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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第五章 上海人民廣場異議運動後期 (1979.2~197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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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第五章 上海人民廣場異議運動後期 (1979.2~1979.12)   
范似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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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3/12
文章: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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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第五章 上海人民廣場異議運動後期 (1979.2~1979.12) (511 reads)      时间: 2004-9-20 周一, 上午6:42

作者:范似棟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第五章 上海人民廣場異議運動後期 (1979.2~1979.12)

第一節 二.五鐵路卧軌事件

周恩來追悼會召開和「海燕」、「民討會」成立之後,人民廣場異議運動的潮流又湧回知青回城問題。上海有各種傳聞,知青們的心七上八下。在農村插隊落戶的知青回上海似乎沒有問題,當局已準備解決,但是國營農場的青年是否可以回城,政府尚未确定。安置上海青年的國營農場主要在雲南、黑龍江和新疆。
比國營農場更棘手的還有兩種人,一種是文革前去新疆建設兵團的大約六、七萬知青,另一種是已結婚,或已在當地參軍,當上工人的知青,這部分青年大約也有二、三萬。
當局的顧慮重重。如把這兩部分人都劃為頂替對象,上海能否承受住這個壓力?況且,讓已和當地人結婚的上海知青單獨回滬,將拆散這些家庭,又會造成另一個社會問題。
知青們和他們的家屬都知道中央正在制定知青回城的政策,等到政策一定,再鬧也白鬧,所以紛紛上街遊行。大家有個共識:「要想回城,只有大鬧,小鬧解決不了問題。」這是民眾對付中共當局積三十年的經驗。
雖然團市委張迅曾經親口給楊週打包票,說新疆支邊青年也屬於知青,享受同樣政策,楊週仍覺得前途不明朗,家裡坐卧不安,便一天到夜待在廣場。回不回城的關係太大了,即使說生死悠關也不過份。但是他心裡很清楚,要鬧也得有個分寸,不能出格。

二月五日下午,大約三、四百人,在人民廣場吵吵嚷嚷。一會兒他們走出廣場,沿著西藏路走到天目路。原本他們商量好要到北站坐火車赴京請愿,突然改變主意,轉頭去了共和新路旱橋。在那里他們進入鐵路區,在鐵軌上坐下,因此全面阻斷火車運行。領頭的是陳惠忠、水和尚 、王長發。
陳惠忠是上海青工,也是廣場上活耀人士,已加入「上海人權協會」,他支持知青回城,純粹出於道義同情。水和尚是新疆返滬青年。王長發原是江西插隊知青,後當兵,復員後分配在江西當地工廠。在這次行動之前,陳惠忠曾和楊週商量,打算以「人權協會」名義舉行這次行動,楊週不同意。
下午四時,這群人派了四個代表先後走訪上海鐵路局和外灘上海市革會,和上海市委書記嚴佑民進行了對話,但沒有談出結果。坐在鐵軌上的人們拉起白布橫幅,上面寫著「堅決要求市委彭冲、王一平接見」、「我們要回上海參加四個現代化建設」。有些知青拿了半導體擴音器,上列車向旅客們進行宣傳,尋求支持和同情。他們說他們也是人,也要骨肉團圓,為什麼已婚的知青就不能回上海?為什麼文革前去新疆支邊的青年就不算知青?圍觀的群眾人山人海,全上海都為此震驚。
對卧軌事件,喬忠令在廣場上演講表示支持,他希望這是又一次「安亭事件」 ,從此天下大亂,迫使當局讓步。溫定凱態度曖昧,他雖不支持卧軌行動,但認為喬的表態是他個人意見,「民討會」不便反對。最著急的卻是胡安寧,他預感到大事不妙,上海的異議運動會因此完蛋。
晚上,胡安寧終於在西藏路一家餛飩店內找到應榮耀等人,然後拉著應一起去卧軌現場。
他倆從人群中往裏擠。在鐵道旁的隱蔽處,胡發現上海市委書記嚴佑民親自帶領大隊警察埋伏在那裡。
在一個黝暗的貨車車廂裡,胡找到了陳惠忠等人。聽說胡來勸說,持強硬立場的王長發即表反對,黑暗中靜坐在鐵軌上的人群中發出一個聲音,「打死他」。但胡仍然沉住氣,對陳等人曉以利害。
胡先告訴陳等,看這態勢,今晚肯定要抓人,然後胡從容道出他的應對之策。對策分三點,一是堅持靜坐,但離開鐵軌三米;二是增加人員,擴大外包圍圈;三是起草告市民書,同時陳情中央,解釋此舉乃不得己而為之。
雖然外面是三九嚴寒,但陳緊張的臉上沁出了汗。最後陳帶著一半靜坐者撤離了現場。
午夜,國務院對上海下達電話指示:表示對於鬧事的知識青年仍以「說服教育」為主,但任何人不得「衝擊鐵路」,對鬧事為首者,則將給予法律制裁,并暗示這些示威者是四人幫的支持者。卧軌現場的廣播喇叭反復地播送這個指示。
空氣異常沉悶,一場風暴即將來臨。圍觀群眾大多回家睡覺,警察卻越來越多。
仍有王長發為首的一百多人坐在鐵軌上。 凌晨四時,這一地區突然停電,四周一片漆黑,早已準備好的警察和消防隊員一湧而出,兩三個人夾一個靜坐者,強行拉到警察組成的隔離線外。以後靜坐者又被送到各區公安局登錄個人資料。
至此,上海火車站的列車,已經中斷十二小時多,有五十九趟客車停行,八萬名旅客被困在列車上,嚴重打亂了運行秩序。 上海給中央的緊急報告中提到喬忠令,說喬和廣場異議人士企圖掀起第二次文革。

