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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败之鉴·戡乱战争忆往 6 】 “东北接收与戡乱战争”专辑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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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山黑水北虏恨——一位东北人眼中的东北接收与戡乱战争 4 -- Anonymous - (22116 Byte) 2004-10-21 周四, 下午1:07 (163 reads)

花田八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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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白山黑水北虏恨——一位东北人眼中的东北接收与戡乱战争 6 (168 reads) 时间: 2004-10-21 周四, 下午1:32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成败之鉴·戡乱战争忆往 6 】 “东北接收与戡乱战争”特辑 2

以下内容为《東北接收三年災禍罪言》（十一）- （十二）

——————————————————————————

東北接收三年災禍罪言（一一）

下篇東北全陷：國際捭闔與自我失誤

（陸）馬歇爾大災星

（一）繼赫爾利之後

羅斯福於一九四四年（卅三年）八月派赫爾利為其私人駐華代表，聲稱使命是促進中美關係；因偕美國戰時生產局長納爾遜（Donald Nelson）同來，並強調改善中國戰時經濟，助長對日作戰力量。實際卻多側重國民政府和中共的協調，亦正賡續同年夏美國副總統華萊士訪華所商洽者;是以美國大員之公然介入「中國內政」，實自赫爾利始。為求明瞭此中關鍵，他於來華途中，倘先過蘇俄掏底；到達後，立即馳騁重慶與延安間。他既誤信莫洛托夫之「中共非共，俄不為援。」的謊言於前，復偏見的確認中共「其有誠意」。十月底，即繼高思為美國駐華大使，初固未多察「戴、謝集團」居中作惡，後漸發現僚屬多方掣肘，終致年餘奔走呼號，徒勞無功，結果自是錯誤中的失敗；且於時間和實質方面，間接有助中共軍事政治的擴展。但對當時糾纏的「史迪威事件」，誠多竭力秉公調停，賴以妥善解決。赫爾利能和繼史迪威的魏德邁充分合作，算是大戰結束前後，於我較有助益的一對美國友人；因而尚稍彌縫羅斯福與杜魯門交替期間若干對華牴觸事件，確皆難得。

赫爾利於來華第二年春去華府述職，方知「雅爾達密約」事，他曾向將死的羅斯福面請，試圖補救已遲。自美返華途中，再度過俄，此次並與史大林晤談，固所望於有助中俄關係，不啻與虎謀皮；其實，又受騙了，他抱樂觀態度，仍持「蘇俄將必貫徹對華友好，穩定國民政府之統治。」對其政府報告。最後，他目擊蘇俄進兵東北的毀約侵略，充分瞭解中共叛亂禍國；且已有悟美國國務院及其駐華大使館親共人員內外勾結，漠視蘇俄和中共的罪行，促使對華政策愈趨柔弱。秋末，再度同美述職之行，原思有所諫正，未果，乃向杜魯門請求辭職。

杜魯門於一九四五年（卅四年）十一月准予赫爾利辭去駐華大使，同時，任命馬歇爾以總統特使來華。馬歇爾所負任務，自始至終，一貫錯誤，當以美國政府於其行前，十二月十五日所公佈的「美國對華政策」，為中美間劃時代的政策轉捩；馬歇爾即據以執行，無異幫同共黨，從搶佔東北起，直至禍延中國。是此適足說明當時各方情況，且決定我全國同胞一段艱苦命運的重要「文獻」，不可不錄，萬世憑鑒：

「（一）美國政府認為際茲嶄新而展望無窮之時代，舉世未來之繁榮，端賴聯合國組織之國家，團結一致，共謀集體之安全。

（二）美國政府深信一個強大統一及民主之中國，對於聯合國之成就，及世界之和平，均關重要。一個紊亂與分裂之中國，對於其由外患（如日本之侵略）或內爭，皆將危及日下或未來之世界和平與安定。

（三）美國政府夙認內政之處理，乃獨立國人民之責任。依據晚近世紀事態之所昭示，世界上某一地區之和平，如果不克保持，全世界之和平，即將感受其威脅。職是之故，美國及其他聯合國國家咸認中國應迅依和平協商方法，調整其內部之爭執。

（四）下列兩點，美國政府認為重要：（1）國民政府、中國共產黨與其他政見不合之軍隊，應即作停止敵對行動之安排。使中國全境得復歸於中國之有效控制。在華日俘，得以迅速遣送。（2）召開一全國政黨代表會議，以謀解決目前之內爭，實現中國之統一。

（五）美國及其他聯合國國家，承認現在之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為中國唯一合法政府，而為實現統一中國目標之正當機構。

（六）美國與大英聯合王國，根據一九四三年之開羅宣言，蘇俄根據本年七月之波茨坦宣言，與八月之中蘇友好條約，均已保證使中國重獲自由，收回一切失地，包括滿洲在內（上舉宣言口與條約，皆曾經中國國民政府訂立者）。

（七）美國為貫徹其與中國國民政府共同作戰之合作，為履行波茨坦宣言，為剷除日本在華之殘餘武力，故對解除日俘武裝，與遣送日軍回國之各種工作，負起承擔之責任。美國海軍陸戰隊之駐紮華北，其目的在此。

（八）美國現在並繼續承認國民政府，美國在國際事務上特別在消除日本在華勢力上，將與中華民國合作。美國深信為完成此目的起見，中國國內之敵對行為，必須停止。尤應不使其發展到軍事干涉內政之形勢。

（九）美國深知現在中國國民政府乃一黨之政府，美國深信此政府之基礎，如加擴大，包容全國其他政治分子，則中國之和平統一，將必更見邁進。職是之故，美國堅持所有中國國內主要政治分子，應各推出代表，舉行一全國性之會議，商定辦法，使彼等在中國國民政府內，均享有公平而有效之代表權。此種措施，自須將國父孫中山先生所創設之暫時一黨訓政制度，邁向民主之進步中加以修正。

（十）自主性之共產軍隊，與中國之統一不相容，或使其成為不可能。一旦廣泛的代議制度樹立時，此類自主軍隊，均應有效地歸併於中國國軍之內。

（十一）美國依其一貫民族自決之觀念，認為實現中國政治統一之詳細必要步驟，應由中國人民自行制定，任何外國政府對此事務施行干涉，均屬不宜。

（十二）但美國政府感覺中國對於聯合國負有明晰之責任，即消除其境內之武裝衝突，以免造成對於世界安定與和平之威脅此責任─乃國民政府與其他中國各軍政團體所同負。

（十三）中國如按上述路線，向和平統一邁進，則美國將準備以各種合理方式，協助國民政府整建國家，改善土地與工業經濟，建立軍事組織，使中國克以擔當維持國際和平秩序之責任。具體言之，即美國將對中國貸款要求，在合理條件下，予以善意之考慮。使各種計劃克付實施，以發展中國之健全的經濟，與中美間之商業關係。

