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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防治SARS专项资金 遭挪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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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k
加入时间: 2004/04/02
文章: 2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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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dck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广州防治SARS专项资金 遭挪用,
审计局去年查处重大违规收缴入库达7.2亿元: 广州查出并收缴去年违规使用的各项资金金额超过7亿元。10
日，广州市审计局局长郑锡雄向市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作《关於广州市2003年市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
支情况的审计工作报告》（下简称《报告》）时，透露了这些情况。《报告》认为在资金使用的七个方面仍存在一些
不容忽视的问题。
由於美军阵亡者超过一千人，国内反战的情绪酝酿升高，自然便出现了「及早撤军」的呼声。但两位候选人都反对
这个想法。
布希出兵攻伊的理由是根据「谎言」。更难的是争取国际支援，法、德和巴基斯坦表明，无论谁当选都不会出兵。
已经参加国际部队的叁十个国家，国内民意几乎都对伊拉克战争毫不热心。连英国民间也要求布莱尔首相，明年1月
伊国选举之後，英军就应回国。
由以上分析看来，无论那一位候选人获胜，伊拉克的未来都是美国的世纪性难题。这真所谓，「美国应悔先动武，
碧海青天夜夜心」。
牟传珩：守志
两度冤狱志未已
三年徒刑任由之
千烧百冶生真识
奋笔依然守良知
「官商勾结」苏州领导夫人参与诈骗一亿四？
(亚洲时报万三 撰文 摄影)据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调查分析，在销售塔陵狂热的时期，苏州及其他地区塔陵在沪吸纳资金在10亿元人民币以上，而江苏以及浙江两地涉及的资金也已超过了6亿元。众多投资者仍在为挽回损失不停奔波。8年来，游行上访，堵住各级政府大门的事件已经成百上千。上海多名怀疑被骗者向亚洲时报在线哭诉了有关的内幕。
上访群众在漂亮的苏州民政局大楼喊口号
苏州民政厅和苏州物价局关于塔陵合法销售的批示
「塔陵其实就是政府行为」
上海市民丁俊（化名）说，1996年前后，塔陵在苏州等地悄然兴起。当时塔陵交易在上海几乎成风。各家陵园纷纷在主要媒体上刊登广告，宣传自已的产品。以西华塔陵园为例，当时先后两次在上海官方媒体《解放日报》上刊登苏州政府有关部门的公告，公告的大意是说：该陵园主体建筑西华塔已于1996年7月26日完成结构封顶，年底可竣工交付使用。除广告、公告外，各家塔陵在上海设立办事处，开通接送直达班车，用来接待上海市民前往塔陵参观。
「没有人能够抵挡那种诱惑。」1996年11月4日，丁俊第一次忍不住「下水」，与当时的苏州吴县市（现吴中区，下同）西华塔陵园签订了一份塔位永久使用权购置合同书。根据合同约定，丁以每个塔位3492元人民币价格，购买西华塔陵园塔位1只。而据丁回忆，从1996年下半年至1997年底，他共花了26万多元人民币，购买了类似塔位多达127个。
丁俊说：「真正吸引人的是投资塔陵高额的回报率和当地政府的参与」。 「他们给我的利息回报达到了35%－40%。」
当时没有谁怀疑他们是「骗子」，因为28个塔陵中全部由政府机关和国营企业和对方合作经营。比如1994年6月推出（以在上海设办事处时间为准，下同）的新民塔陵，是由苏州市殡葬管理所、国营苏州新民公墓以及美国麦克林集团公司合作经营，该公司骗款2亿元；又例如1995年12月月推出的西华塔陵，是由苏州吴县市民政局、镇湖镇人民政府、瑞光房地产公司合作经营，后涉及吸款1.8亿元。
再例如1996年6月推出的万国塔陵，是由吴县市民政局殡葬服务公司，东渚乡人民政府，香港光大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合作经营的，涉及民众款项1.2亿元人民币；而1996年7月推出的名流塔陵，则由吴县市殡葬管理所，吴县西山房地产开发公司，加拿大时代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合作经营，涉及款项5700万人民币。
其他类似的例子还有：1996年11月推出的长云塔陵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民福公益服务公司，苏州民政局民福公司和苏州昆山市锦溪镇人民政府合作经营的，后涉及民众款项8200万人民币。这个塔陵和名流塔陵一直被外界一些人认为是某国家领导人的夫人以及现任中央领导所参股的。因为该两个塔陵在开业和做广告的时候，一直利用某位国家领导的头像（按照中国广告法，是不容许利用国家领导人形象和声音做广告的）。被骗的群众一直认为：「如果没有这么个强硬的政治后台，他们敢这么做吗？」
另外，涉及骗案疑云的公司还有：1996年12月推出的宝塔（凤凰）塔陵是由吴县市民政局，国营凤凰公墓，加拿大商业集团（先期）、香港冠龙集团有限公司（后期）合作经营的，该项目涉及群众款项约8000万元人民币。至于1997年5月推出的常州茅山塔陵是由常州薛埠镇人民政府，国营金坛公墓，常州金牛电子公司合作经营的，涉及公众款项约8000万元人民币。
中国民政部对苏州名流塔陵的批覆中已经明确规定：「待陵园各项服务设施竣工后，再报我部验收，方可对外营业。」但是，陵园还在施工的时候的1995年的9月12日，吴县市物价局就批准其对外发售墓穴，并核准了价格。1996年7月25日，吴县市民政局在上海《新闻报》刊出公告称，名流、万国、西华和宝塔塔陵公司目前都在建设中，经上级有关部门批准可以预定穴位。
上海的受害者都认为，苏州原吴县民政局作为塔陵的行政管理机构，不但没有对塔陵管理力，而且还和骗子沆瀣一气地欺骗误导上海市民。他们指称政府当局是「几个塔陵公司的最大帮凶」。
更让老百姓疑惑的是，这些塔陵在进入上海等地设立办事处和直销处之前，全部由江苏省人民政府有关部门通过上海市人民政府的有关部门批准设立的。苏州真山塔陵和长云塔陵（民政部所有）的办事处竟然设在上海市人民政府大礼堂的2楼内，无锡灵山塔陵的在无锡市区的办事处设在无锡中级人民法院的大院内， 常州茅山塔陵在常州市区的办事处设在常州市总工会大楼的6楼。