臥軌事件雖和平結朿,但局勢并沒有就此平息下來。這些決心回城卻擔心自己不屬於頂替政策範圍內的知青們,或者聚集在上海市革會、勞動局門前,或者在人民廣場貼大字報,或者開展多次小型的遊行示威。
在福州路,一對來自新疆建設兵團的年輕夫婦抱著一個營養不良的孩子坐在地上,他們貼的標語是「我是新中國的黑孩子」。當時中國實行戶籍制,新出生的孩子必須經單位證明才能入戶籍,他們因為回城,孩子生在上海而沒有戶口,這意味著孩子將不被政府承認,也沒有糧票,布票和其他配給。這叫這家人怎麼生活,走過他們身旁的路人都搖頭嘆息,有的人施捨一些小錢。
一張諷刺性的大字報這樣說:「在過去的二十多年間,我們長期聽到首長報告和報刊宣傳,說台灣人民是在水深火熱之中, 最近才真正曉得,所謂台灣人民處於水深火熱的實際意義。所謂水深,是風光明媚之日月潭水深,所謂火熱,是台灣人民冬天有暖氣,其熱如火。這樣的水深火熱,我們不知幾時才有?」
另一條市革會門口的巨幅布質標語是「要求彭冲接見、落實組織商調」。
也有一些饑餓的回城知青喊著「我們要飯吃」,衝進食品零售店,搶了一些食品。
二月份,已經加入「人權協會」的魏泉寶和其他七七屆學生約一百多人曾經占領勞動局辦公樓三天三夜。他們宣稱,如政府不解決他們的工作,他們就一直住在辦公樓裡,同時他們進行絕食。這樣不但使勞動局不能辦公,而且也驚動了市裡和中央的領導。
魏泉寶是虹口區長青中學七七屆畢業的學生。以他為首成立了七七屆學生請願團,舉行過多次遊行,少則百人,多則千人,要求政府分配工作。七七年開始,插隊落戶中止,大學和中專、技校都考不上的中學畢業生就閒在家裡。政府因為安排知青頂替,一時無力解決應屆畢業中學生的工作。到七九年時,待在家裡近兩年的數萬七七屆學生走上街頭,要求政府分配工作。
自五十年代後期開始,幾乎所有工作都是中共政府分配的。這個政府把所有的權力都集中在自己手裡,所以老百姓也把所有的怨氣都出在政府的頭上,遇到有什麼問題,老百姓自然也找政府解決。

楊週經應榮耀介紹,認識了一些新疆知青,他們勸說楊參加他們的遊行。他們不了解頂替政策,希望當局給他們一個明確的回答。楊原先不想去,卻拉不破面子,畢竟都是在新疆受過苦的。在上海市委門口,楊剪斷了廣播電線,正在廣播官方輿論的大喇叭立即就啞了。當時,負責接待的上海勞動局長說,「斷了就斷了,我們不會追究你楊週責任的。」