據悉另携密示，雖這一文件中，倘有若干點未發表，不知是國際觀瞻所繫，抑如傳說保留作為馬歇爾抑華要挾的利器，亦即外間指稱美國所掌握的影響力量。從全文看，似尚冠冕堂皇；設深入化繁為簡的總結：美國直視中共武裝叛亂係「內爭」，要用壓力逼迫中國成為統一但必「民主」的，組織一個容納中共約「聯合政府」。並待此舉之能否及時完成，作為美國是否援助中國重建的前提。此時，美國政府完全漠視東北現地的惡劣形勢，及其可能演變的悲慘後果；毫未吸取赫爾利協調國共失敗，亦已認清中共本質無可挽救的深長教訓，乃集內外親俄聯共分子一線如穿的詭計，企圖在亞洲首創危害東歐的俄式民主，而不惜盲目導製犧牲中國的悲劇。尤對蘇俄毀約，棄「保證」為侵略，熟視無賭，任其暴行。

年底，馬歇爾逞其戰時華府運籌帷幄的餘威蒞華，如持命符，驕橫強梁；卻立即陷入中共和「民盟」等反動勢力的包圍，甘受欺騙擺佈，目無國民政府，一意孤行，居心叵測。此來確是禍華的大災星！

（二）單調小組捆打

馬歇爾執行杜魯門的「美國對華政策」，是從政治和軍事雙方著手。當他到達時，已臨卅五年一月十日在重慶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此會議實經赫爾利斡旋，迄年前所稱國共「雙十會談」的成果。馬歇爾不懂政治，更不瞭解中國政情，乃多側重於軍事調處；而他既未深研國民黨與國民政府的政權由來，尤其莫明共產黨是個什麼東西，以及國共之間離合綜錯的歷史關係，於是不管政治抑軍事，完全偏聽中共及其同路人如「民盟」的一面之詞了。

當政協開幕之日，蔣主席親臨主持，開宗明義即宣佈「業經商訂軍事調處辦法，即日頒發停戰命令。」以息戰首示促進國家安定統一的誠意；繼而致辭懇望團結，早日完成復員建國。

關於軍事問題，初經馬歇爾代表美國，張治中代表政府。周恩來代表中共，會同研究軍隊整編，包括國軍與共軍數量、編制與駐地等方案；和調處停戰辦法。是即最高層的三人小組之所自，從而由上至下一條鞭的有此設置。

政府於一月十日頒第一次停戰令，並在北平設立「軍事調處執行部」，亦由三方代表合組之。執行部派有四個小組分抵東北現地，當時情況及其工作方針，見於執行部政府代表鄭介民卯東執計電文：

「（一）政府為接收東北主權，根據停戰命令，國軍有在東北任何地區移動之自由。（二）如有任何勢力妨礙國軍接收東北主權時，小組應令其撤退，並協助國軍接收。（三）中共在東北之部隊，除小組令其撤退時，可向小組指定地點移動外，其他任何中共部隊不得向任何地點移動。（四）根據重慶整編協定，中共將在東北有三個師，每師一萬四千人；最後為一個師，一萬四千人。除此以外，政府不承認其他任何中共部隊在東北之存在，以上除已得美方自魯德將軍之同意外，並已指示東北四小組之人員，在重慶未有特別指示方針之前，應根據上述原則處理。」

此即重慶「政協」依照軍事小組建議，所訂「關於軍隊整編及統編中共部隊為國軍之基本方案」，協議有關國軍和共軍的配置。其中東北地區之第一期，以軍作單位，國軍五個軍，共軍一個軍（即鄭電所指的三個師）；第二期，以師作單位，國軍十四個師，共軍一個師。中共對於此項方案，視同廢紙；以東北言，時值俄軍尚未撤退，以所俘偽滿「國兵」全部逕交中共改編，並加就地強征壯丁，戰後未及半年，「東北民主聯軍」即已號稱數十萬眾了。

第一次停戰令附有「停止一切破壞與阻礙交通線（包括郵電）行動」的規定，共軍卻把東北鐵路各線割裂寸斷，阻撓國軍推進，俾利其從點線而及於面的叛國動亂；不僅沒有遵守停戰，且變本加厲地擴大戰禍。

同年六月，國軍北上大獲全勝之際，周恩來又懇馬歇爾建議，而有第二次停戰令；使我幾已攻抵哈爾濱的國軍撤回，退守吉長一帶不動，其後即變坐以待攻，逐漸從勝轉敗。馬歇爾主持下之三人小組所有措施，盡置國軍於「捆打」，東北之失，關鍵在此。

猶不僅此，第二次停戰令前後，馬歇爾下毒手了，為貫徹「政協」與「軍調」目的，竟至採取「斷絕美援」手段。適於其時中止商妥的對華五億美元貸款原議，乃使我們的社會經濟危機加深。且縮減以至停援，後並禁運已購軍用物資；尤其駐東北的機械化國軍，補充難以為繼，雖彈藥、汽油等皆缺，戰力自趨消弱；和蘇俄方持其財力物力，大量支援共軍，適成強烈的對比，殆皆促我全面走向頹勢之由。

至因「政協」、「單調」引起其他作用或影響：如自三人小組抵達東北之日，立即促使蘇俄本已一度轉圜中，而增其仇美乃至對華態度的突變，從此絕對支援中共，東北形勢愈形惡化。如中共藉軍調之機，推出李立三（化名李敏然）、饒漱石、伍修權、王首道等參加三人小組的東北工作，公然得於國軍地區活動，自更利於中共勢力擴張。凡此禍害所及，前已歷舉事實證之。

馬歇爾來華恰滿一載，一九四七年（卅六年）一月奉召返美，繼貝爾納斯為國務卿，離華時會發表聲明，滿篇除怨天尤人外，倒也似有所悟地說了幾句真話：「中共確是奉行馬克思主義的真正共產黨，而且亟欲恃其武力，建立中國共產黨政府。寧肯施展一切暴力，顛覆國民政府，並毫無恤惜於中國人民墜入苦海。」但絕未稍悔是由他幫助中共，把中國人民推進苦海；此時，已經斷送了東北大半邊。

