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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也谈余光中【狼来了!】之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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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也谈余光中【狼来了!】之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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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也谈余光中【狼来了!】之事件 (504 reads)      时间: 2004-9-22 周三, 下午4:36

作者:Anonymous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有一位赵稀方 先生发表【视线之外的余光中 】一文,对余光中【狼来了】>>借政治黑手打击文坛对手的事,进行了严厉批判。 而台湾佛光大学教授黄维梁先生则以【抑扬余光中 】一文,为余光中辩护。似乎有些公说公有理的味道,不了解事情状况的人,实在很难下判断。我虽是个旁观者,但正好生活于台湾,好朋友诗人高准又正是事件当事人之一(当年为【诗潮诗刊】社长)。有关【狼来了】的事件,我曾听高准谈过,但毕竟非当事人,详情仍欠明了。不过我想我可以依据个人所知所想谈谈个人观点:

黄维粱说:「七月中旬香港话剧团重演余光中译的王尔德名剧《不可儿戏》(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剧名直译应为《认真的重要》。褒贬抑扬人或事,以及作品,我们都应该实事求是、严肃认真。 」
这个「实事求是、严肃认真」的八字箴言,我极为赞成,但是黄先生是否依此箴言而行事呢?我看也还值得商榷,至少就感情而言,黄认识余光中多年,且为余光中之专家,特别有爱于余光中,从其关爱的眼神看过去,余光中岂能不美也哉?
黄维粱说:「至于赵君所说余光中向王升将军"告密"一事,余先生亲口对我说:绝无其事。王先生健在,最近亲自以书面声明:绝无"告密"一事。这件事,余先生当撰文澄清。」
如此重大的事,说得如此轻巧,岂得谓之「实事求是、严肃认真」?
关于从香港寄信告密之事,许多人言之凿凿,且写入文章,还有些人握有文件证据,迄未见余光中本人提出辩解,这是怎么一回事呢?难道以黄先生关爱的面问,余光中本人的自解就能算是辩解完毕吗?至于说王升本人否认就足以否定此事吗?当年的王升可是总政战部主任(上将),贵为政治作战最高主管,一般信件自有专人接收与过滤,告密信多矣!又怎么会一定呈送给上将本人呢?
黄维粱说:「不过,《狼来了》这篇文章的一些说法,我认为是不妥的;1979年在《火浴的凤凰--余光中作品评论集》的"导言"里,我说 些是"颇为意气用事的言论"。大抵当年台湾、香港的左翼人士,对余光中等"现代派"诗人多所攻击、多扣帽子,余氏生气了,于是说了些意气的话。」
黄先生这种话,如果是出自不知台湾情况的美国作者之手,或者是出自一位少不更事的青年,在情理上就变得可以接受。可是黄先生既不是美国人,又不是小青年,而是文学上的专家学者,且对当年台湾情况非常了解的一个人,现在因为爱余光中的缘故,跳出来,刻意的淡化,刻意的轻描,难道这也算是「实事求是、严肃认真」?1977的台湾虽不像大陆那么严酷,但是仍然可以随时因政治问题而坐牢的年代,特别是牵连到大陆,牵连到工农兵的「隔海唱和」,一但逮捕,都是十年以上的重刑。
关于【狼来了】,赵稀方先生说:「在文章的最后,余光中将他所命名的台湾“工农兵文艺”视为洪水猛兽,喊出了“狼来了”的呼声,并且表明了自己维护当局的“勇气”,“不见狼来了而叫‘狼来了’,是自扰。见狼来了而不叫‘狼来了’,是胆怯。”针对文坛对于他“戴帽子”的批评,他露出了镇压的凶相,“问题不在于帽子,在头。如果帽子合头,就不叫‘戴帽子’,叫‘抓头’。在大嚷‘戴帽子’之前,那些‘工农兵文艺工作者’,还是先检查自己的头吧。”」
这样的红卫兵架势,这样大逮捕的批斗架势,我们德高望重的黄维梁先生却说成是「颇为意气用事的言论」,你可真是温柔啊!可惜的是温柔并不能代替「实事求是、严肃认真」,温柔可以用在私人关系上,却不应该不分场合,不问事理的到处乱用啊!
据我所知,诗人高准当年编辑出版【诗潮诗刊】,在栏目设计上就有「工人之歌」、「农民之诗」,「士兵之歌」。当年余光中与高准曾经是朋友,他看到【诗潮】不以为然,却不向高准说明,径行搞【狼来了】的血滴子活动,这样的人有多高的人格呢?值得黄维梁先生「非常敬重」吗?黄维梁先生是想告诉我们物以类聚?还是想告诉我们「爱屋及乌」,人总因爱而盲其目,迷其心?
