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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ZT: 被毛泽东刻意隐瞒的中日战争时期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指导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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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ZT: 被毛泽东刻意隐瞒的中日战争时期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指导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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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ZT: 被毛泽东刻意隐瞒的中日战争时期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指导中共 (357 reads)      时间: 2004-10-19 周二, 上午5:41
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有关中日战争时期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指导中共的研讨



曾景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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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中国共产党自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其一个支部起，直至共产国际解散，始终受到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帮助。中日战争时期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中共如何参加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诸多方面作过许多指示。总体而言，中共是尊重共产国际，接受其指导的。那种认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共独立自主，对外就是抵制共产国际和苏联干预的说法，未必能够成立。

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在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除了个别提法（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不一定适合中国国情外，对处理国共关系的指导总体上是站在中共一边，希望中共领导的革命力量发展壮大，同时与国民党搞好合作，共同抗日，避免分裂，很难说这种指导就是右倾。

苏联和共产国际在“反共即准备投降”和对民主国家与法西斯国家不加区分的“帝国主义战争论”的策略理论方面，给了中共以左的影响。而中共在“反摩擦”斗争中发生了许多左的错误，毛泽东甚至准备不惜破裂国共合作而对国民党采取军事攻势。共产国际抑制了中共的过左倾向和冒险企图。

共产国际关心指导中共党的建设。中共整风运动旨在肃清苏联和共产国际“教条主义”的势力和影响。共产国际虽然非常关注，但因苏德战争和自身的解散，对此并未干预。季米特洛夫始终不忘规劝中共内部保持团结和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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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中苏关系破裂恶化后，中国中共党史学界多揭发苏共和共产国际干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及其消极影响。许多论著强调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取得革命胜利。近几年还有文章说：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对外政策上，“实行独立自主民族革命战争的战略策略。”“这时共产党的独立自主，对内主要是独立于国民党，对外主要是独立于苏联和共产国际……要有效地抵制来自共产国际和苏联方面的对党内事务的干预，包括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右倾指导方针。”1 事实果真如此吗？中国共产党自成立后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其一个支部起，直至共产国际解散，始终受到共产国际（其实质是苏共指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机构）的指导和帮助。中日战争时期，共产国际明确支持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领袖地位，从苏联争得至少１８０万美元对中共的支援(据季米特洛夫日记载，１９３８年、１９４０年、１９４１年三次争得苏联对中共的援助相加，共１８０万美元。见《季米特洛夫日记》中有关中国革命重大事件的记述。)，就是最明显的具体例子。本文仅就中日战争时期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中共所作政治指导的一些问题试作研讨。

一派王明回国，指示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总体战略

抗日战争初期共产国际派王明回国。通常称王明与毛泽东等在路线上发生了分歧，后来被指称为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系贯彻共产国际的方针。１９３７年１２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就抵制了王明的右倾主张。有的著作已对此有所辨正：尽管在兼顾统一战线与党的利益方面在具体策略问题上有分歧，但包括毛泽东在内，中共中央对王明传达共产国际有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指示基本精神是赞同的。2 有关当时王明的主张及共产国际、斯大林的指示，还可以作进一步的揭示和分析。

１９４１年，毛泽东总结性地批评王明抗战初期的右倾错误主要是：１，对形势估计过于乐观；２，对处理国共关系，没有坚持独立性与斗争性；３，军事战略，助长了反对洛川会议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方针；４，在组织上，长江局与中央关系是不正常的。3 至１９４５年中共七大期间，毛泽东将抗战初期与王明的分歧归结为，“主要是两个问题上，就是统一战线问题和战争问题。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是要独立自主，还是不要或削弱独立自主；在战争问题上，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还是运动战。”4 毛泽东批评抗战初期王明的错误，概要地归纳一下不外三个方面：１，统一战线，国共关系；２，军事作战方针；３，组织关系。

先说第三点。王明回国后依仗着是从共产国际派回加强中共中央领导力量，自视高人一头；在武汉期间，又仗着那里政治局成员较多，不时也以中央自居，隐约中与延安比肩，无形中似形成两个中央。毛泽东说他控制下的长江局与设在延安的中央“关系不正常”，是有根据的。不过，这属于党内权力运作过程中领导人的权力使用是否符合组织规程的问题。

第二点，有关军事作战方针，王明对游击战在抗日战争中的重要战略地位认识不足，他也确实说过：要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5 但那是就全国抗战的军事方针而言的，并非单指八路军新四军的作战方针。毛泽东自己也讲过，“中国主力军方面……必须发展高度的运动战，同时辅助之以必要的和可能的阵地防御”。6 王明未曾反对中共领导的军队独立自主的游击战，１９４１年毛泽东也只说他“助长了”反对洛川会议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方针。

真正与政治上的右倾沾得上边的，应是第一点，即在处置统一战线、国共关系方面。抗战之初，中共军事政治力量远比国民党为小，中共中央自愿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将苏区改为国民政府领导下的特区，表示拥护国民政府，拥护蒋委员长。王明主张，要承认国民党的优势力量，在力量小时，不要急于空喊无产阶级领导。他提出共同领导，共同负责，本身已含有进攻意义。对于保持中共党的独立性，王明是坚持了的。他说，统一战线中“各党派仍保存其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共同纲领外，各有不同主张，各有不同的组织”。在谈到抗日军队时，王明还提到“八路军如何保障独立性”的问题。7 确实王明提出过“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这是按照季米特洛夫的指示，照搬法国的经验，不一定符合中国实际。这大概还与他一心希望成立统一的国防政府和国防军队的主张有关。不过，王明对这个口号有他自己的解释。8 总的说，在统一战线内部与国民党作斗争方面，王明与毛泽东和张闻天相比，是比较弱的。王明主张，“摩擦可能在总目标下减弱而不会消灭”。而张闻天的提法是：“善于同顽固分子、动摇分子、妥协分子进行斗争。‘避免不必要的摩擦，不怕进行必要的摩擦。’‘不必要的摩擦不可有，必要的摩擦不可无。’”9 在中共中央内部，相比而言，王明自然偏右，但是否够得上称之为右倾投降主义路线，颇值得研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对此未作结论）。许多对王明的批判，多以后来中共力量强大以后的情况去分析抗战初期王明的策略主张，恐怕未必适当。１９４１年１０月１３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过：王明在武汉时期的工作，路线是对的，但个别问题上的错误是有的。10 １９４５年４月２１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说：关于抗战时期的问题，现在还没有成熟，所以不去解决它。11

