了。

(三)有司豈能無責

卅四年七月底,宋子文再度率團赴俄之前,以任行政院長,辭外長職,由王世杰繼之,立即隨往。八月十四日在莫斯科所訂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即經中華民國外交部長王世杰、蘇俄外交部長莫洛托夫共同簽署。

王是著名的憲法學者,辦教育亦頗有成績。此次毅然接受外長新職,且即赴俄簽約,顯係勇於負責,挺身擔起執行「中蘇友好」外交政策的重任。不幸,所執行之外交政策是失敗的。

國家之設政務官,就是要對執行的政策負責。雖青史留名的古大臣,凡關進退出處,皆必有其節度可循。僅聞戰前國立北京大學政治系主任教授,時充外交部司長級,並非政務官的張忠紱,竟因未盡贊同外交措施而辭職了。

有關訂約與折衝,已述所見如前。惟就有司職掌檢討,至少不無疏漏的遺憾。例如「承認外蒙現狀」:照會中雖有「即以其現在之邊界為邊界」句,而現界亦必有其明確界線。雖民間私人房地產買賣立契,均須附圖,列清「四至」,用明權利,免後糾葛。我們既不相信似此割讓廣土眾民,竟會輕輕一筆帶過,那豈非草率太甚?亦不相信傳我議約代表團暨我駐俄大使館,雖外蒙地圖皆無之。實不知所訂條約中有無咐圖一一指明;儘管不得不照蘇俄繪製的外蒙「現狀」新圖,畢竟有勝於無,以防私改擴移。但卻立見一個後遺症:又二年,卅六年六月,一如侵入東北的「俄蒙聯軍」,陸空齊襲,進佔新疆和外蒙間的白塔山一帶,我政府一再抗議,對方堅持境界混淆;類此將必留有永久糾纏不清的貽禍。

尤從東北接收的實際體驗,每值俄軍蠻橫,恃強詞以奪理時,讓我們忍受凌辱中,彌感所訂條約、照會等失誤頗多,僅舉數點:

(一)既未妥研國軍開往東北登岸之港口,海、陸、空軍之行程路線,乃被俄軍一概拒絕;雖訂俄軍撤返期限,而致一再延宕,是皆東北禍起之總根源。(二)關於軍、政、經之接防或接收程序,事前皆未研商明定之;因而任憑俄軍迎拒詐欺。(三)俄軍佔領東北之管轄權限,及其軍費支付包括貨幣行使等,皆無任何規定,乃形成取代全面統治權;公然扶植共黨;濫發「紅軍票」之患。俄軍侵入東北,發生許多不幸的既成事實,我政府亟謀補救於後;亦僅見財政部與蘇俄駐華大使在渝洽訂「中蘇財政協定」的急就章,實已無濟於事。(四)凡對日軍,尤其偽滿部隊之降伏、節制、管理;所獲戰利品之解釋與範圍;及繳收一切國防設備與軍械等之歸屬問題,均無明確規定,自被俄軍「照單全收」,周延曲解。(五)凡屬日本在東北所侵犯、偽滿「國產」等之保持或轉移,因無所依據,乃皆隨其霸佔。(六)最重耍者,有關「經濟合作」,僅條約內有「締約國顧及彼此之安全,及經濟發展之利益,……共同密切友好合作。」「為便利及加速兩國之復興,及對世界繁榮有所貢獻起見,同意在戰後彼此給予一切可能之經濟援助。」此類籠統的缺乏內容語句,唯有訴蘇俄胡攪蠻纏,獅子大開口了。以上看似繁瑣,但皆事關重耍權益,稍有漏洞,滿盤皆輸;縱條約本身不能詳列,至少當時多附「協定」、「附款」或「照會」,寫明同意於先,是絕對重耍的。

簽約後未久,開始「長春階段」的中俄交涉,除在長就地和俄軍接觸外,大都由重慶和莫斯科逕洽,多屬俄軍撤退、經濟合作等項,可從當時外交部的磋商與電文中見其一般。

民國卅四年十一月中旬,東北行轅一度從長春退出時,初遭俄方堅拒國軍登岸,企圖延宕撤兵;當時已返重慶的熊式輝,自渝電述外交部向俄交涉情形:

「蘇俄駐華大使曾於十一月十七日,照會我外交部,其要點為:一、中國政府軍隊能無阻礙在長春及瀋陽降落,蘇軍將予以應有之協助。二、蘇軍嚴守中蘇條約,對於東三省之共產黨,過去未曾予以任何幫助,現在亦然。其撤退區內之共黨活動,乃由於中央政權未樹立之故。三、如中國政府希望蘇軍緩撤,可延緩一月或二月。同月十九日,我外交部復蘇大使照會,其要點為:一、蘇軍須負解除長春、瀋陽市區及其飛機場附近非政府承認之各種武裝,並允中國運送飛機地面工作人員,先到長春、瀋陽,指揮飛機起降。二、中央如須利用北寧路及各港口,須予以可能之便利。三、對於接收工作人員,予以道義的、物質的協助,並協助該項人員等赴各地籌組團警。以上如經蘇方同意,則蘇軍可延長一個月。」

從而略知(一)俄方初期對於中共意向;(二)這時才稍提及有關國軍接防與籌組團警等事;(三)關於俄軍撤退,反而變成我國「希望」的留客;此電一個月的延期,即至卅五年二月一日為止。、

直迄此項延期已過,外交部於二、三月間,以「西梗」、「西寢」、「西儉」連電告知,同時,並由已在重慶之張嘉璈寅艷渝電,在錦州之熊式輝寅世電,內容大致相同,略謂業經外交部照會蘇俄大使,同意俄軍延至本年(卅五年)四月底撤完,此即俄軍一再延宕的經過。

這時東北漸陷暴風雨中,俄方逞其萬惡橫行,阻撓國軍循「中長鐵路」北進;圍困北地各省市徒手接收行政人員;扶植中共勢力擴張;亦已發生張莘夫等在撫順被屠殺的慘案。而來自外交部的每一電文,幾皆仍持「根據中蘇友好條約之精神」、「現距蘇俄軍隊撤完期限尚一月有餘,且東北鐵路縱橫,交通便利,政府軍隊足能到達其撤退之一切地區。」「蘇俄予我接收東北之軍隊以便利與協助」、「且保護我在長春、哈爾濱及其他蘇俄軍隊尚未撤退地區接收人員之安全。」等辭令相告。真讓其時開進東北,多受阻撓「接防」的英勇國軍,以及身陷現地圍困,正和俄軍、中共徒手相持的接收人員,不知是應當滿懷感慰?抑是從內心的無限感喟!