6万元就换来几张塔位永久使用权证
77岁老人叶海霞女士和68岁的张平云老先生表示：「如果当时的某市政府的黄领导没有干系，怎么会同意这几个塔陵进入上海市政府销售？如果我们不是看中的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所谓信誉我们怎么会把自己的棺材本都拿了出来而导致我们老无所养？」从1994年开始，苏州和江苏的报纸一直刊登「中国殡葬改革势在必行」类的文章。1997年江苏省原省委书记陈焕友亲自批示和签发文件，同意苏州作为殡葬改革试点。1997年6月5日，民政部在北京召开全国第三次殡葬工作会议。部长、司长们都出席会议，中国国务委员李贵鲜出席做重要讲话。会上还介绍推广了「西华」塔陵的经验，并且在该塔陵开了现场会。
另外，不讲道义和良心的数百家报纸和电视台、电台，只要对方给广告费、红包、软文费，马上对塔陵进行歌功颂德甚至黑白颠倒说假话空话。1994年－1997年间，单上到中央媒体，下到江苏、上海、香港的地方报纸，就为塔陵捉刀120余次。这些不良媒体的狂轰烂炸式的报道，进一步将老百姓拉进了圈套。
叶海霞女士和张平云老先生指出：「所以说我们就是被国家领导人的光环和中国民政部的金字招牌以及不良媒体给蒙骗的！另外，新民塔陵，万国塔陵，名流塔陵的老板曾经是被抓过，不过现在大多放了，而钱是一分钱没退出来。另外，中国民政部办的苏州昆山长云塔陵也骗了我们8000多万，为什么没有人被抓？难道真的是他们的后台通天？！」
F1中国站赔本赚吆喝 50亿投资怎么才能赚回来？
来源：北京晨报 【 来源：中新网 作者：刘晓星 编辑：孙韬 】 2004-9-27 9:35:30
上海市政府建设赛车场投资26亿元人民币；每年F-1世锦赛申办费1.66亿元，此后7年共计11.62亿元；每年电视转播权购买费1.5亿元，8年共计12亿元。此8年间三项总投资近50亿元，也就是说平均每年回收额需达到并超过6.25亿元，才能收回成本。
而根据规则，F-1赛事的大部分收益并不能归主办方所有。郁知非算了一笔账，根据与F-1管理公司签订的合约，F-1上海站的各项经营收入中，只有门票收入和电视冠名归中方经营者所有，另外加上一些外围的户外广告收入，而其他所有的经营权都握在FIA手中。这其中包括F-1的核心利益：场地广告、电视转播权以及相关产品的开发权。
本站比赛，由于郁知非将斥巨资买下的电视转播权以资源互换方式免费转让给中央电视台，因此除了号称3亿元的票房，包括中石化每年8800万元的冠名费在内的广告收入成为主要收益。但与庞大的投资相比，这毕竟只是杯水车薪。“F-1已经开始销售它的产品了，但授权经营的是另一家企业，这是很大的一笔进账，尽管我们没有获得代理权，但好在我们最终还是拿到了这家公司的一部分股份，至少我们可以分得一杯羹。另外，场内的广告我们跟F-1进行了多次交涉，也只拿了些他们不做的部分，尽管那只是非常小的一部分。”郁知非如是说。
看来从比赛中能交“份儿钱”就不易，在与FIA首个7年合同里想收回投资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难道举办F-1就是赔本赚吆喝？
尽管表面上好像F-1并不挣钱，不过郁知非称：“承办F-1赛事绝不是靠门票和赛事本身赚钱。”实际上这个跟奥运会的整个运作非常相似，它的收益应该要从三个层次来获得。第一个层次就是赛事期间的即时获益，第二个就是赛后以及其他时间的相关活动获益，第三个可能就是从长远来看，建立这个品牌的文化，靠它的相关产品，像它提到的还要建专卖店，因此它的收益很难说只用三天来衡量。
首先，除了F-1中国站，上海市从今年起还包揽了数项大型国际赛事的主办权，包括上海V8超级汽车场地赛、米其林必比登挑战赛等，这些比赛使上海国际赛车场得到了充分利用。其次，上海赛车场公司已经出面组织了全国赛车场资源协调委员会，并把中国的赛车场资源统一归到自己旗下，这无形中为公司开辟了一条新的财路。而与F-1相关的纪念品市场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大宝藏”：一顶F-1的帽子要价300元左右，一件F-1T恤的市场价格在600元左右，而与之相关的F-1烟灰缸、笔筒、钥匙链等产品也都有着不菲的身价。“F-1比赛一年中只有3天，那其他362天干什么？我们要建立一个经济娱乐圈，让人们一年当中都可以从这里找到乐趣。”这是郁知非的经营理念。
从政府的角度讲，兴办上海国际赛车场并不是为了在中国普及汽车运动，而是通过赛事带动上海及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以上海本地特点来说，其国际影响力主要是通过举办大型国际赛事、展览会、商贸洽谈会等方式来加以提高的。据保守估计，今年的F-1吸引了二十万名国内外游客来到上海，并在这里消费数十亿元人民币，这也是一笔巨大的财富，进而带动整个上海的发展。
而从长远的经济效益来看，赛车运动对汽车消费的拉动作用也将显现。此外，上海已经在本站比赛期间举办了上海旅游节、国际轮胎博览会等一系列相关活动，都收到了不错的效果。“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创意，能做的，我们都已经在做了。”郁知非强调说。
With a Raceway, China Motors Toward the Modern Age
http://www.nytimes.com/2004/09/26/international/asia/26shanghai.html
Big Red Ferrari Wins in Land of Little Red Book
Glitzy Grand Prix Symbolizes China's Embrace of Wealth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articles/A52075-2004Sep26.html
奢华阶层的新口味 从F1看中国人财富
http://info.news.hc360.com/html/001/002/003/001/74442.htm
It wasn't all plain sailing in China
Chinese unhappy with cost of F1
http://rds.yahoo.com/S=53720272/K=yu+zhifei/v=2/SID=w/l=NSR/R=4/SIG=12a6oh70f/*-http%3A//www.pitpass.com/fes_php/pitpass_news_item.php?fes_art_id=22469
上海国际赛车场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郁知非是陈良宇的亲信：花了三倍的费用购买F1举办权