简略分析王明与毛泽东的分歧以后，再来看王明归国前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

１９３７年７月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季米特洛夫于８月１０日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讨论中国问题时发言中认为：中共“在同南京进行的武装斗争中，教育了干部，一批干部，一批很好的干部成长起来了，一批政治活动家也成长起来了”。他担心，在同国民党谈判中，中国党“可能产生一些很大的困难和危险”。他说：“我指的是蒋介石的阴谋诡计和他的包围。” 他还担心，中国党内“可能存在使党误入歧途的观点，这些观点含有一种使党和党的干部堕落即解除其思想武装的危险性。”可见，季氏强调的是，要防止党的右倾。他认为，“中国红军是一支农民军队”。“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是将中国工人群众、工人阶级置于共产党的影响之下，而不是国民党或其他政治集团的影响之下，使党不但能依靠它所拥有的武装力量，而且能够……依靠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人阶级。” 这里，他强调的是要与国民党争夺领导权。他对中日战争的长期性是有充分估计的。他说：“我们在西班牙把斗争时间拖得如此之长，以至现在还看不到尽头，那么大家可以想象，在中国将是什么情况，这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将持续多长时间和将在什么样的范围进行……”12 季氏在１１月１４日的讲话中，主张运用法国共产党组织人民阵线的经验，遵循“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这不一定适合中国情况，或有不当，但他认为在共产党力量弱小的情况下，在国共统一战线中不要提谁领导谁的问题，而要从政治上影响国民党，不要过分强调独立自主。13 这多半是一种策略考虑。季氏总的出发点，是想帮助中共推进统一战线，支持已经发动的抗日战争。

王明回国前，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１１日，斯大林曾与王明、康生、王稼祥和季米特洛夫有过一次讲话。斯大林说：“（现在的）口号就是一个：‘争取中国人民独立的胜利战争（战争胜利）。’‘争取自由中国，反对日本侵略者。’”“中国人怎样打击外部敌人--这是决定性的问题。当这一问题结束时，再提出互相打的问题！”从这后一句话既可看出斯大林不会阻止中国共产党进行中国革命，也可看出，他是突出现阶段的抗日战争，而主张将阶级斗争服从于民族斗争的。有关中国党的政治军事方针，斯大林提出：“中国共产党现在基本的问题是：融入全民族的（抗日）浪潮，并取得领导地位。”“八路军必须要有３０个师，而不是３个师。这可以通过建立后备团的形式做到，以便补充现有的师。必须建立新的团队。要日夜进行军事训练。”“在八路军还没有炮兵的时候，它的策略不该是直接进攻，而应该是骚扰敌人，把他们引进自己一方，并在后方打击他们。必须炸毁日本军队的交通线、铁路桥。”14斯大林指示中共在抗日战争中争夺领导权；大力发展自己的武装力量，成十倍地发展，在国民党只允许３个师编制的情况下，可用建立后备团的形式；作战方针是游击战。这里把中共如何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最核心的问题全指点到了。

从上述王明回国前，季米特洛夫和斯大林的指示中，很难说有什么右倾指导方针，相反，基本上都是指导中共在统一战线中保持警惕性，争夺领导权，大力发展自己的力量。

１９３７年１２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王明等带回季米特洛夫对巩固和扩大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详细检查了统一战线工作。15尽管毛泽东、张闻天对王明报告可能不无保留，但与会者不同程度地表示同意和拥护16，甚至对统一战线工作情况作了检查。

当时虽然中共公布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宣言，蒋介石发表了讲话，但有关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国共两党谈判一直未能达成一致。谈判情况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作汇报，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也作过指示。１９３８年２月１７日，斯大林召见季米特洛夫和曼努伊斯基，指示说：中国统一战线的形式，可以考虑两种方案：１，国民党和共产党联盟；２，建立由国民党和共产党组成的民族革命联合会（其他党派参加），联合会不要参加共产国际。17

１９３８年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决定设立三民主义青年团，国共两党亦商谈过以三民主义青年团作为国共合作的组织形式，但终因蒋介石拒绝共产党员跨党加入的办法，而坚持二党合并，国共两党谈判未能获得成功。18

１何理：《论抗日战争的整体性和社会性》，《抗日战争研究》１９９９年第４期。
２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以下简称杨书），江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７１页。
３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２００页。
４《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２３１页。
５王明：《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王明言论选辑》，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第５７８页。
６毛泽东：《论新阶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集，第６０７页。
７《王明言论选集》第５８３页，第５４１页，第５４３页。
８王明自己解释“一切服从（经过）统一战线”口号的意思是：党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全部活动服从于其统一战线政策，通过实施统一战线政策来实现在该历史时期的全部活动。见王明《中共五十年》，现代史料编刊社，１９８１年，第７７页。
９《王明言论选集》第５４１页；洛甫：《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与党的组织问题》，《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集，第６７１页。
１０《毛泽东年谱》，中卷，第３３２页；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３２４页。
１１《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１１页。
１２季米特洛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讨论中国问题会议上的发言，１９３７年８月１０日。
１３季米特洛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讨论中国问题会议上的发言，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１４日。
１４《季米特洛夫日记中有关中国革命重大事件的记述》，华谱编译，《中共党史研究》２００１年第５期。
１５任弼时：《中国抗日战争形势和中共中央的任务》，《任弼时选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１７７页。
１６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５２９页。
１７《季米特洛夫日记中有关中国革命重大事件的记述》。
１８《周恩来年谱》（１８９８－１９４９），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４３２页，第４３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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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指示“反共即投降”和“帝国主义战争论”的策略理论

中日战争时期，共产国际和苏联曾以“反共即投降”和“帝国主义战争论”的策略理论指导和影响中共，在中共处理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中引起了重要反应。

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初期联合抗日，关系较好。随着武汉失守，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共产党在敌后的武装力量和根据地获得了相当大的发展，国民党欲竭力加以限制，双方不断发生冲突。中共自始即提出，斗争是统一战线中不可缺少的原则1，坚持“反磨擦”斗争。适１９３８年底，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叛国投敌，举国一致声讨。１９３９年１月５日，中共中央在反汪运动中指示：“他（汪精卫）的反共主张，即为他的汉奸理论的组成部分。打击汪时，连带指出目前一切反对八路军、新四军、边区与共产党的主张，实为汪精卫之应声虫，只是从事实上帮助汪精卫帮助日寇的行为，这样直接来回击国民党方面顽固分子的反共活动。”2 这种策略得到共产国际的认可。共产国际亦指示把反共与投降活动挂起钩来。５月２０日，季米特洛夫与任弼时、林彪谈中国党的问题时，对即将于５月末举行的中共中央会议提出建议：“主要火力集中对付投降派。对共产党人的迫害问题在中国人民面前要作为投降计划的组成部分来看待。基本问题是巩固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联盟。与国民党内的爱国人士联系，依靠群众，孤立国民党内的投降分子，这是上策。”3