（三）白皮書一筆勾

馬歇爾雖拜新命，卻滿懷闌珊的自華返美，就國務卿職。既對中國問題頗具成見；而原即當他駐華期間，與之沆瀣氣的副國務卿艾奇遜（Dean Acheson），遼東司長范宣德等，自皆留任，愈加配合。固難有望美國對華政策新貌；果有之，那是更見消極的、晦暗的、充滿失敗主義的。任始力主援助希臘和土耳其，對抗蘇俄所支持兩國境內的共黨顛覆，是即所謂「杜魯門主義」。由此引發美國國會與輿論的抨擊，如參議員塔虎特（Robert A. Taft），眾議員周以德（Walter H. Judd）等，指斥美國政府協助被共黨侵略國家竟具雙重標準的歧視，應即依照援希土法案，同樣以待中國；乃有上述遣魏德邁代表團來華之舉，當時卻未見改變其消極政策。

繼魏德邁後，卅六年初冬又有美國眾議院軍事委員會組團訪華，蔣主席於接見時嚴正申明：「東北現勢的危急，美國不能卸其責任；國民政府果將趨於毀敗，非僅來自蘇俄和中共的攻襲，實繫美國未克完成援華的信諾。」

同時，從這年九月起，行政院長張群，對於爭取美援，採取一連串措施：曾循外交途徑，向美國國務院釋明我國當前所採進步性的內外政策；十一月復致送以「關於美國援華之幾個基本考慮」備忘錄；次年一月公佈「十項經濟改革措施」，亦皆針對美援而來。

此一期間，美國國務院中對華向不友善的艾奇遜已辭職，再任律師；范宣德外放駐瑞士公使；基於多方因素，對華政策稍見鬆動，乃有美國國會於一九四八年（卅七年）四月，通過杜魯門所提「五億七千萬美元，內分軍援、經援，以十五月為期限。」的援華法案。雖其中稍有滅扣，聊勝於無；惟已失誤時機，而撥款及軍用機械製運的耽擱，更多未能濟急，後且中止援額。實無助於冬季東北全陷，平津危急，和華北半壁河山的震撼。

東北陷後，蔣宋美齡夫人年終赴美，原冀美國對華政策益趨積極；兩國內情勢多變，蔣總統於次年初自行引退，議和之聲突起，美國則更採觀望態度，坐視中國大局崩潰不顧。

一九四九年（卅八年）一月，杜魯門繼其連任總統職務。這裏略提一個或許和中國國運悠關的插曲：當美國舉行此次大選中，盛傳中國政府暗以金錢支持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杜威（ThomasE．DeWey），和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杜魯門競選。實不知有無其事，據我判斷絕非事實；可能來自中美雙方的共黨之類造謠。但是杜威確極反共，且一向力主美國援華；其時美國輿論乃至國際，幾皆一致看好，多已推測他必入主白宮。結果出乎一般意料之外，杜魯門居然獲勝，民主黨人可能相信這一謠言，據傳曾有「中國竟拿『杜魯門政府的美援』，反而支持杜魯門的政敵，希望打垮『杜魯門政府』。」之說。不幸而有杜魯門連任就職後，立即邀回艾奇遜任國務卿，愈見位高權重，亦愈逞其排華故技；自極削弱美國對華政策。

三月，美國民主黨參議員麥加蘭（Pat McCarran），共和黨參議員諾蘭（William F. Knowland）、布里基斯（Styles Bridges）、惠利（Kenneth S. Wherry）等五十餘名，提出「美國迅以十五億美元貸予中國法案」，作為其時一貫重歐輕亞之艾奇遜推出「美國助歐防共法案」的對案;而援華案終被阻撓擱置。此際，兩黨有力的參議員，如民主黨甘迺迪（John F. Kennedy），共和黨范登堡（Arthur H. Vandenberg）等，亦多同聲指責杜魯門和艾奇遜「是在導演中國以及亞洲的悲劇」。

當群情眾怒之下，美國政府為求解脫陷害中國的責任，急欲相機予內外以政策性的澄清答辯；實亦不無討好於可能出現的中共偽政權，預留建立某種關係的餘地。艾奇遜即覓哥倫比亞大學國際法教授傑塞普（Philip C. Jessup）主持，太平洋學會的羅辛吉（Lawrence K. Rosinger）、卡斯（Everette Case）、弗司迪克（Raymoned D. Fosdick）等參與，把大戰結束前後的中美關係，從檢討到歸納，多方羅織，比附援引，成其史無前例的「白皮書」，時係杜魯門連任之年八月五日公佈。此即杜魯門政府堅持對華「有所待兩旁觀之」的判決書：亦艾奇遜靜俟「塵埃落定」（Wait for the dust to settle）之所指，索性要把屹立於天地之間的中華民國一筆勾銷。

這千餘頁的「白皮書」內容，約分四大部分（一）文奇遜上總統杜魯門書，算篇首，亦結語，說明此書緣起，旨在辯護美國已竭盡挽救中國危局的貢獻。略謂縱試圖作任何最大努力，勢將無以改觀，亦即責不在我。中共之為不守信諾的蘇俄帝國主義前鋒，偽裝土著的民族運動，殆皆昭然若揭；而美國本諸傳統，既不能採取任何直接或武力干預，抑為中美人民所不容許。唯有尊重聯合國憲章、暨美國向持門戶開放政策，作為今後對華政策之依據。（二）係主文，從百年來中美關係敘起，著重近五六年重要關節的詳述，自多採取支持美國政策並無錯誤的觀點與資料。（三）附錄過去保密的文書近二百件，佔此書半數篇幅以上，其中除上述魏德邁訪華報告書外，以美國駐華大使館「戴、謝集團」等親俄袒共之幕僚報告與建議較多；華萊士重慶之行，暨其謁我最高當局晤談經過；赫爾利控訴被其使館僚屬欺詐，並為政策不合而求去的辭職函均在內。（四）附有若干地圖、大事簡表等件。

美政府公佈「白皮書」時，我政府已自南京遷至廣州數月，正值逆水行舟，偏遇這擋頭風。旋由外交部於八月十六日發表聲明如次：

「中國政府歷年所堅持之兩種對於共產黨之基本認識，每與美國政府不同。今日『白皮書』中：卻喜見其得到相同之見解。中國對於中共之基本認識，一為它是十足之共產黨，且是莫斯科之工具；二為蘇俄曾破壞中蘇條約之條文與精神。至於『白皮書』內所涉之事實與論點，中國實不能不持嚴重之抗議。但中國不欲因過去問題之辯論，妨及中美過去傳統之友誼，與未來之和諧。故當俟適當時期到來時，再行提出觀點與事實，以增加兩國人民之瞭解。」