長春談判中俄經濟合作問題之始,張嘉璈向俄方首先提出:「外交部於卅四年九月十八日,曾致蘇俄駐華大使照會,聲明『凡日本於東北之所有工礦投資與財產,皆須抵還中國對日抗戰之賠償。』作為雙方談判之依據。」俄軍遠東統帥馬林諾夫斯基,及其經濟顧問拉德考夫斯基,卻一直堅持這一切工礦資產,均屬俄軍對日作戰的戰利品。實則雙方所主張者,皆無所據;由於前此簽約原應慮及而未釋明的意外,變為格格不入的死結。因長春談判不得要領,移歸外交部逕行對俄辦理。竟以經濟問題未克解決,從假「友好」成真敵對,終致東北全局潰敗,大陸沉淪。

卅六年春,外長王世杰有瀋陽之行,任務不詳,僅一度接見記者,並囑慎重發表新聞。據透露,他對時事曾表示:

───所簽「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確信那是必耍而無損的。

───指當時在莫斯科舉行的美、英、法、俄四國外長會議,因其一切與我無涉,故中國不參加。

───惋惜東北經建設備,多被蘇俄搶掠;寄望盟國「日本賠償委員」將移日本的工礦資產,作為對我賠款補償。

───認為俄軍早已遵約撤兵,東北前途,並不堪慮。尤稱時值準備接收的旅順、大連,亦必順利無阻。

───對聯合國極信賴,定能約束侵略國家的非法行為,凡會員國皆有保障。

水深火熱中的東北同胞,對此反應,不言而喻。

從抗戰末期起的全面外交,日趨下坡。尤其和併肩作戰的盟國,中、美間,固由蘇俄、國際共黨、中共之多方煽惑挑撥,分化破壞,滲透美國國務院及其駐華文武人員,多所影響於美國對華政策;然而有司又豈能無責?


(肆)蘇俄排美制華

(一)試探進走著瞧

戰後蘇俄對華政策,依據「雅爾達密約」暨所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遠程企圖是赤化東北、赤化中國,乃至赤化世界,包藏禍心,無可置疑。但就時間、階段、步驟,決非一蹴而成;當時之短期的變化之速,實已提前莫斯科侵華的進度表。並考其政策執行的軌跡顯示,不是毫無顧忌,直線衝擊;初係側重試探性的誅求,而不無其彈性的適應。

自卅四年十月中旬,以熊式輝為首和俄軍遠東統帥馬林諾夫斯基在長春的四次會談,俄方毫無誠意,堅拒國軍開入東北;乃有東北行轅及全體接收人員於十一月十七日撤退的措施。此舉促使俄方急謀打開僵局,立即向我留長的軍事代表團表明轉圜意向,亟希行轅返長,貫徹「友好」精神,並加整飭長春治安秩序。足徵蘇俄並非完全漠視中華民國的地位,所持態度亦每決定於我們的肆應;且對國際情勢,尚能多所瞻顧。
由此轉機而有蔣經國、張嘉璈於十二月四日再度聯袂抵長,和馬林諾夫斯基繼續商談,確見僵局急轉直下,舉凡我方所提有關國軍接防和政權接收之需求,大體多獲俄方的許諾;並即開始逐項實施,初期亦皆順利。從卅四年十二月中旬,到卅五年一月中旬約一個月期間,恰似中俄間的一度「蜜月」;過後,形勢突變,立竿見影。試從一月中旬起,在東北現地所見蘇俄的「變掛」,略舉其耍:

(一)關於國軍接防者:(1)原允陸運國軍兩師至瀋陽接防;而我軍於卅五年一月十五日抵瀋列車,竟遭俄軍射擊,且不准入瀋接防。(2)原允由俄軍派「聯絡組」協助國軍前進,並驅除沿線「非法武裝」;稍過,即經共軍攻佔營口、鞍山、盤山等地,並發現內有俄兵助戰。(3)原允編組「東北保安第四總隊」,保衛長春及行轅治安;竟被部分繳械,拘押未釋。(4)俄方一再延宕撤兵,顯係阻撓國軍接防。(5)所有惡化情勢,已漸轉變為全面扶植中共,竊據東北。

(二)關於政權接收者:(1)原允協助我政府接收各省市,建立並鞏固中央政權,亦可率同警憲,籌組保安團隊;少數省市到達地區後,即陷困境,如同監視,警衛多被解除武裝。是原擬接收之其他省市,自皆中止其行;繼即招致四平、長春之戰,松北省市之危。(2)原允接收撫順煤礦之張莘夫等,盡被俄軍與共軍屠殺。(3)原允派「聯絡官」陪同接收大連,並依條約組設旅順之中俄合組的「軍事委員會」;皆未履行。(4)原允移交俘虜事;迭經謊言推拖,迄後拒絕。(5)最後,馬林諾夫斯基在俄軍全撤前,公然聲明:「俄軍已不能有待中國國軍之接防,勢須將長春以北之地帶,全部交給當地人民所組之武力,與所設之政權。」

凡此,多已分詳前文,此唯綜列其間變化過程而已。然則突呈劇烈轉變的原因何在?試析言之:

─戰後,國際利害,複雜綜錯,已使盟國尤其美俄間關係支離。多屬歐洲國家復員善後,如關德國佔領、波蘭政局等問題的衝突。史大林則多遷其怒,而謀之於遠東方面的報復,唯有東北首受其殃。