５月２８日，中共中央即发出指示：“利用反汪运动机会进行反对一切投降派的活动，并着重指明反共与投降问题的密切联系，证明反共是投降的阴谋，是亲日恐日分子准备投降的一种步骤。”4 值得注意的是，共产国际５月２０日指示前，中共中央１月５日的指示只是从反共的客观效果方面进行批判，将反共与投降派联系起来的。而这时的指示已认定反共是“投降的阴谋”（自觉的），是“准备投降的步骤”了。５月３１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共产国际关于现在有新的慕尼黑阴谋和国民党反共投降的主要危险的指示，准备进行反对妥协投降、反对国民党压迫的斗争。5 自此，中共中央即发出反对投降活动的指示，大力宣传反共即准备投降的观点。

与反共即投降论相关的，还有“帝国主义战争论”。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基于英法美的不干涉政策，斯大林即开始将已经发生的日德意进行的侵略战争称作帝国主义的世界大战了。１９３８年、１９３９年法西斯德国吞并奥地利，侵占捷克斯洛伐克，英法采取姑息退让政策。苏联揭露批判英法慕尼黑阴谋。苏联与英法就共同反对德意法西斯进行谈判，未取得成功而破裂。１９３９年３月１０日，斯大林激烈抨击英法美对日德意侵略战争采取不干涉政策，“就是不妨碍侵略者去干他们的黑暗勾当，比如不妨碍日本纠缠于对华战争，更好是对苏战争”。欧美让出外国资本在中国的心脏上海，英国在华南的基地广州、海南岛，让日本包围香港。“不干涉政策，就是纵容侵略，就是策动战争，因而，就是把它变成世界战争。”侵略国正在靠损害非侵略国的利益，公开重新瓜分世界和划分势力范围，而非侵略国不但没有一点反抗的企图，甚至还在某种程度上加以纵容。斯大林明确地说：“新的帝国主义大战已经成为事实了。”6 是年８月，苏联转而与法西斯德国签订互不侵犯协定。共产国际和苏联改变了过去将英法美与德意日加以区别，称其为“民主国家”，争取与之建立国际反法西斯反侵略的统一战线的态度。１９３９年９月１０日，中共中央接到共产国际关于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指示：“现在战争是帝国主义的非正义战争，交战国的资产阶级的罪恶都是一样的，任何一个国家内的工人阶级，尤其是共产党，都不能赞助这个战争。” 7四天后，９月１４日，毛泽东按照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调子作报告，称这次战争是“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说：不仅“过去法西斯国家与民主国家的划分，已经失掉了意义”，而且“现在世界上最反动的国家已经转到英国方面，反苏反共反民主反人民反弱小民族的第一名魁首已经是张伯伦了”。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起因于世界经济危机，目的则为掠夺，“为了重分世界”。共产党人应当“变帝国主义战争为革命的国内战争”，“用革命战争打倒反革命战争”。8 这几乎是照搬共产国际的指示和斯大林的论断，袭用列宁主义语言立论并作解说。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的“帝国主义战争论”，为反共即投降说提供了理论基础。一方面，将英法民主国家与法西斯国家等量齐观，进而将它们统统视作国际投降主义的根源。毛泽东说：“一切直接间接参加帝国主义战争的资产阶级都是反动派，组成反动营垒。现在的帝国主义战争，就是这个大反动营垒里面两派帝国主义集团之间的战争。”而“这个大反动营垒里面两大反动派的冲突，并不妨碍他们将来会联合起来反对苏联，反对各国人民解放运动。”“美国名义上中立，实际上赞助战争。”9 “英国的东方政策是远东慕尼黑，这就极大地加重了中国大部投降和内部分裂的危险。”10苏联始终对英美采取排斥敌视态度。早在中日战争之初，斯大林就指示中共说：“不管是英国还是美国，它们都不愿意中国胜利。出于它们帝国主义的利益，它们害怕中国胜利。中国的胜利将影响印度、印度支那等。它们希望日本由于打仗而削弱，但是不允许中国站起来。它们希望有日本这条拴起来的狗吓唬中国，就像过去吓唬沙皇俄国那样，但是不希望这条狗有独吞猎物的可能。”11 中国抗日战争本来寄望各国的支援和帮助。而按照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不仅不能指靠英美国家的援助，而且美英正是中国抗日战争中的国际投降主义的源泉。毛泽东接受了这种观点。他在１９３９年６月所作《反投降提纲》报告中说：“英美法等非侵略国家对于侵略国所进行的侵略战争所取的放任政策，正如斯大林所指……是由于他们‘坐山观虎斗’的阴谋计划。”12

另一方面，在中国国内也存在着与国际背景相联系的投降主义基础。毛泽东在《反投降论纲》中认为，中国投降危险是由三方面的因素造成的：一是日本的诱降；一是国际的压力，即“英美法投降主义强加于中国政府的压力”；一是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动摇。他分析“资产阶级叛变的必然性”，说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决定了依靠国际压力和平解决中日问题的方针”和防共反共的方针。“国民党已在进行其投降的主要准备工作”，“反共是投降准备工作中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13后来，毛泽东还写道：在英法美的策动和影响下，国民党政府一方面发动了反苏宣传，一方面发动了反共高潮。“‘摩擦从何而来’呢？许多人不明白从张伯伦到何绍南(何绍南为与陕甘宁边区接界的陕西省绥德地区专员。毛泽东这里是将他作为国共摩擦中的一个代表人物提到的。)这样一条垂直的线索。”14在毛泽东思想里，国际投降主义与国内投降主义相通，反共又与投降相通。于是，“帝国主义战争论”成了毛泽东“反共即投降”论的理论根据。

尽管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给了中共“反共即投降”和“帝国主义战争论”的策略理论和影响，但中共中央，特别是毛泽东将投降危机看得更为深重，与共产国际的认识有相当大的差异。季米特洛夫只是提出将反共（“对共产党人的迫害问题”）“作为投降计划的组成部分来看待”的斗争策略，但仍强调要“巩固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联盟。与国民党内的爱国人士联系，依靠群众，孤立国民党内的投降分子”。这就是说，“投降派”只是国民党内的一部分，而不是整个国民党。然而，１９３９年８月，毛泽东却说：“国际帝国主义帮助日本也更加积极了，中国内部的汉奸，公开的汪精卫和暗藏的汪精卫，他们破坏抗战，破坏团结，向后倒退，也更加积极了。他们想使中国大部投降，内部分裂，国内打仗。”15他批判国内“主和派即投降派”正在策动投降活动，“不但汪精卫在演出，更严重的就是还有许多的张精卫、李精卫，他们暗藏在抗日阵线内部，也在和汪精卫里应外合地演出，有些演双簧，有些装红白脸。”16所谓暗藏的汪精卫、张精卫、李精卫，他是在指蒋介石。17 他明确表示：“不论是公开的汪精卫和（或）暗藏的汪精卫，都应该给以坚决的打击。”18按照毛泽东的观点，既然连国民党主流派的代表国民党总裁蒋介石都是投降派，都要“给以坚决的打击”，那么，还怎么可能巩固国共两党团结，共同抗日呢？