一個月前,上海市委內部負責政法工作的嚴佑民就主張鎮壓,他和站在背後支持他的彭真意見一致:黨的決議把工作重心已經轉移到經濟建設上去,但現在這麼亂,怎麼貫徹這個轉移呢?另一邊的代表人物是曾經為異議運動煽風點火,當時擔任北京第一書記的林乎加,他主張安撫,他說青年們需要引導,運動的大方向是正确的。贊成這一主張的大人物有鄧小平最得力助手──胡耀邦。現在,由於「二.五卧軌事件」,鎮壓派的意見占了上風,胡耀邦和林乎加一時無話可說。二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於進一步加強全國安定團結的通知》。
嚴佑民在上海電台、電視台呼籲年輕人遵守秩序。《中國青年報》發表了題為《青年要正確理解和運用民主權利》的社論,指責鬧事者「濫用民主權利,破壞社會秩序。」 《人民日報》刊出題為《堅決維護正常的社會秩序、生產秩序、工作秩序》的文章,文章中說,「決不放縱利用和歪曲黨的方針,故意提出無理要求來煸動群眾,故意造謠生事,破壞社會正常秩序的人」。
同時,中共宣佈全國主要城市大規模實行「頂替」制度。僅僅上海物資局一個局就計劃退休一千五百多名職工,全上海公佈頂替招工的目標是十萬人。在「頂替」政策的安撫下,上海和全國形勢漸趨穩定。

喬忠令從親屬那裡聽說市委文件中的「四人幫分子」就是指他,因此怒髮衝冠,同時,喬又感到委屈,倒楣的事全落到他的頭上。喬雖然在文革打過人,但文革中做打手的人太多了,其他人并沒有被追究罪責;喬和四人幫的關係,主要是在市委寫作班的幾個月,那也是領導選中的,不去不行。
第二天,氣急敗壞的他在廣場演講,先是批判四人幫,越說越氣,說出了「徹底批判中國共產黨」這樣嚴重的話。
廣磚表示反對,當時對喬說:「你要批共產黨,你知道共產黨的底在哪裡?共產黨的發起人,如李大釗等,都是品德高尚的知識份子,你批他們,民眾不會贊同你。你的父親就是共產黨員,你叫你父親先退黨。」
廣磚認為批毛就已足夠了,不能離群眾太遠。即使鄧小平成了袁世凱,也要支持鄧,因為當時中國能改變毛路線的,只有鄧一個人。
上海市委書記韓哲一在市委會議上提到:「人民廣場搞民主,那是好的,大方向我們肯定,但是有人說要徹底批判中國共產黨,這種言論我就不能理解了,我們要把人民的民主和個別人的言論區分開來。」
喬聽說後,又在廣場的第一燈柱下反撀:「韓哲一點了我的名,說不理解我說的話,我就要在這裡,對著黃浦江,告訴韓哲一,我就要徹底批判中國共產黨。」聽眾中爆發出陣陣掌聲。
其實喬所說的「批判」一詞有多種意義。一種是否定,比如文革中常用的「大批判」,即是否定的意義;另一種是檢討,喬所說的應是第二種意義。喬曾經在人民廣場和淮海路上貼過「堅決擁護胡耀邦當中共中央總書記」的大幅標語,他也說過一些鄧小平的好話。真正否定中共的人應該不會吹捧胡、鄧。但是,喬的親共言論嚴佑民是不會上報給鄧小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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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燕」在人民廣場展翅飛翔。它的兩個翅膀是胡可思和林牧晨,林畊康不想招搖,躲在後面,成了它不顯眼的尾巴。飛禽的尾巴不象走獸的尾巴,僅僅是跟著走,它可以控制飛行的方向。
曾經在廣場上演講的寥有全是胡可思的老朋友,文革時期他們就互相認識,七九年他們又相遇在廣場。寥的祖父擔任過華東師大的校長,寥的父親是中學教師,寥當時在一家制藥廠工作,并擔任共青團幹部。 廖并沒有參加廣場團體,但他想在《海燕》刊物上發表一篇支持正在進行的中越戰爭的文章。當時廣場的大字報和演講很少為中共說好話,不但民眾不喜歡這種好話,而且這種言論容易被認為是拍當局馬屁,甚至發言者被懷疑是中共特務。但是廖覺得廣場異議人士應該表這個態,應該站在國家和民族這一邊。
林牧晨私下對胡可師說,越戰是非正義的,但他權衡利弊,還是決定刊用這篇文章。他希望這會給中共當局留下一點好印象,有利於「海燕」今後的生存。
文章登出來後,卻激起了一個人的義憤。那人時常在廣場上寫詩歌或雜文的大字報,文章短小精悍,數量很多,署名「沈默」。他貼完就走,并不和廣場上其他人來往。大字報上留下的聯係地址是「交大某人轉交」,加上辛辣的文風,偶爾出現的繁體字,讓人聯想起一個平反了依然忿忿不平的老右派分子。
沈默主動與胡可師約會,當即引起「海燕」同人的好奇心,這個神龍見首不見尾的人物倒底是誰呢?
約會在人民廣場西頭一個角落。出乎林牧晨的意料,沈默的年紀和林差不多,書生模樣,氣宇不凡。他們談了一個多小時,給林留下的第一面印象,沈默有點急躁,看問題過於簡單,以為民眾齊聲呼喊一聲,中共的專制政權就會完蛋。沈默還告訴說,他不在交大,而在一個建築公司工作,由交大的朋友幫他轉信。胡可師想,如果張用這個辦法想瞞過警方的眼睛,那并不高明。
沈默交給林一篇投稿,這是他這次主動約會的目的。文章稱《海燕》是上海人民的喉舌,後文卻有兩句石破天驚的話:「中越兩國是同志加兄弟」,「中國人民不要這場對越戰爭」。在當時說這個話,需要實實在在不怕坐牢的勇氣。
林牧晨和胡可師商量後決定刊用,因為前面已發表過寥的文章,現在再登「沈默」的文章,不偏不倚,貌似公允。林畊康堅決反對刊登。最後文章還是登出來了。
團市委第二天就來人,生氣地說:「你們知道沈默是誰?那是張先樑。他的反動是刻在骨頭裡的。」不久,經胡可師的安排,林畊康和張先樑見面,林表示很尊重張,也同意張的想法,說:「現在中國的形勢就象一堆幹柴,就是要人來點火。」張聽說林以往的政治態度一向溫和低調,因此不敢相信這位笑容滿面的中年人說的是真心話。

