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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言论自由之陷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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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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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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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芦笛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言论自由之陷阱
芦笛
前见老狼上贴，认为刻下在中国行使言论自由必须由论者自律，并以独立的司法确保这种自律性，否则只会妨碍改革。花田八路网友回了个帖，南京老右便请教他如何界定“基本的言论自由”，接着又发表大作，认为中国人民现阶段确实享受到了基本言论自由。
这些谈论，似乎表明若干国人对言论自由是什么都还不甚了了。老右那问题其实问得很好，咱们使用某个概念，最先要做的事就是界定它。这里谈一下自己的看法，就正于方家。
什么是“言论自由”？按老右的理解，似乎言论自由就是私下骂我党的自由。因为国人可以私下骂我党，所以，咱们确实享受了“基本的言论自由”。
如此说来，大陆早在６０年代末期就实行了基本的言论自由了。小芦乃觉醒最早的一代人，早在林彪事件发前两三年就和个别人躲在阴暗角落里热情奔放地歌颂伟大领袖。几十年后我上网写的许多文章，其实不过是那些颂词的记录。如果当年我把那些话在公开场合说出，则下场一定比张志新还惨。
这就是咱们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基本言论自由”。它的“中国特色”，是只能在私下场合行使。弄错地方就是性命交关的事。如今这特色是淡了许多了，但批评党国的话绝对不会见诸于任何一种传媒。这算是什么“实行了基本的言论自由”？
所以，言论自由最起码的一条，就是“公开合法性”，也就是说，政治反对派有使用公共媒体传播自己政治主张的合法权利。咱们有这条么？
什么是“基本的言论自由”呢？愚以为，那根本不是什么辱骂党国的权利。如果国民只能行使这个权利，那实行这种言论自由无非是把国内传媒也变成某些海外中文论坛那种大众排泄场所而已。
在我看来，“基本的言论自由”，就是庶民对关系到自己切身利益的政务有知情权，以及在公开媒体上进行辩论、批评和抗议的合法权利。如果改革要健康进行下去，我看少了这条绝对不行。
举几个例子吧。
众所周知，无庸置疑，我党靠打“民族主义”这张牌来唤起民众对党国的认同与效忠，足足打了２０多年。如今已经应了本人几年前的警告，彻底地将死了自己的军，把自己逼到了“不打台湾无以谢天下”的死角里，自行剥夺了外交上的回旋余地。偏偏又出了个陈扁嘴，看透了中共色厉内荏，专打“独立牌”作秀，以此捞取政治资本，以制造两岸紧张来转移民众对内政的注意。弄到后来竟然出现了这种可笑局面：不是中共而是民进党人成了大陆“民族主义”喧嚣的最大受益人！
之所以出现这种荒唐局面，还是因为大陆没有基本的言论自由。我早在四年半前写的《涔涔忧国泪，耿耿美芹心》中指出：老百姓总是务实的，如果老芦的反战文章能在大陆公众媒体上广为传播，人民具有就基本国策公开辩论的权利，则官方靠洗脑人为制造出来的“爱国主义”情怀立刻就会烟消云散。只要他们想到自己的独生子女会送命，想到战争带来的无穷灾难，原来支持打台湾的人不旋踵就会改变主意，政府也就用不着煞费苦心地突出自己布下的那个围城，从军人政变的阴影中逃出来。而海峡那边因为挨打的威胁淡化了，民众也就会把注意力从外交转移到内政上来，陈某也就无所施其伎了。
又如我上次说的那个官僚资产阶级大规模掠夺民脂民膏，旦夕之间变成巨富的问题。这个问题正是造成贫富悬殊、威胁党国生存的最大隐患。如果人民在政策出台前有知晓的权利和公开批评质疑的权利，则企业法人代表以区区百多万就能买下价值近亿的国有资产的丑事又岂会普遍发生？
再如英子楼下文章指出，陕西某地（？记不得了，懒得去查）民变，官方报道和海外报道完全不同。于是具有不同政治立场的人便各取所需，大肆鼓噪，不但无助于问题解决，反倒加深了朝野对立，恶化了事态的发展。
从这些例子来看，改革要想进行下去，势必实行基本的言论自由，第一条就是民众有知情权，有权知道真相，其次就是公民有法律保障的权利，就大小国事在传媒上自由发表各种政治见解、主张、建议、质疑、咨询、诘难、批评、辩驳和抗议。
这些都是基本言论自由的内涵，也就是“开明专制”的操作内容。如果把基本言论自由理解为简单的“骂党权”，那就只会弄出庸俗政治来。
二、行使言论自由会导致政权被颠覆么？
也会也不会。
我党上台前，充分利用了国府治下人民享有的言论自由，成功地在“国统区”开辟了“合法斗争”的第二战场，使得国民政府“陷于全民的包围中”（按：此乃毛选四卷上的话）。在他们手上，言论自由变成了颠覆政权的强大工具。因此，他们当国之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彻底剥夺人民的言论自由。这或许也就是胡主席“西方民主在中国行不通”的英明指示的历史来源吧。
可惜，伟大领袖毛主席早就教导过我们：“一个癞蛤蟆坐在井里，说：‘天有一个井大。’这是错的。如果它说：‘天的一部分有个井大’，那就对了。”胡主席的英明指示，不幸是在那井里发出来的。他小人家忘记了或是不知道，今日中国跟昔日完全不同。如果说国府垮台是因为它迫于美国压力，实行宪政的话，那么，今日的中共并不会简单重复国民党的悲剧。