事实上，１９３９年，蒋介石领导国民政府的军队仍在积极抗战。这一年正面战场上进行了南昌会战、随枣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和桂南会战。但同时，这一年国共磨擦也逐步加剧，是年冬发生了“晋西事变”和俗称的“第一次反共高潮”，然而恰在这时，国民政府军队正发起了主动进攻日军的１９３９年冬季攻势，反共而并未投降。毛泽东所谓的“反共即是准备投降”的说法，除了将国内国共两党的冲突（阶级矛盾）与中日两国间战降（民族矛盾）简单地等同起来，在逻辑上存在混乱外，也与当时抗日战争的客观实际情况不相符合。

１《毛泽东年谱》中卷第１０９页。
２《中共中央文件选编》第十二册第４页。
３《季米特洛夫日记中有关中国革命重大事件的记述》。
４《中共中央文件选编》第十二册第７６页。
５《张闻天年谱》上卷第６１０页。
６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关于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１９３９年３月１０日，《列宁主义问题》中文版，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４年，第７１１－７１３页。
７杨云若：《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纪事（１９１９－１９４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１３５页。
８毛泽东：《论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１９３９年９月１４日，载《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
９毛泽东：《论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１９３９年９月１４日。
１０毛泽东：《关于国际新形势对新华日报记者的谈话》，１９３９年９月１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５４７页。
１１《季米特洛夫日记》中有关中国革命重大事件的记述。
１２《中共中央文件选编》第十二册第９４页。
１３《中共中央文件选编》第十二册第８２页，第９６－９８页。
１４《毛泽东年谱》中册第１９６－１９７页。
１５《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５４１页。
１６《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５３５页。
１７《毛泽东选集》的注释明确解释说：“当时汪精卫是公开投降的主要头目，蒋介石则是暗藏在抗日阵线内部的投降派的主要头目，也即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暗藏的汪精卫’，或‘张精卫、李精卫’。”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５３８页注４。
１８《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５４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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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纠正和抑制中共处理国共关系的过左方针

１９３９年９月，周恩来因右臂骨折，到苏联治疗。是年底至１９４０年初，他向共产国际提交《中国问题备忘录》和口头报告，介绍中国抗日战争情况。１月２３日，他按照中共中央委托，致信斯大林，报告中国抗战形势，说投降和分裂正成为目前中国的主要危险。1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指派委员会与中共代表共同讨论，中共“如何防止中国统治集团向日本投降”和如何对付国民党“迫害共产党及消灭特区和八路军的政策”。季米特洛夫１月２９日、３０日连续写信给斯大林，希望他对此作指示；鉴于周恩来即将回国，中共准备举行代表大会（七大），请求斯接见他和周。２月１日季氏又写信给苏共中央伏罗希洛夫，催促此事。２３日，季氏向斯大林写信请求向中共援助（３５万美元）。斯大林以工作忙，未能看（一说未读完）周报告的材料，不能就中国问题接见季，只在电话中说：“你们自己决定吧，我们提供援助（３０万美元）。”2不知斯大林是否有意回避或不愿直接对中共如何处理国共关系作出指示。但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指示不可能不体现（至少不会违反）他的意旨。据师哲回忆说：周恩来向共产国际的报告斯大林看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讨论情况，季米特洛夫都向斯大林汇报了。斯大林和苏共中央政治局就中国问题进行了研究讨论。本来斯大林想接见周，与周面谈。因周由共产国际接待，当时中苏有外交关系，而斯大林不愿接见国民政府的外交人员，因而也不便单独见周。在斯大林主持下拟定了共产国际给中共的指示。其中心内容是希望中华民族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坚持抗战，争取胜利。3

１９４０年２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就中共代表团的报告作出了决议。决议基本上肯定中共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分析了中国民族统一战线分裂和对日投降的危险“成了基本的直接的危险”，指出克服投降危险是共产党的中心任务，要迅速地调整国共两党之间的争论问题。决议提出，目前行动纲领应服从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个别共产党人的发言（主张）“显然过早的跑向前面去”，提出了只有战胜日本后“才能从事实现的要求”。(疑指批评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观点。)它提醒，共产党不仅要保持边区和八路军利益，而且要保持中国人民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4 这显然是指出中共党内存在某种左的倾向。周恩来于３月下旬回到延安后，３月底－５月上旬，中共中央接连举行会议，听取周恩来的汇报，讨论一系列重大问题，并对各项工作进行调整，作出具体部署。5 现在我们没有见到周恩来传达共产国际指示和这一个半月中中共中央会议内容的披露，但从迹象看，内容似为纠正左倾错误。５月２９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朱德关于华北八路军“反摩擦”情况的报告，决定要争取中间势力，对顽固派要争取和分化，不能把中间派当顽固派打，要反对统一战线中的关门主义。6

自１９３９年６月，毛泽东在《反投降提纲》中提出，现在的形势与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时不同，那时抗战还在高潮，现在日本以政治诱降为主，英美加紧策动投降，国民党决定依靠英美，执行反共政策，新的具体任务“就是用全力反对投降”。这含有要变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方针之意味。毛泽东将国民党投降的危险说得很重：“政府中党部中很多人是主和的，军队中也有这种人。‘国民党投降可能’……在今天已成了最大的危险。”何以见得它要投降呢？“反共就是投降准备工作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7 １９３９年冬起，国共武装摩擦加剧。继山西之后，１９４０年春又发生河北摩擦反磨擦武装冲突。中共中央指示：“反摩擦就是反对反共派投降派的斗争”，“只有发展力量，给摩擦者以反打击”，才能“克服投降危险”。8称反共摩擦者为“汉奸”。9 反摩擦的战术，“就是攻势防御，而决不可采取单纯防御”10。

至１９４０年６月１０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明确提出：目前党内错误倾向主要是“左”倾。11 ７月７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的决定，指出：“一年以来在反摩擦斗争中发生了许多左的错误”，“在军事斗争中有些地方未能坚持自卫原则，乱打汉奸”，“对待顽固分子只有斗争，没有团结，把国民党看成都是顽固派，而不懂得国民党多数党员都是中间派，并有许多进步分子，顽固分子只占极少数，甚至把顽固分子看成汉奸，把中间分子看作顽固分子……以及杀戳被捕的顽固分子杀戳侦探等等，都是从狭隘思想出发的左倾错误表现”，要求“纠正在执行统一战线政策中的左倾错误”。12