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会见法国总统
上海购买F1代价过高 购买举办权费用是欧洲3倍
2004-09-28 08:06:21 来源: 国际金融报
与欧洲各站比赛相比，上海几乎付出了三倍的费用购买举办权；如果不是从赛事本身着眼，而是从F1对上海乃至整个中国的影响来看，每年花3000万美元购买举办权并不算高
F1（一级方程式赛车比赛）上周末第一次登陆中国，并于9月26日产生了F1上海站处女赛的第一位冠军。比赛热闹非凡，各方均表满意。但也有国际赛车传媒界人士认为，上海为举办这一站比赛付出了比较高昂的代价，尤其是在购买举办权的费用上，比其他十几站比赛都要高出很多。
根据颇有影响的英国《F1商业》杂志最新刊登的数据，上海购买举办权费用每年高达3000万美元，但与上海一样在今年第一次举办F1的巴林却只付出了1800万美元购买举办权。在亚洲举行的其他两站比赛中，日本铃鹿站的举办权费用只有950万美元，马来西亚雪邦站的费用为1500万美元，都比上海低。欧美地区各个F1分站赛的举办权费用都只在1000万美元左右，有的分站甚至不需要购买举办权，如摩纳哥站和意大利蒙扎站。
《F1商业》的资深记者马克·卡特勒近日对新华社记者说，如果与其他分站相比，上海购买举办权的费用明显过高，“与欧洲各站比赛相比，上海几乎付出了三倍的费用购买举办权，有点不可思议。”
负责向各分站组委会出售举办权的机构是拥有F1商业开发权的FOA（F1管理公司）。该公司老板伯尼·埃克莱斯通实际上非常需要中国这个人口众多、潜力巨大的市场，因为很多F1车队的赞助商对中国市场心仪已久；而且，F1在传统基地欧洲已遇到诸多限制，包括面对烟草广告的禁令等，需要在欧洲以外寻找出口。埃克莱斯通还曾向新华社记者表露了想在中国第二个城市举办F1的想法。
卡特勒认为，上海本可以充分利用这一背景作为谈判的筹码，将举办权费用降低。但是据他了解，中方只是简单询问了购买举办权的费用，在埃克莱斯通开价后，中方并未讨价还价就接受了，从而创造了F1历史上购买举办权的最高价位。
据了解，除了每年向FOA交纳高昂的举办费外（直到2010年），上海还以每年约2000万美元的价格向FOA购买赛事转播权，这意味着上海就这两项费用每年就要支出约5000万美元。而组委会从赛事本身获得收入的主要渠道是门票，虽然上海站比赛门票早早售空，但是合计3000多万美元的门票收入并不能完全抵亏。
为让F1落户中国，上海投入巨大，但是卡特勒强调，如果不是从赛事本身着眼，而是从F1对上海乃至整个中国的影响来看，每年花3000万美元购买举办权并不算高。他认为，F1将能大大促进上海的旅游业，并能带动上海以及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从这个角度看，上海是做了一笔好买卖。”
上海F1组委会负责人毛小涵也在接受《F1商业》杂志的采访时认为，每年花3000万美元购买举办权并未吃亏。他说：“我认为完全是物有所值，因为F1已对上海和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了积极影响。”
卡特勒指出，不仅是上海，其他站比赛都很难从比赛本身赢利，因为FOA占据了赛事经营收入的大头，组委会赢利的空间已很小，但是很多国家的城市依然愿意投巨资举办F1，主要是因为本国政府希望借助F1促进旅游等服务产业的发展。“他们对F1举办成本并不介意，因为他们相信可以在别的方面得到回报，”卡特勒说，“F1还能促进上海乃至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记者 刘广）
江泽民的祖母之谜----江上青的生母范氏不是江泽民的祖母！
江泽民的祖母是谁？没有人知道。按理说，这位江老太太人品应该不会太差，至少是劳苦功高品德贤良—她是爱国绅士江石溪的夫人、革命烈士江上青的母亲、国家元首江泽民的祖母。只要她老人家没有什么劣迹，江泽民加以美化也是情有可原的--因为缅怀祖母和母亲乃是中国人特有的恋母情结，也是政治家美化自己家族的必然内容。江泽民这个大才子兼大戏子，至少应该美言几句慈祥温厚之类的套话，才算是个孝顺的孙子。然而，江泽民却绝口不提，留下了“祖母之谜”。
且看《江上青年表》的有关记载：
1911年4月10日出生于扬州江都县仙女镇上的一个中医、职员家庭，兄弟姐妹中排行第六。父亲江石溪为其取名江世侯。
1915年江石溪受聘为南通大达轮船公司协理，举家迁至扬州东关田家巷。
1927年7月偕七弟江世伯到南通长兄江世俊（号冠千）处游玩，参加了南通中学招生考试。
1931年2月……被父亲接到南通养病。
1933年9月父亲病故。
1934年8月受友人之邀，到东海民众教育馆做研究辅导工作。
1934年9月由母亲范氏作主，与姑丈朱右村外甥女王者兰订婚。
1935年2月返回东海，接母亲同行。
1935年3月母亲生病，常为无钱医治着急。
1935年7月辞去东海民众教育馆职务，奉母同回扬州。
1935年9月与王者兰举行婚礼。
1936年7月生长女江泽玲。
1938年3月生次女江泽慧。
1939年7月下旬路经泗县小湾村时，遭到地主武装袭击，壮烈牺牲，时年28岁。
1939年秋长兄江世俊、长嫂吴月卿手足情深，将次子泽民继承上青为子。吴月卿陪伴王者兰由管镇邮差欧晓甫带路到崔集扫墓。王者兰赋诗明志，誓育遗孤。
可见：
江石溪很是富有，在江都扬州南通三个城市都有房产。他做了十八年（1915-1933）的大达轮船公司的协理。大达轮船公司先由张謇创办后由杜月笙接掌，长期垄断上海南通扬州航线，在航运史上的地位早于卢作孚的民生轮船公司。
江上青的母亲范氏，在江石溪死后穷困潦倒无钱治病，陪伴照顾他的是江上青而不是江泽民的父亲江世俊。
细思之下就奇怪了。江石溪是南通大达轮船公司的协理，为何既“迁至扬州”又住在南通？这位江门范氏老太太，为何一直由江上青照顾而不与长房大儿子大孙子同住，难道江世俊江泽民这一家不孝？为何富绅之家的老太太无钱治病颠沛流离？为何江泽民始终没有回忆这位祖母？为何不见江泽民13岁以前在扬州生活的故事？1939年江上青死的时候范氏还活着，此时江泽民已经十三岁，应该记得很多祖母的故事呵！
这个“祖母之谜”的答案只有一个：江上青的生母范氏老太太不是江泽民的祖母！
江石溪作为富绅，有两个老婆。大奶奶生了江世俊，二奶奶范氏生了江上青。江石溪进了大达轮船公司发财了，带着大奶奶及其所生子女一直居住在南通，江泽民1926年出生并且成长在南通。江石溪出钱在扬州买房，给二奶奶范氏及其儿子江世侯江世伯居住。江石溪死后，大奶奶带着江世俊江泽民这一家独占家产，生活奢华（江泽民可以上大学弹钢琴）；二奶奶范氏则是断了经济来源穷困潦倒，偏房庶出的儿子江上青则仇视以江世俊江泽民为代表的江氏家族，进而仇视社会参加共产党以致丧命。
1939年7月下旬，江上青亡于小湾村，时年28岁。其妻王者兰得到凶讯去“奔丧”。如果由家族会议决定江泽民承嗣给江上青，那么13岁的江泽民应该同去，途中帮助婶婶照顾三岁一岁的妹妹，按照礼俗在江上青的墓前扮演“孝子”，应该给江上青的战友汪道涵张爱萍张劲夫等人留下深刻印象。可是，这些元老以及江泽民本人都没有谈起过。可见，江泽民不曾去奔丧吊孝，因为江泽民不曾承嗣给江上青。