─一九四五年(民國卅四年)九、十月間,倫敦舉行五國外長會議中,蘇俄對於歐洲和約的齟齬爭執;更對美國擅專管制日本的極揣憤懣;相繼即有蘇俄擬向美國大借款的決裂,導致蘇俄與美凶終隙末,乃使中俄關係,大受影響。

─年底,馬歇爾來華,適逢其會;杜魯門政府所公佈之「美國對華政策」,尤多刺激(均詳後),愈遭俄忌。

─卅五年初,「軍事調處」三人小組,包括美方,到達東北,俄人極為側目。如現地所見,軍事調處執行部初於卅五年一月十四日,所派第一架飛機至赤峰機場,即被俄軍扣留;並於當月廿三日,俄軍秘密撤退,嗾使共軍不睬停戰調處,把赤峰逕交共軍佔領。

─卅五年二月十一日,英、美、俄三國公佈雅爾達協定;同時,揭開張莘夫等殉難慘案,不僅我全國民意高張,國際輿論,亦相助之,驟顯反俄空氣激昂,益見蘇俄加深對華惡意。

─盤根錯節於中俄經濟合作之不能解決,蘇俄疑嫉中國政府必引第三國(後已明指美國),插足東北,與之對抗;且有慮美國將以東北為反俄的根據地(亦詳後),因而彌堅其排美制華的政策。

當我們接收東北之始,雖見共軍已先竄入,其自身既未成氣候,而俄軍亦有時揮之逐之,任意指使,尚少絕對扶植共黨,以其完全取代中央政權的跡象。我嘗自思:就俄軍把東北工礦設備搶運的動機分析,似係仍持國民政府作為對象,才不惜大量盜取破壞。相反的,設已決意樹立中共政權,而冀以成其在東北的傀儡,有如日本在東北一手製造的「滿洲國」;則有待於蘇聯的資助建設尚未遑,何必先來橫加掠奪破壞?當林彪力謀擴充「東北民主聯軍」之時,可能才是蘇俄對華政策激轉之際,方見卅六年五月,蘇俄正式出面,和中共簽訂「哈爾濱協定」,從秘密的豢養扶助,變為公開的軍經支援;於是共軍連續發動第五、六次的猛烈攻勢。倘自此一過程窺之,似足說明蘇俄初與中華民國的「友好」,援助中國「抗日獲勝」,以及「尊重國民政府」等等承諾,其間縱有折扣,彷彿並未完全抹殺,至少企圖保持一段或若干年的相安。也大可瞭解,當時從莫斯科到駐長春的俄軍總部,一直在密切注視:中國政府的肆應;國際列強的態勢;美國對俄與對華政策,自更為其決定行止的重要因素。我們軍事和外交已詳前述;而杜魯門對華的新宣告,適足愈見造成中國的分裂與不安,亦即美國未克即時全力支持戰後的國民政府,自更促使蘇俄和中共,加緊內外勾結,釀成巨禍。

誠有感於戰後蘇俄襲入東北的陰謀行動,詭詐閃爍,看風使舵,忽緩忽急,多少有似日本於九一八事變佔領瀋陽時,起始亦無立即鯨吞東北的決心,尚多瞻顧。中國的軍事、外交和國際,既皆未能阻止其侵略,乃擴大而取東北全境,以迄製造偽滿。此次,雖入侵的帝國主義赤白與戰役性質有別;我們卻未能鼓起第二次世界大戰五強之一,戰勝日本的餘勇,反在東北接收的壇坫與戰地,打了一場大敗仗。不容我們忘卻迭遭歷史的慘痛教訓!

我在東北現地時,也確曾想過:假設美國從大戰結束前後,不來介入中國「內政」,不要攪在國共之間的軍事與政治中;亦即假設美國一直尊重國民政府的領導權,繼續不變的支援走向勝利、統一、建設、安定而強大的中華民國;我們必可達成戡亂、復員建國的國策。蘇俄既已盡獲「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權益和保障,似應履行其唯一之「協助中國政府而不支援共黨」的義務。殊不知我之如許「假設」,皆成一片可望而不可及的幻影!

(二)經濟與第三國

前述長春階段中俄談判「經濟合作關鍵」,已略指「攪合著蘇俄排他性尤其對美之政治顧忌」。此點確乃國際捭闔中之東北問題,根本癥結所在;亦可謂因而決定了東北的悲慘命運。

俄軍遠東統帥馬林諾夫斯基多次露骨的表明:「必須先行解決『經濟合作』方能談到其它。」「此項問題未解決前,殊難確定蘇俄撤軍日期。」「決不容任何第三國插足東北,作為反蘇俄的根據地。」「砍掉那戴著鹿皮手套,攜著大把金圓的血掌。」「美國是為其自身利益,準備搶奪東北;唯有中俄切實合作,方能阻止帝國主義侵略,維護中國和遠東的安全。」蘇俄放射鋒利劍頭,分明是向此番持東北做贈禮的美國,反友為敵,嚴厲挑戰。

美國於一九四六年(民國卅五年)二月十一日,即中俄經濟談判期間,曾向中國和蘇俄分致「門戶開放」的照會,略謂:

「倘東北工礦業權益,僅由地主國與蘇俄共同管理,乃使美國及所有盟國,不能獲得東北經濟發展之均等機會,實屬違反『門戶開放』之政策與精神。並加凡日本在外國之一切財產,皆應歸由盟國『日本賠償委員會』統籌支配之。」

這裏略誌美國昔年提出此一「門戶開放」政策的史實:甲午中日戰後,列強趁火打劫,起自德國租借膠州灣,並適美國總統老羅斯福( Theodore Roosevelt )開始注視遠東,即於一九○○年(光緒廿六年),由其國務卿海約翰( John Hay )宣佈旨在維護中國主權,保持國際機會均等的「門戶開放」政策。包括下列原則。

「一,保證任何國家在華有其所謂『權利區域』或租借地內,決不干涉任何他國之商業利益。二、保證中國臨時條約稅則,對於陸運或航運之貨物,各國於各港口同樣使用,並均由中國政府收取關稅。三、保證所有各港口之港稅,及所管轄或通過之鐵路運費等,各國皆獲同等待遇。」