此項聲明簡而有力；惟不知「俟適當時期到來時，再行提出觀點與事實。」的「適當時期」，究在何時？更不知我從東北現地親身蒐集的資料、罪言和自省，是否可作「觀點與事實」之一助？

我來說：這「白皮書」，毋寧名之謂「紅皮書」。吾所指的含義，一是此書無異於美國間接幫助共黨，屠殺從東北到我全國軍民屍骨如山之所積，流血成河之所染；二是此書不啻美國伏向赤色帝國主義蘇俄及其走狗中共，呈遞變相的降書順表。那豈非「紅皮書」而何？

當「白皮書」公佈以前，美國早已急欲和中共接觸，是事實。我政府遷廣州之初，即通告各國駐華使節同行;美國大使司徒雷登卻留南京，自係遵其政府訓令，亦持昔日主持北平燕京大學有年，如他的顧問傅涇波和共幹黃華，皆燕大出身，此中多有拉攏。惟以自共軍侵入瀋陽時，即視美國駐瀋總領事華德（Angus Ward）如同「戰犯」（按：華德確本東北現地目擊中共攻勢猛烈，國軍急待支援實況，經常報告美國政府，或因人微言輕、未被採納。）及其眷屬館員等，全體囚禁，後被判「間諜」罪而驅逐之。繼有逮捕傳教士等事件，引起美國國會與輿論，對於中共偽政權的憤懣；迄最近參議員麥卡錫（Joseph R. McCarthy）公開指控共黨滲入美國政府的旋風，皆足促使艾奇遜的「承認主義」胎死腹中。原已醞釀原封不動由南北移的美國駐華大使館及各地領館、不得不陸續撤離，司徒雷登既已悄然返美，後僅派遣代辦級官員，隨我政府轉徙，留守而已。

直至大陸變色，我政府遷臺，杜魯門政府猶以「白皮書」對華的傾害為未足；幾將不容在最後的自己國土上落腳，要驅逐我們全體忠義軍民跳海，大有「趕盡殺絕」之勢。試略舉眾所週知，或公開的秘密近例數事：

中共偽政權於去年（卅八年）十月一日僭立後，艾奇遜即行召集「白皮書」的撰稿人，和太平洋學會重要分子，連日舉行討論「對華新政策」。所決定者雖未全部公開，而確定的路線，則為肯定中華民國政府終結，無力亦不必阻止中共進攻臺灣；且已考慮從聯合國席次、經貿來往以至承認建交，促進美國和中共建立關係的層次。

─去年九月，我國向聯合國大會提出控訴蘇俄違約，並希所有會員國，一概不能承認蘇俄傀儡之中共案；但美國所提對案，並未予以絕對的有力支持，乃於十二月八日，僅作「大會籲請國際尊重中國主權土地之獨立完整」的空洞決議。引致蘇俄反提「排斥中國代表權」案，於今年一月十日的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中討論，雖已以六票（包括美國）對三票否決；而艾奇遜竟於會後有其「倘若安全理事會中多數票同意中共入聯合國，美國不會使用否決權以反對之。」首鼠兩端的曖昧聲明。

─我國政府自去年夏，即經宣佈關閉大陸已被中共侵佔的沿海港口，禁止國際船舶進出；而美國政府，迄未承認，且多杯葛，顯係助共，對我蔑視。

─據傳美國國務院近已一再密令駐外使領館，強調中華民國和現所立足的臺灣，已對美國不具任何政略或戰略價值；任其自然發展，美國未便瞻顧，殆無防衛的責任。

今年（卅九年）一月五日，艾奇遜在華盛頓應「全美新聞記者俱樂部」（National Press Club）之邀，發表展望世局的政策性演說中，指明美國當前劃定的遼東防衛圈，是從日本、琉球到菲律賓，倘若此一防線，遭遇任何突破，美國必將奮力抗拒。此即現階段美國所持亞洲亦即對華政策；等於正式通知蘇俄、中共：「美國的西太平洋戰略，足不包括保衛南韓和臺灣。今後，悉聽尊便罷！」所以我認為艾奇遜講話，就是招引共黨的公開請柬；唯我中華民國與南韓，堅立反共前線，純賴自立更生，來做維護亞洲以至全人類自由福祉的屏障。

抑有進者：目前看似險象環生，中華民國並不孤立。縱然杜魯門政府中艾奇遜一系列，充滿失敗主義，或投降主義；兩國會有前舉兩黨議員聯合的援華聲浪，迄仍高漲澎湃。其政府內部，現任副總統（依法主持參議院）巴克萊（Alben William Barkley），國務院助理國務卿魯斯克（Dean Rusk）、顧問杜勒斯（John F. Dulles），尚多從中稍阻逆流滋長。尤其美國軍方大都主張協助防衛臺灣，如現任國防部長強森（Louis Johnson）、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布萊德雷（Omar Bradly）、海軍部長弗瑞斯托（James V. Forrestal），以及從戰時即對華友好的邁格魯德、魏德邁、陳納德諸將軍。當前美國在亞洲以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為首，依次海軍將領柯克（Charles M. Cooke）、白吉爾（Oscar C. Badger）等，都能基於駐留現地觀察深入，全盤戰略價值的判斷，紛紛迭向白宮建議，迅謀軍事助華援臺。並有在野重要人士，如前總統胡佛（Hebert Hoover）、前駐蘇俄大使蒲立德（William C. Bullitt）、前駐華大使詹森等，皆對中國有濃厚的感情，同作大聲呼籲。

傳說雖馬歇爾離職後，似已覺其昨日之非；司徒雷登亦能本諸宗教家的本色，近於華府多持正論。而且美國輿論，已漸看穿蘇俄、中共的真面目，年來大有改變；近月訪臺記者，大多一反前期作風，報導真實見聞。今日窺測美國對華政策，彷彿透露潛在的轉機；但必有待我們善加掌握與運用。就亞洲現狀言：蔣總統不辭辛勞，締造「碧瑤會談」和「鎮海會談」的大好時勢，以中華民國、南韓和菲律賓為中心的國際反共聯合戰線，更使我們持臺灣為基地，反攻大陸有望的信心倍增。

