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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法独立：中共最低限度的政改──兼论胡温新政必然无所作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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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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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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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芦笛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司法独立：中共最低限度的政改
──兼论胡温新政必然无所作为
芦笛
最近成了桃花源中人，只是从坛子里断续看见，似乎我党在开Ｎ大，而敬爱的江总似乎大势已去，胡温掌权已成定局，也不知道是否真的如此。
这自然要让许多同志的肾上腺忙活一阵子，我倒觉得很无谓，因为对所谓“胡温新政”根本就没什么信心。
前见小安子贴出多维的文字，说什么老江的风光甚至超过了毛邓。这种昏话都会有人说出来，当真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我早在青年时代便将我党的烂污制度和传统帝制作了系统比较，发现前者比后者在每个单项上都有极大退步。这其间的一条我已经在批老马的《废除帝制８０周年祭》中说了，那便是党的领袖跟帝王不同，没有与生俱来的天然权威，只能靠培植死党，形成势力，因此便造成了无穷流弊。
孔孟之道赋予了君王至高无上的权威，臣民只能无条件服从。因此，哪怕是养在深宫、在朝廷中毫无人脉的太子，只要不是昏君，当国以后也绝无被架空之虞。旧朝权臣无论如何炙手可热，新君想拿下便能拿下，根本用不着暂时隐忍不发，先去惨淡经营，设法控制军队，再在朝臣和疆吏中厚植私人势力。如果他真的想肃贪，便连人皮都能剥。如果他想搞改革，则无论如何激烈也不会激起地方公开反抗，顶多只会招来守旧群臣的苦谏罢了。唯一的例外是削藩。汉景帝、明建文帝、康熙削藩都引起了叛乱。但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除了清初三藩之乱利用民族矛盾作借口之外，反叛者也只敢打出“清君侧”的旗号，并不敢直接反抗皇帝。
正因为此，历史上的改革家们才把说服皇帝当成了推行改革的唯一途径。记得小学历史教科书总结戊戌变法失败教训，说什么“改革派不切实际地把改革希望寄托在光绪皇帝上”。这话让老马接了过去，当成自己的发现在《读〈晁错论〉》中大肆宣扬，只说明他根本不懂传统社会的组织运作方式。从孔子开始就是这样：有抱负的士人要想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绝对只有通过君王。你不想改革则已，想改革就只有走这独木桥。康梁的错误是不该介入帝后之争，害得改革变成了宫廷权斗的牺牲品。
中共烂污社会可不是这样。党的领袖根本就没有天生的权威，也就是合法性。党内权力分配跟山大王毫无区别，也就是弱肉强食，谁的拳头最大，谁就能成寨主，跟《天龙八部》上的“星宿派”的规矩也差不多。盗帮们抢夺起位子来还特别凶残。敬爱的刘主席和林副主席原来都是钦定接班人，可转眼间，一个变成了“叛徒内奸工贼”，一个成了“反党集团头子”，统统不得好死。那种戏剧性突变，连《好了歌》的作者都无法想像。
由此便导致了“领袖权威逐代递减”的规律。第一代领袖是创业英主，整个天下都是他率领众兄弟抢过来的家当，其权威是绝对不容置疑、不容挑战的。他爱收拾谁就收拾谁，爱怎么“毁党造党”就怎么“毁党造党”，哪怕把大部份群臣放逐到“五七干校”去也没谁敢抱怨。
第二代领袖则是开国元勋，在军界、党务、国务院各系统都有袍泽，虽然论权威是全党全军全国公认的领袖，论实力雄厚在党内军内也拔头筹，但毕竟没有了老毛那种以一人之力即能翻江倒海的神通。与其说是独夫，莫如说是oligoarchy（寡头独裁）的“第一小提琴手”。
第三代领袖则全是靠上峰提拔上去的，根本不是自己打出来的天下，不管是论资历、论才干、论实力都不足以服众。他老人家那龙廷能坐到今天，已经让我跌破了眼镜。
第四代领袖就更不用说了。小胡同志不过是“解放”后国家培养出来的大学生，连一天革命都没干过，跟老芦也差不多，随便哪个离休干部的资格都比他老。在这种情况下，他究竟哪来的权威去压服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当然只有靠“组织路线”，也就是广植私人势力。
但这么一来就成了个“强枝弱干”的局面，决定了中央领袖根本不敢去得罪地方诸侯，免得自剪枝叶，危及自身，而地方诸侯因为中央有求于己，自然也就有恃无恐，不把中央放在眼里了。
由此必然导致中央权威的削弱。在客观上造成了老马为之欢呼的“弱主民之福”的局面。