其時,帝俄既獲旅順、大連的租借權,並已借地築「東清鐵路」,美國自亦送達照會。今日形勢,非同昔比,重申此旨,徒增嫉視。

蘇俄於東北之排斥第三國,尤其絕對抗拒美國插手其間,固亦有其來自美國宣佈上項「門戶開放」政策後,相繼不斷疑懼的歷史背景:前述甲辰日俄戰爭所締「樸資茅斯條約」,因有美國代表斡旋,約內曾訂「俄在滿洲侵害中國主權及妨礙機會均等主義之領土上利益,又優先及專屬之讓與等權利,概不得有。」「凡中國在滿洲發達商務工業起見,所有一切辦法,各國視為當然者,日俄兩國不得阻礙。」等條款。簽約後,美國鐵路大王哈里曼(即今中俄簽訂友好條約時,美國駐蘇俄大使哈里曼{ W. Averell Harriman }之父),曾和代表日本簽約的外相小村壽太郎,密洽價購甫經該約分段讓給日本的「南滿鐵路」;哈里曼並於該年底赴日,和日首相桂太郎訂有此項價購草案,終以日本輿論反對取銷。美國繼又提出在東北設銀行,興建鐵路,以迄「東北鐵路中立化」(即把「南滿」、「中東」兩路,改組為中、日、俄、英、美、法等國聯營。)等項建議,包括較具體的接洽,一九○七年(光緒卅三年)奉天巡撫唐紹儀和美國駐瀋陽領事斯戴德( Willard Straight )商築從法庫到新民的鐵路,雖皆未實現,反而激起俄日間連結「密約」以對抗之。民國以來,日本帝國主義力謀獨佔與擴張侵佔東北的權益;尤自歐戰後華盛頓會議,先後締結「遠東四國協約」、「遠東九國公約」,日本愈指美國之對東北「虎視耽耽」。並於九一八事變前,所見東北地方當局經營建設,更有忌懼美國財團投資趨勢,責稱中國復採「以夷制夷」。這些都是赤俄帝國主義「懲前毖後」,堅持排美制華政策的根源。

我在現地觀察,就經濟談判中,亦另有感觸。(一)從蘇俄初對東北經濟的舉措中:(1)急猴似的非趕快商定中俄經濟合作辦法不可;(2)脅迫瀋陽、哈爾濱兩市長簽讓各該地區國家公產;(3)持「紅軍票」和所搶掠公私銀行錢幣,大事強買民間的不動產,且亟謀向地方主管登記;(4)凡蘇俄在東北的工商機構包括銀行、公司等,均經洽商進行立案;凡此儘多非法乖行,難能達成,而其目的則無不企求獲得中國政府的法律保障,或亦足為上述蘇俄初期尚未決意扶植中共政權多一反證。(二)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也是肇因中日雙方有關經濟,包括鐵路懸案未能解決。其時日本外相轉任「南滿鐵路」總裁內田康哉,力言設不從速談判,獲有結果,勢將難阻少壯軍人動武,惜我地方當局與交通主管,未肯挺身交涉,推拖避責,乃即釀成事變。豈非又一歷史在重演?(三)當時面對的抉擇:究竟應否斷然肯定中俄經濟談判的價值,換取蘇俄表裏合一的「友好」,容或「延緩」一段危機;抑是任憑蘇俄以全力去支援中共呢?設退一步言之:既能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於前,復何怯避「經濟合作」於後?設國強,則皆將還屬於我,設國破,則勢必同歸於盡!這一經濟談判的成敗,就是註定東北以至國家前途的伏筆!

(三)玉碎乎瓦全乎

我以東北接收身臨其境的感受,更激發了反共抗俄堅強意志,並且是無比的憤懣。曾有兩個絕對不同而走極端的構想,自知是天真而不成熟之見,未敢妄言,僅藏我心。今日寫自省錄,無妨追記,用誌不忘:

第一案:「不接收」。初時,中俄談判國軍「接防」觸礁,東北行轅既自長春撤退,那顯係對蘇俄攤牌,索性攤牌到底,否則拖泥帶水,虎頭蛇尾,結果適中奸計,吃虧上當。如果其時下定決心,就是不接收了,非僅避免長春那一段文官徒手接收的災害,和各地一再失而復得,得而復失的拉鋸戰,軍民同受的重大犧牲;且可保持投入東北戰場的數十萬國軍精銳,留做內地戡亂主要武力,可望扭轉大陸全局。這決不是放棄了東北;要看蘇俄究將何以善其後?進而把「不接收」的理由和事實,宣示國際,訴諸公斷。時值全世界共所寄望的聯合國誕生之初,始作俑者的美、英尤不能無責,焉肯置此世界重大事件於不顧?「不接收」,正是要接收?一定會逼出個「叫」來。

第二案:「硬接收」。既以蘇俄態度軟化,東北行轅再返長春,那就要徹底完成接收。我於中篇「熊杜前期軍事」,已述國軍宜早北指;最有力的理由補充:(一)國軍初出關時,士氣高昂;東北同胞迎王師,人心可用,軍民合作,大可長驅直入。(二)依據條約所載,儘可堂堂正正的「接防」,設蘇俄已把那撈什子的白紙黑字不算數,我們又何必一廂情願地說什麼「同盟」、「友好」?(三)軍事調處既有國軍開入東北及其調動,不受停戰令拘束的規定;唯有大軍不停,一鼓作氣北上,見共即剿,不必投鼠忌器。(四)如遭俄軍阻撓,不惜正面衝突;倘引起中俄間戰爭行為,以我最初裝備完整士氣如虹的機械化部隊,未必就是以卵擊石;即使處於劣勢,亦將引起盟國或聯合國出面調停。且讓世人一向看作末便干涉的「中國內政」,轉移視線為有賴共同平息的國際糾紛。(五)戰後,美國對華政策尚未激變,且有協助國軍北運,遣送日俘等舉;而美俄關係已逐漸惡化中,設因東北問題,導致由冷戰變熱戰,乘各國尚未完全復員,易於反擊,那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延長。當時,蘇俄疲敝之餘,中共的羽翼不豐,自陷同歸覆滅之境。是則東北、中國得救,亞洲、世界局勢為之丕變。

總之,上列兩極端的任何一案,縱即皆非善策;然則對東北、對整個大陸,還能會比今日所遭遇者更壞嗎?

