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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成败之鉴·国军将领戡乱战争忆往3】 陈恭澍: 平津地区戡乱闻见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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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成败之鉴·国军将领戡乱战争忆往3】 陈恭澍: 平津地区戡乱闻见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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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成败之鉴·国军将领戡乱战争忆往3】 陈恭澍: 平津地区戡乱闻见记 (1487 reads)      时间: 2004-10-06 周三, 下午2:38

作者:Anonymous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成败之鉴·国军将领戡乱战争忆往3】 陈恭澍: 平津地区戡乱闻见记


对国民政府“军统”有一定了解的读者,或许对作者陈恭澍这位“军统”将领与特工骨干的名字不会太陌生。

迄今为止,在1949年中国大陆易代后,散居大陆内外的若干前“军统”重要骨干,都已经为“军统”历史留下了自己的一份书面见证。大陆之外的陈恭澍、毛森、乔家才等,留居中国大陆的沈醉、文强等,都就“军统”往事各自写出下了历史回忆,这些文章或相辅相成,或相冲相克。但不论如何,正如鄙人偶见某网友所论:“關於「軍統」種種,陳恭澍、喬家才、沈醉、文強等人都有著作,正反兼看,比對拼湊,戴笠面貌、軍統成敗,庶幾可見一斑耳。^_^”,兼听则明,窃以为然。

触类旁通,则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之“戡乱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之“解放战争”,成败何因,真相若何,吾人亦应以同一态度而观之。

陈恭澍这位北京人,黄埔五期生,在20世纪80年代洋洋洒洒的在《传记文学》(台北)写下了长篇连载回忆,以《英雄无名》统之,下又以时间、工作对象不同分为5部,记述了作者国军特工生涯的见闻,而原题为《平津地区绥靖戡乱》的《平津地区戡乱闻见记》(鄙人所拟)是其中的最后一部。记述了“抗战”胜利后,作者在华北参与国民政府对中国共产党反政府武装的“戡乱战争”前后的经历,其中部分地揭示了陈文之前国共公开出版的历史文献所缺载之若干历史事件、人物的细节,如陈文记述的中国共产党要人林彪、陶铸的某些早年掠影。

原作者写回忆的目的则是,“写下这部「英雄无名」,以为献身特务工作者吐气,并告慰于为国死事的无名英雄们在天之灵。更愿能为抗战、戡乱的史实提供参证。””(见《传记文学》总第231期:《写在「英雄无名」卷前》)。

此外,还应该说明的是,陈恭澍的回忆并非是一般个人生平回忆,而更多的是带有工作回忆性质的往事追忆,其本人的说法是:

“我不想写成一部「回忆录」,主要理由是我没有值得「自我标榜」之处,知道我的人,都会了解这是眞话。因此,书中所记述的事实,绝无意于对以往的错误和缺失,作任何的掩饰。至于叙事用第一人称,是为了便于行文,如果要打个比喻的话,我只不过是一条钉书的线而已。 ”(见《传记文学》总第231期:《写在「英雄无名」卷前》)

因此其文章结构与一般个人回忆录有异,述事也不太一样。识者当自知,

本次发布内容选自原作者《平津地区绥靖戡乱》连载(《传记文学》总第292号至总第302号)的第一次至第五次连载(即自序至第四回)、第六回至第九回有关内容。因原文冗长,在不影响阅读的情况下,鄙人对一些次要内容作了删节,均以“[]”及文字标明。另用“* * * * * * * * *”分隔符表示原文发表时的回与回之隔。此外,因鄙人精力有限,在将原文从繁体字转换为简体字后,对原文未及使用原杂志或后来出版之单行本《平津地区绥靖戡乱》作逐字核对,如欲引用,请以刊载原文之纸介质母载体内容为准。特此说明。





【成败之鉴·国军将领戡乱战争忆往3】 陈恭澍: 平津地区戡乱闻见记


「平津地区绥靖戡乱」自序

[前略]

且说八年抗战甫告结束,正是百废待兴,百事待举之际,而包藏祸心的共产党徒则乘机叛乱,不数月竟又窃据了两百余城市。美国基于它本身利益出面居间调停,懵然落人共党圈套而不自知,却迫使我政府屈从其主张;于是,一个历史上最严重的错误就此铸成,也害苦了我们亿万的中国人!

事情的概略是这样的:民国三十五年初,美国派特使马歇尔来华调解战事,与我政府代表张群、共党代表周恩来,组成「军事三人小组」。该小组举行多次会议之后,正式发布「一切战斗立即停火,军队一律停止调动」命令。为有效执行停战,便在「三人小组」之下,由美方代表罗柏森上校、政府代表郑介民中将,以及共党代表叶剑英(共军参谋长)等三人组成「军事调处执行部」于北平,以利执行。可是共党却自始即不遵守规定,仍对着我方兵力单薄地带,续予不断袭击。而美国方面对于共党的失信背约,却视若无睹,一意加以迁就,且对我施用压力,坚持其不用武力的荒谬主张。如此缚手缚脚,边打边谈,不仅丧失了许多消灭共党的机会,也影响到整个局势越发对我不利。

其时,参与「军事调处执行部」的郑介民先生,由于他对共产党之素有研究,以及与共党首要份子的多面接触,更有了深刻的认识和透澈的了解。所以郑先生提出来的报告与分析,乃至建议事项等等,则尤为领袖所重视。稍后,「励志计划」之颁订,或与此有关联也。

关于「励志计划」之付诸实行,在刘培初先生的遗着「浮生掠影」中,有一段记载称:「郑介民先生对我说:『领袖感到剿匪工作的艰难,想起了江西剿匪初期别動总队的工作,要在国防部成立一个直辖的绥靖总队。我已向领袖保荐你为总队长,赶快把人民服务总队交了,来筹备这个总队。新挑选的干部,首先必须严格训练,现在已决定在中央训练团成立一个励志训练班,由我来主持,全部学员则由你率领,训练完毕后,一律为绥靖总队队员。至于一切细节及其进行,你与副厅长张炎元、侯腾两位同志商量好了。』

「中央训练团」在南京孝陵卫,范围很大,「励志训练班」只是在训单位中的一个。班主任由国防部第二厅厅长郑介民先生兼任,副主任则由副厅长张炎元先生兼任。班内设一个学生总队;总队长一职就是刘培初先生。不过在刘培初先生的遗着中,他写的是「学生大队」,可是笔者又征询过当时参加受训的几位同学,都说是「总队」而不是「大队」。在总队之下,分五个大队,笔者就是第一大队的大队长。

学员的素质相当优秀,系分别选自「青年军」各师、「人民服务总队」各级干部,以及「军官总队」的中下级军官。先前记得是每一大队只有五十人,这恐怕不对,据同学们指出,应该是在百人以上才比较接近。

训练时间奇短,每期只有一个月,这也说明了投入实际工作的刻不容缓。所以训练的主要目标,也只能注重于精神团结、意志集中、观念一致,以及对于任务的体认与探讨。时间虽短,政府首长大多都来讲过话,领袖也来过四次,于此可见如何被重视了。

「励志班」在南京办了三期,训练出来的学员总有一千数百人。随着第一期的结业分发,「国防部绥靖总队」亦同时成立。「励志班」的学生总队长,也就是「绥靖总队」的总队长;其下,各大队长,亦即预定派遣到各工作地区属于「绥靖总队」的大队长。事实上,各大队均配属于该地最高军事单位,如「绥靖公署」、「剿匪总部」等,再颁发部队代号,因而「大队长」也就成了「部队长」。在心理上,或感觉上,「部队长」就显得比「大队长」冠冕得多了。