其实老马那文字早就在五年前被我驳得体无完肤了（请参见旧作《谈“马悲鸣现象”》），他前两天还有本事贴出来，只能让我佩服他的“铁面功”。这话不说也罢。
弱主是否确为民福，根本就不能一概而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如果我党想拯救自己，就必须推动政治改革，如要有效实行政改，则中央必须有足够的权威，才能雷厉风行、令行禁止、自上而下地大刀阔斧地推行新政。而一个软弱的君主，即使有心，也无那胆子去推行会遇到严重阻力的改革；即使有心有胆推行，也根本就无法让诸侯凛遵无违，弄不好还要激起政变。所以，真正的改革的推动者，必须起码具备老邓那样的权威和实力。
因此，看来那“权威逐代递减律”决定了胡温只可能是庸主，什么大事都干不出来。
那么，什么是中共为了保权救党必须采取的最低限度的政治改革呢？
我早说过了，现在中国最严重的社会问题，是恶性走资形成了庞大的官僚资产阶级，导致严重的社会分配不公，为下一轮大砍大杀作足了铺垫。如果这种趋势再不迅速扭转，则国家财富迟早要被官僚资产阶级吸光，人民相对绝对贫困化，导致社会矛盾空前激化。待到我党因为腐败和“权威逐代递减律”的作用彻底弱化，形成了事实上的地方割据状态，这些社会矛盾就会如火山一样爆发出来，把中华大地再度浸入无边的血海之中。
要解决这严重的社会问题，党就必须痛下决心厉行改革，在政治上实行开明专制，在经济上实行廉洁走资，而其中最根本的一条是厉行法治。要真正实行法治，最起码的必要条件是让司法系统从党国之中独立出来。党从司法系统中全面撤出，让司法系统有权以法监督党国要员甚至整个执政党。只有作到这点，才有谈法治的可能。而没有严格的法治，“反腐倡廉”永远只会是空话一句。
可笑的是，如此一目了然的事，中国的弱智“知识分子”们就是看不出来。无论老芦如何说破嘴皮，许多国人就是死也不明白“民主和法治”其实是可以拆开的，而且法治可以先于民主实行。前两天启明星在此振臂高呼：“典型的芦愚！离开民主，谈什么法治！”说明他连不民主而实行法治的先例多的是都不知道，过去有日本、德国，后来有台湾，现在还有香港和新加坡。
更可笑的是，前段有个国内学者来开会，说起中国现在的知识分子普遍觉得有实行民主的必要。我说：
“那恐怕不现实吧？第一我党不会同意。第二就算同意了，全国人民包括多数知识分子也根本就不知道民主是什么玩意，怎么个实行法？我看，第一步还是先得实行法治。”
他不屑地说：“那怎么可能？你要我党同意去惩罚自己的贪官污吏，不是与虎谋皮么？”
明知得罪人，我还是忍不住笑出声来：
“既然我党连法治都不会同意，你怎么还能指望人家同意实行民主，放弃党天下？”
没想到思想如此混乱的同志还不是绝无仅有，眼下坛里不就有人在满怀信心地谈论在胡温领导下“和平长入民主”么？我这个悲观的思想落伍者并不敢指望那么多，胡温能做到最低限度的政改就让我喜出望外了，而那绝对是办不到的。
这理由很简单：牵一发动全身。我党多年统治作了大孽，民间积怨如山。你要真实行司法独立，党政彻底割断和司法系统的联系，让后者变成民国时代超越于政治的独立系统，那人民势必要背着乾粮，在法院门口排成长龙，餐风饮露地去告状。光六四一案就够我党喝一壶的：假想最高检察院下令实行独立司法调查，查清案件真相，派出调查组到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查看绝密档案，并在民间调查死亡人数和具体死亡过程，我党吃得消么？
所以，光司法系统独立这一条，我党就绝对不会同意。连这条都不同意，还有什么可能实行民主化？中国的弱智“知识分子”就算再无知，也该知道“三权分立”吧？
而不实行司法独立，我党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就永远只会是个obscene joke。
话说回来，即使不实行司法独立，我看也不见得是多大的损失──咱们这个国家实在是太烂太烂了，即使玉皇大帝他老人家下凡也得摇头。
假想司法系统真个独立了，so what？只怕立刻就要变成全国最大的独立贪污王国，国民们的专业就是“吃完被告吃原告”。各省的“反贪局”不就是靠这玩意创收么？在我党控制下，好歹还有个约束，当真独立了，只怕是更加肆无忌惮！
想到这里，我不由觉得好笑：要让独立的司法系统保持廉洁，看来还得成立个独立的“司法监察系统”，可那系统如果没有监察，肯定也只会藏垢纳污，于是就得成立独立的“司法监察监察系统”，然后又是“司法监察监察监察系统”……老公公拉着老婆婆，老婆婆拉着小姑娘，小姑娘拉着小花狗，小花狗拉着小花猫，小花猫拉着大萝卜……不知伊于胡底。
国外怎么就没有这些烂事？到底咱们是哪儿出了毛病，怎么会这么多事儿呢？请香港和新加坡来的同志给大家介绍介绍，那儿是怎样反腐的？为何独立的司法系统以及香港的“廉政公署”之类机构不需要额外的监察？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胡温面临的问题如山，而又没有足够的权威来大刀阔斧地实行改革。这种种主客观条件，决定了胡温时代必然是无所作为的勃列日涅夫时代，这就是我的预测，但愿不过是杞人忧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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