我迄猶執著於第二案較優於第一案的構想。「不接收」,基於國家大事,不可輕言玉碎,直求其瓦全之道。實則瓦全固不易;況在有如棄置階段的真空裏,放任共黨勢力紮根的一大段,將必留東北亦至國家無窮後患。當寫東北接收之始,曾述在重慶即聞「觀點角度不同」,已有類似此一看法;不過與我所見,尚未盡同。「硬接收」,確乃痛下玉碎的決心,庶幾得獲瓦全的後果。

其實,構想何用?等於事後先見。確覺激越之論,既不能建白於前,殊不足取;唯有永在痛定思痛中,落得「自省」於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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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北接收三年災禍罪言(一○)

下篇東北全陷:國際捭闔與自我失誤

(伍)中美關係演變

(一)中共宣傳毒素

圍繞著東北淪陷的國際關係,除蘇俄是主兇外,自推背義棄友的美國為其關鍵國家。雅爾達密約是產生戰後變局的胚胎;實亦積累大戰末期若干不幸種因的惡果;災禍所自,並非偶然。我們虛心檢討,何竟惹出此一危及國本的國際反動?可就中美關係的幾個演變階段,略加析述。

從抗日初起最艱苦的獨立奮戰,蘇俄雖曾短期支援,即轉向日本、德國勾結之形同幫兇;英國為求緩和納粹壓力,力謀與日本妥協之封鎖滇緬公路;縱然美國初以戰爭物資如廢鐵等之運銷日本,但尚基於中美傳統友好,對我貸款相濟。尤自一九四一年(卅年)三月,美國國會通過「租借法案」(Lendlease Act),證明美國確切放棄孤立政策,將軍用品分助和軸心作戰的國家。同年十二月八日,因日本偷襲珍珠港(Pearl Harbour),美國由中立而捲入這場世界大戰;我國次日即向日本、德國、意大利三國正式宣戰,從此和美國及所有盟國併肩作戰,所獲美國各方支援愈多。美、英率先於一九四三年(卅二年)一月,與我國分訂平等互惠新約,導致同盟國家皆相隨之;同年初,蔣宋美齡夫人有訪美之行,為美國總統羅斯福夫婦迎居白宮的貴賓,蒞臨參眾兩院講演,並受到東西海岸各大都市美國人民的熱烈歡迎;繼於同年十一月,蔣委員長出席開羅會議,結果亦頗圓滿;這二年中,要算中美最能密切合作的階段。同時,竟由於中共假抗日之名,行叛亂之實的禍起於內,進而勾結國際共定及其同路人,力加從事破壞盟國間的合作於外,有組織的、有計劃的,逐漸促使中美關係變質。

時間是已從戰時政府遷武漢,至重慶,周恩來、林祖涵、董必武等共產黨徒及左派分子,於高擧抗日聯合戰線旗幟下,混入國民參政會、軍委會政治部等機構,暨新華社、新華日報等公開宣傳,由王炳南、黃華、喬冠華(即喬木)、龔澎等,拉攏來華的外國作家和記者群,對於國民黨及國民政府,極盡造謠誣蔑之能事;而宣揚中共是土地改革者,美國傑弗遜式的民主主義者(Jeffersonian Democrats),至多屬於和平改革的社會黨,居然得逞其計於中美兩國間的挑撥與分化。

中共所採陰謀路線:一面利用號稱自由主義者的美國作家與新聞記者,或潛赴延安,或供給資料,透過美國報刊及親共團體,影響其社會輿論。一面誘使美國駐華文武官員,和國務院內外勾結,而變更或減低白宮的助華政策。

試擧那時先後一聯串替中共做傳聲筒的美國作家:其代表作首推史諾(Edgar Snow)所寫「紅星高照中國」(Red Star Over China)。餘如艾浦斯汀(Isreal Epstein)、艾金森(Brooke Atkinson)、史泰因(GuntherStein)等,尚有幾個女作家,如朱德的密友斯麥德萊(Agnes Smedley)、史特朗(Anna Louise Strongs)、蘇依斯(Ilona Ralf Suess)、格拉漢(Betty Graham)等,皆為中共寫書、專欄、通訊乃至講演。迄後對我政府惡意攻擊最激烈的美國報刊及其記者:是紐約前鋒論壇報的希恩(VincentSheean)、紐約時報的艾金森(Brooks Atkinson)、華盛頓郵報的艾利斯頓(Herbert Elliston),和時代雜誌的白修德(TeddyWhite)等。

且自一九四三年(卅二年),蘇俄公告取銷第三國際時,即從莫斯科發動摧毀中國國民黨及國民政府的統戰,由主持塔斯社重慶分社的羅果夫(Vladimir Rogov),廣事散佈惡毒的「通訊」,並有其助手雅剎明(Mike Yakskamin)造謠生事。凡此中共、美、俄配合一致的歪曲言論,已和美國的共黨報刊搭線,如美共的機關報「每日工報」(The Daily Workers)、「新群眾」(The NeW Masses);以及中共的機關報「紐約華僑日報」,社長梅參天(Eugene Moy)、司理黃文耀(Albert Wang),社論主筆却是從北洋官僚蛻變的冀貢泉(按:冀係閻錫山老搭檔,曾任民初山西省高等審判廳長;即留美學生共黨冀朝鼎之父),卅三年,我在紐約邂這個老而不死之賊,他高倡戰後中國必行共產主義,對眾大言不慚。

最和這些人與論調一個鼻孔出氣的人就是眾所週知設在美國的「太平洋學會」(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會務向被左派人士操縱,總會即有中國共產黨徒徐永瑛、冀朝鼎、陳翰笙等。該會出版兩種刊物:一為「太平洋事務季刊」(Pacific Affairs);一篇「遠東觀察」(Far Eastern Survey),一九四三年(卅二年)七月份,曾載畢生(T. A. Bisson)所寫「中國在同盟國家作戰中的處境」一文,幾近否定中華民國,鼓吹共產中國的讕言,即已不無支配一部分反動輿論的力量。雖設有中國分會,一直由蔣夢麟、胡適(前後會長)、蔣廷黻、陶孟和、梅貽琦、周鯁生、徐淑希、李斡、錢端升、甘介侯、劉馭萬與劉毓棠(後二人是前後秘書長)等主持;始終未多抗爭糾正總會的誤謬,或毅然退出而解散之。不知究竟書生無用,抑或也有家鬼作祟?