「绥靖总部」的总队部设于南京,内部也有很多幕僚单位。总队部之下,前后组成七个大队和三、四个直属中队,其工作地区遍及东北、华北、华中二十多个省份,的确够庞大的了。由于派出去的各单位还可以依照规定就地收编民间武力,最盛期全部人数之多,几已无从估计,单以东北地区的第二大队而言,经总队部派员点过名的,就有两万多人了。

「绥靖总队」所属各部队,因所在地区之不同,处境各异,其与当地的配属关系如何,亦各有顺逆。至于在对付共产党的作为上,当然也是各有千秋。

在这部书里所记述的,只是「绥靖总队第一大队」的一个概略;就是这点概略,也不尽是笔者个人的回忆,其中大部份都是如今在台的同志们口头上、书面中所提供的资料,至于堪为参考的有关文件,已经无处寻觅了。

第一大队部驻在北平,上级指定的工作地区,包括河北、察哈尔、绥远三省,北平、天津两市,以及蒙古地方和热河省的一部份,这范围实在太辽阔了。如果打开地图看看,就会立即感觉到,单凭小小的一个大队,在人力支配上,这又将如何布置?怎样部署?

在上级颁订的「励志计划」中,列有四大任务,那就是「绥靖」、「情报」、「行动」与「突击」。在构想中,「绥靖工作」实施于曾被共军占据、又被克复的「收复区」,以及正与共军对峙中的「交战区」。细分其中项目,有组训民众、清查户口、抚辑流亡、肃清匪谍等。打一个比喻说,也就是开路机与清道夫。「情报工作」分战术与战略两个层次,属于战术性的,供给当地军政机关就地运用;具有战略价值者则报请上级处理。当然,做情报就是为了增强耳目的效用,此中则大有讲究。「行动工作」不在制裁共酋与共干,一般着重于破坏,尤其是对于交通运输、军事设施等。「突击工作」比较新颖,因为我们有最新式的美式自动装备,火力特强,用以攻击一个小据点,真的是手到擒来。不过这并没有什么大意思;后来,我们深感搜集情报之日益困难,才想到为什么不用突击方式去「打情报」?果然,我们打跑了共军小部队,卤获了许多文件,竟尔一举两得。

上列的四项任务,虽不具独立性,但却有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的气势。写到这里,笔者因平凡而生感慨:想这革命事业的「分工」似乎也需要上秤称一称,在轻与重两方面仔细的衡量一番,方不致失去公允。

按着再说第一大队的编制和组成。第一大队部于民国三十六年九月间建立于北平,地址是在铁狮子胡同警官学校的后进。大队辖有五个指挥室以及六、七个直属组,另外还奉准成立了一个突击队。至于由大队部配发武器辅导编组的地方武装,则不计算在内。质言之,到了三十七年下半年,编制外的人数,远超过编制内的人数。

五个指挥室分布在「北宁线」、「津浦线」、「平汉线」、「平古线」和「平绥线」。其驻在地则视战事情况而移动。

指挥室的首长编阶中校,照规定称「指挥员」而不叫「指挥官」。至于在外面是否有人称呼指挥官,则未加深究。

直属组的数目之所以记不清,是前前后后变动太大,比较印象深的有北平附近的「北郊组」,天津市区的「情报组」,归绥市的「直属组」,平绥线上的「怀来组」,平汉线上的「保定组」,北宁线上的「榆关组」等等。此外还有单独工作的「直属员」。

另有一个颇具战斗力的「突击队」,约两百余人,曾在津浦线静海至青县一带游动。

以上所列的这些工作单位,多多少少都和共军打过交道,这也就是书中的一部份主要内容。

员额超过编制,薪饷补给成了大问题,好在当初一时心血来潮,要求北平主管后勤的「第六兵站总监部」推介一位军需官给我们,结果人来了,也给我们带来极大的方便。由于大队的充份授权,这位军需官也善尽职守的使整个部队粮饷无缺。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正当林彪共军把北平四城团团围住之际,一袋袋的面粉堆满了足可以容纳数百人的大礼堂,罗起来比人还高,于此可见那个时代的「人事」与「制度」又是多么的妙不可言了。

再简单的说明一下「配属关系」:绥靖总队第一大队于民国三十六年九月开始,配属于「国民政府主席北平行辕」;当时行辕主任是李宗仁。记得第一次到中南海前去投文,是笔者透过行辕第二处处长张家铨兄的事先安排,出来接见我的是参谋长徐启明中将,三言两语就算完成了手续。其后,关系淡淡,似乎很少来往,也从未「命令」我们做过什么事。

「北平行辕」撤消后,则配属「华北剿匪总司令部」。说起来我并不称职,因为我从来都没去晋见过总司令傅作义。至于例行的联络则由副大队长去找「华北剿总」的第二处长史泓兄和第三处雷处长。这种现象的存在,说穿了彼此之间都难免有些门户之见,所以很难产生亲和力。

至于公开派往各处的分支单位、各指挥室或直属组等,其与当地的军政机关,都处得不错,揆诸原因,主要的是既不筹饷、亦不征粮,如果再为地方做点有益处的事,那就更受欢迎了。

三十七年冬,正值工作渐入佳境,岂奈大局已日趋恶化,消息传来,东北的二大队、山东的三大队、河南的四大队以及山西的五大队,相继遭受重大损失,且有溃不成军者;情报透露,共军聂荣臻、林彪所部,即将倾巢攻略北平,各地区亦顿告吃紧。

起先,大队还命令各地工作单位,除随军撤退者外,设法留下部份人员速谋潜伏之策。随后,大凡沦入共军之地,一个外乡人,无根无派,再加准备不足,那里潜伏得住。至此,才悔悟到如此要求,实未免强人之所难,徒作无谓牺牲,大不应该。

经此教训,乃与副大队长相商,甘冒大不韪,献计上级将一大队全部官兵调回后方,并以自愿方式征得同意后,从容部署「留置工作」以迎接艰苦的未来。

意外的,上级接纳了我们的建议,于三十八年初,平津铁路被共军切断的前一天,全大队由副大队长率领,先至天津,再觅船海运到上海而宁波。其后适逢领袖在奉化,曾奉令担任警戒,不久经福建渡海抵马公。如今在台者尚有数百人,可也都是六十开外的人了。

全队离平后,笔者本人偕大队部同志四十余人分别进行「留置工作」。当时有一本很小很小的笔记本,其中有真名化名、联络规定、电台呼号、密码代号等等。布置完成后,曾将此系若干人安危的小本子,呈报上级保管,其后的发展如何,因已离职可就无法得知了。

不是民国三十九年便是四十年,笔者在香港看到北平出版的中共报纸,有一则新闻说:「一名计兆祥者开枪拒捕后饮弹自戕」。对了,计兆祥先烈,正是「留置工作」中的报务员之一。其余的命运也都相类似,恕我不能多说了。

兵临北平城下,笔者与同志四十多人亦因在其中,因见闻特多,这可有得好写了,书中当有不同角度的记述。

当北平城外南苑、西苑两个飞机场失陷后,北平城内的东单牌楼大操场和先农坛里砍掉一大片柏树空地上,都辟成了临时的小型飞机场,小型飞机还可以在炮火射击下勉强起降,郑介民先生持领袖亲笔致傅作义函从南京到北平来,就是在城内降落的。笔者也是搭郑先生的专机由先农坛起飞回南京的。

三十八年一月杪,好象是在春节前几天,留在北平的另一批四十余人,也搭机飞至青岛,而后分别归队或另谋他就去了。

在南京,笔者曾两度请辞,不准。三十八年秋,仍在郑先生领导下,与某方合作专门从事对大陆工作。


* * * * * * * * *


平津地区绥靖戡乱(一)

释义与提要

最近,美国政府发言人发表谈话略称:「一个国家的内部叛乱,靠谈判是解决不了的。」这是针对菲律宾目前所采取的对菲共怀柔政策而言的。诚然,我们认为此一观点非常正确;不过,如果对我们中华民国来说,整整迟了四十年!抗战后期,中共已蓄意叛离中央,胜利后则更益猖狂。民国三十五年,美国出面调停,派特使来华迫使我政府与中共谈和。从此压力频施。我国有不得不屈从者;结果呢?竟上了大当。在不可收拾的情况下,调停者却掉头而去,于是整个局势则对我益发不利。
前后相映,敢不记取教训!