试想一下，大奶奶的孙子江泽民怎么可能承嗣给二奶奶范氏的儿子江上青？汪伪官僚江世俊的儿子江泽民怎么可能承嗣给乱党暴徒江上青？
二奶奶的儿子江上青离家出走，从根子上说是大奶奶所逼。也就是说，江石溪的大奶奶及其子孙江世俊江泽民这一家，恰恰是江上青的仇敌！
乔石与江泽民是同时代的人，解放前的履历清清楚楚：1940--1945年，任上海南方中学、光华附中地下党支部委员、书记，上海地下党中学区委干事，……1945--1949年任上海地下党学委中学区委组织委员、中学分委副书记兼组织委员，上海同济大学地下党总支部书记，上海地下党学委总交通，上海地下党新市区委副书记，上海市北一区学委书记。
如果江泽民在1939年承嗣给江上青，那么应该在1940-1949之间“继承先烈遗志”，轰轰烈烈清清楚楚的干些事情。可是江泽民谈到这十年间的事情只有一句话“1943年参加地下党”，既说不出哪一级组织，也没有哪位战友出面吹嘘他的“革命业迹”。
因为在1949年以前，江泽民既不曾与二奶奶范氏也不曾与婶婶王者兰共同生活，所以他回忆不出关于“祖母”和“母亲”的光辉事迹，更说不出如何与她们“共度父亲死后的苦难岁月”。只是到了1949年以后共产党胜利的大局已定，江泽民灵机一动追求寡婶王者兰的娘家侄女王冶坪并于1949年底结婚。王者兰再让他去投靠江上青的战友汪道涵，自称是“烈士养子”。江泽民的“第三代”身份问题只有王者兰具有权威，王者兰死后的权威就是王冶坪。所以，不可一世的“第三代核心”，原来是个吃软饭的家伙！
苦难的华夏历史造就了共产党根子上的“假、恶、暴”，也造就了毛泽东邓小平死后的平庸时代。坐江山的共产党人为了保住一条富贵船，就要选择一个最具备“假、恶、暴”特性的人作为领袖，不惜把汉奸儿子说成是烈士儿子，不惜把戏子小丑捧为历史伟人。江泽民的身份历史思想权威不是真实的而是虚假的，他跳过龙门就只知作恶而不知行善，作为独裁者他只会残暴而不会容忍让。江泽民不愧是共产党的“三个代表”—“假的代表、恶的代表、暴的代表”。
“匹夫无罪，怀璧其罪”。一切宣扬“真善忍”的思想，都触犯了江泽民的“假恶暴”，都要被他运用国家政权予以残酷镇压。江泽民及其同党为了掩盖自己的“假、恶、暴”，就要大肆镇压“真、善、忍”。普通的共产党官僚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也就故作不见。
一部浩繁的中国历史，有多少荒唐暴戾的儿皇帝混迹其中，享受“德宗”“惠帝”之类的美名谥号？历代帝王庙之中，有多少杀人如麻的君主，永远占据着汗青的席位？虽然他们生前没有受到审判，但是他们的子孙，又有谁能逃脱轮回报应？毛泽东的儿子刘少奇的儿子邓小平的儿子，结局如何？江泽民作为一个历史过客将要完全退出政治舞台了，我们也希望他能安详地寿终正寝，以便他在有生之年有所忏悔，最终给他的家人留条后路。
赖锦东关于黄金秋被无罪重判的抗议书
抗议人：赖锦东，男，1968年生，身份证号：441402680119071
通讯处：广东省深圳市坪环工业城八巷五号301,邮编：518118
Email:[email protected]
事由：
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4年9月27日无罪重判网论家、作家兼记者黄金秋有期徒刑十二年。对此，本人认为常州中院行为悖逆法理、践踏人权、蔑视民意，是执法者赤裸裸地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神圣司法尊严的公然挑衅。常州中院行为有重蹈文革无法无天、篡权乱国之虞，其自掘坟墓行径，是真正的颠覆国家政权。为此，本人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一员，依宪法赋予权利具呈本抗议书，旨在彰显法律森严，维护基本人权，确保良善正义，以使枉法横恶者知戒，祸国害民者知儆。
综述如下：
其一、法理上不通
宪法明文规定，公民有言论、集会、出版、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宪法同时载明，公民有监督政府及对政府提出批评、建议的权利。温家宝总理在2004年3月5日的人大会议上发言时特别指出，政府的权力是人民给的，政府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相信大家对以上宪法精神耳熟能详。黄金秋的所言所行完全合符上述宪法赋予的权利，黄金秋和平行使自已的公民权利于国于民无害，这与常州中院判决书所称的「组织、实施、颠覆我国国家政权」之论风马牛不相及。如果公民和平行使宪法赋予的权利就会颠覆国家政权，则宪法岂不成了国家政权稳定的罪魁祸首？
如果有颠覆嫌疑，则黄金秋的良知正义颠覆的是国家政权中的腐败、反动分子，或者说，颠覆的是国家政权中的离心离德的非法伪政权。黄金秋如此高风亮节，何罪之有？黄金秋所期望的是我国国家政权的健康正常化，这可从黄金秋所表达的爱国忧民文章中充分体现。
由此观之，黄金秋的所言所行恰恰是在维护我国人民民主合法政权，此国之庆、民之幸，当属可敬可嘉！民主合法政府理当重视肯定，国家应予保护支持。
其二、践踏人权，违反了《联合国人权宣言》第一十九条
中国已签署并加入了联合国人权公约。黄金秋的行为若发生在欧美国家，断不会遭无罪重判厄运，因为有联合国人权精神保护。《丑陋的美国人》作者被美国政府奉为座上宾，美国国家政权并没有因为政治异见而颠覆，反倒愈加健全稳固。常州中院的行为，不是因为联合国人权精神变了，而是因为常州中院恣意妄为，赎职裁决。无视联合国人权公约，等于是在以国际人权为敌，向联合国开战，等于是在拿中国国家信用承诺如儿戏。常州中院举措严重失当，明目张胆在拆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台，这才是真正实施颠覆国家政权！
其三、事理上荒谬
黄金秋一介书生，仗义执言，良知未泯，只是胆识过人，勇挑时代重担，敢于向社会中的阴暗面冲刺。常州中院的为所欲为、助纣为虐成为反动黑邦分子的保护伞。反动黑邦分子难道不是真正的颠覆国家政权的暴徒吗？
况且，黄金秋手中无一枪一弹，唯拳拳爱国忧民之心。黄金秋也像我们大家一样，是由碳、氢、氧、氮等基本元素组成的有思想的生命体，不是原子弹，怎么会爆炸伤害社会、危及国家政权呢？国家政权是否被颠覆，根本在于国家政权是否得民心，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一个得民心的政权坚如磐石，磐石又何惧一个小小的蚂蚁在上面走动呢？一个十三亿人民所拥护的国家政权，一个小小的黄金秋又能掀起甚么惊涛骇浪呢？常州中院竟然拿普通公民黄金秋与一个有近7000万党徒的大国政权的安危相提并论、混为一谈，实危言耸听，草木皆兵，荒唐地贬低、蔑视我国国家政权的强大，暗中是在对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政府的极端否定与无情讽刺。常州中院意欲何为？看来是想长资本主义国家志气而灭社会主义国家威风。
