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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成败之鉴·戡乱战争忆往 5 】 “东北接收与戡乱战争”特辑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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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成败之鉴·戡乱战争忆往 5 】 “东北接收与戡乱战争”特辑 1   
所跟贴 【成败之鉴·戡乱战争忆往 5 】 “东北接收与戡乱战争”特辑 1 -- Anonymous - (547 Byte) 2004-10-13 周三, 上午11:26 (1059 reads)
花田八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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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
文章标题: 董文琦：《两任沈阳市长》 (413 reads)      时间: 2004-10-13 周三, 下午12:09
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两任沈阳市长

董文琦


（一）奉派为水利特派员

日本无条件投降，苏联根据雅尔塔密约占领沈阳，进而全面控制东北。政府为处理东北特殊局势，特设立东北行营，以熊式辉为主任。行营之下设有政治委员会，由熊兼主任委员；经济委员会由张嘉璈（公权）为主任委员；东北保安司令部由杜聿明任长官；外交特派员公署，由蒋经国任特派员。行政院各主要部会为配合东北行营之特殊组织与职权，亦均派有特派员：经济部为孙越崎、财政部为陈公亮、交通部为陈延炯、军政部为郜子举、教育部为臧启芳、水利委员会为董文琦。并将东北三省划为九省，各省主席亦经派定。我奉派为东北水利特派员后，水利委员会薛笃弼主任委员即介绍我去见行政院副院长翁文灏、秘书长蒋梦麟及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此时行政院长宋子文正在美国洽商要务，翁文灏随即在行政院召集各部会东北特派员开会商讨有关接收事宜，并指示先行接收，再成立机构开展业务。接着，熊式辉亦在中央设计局召集各特派员及东北各省市首长开会研商接收事宜。

此时日本投降将近一月，我一面出席东北行营召开之会议研讨接收事宜，一面仍多方搜集资料研究东北局势发展情形。忽有一天，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先生来北碚见我。我与他最初相识系由于整治嘉陵江，因民生公司创立后，首航嘉陵江，在枯水期间，民生公司须耗费不少财力人力整理航道，但只能治标，无大效果。经我澈底整治后，不仅航道通畅，增加运输效能，且为民生公司解除一大困难，故而与他由相识而结为好友。在抗战开始时，张嘉璈任交通部长，他任次长，两人相处极为融洽。及张先生奉派为东北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曾向他谈起想找一位无派系的东北人士为他帮忙，他当即推荐我，张先生即请他来与我商量。我因回东北办理水利事业是我多年之渴望，现既已达成愿望，实不愿另作他想，但他一再说：你回东北办理水利，亦须得经济委员会协助，可先与张先生谈谈。我受他热诚感动，遂与他同车由北碚赴重庆见张先生。由于张先生刚由美国回来，求见的人很多，俟客人均走后，方与我长谈。他首先赞扬我对水利建设之贡献，次即谈及经济委员会之组织。他说中央有关经济部门经委会均设有相对之处，中央特派员将兼任该会处长，以资配合，故希我兼任水利处长，并略谈经委会到东北后如何推动工作等事宜。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张先生，他的学者风范及诚恳态度，实令人起敬。我辞返后，旋接水利委员会薛主任委员电话，说是张嘉璈要请我担任经委会的主任秘书，我答称刚从张先生处回来，他希望我兼任经委会水利处长，我已答应，未提主任秘书事。薛说，不会错，方才接他电话说希望你到东北一面做水利工作一面为他帮忙，如此甚好，可双方兼顾，我希望你能答应。我不得已，次日又去见张先生。他甚为高兴，希望我以主任秘书职位代表他对外联系各部会，对内协调各处室，并请我即来办公。我遂于九月二十二日到经委会重庆办公处开始工作。由于张先生尚兼任长春铁路理事长（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规定将原南满、中东铁路干线合并为长春铁路，由中苏共管，为期三十年。经中苏同意，设立理事会，理事长为中国人，副理事长为俄国人），因此求见的人很多，谋职的人更多，有时我代他接见客人，为他甄选人才，或向有关部会洽商公务，虽从早忙到晚，但心情甚愉快。至十月十二日，张嘉璈与熊式辉主任、蒋经国特派员同机飞赴长春，将在重庆应办各项事务留给我处理。我与张先生相处虽不到二十天，但他使我在政治意识上懂了很多，在事务处理上学了很多，对我以后做人做事又增加不少新的认识，真是获益匪浅。而我也由此卷入政治漩涡。

这时，从多面传来的东北消息，愈来愈坏。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即宣布撤销承认「满洲国」，伪满国务总理张景惠随即宣布解散「满洲国」，自伪执政溥仪以下各大臣均被苏军俘虏送至西伯利亚囚禁，东北遂形真空状态。东北在伪满时期将原有三省改划为十八省，每省设一军区司令部，此时各级伪政府及各省伪军区亦均自动星散，苏军即趁此混乱机会，协助共党分子张学思（张学良同父异母弟）由热河窜入辽南，吕正操（东北人，原为万福麟部属）由华北窜入辽西，复将林彪自延安接来送至哈尔滨。此时国民政府已颁布「惩治汉奸条例」，在关内展开惩治汉奸工作（编者按：此条例虽有但书规定，以东北及台湾情形特殊，不能与关内同样实行惩奸，但一般人并不清楚这些规定），致使东北人心惶惶，这是大陆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林彪就利用此一机会，大事宣传，并声称不究既往，大量收编伪军政干部，复由苏军接收缴械日军之枪械七十万枝，积极扩充部队。苏俄更利用此机会掠夺东北财物，拆迁东北工厂，昼夜向俄运送，其目的在使我们纵能接收，亦无力于短期内重建。同时，苏俄又借口大连为自由港，拒绝国军在大连登陆。种种消息显示，苏俄不但公然违背条约，且又掩护中共侵入东北，企图树立伪政权，以与政府相抗。这对沦陷十四年，甫归祖国怀抱之东北的光明前途，投下一重暗影，令人不胜焦虑。

（二）接收工作为苏联所阻

熊、张、蒋三位到长春后，中央各部会东北特派员、东北各省市首长暨部分接收人员即陆续飞北平转飞长春待命。我于十月三十日接张嘉璈先生来信，令我陪同长春铁路助理理事长王征（文伯）、理事刘哲（敬舆）赴长春，因长春铁路理事会即将开会。我遂将重庆办事处业务交经委会总务处长任显群办理，于十一月二日偕王、刘两先生乘空军军用机先到郑州，停留一宵，第二天到北平，又住一宿，再转飞长春，同机者尚有经委会委员王家桢（树人）等十余人。当飞机飞越山海关，开始接触到西伯利亚寒流，但我们还乡的热情与气温下降适成反比。当我俯瞰阡陌连绵的东北大平原，心情的兴奋更是难以言喻，漂泊十四年，终于又返回家乡了。

飞机于四日上午十时降落长春机场，有行营先遣人员在机场照料，一切都很顺利，随即乘车进入市区。由于「满洲国」政府设于长春，故将长春改称「新京」，并在长春旧城外，另辟一新市区，街道宽阔整齐，现代化建筑栉比林立，至为美丽壮观。我们一行随即进住「满洲炭矿重工业株式会社」（后称满炭大楼），于下午去见熊式辉、张嘉璈及董彦平（董为行营副参谋长，十月七日先来长春设营），得知东北局势较在重庆所得消息更坏。熊式辉到长春后，曾与苏俄远东军区司令官马林诺夫斯基会晤两次，熊根据中苏友好条约向马提出接收东北政治及经济各项办法，要求苏军善意协助。由于苏俄根本没有履行条约之诚意，中国方面的要求，有的遭拒绝，有的须商量，有的须请示。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规定，苏军在日本投降后三个月内应全部撤离东北，将东北主权交由我们接收，现日本投降已三个月有余，苏俄不但无撤军之迹象，反而处处阻碍我军登陆，令人不胜愤慨。更令人痛恨者，则为苏俄反向我方提出一百五十四个东北最大工矿事业清单，要求中苏双方合作经营，他们强辞说这些工矿事业都是日本投资创立，是苏俄进军东北之战利品。经济委员会张主任委员虽答以在政治局面未获解决前一切均谈不到，但苏俄却说须先经济合作获得协议，政治局面方可解决。由此证明苏俄之阴谋：如长期占据东北不成或扶植中共伪政权失败，即以经济手段控制东北，妄图重施日本在「九一八事变」前之故技。