當檢討東北之失，迄大陸全陷之國際間，特別是蘇俄、美國對華關係的演變過程中，我們固不必徒自怨恨蘇俄的罪惡；實亦無須完全諉過於美國的棄置；果能就事論事，確有若干曾位居要衝者，應該掬其天良，清夜捫心自問，對於過去職責和歷史記載，真不知將何以交代？

幸我此一自省錄即近完稿時，在臺欣見海內外一致熱烈擁戴蔣總統復職。值茲領導我全國軍民，重建中華復興契機，確信必將挽救大局，轉危為安。往者已矣，來者可追，讓我們共同奮鬥與迎接將臨的勝利！

* * * * * * * * *

東北接收三年災禍罪言（一二）

下篇：東北全陷：國際捭闔與自我失誤

（柒）對共政畧檢討

（一）政協誤時僨事

自一九三五年（廿四年）八月，共產國際在莫斯科召開第七次大會，季米特夫（ Geogi Dimitrov ）所提「統一戰線」的綜結報告，經大會一致通過後，即向中國共產黨指示，發動在華之「廣泛地反日、反帝的聯合戰線」；把共產國際體系中的組織，如青年國際、勞工國際等，加以改組，變成國際的區域性質，俾使各該地區活動。中共從此遵循這一路線，自戰前迄抗戰八年中，無時不在擴展，卒致陰謀得逞。戰後，卅五年一月在重慶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殆已達成以中共為中心之一切反動勢力的大聯合，孤立與打擊國民政府的最高峰。

美國持其調停而實即變相干預中國內政的推波助浪，尤假自由民主之聲，助長妥協姑息之勢。召開政協原係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奔走年餘的成果，依據卅四年「雙十會談」的執行。馬歇爾抵華，適臨政協開幕之前，愈見加重其實質的意義，抑亦顯然乘機擴張中共及其同路人攫取政權的助力。

就政協之所謂「五項協議」中，除「軍事問題」詳前外，即「政府改組」、「和平建國綱領」、「召開國民大會」和「修改憲草」等案，無一不在摧毀政府法統與威信，阻撓戡亂政策與國家復員；對於東北接收尤多惡劣影響。

當重慶舉行政協會議時，亦正俄軍佔領東北，軍民於中共掀起戰火的煎熬中，我徒手接收行政人員、在松哈吉長遼北各地，飽受俄軍和中共包圍脅迫中，共方藉口政協決定而就地提出組設地方性的「聯合政府」之議，共幹李兆麟在松哈的奸計既未遂；即由攻佔四平的中共「軍區政委」陶鑄、「遼北省副省長」栗又文等，迭持暴力壓迫我遼北省政府人員，停止行使職權，「和平共管」，亦皆忠貞不屈，乃被俘。但黑龍江等遼遠地區，既尚未及前往接收，多經中共詐騙當地民眾，紛紛組成其自命的「聯合政府」以欺世了。

既毫無裨益於國是，而徒擴大中共禍國的政協，一鬨而散，後患無窮。從此即予中共橫加政府以「無誠意」、「反團結」、「獨裁」等等侮蔑的口實；藉以煽動國內人心，挑撥國際觀感，愈陷國民政府於艱危失援。

這裏必須指出：中共自始既積極發展共黨自身力量；自抗戰前後，即已擴張並利用一切外圍組織，持「陣線」之類，假「反日」以號召「救國」。從廿四年起，即有中共為背景的「上海抗日救國大同盟」，高唱「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來向政府所本先安內後攘外的國策挑戰。繼而掀起全國各地「民眾運動」，風起雲湧，標榜各式組織，尤以華北平津和上海聯成一氣，全受中共指使「人民陣線」的控制與運用，舉凡「停止剿共」、「全民抗日」等似「中立」、「團結」的冠冕號召，漸由非法掩護的地下活動，逐漸取得合法地位的公開叛亂。自戰時的國民參政會，迄以中共為首的參加政協，攜其附庸「中國民主同盟」以俱來，即已集其主從，尾大不掉。

不可不記所謂「中國民主同盟」（簡稱「民盟」）對於中共幫兇，對於國家為害的罪惡：當卅年初，在野黨派如包括當時的「國家社會黨」後改組為「中國民社黨」、「中國青年黨」的一部份首腦人物，共同組織「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後經陸續脫離改組：僅餘世所指稱戰前的「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簡稱「救國會」，亦有呼為「反日人民陣線」者。）、「第三黨」、「上海中華職業教育社」（簡稱「職教派」）、「鄉村建設研究院系」（簡稱「鄉村建設派」）等，所混同組成的「中國民主同盟」，殆與前此帶有「政團」字樣變質不同，文氓政棍，多有混入。此一烏合之眾的聯合陣線，一面倒地成為中共的最大尾巴；在政協會議中，「民盟」不僅是中共的應聲蟲，有時實較中共吵得更兇。當一次討論施政綱領時，中國國民黨代表之一吳鐵城曾有「這不是在分贓！」一語破的，即惹居心混水摸魚，確想討一杯羹的「民盟」大鬧。政協會議的失敗及其後果，中共負最大罪責；「民盟」實亦一貫興風作浪，不惜造成國家的支離破碎。

回憶舉行政協會議之後，政府當局極具誠意的執行：「本會議所通過之各案及施政綱領，是具有全國性的，全國各地不分區域、不分黨派，均必共同遵行；不論在各省區，或在中共軍隊所駐在的地方，都應一律有效，以實現國家軍令政令的統一，確奠和平建國的基礎。」結果，卻完全被中共視同廢紙，無一實施。我們在東北接收現地所見：林彪率領的「東北民主聯軍」聲勢浩大，公然破壞停戰協定，從松北展開南來的攻勢；各地由中共所培植的非法政權，普遍高舉反國民黨、反政府的叛旗；雖「聯合」已不重提，而「和平」或「統一」，更是早已埋葬。