三十六年七月,「励志班」开训于首都南京,领袖蒋公亲临训话说:「本班的名称宗旨,组训计划,是我亲自发动决定的,我认为革命纵有一个正确的主义,而缺乏革命精神与技术,便不能和那些反革命作战。这次训练是否成功,就是我们党国存亡绝续的一个关键。」
领袖蒋公又剀切的指出:「最使我痛心的莫过于我二十年亲手培育的特种组织的颓败……今天我要以你们这批青年使革命再出发。」

于此,一支新制的特种部队产生了,那就是经「励志班」训练后,所编组的「国防部绥靖总部」。 笔者就是「绥靖总部」属下驻在冀、察、绥、平、津一带「第一大队」的大队长。这部书里所记述的,也正是我们全体队员在以上地区与中共真刀真枪,浴血搏斗的实况。

如今,我们引以为傲的,是以血的经验写下这部书,绝非纸上谈兵。

这一章,文中也夹杂了一些身边琐事,并不都是废话;嗣后,最难寻求的,可能就是这些历史陈迹了。文的后段,介绍了队上的三位主管,我说他们是「战斗中的伙伴、工作上的能手」。或误以为他们只不过是些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其实不然,他们虽无浮世之名,却是大时代的革命中坚,他们的志行和事功自有其伟大处,只以所业与一般世俗者不同,不为外间所知而已。


第一章振衰起敝二次出发

一、一枝新制特种部队的产生

抗战胜利,得来不易,举国军民,谁不想歇一口气。殊不知中共这帮人,却认为时机到了,他们趁着中央政府正忙于接受日军投降的当口,竟乘隙攻城掠地,居然叛离中央,造起反来了。

当时的国内外情势,三言两语也说不明白,总而言之,如果不是美国政府做好做歹的出面居间调停,而由我们自己去解决,相信,时间不会拖得太久,就能把共党之乱敉平,且可逐步予以消灭。这一点绝非自说自话,可以从一攻而克共党老巢──延安,得到证明。

岂奈美国政府好象中了邪一样,受了中共的欺骗而不自知,甚至同情它、帮助它,非迫使我国政府与中共谈和不可;不然就要停止这个、不给那个,频频施加压力。而我国处于战后,元气大伤,百废待举,旣缺这个,又缺那个,事实上有不得不仰赖于美国支持者,所以就委屈求全的接纳了美国的主张。

民国三十五年初,美国派遣颇有名望的马歇尔为特使,来我国调解战事。笔者学不及此,不知道这是不是干涉他国内政?不过,无论怎么说,这在世界政治史上,也是非常少有的事。

且说调解的方式与执行:最上层是由美国特使马歇尔、我政府代表张群、中共代表周恩来,组成「军事三人小组」。该小组于举行多次会议之后,正式发布「一切战鬪立卽停火,所有军队一律停止调动」命令。为有效执行停战,便在「军事三人小组」之下,由美方代表罗柏森上校、我政府代表郑介民中将,以及中共代表叶剑英(共军参谋长)等三人组成「军事调处执行部」于北平,以利执行。可是中共方面却自始卽不遵守规定,仍专找我方兵力单薄地带,续予不断袭击,其奸诈狡猾处,充份表现出它的反复无常与狼子野心。而美国方面对于共党的失信背约,却视若无睹,一意加以迁就和袒护,更不顾我方难以继续谈判之意见,坚持其不得使用武力的旣定政策。如此缚手缚足,不仅抑制了我们作为,同时也助长了中共的坐大。乃致整个局势日趋恶化。

其时,参与「军事调处执行部」的郑介民先生。正担任国防部第二厅长,在三十五年三月中旬戴雨农先生殉职后,且代理过一段时期的「军统局」长。郑先生对中共的认识与了解太深刻了,由于他的报告、分析与建议,稍后,乃有「励志计画」之颁订,乃至交赋执行。

「励志计画」是领袖亲自制订的,全文有三千五百字。郑介民先生曾口头传达其中要点,笔者并没有看见过原件。

关于「励志计画」的付诸实行,在「绥靖总队」总队长刘培初先生的遗着「浮生掠影集」(民国五十七年十月出版、正中书局经销)中,有一段记载称:「郑介民对我说:『领袖感到剿匪工作的艰难,想起了江西剿匪初期别動总队的工作,要在国防部成立一个直辖的绥靖总队。我已向领袖保荐你为总队长,赶快把人民服务总队交了,来筹备这个总队。新挑选的干部,首先必须严格训练,现在已决定在中央训练团成立一个励志训练班,由我来主持,全部学员则由你率领,训练完毕后,一律为绥靖总队队员。至于一切细节及其进行,你与副厅长张炎元、侯腾两位同志商量好了。』

记得在我出狱从上海到南京第一次见到郑介民先生时,他说:「你去励志班先参加一个月的训练,然后率队到华北对共军作战。」又说:「我奉令兼任励志班主任,已拟有全盘工作纲领,我们在班上再详细研究吧。」这是我在他临上班的途中,在车上仓促间所谈的。下车的时候,郑先生又说:「你可以和张副厅长谈谈。」

我是在「励志班」副主任办公室中见到张炎元(炳华)先生的,我最关心的一件事,莫过于究竟派我到华北什么地方去,待炳华先生告诉我是北平之后,眞的是高兴已极,因为公私两便,再过一个多月,就可以与家人重聚了。

「励志班」设于「中央训练团」内,名义上属于「中央训练团」,实际上「中央训练团」对于「励志班」的训练与管理,并不怎么过问,或者说,形式而已。

「励志班」由郑介民厅长兼主任,张炎元副厅长兼副主任,班本部设教务、总务各组。下辖一个学员总队、五个大队(另有一说是一个学员大队、五个队)。每个大队约一百二十人,全部约六百人(另有一说共四百余人)。我是当时的大队长或队长,连我都记不清楚,说起来眞是笑话。惟一的解释,就是事隔四十年之久了。

总队长刘培初,其下,分五个大队:第一大队长陈恭澍。第二大队长陈振山,第三大队长刘××,第四大队长郭××,第五大队长靳易夫,五名大队长全是黄埔军校出身。大队之下,设区队,区队长由学员中阶级较高者担任。当时学员中阶级最高的是中校。