（三）欣然而来怅然而去

政府鉴于苏联不守信义违反条约，乃于十一月十五日决定将东北行营移驻山海关，其它接收人员撤至北平待命。此时苏俄卵翼之中共部队已由长春四郊潜入市区，张贴「驱逐东北行营」、「打倒国民党」等标语，并切断满炭大楼水电等公用设施，以增加威胁，事态愈趋严重。十六日上午，张嘉璈召集东北行营及全体接收人员，宜布撤退命令。当时张先生的讲话使每一个在场的人永志不忘。他说：奉委员长命令，所有接收人员暂撤至北平待命。熊主任因为命令有需要补充说明者，要我向诸位转达。他继续说：我们到东北是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及同盟国之间一贯友好互信的精神，办理祖国领土收复的事务。但是东北沦陷已十有四年，地方秩序尚未恢复，难免有不良分子趁机扰乱，所以政府为确保建立行政机构，必须配置相当数量的兵力，才能安定秩序。我们最初考虑运输军队到东北最便捷的途径是从大连登陆，但马林诺夫斯基元帅强调大连是自由港，中国军队不能登陆。屡经交涉毫无结果，熊主任提出大连登陆暂作保留，中国军队先在营口。葫芦岛登陆，询问马林诺夫斯基的意见，马则答称「并无意见」。政府为种种关系，不得不改变计画，决定在葫芦岛登陆。我国运兵船只乃于十月二十七、八两日驶抵葫芦岛海面，竟遭受不明来源之武装射击，运输舰登陆受阻，被迫返航。本（十一）月五日，马元帅突然通知我们说，营口现有某种武装部队自沈阳开到布防，故中国军队在营口登陆，苏方亦不负安全责任。试想，我们假如仍照预定计画执行，就一定不能避免发生大规模战斗行为。东北同胞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已有十有四年，我们不忍看见再有任何性质的战争以及任何增加人民痛苦的事态重现于东北。今天，委员长与我们政府以大智大仁大勇的精神，为东北同胞的生命安全而忍让，为继续保持同盟国之间友好关系而忍让，决定把行营移驻到山海关，其它接收人员一律撤北平。我们今天虽然离开东北，但我们因此已经得到许多珍贵的知识。我们犹如父母来探望分别了十四年的儿女，虽然只看了一看就回去了，但已足以表示骨肉相亲的十四年关怀眷念的感情。总之，我们应无所遗憾，欣然而来亦欣然而去。最后我有一点希望，就是诸位到了北平乃至重庆，对于这次接收东北主权的经过，不多说一句话，保持一种容忍的政治家风度。我听完张先生的讲话后，内心十分沉痛，如何能说欣然而来欣然而去呢？只能说是欣然而来怅然而去罢。十七日政府派来十架飞机，将二百余名接收人员在一天之内全部运回北平。我在长春半月，虽一日数惊，幸手表钢笔均未失掉，并带回一包水利资料，更是一大收获。

此时张嘉璈以长春铁路理事长身分，董彦平以军事代表团团长身分均留长春，继续与苏方联络交涉。我到北平后，将经济委员会及水利接收人员共二十余人安置在北宁铁路招待所。我与张莘夫同住一室，因东北工矿特派员孙越崎未来，由莘夫代理。在长春时我与王征（文伯）、王家桢（树人）、张莘夫等四人每天朝夕与共，同出同归，现王征在天津有家，王家桢在北平有家，均回家团聚，只剩我与莘夫两人朝夕相聚，共同研究东北局势的发展。有时我们同游北平名胜，有时共赴朋友家中餐叙，并同时各做一套中山装，他为藏青色，我为咖啡色，在平一月甚感轻松愉快。他一言一行均是至公至诚，大忠大义，这样一位爱国志士，谁料一个月后竟惨遭共军杀害？回首前尘，曷胜惆怅。

（四）改派首任沈阳市长

国军原拟在大连、营口登陆，均遭苏俄拒绝，迫不得已，乃在秦皇岛登陆向山海关推进。国军以五十二军赵公武部为先锋，十一月十六日攻克山海关，跨越长城，趁胜利余威，即沿北宁铁路继续向东追击，至二十六日收复锦州，盘踞辽西一带之中共李运昌残部，逃窜至热冀辽三省边区。国军进占锦州后，即奉命停军待命，未向沈阳前进，但大军仍陆续由秦皇岛、葫芦岛登陆向锦州集结，准备向前推进。在初期，进入东北之部队，除五十二军外，尚有新一军、新六军、十三军，后期又有四十九军、四十三军，总计政府投入东北之国军总数达三十万以上，且均属国军之精锐部队。

另一方面，行营及接收人员撤离长春后，国际舆论一致谴责苏俄违约背信，尤以英美为甚。因而苏俄态度大为转变，希望我们重回东北接收。熊式辉乃于十二月七日自重庆飞返北平，于次日召集中央各部会东北特派员及各省市首长在北大三院开会。他先报告苏俄愿意帮助中国政府在东北树立政权，并巩固其基础，并愿意协助东北交通恢复及经济复苏；继说，我政府为国家百年大计，为拯救东北同胞，决定采取积极态度，希于本年（三十四年）内先行接收沈阳、长春、哈尔滨、大连等四市，其余各省则于三十五年初开始接收。他复谓：大连、哈尔滨、长春三市市长早经派定，惟沈阳市尚未派定，现已由国民政府蒋主席亲自决定，指派水利部东北特派员董文琦兼任，希望四位市长即行准备率领人员飞赴长春，转赴各市接收。当时，我事前毫不知情，乍然听到熊先生的宣布，真是如雷贯耳，无任惶恐。我考虑：第一、我已立志以水利建设为毕生志业，政治实非我所愿；第二、此时苏军尚未撤退，共祸猖獗，任务艰巨，非我能力所及，我必须请辞。当散会时，所有与会人士均来向我道贺，并期望我开接收东北之先声，能顺利成功。我更感诚惶诚恐，深觉责任重大，个人成败事小，国家成败事大，遂即拉行营经济委员会委员王树人兄，一同去见熊先生恳辞。当时熊说：沈阳为东北工业大城、交通总枢，俟苏军撤走后东北行营及保安司令部均移驻沈阳，又将成为政治中心。故政府对市长人选极为慎重，闻你在抗战时对水利建设很有成绩，故委员长亲自选派你来负此重任，你向我辞，我不但不能接受，亦不敢接受，希你从速准备前往接收。在此情形下，我只有不顾艰难，不顾危险，为我多难的国家效忠，为我苦难的乡梓效命。

十二月九日，我接到长春张嘉璈先生转来蒋委员长电报，派我为沈阳市长，并嘱我即往接收。十一日，熊主任又邀集大连市长沈怡（浙江人，曾任交通部次长）、哈尔滨市长杨绰庵（福建省，曾任江西省建设厅长）、长春市长赵君迈（湖南人，曾任衡阳市长）及我四人，商讨有关接收程序及日期，决定赵于二十日飞长春，我与杨于二十三日飞长春。由于大连、哈尔滨、长春三市长早在重庆即已派定，故该三市政府各局长亦均派定，同来接收，不感人手困难。而我来时，仅偕同水利接收人员数人，且均为技术人员，毫无行政经验，放人事安排至感困难，只有尽量留用伪满市府人员，因此我赴沈阳时仅在北平临时请一中学同学蔡家声任秘书随行（蔡为国大代表，在台逝世）。