其四、无罪重判不得民心，影响安定
获悉黄金秋审判结果后，我以不同方式调查询问了各阶层人士，计约70人。其中有律师、教师、工程师、普通市民、工人、农民及高中学生，当他（她）们得知事情真相后，几乎一致认为，重判黄金秋极不合理。一位曾在1968年因言获罪而坐过十年牢的66岁退体老师古凡夫（笔名）更气愤无比，骂道：「难道文革还没有结束吗？」
如果认为我的调查缺乏说服力的话，国家有关部门可将黄金秋被审情况公诸于世，如可在人民网、新华网等设调查专栏，探听民意。常州中院真合法入理，出于保障国家政权、维护民人利益的话，必定底气十足，敢于接受媒体考量，不用偷偷摸摸，做贼心虚。
江泽民在谈到20世纪90年代一些长期执政的党失去政权教训时说：「一个政权也好，一个政党也好，其前途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不能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必然垮台」。从江泽民的睿智卓见可知，国家政权的颠覆与否决定于民心向背而绝非某个公民个人的一言一行。当年盛唐时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太平盛世得益于唐太宗对异议人士魏征们的思想自由、直言不讳的容纳肯定，而不是打击压制。
常州中院对黄金秋无罪重判，分明是仗势欺良，恃权横行，对人民以恶相待，必将使政府尽失民心，制造动乱。常州中院劣行有灭中国司法系统之威严，有损国家政府形象之光辉，也是对江泽民先生上述思想的叫板挑战，或者等于重重地掴了江泽民一记耳光，真大逆不道，猖狂至极。究竟是谁在颠覆国家政权呢？该予以惩处的是精忠爱国者还是乱臣贼子呢？
其五、剥夺公民合法权利，重蹈文革覆辙
当年，中央显要刘少奇、彭得怀，《人民日报》总编邓拓、作家老舍、杨塑、田汉、赵树里，元帅贺龙、副总理陶涛、农业部长廖鲁言、煤炭工业部长张霖之及张志新、林昭、王申酉、武文俊等等正直良善因言获罪惨遭迫害，那时的反革命都已一一平反，这些所谓的反革命现已成为中国历史英雄。事实证明，真正的反革命，真正颠覆国家政权者是当时的专制审判官。几十年过去了，今天，我们号称是中国历史上人权最好的时期，常州中院悍然倒行逆施，依然像文革一样因言定罪，挟黄金秋案件为中国人权事业抹黑。这不是在重蹈文革之覆辙吗？这不是让国家政权背上国际骂名吗？这于国于民何益之有？常州中院实在是贼喊促贼，自已在颠覆国家政权却欲嫁祸于黄金秋，居心险恶，恬不知耻！妄图复辟文革独裁政制，乃旧恶重演，企图置中华民族于万劫不复境地，实荒谬绝伦，可笑可悲之极！
据于上述理由，本人对常州中院无罪重判黄金秋一案表示最强烈抗议！
为了共和国的法律尊严，为了共和国人民的利益，也为了共和国政权的健康稳定，为了胡温依法治国的民主宪政，我殷切期望中国司法部门查清事实，有法必依，确保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得以实现。同时，恳请全国人大、上级司法部门对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涉嫌赎职枉法行为予以查究，按律惩办，以儆效尤！
谨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长张福森
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
抗议人：赖锦东
公元2004年10月12日
民运团体发表声明 谴责法国总统希拉克
法国总统希拉克访华期间称「六四」事件是「另外的时代 」发生的事，呼吁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令。此擧遭到欧洲媒体抨击。生活在北京的的「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在香港报纸上发表致希拉克的公开信，痛斥希拉克为取得金钱利益，推动欧盟解除对华军售禁令是「助纣为虐」，「对十三亿在苦难中挣扎的中国人民来说是一种犯罪」。
法国总统希拉克访华经济开道，为讨好北京，并忽视中国自十五年前的天安门屠杀事件以来并未改善人权纪录的事实，呼吁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令。此擧遭到欧洲媒体轰击，紧接著中国的「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发表致希拉克的公开信，痛斥法国为取得巨额利益，推动欧盟解除对华军售禁令是「助纣为虐」，背离《人权宣言》，「这种沾满鲜血的贸易对十三亿在苦难中挣扎的中国人民来说是一种犯罪」。
据苹果日报报导，丁子霖在信中对希拉克说：「您是否知道，您所要解除武器禁运的政权，就是这样一个对自己的人民使用『开花弹』的政权。用一句中国的古话来说，您的做法就是『助纣为虐』。」
丁子霖信中还表示：「天安门大屠杀已经过去十五年了，但中共一党专政的专制制度并没有发生丝毫变化。中国的人权状况还在持续地恶化之中：迄今为止，『六四』难属依然是一个地下群体，他们甚至没有公开悼念自己死去的亲人的权利；
迄今为止，反对向学生和市民开枪的中共前总书记、改革派领导人赵紫阳，依然被剥夺基本的人身自由；迄今为止，中共政权不断对上访和维权农民、工人及其他社会弱势群体进行打压，残酷对待法轮功修炼者，逼迫天主教和基督教的家庭教会，对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和网络作家判处重刑。」
丁子霖指摘，在中法文化年的诸多活动中，却没有一个与人权相关的项目，希拉克的许多言论从根本上背离了《人权宣言》，背离了法国的民主精神和人权思想：「虽然以法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可以在对华武器贸易中获得巨大利益，但这种沾满鲜血的贸易对十三亿在苦难中挣扎的中国人民来说是一种犯罪。」
据悉，欧盟是在1989年中共武力镇压学生运动后发布对华军售禁令的。总部设在巴黎的「记者无国界」组织表示，解除军售禁意味著与此直接相关的「六•四」天安门事件应获得中国政府具有象征意义的平反。而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则明确的表示无意为「六•四」重新定性。
英国「金融时报」在10月8日的社论中则提醒法国总统希拉克及其欧盟同伙，中国的人权纪录。金融时报认为：中国不需要欧盟国家出售武器，因为这种武器只可能用来镇压国内异议份子、伸张南海岛屿主权，或攻打台湾及对付援助台湾的美军。
法国《费加洛报》日前也指责希拉克忽视中国恶劣人权纪录，为解除对中国的武器禁运而摇旗呐喊.