此外,尚有賈飛(Philip J. Field)發行的「亞美雜誌」(Amerasia)、畢生等控制的「外交政策協會」(Foreign Policy Association)、費爾德(Frederick V. Field)支援的「東方民主政策委員會」(Committee for a Democratic Eastern Policy),都成了附和中共的應聲蟲。

這裏也必須從頭記取對我友善的美國作家和記者:如為「亞洲內幕」(Inside Asia)的約翰根室(JohnGunther)、國際通訊社的特派員楊傑米(James R. Young)、合眾社的老闆霍華德(Roy Howard)、北美新聞紙聯合會主席坎尼遜(Royal R. Gunnison)、時代雜誌社創辦人魯斯夫婦(Henry R. & Clare Booth Luce)等,戰時先後訪華,皆對我國抗戰,多有言論鼓舞。迄一九四七年(卅六年)夏,霍華德又代表其報系,並偕美國記者團,到南京專訪蔣主席,對於當時所問有關東北戰局的答覆:「共產勢力進攻東北,形勢已頗危急,將必危害全世界的和平;決非任何一個國家所能獨力抗拒,亟須喚起民主集團共同制裁,庶足維護聯合國憲章的價值。」向全世界做有力的闡揚。

亦應一併提起:戰時美國寥若晨星的援華團體,唯一可推的代表人物,即德裔猶太商人柯爾貝(Alfred Kohlberg)。他曾接連創設「中國救濟聯合會」(United China Relief)、「美國援華醫藥協會」(American Bureau for Medical Aid to China);以迄成立「美國對華政策協會」(The American-China Policy Association),都是對我們最有助益的團體,出面和親共的「太平洋學會」戰鬥;並向美國政府與國會指控共奸,呼籲加強援華,允為國人永誌弗忘的道義。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終竟末能多阻那股逆流;追究一切禍源,中共的宣傳誘蝕,散佈毒素,使我們甘居下風。我常想:在戰時重慶克難的艱苦中,政府尚能闢建舒適的洋記者招待所,禮遇如上賓,讓他們養尊處優,結果却幾乎一面倒的替中共撐腰。且我政府早已具其國際地位,並與盟國旣存的傳統關係,握有足夠擴大宣傳與聯絡的人力和財力,何竟落於困居陝北一隅的中共之後?一著棋誤,滿盤盡輸。從戰時到戰後,凡關此類業務的政府主管,縱皆自認竭盡所能,但輸給了共黨是事實,總該各就其良知與職責重加檢討罷!

(二)羅斯福老昏庸

當羅斯福連任美國總統第三屆初期,方值展佈雄才大略盛時,亦其國際聲望最高,正與我併肩作戰之始。那一期間國務卿赫爾(Cardell Hull)及其遠東司長洪貝克(Stanley L.Hornbeck)、軍政部長史汀生(Henry L.Stimson)、財政部長摩根韜(Henry Morgenthau)。與白宮重要顧問霍浦金斯(Harry L.Hopkins),並其時駐華大使詹森(Nelson T.Johnson),大都善加執行羅斯福初期對華政策,對於中國抗戰力予支援。

迄繼詹森的美國駐華大使高思(ClarenceE.Causs)任內,週遭幾皆被中共所掌握的幕僚:參事范宣德(John C.Vincent)、二等秘書戴維斯(John P.DaviesJr.)、二等秘書謝維志(John S.Service),和駐華新聞處長費正清(John K.Fairbank)等,是即惡名昭彰的「戴、謝集團」,包圍高思,身不由己,多向國務院作荒謬報告與建議。而一度曾充駐華代辦的阿契生(George Atcheson),竟至主張美國應以武器,逕行補給中共;且極強調促進國、共「聯合政府」之議。

自同盟國家併肩作戰起,重慶即成盟國軍事的亞洲司令臺;一九四一年(卅年)底,美國政府派有邁格魯德將軍(John Magruder)、勃里特陸軍空戰司令(GeorgeA.Brett),英國政府派有駐印英軍司令魏斐爾將軍等,集渝擧行盟國軍事會議;從此確立蔣委員長兼任同盟國家中國戰區最高統帥的領導權。羅斯福於此一時期間所派來華人員,大體皆頗有助軍事合作;包括初組美國空軍志願「飛虎隊」,繼而率領美空軍第十四航空隊的陳納德將(Chaire L.Chennault),一直頗著英勇戰績,和衷共濟。

不幸的,中途爆發破壞中美邦交,貽禍深長的史迪威(Joseph Stilwell)事件:當我抗戰開始,尚服務於美國駐華大使館的史延威上校,漸和美國左派作家及其同僚「戴、謝集團」接近,從南京到漢口階段,他已向其政府常作詆毀中告國的報告。迄一九四二年(卅一年)夏,羅斯福派他為中、印、緬戰區美軍司令,兼中國戰區參謀長,曾幾何時,已被白宮擢昇四星上將,專權拔扈,旣企圖分裂統帥權,直接指揮國軍連同中共部隊;並加把持美國租借物資。擬逕以軍械補充共軍。進而挑撥中美兩國元首間,幾至造成分崩離析之局;終以撤換,挽回危機,畢竟種下惡因,導致逆流滋長。史迪威怏怏返美,於一九四六年(卅五年)十月病逝,臨死尚以其親書墨跡,經美共機關「每日工人報」影印刊出,略謂:「遙望『滿洲』美景;自恨不能前往追隨『共軍統帥朱德』一起作戰。」他猶深引未克參加東北共亂為生平憾事,尤足證明羅斯福所用非人。