十二日，蒋委员长自重庆飞来北平巡视，于十六日召见东北特派员及各省市首长，训勉我们要抱着大无畏精神，善尽职责，完成历史任务。张嘉璈先生亦自长春来平谒见委员长，报告在长春交涉情形。此时我仍兼任经委会主任秘书，张先生在平时，我须每天到他住处与他商量各事。有一天，他向我说苏军已答应抚顺煤矿亦可由我方派人接管，嘱我找东北工矿特派员孙越崎来。孙来即向张先生说他在重庆有事，不能去抚顺，并推荐张莘夫去接。我当晚即将此意告莘夫，他说孙害怕不敢去，我们身为东北人不能不去。次日，我偕莘夫往见张先生，商谈甚洽，张即嘱莘夫从速准备，先去长春待命。

张先生于十九日回长春后，我即将主任秘书职务交给张大同，水利特派员职务交崔宗培暂代（崔为美国康乃尔大学水利博士）。当时行营并未发给我办公费，仅以前在长春时领到个人生活费三千元，我利用这些钱在北平买国旗一面、国父遗像一张，并刻沈阳市政府关防一颗。二十三日上午我偕秘书一人，与杨绰庵等同机再度飞赴长春。莘夫原拟与我们同机，后以机位所限，改于次日起程。

（五）接收沈阳的历史时刻

我到长春后，即由军事代表团团长董彦平通知苏军请派联络官，并通知沈阳城防司令予以协助。我于二十四日下午十时，偕同军事代表团团员张培哲、中央银行专员韩立如、俄文翻译马子元及秘书蔡家声等，由苏俄联络官二人陪同，乘长春铁路专车一节赴沈阳。我上车与同来者寒暄后即进入卧房休息。这一夜，万事涌上心头，不知是睡是醒，是喜是忧，又不知如何应付此艰难复杂局面，更不知能否达成所负使命？当经自我淬励，虽万事困难，只要抱定信心，坚守原则，临危不惧，遇事不乱，定能克服一切困难，遂感心地坦然。次晨我出房，见车内有一乡下女子，正感讶异，马子元即向我说，昨夜车过铁岭车站，见两个俄国士兵强拉此女子欲行非礼，被我们救上车来。该女子即向我叩头致谢，她说要到沈阳探亲，我即嘱张培哲（他会说俄语）到沈阳后送她到亲戚处，以免再为俄军抢去。由此证明，苏军不仅在城市横行暴乱，在乡村亦复如此，令人切齿痛恨。

上午七时，车抵沈阳车站，见苏军沈阳城防司令阔夫东率军官十余人在站迎接。我与他们寒暄后，即由司令陪同乘车进住前日本大和旅馆，此时大和旅馆均为俄国军官占据，仅有我一个中国人住在第一号套房，分别卧室与客厅两间。

此时，曾为苏军指派的中共辽宁省主席张学思（张学良异母弟）、沈阳市长焦若愚均被苏军驱至抚顺一带，但共干仍潜伏市内，只是不再公开露面，沈阳市区商店住家均紧闭门户，有如一座死城，但闻枪声此起彼落，不绝于耳，街上来往多为俄国士兵，大和旅馆进出者亦均是俄国军官。这些俄国官兵每天无所事事，日以继夜酗酒作乐，酗酒之后，则到处横行暴虐，奸淫烧杀，诚鬼蜮世界之不如。我到渖之日，中央派在东北之地下工作人员罗大愚（朱家骅系，立法委员，在台逝世）、韩清伦（国大代表，在台逝世）立即化装来大和旅馆见我。他们认为共党大量潜伏市区，安全堪虞，问我是否需要他们暗中派人保护？我当即告诉他们，沈阳既在苏军控制之下，我的安全当然由他们负责，共党当不敢进行暗杀以增加俄方之困扰。如我方自行派人保护，俄人反有借口推卸责任，给他们阴谋暗杀之机会。故只与他们约定随时取得联系的办法。

我于二十五日下午到苏军城防司令部去见阔夫东司令，一则道谢他的迎接与协助，一则与他约定二十七日上午十时到市政府接收，请他以贵宾身分参加观礼，他欣然接受。当时我的想法是要尽量拉住他，万一我被暗杀，则将造成国际事件，当有助于政府解决东北问题，我的牺牲也不致于毫无代价。二十七日上午十时，我携带国旗及国父遗像，偕阔夫东司令一同乘车到市政府。当我踏入大礼堂时，顿感我在数百人站立的行列中竟如鹤立鸡群，这才体会到东北同胞在日本人多年欺压下，营养不良，精神不振，日常又被迫过着低头弯腰的日子，致青年发育严重受损，东北人过去之高大身材，已不多见，殊多感触。当我上台悬挂国父遗像时，台下竟不自禁的啜泣起来。领导全体行礼后，我即席讲话，大意为：「政府派我这个工程师来接收沈阳市，是希望我能将这个破坏的工业城市从速重建起来。今后世界各国都要从破坏进入建设。诸位在家乡十四年，忍辱负重，受尽压迫和凌辱，政府十分了解。我先代表政府向诸位致恳切慰问之意。我们国家在蒋委员长英明领导下，经过八年艰苦抗战，不仅一百余年的不平等条约均被取消，东北、台湾、澎湖等失地均被光复，且已成为世界四大强国之一。我们每个人今后都可抬起头看人，挺起胸走路，不再受外人欺压。我从北平到沈阳来的时候，没带人没带钱也没带枪，只带了一面中华民国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现在就请你们把这面国旗高升在市府大楼上。从现在起沈阳市已重新归入中华民国版图，你们也从现在起都是中华民国沈阳市政府的官员，让我们共同携手来为建设沈阳市而努力！」当我讲话完毕，只听台下哭声汇成一片；我也无法抑止情绪，泪流满面。他们最初受中共恶毒宣传所惑，认为国民政府来接收时，将受汉奸惩治，现在才知道不但不受惩治，反而被嘉勉慰问并全部留用，这种悲喜是一种至情的流露。此时站在一旁的阔夫东目睹此种情形，亦甚为感动。我乃请大家安静一下，续说到：「在我未来之前，沈阳治安是由阔夫东司令维持，我代表沈阳市民向他致谢」，遂请阔上台讲话，他讲了几句祝贺与感动的话即告礼成。

在市府接收仪式完毕后，我即赴沈阳广播电台向市民广播，大意为：「今天上午十时我已由苏军手中正式接收沈阳市，沈阳自那时起已属于中华民国的地方政府，希望市民照常工作，商店开门营业，工厂恢复生产，深望市面逐渐繁荣起来。市府所属各机构工作人员，尽快回到自己岗位，政府决定不究既往，一律按照原职位予以任用。更希望原在警察局服务的员警以及原在军中服务的官兵务必于三天内到警察局报到，俾能有机会为国家服务，如有枪枝的一定要把枪带来，现在国家需要你们，沈阳市更需要你们的力量来维持治安。」这次广播很收效果，三天之内便有警察及军人一万余名到警察局报到，我即把他们编成十个警察大队，分区驻守，负责治安。两个多月后，苏军秘密撤退，将共军暗中引入沈阳四周；苏军认为他们撤离时，共军可以一攻而入，不料这十个警察大队竟能发挥力量，与共军搏战一昼夜，使共军无法肆虐，因而苏军诡计未能得逞，直到国军迅速赶至，共军始四散逃窜，沈阳市得以保全。此后东北各大城市均屡得屡失，唯独沈阳直到东北全面沦陷前，始终屹立不摇，便多赖这一支地方自卫武力之力。我接收沈阳已在日军投降后四个多月，伪满的行政干部及军警人员早已星散，而登高一呼，犹能得到如此良好的效果，则我们若能早上几个月实行此一措施，或其它各省市亦能仿行，中共也不致日益坐大猖獗。