虽然现在披露的材料甚少，但可以窥见当时中共中央内部对形势的估计和应采取的方针存在不同认识。例如：１９３９年苏德签订互不侵犯协定、欧洲战争爆发后，毛泽东认为：“现在世界上最反动的国家，已经转到英国方面，反苏反共反民主反人民反弱小民族的第一名魁首，已经是张伯伦了。”13在８月３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苏德互不侵犯协定的会议上，毛泽东作报告。张闻天不同意提英国为“反苏中心”的说法。他认为：“国际形势的变化，英国是否会成为反苏的中心，这一点暂时不说为好，因为英国要反对德国，它还不一定成为反苏的中心。”14毛泽东主张对反共摩擦的“顽固派”给予坚决打击，朱德认为，争取中间力量非常重要，对顽固势力也要争取。毛泽东表示同意朱的意见，说是对顽固势力也要争取和分化，就是打了他们也还要争取他们。15１９４０年１０月３１日，毛泽东分析：“据我们判断，蒋介石正在与日本讲妥协，并可能在两三个月内成功。”次日（１１月１日），周恩来复电估计，蒋举棋不定。毛复电表示反对：“你们电报中似乎表示与中央有分歧，当此严重时机是不相宜的。”“目前时局很显然是直接准备投降，抄贝当老路，所谓联合英美抗日，只是蒋的烟幕弹。日本已准备了对蒋让步与日蒋联合剿共计划，我们应做此种判断。”“应估计日蒋夹击我军是日蒋双方的计划。”16在对时局估计和对国民党的方针政策方面，在中共中央内部，毛泽东明显更左一些。共产国际在抑制这种左的倾向中作用就更为重要。

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１３日，季米特洛夫致函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转报毛泽东１２月１０日来电报告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共采取支持美英的立场和中国当前形势的情况，提出，建议毛泽东直接与蒋介石联系，“尽快消除国共之间现有的误会”，巩固中国之团结，使双方军队联合“组织对日军的决定性进攻”。17３０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又决定，应促使中共和蒋介石关系处理好，为中国军队向日本发动总反攻提供保证。18

１９４２年６月１６日，季米特洛夫致电毛泽东：“目前的局势绝对要求中国共产党采取它所能采取的一切措施来尽量改善同蒋介石的关系，加强中国抗日统一战线。”他引证，“有消息说，周恩来在重庆……有时以自己的行动助长了离间者的气焰。周恩来同蒋介石的对手和外国记者举行过一些反蒋秘密会议。蒋介石当然知道这些会议，并且利用这些会议进一步唆使人们反共和为其离间伎俩作辩解。……党驻重庆办事处要坚持一贯政策，改善共产党和蒋介石及国民党的相互关系，避免可能使相互关系尖锐化的一切作法，对于有争议的问题必须同蒋介石一起澄清解决。”２５日，季氏接到毛复电，复电表示完全同意国际意见，并已采取了措施。19是年１１月，季米特洛夫与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曾商拟解决国共关系的“六条纲领”，准备待苏共中央批准后，分别通过外交途径和共产国际的渠道，协调国共关系。但后来莫洛托夫告知潘，苏共中央“目前不打算处理蒋介石和中国共产党的相互关系问题”，故其所拟方案遂被搁置起来。20

直到共产国际解散后，中共中央还不时将国共关系情况向季米特洛夫通报。１９４３年７月底，毛泽东曾将国共之间各自的政治攻势电告季氏。21季氏也就国共关系问题向中共进行劝告。１９４３年１２月２２日季氏致毛电云：“减少（削弱）同中国外来占领者的斗争和摆脱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方针，在政治上都是错误的。在中国人民的民族战争时期，这种方针有可能使党处于脱离人民群众的孤立境地，并可能导致内战的危险加剧。”22１９４４年１月２日毛复电称，中共没有削弱抗日斗争，与国民党合作的路线没有改变。２月９日，季氏又致电毛，询问国共关系变化的具体进展，并希望每７－１０日告知一次中共游击队抗日活动和中共活动的情况。４月１日，季氏收到毛的一份详电，报告近半年来国共关系的进展：美苏反对国共关系分裂和武装冲突，国民党军队放缓了对边区的包围，中共派林伯渠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外国记者将访问延安，去年进行了宜昌、常德两次战役，中共希望美国努力解决国共关系，并向中共提供武器弹药等。７月２５日，季氏又收到毛电，了解到外国记者到延安和美国军事使团将到中共军队里等情况。23

资料表明，直到日本投降后，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８日，季氏还与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起草致毛泽东电报，建议中共改变对蒋介石政府的路线。24这已是劝说毛泽东接受蒋介石邀请赴重庆谈判的时候了。

１《周恩来年谱》第４５９页，第４６１页。
２《俄罗斯书刊中披露的与中共有关的档案资料》，马贵凡编译，《中共党史研究》２００３年第２期；《季米特洛夫日记中有关中国革命重大事件的记述》。
３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二版，第１４０－１４１页。
４《中共中央文件选编》第十二册第６３８－６４３页。
５《周恩来年谱》上卷第４６４页；《周恩来传》（１８９８－１９４９），金冲及主编，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４６７页。
６《任弼时年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３８１页。
７《中共中央文件选编》第十二册第１０５页，第９８页。
８《中共中央文件选编》第十二册第２３９页。
８《中共中央文件选编》第十二册第２５５页。
１０《中共中央文件选编》第十二册第３２２－３３３页。
１１《毛泽东年谱》中卷第１９２页。
１２《中共中央文件选编》第十二册第４２２－４２３页。
１３毛泽东：《论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
１４《张闻天年谱》上卷第６１８页。
１５《朱德年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第２８４页。
１６中央书记处关于准备加紧对付蒋介石的严重进攻给周、秦、何、叶的指示，１９４０年１１月１日。杨书第９７－９８页。
１７《俄罗斯书刊中披露的与中共有关的档案资料》。
１８《季米特洛夫日记中有关中国革命重大事件的记述》。
１９季米特洛夫致毛泽东电，１９４２年６月１６日，据《季米特洛夫日记中有关中国革命重大事件的记述》。
２０《季米特洛夫日记中有关中国革命重大事件的记述》。
２１《俄罗斯书刊中披露的与中共有关的档案资料》。
２２季米特洛夫致毛泽东信，１９４３年１２月２２日。《季米特洛夫日记中有关中国革命重大事件的记述》。
２３《季米特洛夫日记中有关中国革命重大事件的记述》。
２４《季米特洛夫日记中有关中国革命重大事件的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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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皖南事变前后制止毛泽东准备向国民政府统治区的冒险进攻