羅斯福派遣來華的文人政客,又幾皆左派人物:

如一九四一、四二年(卅、卅一年),兩度來華之白宮行政助理居里(Lauchlin Currie),即已開始撥弄是非。經他以偷天換日手法,初來就把自命「中國通」的拉鐵摩爾(Daid O.Lattimore),作為羅斯福推薦蔣委負長的政治顧問;他們都是「太平洋學會」主幹,當時由宋子文在美洽辦拉鐵摩爾應聘,旣未詳察此輩淵源,邀請來了一個奸細,一年滿期,解約返美,促其仇華言行,變本加厲。

由這些線索中,冀朝鼎居然從美國到重慶,位自中央銀行經濟研究處長,到行政院外匯審核委員會秘書長,身列要津,參與機密;戰後,搖身一變,而為中共人民銀行的總頭。冀朝鼎父子附共,久已公開的秘密;於此可見我們防諜工作的鬆懈!

迄一九四四年(卅三年)夏,美國副總統華萊士(Henry A.Wallace)代表羅斯福訪華,他本身即「太平洋學會」理事,所偕人員又是已從駐華大使館內調國務院中國司長范宣德,和拉鐵摩爾等。此來愈對中共推波助瀾,而有美軍駐延安觀察組之設,以巴瑞德(David D.Barre)為組長,乃開中共和美軍取得直接聯繫之門,亦啟美國實質的干預「中國內政」之端;且對斡旋中國與蘇俄關係多所主張;從此漸陷我於內外夾攻的禍患中。

推源溯始,是自羅斯福重歐經亞戰略的根本荒謬,積以馬歇爾依次如作戰司等對於中國戰區人事安排、物資接濟的不斷失誤,尤以勾引蘇俄於戰爭勝利時介入對日作戰,而簽「雅爾達密約」。當羅斯福第三、四任的末期,美國國務院中,不僅所謂自由主義派最活躍,並有多為蘇俄和中共作內奸者,如後被指控的共諜希斯(Alger Hiss),即其顯著之例。羅斯福此時已是老態畢露,睿智銳退,急功近利;他從雅爾達返美兩月後,於一九四五年(卅四年)四月,突以腦溢血逝世。生前,雖稍有悟於被史大林愚弄已遲;他旣見蘇俄漸向東歐伸出魔掌,自足預測遠東大禍難免,美俄間的明槍暗劍中,殆皆成為羅斯福的催命符。經他大錯鑄成的東北以至中國的惡運,甚而對於世局深遠影饗的未知之數,確已使之為善不終,盡棄前功。

(三)繼承者更曖昧

由副而正的美國總統杜魯門,以小商人而殊無政治尤其外交學驗,驟負將臨戰後盟國領導大任,自身固已才短力絀;他所任命的國務卿貝爾納斯(James F.Byrnes),代替了過渡的國務卿史汀紐斯,亦皆缺少政策性的高瞻遠囑,任憑國務院內親共幕僚惡勢力的把持。此時,方值蘇俄和中共加緊動亂,東北乃為適當其衝的犧牲品;亦即造成中美外交關係的轉變。

杜魯門政府繼承羅斯福末期混淆矛盾的對華政策,並忠實執行出賣中國的「雅爾達密約」;竟毫無瞻顧地逼使國民政府不容猶豫簽署「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當時,縱然美國看穿蘇俄的狡猾陰謀,不祇將使中國首蒙其難,且必貽禍遠東以至全世界;而寧願陷我於孤立無援的絕境,坐視遭遇和共黨艱苦的搏鬥,唯一企圖蘇俄對日參戰,達成美俄間一時的妥協苟安。據傳當中俄簽約前夕,美國駐俄大使哈里曼尚多建議於其政府,能盡盟國道義之責,希望有所補救,減少中國損失及戰後危機;杜魯門的指令却是一切依照密約條件不多不少,不打折扣,不啻支持蘇俄無須讓步。是杜魯門之與羅斯福,「慷他人之慨」的賣友行為,真不愧為「蕭規曹隨」的難兄難弟了。

實則其時美國已和蘇俄開始冷戰。雖杜魯門初期與羅斯福末期僅一瞬間,且相繼之,然其形勢迥然不同。設能盱衡全局,掌握變化,即或中俄簽約之前,猶尚冀於蘇俄守信;惜自俄軍進入東北後,公然支援中共,推翻所有承諾,破壞戰後和平,殆皆彰明較著,美國不惟未能挺身而出,亦殊少仗義執言,反對我國多所束縛,減縮助力,置諸被蘇俄和中共聯合襲擊。我們身處其間,感受深切,豈能不對美國痛心疾首!

戰後美國對華政策,窺其演變亦有逐漸惡化的層次:首從橫加干求,乘勢要挾;歷經狂妄措施,止援凌制;而至採取疏離,斷然放棄。

毋寧說杜魯門政府從未建立一貫明確的對華政策。初期即持國務院先後充任中國司長、遠東司長范宣德等的主張:一是美國站在緩衝遠東國際關係的橋樑地位,尤其促成「中國和蘇俄的友好同盟」,進而「美、俄、華的合作」,穩固遠東的和平。實則完全漠視中國土地主權之被掠奪,且益遭蘇俄疑忌,空言無補實際,變相成為蘇俄的幫兇。二是大力策動「出現統一而民主的、擴大政府基礎,亦即組成『聯合政府』的中國」。實則無不打擊國民政府,多有助於中共的擴大叛亂。