当初中国问题如山，首先是国内有一只为组织严密、意志如钢的共党领导的强大叛乱武装；其次是八年抗战彻底摧毁了中国经济，国民经济全面破产，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对贪污腐化的国民党失去了信心；最后是百姓特别是知识分子极度愚昧，容易让“民主”、“自由”、“解放”的动听口号迷得灵魂出窍。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当然得以售其奸。言论自由不过是他们利用的一个最微不足道的工具而已。如果没有苏联参战，东北没有沦共，则国民言论再自由也未见得就能改变力量对比。
但这些历史条件都是偶然出现的，在今日中国根本就不存在。如今无论是在海内还是海外，根本就没有可以挑战我党的政治力量，有的只是几个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的“民运”小丑。上次我在建议政府“开关延敌”的帖子里就说，如果政府放异议人士回国，则老芦愿意陪他们在任何场合包括上电视公开辩论，自信凭三寸不烂之舌，也要杀得那夥人片甲无存。我还在《五论伪民运比现代中共更反动》的系列雄文中说，如果中国明天实行民主，则老芦要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回国上电视台发表演说，呼吁大众宁可把票投给共党贪污犯，也决不要选那些海外归来的革命家。
其实我根本也不用这么做。光看“民运”人士们在海外折腾这么多年，越混越惨，沦落到得只能靠“弱势集团”的可怜相来骗取廉价同情，就足以说明普遍民智水平已经远非当年可比了。跳蚤顶不起被子来，在国内实行言论自由并不能让这些人呼风唤雨，推涛作浪，只会让大众看清这些人的真正嘴脸。谓余不信，看看他们上网宣传的结果就够了。他们在网上跳梁的结果，无一不是让自己脸上涂的那层金粉掉了下来，露出了无比丑陋的痞子相，高寒先生和王希哲先生就是最生动的证明。
更重要的是，过往２０多年来，我党执意罗致了国内精英阶层，把他们化成既得利益集团，形成了政权的坚强柱石，不是什么党外力量可以轻易推翻的。实行言论自由并不能改变这一基本局面。
至于老狼说的实行言论自由会导致不负责任的政治谣言大肆流传，不必要地损害党国要员的威信，妨碍改革大业的推行，我看这基本是过虑。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小道消息流行，是大道消息不发达的结果。”的确如此。如果提高施政透明度，保障人民的知情权，让独立媒体自由采访报导政界要人，由独立司法系统保障公民包括政客们的名誉权，则谣言必然止于对犯法后果的恐惧，根本也就不需要什么道德自律。
三、实行言论自由的陷阱
如上所述，实行言论自由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让普通公民享有充分知情权，这就需要施政透明化，而这正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新思维”的最重要主张。
据西方专家分析，戈氏之所以把这当成新政的最主要的一条，源于赫鲁晓夫的前车之鉴。
如老狼正确地观察到的，改革的最大阻力和威胁，来自于党内的既得利益集团。正是这些人而不是什么党外的政治势力，构成了对中央领导的实质性威胁。我在旧作中指出，共党领袖的权威，来自于其对“打江山”的贡献，因而不可避免地呈现“权威逐代递减律”。老毛是创业英主，所以具有绝对权威。老邓是开国元勋之一，权威就减了一级，老江只干过几天革命，权威就极大减弱了，至于小胡则连一天革命都没干过，其权威完全来自于邓伯伯的“指定”。在这种情况下，他根本就不足以抗衡党内的既得利益集团。
戈氏当时的处境与此非常相似。他解决这个问题的思路，正是老狼说的那些。首先，他鉴于赫鲁晓夫是被秘密的宫廷政变搞下来这条，着意实行施政的透明化。在他想来，民众获得对政务党务的知情权后，政敌们也就没法当众搞阴谋串连，把他干掉了。其次，他抓了法治，开始了民主选举，想用选举产生的合法性来弥补“由老一代革命家指定的合法性”的不足。
正如历史证明的，这两条确实起了作用。后来左派确实发动了政变，把他抓了起来，但他是依法当选的苏联总统，政变者们始终无法跨过这道坎去，最终只好放了他，自己认输投降。他的覆灭是苏联解体造成的。苏联既然解散，则他那总统也就没法再做了。
由此看来，胡温新政如果真想有建树，必须逐渐放开言论管制，实行施政透明化，并逐步允许司法独立，把改革造成的中央和地方诸侯的矛盾转移到司法系统去解决。这么作可以赢得民心，弥补合法性的不足，以此对付党内既得利益集团可能出现的挑战。
问题是这么做风险很大，势必在实行前就会引起党内既得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弹。这道理显而易见：一旦停止黑箱操作，则大大小小的各级官员的猫溺立刻曝光，到头来只怕全部官员都得锒铛入狱。困兽犹斗，人家岂会束手待毙而不奋起一搏，拼个鱼死网破？
所以，实行言论自由确实有可能颠覆新政，不过这颠覆力来自于党内而不是党外。中国不可能简单地重复苏联的道路，最根本的原因是，前苏联从来就没有中国的万分之一的烂。人家的党官基本都是廉洁的。当初左派发动政变的主要原因还不是出于捍卫自身利益，而是觉得戈氏搞的那一套削弱了苏联的超级大国地位。
看来胡温并不糊涂，早就认清了这祸福利害所在。最近雷厉风行推行的化公为私的“制改”，我看就是收买地方官员的一大重要举措。通过把官僚改造为特权资产阶级，胡温当然能换取这些人的忠诚与支持，从而为自家奠定坚实的权力基础。当初老江就是靠大量提拔少壮军官建立权力基础的。这在今日中国，似乎就是弥补“权威逐代递减律”的唯一操作杠杆。
所以，说来说去还是那句话：如今中国，唯一能带来社会进步的政治力量就是我党，唯一能扼杀这进步的也是我党。这无法解决的悖论，就是过往一个世纪的不断革命给后人带来的受用不尽的福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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