政府卻力持容忍，一再試圖貫徹和平，把原經協議卅五年五月五日召開的制憲國民大會，宣佈延期十一月十二口舉行。並提出顧全大用的昭示：

「一、十一月十二日的國民大會，必須如期召開。二、對於政治協商會議的協議，必衷誠遵守，盡力遵行。關於憲法草案，只求薈集各方面更好的意見，提供國民大會討論抉擇，以期制定完善可行的憲法。三、對於擴大政府基礎，邀請各黨派無黨派人士參加，務求迅速實現，並以和平建國綱領為施政的準繩。四、關於停止衝突，仍必遵守原議，忠實履行，而且並不要求共軍全面退出在停戰令後所佔的地區，只是要求其撤出若干已經構成和平威脅和阻礙交通的地區。五、關於政治紛爭，仍採取政治解決的方法。只要共黨軍隊忠實執行停止衝突恢復交通的成議，遵行調處，實行統編，使軍隊國家化不致徒托空言，此層一有保證，政府隨時可與之商談所有未決問題。六、當前人民最迫切的要求，在於安居樂業，所以政府必當盡力解除和平的威脅，更必竭盡職責以保障人民生活財產的安全。」

中共竟皆置若罔聞，且已變本加厲，愈見擴大軍事衝突，破壞全國各地交通。時間、空間，皆已對於中共絕對有利；偽裝的和局，儼然變成全面的戰局。

直至在南京舉行制憲國民大會前夕，蔣主席猶作最後的誠懇聲明，亟希中共參加大會，為國家民族重開和平、統一的生機。中共及其尾巴「民盟」，仍毅然拒絕出席；國民放府方重釐定戡亂國策，並經宣佈「民盟」為夥同共亂的非法組織。實自誤時僨事的政協，無異掩護中共從東北起武力叛亂的戰火，蔓延各地，大禍已成。

戰後，促成召集政協；政協後，以迄中共名實相符的造反；一直配合中共軍事動亂的最大主力，就是「民盟」。蠱惑煽動，破壞社會秩序，陷我全國各地於騷擾不安：諸如所提幾反；「反租稅、反對田賦徵實、反徵兵、反內戰」；幾爭：「爭人權、爭自由、爭民主」；和幾罷：「罷課、罷市、罷工」的口號，居然於若干地區採取行動。自卅四年底在昆明製造所謂「十二、一」的學潮，不惜犧牲無數青年為中共奪權的馬前卒起，蔓延南北各大都市，澎湃之勢，不可遏止。最後演變為擴大風潮的反美運動，不幸招致盟國誤解的疏離，確已達成中共的陰謀「反對美援」、「撤退美軍」等挑撥目的，促使政府戡亂工作遭遇艱苦；東北即於如此混沌情況下，首先做了國際共黨的祭品。我們永遠不要忘記：「民盟」是促發乃至破壞政協的酵母；「民盟」也是政協的後遺症中，終使中華民國致命傷的罪魁！

從東北接收到再淪陷約三年中，「民盟」是和中共有如孿生兄弟一般的在東北各階層滋長，發生二為一體的滲透與腐蝕作用。自始即有「民盟」密置東北各省市縣的分支機構，而自戰時以迄戰後投共的東北籍人士，即多依附其間，配合中共作戰，不啻顛覆東北軍政、瓦解社會的最大幫兇。今天，回首往事，痛定思痛：對於此一反動勢力的積累與形成，實不能不從全面反共的領導、組織、戰略、技術多方面，加以檢討，追究責任。（二）積累容共貽患

檢討東北之失到大陸淪陷，不能不重估「容共」的史實。倘若從頭算起，自與所誌「聯俄」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一篇老賬。姑不必追述過遠，僅從對日戰爭前夕來說：重提「容共」似與初期「聯俄」截然兩事，實則一直有其剪不斷、理還亂之因果的背景關係。

二十年代，依據先安內、後攘外的國策，國軍向江西紅區五次圍剿，豫鄂皖邊區清除，驅使共軍遠竄西北一角以後，政府已漸採剿撫兼施，以求澈底解決殘餘的中共武力。

當廿四年秋，共軍窮途末日，流徙川黔時，亦其方接共產國際指示採取「統一戰線」；乃有中共自毛兒蓋發出「全民反日統一戰線」的呼籲，並於宣言中首揭「請組聯合國防政府」之始，貌似自動地向我政府投降。

廿五年五月，中共從陝北正式電請停戰議和；當此前後即傳中央負責人員曾養甫、張沖等，和中共代表周恩來、共產國際代表潘漢年等，迭在港、滬密有接觸。當時所要中共遵行的四項：

「一、遵奉三民主義。
二、服從蔣委員長指揮。
三、取銷『紅軍』，改編為國軍。
四、取消『蘇維埃』，改為地方政府。」

中共亦已表示接受，正在續商執行細節中，發生當年冬的「西安事變」，此一不幸事件，更加促成進行的「停戰議和」。竟使中共續命，造成貽留後日大患的錯誤。

旋於廿六年二月十日，中共針對政府四項原則，亦提四項對案，旨意大體相符：

「一、在全國範圍內，停止推翻國民政府之武裝暴動方針。
二、蘇維埃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與軍事委員會之指揮。
三、在特區內實施普選的澈底民主制度。
四、停止沒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堅決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共同綱領。」

相繼即有中國國民黨於二月廿一日舉行三中全會時，通過「根絕赤禍案」，作為中共所提四項的答覆：

「一、一國之軍隊，必須統一編制，統一號令，方能收指臂之效；斷無一國家，許可主義絕不相容之軍隊同時並存者。故須澈底取消其所謂『紅軍』，以及其他假借名義之武力。
二、政權統一為國家統一之必要條件。世界任何國家，斷不許一國之內，有兩種政權之存在者。故須澈底取消其所謂『蘇維埃政府』及其他破壞統一之一切組織。
三、赤化宣傳與以救國救民為職志之三民主義，絕不相容，與我國人民生活與社會生活，亦極端相背，故須根本停止其赤化宣傳。
四、階級鬥爭以一階級之利益為本位，其方法將整個社會分成種種對立之階級，而使之相殺相讎，故必出於奪取民眾與武裝暴動之手段，而社會因以不寧，民居為之蕩析，故須根本停止其階級鬥爭。」

七七抗日戰起，中共於廿六年九月發表「共赴國難宣言」，其內容完全符合上項「根絕赤禍案」的要求，表示「取消蘇維埃政府，以期全國政權之統一；取消紅軍名義及番號，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之統轄，並待命出動，擔任抗日前線之職責。」蔣委員長亦代表政府接受中共宣言，申明「此次中國共產黨發表之宣言，為民族意識勝過一切之例證。」及其「宣稱願為實現三民主義而奮鬥，更足證明中國今日祇有一個努力之力向。」後從八年抗戰與戰後中共行徑所證明的又是什麼？