這背景是蘇俄在東北大軍壓境,多方阻止中國政府接收,力排第三國(美國)插足,並以施壓力迫我屈服之際,有若前文述我身臨其境的構想:「瓦全乎?玉碎乎?」而當國家一面遭遇蘇俄的殘酷侵略如彼;一面所見美國的挾制無助如此;皆似號稱友好的盟國,實乃不同方式的壓迫。人類歷史縱未盡重寫,但戰後美、俄在東北的冷戰,把中國桎梧其間,亦宛似甲辰日、俄以東北為戰場的熱戰,「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大同小異。在極苦悶衝擊中,何嘗不又讓人偶發「親美乎?親俄乎?」的擇一幻想。那時,蘇俄力加誘逼,並持將不支援中共為條件,企求中國勿與美國相依存,或採嚴守中立政策;如果接受其請,可能獲得一段相安,但是後禍當難避免。幸我政府仍本一貫而正確的國策,終能堅持民主政治的立國精神,維護中美雙方傳統友誼,繼續併肩作戰的盟國道義,而無畏於蘇俄和中共的危害,卒致東北以迄大陸全陷。然則我們蒙受這樣重大犧牲的代價是什麼?始終依恃盟國的償還又是什麼?唯有從杜魯門政府對華措施,逐步以迄最後不惜落井下石中求答案了。

(四)魏德邁二度來

前為解決史迪威事件,羅斯福接受蔣委員長推薦,於一九四四年(卅三年)十月底,改派魏德邁(Albert C.Wedemeyer)為中國戰區(按:同時,把原中印緬戰區劃分為中國戰區、與印緬戰區。)美軍司令,並充蔣委員長之參謀長。魏德邁則和史迪威絕對不同,是羅斯福末期迄杜魯門時代,與我誠懇合作;並對東北問題,竭力藎籌,深值稱道。

當戰後復員遭遇困難中,魏德邁急命美軍動員海空軍,協助運輸國軍,恢復點線地區,辦理日軍受降,防止共軍擴大蔓延;國軍得以由南而北,登陸出關,湧入東北,有賴於此。

據說魏德邁亟思更多協助中國復員,曾自動向其政府請求加派七個軍來華;並希增撥軍艦,加強國軍運輸和遣送日俘;却皆被阻於當時已趨曖昧的對華政策。不惟如此,後來美國反將華北各處原駐的美軍相繼撤走。

由於魏德邁對國民政府的友善,雖一度曾被美國政府準備就地派充駐華大使,但經中共包圍其時已在中國的馬歇爾,乃致此項內定流產。他以欲助乏力,於一九四六年(卅五年)四月,結束軍職返美。之後,美國即有司徒雷登(John L.Stuart)繼赫爾利為駐華大使的新命。

次年秋,魏德邁復獲再度來華機緣;當杜魯門政府對華政策愈陷低潮,美國國會和人民對之愈加壓力,乃不得不稍採行動,而選魏德邁率團前來,旨在調查中國實況,俾考慮援助的依據。

此來曾有東北之行,那時已瀕共禍猖獗高潮,所謂第五次攻勢之後,方解四平會戰之圍,喪師失地,軍民交困,正值美國經軍援助幾已斷絕之際,對於魏德邁之再來,固為東北人心士氣之所寄,儘管他從南京到瀋陽,把中國政府戰後設施,尤其有關軍事與財經部門,評論嚴苛,尤加指責,其影響自有不同;但如略心原跡,尚不失為純善意的,「恨鐵不成鋼」。可惜這個代表團返美以後,毫無下文;原期美國對華政策即將由弱變強的契機,甚而蘇俄和中共同聲叫囂魏德邁帶來了燃起遠東戰爭的火種,結果並未改善走下坡的中美關係。

直迄東北全陷,大陸危急時,卅八年秋,美國國務院公佈「自卅三年起至卅八年止的中美關係白皮書」-以下簡稱「白皮書」(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eriod 1944-1949),附錄一些向未發表的文書,內中包括魏德邁赴華考察報告。原來美國政府視作「禁件」,一直冷藏兩年以後,才見天日。該報告暨所附建議,皆係針對當時東北危急情況,提供亟須採取挽救東北與中國局勢的觀點和對策。茲擇其重要內容:(一)首自「雅爾達密約」,以迄美援未能繼續有效支助,乃使蘇俄與中共相結合的侵入東北,而東北勢將被共黨佔據;美國對此有其應負的道義責任。(二)美國應即拋棄綏靖觀念,諸如促成中國「聯合政府」等政策,適足擴張中共叛亂;且斷定中共堅持以武力奪取政權。是以美國必須轉變消極與妥協,能對積極的保衛自由有所獻替。(三)美國宜速從旁協助,中國主動採取現實主義,最有效的對抗共黨,防止東北可能陷落,請由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中、美、蘇、英、法五國暫時接管東北;如果蘇俄或任何國家不同意時,即暫請採取聯合國憲章託管辦法;皆屬過渡,緩衝危機,中國旣不失其土地,以避免共黨勢力之得逞。(四)在中國政府保證其政治軍事切實改革的條件下:美國政府亦在不介入中國內戰與直接參加戰爭的情勢下,應予以財經物資與軍事,以及派遣顧問的長期支援,且附以五年為期的建議。(五)絕大多數的中國人民反對共產主義及其制度,但是贊成應對政經現狀力謀改革;假設共患得以平息,中國必能切實達成民主社會,美國更可從旁協助,俾其復興建設為亞洲和平的安定支柱。(六)美國旣已堅持反共立場,對於歐洲,土耳其與希臘多方援助;是對亞洲尤其中國,亦有同樣不容推卸的使命與義務。

魏德邁報告書雖經冷藏,而那個階段美國國會又通過了援華法案等措施,多少亦其影響所及。後被解釋未即公佈該報告書的理由,認為當時有些不合實際的建議;實則不無顧忌國聯如蘇俄和國內輿論的不良反應。至於他那「東北暫由五強『共管』或交聯合國『託管』的過渡辦法」,似是舊話重提:傳於大戰結束前後,魏德邁憂懼東北將被蘇俄奪取,原已曾向我最高當局作此秘密陳情之說;設果有其事,自難接受。那確屬涉及國家主權,立國生存大計,與千秋萬世的歷史責任所繫,焉可不慎?豈僅我政府基於國權不肯出此;況值蘇俄和中共力圖擴張侵略,恐亦勢難容讓。鑒諸該報告書之不公佈,尤足證明杜魯門政府也是未盡同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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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内容全文选自《传记文学》总第220至221期。继续阅读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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