我广播后即将接收经过以电话报告长春张嘉璈先生，他甚为欣慰，于二十八日上午即偕俄文翻译陈家珍等飞来沈阳视察。他看到沈阳能顺利接收，信心大为增加，即令其它省市首长陆续前往接收，并于次日乘火车回长春。此时苏联政策转变，指示东北苏军与我国合作，故苏军城防司令阔夫东很与我合作。我向他要求：（一）拨枪五千枝及子弹若干，备作警察补充之用；（二）沈阳市内治安由政府警察队负责维持，苏军撤至郊外；（三）停止拆迁沈阳兵工厂设备；（四）严禁苏军私入民宅；（五）苏军撤出工厂以便恢复民生工业生产。他均答应照办，并说：「你我均是工程师（阔是学机械的），今后是我们的世界。」当时我以为第一难关业已冲破，至为欣慰，岂知苏俄共党一贯伎俩，明为合作，暗藏祸心。

（六）苏俄司令无理要求

十二月三十日上午十一时，阔夫东突然邀我到俄军司令部，说有要事相商。我即偕俄文秘书车启亮前往，当我进屋一看，除阔夫东外尚有两名副司令与列宁东方语文学校毕业的五、六名年轻特务，气氛与往常来谈迥然不同，深感愕异。列宁东方语文学校是苏俄专门训练侵略亚洲的特务学校，除有华、日、韩、越、马来等语言训练外，每个学生均曾受渗透颠覆的训练。

阔夫东首先说：沈阳市在苏俄协助下，你能顺利接收，并已逐渐恢复秩序开展工作，希望今后中苏在东北展开各种友好合作，现在我们有一件事请市长帮忙。说完便将一张沈阳市七十多个大工厂大建筑清单送到我面前，并说：这些工厂乃是苏俄从日本人手中买来，现在需要中国地方政府签署证明。随即送来一只钢笔，意在逼我立即签字。我一看清单上七十多个工厂及建筑已将铁西区（九一八后日本新开辟的工业区，接收时有工人十二万余，工厂三百六十多个）重要工厂及沈阳市重要大厦均包括在内，如此一来，沈阳工业即被俄人掌握，我们所能掌握者不过一个躯壳而已。当时苏俄对东北工业采取两种手段，对于重工业，俄人视为战利品，要求与我方合营，我们以土地产权为股本，他们以厂房设备为股本；对于轻工业，则诡称向日人购买，由他们自行经营。如此，则东北轻重工业几乎全被苏俄控制，作为其经济侵略的武器。

为了便于叙述，兹对阔夫东与我当年谈判情形，以问答方式摘要追录如下：

阔：这些工厂与建筑是我们以「合法手续」自日人手中买来，请市长以中华民国地方政府首长资格予以签署证明。

董：此事有关中国主权，地方政府无权签署这种文件。

阔：你是中华民国政府所派市长，当然可以代表中华民国政府签字。

董：我可以处理属于沈阳市有关中国人的一般庶政，涉外主权问题实无权处理，尤其外国人在中国买卖敌国财产更无权处理。我记得在战争末期，同盟国家在伦敦开会商讨战后有关敌产处理时，曾决定战后在同盟国家敌产，由所在主权国家接收处理，当时中苏两国均曾与会，根据该项决定，不仅日本人无权卖，俄国人也无权买。

阔：你说的这些我不知道，我只知奉命行事。这些产业是我们从日本人手中买来，按苏联法令规定，须由地方政府证明方才有效，所以请你来此签署证明。

董：现在我们是在中华民国沈阳市谈话，须遵照中华民国法令办理。按照中华民国法令规定，即使在平时外国人向中国人买土地房屋，必须经中央政府同意才有效，何况你们两个外国在中国作敌产买卖行为，更必须获得中国中央政府同意。有违中国法令之事，我决不敢签署，请多原谅。

阔：须获中国政府什么机关同意？

董：这是属于中国行政院所办的内政部与外交部共同协商办理。

阔：现在我只请你暂且代表中国政府签署证明而已，并不要你负任何责任。

董：东北沦陷十四年，我是第一个来接收地方政府的，也就是第一个将中国法令带来沈阳的，我必须遵守中国法令，如擅自签署涉外文件，便违犯了中国法令，我将何以对国家？何以服市民？

阔（脸色遽变，厉声说）：苏联替中国解放满洲，牺牲了十四万人生命，中国人何以如此无情无义？

董（仍心平气和说）：苏联为解放中国东北死伤几十万人，我除诚恳感谢外，其它实在是我职权之外的事，务请原谅。

阔：中国人最善推诿，不肯诚意对待朋友，实有亏中苏友好同盟，我奉命办理此事，今天必须解决，不签字，你今后安全我们将不负责。（他随即将腰间手枪掏出掷于桌上，砰然有声，其它俄人也都随之高声咆哮，意在威吓就范。）

在此千钧一发之际，我即仰头向上陷于沉思，如不签字恐有不幸事件即刻发生，如签字恐遭国人唾骂，终身难以洗清，并忆及在长春，苏俄向我们提出一百五十四个工矿重工业要求与我们合作，此次又假借向日人买得之名掠夺民生工业，如此苏俄在东北既要抽筋又要喝血，使东北经济命脉完全由其控制，我决宁死不屈。正沉思间，忽听车启亮在耳畔轻声说：「市长答应了吧！你是被迫而为，政府不会怪罪你的，否则我们今天可能走不出去。」我即叫他千万不要再讲话，我说什么你就翻译什么好了。

阔（咆哮着说）：你已经想了五分钟，是答应还是不答应？（此时其它俄国年轻特务也随声附和咆哮）

董：我现在理智与感情是在矛盾交战，在感情方面我应当马上签字，因为没有苏俄友邦的协助，我们不会这样快收复东北；但是在理智上我无论如何不能签字，即或签了字，按中国法令规定也是无效，而我一定会受中国法律治罪，你和我虽然只相处几天，却已是很好的朋友，我想你也不愿意我被中国法律惩处吧！

阔（态度转趋缓和）：我看你还是偏重情感，先签了字再去请示政府。

此时已是下午三时，我们自上午十一时开始谈判，到现在已争论了四个小时，其间两个俄国副司令及几个年轻特务有时也软硬兼施，向我施加压力。我想，如此翻来覆去争论下去，不知僵持到何时？不如在坚守原则之下给他们一个下台机会，给我们一脱身机会，并可将此事向政府报告。

因此，我说：今天即或你们将我杀死在此屋内，我也不会签字，你们可于明天上午持此文件到市政府，我可临时签字，但必须请示政府同意后方为有效。他们听我这样说均很高兴，阔夫东乃起立拿出两大盒大白杆俄国香烟、两大瓶伏特卡俄国白酒送给我，这场四小时的谈判始告结束。

我回到大和旅馆时已精疲力竭，但意志仍甚坚强，再经深思熟虑，感到即或临时签字也不能办，以免俄人借口要胁，遂即令秘书蔡家声写一信给阔夫东拒绝明天临时签字，并告知他，我已派人赴长春请示，俟奉指示后再行奉告。接着，我一面派车启亮赴长春报告谈判及处理情形，一面邀罗大愚、韩清伦来大和旅馆，告以与阔夫东谈判经过，以及可能发生之三种情况：（一）俄人将嗾使潜伏的中共分子将我打死；（二）被软禁在大和旅馆，继续威吓，迫我屈服；（三）将我押解回长春。我与他们约定，如有第一、第二两种情况发生，请他们将经过情形报告中央，若第三种情况发生，则由我自行应付。一切安排妥当，当晚即将给阔的信送出。次早我照常到市府办公，幸一路平安，午间接阔复信说他对这种拖延答复深表不满，希能早日决定，以免影响中苏友好邦交。