至于黄维梁先生想为他自己温柔的所谓「颇为意气用事的言论」,找证据,寻注脚,就开始盲目的张冠李戴,乱摊派,恐怕更不是「实事求是、严肃认真」的态度了!
黄先生说:「来个《狼来了》这样的题目,在艺术上,我们可以说,这是余氏风格,一以贯之。」、「大抵当年台湾、香港的左翼人士,对余光中等"现代派"诗人多所攻击、多扣帽子,余氏生气了,于是说了些意气的话。」
这种云里雾里的话,实在是难以确证与反驳的。但是我愿意说些个人印象,
用为理解的一种助力,一种参考,想来也是不无意义的吧!
1. 黄先生刻意的将【狼来了】那样 大逮捕的批斗架势,说成是「这是余氏风格,一以贯之。」这实在是用心良苦啊!可是我们可否问一句:为什么这样的血滴子,在余光中的诗文中,只见其一不见其二?一个作家一生之中只使用过一、二次的笔法,能够说是他一以贯之的风格吗?
2. 评估【狼来了】的意义与后果,可以将当年严厉的政治环境割除吗?你黄先生是不知道还是装迷糊?如果并此而不知,你的书真是白读了!如果是知道而故意「装迷糊」,那么请问这是那门子的「实事求是、严肃认真」?自己在文章中提出的章法,自己立即不遵守,黄先生可真是言伪而辩的高手啊!
3. 诗派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在争论之中难免要互贴标签,互戴帽子。如买办、洋奴,封建、落后之类。但是这与余光中之【狼来了】根本不可相提并论的。【狼来了】之性质是在极权的特殊年代,用极权时代的特殊政治用语,意图借用极权势力,从政治上严厉打击文学上的对手,这难道只是「些意气的话」?黄维梁先生应该知道要爱惜羽毛,不可因为个人私爱而迷蒙双眼才好!
接下来是关于「乡土文学」的问题,余光中是批判还是肯定的问题。
我以为这根本是不相干的,「乡土文学」本来就是一种文学风潮或派别,别人没有非接受不可的义务,批判「乡土文学」也根本不能算罪状。问题关键可能就在【狼来了】是针对高准【诗潮诗刊】等亲共左派文人,所以余光中可以坦然的说:他当年反对的不是乡土文学,而是“工农兵文艺”。
俗话说「强龙不压地头蛇」,当年「白色恐怖」时代,蒋介石捉捕与枪毙的对象,也以大陆人士为主,盖他们在台缺乏亲友,缺乏根基,容易处理,且从大陆一路上看到台湾,一来容易轻视国民党,二来容易有共产党的瓜葛,处理这样的人,是合乎党国利益的。以余光中的资历与老练,当然明白其中道理,他岂会不知深浅的去反对「乡土文学」?可是【诗潮】就不一样了,高准、尉天聪、郭枫都是大陆人士,又搞左派文学,民族主义文学,既是党国反对的对象,又是外省移民容易打击,而一旦打击就足以收杀鸡儆猴的效果,余光中朝此下手,当然也是深思熟虑的,绝不会如黄先生所谓:「说了些意气的话。」那么单纯,那么少不更事的!
我说了这些话,绝不是想对余光中落井下石,有所诛求。人是会犯错,容易犯错的。何况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同的是非观念,一个人以为正确而应为的事,他人可能认为错误而不应该做。再者,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政治氛围,都会使人有不同的心态与作法。用今日之时空条件,去评议当年特殊时空下的行为,可能不是很公正的。但是,问题是一个文人想利用严厉的政治环境,借莫须有的政治罪名,打击文坛上的对手,真的是太不光彩,太不道德了!更何况,至今不肯检讨,不肯公开说明全部经过,不肯向受他打击的对方致歉,这样的作法就太不光明磊落了!我们做为旁观者,实在不能不提出质疑!但愿,黄维梁先生能以中间人的身份,「实事求是、严肃认真」的请求余光中,做出迟来的说明与检讨。这样的检讨是和解的必要 ,是自做表率的必要,也是君子行之必能言的必要,相信不会耗减余氏之辉煌,却更增其人格精神之坦荡!古语有「君子爱人以德,小人爱人以私」,我相信黄维梁先生是一个谦谦君子,我也相信他真有爱于余光中,那么,请展现给我们爱人以德的风范吧!我们且拭目以待!
孔子2555年9月21日(04) 皮介行 写于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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