一九四六年,張先樑生於上海,祖籍南京。祖父張世鎏,字叔良,上海交大畢業,曾擔任江蘇省教育廳廳長,後又供職上海商務印書館,與王雲伍、林語堂、黃炎培交厚,享譽民國時期的上海出版界。父親為中國紡織公司的高級職員。張二歲時,父故世,母改嫁。他由祖母靠祖父的版稅帶大,一直住在南京西路茂名路口的德慶里。祖母受過教育,畢業於中國第一代女子學校「務本女校」,為人與世無爭,樂施好善,人稱「好姆媽」,文革前一直參與里委會工作。
張先樑六零年初中畢業後,進入安徽淮南礦業學院預科班學習。第二年,因為毛澤東「一定要把淮河治好」的指示,學校安排學生參加治淮勞動。從那時起張對中國農村有所了解。淮河沿岸村庄十室九空,農民都出去討飯。張親眼看到人餓死的悲慘情景,開始對中共有所懷疑。六四年學校解散,張回上海,無奈中去了上海崇明前哨農場當農民。
文化大革命開始,紅衛兵到他的祖母家抄家,把祖父的許多文物和書籍,包括許多珍貴的縣誌,抄走了一車。不久,張在農場裡也帶頭成立造反隊,并擔任過幾個月的全市性「農業工人造反隊」司令,他的一個動機是保護自己和自己的祖母。當張戴著造反隊的紅布袖章在德慶裡走個兩圈,紅衛兵再也不敢上門騷擾。
七六年張上調到市建七公司,由農民變成了建築工人。
雖然張先樑謹慎小心,深居簡出,但由於他富有特色的大字報,他還是在廣場上結交了一批朋友。張認為當局早晚要對這個運動鎮壓,所以他在廣場上從來不暴露這些關係,一切活動都力求保密。他們嫌其他廣場刊物太過溫和,自己辦了三期持論比較激烈的《科學民主報》,成為廣場上另一種聲音。
廣場上有句風行的話:喬忠令的舌頭,沈默的筆頭,王輔臣的腳頭,意思是喬的演講好,張的文章好,王輔臣善於四處聯絡。其實張的組織工作也做得不錯,只是他的工作都在暗處。
七九年的二月底,有一個六十多歲的老人主動找到張,要求幫張先樑做點事,他叫高玉龍,滿手老繭,沒有文化,是華豐鋼鐵廠的老工人。張到高家也去過,是一個棚戶區很貧困的工人家。
自己搭建的窄小的木板房,門前是泥地,家裡沒有自來水,用水要上給水站去挑。高有兒子和老婆,一切都普普通通,讓張放心。高每天跟著張,貼大字報,做一切他可以做的事。他識字很少,卻拿著筆和本子,張說的重要話,他都要求張記下來,由他保存。他說張是偉人,以後這些寫下的話就是歷史文物。張看著高滿臉虔誠的樣子,也就依了他。
有一次張要和他的一個秘密朋友商量事,想找一個談話的地方,高懇求張到他家去。張和他的朋友去了,高讓老婆兒子都出門,還特地買了高價的蛋糕招待。平時高從家裡到廣場來回都是步行,公共汽車車費是四分錢,高都舍不得化,而一只蛋糕是一元多。這一切令張十分感動。