中国民主团结联盟 、民主中国阵线、中国自由民主党表示愤慨，发表谴责声明。
声明全文如下：
据报导，法国总统希拉克在访问北京时表示，「六四」事件是「另外的时代 」发生的事，并以此来支持他售卖空中干扰仪器给北京和要求欧盟解除对北京的武器禁运的决定。我们对此表示愤慨，并予以谴责。
如果说「另外的时代」，那么纳粹德国入情入理法国更是「另外的时代」发生的了，那么德国就不必再为他们的行为道歉了吗？诺曼底登陆也是「另外的时代」发生的，那为甚么还要那么隆重地纪念呢？更何况，中共对其在「六四」所犯的罪行丝毫没有反省，更谈不上认错，国际社会对于这么一个独裁政权，怎么可以任其逍遥自在，而不加以制裁呢？
目前在中国，人的生命和基本尊严正在收到中国政府的侵犯。法轮功学员们正在监狱里被折磨致死；家庭式教会的领袖们被投入了监狱；怀孕的妇女们因「超生」而被抓起来，再被强制堕胎；呼吁政治民主化合尊重人权的异议人士们被判了重刑。中共为了维护其独裁统治，对内实行法西斯式的国家主义和排外宣传，并加强对已经有超过一百年没有在中国统治下，并重来没有被目前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权统治过得台湾实施武力恐吓。相比中国大陆的独裁专制，台湾已经步入民主国家的阵营，并且已经拥有在亚洲属于典范的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北京购买武器的目的，是为了继续恐吓台湾，以及最终以武力占领这块自由的土地。
法兰西是一个伟大的民族。「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传遍了世界，并已经成为中国人民争取民主和自由的精神导师。我们由衷感谢在八九年「六四」发生后法国人民向中国人民施出的援手。十五年过去了，我们还在为当年的目标而奋斗。我们希望全世界民主国家继续支持我们的事业，一齐来推翻当今世界还存在的最大的专制政权，为全世界的和平和民主尽一份力。只要中国一天没有实现民主，全世界就应当继续制裁中国政府，并拒绝向它售卖任何先进武器。
中国民主团结联盟
民主中国阵线
中国自由民主党
2004年十月十日
中国政治和六四
(美国之音记者海涛香港报导) 虽然中国政府不愿意讨论1989年发生的六四流血惨案问题，但是，15年来，这个问题还是不时浮到政治桌面上来。
*丁子霖致函希拉克*
针对法国总统希拉克在中国的访问和言行，在六四期间丧失儿子的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丁子霖给希拉克写信，批评说：“要解除武器禁运的政权，就是这样一个对自己的人民使用‘开花弹’的政权。用一句中国的古话来说，您的做法就是‘助纣为虐’”。
丁子霖说的“开花弹”，指的是六四镇压时，军队使用了国际法禁止使用的“达姆弹炸子儿”。北京的老军医蒋彦永也曾证实了这种说法。
*茅于轼因建议重评六四受挤压*
北京民间智囊机构[天则经济研究所]负责人、经济学家茅于轼，也因为提出重新评价六四受到了“穿小鞋”的待遇。香港明报援引茅于轼的话说：“六四是共产党心中的痛，每到六四就搞得很紧张。我主张宽容，要求六四的主要负责人公开承认错误并三鞠躬，事情从此告一段落。”
明报说，自从今年春天提出这个主张后，有关方面开始对天则所“非常不友好”。先是该研究所原来和上海大学合作召开一个研讨会，被迫改在香港召开；后来又有原来计划在江西师范大学召开的制度经济学年会，也被校方取消。而茅于轼本人所著的[给你所爱的人以自由]一书，也被禁止出版。
上星期，胡锦涛主席和法国总统希拉克举行的记者会上说到六四问题。胡锦涛说，有关六四的定论不会改变。香港时事评论员李东尼说，胡锦涛这样说，是“不想让人产生不现实的暇想”，不想引起政治争论。
*梁国雄：六四若翻案共产党会下台*
在香港，立法会议员长毛梁国雄说，现在中央新领导人，也不会给六四翻案的。他说：“不会翻案，一翻案，共产党就完蛋了，因为，你翻案，就是(承认)一个政权用军队去屠杀人民，这当然是要下台的。”
长毛梁国雄一贯高呼的口号中，就有“平反六四”“结束一党专政”这两条。
但是，香港时事评论员李东尼星期一在星岛日报上发表文章说，有些人坚持要“中央平反六四、结束一党专政，要改变中国宪法规定的政治制度，中央势难接受，要沟通也不容易。”
*民主党对六四问题不妥协*
香港民主党最近开检讨会，决定在坚持平反六四和普选的原则下，加强同中央的沟通。在回答为什么不能取消“坚持平反六四”这个原则，从而能改善同中央沟通的问题时，民主党中常委陈竞明说，民主党不可能从这个原则上退缩和让步。他说，“为什么可以呢？因为中国人太容易忘记了，什么东西都忘记，文化大革命也可以忘记。”
陈竞明说，民主党和香港支联会最大的不同，就是民主党没有把“结束一党专政”放在自己的党纲里。陈竞明说，有人说，六四同香港没有关系，这种说法是不对的，“香港也是中国的一部份嘛。假如它可以对争取民主，争取和平的人士这样打压，这是不可以接受的。中国同胞和香港人是血浓于水啊。”
*香港学联要求到京讨论六四*
香港学联上星期初曾给中国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写信，要求能到北京讨论六四问题。周末，中联办通知他们，无法安排这样的访问。
香港时事评论员李东尼在星岛日报上说，“中央领导人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下管理如此庞大的国家，哪能跟著香港人的思维转圈，所以，学联想上京访问，同国家副主席曾庆红谈平反六四的问题，自然会吃闭门羹。”
香港学联成员、树仁学院学生会长余冠威说，对胡锦涛这样的说法感到失望。他说，他们今后还是要继续提出这个请求的。
代表香港区的全国政协委员刘乃强在信报上发表文章说，“六四”后，最担心的就是江泽民把中国带进前苏联勃列日涅夫时代，改革停滞，终于崩解。刘乃强说，显然，邓小平也有这样的恐慌，这才有92年的南巡讲话，大呼：不改革是死路一条，谁不改革谁下台。经他的棒喝，江、李终于回归基本改革开放路线。
李肇星怒斥提人权问题记者
(VOA齐之丰报导)星期一，中国外长李肇星在北京跟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共同跟记者见面的时候，对一个记者提出人权问题大为不满，当场发火。
在记者会上，一个西方记者向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提出一个有关中国人权的问题，李肇星当场发怒，对记者发出一通教训。安南在一边尴尬地观看。
当时，一个记者问安南秘书长，他在跟中国领导人会晤的时候，是否提出了中国的人权记录问题，以及联合国关于酷刑问题的专员是否能很快访问中国。
李肇星愤怒地要求那个记者站到前面，质问她是否读过中国宪法。记者回答说，这次记者会的目的是要安南跟李肇星发言。李肇星愤怒地用英语指责记者回避问题，不了解中国宪法保护中国公民的人权，不了解联合国宪章，不配向联合国秘书长这样的重要人士提出问题。
2000年10月，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也曾经在北京对提问的香港记者发怒，数落香港记者头脑简单，知识欠缺。江主席发火失态的事件至今仍然为香港记者津津乐道，传为笑柄。李肇星这次对记者发怒的事件在国际媒体中产生了类似的效果。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星期二从北京发出的一则报道以调侃的口吻说，“在中国官员面前提问题一定要小心，即使是联合国秘书长在场，国际新闻媒体在场也要小心。”
这回安南该信了,以后他再拍中国马屁为中国辩护就不好意思了.