三十六年七月二十日「励志班」第一期举行开学典礼,领袖亲临训话,照刘培初先生在「浮生掠影集」中的记载,在开学典礼中,领袖恺切训示说:「本班的名称宗旨,组训计画,是我亲自发动决定的,我认为革命纵有一个正确的主义,而缺乏革命精神与技术,便不能和那些反革命作战。这次训练是否成功,就是我们党国存亡绝续的一个关键。」

又另据第一队区队长王兆芬同学(绥靖第一大队中、上校指挥员)的记忆,领袖在开学典礼的训词中,还说过以下一段话,大意是:「戡乱战争的失利我不痛心,政治的失败我还可以承受,党的涣散我也能忍受,但最使我痛心的莫过于我二十年亲手培育的特种组织的颓败。回想我在黄埔以五百名青年、五百支步枪完成东征、北伐;今天我要以你们这批青年使革命再出发。」

从以上的两段训词中,可以了解到当时领袖对该「励志班」以及卽将组成的「绥靖总队」是如何的期许了。

训练中,到班上讲过话、上过课的都是大人物和名学者。不过,我总觉得不大切乎实际,如果问一句是否学到些什么,我想学员们很难作肯定回答。在拙著第四部书最后一章中,有一句写的是:「参谋总长白崇禧将军也到班里讲过两次话」,这一句有错误,白崇禧将军是国防部长,参谋总长是陈诚将军才对。

这里,不妨再重提一遍,白崇禧将军以国防部长身份对在训学员讲话,竟然对已往以及当前若干军事措施,毫不掩饰的加以抨击,使我们听了都非常讶异,当场也听不懂他的弦外之音何在。不过,卽便是与参谋总长有任何见解上的不同,都不应该在一群纯洁的青年军官面前,作暴露性的发泄。同时也反映出当时高阶层的不和谐与不团结。

在训的学员,其成份相当整齐,大体上分别遴选自「青年军」各师,「人民服务总队」各级干部,以及「军官总队」的中下级军官。以军阶划分,从少尉到中校都有,但以中、少尉为多。论及素质,以来自青年军的为最纯洁,他们的平均年龄都是二十岁出头。「人民服务总队」的也差不多,至于「军官总队」的,年龄稍长,大都是饱经风霜的人了。总之,可塑性都很高,如领导有方,当然大有可为。

在为期一个月的训练中,可记的故事不少,有趣的是总队长刘培初先生的管理方式。这件事,在他的遗着「浮生掠影集」中有一段可能是他的得意之笔,原文写道:「训练的教育在全期训练中只排了两个小时,我只好掌握朝会、晚会或深夜等课外时间,去尽量的接近他们,了解他们,锻炼他们,把我们领导精神,在工作上去影响他们。每晨团中规晨操时间,我总是带全体学员到孝陵卫附近山地,去照我的活动方法,来了几天的运动操之后,是爬山竞赛,歌唱教学,最后我更以『爬、跳、翻、扭、打、唱』六字来用各种各样方法,去活跃他们的心身,把每个人的活力都激发出来,把每天的晨操弄得他们喜洋洋的。晚会更常以漫谈、辩论、时事讨论,对匪斗争技术研讨为题材。夜间集合,每星期至少一次,从不事先使有准备,集合号吹后,我令其在灵谷寺、或明孝陵、中山陵集合点名,沿途都是些崎岖山路,但必须限时到达,检查人数后,我令他们向灵谷寺革命先烈祠的先烈看齐,更喊出一个口号,化黑夜为白昼,化深谷大川为平地。提出『走黑、吃粗、快当、命中』八字的口号,我(刘培初)说:『我们要能消灭共党,就必须切实做到这些,否则就不配做共党的敌人』。」

以上这段话,也正是当时刘培初先生以他的总队长身份所表演的写真。他的这种做法,我却大大的不以为然,而且颇有反感。先看他的心态与表态,那里是在训练,简直的是整人,如果不是一个颐指气使的小军阀,也像一个受过剌激的神经病。再说「中央训练团」旣然有一定的作息时间表,就该遵照规定,况且学员们全是受过严格军事训练且有实战经验的成员,大可不必在晨操时间把队伍带到山边又爬又跳,翻滚打闹,照他的野蛮方法,做这种无谓的活动。培初先生的口号也非常神奇,说什么「化黑夜为白昼、化深谷大川为平地」,我看,倒不如化作一条天狗,把共产党统统吃掉,岂不更妙?

这些乖张幼稚的举动,在其时,确是一个颇为呕人的问题,到如今,倒成了一段可资追忆的佳话了。

「励志班」所标示的主题,有「四大任务」,也就是「绥靖」、「情报」、「行动」、「突击」。我所作的解释如下:

「突击」是突然袭击敌人的据点;也可以说冷不防给敌人一次打击。得手之后,能守便守,不能守带着战果就走。

「行动」可分为两部份,格杀匪酋,可遇而不可求;着重点,还在于交通运输、粮秣仓库以及一般军事设施的破坏。而敌人的损失,也就等于我们的收获。

「情报」应分为两个层次,搜集到手的数据,经处理后,一种由本身运用;另一种则提供上级参考。

「绥靖」可就不简单了,因为过去很少列有此一项目,所以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概念。照刘培初先生对「绥靖」的解释,是这样的,他说:「绥靖,就是到达一地,无论是一个大队、一个分队或一个小组,便要立卽把这个地方所有男女老少,一律组织起来,把一个漫无组织的社会,做成一个有组织的社会,把一个强凌弱、众暴寡,奢侈而浮滑、混乱与黑暗的社会,做成一个静净、纯朴,向前进步的社会。」我认为,这只能说是个理想,可望而不可卽的目标,并没有把「绥靖」工作的具体做法解释明白,如果说「立卽」把一个地方的男女老幼,一律组织起来」就是「绥靖」那也未免太空洞了。我把「绥靖」工作,则比喩为开路机和清道夫,在不干与地方行政的原则下,只处于协助地位而已。在构想中,假定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正与共军短兵相接的交战区,一种是曾被共军占据又被克复的收复区。至于平静无事的地方,根本就不需要我们去,也无须作什么假定了。在工作项目中,可分为组训民众、清查户口、安抚流亡、肃清匪谍以及协助地方政府维持治安、恢复社会秩序等等。这要以客观环境与主观条件为基准,针对现实而决定什么该做和什么不该做。否则,不是做不通,就是不受欢迎。

「励志班」在南京前后办了三期,以上就是「励志班」第一期的概略。用现在的标准去衡量,似乎并没有什么特别突出之处,不过在四十年前,已经算是相当进步的了。

「励志班」第一期训练期间,领袖莅临四次,曾集体训话,个别点名,分批召见,更剀切的鼓励我们要做一个无名英雄。于此可见是如何的受重视了。


二、重返旧地景物依稀

我出生于北平,虽在流离中长大,可是从民国三年起,来来去去,已记不清有多少次了。说也异数,每隔一段时期,总会有个大变故;而每次变故,也必然支配着我的去留。这一回又将如何,也未可预知。

一提起北平,不管怎么样,我还是非常喜欢这个地方,因为它的确有吸引人、留住人的一股强大力量。尤其是本地人所特有的那种:从容、恬适、悠闲、乐天的生活情趣;对于时刻在紧张、劳苦、忙碌、忧心从事特工的人来说,那当然是一项诱惑了。就以我为例,总希望有那么一天,也能够过几天像「北平人」一样的那种平静日子。