三十五年元旦，苏军司令部举行庆祝新年酒会，邀我参加。我届时即前往庆祝，双方举杯互祝健康及中苏友好，并在此友好气氛下握手道别。他们前日的狰狞面目与今日的和颜悦色，前后态度如此悬殊，令人不可思议。在一月间，我与阔虽见面多次，但均未提及购产之事。不料，至二月间，阔夫东突然派人来市政府向我说：哈尔滨市长杨绰庵已在同样文件上签字，何以你坚持不可，使我们无法向上级交代？我答说：如哈尔滨市长签字系得到政府同意，我也可以马上签字。我当即以电话向长春询问究竟，据经委会主任秘书张大同告知，哈尔宾杨市长虽在苏俄压迫下签字，但事先未得经委会同意，当然无效。我即将此意函知阔夫东，苏俄知此事不可强为，以后即未再提及。由于此一经验，我以后与阔夫东商谈各项有关问题，皆以诚恳坚定及不屈不挠、不亢不卑的精神来处理，均能获得顺利解决，两人且因此成为好友。

我坚拒苏俄强迫签字出卖工厂事件传至长春后，曾有中央通讯社驻长春记者刘竹舟来电话询问详情，我即将当时经过概要加以说明，他即打电报至重庆总社，发布新闻，因而国内各报，多有登载。一些关心我的亲友因而不胜焦虑，甚至传说我已被俄军杀害。（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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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推动市政建设

我到沈阳一星期后，二弟玉信、三弟玉衡由广播听到我在沈阳，即不顾艰险，自双城来沈阳相会。离别十四年兄弟重逢，不胜悲喜交集。此时双城虽为共军窃据，但对来往行人尚无管制，且铁路均由苏军管理，畅通无阻，因此他们得以来渖。由于他们来渖，我才得知十四年来家乡详情。在我离开家乡时，董家窝棚前后董家，虽不如以前兴盛，尚可维持小康，现在则叔伯辈多已先后逝世，同辈兄弟多为游手好闲，不务正业，致使家道逐渐衰落，无任悲伤。并闻我继母已逝世三年，老一辈仅存婶母及两位姑母与年已九十岁的岳祖父尚健在，更是不胜悲伤。我即遣二弟带钱回家，分赠几位老人家，略尽孝道。我因职务与时局关系，始络未能回家乡看望生者、祭奠死者，尤其未能至父母墓前致祭，于今思之，尤感罪莫大焉。我在日本读书时，曾有一誓愿，如我回国后，在事业上稍有成就时，一定要完成两件事︰第一，在家乡设立一所小型妇产科医院。因我在十一岁时，先母难产逝世，他当时痛苦情形，迄今难忘。那时，乡间妇女生产全凭老一辈之经验代为接生，如遇难产即束手无策，故乡间有一谚语：「女人怕产前产前后，男人怕车前车后」，即因妇女生产占死亡率比例最大。我在日本看见各大乡镇均设有妇产科医院，最小的农村也设有助产士，故日本妇女生产死亡率极低。我为纪念先母，并拯救家乡女生产之痛苦，而有此誓愿。第二，我要在家乡创办一所小学。那时官立小学极少，且均设在大乡镇，一般农家子弟多无力上学，以我读书之痛苦经验来推想，不知有多少贫苦少年，虽有志读书而受家庭环境所限，埋没一生。我为纪念先父，并对家乡贫苦子弟有所掖助，故有此誓愿，惜我两项誓愿，均因时局动乱而未能实现，遗憾终生。

此时，长春、哈尔滨两市已相继接收，吉林省代理主席王宁华（省主席郑道儒因病未至）于一月九日在长春成立省政府，辽北省主席刘翰东于一月十日在四平街成立省政府，松江省主席关吉玉于一月十二日在哈尔滨成立省政府，嫩江省主席彭济群于一月二十四日在齐齐哈尔滨成立省政府，黑龙江省主席韩骏杰、合江省主席吴翰涛均在哈尔滨待命，兴安省主席吴焕章、大连市长沈怡亦在长春待命。同时，国军以自锦州进入新民附近，并有五十二军第二十五师两营于一月十五日进驻沈阳，因苏军尚未撤退，恐生误会，故先安置在铁西工业区。此时苏俄在表面上似乎很友好合作，实际上仍包藏祸心，暗中积极扶植中共扩大叛乱武力，因而一再拖延撤军日期，俟共军力量能与国军相抗时，始行撤退。因而迫使国军与共军在东北展开近三年之战斗，不幸国军由鼎盛而衰退，由衰退而溃败，以致影响了整个国家的命运，言念及此，不胜唏嘘。

经过与苏军司令一场闹剧后，十余天内，一切尚称平静，我每天早上八时到市府工作，至下午六时回大和旅馆。在此期间，我每天分别召见留用之伪满各局科长以上人员、各区长、各警察分局长，与他们研商如何推展市政工作，并以极诚恳态度鼓励他们，要振奋精神，加倍努力，来为沈阳市民服务，他们均极感兴奋。

沈阳在伪满时称为奉天市，人口有二百一十六万余人，市政府组织很大，设有民政，警察、教育、财政、工务、公用、地政、卫生等八局，全市划分为二十个区，每区设有区公所及警察分局，并将全市八百余平方公里的土地，划分为城市与乡村两个区域，乡村生产农畜以供应城市需要，甚为合理。我来接收时，只带秘书蔡家声一人，一切组织及人事依然照旧，故推动工作，很为顺利。

在伪满时，奉天市长地位十分重要，均为伪大臣阶级。第一任市长为日人土肥原贤二，最后一位市长为伪前国务总理郑孝胥之子郑垂，他擅长书法，曾写「力行」两字悬于市长办公室，我接收后仍于保存。

沈阳城市建筑形式，乃由中国古老建筑、西式建筑及日式建筑三种不同风格综合而成。第一种以皇太极所建清故宫为中心，笼罩城内及其附近区域，无论房屋建筑格式、街道景象、商店招牌，均保存中国传统的面目，置身期间，俨如回到北平宣武门外。第二种则为大西门与马路湾等商业区，这是东北人励精图治的表征，大厦林立，道路宽广。当年日本势力在东北根深蒂固的情况下，东北人不甘受异族压榨吸吮，于各方面与之对抗，故积极兴建此一新商业区。第三种系旧南满铁路车站及铁路附属地上日人居住区域，这一带建筑整齐雅观，但各方面气魄不够，与西式钜大建筑相比，实不相称。除上述三区域外，九一八后日人在北宁铁路以南，中长铁路以西开辟了一个新的区域，俗称铁西工业区，其面积较沈阳内城为大，区内工厂林立，街道整齐，有大小工厂三百余家，纵横道路三十多条，且完全符合现代标准，并有双轨电车道与市区相连，因而城内商业区与郊外工业区人与物之交流，多以电车为主，往来称便。

沈阳市在我接收时，人口经已近二百二十余万人，不仅为东北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且为北宁、中长、渖吉、渖安等铁路的总枢纽，并有鞍山钢铁、抚顺煤矿、锦西炼油（日本人所建）、本溪湖焦炭、大石桥镁矿（蕴藏量居世界之冠，亦日本人所开发）环绕四周，工人近二十万，因而构成东北工矿重心，成为我国第一大工业都市。东北沦陷十四年，我是第一个自苏军手中接收沈阳政权，今后动态，中外异常瞩目，因此我必须对苏军妥善应付，对市政尽量开展，以期达成政府之使命及市民之期望。

东北气候在每年十一月至翌年三月为封冻时期，温度经常在摄氏零下二十度左右，白雪盖地，河川结冰，各种土木工程均无法实施，因而各项破坏无法修复，只得先就下列各项展开工作：