江南案 「蒋孝武背了黑锅」
20周年前夕 崔蓉芝公布汪希苓受访专文
【本报记者刘开平旧金山报导】美籍华裔作家江南（刘宜良）遇难将届 20 周年，江南遗孀崔蓉芝 11 日
接受访问时表示，「这是一个悲剧，是给我们的一个教训。」她希望台湾成为真正的民主社会，以保证这样的悲剧永
远不会再次发生。崔蓉芝还说，对於涉及杀害江南的人，「很早就原谅了所有的人。」
1984年10月15日，江南在旧金山湾区德利市家中，遭台湾情治单位指使的竹联帮成员陈启礼、吴敦和董桂
森枪杀身亡。1995年10月江南事件十周年之时，崔蓉芝和江南事件委员会曾先後在旧金山和洛杉矶举办纪念活
动。崔蓉芝表示，今年因为身体不适，无力举办纪念活动，但商请很多朋友撰写文章，作为纪念。她指出，迄今江南
事件真相未明，到底是谁下令作案仍是疑团。
前台湾情报局长汪希苓数年前谈江南命案时，曾说过：「那件事，我为国家扛了起来。」汪希苓同时表明，杀害江
南，不是他个人的意思，他被判刑入狱之前，蒋经国总统曾找他去谈了半个多钟头，蒋经国当时「也很难过」。
崔蓉芝 11 日向本报提供了曾在「联合报」服务的郭冠英的文章：「上帝的安排──汪希苓的话」。郭冠英於 1993
年 1 月和江南案的关键人物之一汪希苓在台北会面，询及江南事件，事後郭冠美撰写此文，在江南事件10周年
之前交给崔蓉芝，但在文章上写着「切勿发表，亦勿示人」。崔蓉芝说，现在郭冠英同意将此文章交给新闻界。
在这篇约六千字的文章中，汪希苓多次提到江南案，其中主要有：「当然，那件事，不是我个人的意思。我为国家
扛了起来，现在外面也知道了，但是也没有甚麽好谈了。」
郭冠英问：「那件事，有人说是孝武指示的，是不是呢？」汪希苓答：「孝武确实背了黑锅，此事与他毫无关系。
这都过去了，说也没什麽了。」
郭冠英又问：「还有人说是（蒋）夫人叫你做的，因为您（曾）是他的武官。」汪希苓答：「更没这回事，夫人怎
麽会管这种事呢？我只是在美调回国时，去纽约向夫人辞行，夫人与此毫无关系。」
郭冠英说：「有人说蒋先生为此对您极为震怒，我当时就不信。」据郭冠英描述，此时汪希苓「苦笑地」说：「你
知道吗，关我以前，蒋先生找我去谈了半个钟头。我说不要考虑我，为了国家，我愿担起一切责任。蒋先生也不愿把
我关起来，他也很难过，这你就懂了。」
郭又问：「是不是他生气，是气这件事做坏了呢？」
「汪先生笑了笑，拍拍我：『这你就不必再说下去了，再说就没必要了。反正事情已过去了，一切都没有意义了，
现在也改朝换代了，可说一点价值也没有了。』」
江南命案20年，一清沧桑史。
〔自由时报记者王瑞德□台北报导〕曾经造成国民党政府有史以来第一次被迫付出一百四十五万美金「暗杀遮羞费」的江南命案，至今将满廿年，当年由前情报局长汪希苓吸收前往美国执行「秘密制裁」行动的竹联帮精神领袖陈启礼，事后成为「一清专案」扫黑逮捕的首要目标，近年亡命海外，又成为台湾「治平专案」扫黑的对象。
「江南案」因涉及国家官员勾结黑社会暗杀事件，不仅引发美国抗议、国际人权组织关切，更遭情报组织「军统」人士批评为情报工作史上最大耻辱，国民党前政府更因此被迫暂停「秘密制裁」暗杀工作。
一九八四年7月，国民党前情报局长汪希苓，因不满笔名「江南」的华裔作家刘宜良，撰写出版「蒋经国传」，经人介绍认识竹联帮陈启礼后，决定派遣竹联帮赴美国旧金山德里市「教训」刘宜良。
陈启礼在当年8月，经情报局阳明山「松竹山庄」训练基地五天受训化名为「郑泰成」，情报局提供刘宜良相片和地址等资料后，由陈启礼担任指挥官，率吴敦和董桂森二名竹联帮杀手，共同在美国执行自认是「锄奸」的「Ａ计划」。
10月10日，三人锁定刘宜良跟踪，10月15日上午九点，当刘宜良在靠太平洋的住处吃完早餐，到楼下正准备开车外出前往开设在渔人码头的礼品店，并将一些箱子搬进车厢内时，已事先埋伏的董桂森等人，分持左轮手枪朝刘宜良两眉间开了一枪，刘宜良随即倒地，再朝其胸部、腹部开了二枪。事成后，两名杀手骑脚踏车逃离现场，并在附近路口丢弃脚踏车后，进入早已等候多时的旅行车内，将化装的假发、假胡子和运动服脱下，并趁机将两把手枪丢弃于路旁草丛。
为防遭灭口，陈启礼等人特别录制了执行江南案始末内幕的录音带，并交由「黄鸟」等竹联帮份子保存，不料返台后不久，政府于11月12日就执行「一清专案」扫黑行动，而且在确定逮捕「一清首恶份子」陈启礼后，开始针对数千名黑道进行逮捕感训行动。
陈启礼被捕时，立刻向警方说出前往美国刺杀刘宜良的经过，11月24日台湾一本杂志接获读者爆料，刊登出竹联帮份子自以为「忠党爱国」赴美暗杀刘宜良，不料却反遭扫黑对待内幕；11月30日美国联邦调查局宣布破案，直指凶手就是陈启礼等人。
江南案不仅使陈启礼和吴敦被依「非法持有枪械、共同谋杀、非法结社」罪名，遭判处无期徒刑外，流亡海外的董桂森最后在美国监狱死于斗殴，连当时的军事情报局长汪希苓也因此下狱，经两次减刑后，三人服刑六年余获假释出狱。
由于国民党政府「失手」，最后全案由台湾政府支付给刘宜良遗孀崔蓉芝一百四十五万美金和解了事，江南案也被谍报人员称之为「情报局成立以来最大耻辱」。
江南案 终结杀人执照
记者王瑞德□新闻幕后
情报工作中，俗称暗杀的「秘密制裁」，常被视为自清或歼敌重要任务，但廿年前「江南案」却终结了「暗杀许可」。
在国民党执政时代，最有名的情报组织，建立在民国廿年间的「情报之父」戴笠手中，当时戴笠建立了为数超过十万以上的特工人员（特别工作人员 )，连周恩来身边也有「国民党的自己人」特务，中共头子毛泽东因此对戴笠恨之入骨。
戴笠在对日抗战结束后，搭机在南京附近因天候不佳撞山身亡，毛泽东闻讯后，在延安召开庆祝大会，还发表「戴笠不死，中国政权将会晚十年才到手」的感言。