上一次到北平,是民国二十七年。其时抗日战争已进入第二年,北平早已沦陷,我是奉命由天津来制裁华北伪政权第一号头目王克敏的。到了北平之后,先是住在北城舅舅家,因为地方太偏僻,连个电话都没有,很不方便。承代理「北平区」长毛万里先生的善意,邀我搬到他家去。其实,他的家也就是「北平区」的区本部。照我们的规定,这个地方根本就不应该叫我知道,遑论住在里面了。也的确,王克敏一案果然给「北平区」招致了许多麻烦,幸而没有危及安全而已。

万里兄负责时的「北平区」,地址是在东城的煤渣胡同,而制裁王克敏的行动现场恰巧在一条胡同的两端,这完全是偶合,并非出于有意的安排。

其时,据报王克敏时常到煤渣胡同(东端)会晤日本特务机关长,和几名重要的顾问,后来才知道这个地方是属于平汉铁路局的一处招待所。那个时代的招待所,大多也都是肆应政治活动的交易厅。记得笔者本人曾经在这所大宅门外徘徊、窥伺多次,所能见到的也只有红漆大门和偶而出现的驻卫警察而已,印象犹深的是警察不带枪。

从三十六年回溯,这已经是十年前的事情了。

且说「励志班」第一期结业,我奉准不再参加第二期训练,先行出发到北平,筹备「绥靖第一大队部」的成立。此刻,除少数路段外,津浦铁路早已全线不通,从南京到北平,除先到上海搭飞机最快外,如果坐海轮到天津再转北平,也许会拖延十天半月之久。

在上海,不敢多作逗留,回北平与家人重聚的期待,的确急如星火。

飞机降落西苑机场。那时候,飞机班次不多,容量也有限,机场上虽然有不少旅客和接机的人,当然不像现在那么热闹。

来接我的,是吴安之兄,还带着我三、四岁大的儿子。这份情谊,迄今难忘。

记得一进西直门,经过地安门大街,转入交道口,安定门大街,再转弯就是马园胡同了。我的家就住在这条胡同里。

马园胡同是一条窄巷,汽车开不进去,当然也到不了门口。下车步行,还要再走好几十步。两扇小门,门上还贴着褪了色的门神,妨肖小,保平安,希望他们两位能长远保佑我家。

进院子一看,原是一所小三合──座北一连三间正房,两边住人,中间是客厅兼饭厅;座西一间半厨房,座东一间半厢房,所谓一间半,也就是不成格局的一大一小。

院子小,泥土地,没有种花草,光秃秃的毫无生气。

虽然日子好过的人家,早已改装了抽水马桶,不过,我们这里仍是老户人家所用的「蹲坑」。「蹲坑」是间小茅棚,位于厨房旁转角处,其中也只能容得下一个人。每次大解完了,都要用「炉灰」盖上,每隔一两天,总会有个背着木桶、拿着长柄铁勺的「掏粪的」,清除一次,逢年过节,打赏几个零钱也就可以了。时值三十六年,市面早已进入美国新装备时代,北平有一些落后地区,依然如此。

这是我回到家来的第一印象,没有什么,毕竟我还有一个家,而且我是伴随着「自由」回来的。

最令人不解的,家人几年不见了,见了面应该亲亲热热的才是,为什么都以淡淡的眼光望着我,显得那么生疏?不过,慢慢的话就多起来了。

内人告诉我:「房子是租的,胜利前,房租是用几袋面粉计算的,现在已经改用钱了。近两年来,生活全靠老朋友们接济,尤其是白世维、老齐他们来了之后。」

内人又说:「你在里头,他们都很急,总嚷着联名写报告,保你出来,一直到前几个月,才送上去,署名盖章的有二十多人。」

我问都有谁?她尽其所知的告诉了我,可是有一部份人她都不认识。这件事,在我们来说,原是不许可的,也从来没有人敢于这么做过。这一回,也许是因为郑介民先生为人宽厚,比较好说话吧!在我呢,当然是感戴不尽,永铭在心。此刻,所能表达的,也只有就近先去道个谢,再徐图后报了。

我去谢过马汉三先生。据闻,胜利后,戴先生派他任「北平办事处」主任,其后转任公开职务,现在是北平市政府民政局长。一打听,他住在东城煤渣胡同二十号,当时并没有在意。等我到了门口一看,突然想起这不就是十年前,我们几个人冒着生命危险,前来制裁王克敏的现场吗?从前我只能悄悄从门前蹓过,现在可以大模大样的通名拜谒此地的主人了。

走进院子,花木扶疏,曲径通幽,左回廊、右亭榭,东弯西转的才被引导到客堂,真是富丽堂皇,好大的排扬。怪不得王克敏这般人常到这里聚会呢。至于马汉三先生怎么会弄到这个地方作为办公处所?又怎么成为私人住宅?这其中想必自有一番曲折。

这个时候,我很迷惑,感触丛生,不知道想什么是好。等定下神来,道过了谢意,把情绪整理了一下,再静静的想一想:天下的风水到底会不会轮流转?

这两天,趁着学员们还没有到达,决定到天津去看看白世维和齐庆斌。嘴里不说,当然也是满怀感
激的去谢谢他们。

世维兄,现在是「天津警备总司令部」少将稽查处长,家住前英租界(从前的英法日各国租界,已经全部收回)。齐庆斌兄原任「北平卫戍总司令部」少将稽查处长,现在调到天津市当警察局副局长,局长是李汉元,家住在警察局附近。我虽然在他府上住了两天,可是记不起是什么地方了。

我们什么都聊,就是不聊听了会勾起不愉快的那些事。从聊天中,知道我们在抗战前后于平津等
处,从事秘密工作的朋友们,差不多都转入情治单位,担任公开职务了。

除了上面提过的马汉三兄、世维兄、庆斌兄之外,前几天到西苑机场来接我的吴安之兄,现在是「平汉铁路管理局」警务处长,民国二十二、三年,当过「沧州组」组长的张家铨兄,现任「北平行辕」少将第二处长。日后我到行辕投文报到,经常接触的就是他。

还有,民国二十二、三年,当过「北平站」直属通信员的陈仙洲兄和史泓兄,此刻都在北方,前者是「河北省政府」警务处长,在保定办公;后者是「华北剿总」第二处少将处长,好象是在张家口。

也是在二十二、三年,当过「北平站」军事组组长的楼兆元兄,现在北平任「警官学校」教育长。我还弄不清楚这个「警官学校」是中央的?还是地方的。

以前我当「北平站」长时,曾担任过「书记」的王云孙兄,现在是「中国航空公司」北平办事处主任,买飞机票方便多了。

再就是以前「北平站」的行动员张逢义同学、联络员佟荣功同志,现在都前后做了稽查处上校督察长。

以上这些朋友、同志,大部份都是联名保我的人。其它的,不是在东北,就是在南方,于此再一次一并鞠躬,致意了!