共产国际在抑制中共对国民党过左方针方面，以皖南事变前后制止毛泽东准备向国民政府统治区发起冒险的武力进攻，尤为重要。

１９４０年秋冬，围绕中共是否接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关于江南新四军北撤的命令问题，国共关系非常紧张。１１月１日，中共中央致电周恩来，作与蒋介石决裂的准备。２日，毛泽东致电周：“关于汤（恩伯）、李（品仙）进攻，我们决不能听其封锁住，必须打到反共军后方去。这一点是书记处各同志一致意见。”1是日，周恩来与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会晤。潘认为：仅据现有材料尚难判定（蒋）已与日本妥协，“非新四军从江南撤退，不（会）使蒋满意和停止剿共战争。”周将潘之意见电告中共中央。2

当时，毛泽东已在积极筹划军事部署。１１月３日，他致电彭德怀，征询“反对投降反共的具体策略问题”。他提出两种方案：一是政治上进攻，军事上防御，只在根据地反击反共军的进攻，八路军调５万人南下（支持新四军在华中发展）。此方案政治上有利，但“不能以实力制止投降”，在军事上不利，“必遭日蒋联合夹击的严重的危害”。另一方案为政治上军事上均进攻，“不待日蒋联合夹击到来，即从五十万人中抽调至少十万至十五万精兵分数路突入彼（指国民政府统治区）后方，而留其余部队（多数）仍在原地抗日”。后一方案政治上不利，“给蒋以政治资本”，“在军事上是有利的，因为可制机先，避免最严重的日蒋夹击”。他提出：“整个军事部署目前即须考虑。拟将全军分为三个纵队：以老黄河以南各军为左纵队，其精锐约五万准备出鄂豫陕边；以汾离路、正太路、沧石路以北各军为右纵队，其精锐约五万，准备出陕甘川边；以两地之间各军为中央纵队，其精锐约五万或出左纵队方向，或出右纵队方向，依将来情况决定。”3

毛泽东虽然筹策部署，但他也感到事关重大，果真如此，“有可能闹到蒋介石与我们最后大决裂，故在政治上是不利的”，“如处置不当，可遗将来无穷之祸。”他于１１月４日致电共产国际请示，表示“最后决心还没有下”，“请求你们给以指示”。4 １１月２０日，季米特洛夫电复，否定了毛的意见，剖析形势，痛陈利害，作出指示说：“无论如何不能像你们那样认为，蒋介石已彻底决定向日本人投降。”在蒋与美英签订三方条约之后，“特别希望继续和加强中国的抵抗行动。……眼下蒋介石不可能与此背道而驰，因为他认为自己是中国人民的领袖，他不希望在政治上葬送自己”。“你们暂时应该实行拖延方针，想方设法在你们撤离华中和山东问题上同蒋介石进行周旋和讨价还价……你们无论如何不要先对讨伐军发动军事进攻，不要让蒋介石有机会在中国人民面前把你们说成是一致抗日的破坏者，并利用你们的行动来为他同日本人媾和的企图作辩解。但是，如果蒋介石还是对人民军队采取进攻行动，那就要全力打击来犯军队。”5

皖南事变爆发前夕，１９４１年１月４日，季米特洛夫致电毛泽东：“我们认为，（同蒋介石）决裂并非不可避免。你们不应采取分裂的方针，相反，应该依靠主张维护抗日统一战线的民众，尽我们共产党和军队所能作出的一切努力来避免内战的扩大。请重新考虑一下目前您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并请您把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告诉我们。”6

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季米特洛夫，说中共武装力量有被彻底消灭的危险。中共准备在政治和军事方面给予蒋介石的大规模进攻以有力的反击。季米特洛夫担心中国将会发生内战。１月１７日，他电话告知莫洛托夫，莫洛托夫答应向斯大林反映，并对蒋介石施加压力。１８日，季又直接写信给斯大林，建议开展广泛的国际运动，向蒋介石和中国社会舆论施加压力。２１日，季当面与斯大林商谈皖南事变问题。斯大林对皖南事变有他自己的看法。他怀疑是新四军方面违犯了军纪。他说：“叶挺是不守纪律的游击队员。应该看看他是否为此事件提供了藉口。在我国同样有一些好游击队员，由于不守纪律和其他原因，我们被迫枪决了他们。看来，三年时间呆在同一块领土上的八路军问题比这个要复杂。”７季米特洛夫与斯大林等商量后，于２月５日致电毛泽东：“我们认为，（同蒋介石）决裂并非不可避免。你们不应采取分裂的方针。正相反，在依靠主张保存（维持）抗日统一战线的群众的同时，共产党应采取一切取决于它自己的行动，来避免决裂。请［求］你们重新审查自己的立场，并告知你们的考虑和建议。”8 随后，季氏将林彪（时在苏联）有关中国事务尤其国共两党关系的汇报材料寄送给斯大林、莫洛托夫、日丹诺夫、伏罗希洛夫和铁木辛哥。

皖南事变发生后，毛泽东一度准备报复，莫斯科、苏联驻华大使、苏联军事顾问，都明确反对。毛泽东还曾要求苏联立即“停止接济重庆武器”，立即准备“公开接济我们”，特别是“援助我们夺取兰州”，接通苏联，取得飞机大炮，占领甘肃河西走廊，进而夺取西南西北几个重要省份。9苏联政府非常谨慎，力求不让中共与蒋介石之间彻底破裂。10共产国际始终主张保持与国民党政府的联盟，并利用一切可能加强抗日的政治路线。６月初，季氏致电毛：“尽管你们有困难，你们也务必坚决采取各种积极行动来反击日本人的进攻。这关系到中国人民的民族战争以后的命运，而且也关系到共产党和军队的未来。”11１９４１年７月２０日，季氏根据来自重庆的关于国共军队发生新的冲突的情报，紧急电询毛泽东，采取什么应对措施，力求抗日力量不发生分裂和被削弱。12

共产国际竭尽其力为改善国共关系，阻止国共关系破裂做了许多工作。皖南事变后，中共决定在国民党未全部答应中共提出的１２项条件的情况下拒绝出席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１９４１年１１月１４日，莫洛托夫致电季米特洛夫，认为中共代表有必要参加即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季氏立即电示毛泽东。13 中共中央政治局已于１４日决定，以中共七参政员“有事”请假不能出席，致函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１６日，接共产国际电示后，中共中央转知在渝之周恩来，指示要求王世杰担保释放叶挺、发饷，而撤消在渝两参政员请假书。14 １７日，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第二次会议举行，中共董必武、邓颖超二人出席。15