为了执行任务，戴笠手下的工作网路要求甚严，曾有贪污、沈迷女色者，遭自清的案例，至于对待汉奸、卖国贼或共产党徒，「秘密制裁」更是经常采取的手段。
国民党政府撤退来台后，进一步重整情报体系，在训练过程的最后一课，就是「秘密制裁」；为了训练胆量，有时候还先以杀猫、杀狗以「培养」杀人的手段。
民国七十三年10月15日爆发「江南案」后，被传承自戴笠的「军统」人士批评为情报工作有史以来最大耻辱；随著前情报局长涉案被捕、判刑入狱，加上民国七十六年解除戒严，情报人员的「秘密制裁」行动从此流于形式上的训练课程。
一清大哥漂白 政治黑暗期
国民党在江南案发生后不到一个月，突然「指定」优先逮捕陈启礼，并随即展开空前规模的「一清专案」扫黑，逮捕四千余名黑道份子，但因未经审判、诬陷状况严重，三年后被迫放人，不少大哥获得冤狱赔偿，却意外造成大批黑道介入地方和中央民代选举，形成空前的「黑道政治」。
对全台湾的黑道大哥来说，「一清专案」是他们心中永远的痛。
当年因政府未经审判，从「一清」迳自逮捕六十二名角头、帮派大哥，到一个月后的「二清」、「三清」共逮捕四千多名黑道份子关进职训总队感训，虽然事隔廿年，有些黑道大哥形容，有时候睡到半夜，还会因为作梦回到绿岛而尖叫惊醒！
说起「一清」，道上大哥们几乎都仅能以「不堪回首」形容，尤其令人闻之丧胆的绿岛，夏天时屋顶如火烧般可怕，但冬天又寒风刺骨，当年的绿岛没有几条道路，为了磨练这些黑道份子，这些大哥，就被迫用双手开创出如今绿岛到处可见的马路。
身为「竹联帮」重要成员，当年一起遭扫进职训总队的大哥级人物「锺馗」李姓大哥，和「鬼哥」黄姓大哥，廿年后在一次应酬场合中，举杯回想起当年「一清专案」期间所遭受的待遇，虽然两人年已半百，但仍感受得到不平的怨气。
当年在职训总队内的「班长」权比天高，两位大哥回忆道，当时为了想抽一根菸、喝一口酒，廿年前在职训总队里，一包「黑菸」可以卖到一千元，一瓶「黑酒」叫价高达一万元！但是「哈」得要命的大哥们，仍然被迫接受敲竹杠。
「锺馗」目前从事合法的灵骨塔买卖，「鬼哥」则在台北市中山区经营一家酒店，在道上，他们仍然拥有一定的地位，但是逐渐斑白的白发，正提醒著这些「一清」大哥们岁月不饶人。
像「天道盟」在大台北地区有举足轻重地位的「灿哥」，因「一清专案」结识了不少黑白两道的好朋友，当年传唤逮捕他的警官，如今反而成为经常泡茶聊天的好朋友。
「灿哥」回忆道，当时在职训总队里，这些班长们都利用女人买菜时所提的菜篮，以长索丢出长墙外，在外头接应的同伙再将香菸、槟榔甚至洋酒装入菜篮内，这些违禁品一旦进了职训总队，立刻身价百倍，而且还会造成抢购。
「灿哥」如今在台北开设了一家大型酒店，以他在道上的地位，偶尔替各地帮派角头或朋友们排难解纷，对年轻小辈动辄开枪滋事、乱成一团的江湖现况，已经较没兴趣。
昔年「一清专案」因羁押期限遥遥无期，为了对外表达心声，绰号「杨董」的高雄大哥，自愿打断自己的手肘，再利用就医机会偷偷将写满心声的书信送出，在关了长达三年之后，这些大哥们终于获得了出狱的机会。「杨董」因而获得所有大哥们的一致尊重，日后金盆洗手，改从事传播、演艺事业，搞得有声有色，政、商界关系良好，成为「一清专案」感训大哥中，最特殊的一起案例。
绝大多数的黑白两道人士，都刻意避谈「一清」，当年扫荡绩效良好的台北市刑警大队除暴组，曾一口气逮捕上百名「一清」份子，但是不少曾参与「一清」扫黑的资深刑警也坦承，当时几乎只要有人「咬」出是帮派份子，就提报为「一清」对象，未经审判就带往警总移送感训，廿年后反省思考，当年对这些「一清」对象确有未尽公平之处，但这是时代使然。
一清大扫黑 造就天道盟
一清专案即将满廿周年，走过那段岁月的老黑道，忆起往事无不感慨万千，再生受刑人服务中心社长董念台指出，一清专案有将近三分之一是以人头充数，冤狱不少，而当年政府扫黑欠缺配套，抓人后只管不训，感训队成了流氓培训班，再加上鼓励检举，致使黑道急遽变质，道义摆两旁、利益摆中间，对长期治安影响深远，且弊大于利。
董念台说，台湾扫黑行动承袭自日据时代将不务正业、作奸犯科的地方流氓送往火烧岛（绿岛 )再教育的作法，历来针对帮派流氓进行四代、五波扫黑专案，民国五十一年安民专案、五十七年伏妖专案、七十三年一清与七十五年二清，至八十五年执行迄今的治平专案。
董念台是伏妖专案阶下囚，论辈份算是第二代流氓，但董念台说，当时他十九岁，只是警方冲绩效的「人头流氓」；但一清时，警方为应付警总要求，以人头滥竽充数的歪风变本加厉。
董念台于七十六年成立再生受刑人服务中心，听过不少一清含冤的案例，最有名的就是一位「蔡瞎子」，因为双眼全盲因素而没有工作，却被提报为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在岩湾感训队蹲了一年九个月苦牢；董念台指出，一清专案五千多名受刑人，将近三分之一是人头流氓，其中五十多人是残障者。
「人头流氓被丢进大染缸，假流氓也会变成真流氓」，董念台说，感训对象出狱后，一辈子贴上黑五类标签，正途无路可走，其实扫黑有其必要性，但欠缺配套，管训有管没训，出社会无路可走，逼得小弟变大哥，大哥变大哥大，成了「流氓培训中心」。
董念台认为，一清专案是台湾黑社会发展转捩点，其一，一清之后，黑帮的灵魂「道义」开始变质，抓耙子检举风气日盛，为求自保，不惜兄弟出卖兄弟；其二，由于混传统黑帮太危险、利润低，新兴黑道风气随之转向，唯利是图，导致毒品抬头成为黑道主要财源，造成今日社会乱象，一清影响之深远，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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