写到这里,给我一次机会,容许我说几句超越本份的话,虽稍嫌狂妄,但并无恶意,更不会有什么企图与作用了。

刚才说到抗战前后从事秘密工作的同志们,都已担任了公职。其实,这也无关乎个人荣显,试想,十几个年头,出生入死,而今得个一官半职,有何不可?又算得了什么?谈酬庸吗,那就更不象话了。何况每个人在现任的岗位上,都能够胜任愉快,有些个屈居副职的,我认为还受了委曲呢。

其实,「军统局」大部份干部出任公开职务,都是戴雨农先生有计划的安排,平津如此,其它地区,亦大致相同。很显然,掌握全国的情治单位,是他的一个初步目标。至于秘密转向公开,乃时势所趋,不得不尔。不过,他已经有了培育第二代秘密工作者的准备。那么他的下一个目标又何在呢?对于这个问题,大家都可以凭自己的了解与观察,任意去猜。笔者也不断听说过:「戴笠不死,如何如何。」那么究竟如何?想是不会再有答案了。

郑介民先生倾向于「特工正规化」、「人事制度化」,但求自由发展,不想天下一把抓。所以在步调上比较保守,不过,总该承认他有他的成就。

毛人凤先生则颇有意于继承戴先生之衣钵乃至发扬光大,岂奈内外在条件上都嫌不够。戴先生所有的,毛先生只得两三分而已。

至此,「军统精神」萎缩了、不见了!

请注意:上文中有云,「励志班」第一期开学典礼上,领袖训词中,有一句指出:「最使我痛心的莫过于我二十年亲手培育的特种组织的颓败。」这必有所指,虽不一定是指「军统」而言,但「军统」正是「特种组织」之一,而且也最大。

天津之行,只留下一点点印象,那就是收回租界已经有两年了,可是当你路过那些地方时,好象是租界仍是租界,清洁整齐,一无改变;至于所谓的中国地界、如河北大街,依然乱烘烘闹成一片。

三、复杂的人事关系与重叠的工作任务

一开始,有必要先把一些复杂的工作系统和人事关系,作一个简略的说明:莫说是一般局外人了,就连我自己,也要好好的想一想,才可以写得出来。

在拙著第一部至第四部书里,笔者的工作单位都是「军统局」;也就是说,笔者的身份一直是「军统局」领导下的工作干部。书中所记述也全都是「军统局」工作同志们工作过程以及所创下的英勇事迹。

到了第五部书里,也正是现在开始的这一部,笔者的工作身份已与先前稍有不同,而书中所记述的内容,也不完全是「军统局」的工作历程了。为了说得更明白一点,不妨再作解释有如下者。

当笔者于民国三十五年被判刑确定、解到上海「提篮桥监狱」执行之后,等于是已遭「军统局」逐出大门,当然不再具有「同志」身份。很显然,这种事虽无明文规定,却与违反「家法」者关在局本部奉准自办的监牢里并不完全一样。(至于什么叫做「家法」,有机会当专文论之。)

在「提篮桥」受刑期间,笔者当然是一名服刑的犯人,也自然一无职守。

迨至民国三十六年七月初旬,从「提篮桥出来」,到七月二十日正式任职这段日子,大约有十来天光景吧?是一段空白,无以名之,就叫做「受约束的自由人」好了。

在「人事资料卡」上,三十六年七月至八月,我的职务是「中央训练团励志训练班」上校大队长,这是经过正式任命的,毫不含糊的国家军官。

最遗憾的,对于我的免于执行余刑、提前开释、再予任用,畀以军职这件事无前例的处理经过,我始终不知道郑介民先生是用什么措词签请上峰核准的,当然更不知道上峰又是如何批示的了。照理,想必有一个文件,不过,这将是永远都看不见的了。

这一段,在「人事资料卡」上,乃至「兵籍表」上,都是个「漏洞」,因为不能填上某年月至某年月在「提篮桥」执行徒刑,所以主管「人事」的朋友们,在任免日期中,作了一番赶前错后的手续,也就弥补得天衣无缝了。这里,需要加个批注,那就是此中并无「请托」或「徇私」徊私那一类的事。

「励志班」一个月训练结业,卽以所有受训学员编为「国防部绥靖总队」。笔者同时奉派为「绥靖总队」第一大队上校大队长。这个「绥靖总队」直属于国防部,其业务则受「第二厅」督导;更明白的说,「绥靖总队」名义上虽直属于国防部,实际上,也就是「第二厅」的一个外勤单位。

在「第二厅」督导的「绥靖总队」,与名义上隶属于国防部而实际上单独作业的「保密局」,其间并无联系,也无妨说是各干各的。由于笔者与「保密局」的前身「军统局」渊源甚深,而且经过「军统局」判过刑,此番出来,情况特殊,似乎应该回到局里打个招呼,才不致落什么口实。想不到「保密局」长毛人凤先生二话不说,立卽「口谕」叫我兼任「北平直属局」组长,并专事搜集情报。我在无可奈何中只有委委曲曲的接受了。

写到这里,别了几十年的一口气,容我吐出来吧!当时,毛人凤先生用近乎命令的口吻对我说:「局里给一个直属组长的名义,请你继续努力。」听来相当客气,仍然把我当自己人,也似乎抬举了我,可是我自己口问心道:「难道说我一定有这种义务吗?」苦头实在吃够了,又何况我已经派定了职务,而且这样也不大合适呵。我正待设词推脱,毛人凤先生接着又说:「通信联络方面,我会通知北平的同志送一部电台和一套专用的密本给你,今后希望多多通信。」听来,这已经是作了决定的了。

我是个刚受过磨难的人,身心脆弱得不堪一击,那里还有胆气与威权对抗。所以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就当它是「调服劳役」好了。

依理而言,我可以婉拒,也可以坚辞,甚至于根本不听这一套,因为旣然已经逐我于先,如今也就等于一点组织关系都没有了,那又凭什么,非要接受这个职务不可呢?不过,我心里明白,一旦弄僵了,那以后的日子可就不好过了,而我又鬪得过谁?

随后,我把毛先生派我当组长的事,当面报告了郑先生,干不干仍有待于他的决定;如果郑先生同意,我干着再说,若是郑先生表示反对,那也就无须多所顾虑了。在旧式官场上,常把这种情况称为「脚踏两只船」,大可左右逢源,但我的身兼二职,却好比铆上加钉,倒是紧上加紧了。

在情报工作中,两面受职可以称为「双重关系」,更明确一点,叫「内部双重关系」亦无不可。通常均视为大忌,也是绝无仅有的事;像我现在的情形,最佳的解释,不如称为「双重任务」。如果拋去偏狭心理,打开胸怀,认为自己受器重,有才能,岂不就心平气和了吗?

于此,就便提一提传说纷纭中一件派系问题的事:当我把毛人凤先生叫我担任「北平直属组」组长的经过报告郑先生听了之后,他轻描淡写的说:「那么你就照局里的意思去做好了。」此刻,郑先生负责的「第二厅」与毛先生负责的「保密局」,虽然同是属于国防部的机构,但旣无直的指挥线,亦无横的联系线,两者各不相干。严格的细加区分,「第二厅」是业务单位,而「保密局」则系勤务单位,各有各的职掌,分别自成系统。再深一层去了解,其「背景」也略有差别。有一段时期,外间风传郑、毛两位先生并不怎么合作,甚至还有歧见,更有些多事的人,硬把军统老干部分别列为谁的人和谁的人,好象各有归属似的。那么到底眞象如何呢?因为这类传说是发生在戴先生去世之后,笔者正在坐牢,的确不知道内情,照个人的想法,郑先生的工作地位要比毛先生高得多,而且还代理过「军统局」局长,当过毛的上司,想是还不至于吧?从郑先生不介意的允许我为「保密局」工作这一点来看,又是多么的有器度。

不过,我很知道我自己,论工作关系,我和郑介民先生从民国二十二年就在一起,他是局里驻北平「特派员」,我当「北平站」站长,他有权指挥我,当然我也就是他的属下;论友谊,我们也有私底下时相过从的一面。我和毛人凤先生的关系也差不多,民国二十八年在重庆,我们同在一间小办公室里办公,毛先生的职务好象是书记兼第一处(?)长,我的职务是代理第三处处长,我们一起吃小馆子、打麻将、躲警报,相处得不错,我记得他还指点我如何签办公事呢。迨至民国三十六年,情况已非昔比,况且我与郑、毛两位先生隔离已久,连接近都没有机会,那里还谈得上谁是谁的人,分什么派系畛域?