七九年二月份,中央和上海關於知青頂替父母的政策文件已先後發佈。有希望頂替的人興高采烈,沒有資格的人垂頭喪氣。新疆兵團的知青屬於頂替範圍,楊週按政策可以頂替他母親在財政局的位子,但是財政局已經人滿為患,一時沒有空缺的工作,楊週不得不耐心等待。
一天,在弄堂口,楊週邂逅上海勞動局副局長的小女兒,當年他們一起去新疆。楊週到土壤研究所上學還是她姐姐說的好話。一晃十五年過去了,她已經結婚,在新疆兵團當衛生員。她告訴楊週,她頂替回來了,而她的姐姐得了癌癥,死於新疆。
楊週想起六八年的那次氫彈爆炸。那天,突然天變了,遠處一道可怕的藍光,一會兒一陣沉悶的轟鳴聲,然後是人們從來沒有遇到過的狂風,飛沙走石,天昏地暗,一些房子和樹給吹倒了。這以後,當地孕婦生下來的大多是死嬰和畸型嬰,生癌和死於癌病的人明顯增多。這一切都是因為農一師與馬蘭核試驗基地離得比較近。
但這頂替政策倒底是怎麼回事呢?,楊週很想搞清楚。楊週在朋友處看到了有關的頂替文件,發現中央的文件和上海的文件有重要不同。中央文件規定在校學生不得頂替,上海文件改為在校大專院校學生不能頂替。由於上海文件的這一改動,上海許多不滿十八歲的高中學生,也頂替父母進了工廠。楊週認為這樣對等待回城和頂替的知青不利,和他個人的處境也有關,所以就在廣場上揭露這個問題,指出上海違背中央精神另搞一套。對於上海當局來說,這是一個不小的罪名。
在這之前,楊週自信他給當局的印象并不壞,知青回城已經得到鄧小平的肯定,雖然他還有一些小事,如為滕滬生呼籲,剪斷廣播線等等,但看來當局無意追究。團市委來人時常好言相慰,使楊放心不少。但是,有一天,廣場上突然有人告訴他,他的名字出現在公安局的黑名單上。楊立即聯想到因為他對上海市當局頂替文件的揭露,有人開始給楊穿小鞋。
事情好象比楊週想像的還嚴重。二月下旬,楊收到一封上海寄出的神秘信件,寫的是簡體字,要求楊在某一天到廣州與人接頭,并且規定了聯絡暗號,之後會有人把楊週送出境外。楊聯想起台灣對大陸廣播中曾經幾次提到上海人民廣場異議運動,也曾提到過他的名字,猜測這封信可能是來自台灣特工。但是最後,楊決定置之不理。