抗戰前後，再度「容共」，縱與初期「聯俄容共」的歷史或情勢不同，但係共產國際製造「和平共存」理論與背景的成品；並具其當時內在的與外在的因素，而更隨時多受國際影響或支配之。此一期間，容共史實，尤其中共的詭詐欺騙，變化無常，假借外力，戰亂益彰的過程，大體可分幾個階段析述：

──自廿年代九一八事變後，中俄兩國復交，迄廿六年中國對日抗戰，簽訂中俄互不侵犯條約，既已促成政府容納中共的「投誠」；並由初期團結雛形的「國防參議會」，轉化成為「國民參政會」，通過一致遵守的「抗戰建國綱領」。惟中共自始包藏禍心，毫無誠意，純屬利用抗戰，以謀自身力量成長。此時「陝甘寧邊區」，由原來僅據的四縣，擴充至十八縣之多，且力求擴編「第十八集團軍」與勒索餉械。而其所謂作戰地區，實即掩護實力發展，已持遊擊戰略，漸自冀魯全境，延及晉豫地帶，擴至皖蘇邊境；於是到處造成和國軍尤其各地真實抗日團隊的磨擦，終至多被其吞併，此即中共所持「一分抗日，二分應付，七分擴張」的基本策略。政府對內既懍於全民精誠團結共赴國難之義，且必集中力量對日抗戰；對外不能漠視國際觀瞻，而當時蘇俄乃戰起初稱援華的無多國家，皆具對於中共囂張不得不予姑息的苦衷。

──從十八年到卅年代，正值我們抗日戰爭獨立奮鬥的艱苦階段，國際間如慕尼黑會議，鼓勵納粹勢力的擴張侵略，相繼而有蘇俄和德國締結「互助協定」、蘇俄和日本簽訂「中立協定」。凡此國際共黨與帝國主義的勾結，在在影響乃至支配中共於我抗戰中期的行動，愈加逞其擴充勢力取代政權的陰謀，亦即力求估領地盤，侵蝕抗日力量，對於國軍和地方武力，排除或消滅，衝突無寧日。中共盤據皖南的「新四軍事件」，就是此一期間應運而生的叛亂；而中共創此華中據點之禍，並未根絕，未久復熾，終成大患。直自蘇俄和德國戰爭開始，迄德軍攻抵史大林格勒階段，中共稍存瞻顧；後見蘇俄反攻得勢，又有所恃，橫行無忌。

──一九四一年（卅年）底，日本偷襲珍珠港，促成中、美、英、蘇俄等二十六國聯合作戰，固使我們的獨立奮鬥，獲得盟國有力援助，但亦愈增蘇俄的強梁高焰，加深中共和蘇俄內外環伺的狼狽勾結。並以歐亞一致對抗帝國主義侵略的形勢，鑄定德、意、日的必敗命運，益加鼓勵中共奪取政權，一方乘機打通國際關係，直接對外取得宣傳、聯絡與支助；一方力加挑撥於國民政府和盟國之間，尤其破壞中美友好，從侮蔑和打擊政府威信中，採取逐步取而代之的部署。

──一九四三年（卅二年）夏，史大林宣佈解散共產國際，原是世界共黨轉趨積極路線的姿態；中共既於戰場中搶掠國軍抗日地區與軍火，復就隊伍擴編、糧餉供應等，向政府迭提強硬干求。對其所盤據的「陝北邊區」，及連年佔領地帶，皆就軍事勢力擴充，併行提出若干有關行政區劃的企圖，亦即向我政府展開全面積極的政治鬥爭。

──當時，政府置身爭取抗日成敗關鍵，適應形勢所需，於卅二年秋舉行的中國國民黨第五屆第十一中全會，即已通過戰爭勝利後實行憲政，尋求政治方式，解決糾紛，平息大患。卅三年，內則遭受日本帝國主義所稱「一號作戰」的兇猛攻勢，直迫湘、桂，以至黔境，震動後方；而使保存實力，且藉勢擴大侵掠的中共，益加乘危作亂。外則中共利用中美間和中俄間未盡正常的關係變化，以及美國介入國共關係的干預調處，極逞逼迫要挾之能事。乃有政府和中共雙方代表，在西安相繼多次會商：試看其時重慶大公報、中共的新華日報等，先後刊出政府代表張治中（軍委會政治部長）、中共代表林祖涵（中共「陝甘寧邊區主席」）在國民參政會中，有關「國共商談」報告，中共又一再反復，堅持要求，無法縮短中間距離。茲略舉最為爭執，實即中共片面企圖的要點：（一）關於軍事者：係中共「第十八集團軍」暨其「新四軍」的擴編若干軍師單位和人數，勒索成性，漫無限制。（二）關於「陝甘寧邊區及其他行政區域者：包括共軍在前方與敵後所佔領的華南、華中、華北之所謂一切「抗日根據地帶」，凡所成立的「人民自治政府」，皆屬之，應予合法的承認。（三）關於黨與政治問題者：必須在中國國民黨終結「一黨訓政」的前提下，中共和其他政黨一律受到合法的承認與保障，從開放黨禁到釋放政治犯，並即召開包括各黨派、無黨派、各種族、各地區、各人民團體、各抗日部隊與地方政府，共同舉行團結抗日會議，組成容納各方的「聯合政府」。

──將臨對日勝利前夕，實亦抗戰最後艱苦階段，即邁入卅四年，中共恃其勢力壯大，態度愈趨積極，叛國行動彰明顯著；幾已非任何會商談判所能解決。更加蘇俄從盟國養癰成患中，充分獲得歐戰的利益，陷廣土眾民於鐵幕中；立即攫自雅爾達密約，以迄迫訂中俄友好條約，搶據亞洲勝利的戰果，盜取中華民國的土地主權；幫同中共劫持東北接收的災禍，殆更揭穿國際共黨和中共的罪惡本質。

（三）上洋當入圈套

綜結國際捭闔與自我失誤中的東北之失，已從這部充滿血腥殘酷的現代史裏，證實了我們無一不是誤入外自美國姑息蘇俄所構成的陷阱，內而步步鑽進中共勾結俄共所密佈的圈套。我們必須追源溯本，要從歷史的錯誤中，認清友或敵的真面目，多所警惕，迷途知返；將來不走錯路，至少減低過失。