请恕我撇两句清:我有我的独立人格,我是政府培育出来的军官,在职务上我是所隶属单位的工作人员,绝不承认我是那一个私人的人。

再说情理:郑介民先生对我好,是基于赏识我的工作能力,从牢里把我保出来,是希望我以有用之身,再为国家效力。而我呢,当然懂得感恩图报,其报恩之道,也只有努力工作完成任务之一途。第四部书最后一章中曾提到过,当局本部军法处初审,判我有期徒刑十二年的公事经过毛先生复核时,他在公文上签注意见「拟处死刑」另有一说是「拟处无期徒刑或死刑」。不过,在这里我要特别指出的,是在三十六年的当时,我还不知道有这么多波折,因而心理上根本也不产生怨恨,等到日后听说曾经有过这番惊险,可是时日已久,过去的事也早就处之淡然了。毛人凤先生为什么这么狠,理性的说,这里面绝没有私怨,旣然不是私怨,那么自有他所秉持的理由了。至于什么理由,我推敲不出来,即便有些猜测,那已经是无法取证的了。因为了解内情的戴、郑、毛、潘(其武)四位先生都已去世多年;而封存的大堆档案中也不会有此项记载,留下一个问题给人们回味,岂不也好?

总结以上记述,旨在说明今后的工作,本质未变,可是其性质已与前略有不同。换个角度说,这已不是单纯在「军统」领导下所执行的任务了。

笔者当时的心情是:对于「绥靖大队」长一职,心甘情愿领受,将会全心全意干好它;对于「北平直属组」长一职,则是不得不干,不过既然推不掉,可也不能敷衍了事,天下最恼人者,想是莫过于此了。

接下来,再说一说我和总队长刘培初之间的关系。

刘培初先生,湖北大冶人。黄埔军校五期,我们是同期同学,民国二十八年在重庆,刘培初先生任局本部督察室主任,我代理第三处处长,我们是同事。在此之前,我们并不认识。印象最深的,他曾经与当时的第二处处长何芝园先生发生争执,互不相让,结果还是戴雨农先生说了几句话才平息下来。至于争的是什么,我已经记不清楚了,隐约中好象仍是为了公事。

我们虽是同事,惟并无交往,因为我们的生活方式大不相同,或者说绝不如培初先生那么正经。比方说,那时候,我们还偷偷的打麻将,假如被他看到了,那还了得,又岂止羞辱一场而已。刘培初先生,另具典型,如加以形容,倒像似一个苦行僧,吃苦耐劳,朴实无华,出任「绥靖总队」的总队长的确是最佳人选。

他是总队长,我是总队之下的大队长,当然是不折不扣的顶头上司。如果有人问我对他的观感如何,由于这一个月的不断接触,以及冷静观察,有许多举措,的确无法使我对他心悦诚服。不过,毕竟这是个有组织的团队,总得尊重体制才对。

至于培初先生对我怎么样,可以说大致上还不错,深一层,此时此刻还觉察不出来。

此外,「第二厅」还有两位副厅长;一位是侯腾(飞霞)先生,一位是张炎元(炳华)先生。

侯副厅长,虽见过,但在工作上很少接触。

张副厅长炳华先生,此刻也是「励志班」的副主任,说起来我们是患难之交,犹如老大哥与小老弟一般。这一层关系在拙著第一部「北国锄奸」中,曾说过我们同班受训,同屋起居度过一段苦日子。后来,炳华先生突然不见,原来他已经参加了戴先生的工作先我而出发,不知到那里去了。

这一次我能提前出狱,炳华先生从中维护,当然不在话下。

写到这里,顺便再说一段后话:民国四十一年,我与炳华先生在海外相逢,虽各有任务,仍不时往还。四十六年炳华先生接任「情报局」长,起用我为驻日本「直属通信员」,从香港去日本途中,过境台湾,炳华先生曾亲临松山机场相送并当面交赋任务。翌年三月,郑介民先生(「国家安全局」长)以国际电话嘱我卽日返台,这才重回「情报局」,当了第二处(主管情报)处长。

以上所述,过于繁复,大有越看越胡涂之感,尤其在时序上,颠颠倒倒很不容易弄清楚,不如简简单单清理一遍,大致如下:


从三十六年九月起,我是「国防部绥靖总队第一大队」上校大队长。

同时也是「保密局北平直属组」组长,这个组长,没有编阶,是个义务职。

「绥靖总队第一大队」受「第二厅」节制、督导,关系长官是郑介民厅长,张炎元副厅长和侯腾副厅长。

「绥靖总队」之下,编有七个大队及三个直属中队,总队长是刘培初先生。「第一大队」只是总队所属十个外勤单位中的一个,排列第一而已。

另一面,「保密局」长毛人凤先生,以「继承戴雨农先生的地位与姿态」,指挥或遥控所有的工作单位。

除此之外,到了各工作地之后,在「绥靖大队」方面,照规定,必须与当地最高军政机关,建立「配属关系」。在「直属组」方面,也要与当地的工作单位保持秘密联系。有时,还得参加「情治单位」的「联合会报」。

四、亦师亦友战斗中的伙伴工作上的能手

一个月的训练,实在嫌短,莫说学员们学不到什么,就连卽将负实际责任的领队,也同样的没有一个准绳。更因为此一工作任务近乎初创,无论是谁,都谈不到经验,所以也只有摸索着前进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靠的是大家观点接近、步调一致,以及最难能的衷诚合作。这些个条件我们绥靖一大队差不多都具备了,所以我们才会有一番不同凡响的作为。

首先在这里介绍我们副大队长李玉林先生:

玉林先生,民前七年生,比我大五岁。他是河北省滦县人,我是河北省宁河,我们的老家都在冀东,称得上是近同乡了。可惜以前不认识,在「励志班」受训时才初次会面。不过,说起来我们早就同过事了,这是民国二十七、八年抗战期间的事:其时,玉林先生在敌后打游击,集结人枪不少,经由郑恩普先生的引导,乃编入「华北忠义救国军」第六路军,郑恩普先生为司令,李玉林先生任参谋长。

[下略]

在李玉林先生的「事略」中,有一段记述略称:「嗣编入华北忠义救国军第六路军,先生任参谋长,于冀东冀北时予寇匪重创。民国二十八年赴天津召开秘密会议,被日寇侦知,同志多人被捕,先生化装逸去,幸免于难;其后,为营救同志,复只身赴平,日本特务获悉,乃被捕入狱。狱中,受尽酷刑,死而复苏者数十次,先生抱必死决心,绝不妥协,但求速死。在一次审讯中,曾用木椅击伤一名日军曹长,又吞食碘酒若干,意在求死而未遂。初判死刑,改判无期,先生在狱中编为五号,与难友解衣推食,咸以五哥称之。抗战胜利获释,受命为唐山市警察局长。三十六年至南京中央训练团励志班受训;国防部成立绥靖总队,率领学员返北平,任第一大队副大队长,展开对匪全面鬪争。」