（一）从速恢复秩序，以安定社会。

（二）劝导商店营业，以繁荣市面。

（三）辅导民生工业恢复生产，以安定民生。

（四）协助城区与乡村物资交流以稳定物价。

（五）保护水电公用设施使供应无虞。

前项工作，尤其水电交通需得苏军司令阔夫东合作与支持，方可进行。经将此计画与阔夫东洽商，他不但合作，且积极协助，乃得以顺利进行，因而市面逐渐繁荣。我见此情景与初来时，一座死城相去有若霄壤，衷心至感愉快。在此期间使我更感愉快者，尚有两件事情：第一，当国军五十二军两营乘北宁铁路火车于一月十五日下午三时抵达皇姑屯车站时，我与阔夫东同到车站欢迎，看见沈阳市民不分男女老幼自动出来，手执国旗高举挥动，由火车站至铁西区约十里道路两傍列对欢迎，其热烈兴奋之情绪，高度爱国之表现实难以形容。我在此感人场面中不禁潸然泪下，阔夫东亦甚为感动，曾对我说：这才是你们的力量。第二，当国军下车时，我看见他们每人仅背一条毯子，穿一双夹鞋，在此冰天雪地之严寒天气如何能御寒？我回市府即以广播发动市民捐赠棉被棉鞋，送给国军御寒。次日即看到装棉被的大车一辆接一辆送至市府，其中有新婚用的绸缎被、有老年人穿用之新棉鞋，此一感人情景，迄今犹在目前，难以忘怀。东北人民先受日本压迫欺辱十四年，继又受苏军掠夺抢劫达四阅月，好不容易盼到国军，他们认为今后不会再受日俄两大外敌之欺压，可以过着安和乐利、自由幸福的生活，故不惜牺牲，慷慨输将，岂知不到三年，他们又沦入赤色铁幕，其痛苦更甚于外敌之压迫。

（八）张莘夫遇害

此时，我正以兴奋心情，一面督导前述五项已订工作计划，积极进行；一面指导市府各单位，加强便民服务，提高行政效率，以期强化市府功能，满足市民愿望。不料，突闻张莘夫等一行八人由抚顺返沈阳途中被奸匪杀害，予我精神上一大打击，已给我心理上一大刺伤。抚顺煤矿位于沈阳以东五十七公里，地当浑河之南，煤田范围东西长约十六点五公里，南北宽约一点七公里，矿区煤层平均厚约三十六公尺，储藏煤量约九亿五千万公吨，最高年产量达八百九十万公吨。当时东北无论交通、工业及家庭燃料，均需煤孔亟。莘夫于一月七日奉东北经济委员会张主任委员嘉璈之命，率随员牛俊章（俄文翻译）等人由中长路助理理事玛璃陪同，由长春乘火车抵达沈阳。他下车后即来向我说：「玛璃认为现在抚顺治安情况不佳，须他先去与苏军联络后，再通知我前往，请我在沈阳稍候数日。」我很高兴他能在沈阳住几天，许多困难问题可相互研商。我即令俄文秘书车启亮与苏军交涉，在大和旅馆让给他一个房间。他在沈阳等候期间，每晨八时必到我房间与我讨论各项问题。至十四日早上八时许，我们正谈论间，突接张嘉璈自长春来电话谓：「玛璃来电话说：莘夫在沈阳下车，不敢去抚顺，请转告他还是去接。」莘夫在傍听到我们谈论他去抚顺之事，即将电话接过去，向张先生报告在沈阳下车之真相，并气愤地说：「我今天即去抚顺。」我看他情绪很激动，当即劝他不要过于激动，应当平心静气对付这般奸诈诡谲之恶徒，并说必须找到玛璃陪你们去抚顺，绝不可单独前往。至九时许。我们互道珍重，各自分途办事。至下午一时许，他由车站来电话谓，一切准备妥当，即行出发，并请我于次日派人送国旗去；我又提醒他到抚顺如无苏军来接，绝不可下车，必须由他们保护进城，岂知这便是我与莘夫最后一次永别之通话。

自莘夫走后，我实在悬念，因他禀性刚直，勇敢负责，深恐其误中苏俄诡计。次日（十五日）晨，我令警察局戴警长秘密派人赴抚顺侦察，据回报，张莘夫住在矿场招待所，尚无危险。不料下午四时许，王锡畴（莘夫留在沈阳之办事人员）来电话说，刚才接张委员电话告知，苏军对于接收人员之保护，仅能负责至十六日午后二时三十分。我得此消息，除以电话向长春紧急报告外，当即赴苏军司令部请求阔夫东电告抚顺苏军司令妥为保护张莘夫等人安全；阔甚为帮忙，当即打电话，惜因电话故障，未能接通，阔允即派人前往告知此意。翌日，我又去见阔夫东，询问派去抚顺之人的消息，他说抚顺苏军司令已同意保护张先生等人安全，我心稍安。不料十七日早晨，阔派人来告，谓张莘夫等已于昨晚乘车由抚顺返回沈阳，我闻之至感惊疑。抚顺距沈阳不过五十七公里，乘火车不需一小时即可抵达，而迄未见到，知事有变，当即以电话询问抚顺车站，据日籍站长答称：张委员等于十六日下午八时三十分左右乘苏军军用列车返渖。我听后更为焦虑，遂即派人延铁路调查，据调查人回来报告，莘夫等遇害情形如下：

一月十六日午后八时三十分左右，苏军军用列车载张委员及随员徐毓吉、刘元富、张立德、庄公谋、舒士卿、程喜田等七人（据后日报告，牛俊章在上火车时即被共军杀害），与苏军军官士兵及抚顺共军公安局长等多人，向沈阳出发。上车后即由苏军士兵将车门锁闭，午后九时许，车抵抚顺西第一站李石寨车站，突有数十名自称公安部队者强行登车，将张委员等人拉至该处南山乱葬岗上以刀刺死。当时张莘夫以悲愤言词道：「余自九一八事变后即脱身关内，经过十四年挣扎苦斗，才得归还故里，不想于归回故里之际，竟得此结果，于为国家民族甘愿受此厚遇。」

另一年轻人亦慷慨激昂说道：「我是无党无派的人，再沦陷区内苦心研究煤矿技术，日日期待奋勉，以备报效祖国之建设，而今东北光复希望已达，而结果竟是如此，我为了祖国，为了民族，为了开发产业，死而无怨。但愿你们做中国人的，为了民族的生存，冷静的想想，中国今后的命运是在谁的身上？所谓友邦待我们是用什么态度？十四年亡国的眼睛不会看不清楚这个吧！你们良心要记住…….」言犹未已，即被刺倒地，口中尚呼「中国人的良心…」不止。路警庄公谋赤手与公安队搏斗，且曾抢下一支枪，但卒被刺倒，当时附近居民皆闻呼号哀叫之声，惨不忍睹。

根据上述血泪斑斑的报告，莘夫确已被杀，我即将其被害经过向长春报告，同时请求阔夫东司令协助寻找尸体，运回沈阳。阔说，他可以帮忙，惟抚顺苏联驻军非其所属，须得长春苏军总部之命令。我即将此意电告长春军事代表团团长董彦平兄，旋于二月廿七日接董彦平电话，谓以商得苏军总部同意照办。迄三月一日，忽接苏军司令部来电谓以运到男尸一具，请来查验，我即偕外事处长陈士廉前往。待我到后，即由苏军副司令斯列斯基陪同至后院，见一装载棺木之汽车停于院中，棺木周围用黑布包裹，我一跃上车，开棺一看，确是莘夫无疑，他仍穿著与我在平同做的藏青色中山装，当即抚棺恸哭不已。接着，苏军司令邀我进屋办理移交尸体手续，复就原车将尸体运至小南门外关帝庙，从新装殓，厝于正殿。其它七人尸体，据苏军说，已被匪徒火焚，无从寻找。（编者按：关于张莘夫遇害，请参阅本刊第五十卷第一期董先生另一长文「亡友张莘夫四十周年祭」。）