實則僅自十九世紀起的中美外交關係中，唯有美國國務卿海約翰於一九○○年（光緒廿六年）分向英、德等國提出對於中國「門戶開放」的通牒，尚不失為「支持中國自由獨立」，實亦美國式的「開明自由主義」。其後，則盡採其無原則的機會主義，促使中國遭受損害的記載：如一九一七年（民國六年）的「藍辛──石井協定」（ Lansing Ish? Agreement ），即係美國國務卿藍辛（ Robert Lansing ）和日本外相石井所簽訂，雖重申關於中國「門戶開放政策」與維護領土完整，卻承認日本在中國和西太平洋的「特殊地位」，犧牲我東北的主權；以換取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對於協約國的支持。一九一九年（八年）巴黎和會中，美國總統威爾遜（ Woodrow Wilson ）未能堅持所提「和平原則十四條」竟把德國戰前在山東的權益讓渡日本。這都引起其時對華友善的美國駐華公使芮恩施（ Paul Samuel Reinsch ）憤而辭職，反對不公平、不道德的美日妥協。凡此，美國和一般帝國主義侵略或犧牲弱小民族的行為有何不同？那被炫耀的「優良傳統」又安在？迄羅斯福一手造成的「雅爾達密約」，至杜魯門政府公佈的「中美關係白皮書」，中間包括從赫爾利到馬歇爾在華調停實即干預內政的一連串行動，更顯明的讓中國吃虧上當以至覆敗。我們今天可以獲得沉痛哀傷的兩點結論：（一）在美國從世界第二次大戰開始，即執迷不悟於其「重歐輕亞」的戰略；終乃遭致蘇俄毀滅中國與方興未艾的亞洲禍亂。而於戰後復員中，美國縱由綏靖轉化對抗蘇俄及國際共黨，亦仍貫澈「歐洲第一」，完全忽視中國乃至亞洲是自由世界和共產集團間決定勝負的首要戰場；結果不惟放任蘇俄勢力坐大，抑亦姑息中共成為破壞世界和平的大患。（二）在中國，當大戰結束前後，假設自始不接受亦即抗拒美國與一切外力的干擾，依據獨立更生的復員，禦外侮，平內亂，堅定執行國策，貫澈不移，實亦可謀自保。敢信從東北起，情況全變，這部現代史，勢將從頭改寫。

從帝俄到蘇俄和中國的外交關係，亦即自一八九六年（光緒廿二年），李鴻章赴俄所簽的「中俄密約」起，至一九四五年（民國卅四年）在莫斯科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止，全部是被欺騙、被詐取、被由蠶食而鯨吞的悲慘記錄。僅看俄酋史大林從戰時對於中國一直所採的謀略與行動，全部師承列寧之藉世界第一次大戰，發動俄國革命的內亂，建立蘇維埃政權，消滅帝俄的步驟與手段：此次則乘中國對日抗戰，嗾使中共利用民族戰爭的掩護，竊取階級對立、社會革命的功能；移轉對外戰爭的目標，煽動對內顛覆、政權變質的鬥爭；企求完成列寧生前所畫藍圖：「從北平，經過印度加爾各答是莫斯科到巴黎最短的路程；去向歐洲進攻，是世界革命最捷便的途徑。」

先總統蔣公確是反共的先知先覺，已見前述民國十二年秋訪俄歸來，勸阻中山先生「聯俄」未果；繼有領導國民革命軍北伐途中，十六年的「清共」與對俄絕交，以迄迭次指揮圍剿共禍的史實俱在。不幸遭逢二十年代日本帝國主義的瘋狂進攻；而與中共悔禍投誠，蘇俄聲稱援助抗日，交織相互為用的時代背景，竟難擺脫終受大害的圈套。

墜進蘇俄和中共夥謀圈套中，最深而不能自拔者，自推有關東北接收的決策與肆應。當我們初期徒手陷於松哈的艱危包圍時，每當聽到「政協」、「調處」之類消息，氣憤填膺，百感交集。如卅五年春，中共逕從俄軍撤走「接防」，佔領了四平、長春等地，就從廣播中傳出周恩來的得意之音：「東北問題，必須通過各黨派的共同協議，循由『政協』決定，迅速組成各地方的『聯合政府』。」；夏季，常國軍自瀋陽一路北指，相繼收復四平、長春，將抵哈爾濱，聲勢浩蕩，又立即傳出周恩來大聲疾呼：「停火！」我們是在戰地，每次判斷無誤，親見共軍作戰居劣勢時，即在重慶會議桌上求饒；一旦獲勝時，就鬥狠、大喊打、索政權。中共之邊打邊談，亦打亦談的運用自如，無非基於有利其戰況而決定的。凡「政協」的兩大號召：「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誠屬國家進步的要求，光明的指標，可惜都成中共玩弄魔術的毡毯，作為掩蓋實際顛覆的辭彙；殆已成其擴大政治攻勢，發動武裝叛亂的擋箭牌，高舉大纛以騙國際、騙政府、騙同胞。尤其自東北現地所見，我們之對蘇俄、對中共的進、退、行、止，幾乎皆在被動中，從未扭轉談判或戰鬥的劣勢，毅然能有所振作者；加以我們自身軍事、政治、經濟的弱點，而積累成失敗的命運。最後，共軍得有東北，作為攻襲華北之人力與物力供應的後方，以至南犯得逞；數十萬優良國軍在東北的喪失，影響全國戰局，更足痛心疾首。

因東北不保而致整個國家陷共，確是國際間不同型的或變相的帝國主義者合謀迫害，強凌弱、眾暴寡的安排搶掠；乃成蘇俄一貫世界革命，適在亞洲首當其衝的慘遭犧牲。最讓我們從歷史教訓中，確實深知國際共黨包括中共之運用政治、軍事、組織、宣傳等戰鬥策略與方式，無一不依其唯物辯證法的祖傳教條，諸如「從漸變到突變」、「從量變到質變」等律則，縱然都是詭辯的詐術，卒能對外挑撥國際間的中立或撤退，陷我們於孤立無助；對內動搖國本，瓦解社會秩序，煽惑人心思變，達成叛亂奪權目的。從而明瞭凡與共黨的接觸、和解、談判或協商，皆必墜入圈套；結果則徒使其狡黠的以時間換取空間，一反欺詐術中所謂的「和平共存」，卻仍難免決於武力；設對殘暴敵人的仁慈或容忍，等於自我殺害，必因猶豫、瞻顧、遲誤而被所毀。

* * * * * * * * *

[以上内容全文选自《传记文学》总第223至224期。继续阅读田文第（十三）至全文完，请下楼；内容亦选自《传记文学》，为总第225至227期同名内容。]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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