共产国际竭力主张中共减少与国民党之间的对立和磨擦，而积极抗日。苏德战争爆发后，１９４１年７月苏联给中共１００万美元援助。７月９日，共产国际和苏联共同指示中共抗击华北日军，拖住日军使其不能调去进攻苏联。１８日，中共中央复电，表示已决定将尽全力配合，抗阻日军，使它不能从华北转移去进攻苏联。苏联方面同意中共的行动路线。16但毛泽东的实际态度是：“我们采取巩固敌后根据地，实行广泛的游击战争，与日寇熬时间的长期斗争的方针，而不采取孤注一掷的方针。”“我军各种条件均弱，大动必伤元气，于我于苏均不利。”17后斯大林多次致电毛泽东，希望八路军出至长城内外，在军事上牵制日军，以配合苏联对德作战。毛泽东多以强调困难应对。直至１９４３年初，毛泽东才同意部署罗瑞卿、杨成武、吕正操部至长城内外一线。16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国的情况非常关注，经常交换有关中国情况特别是国共关系的信息。在苏德战争紧张阶段，斯大林优先关注的是德国人和中国人的情况。18
１《周恩来年谱》第４８４页。
２《周恩来年谱》第４８４页。
３毛泽东致彭德怀电，１９４０年１１月３日。
４毛泽东致季米特洛夫、曼努伊尔斯基的信，１９４０年１１月４日，转引自杨书第１０２页，第５２６页。
５《俄罗斯书刊中披露的与中共有关的档案资料》。
６季米特洛夫致毛泽东信，１９４１年１月４日，《中共党史研究》１９８８年第３期。
７《季米特洛夫日记中有关中国革命重大事件的记述》。
８毛泽东致周恩来信，１９４１年１月３０日。
９《俄罗斯书刊中披露的与中共有关的档案资料》。
１０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档案，引自《俄罗斯书刊中披露的与中共有关的档案资料》。
１１《季米特洛夫日记中有关中国革命重大事件的记述》。
１２《毛泽东年谱》中卷第３４０－３５０页。
１３《周恩来年谱（１８９８－１９４９）》第５３３页。
１４《季米特洛夫日记中有关中国革命重大事件的记述》。
１５《毛泽东年谱》中卷第３１２－３１３页。
１６参见王德京《中国共产党与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党的文献》１９９５年第５期。
１７《季米特洛夫日记中有关中国革命重大事件的记述》。
１８《俄罗斯书刊中披露的与中共有关的档案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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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指导中共党的建设，加强党内团结


中日战争时期，共产国际关注中共党的建设，提出指导意见，在延安整风期间，特别规劝中共中央内部加强团结。

中国抗日战争开始后，共产国际指派王明等回国，旨在加强中共中央领导，以适应参加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需要。继而，指示中共中央在毛泽东周围团结起来，为确立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中共中央对先后从共产国际回来的王明、康生、陈云、王稼祥、任弼时等人都非常重视，委以重任。共产国际关心中共七大的举行，对中共筹备七大的方针给以指示。１９４０年３月，共产国际作出的决议中提请中共领导注意：“中共没有彻底执行布尔什维克式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和党内民主原则（尽管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共所处的极其困难的斗争条件造成的）。”长期没有召开党的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六大”关于吸收无产阶级分子参加党的领导机关的决议未得到履行。对提拔到领导机关的干部进行考察尚未给以应有的重视。建议中共中央设干部部挑选考察提拔干部，在中央政治局成立小型委员会，审查现有有关某些中央委员活动情况的材料。1

至１９４３年５月，共产国际决定解散。同时，苏共中央内设立国际情报部，名义上由什切尔巴科夫任部长，实际上，由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书记曼努伊尔斯基任副部长，负责具体工作。共产国际作为苏共中央国际情报联络部的实质和形式实现了统一。共产国际解散后，季氏仍与中共中央保持联系，名义上他以私人身份提出意见和建议，实际上代表了苏共中央和斯大林，中共中央仍然非常尊重，非常重视。前节所述１９４３年５月后，毛泽东向季报告国共关系情况和季对毛的规劝意见，均反映了这种情形。而有关中共延安整风中的问题，共产国际解散前后，中共中央内部的矛盾都反映到季米特洛夫处，季氏关切并对毛作出劝告，更能说明这种关系。

中共中央在准备召开七大的过程中，对中共六大以来的工作进行回顾和总结，关键问题是对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失败、党内的左倾错误进行清算。在涉及抗日战争时期的路线方针时，王明与毛泽东之间的意见分歧更明朗化表面化了。１９４１年９月－１０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期间，王明不认为自己对１９３２年－１９３５年间党内左倾错误负有责任，并批评抗日战争时期，中共方针太左，现在只要民族资产阶级，这不好。应同大资产阶级、蒋介石把关系搞好。毛泽东则批评王明抗日战争初期在武汉工作时犯有错误，观点太右了，对大资产阶级让步太多了。王明不服，表示要争论到底，要到共产国际打官司。2 毛泽东将清算党的历史与党内整风结合起来进行。毛泽东发动的这场整风运动的主要对象，是党的高中两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3毛泽东自己就说：“整风主要整高级干部”4，要求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消除王明路线的影响。

王明真的将他与毛之间的分歧向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报告。前述１９４０年２月，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指出：目前行动纲领应服从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个别共产党人的发言（主张）“显然过早的跑向前面去”，提出了只有战胜日本后“才能从事实现的要求”。这似乎是王明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批评的内容。(王明认为：毛著《新民主主义论》说中国革命要完成反帝反封建。我认为，目前统一战线时期，国共双方都要避免两面战争，要把反帝反封建加以区别，含混并举是不妥的。新民主主义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今天主要是共同打日本。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２００页。)１９４３年２月１日，季米特洛夫收到王明关于中共中央内部意见分歧的报告电（致斯大林和季）。王明认为，毛泽东施行的政策不符合共产国际关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他请求共产国际加以干预，以避免党的分裂。３日，季又收到毛指责王明的电报。5但是，不久后（１９４３年５月）共产国际解散。王明依恃共产国际干预中共内部斗争的企图落了空。但季氏仍然为调解王明与毛的矛盾作了努力。

１９４３年９月起，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方式继续进行党内整风，在继续揭发批判土地革命时期左倾错误的同时，着重于批判王明抗战时期右倾错误，批评更尖锐，涉及的人更多。这时批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称其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党内的应声虫，投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身在毛营心在蒋，有走向敌人的危险。其时共产国际已经解散，批判王明时连带到共产国际，称他为洋钦差，假马列，站在共产国际立场来指挥中央。对土地革命时期第三次左倾错误定名为王明路线，并且指明有些错误同共产国际指示有关，有个以王明为首的“教条宗派”集团（指部分从苏联回来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个错误的大宗派实行篡党，凭着“国际”的招牌统治中央三年四个月，王明宗派控制了中央码头。批判“教条宗派”的同时，还批判“经验宗派”，说教条宗派是头，经验宗派是脚，要打碎两个宗派。将王明批倒后，有人批判说，经验宗派的危险还未过去，因此仍是最危险的人物。6其矛头直指周恩来。也有批判说怀疑王明博古为“党外问题”者。这一阶段整风批判火力很猛，过火过激之词甚多。在延安整风审干阶段，毛泽东强调要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整风也是发现内奸肃清内奸的最好方法。中共中央社会部长康生则提出开展“抢救失足者运动”。“抢救运动”开始后，一个时期似乎特务如麻，到处皆有，许多抗战时期奔赴延安的知识分子被怀疑受审查，思想上工作上的错误缺点都轻易怀疑成政治问题，造成了大批冤假错案。7