对于这一件事，我个人认为并非出自俄人阴谋，而是中共眼见苏联与国民政府日益友好，各省市相继接收，乃故意制造事端，阴谋嫁祸，以挑拨我政府与苏军之感情，并阻碍省市政权之接收。在此事发生后，闻与张莘夫同车的俄国顾问引咎自杀，可见此事似非出于苏俄之本意。


（九）与共军激战一昼夜

张莘夫等人殉难消息传至重庆，无异一声震撼天地的血钟，果然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苏军既未如约撤军，又纵容共军戕杀我接待人员，制造惨案，遂导致重庆学生的反苏示威大游行，全国各大城市相继响应，群情激昂，舆论沸腾，莫可遏止，因而中苏友好濒破裂。苏俄本拟于六月间撤退东北苏军，此时在中外压力下，不得不提前撤军。此时，沈阳周围苏军开始逐渐向北撤退，但是苏军随撤随交共军接防，因之，沈阳亦逐渐被共军包围。苏俄的阴谋诡计是待其司令部由沈阳撤离，共军即可一举进占沈阳。我接此报告，即向阔夫东司令抗议，他虽矢口否认，但事正凿然，不容否认，我即一面向锦行营、长春张家璈报告，迅谋对策；一面令警察大队严加戒备，并商得军方同意，将驻守铁西区之两营国军改穿警察制服秘密开进市区，俾与警察大队联合作战。至三月十日下午七时，阔夫东司令突然邀我与彭璧生少将（长官部派来沈阳设营）前往司令部谈话。我进屋一看，屋内陈设及沙发地毯均已搬空，知他要走，当即暗示彭先离去，速报锦州长官部调动部队；一面要来酒菜替阔饯行，意在拖延时间。阔说：「我奉命八时离审，但我可延至十时，给你们警备时间。我在沈阳将及半年，不愿看见沈阳再遭涂炭，人民遭受蹂躝，更不愿看见你被俘虏或遇害。我原本奉命不得告知你们撤退时间，但我在情感上不忍如此做。」我见他讲话时情绪很激动，我也很受感动。

我自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接收沈阳至三十五年三月十日，将近两个半月时间与阔来往，虽艰苦备尝，终能以诚恳态度与坚定立场，换得阔夫东的真诚友谊，他能提早告知撤退时间，给我们充分戒备，乃使沈阳得免于难。是晚十时许，我送阔夫东至车站搭车离渖，回程中枪声大起，周围共军即向市区进攻，我们英勇之警察大队遂即与共军展开激烈战斗。我与警察局长戴鸿涛在我宿舍（此时我已迁出大和旅馆，搬至附近日式平房）展开市图，铺在桌上，两人一面研商策略，一面指挥作战。此时，郊区枪声不绝于耳，关心我的朋友和市民不断来电置，请我速离此毫无防备之住宅，以免遭受偷袭，我即答以「必须置诸死地而后生」。经一夜激烈战斗，共军未能得逞。次日十一时许国军数十辆装甲车，由新民之马三家快速冲入市区，共军知难得逞，乃告星散，撤退至附近各县。因而摧毁了苏俄与共军合谋之诡计，沈阳赖以保全，未遭共军破坏与揉躝，亦云幸矣。

其不幸者，辽北省会四平街于苏军撤退后，即为共军攻陷，主席刘翰东、建设厅长李充国、教育厅长白世昌等均被俘。四平街陷落，哈、长震动，合江、黑龙江两省接收人员由哈返长，会同兴安省接收人员飞平，松江、嫩江、哈尔滨及中长铁路接收人员在苏俄保护下，由哈尔滨经海参威乘船转赴上海，由上海赴北平再到沈阳。未几，苏军总司令部亦自长春撤退，中国军事代表团团长董彦平偕团员随行，长春旋即陷落，吉林省代主席王宁华及长春市长赵君迈均被俘。此时东北各大都市除沈阳外，均为共军占据。由此证明，苏俄所谓「协助接收」，只是给予共军茁壮叛乱武力，争取接防时间而已。

（一○）混乱局面下的沈阳市政

国军驻沈阳后，为确保此东北最大都市之安全，军事当局立即展开攻略辽南的军事行动；三月十八日占领辽中，二十一日进入辽阳，二十九日攻克鞍山，四月一日收复海城及营口，二日续占大石桥，发现规模宏大，居世界首位之制镁工厂机器设备均为苏俄拆迁及炸毁。大石桥镁矿储量不仅为世界第一，且超过世界各地储量之和，东北之富，东北之为全国生命线，绝非虚语。

国军扫荡辽南共军，势如破竹，仅十余日辽南即告底定，沈阳已无后顾之忧。国军复以沈阳为中心，再向北、东方向作等距离扫荡，不久，本溪湖、抚顺亦相继收复，沈阳遂与战争气息远离。因而，原在锦州之东北行营、保安司令部，辽宁省政府相继入驻沈阳；东北其它省市首长、中央各部会特派员以及其它机构负责人均各率接收人员先后由平来渖，准备随军接收。此时沈阳党政军显要云集，成为东北政治中心，国内外各报记者亦纷纷来渖，我即成为第一访问对象。我虽与共、俄周旋数月，身心交疲，而仍要振奋精神应付此一纷繁复杂之政治局面。自然，人愈来愈多，是非亦愈来愈多，尤其少数不肖接收人员，强占房舍、强接工厂，甚至甲占乙夺，日有所闻。例如，北宁铁路局在皇姑屯设有一火车头修理制造厂，经济、交通两部接收人员即为此厂之接收权隶属问题发生争执，相持不下。此外，党政军各机关人员大批拥至沈阳，彼此间又无协调，互相争攘，嚣扰不堪，长此以往，不仅予东北人民极恶劣之观感，且将滋生怨恨，给中共挑播离间之机会。我有鉴于此，乃向行营政治、经济两委员会建议成立沈阳市统一接收委员会，由我以市长身分兼主任委员，以中央有关各部会特派员及政、经两会有关处长为委员。此会成立后，首先厘划中央与地方之产权、辽宁省与沈阳市之产权，次即按划分产权重新接管，并规定已接管之工厂，无论属于中央或地方，均须克日设法开工，俾增加生产，供应军民所需。经此规定后，虽争夺之风稍戢，但纷扰之事，仍不断发生，我均以公正态度尽量加以平息，使人民观感得以改变。在此期间，我个人也曾遭污蔑诬陷，衷心深感痛恨。我于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接收沈阳市府时，年关将届，为发放市府千余员工薪资，乃招来市府财政局长研商对策，最后决定将市府存于粮栈之粮食售卖部份以发放员工薪水。按伪满惯例，粮食存于那家粮栈，即以议价方式卖给该栈，我认为此法不妥，遂改由三家以上粮栈比价，以最高价者承购，并嘱局长将比价单存于档案，已备考查。不料此事竟被别有企图之政客借机造谣，攻击我未经法定程序，有图利他人之嫌，天津「民国日报」驻沈阳特派员不明就里，草率拍发电报，刊诸报端。我为此事，特向「民国日报」提出抗议，要求更正，并向中央党部申诉（「民国日报」为党报），由于文件俱在，得以还我清白。由此可见人心之险恶，迄今思之，尤觉怅然。

此时，关内共军全面叛乱，到处破坏交通，因而法币不断贬值，物价持续上涨，东北经济委员会为求安定东北物价，限制使用法币，特由中央银行发行东北流通卷一种，以东北敌伪财产为发行保证。此意虽善，惟在流通卷发行前，东北已有两种货币流行，一为伪满发行之伪币，一为苏俄发行之红军票（约有二十余亿元），政府为免东北人民遭受损失，初期以等值兑换，后期则逐渐降低红军票对流通卷之比值，以期驱逐红军票向共区北流。但苏军撤退后将红军票版面交共军大量印发，不仅在共军窃据区均流通行使，且向我收复地区套取物资，复以东北军政开支庞大，均赖流通卷维持，致使物价不断上涨，人民咸感不满。我为安定民生稳定人心，乃采取各种稳定物价措施，主要者为：（一）建议政府停止兑换红军票，并将已换回之红军票向共区套购物资，实行经济作战；（二）积极扶助生产民生必需品；（三）本地不能生产者向关内购运。惟沈阳用电在伪满及苏军占领期间，均由松花江吉林小丰满即鸭绿江安东水丰洞两大水力发电厂供应，此时两大发电厂均为共军占据，停止向沈阳输电，沈阳用电仅赖抚顺火力发电供应，因而较大工厂尚无法充分生产，其余中小型工厂经派员督导后均已全面开工生产。经采取前项措施后，遂使物价渐趋稳定，我到市场巡视，看见物资充足，内心至为欣慰。