正當楊週心神不定的時候,徐平來找楊。說日本駐上海的副領事瀨野清水要找楊週。徐平告訴楊週,日本對廣場異議運動一直很關注,時常來廣場看大字報,來時他們的車就停在人民廣場斜對面的和平電影院。日本人注意到十二月二十日知青大遊行時大家唱的歌用的是一首舊歌的曲譜,那首舊歌名為《反對武裝日本》,是四十年代抗日歌曲,所以日本方面想問楊週,他為什麼要用這首歌的曲調,是否有反對日本的用意?楊週知道與西方外交官來往是十分忌諱的事,已經被那封事搞得心煩意亂的他,不想再惹事生非,便拒絕會面。
祸不單行,這時人權協會內部也出了事。人權協會成立後曾在浦東召開過一次會議,與會者中有三百多人簽名。楊週記得林畊康也出席了。會後,有些與會者就以人權協會的名義開展各種活動。
有一個叫殷承量的川沙農家子弟,曾是上海市共青團大會的代表,當時在一個鄉鎮企業做工,時常來上海。他自己編印了一份名為《人權》的雜誌,其中登載了上海人權協會和他自己寫的一些主張民主和人權的文章。殷家附近是川沙的解放軍部隊駐地,一些雜誌到了軍人手裡,引起了部隊的注意。殷被開除團籍,送往精神病院觀察。等到殷從醫院裡出來,就再沒有人知道他的下落。楊聽說此事感到十分痛心,如果殷當初徵求他的意見,他一定會勸阻。
楊週對涉及軍隊的事情非常謹慎。軍隊是中共的禁臠,任何人想在軍隊中制造麻煩,必死無疑。曾經有自稱海軍駐上海艦隊的人來廣場和楊週聯係,那些人對鄧小平很有意見,說鄧是毛澤東生前一再警告的修正主義頭子。楊不敢和他們多談,只是根據文革初期自己的經驗,說部隊和地方上的情況不同,地方上可以搞的運動部隊不一定可以搞。楊存有戒備之心,他怕他們不是真的軍人,而是警方特工。

那封可疑的信靜靜地躺在楊的抽屉裡已經幾天,楊在信紙的背後寫了四個字──「反動信件」。一天,「人權協會」成員小林來楊家談廣場上的事。等他走後,楊拉開抽屉,突然發現那封信不見了。
楊記得自己曾走開一會去倒茶,僅僅一、二分鐘的時間,怎麼會不見了信?便懷疑小林也是警方的線人,拿了這封信去報功。他怕警察馬上會來逮捕他,情急之中,趕緊去黃浦分局報告這封信的來龍去脈。二個小時後,等到楊在警局做完筆錄精疲力盡地回到家裡,發現那信又在抽屉裡了。楊簡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愣在那裡好久。
恐惧象山一樣壓過來,楊的思維開始混亂,天旋地轉。他覺得自己象一只猢猻一樣被耍來耍去,耍猢猻的人正是上海市委書記兼政法委書記嚴佑民。楊擔心關於頂替政策的大字報得罪了上海當局和嚴佑民。文革前嚴就是公安部副部長,五十年代初是遼寧省的公安局長,權重位高,心狠手辣。
楊睡不著覺,眼睛一閉上就做惡夢。夢見他被逮捕了,被關在一個秘密地方,象劉少奇一樣被改了名字,從此消失。當楊清醒的時候,他不甘心束手就擒,要死也死個明白。他決心孤注一
楊向英國政府寄出要求政治避難的信件,接著又在廣場上貼出相同內容的大字報。一石擊起千層浪。
楊提出政治避難的理由是他即將受到上海市政府的政治迫害。他知道他的信可能到不了英國,甚至出不了上海,但他在自由的最後日子,決心向這個政權抗議,把事件公開化。廣場上議論紛紛,有人同情破釜沈舟的楊週,但更多的人認為,除非楊週有上海警方迫害他的證據,否則這事對廣場的影響主要是負面的,中央要是追查此事,嚴佑民不會認帳。事後楊週也後悔不已。
上海當局的喉舌──《解放日報》刊出了一篇評論文章,說中國不存在人權問題,隱射楊週的政治避難要求。
廣磚正在廣場上貼大字報,楊週挨近他的耳邊悄悄地說,「現在我感到壓力很重。」廣磚說:「壓力怕什麼,到廣場來原本就是做好坐牢和殺頭的思想準備。」第二天,廣磚貼出大字報《人權問題何必諱言》,為楊週辯護。從此廣磚在廣場上有了仗義行俠的好名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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