延安整风中出现的这些问题，莫斯科也有所了解。季米特洛夫一直关注中国党的这些情况。或许苏联驻延安的情报人员反映得未必完全准确。１９４３年１２月２２日季氏致毛密电说：“共产国际解散之后，其原有领导人中的任何人都不能干预各国共产党的内部事务。但是我个人不能不友好地说出中国共产党内的情况使我感到的不安。”他除规劝不要削弱与入侵者的斗争和偏离统一战线政策外，也指出延安整风中出现的问题：“指控周恩来和王明执行了共产国际建议的民族战线政策，似乎因此他们将党引向了分裂，从而开展反对他们的运动，这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像周恩来、王明这样的人，最好不要使他们离开党，而要保留他们，并尽量为党的事业利用（使用）他们。使我不安的还有一个情况，这就是在党的部分干部中存在着一些对苏联的不健康情绪。我对康生的作用也有怀疑。因为像清除敌对分子和加强党的团结这样一种党的正确措施，是由康生及其机构以很成问题的方式实施的。这些方式只能造成互相猜疑，只能引起普通党员群众强烈不满和帮助敌人瓦解党。……康生是以自己的行动在为这些奸细效劳。”8

１９４４年１月２日，毛泽东的复电季氏。毛申明：没有削弱抗日斗争，与国民党合作的路线没有改变；与周恩来的关系非常好；王明进行各种“反党活动”，已通报党的全体干部，但不想向全体党员群众公开，在高级干部中批判王明使干部更加团结一致；王明是个不可靠的人，是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扶他上台的；康生是可靠的。9毛的答复全面反驳了季氏的来电，语气相当的硬。发出此电后，大概毛感到有些失礼。１月７日，他又致季氏一电，态度谦和，表示：“我衷心地感谢您对我的指示，我一定深入研究这些指示，注意它们，并根据指示采取措施。”他说处理与王明的关系是实行“致力于联合一致，巩固团结的政策”。10１月１４日，中共中央发出经毛泽东审改的关于对坦白分子进行甄别工作的指示，上半年毛泽东对审干中对敌斗争扩大化主动承担责任。11季米特洛夫的规劝对制止“抢救运动”平反冤屈可能也起了一定作用。

１月１９日，季氏向王明发去有关处理同毛泽东相互关系的信。３月７日，季氏收到王明的复电。王明表示，尽管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方面和最近一年党内针对他的运动中的一些个别问题上他与毛个人之间还有分歧，但他对毛泽东将他“作为党的领袖而全心全意地予以支持”。他支持“以毛泽东的思想和活动为基础重新审视党的全部历史的运动”。他已声明“放弃一切有关政治分歧的争论”。12季米特洛夫的身份，看来对调和毛泽东与王明的关系多少起到一些缓冲作用。不知中共七大仍选王明为中央委员，对原来批判的抗战初期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错误未继续追究，未作出结论，是否季氏的劝解也起了一定作用。


结语
受篇幅的限制，本文无法详尽地叙述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在中日战争期间对中共的政治指导情况。但从上述史实不难看清：

１，共产国际与斯大林这一时期主要对中共如何参加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诸多方面作过许多指示，尤其在处理国共关系方面，反复强调要改善关系，搞好合作，避免分裂；在国际形势分析、中苏关系、中共与苏联关系等方面也作过一些指示。不管中共对这些指示在多大程度上接受了，或在有的问题上不同意还是敷衍接受（如斯大林几次致电毛泽东，要求八路军抽调部队进至长城内外，牵制日军，配合苏军对德作战，毛泽东并未同意），但可以肯定的是，总体而言，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共是接受共产国际指示在其指导下进行革命活动的。甚至在苏联一度变更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立场，签订苏德互不侵犯协定，连共产国际内部一些人都表示很不理解时，中共鲜明表示支持的立场。13后来对中国抗日立场显然不利的苏日中立条约签订时，毛泽东起草《中国共产党对苏日中立条约发表意见》表示支持，尽量与苏联外交方针保持一致。14毛泽东在中共“七大”就专门讲到共产国际的指示对六届六中全会的重要作用：“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如果没有共产国际的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15那种认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共独立自主，对外就是要抵制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干预的说法，未必能够成立。


２，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在中共历史发展中曾经有过许多左的指导，但在中日战争时期对中共的指导，是否右倾，须实事求是地研讨。共产国际和苏联在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除了个别提法（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不一定适合中国国情，对处理国共关系的指导方针总体上是站在中共一边，希望中共领导的革命力量发展壮大，很难说这种指导就是右倾。毋宁说，共产国际在反共即准备投降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抛弃反法西斯立场，笼统提出“帝国主义战争论”，倒是给了中共以左的影响。共产国际与中共在方针上的分歧在于，共产国际更多地是从维护国共合作不要破裂出发，而中共，尤其是毛泽东，偏向于针锋相对地“反摩擦”，甚至准备不惜破裂国共合作而采取军事攻势。共产国际抑制了中共的冒险企图。


３，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指导自然适应苏联的民族利益（对抗日本，拖住日本），但在中日战争时期就对抗日本而言，那是中苏两国的共同利益所在，很难说要求保持国共合作避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破裂，是损害中国民族利益的苏联狭隘民族私图。似乎值得省思的是，在民族解放战争时期，究应如何正确地处理民族利益和阶级利益之间的关系。


４，中国共产党在发展过程中受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的影响很深，抗日战争时期，中共逐步独立发展，中共党内因历史积累而形成的思想的组织的矛盾如何解决，党内如何保持团结，共产国际非常关注。１９３８年王稼祥离开苏联回国时，季米特洛夫对王临别赠言，反复嘱咐的是：“在中国，抗日统一战线是中国抗日的关键，而中共的团结又是统一战线的关键。统一战线的胜利，是靠党的一致与领导间的团结。”这是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语重心长的嘱咐。16后来中共开展整风运动，旨在肃清苏联和共产国际“教条主义”的势力和影响，求得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达成统一。共产国际虽然非常关注，但因苏德战争和共产国际解散，对此并未干预。季米特洛夫始终不忘规劝中共内部保持团结和统一。共产国际解散后，季米特洛夫还不忘规劝中共内部的团结统一。


１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中国

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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