物价既趋稳定，我即集中力量推动市区建设。为鼓励地方人士提供意见，以收集思广益之效，乃在市府内成立市府咨询委员会，延聘地方贤达二十余人为委员，经两天开会研商，决定下列各项工作方针：

（一）恢复学校上课：沈阳各级学校在三十四年八月十九日苏军进占后，即行停课，并有部分校舍遭受破坏，我即指令教育局从速修复，并按教育部规定印发所用教科书。

（二）清除路旁垃圾：冬季寒冷时，各商店住户均烧煤炉御寒，所余煤渣灰即倾倒于门外路傍，溶雪后各街道煤渣与雪混杂，经一冬累积，马路两侧俨如两道堤防陈于路旁，不仅妨碍交通，且有害卫生。

（三）修筑街巷道路：沈阳各街巷多为土路，在冬季降雪冰栋后，即变成平坦道路，至春季雪化则又泥泞不堪，人们行走均至感困难。我在九一八事变前常至沈阳，已深感各街巷泥泞载道，行走维艰，不料事隔十四、五年依然如此，我深觉必须以多年从事工程建设之经验解决此一困难。经调查研究后，决定利用多年堆积如山之废弃煤渣为材料，由各区发动街巷居民，自带锹镐先将街巷两侧高处泥土向中间低漥处填平，即由工务局派压路机压实后，再将煤渣铺上辗实。如此铺压数次，使泥泞难行之道路变成如石子道路一般平坦畅通。总计仅费三个月时间即将全市街巷泥泞道路变成康庄坦途，同时并将全市多年积存煤渣垃圾一并废物利用，予以清除。此一工作颇得沈阳父老及市民之赞扬。

（四）修复主要道路：在伪满时，道路破坏，已无力修补，复以苏军进占后，每日以重车运载物资，更使道路满目疮痍，破坏极钜。

（五）改善环境卫生，加强保甲组织，推行社会教育及实行在职训练等。

上列各项原则，经交由各局照厘定实施计划及进度，逐步推行。我为使各项计划能如期完成，复订定竞赛办法，并每月举行检讨会一次，藉以检讨既往，策励将来，期能发挥最高工作效能。

此时，日本俘虏尚有三万余人在沈阳等待遣送回国，每天且须由市府供应粮食。我即采以工代赈方式，调用他们轮流参加修补道路及清除道路之工作，因而全市破坏之道路及桥梁很快即行修复。在清除路旁垃圾时，发现了千余具苏军尸体，这些尸体想系苏军闯入民宅强奸抢劫时为民众杀害埋于雪堆，俟雪化后尸体暴露，由此一端可知其时苏军纪律败坏已极。苏军未撤前，我曾以此事问过阔夫东司令，他说：「苏联决定进军东北时，预料将遭受日本关东军坚强抵抗，故将西伯利亚集中营内青年囚徒编为军队，用他们打先锋，不料未遭任何抵抗，日本即告投降，所以这批亡命之徒既无训练，又不知军律，我亦无法约束。」清出之苏军尸体，我即令工务局运送浑河边火焚，此为一稍慰人心之事。但另有一伤心故事，则为外交部咨请市政府调查被苏军强奸妇女，列表具备，俾据以向苏联要求赔偿。此事甚难处理，虽经我秘密派人调查，但多数良家妇女均甘愿受害而不愿声张，此乃中国传统道德所致，市政府亦不能勉强，仅在自愿并希望获得赔偿的情况下，约有两千余人填表报告姓名住址、奸淫时间及地点，当即由市政府报送外交部。惟直至沈阳沦陷，迄无下文，使我失信于两千妇女，于今思之，由感遗憾。

我自三十四年十月底离开重庆，瞬即半年，在此期间冒险犯难，坚苦奋斗，我虽不以危险萦系于怀，而对家小仍无限悬念，想他们也一定日夜焦虑，必得早日将他们接来团聚，以解除他们之悬念。惟此时正值重庆各机关返都、义民还乡，水路空交通拥挤不堪，经一再托人，始将一家老少分成两路，由我妻率三子国成、四子国本由重庆搭机直飞北平，次子国仕率长女国蓉、次女国芳由重庆搭机到南京，再转飞北平，惟长子国信正肄业云南大学，未能同行。他们于三十五年四月底先后抵渖，虽仅半年离别，恍如隔世，不禁悲喜交集，触景生情，想起张莘夫妻子将回来与谁团聚？又不胜悲伤。

* * * * * * * * *


（十一）蒋主席伉俪莅沈视察


国军自收复本溪湖后，兼程北进，五月十二日收复铁岭，十四日克复开原，并自关原循中长铁路右侧向四平街共军包抄进攻。此时坚守四平的林彪共军已扩充达十万人左右，我国军也有新一军（孙立人部）、新六军（廖耀湘部）、七十一军（陈明仁部）共约十万之众，并有坦克车、装甲车及各型巨炮参加战斗。共军在四平街附近深沟高垒，亦有日本炮兵俘虏之助，炮火相当旺盛，双方共二十余万人在四平街进行一次大会战。五月十七日国军展开全面攻击，装甲车、坦克车纵横沙场往返冲杀，复以大队飞机低空扫射助战（其时共军尚无空军），致共军伤亡甚重，丧失抵抗能力，国军遂于十九日攻入四平街，四平街战役宣告结束。共军于坚守月余后，亦因伤亡过重而全面崩溃。四平街克复后，东北保安司令杜聿明即刻督率大军追踪共军向北追击，共军无法立足，一路败退，恰如与国军一前一役向松花江畔赛跑，所谓「追奔逐北」四字，正是描写当时吉长战役最好的词句。国军于二十三自光复长春、九台，二十四日克复吉林、小丰满，二十五日占领农安各地，二十六日攻克松花江畔之德惠，并越过松花江占领陶赖昭桥头堡，继续向哈尔滨推进。总计此役共光复七千余个有名城镇，广及辽北省及吉林省大部地区。此时渡过松花江向哈尔滨逃窜之共军残部，仅余四万余人，倘我军继续跟踪追击，哈尔滨等地之光复当在指顾之间。后据北部来人报告，斯时共军已开始由哈尔滨向佳木斯撤退，不幸正当此紧要关头，美国特使马尔惑于中共要求，再三请求国民政府下令东北区停战，一着之差，竟使一败涂地之共军，得喘息而从容坐大。当时国军如能将哈尔滨占领，并控制其附近地区，则共军所能立足地区，均是人烟稀少、资源匮乏的不毛之地，绝无法供养庞大部队，即或能得苏俄供应武器，亦无法于一年内扩充为五十万实力强大之部队，国军在东北亦不致迅速由强转弱，白山黑水间之局势，更不致骤然逆转，整个戡乱战史自当另写了。

自国军攻抵松花江畔后，政府于三十五年六月六自在马歇尔再三请求下忍痛颁布停战令，国军在东北各地即遵令停战。当时国军控制地区，虽仅占东北土地面积三分之一，却都是人烟稠密资源富庶之地，工业交通亦甚发达。以沈阳为中心，工业如抚顺煤矿、鞍山钢厂、本溪炼焦厂、锦西炼油厂等重工业均先后接收开工；交通如北宁、渖吉、安奉等铁路均先后修

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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