据笔者所知,二十八年秋冬李玉林先生被捕前后,我「北平区」、「天津站」均遭日寇破坏,「天津站」代理站长曾澈,「北平区」所属站长陈资一、周世光等多人被捕,「天津站行动组」长兼「华北忠救军」直属部队长王文亦被捕,最不幸的是以上这几位同志都已壮烈成仁了。

另悉,「天津站军事组」长兼「华北忠救军第六路军」司令的郑恩普先生亦在此际被捕,惟是否与李玉林先生同时,则有待查考。

二十八年底,平津环境险恶,我工作同志多已无法立足,于是「华北忠救军」司令王天木先生、参谋长齐庆斌兄、政治部主任张作兴兄则分别脱险南下,这在拙著第三部书中,均有道及。此后,「华北忠义救国军」卽归于沉寂,大不如活动于苏、浙、皖且干得有声有色的「忠义救国军」那么出色了。

由于「华北忠义救国军」的失去领导重心,其所属部队遂被共军零星「吃掉」或「吸收」,如冀东的李运昌、冀中的吕正操等都是,他们后来都成为了共军司令员级的人物。而此番到平津来「绥靖」、「戡乱」,所面对的也正是这批人,说来惭愧!玉林先生和我谈到这段往事时,更激励了我们与共军一搏的决心。

李玉林先生,性情中人也,如果不共事,光是交朋友,也是好的。玉林先生虽富机智,但绝不算计别人,这一点尤其难能。再就是处世练达,毫不老气;做事牢靠,绝不浮夸。我们相处两年,合作无间,从来没有闹过意见,更不曾发生过争执。他比我年长好几岁,可是总以「您」字相称,正是能尊敬人者,亦必得到人们的尊敬。不是故意谦虚捡好听的说,也无须矫柔做作,他的确是长处比我多,短处比我少,最令人钦佩而难忘的,是他能身体力行和那份埋头苦干的精神。

今天,我愿意眞诚的告诉如今在世的一大队同学同志们,玉林先生在一大队中的付出比我多,他所提供的贡献自然也比我大。

接着,再介绍我们政治指导员罗敬先生:自「英雄无名」第一部「北国锄奸」起,部部请他写封面、部部请他题扉页的,就是这位罗敬先生。请罗敬先生题字,不仅是为了他的字写得见功夫,更具意义的是表示我们对他发自内心的无限崇敬!

罗敬先生的为人,整整齐齐、端端正正,至诚君子人也。如誉之以完人,亦不为过。

有关罗敬先生的过去,他有一段亲笔自述,兹摘录如下:

民国二十六年毕业于北平辅仁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五月考试刚完,经介绍到平绥铁路的管理局供职。不久芦沟桥战争爆发,平津相继失陷。青年人身临其境、目睹其惨,而心如焚矣。同事邢广谟介绍何其祥,谓系中央派的人,几次见面,认识不深。二十七年八月何先生出事,逃亡南京,余被日本宪兵队逮捕,拘禁百多日,因无证据释放。值辅仁大学中国历史研究所招生,被录取,续求深造。

一日,文学院长沉兼士介绍周世光转介乔家才先生,毅然决定到大后方受训。回忆离平前夕沈院长假雨花台(笔者注:雨花台在八面槽锡拉胡同内,是北平著名的馆子。其拿手菜有干烧鲫鱼、核桃酪及汤包等。)饯别,有英千里秘书长、张怀院长、周世光先生、魏南昌先生在座。

行程中,经绥远包头,入大草原、陕霸、宁夏,十一月到兰州。受训年余(笔者注:该训练单位系本局主办的「兰州训练班」,列为「特警班」第二期),三十年三月结业,分发重庆局本部人事科专业单位注记,科长龚仙舫、副科长刘钦礼。

局本部业务日繁,有扩大秘书室之议,各单位主管推荐考试助理秘书,刘启瑞先生荐我,过几天刘先生说:「你考中了,可以收拾业务,向科长交代,向甲室报到。」甲室主任是张毅夫,秘书潘其武等六人,中间大办公桌是戴先生的座位。

重庆到二十九年以后,差不多每天都有空袭警报,投弹轰炸,已是常事。至三十年五月更厉害。五月大隧道窒息死亡数千人,是一场大灾难。局本部于七月初把各单在夜间迁移到郊区缫丝厂。八月十一日是欢迎上海两同志脱险回来庆祝大会。我正在人事室准备办交接,忽听有人说「警报!警报!」抬头一看,人往外跑,刘钦礼和我跑到办公室后面廊子里,站在脸盆旁边,看天际,不见飞机,但闻轧轧声响。刘先生蹲在我的左腿旁。他扯我的裤脚管说:「快蹲下」,一言未了,我已被弹片击中躺在刘先生身上,头部流血,晕迷不省人事。稍时醒来,但见树上光秃秃的没有叶子,遂又晕去。又醒,几位同志抬我,后面有人跟着,似在山路半途,再晕去醒来,躺在床上。如此二十多天,住在中山医院。

人事室张同志说:「你头炸伤,流血不止,脸盆架上的一条毛巾不移,换了好几条。」辅仁耿同学说:「你受伤时,戴先生正与外事班同学口试,他说:『先送医务所,如治不好,可以坐我的滑杆(笔者注:两个人抬着走的简陋竹轿,便于上下高坡)到歌乐山中山医院,我写信给沈克非院长务必救他的命。』送医途中,又遇日机轰炸,把你放在小树下,我们也躲避起来了。飞机去后,大雨滂沱,看你手脚发抖,好容易到山里人家,借了旧衣取暖,眞是多灾多难。」

办总务的张同学说:「住院的第二天,是最危险的一天,你的脸发黑,口吐白沫,我在重庆订了一口大棺材,但是找不到大号的寿衣,又买了白绢一匹,你喜欢文艺,死了缠身,也便涂写。」

受伤流血过多,就口干想喝水,病房里半夜醒来,床右一几,有茶壶茶盏,右半身不能动弹,左手颤抖不已,挣扎时壶盏落地,人晕倒在地上。护士看了,反而把我的右手用纱布缚在床铺栏杆上,自己不知道此刻的严重性。

一个多月以后,渐渐能吃东西、学坐、学站、学走路,医院通知出院,暂住缫丝厂上面三间房中之一,每天有人送饭。一天何芝园先生奉戴先生命看我,有意送往成都请外国医生治疗,并带来美国制维他命一瓶。过两天,受训时的指导员傅有权先生看我说:「香港玛丽医院设备不错,能够到香港是上策。」不知此意是谁报告戴先生,一日半夜,有人叫我穿衣、上滑杆、下山转搭汽车到重庆。照料我的说戴先生派人送你到香港就医,中午有班机,今日星期,局本部开会,戴先生主持,你在门口等戴先生辞行。

戴先生下来了,他说:「飞机在成都躭误了两小时,你们去机场等吧。」珊瑚坝候机棚,人满一片,警卫偷偷说,戴先生送你,你不要说话,轻轻立起。戴先生从右面而来,绕桌一周,注目而去。上机卽睡,叫醒已到香港。

到香港暂住「客来门」酒店(英国人卖给我方经营),第二天送我到玛丽医院,过了两天,有英国医生带香港医学院学生二十多人来,有外国学生、南洋学生、广东学生,其中只有天津人王之桐能说国语。我哑吧,用书面沟通,王之桐说大夫正研究诊断中。

从八月十一日受伤,懵懵噩噩,不知月日,不能看报,大概三十年十二月初,有

作者:Anonymous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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