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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落户”、“暴发户”与“护院家丁”(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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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 [博客] [个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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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31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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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芦笛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破落户”、“暴发户”与“护院家丁”(三)
芦笛
我在前文说过,中共痞子建立的“新”社会,是中国历史上最反动、最黑暗、最野蛮、最血腥的社会,其所以如此,是因为痞子们践踏了古今中外一切文明中的优秀部份,却将传统社会的垃圾传统发扬光大到史无前例的地步。他们口口声声“破旧立新”,其实是“破善立恶”,骨子里完全原封不动地保留了各种陈年糟粕。这就是咱们的“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所在。
比较一下苏共和中共,立刻就能看出这点来。苏共毕竟是个欧洲党,论野蛮性绝对比不上我党。第一人家始终保留了尊重知识,尊重科学,实行学者治国的欧洲传统,从未把“外行领导内行”当成基本国策。第二人家从来不搞“枪指挥党”,军人从来不问国事,虽然受党的绝对控制,但在党内地位从来没有我党军人那么高。在历次党内权力斗争中,军队从来不是野心家们的夺权工具。斯大林枪毙了所有的老布尔什特(bullshit)甚至大多数将领,靠的是特务组织而不是军队,而赫鲁晓夫把马林科夫、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等一干政敌搞下去,后来自己又被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等人搞下去,也都是通过党内票决,并未依靠军人政变。第三人家不搞世袭制度,从没听说过什么“太子党”。
我党在这些方面则发扬光大了传统社会痞子的一切下流作风。在治国上,我党把痞子反智主义奉为基本国策凡三十年,到毛死后才有改弦更张模样。在权力斗争中,我党领袖全是“有枪便是草头王”。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到江泽民,没有哪一代领导核心不实行“枪指挥党”,靠枪杆子作权力后盾,以枪杆子收拾政敌。执政半世纪仍然是当年那副山大王模样,蔚为两千年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奇观。最烂污的还是,他们竟然奉行了只在东晋实行过的“门阀制度”,把中国当成了他们的私产,而自己的子孙则是这财产的继承人。
在两千年的传统社会中,“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从来就不曾成为传统国策。相反,传统社会实行的从来是“以马上得天下,不能以马上治之”。打天下靠痞子玩命,治国则靠儒生。开国痞子们获得的奖赏,就是“封妻荫子”,只享受荣华富贵,并不与闻国事。而且,鉴于东晋门阀制度的流弊,统治者还发明了所谓“爵位世削制”,也就是原封贵族的爵位依世递减:第一代为王者,第二代降为公,第三代降为侯,第四代为伯,第五代为子,第六代为男,第七代就成了庶民。这合理的制度奉行多年,后来竟然被历史上最烂的明朝废除,直到政治制度最开明的大清手上才重新恢复。除了八个“铁帽子王”,也就是与皇帝血缘关系最近、功劳最大的亲王是“世袭罔替”之外,其他封爵都与时俱减。这事老马已经在他的《废除帝制80周年祭》中介绍过了。
哪怕就是还保留着爵位的贵族,除了确有卓越才干的开国元勋外,其实享受的优待也主要是物质上的。国事还是由科举制度公平选拔出来的儒生们管理。这一点,从《红楼梦》上便可看出,荣宁二府的后代们其实并没有什么干预朝政的权力,主要的生活内容还是宴饮淫乐。
而共党搞的却完全是山大王按座次共同分赃的那套。毛在世前便鉴于“苏联变修”的问题,决定把共干子弟当成接班人培养,把政权交给自己的后代。毛、刘虽然后来成了死敌,在这点上却毫无分歧。刘少奇曾要他后来自杀了的大儿子认真考虑接班问题,而毛更是把老婆封为政治局委员,把侄子毛远新封作沈阳军区政委,使他俨然成了一路诸侯,完全是皇帝封自己的子侄作某国国王那套作派。
这政策在后毛时代被邓小平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铺开。据总设计师英明指示,就是要把班交给自己的后代,这些人才最可靠,“不要怕人家说什么太子党”。如此经营了20多年,如今这战略部署总算基本完成了。
于此,我党化了半个世纪的时间,以三代人的努力,以“两步走”的方式,完成了集体抢劫分赃,把整个国家化成了自己的私产。第一步是在“公有制”的旗帜下,把全国的资源和生产资料从私人或全民手上抢过来,化为只有自己才有权支配的财产。这就是毛时代的“社会主义”,至今还为许多人歌颂不已。第二步则是在“与国际接轨”、实行私有化的借口下,大规模地把自己权力支配下的资源和企业划入私囊,使得中国出现了一个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集政治经济权力于一身的庞大的官僚资产阶级。在这方面,请有兴趣的读者参考国内学者秦晖教授所著《二十世纪末中国的经济转轨和社会型》(与此文同时贴出)。
这个反动的政治经济集团出现,构成了中国社会进步的最大障碍。由于切身利益所在,暴发户及其子弟们必然要誓死捍卫自己或父母疯狂掠夺国有财产的权力,以铁腕无情镇压民间微弱的抗议。而这就是硝烟滚滚的“网上文化战争”的动因。
因为民主意味着分享权力,所以这些人当然是民主制度的天敌,但他们多是所谓“法治”的鼓吹者。但他们心目中的所谓“法治”,不过是秦始皇式的严刑峻罚,靠残暴镇压来吓阻人民的一切抗议行为罢了。他们绝对不会同意把中国变成文明国家,恢复从北洋时代便已建立的独立司法系统,以法律管束党国大员,惩办那些举国如蚁的巨贪大蠹们,更别说使玩法屠民、主持、策划、进行六四屠城的刽子手受到法律的无情制裁了。
在这个意义上,“暴发户子弟”便成了“护院家丁”,其生命的主要目的便是捍卫父母抢劫人民血汗的世袭权力。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在阶级社会中,每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又说:“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人们的社会意识。”
痞子家庭的教育,使得“护院家丁”们表现出在中国历代统治者身上看不到的凶残与冷血。
早在70年代,我就不胜惊骇地看出这点来了。我曾两次目击“大院”内的自杀事件。两次都让我为自杀者家属“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处变不惊”的“大将风度”震骇莫名。
其实早在有机会近距离观察“大院”生活之前,我就发现了这一点,只是震撼没有后来那么强烈罢了。某位在红色恐怖中迫害过我的“红崽子”同学后来倒了霉,写了封密信让我送去给他父母求助(暴发户子弟和我们这些破落户子弟完全不同,应变的第一反应就是向父母求助。而破落户子弟毫无后援,只能“一颗红心两只手,艰苦奋斗样样有”)。他让我看了那封信,原因是他父母那时给“挂”了起来,吉凶未卜。他不知道那信能否送到,所以让我实在不行就签上自己的名,通过邮局寄出。
我看了那信,吓得冷汗直冒。我还从未见过谁有那么绝望,简直是以死要挟父母。但人家虽然过去糟贱过我,现在有难求我,我岂能不管?于是便硬着头皮作了一次信使。其实那事风险也很大,因为那信里流露了对伟大领袖的怨恨,如果落在他人手上,我这个信使难免要遭殃。
让我如释重负的是,他父母并没被隔离审查。我不辱使命,成功地把那信交到了两老手上。那母亲当着我的面便看那信,让我情不自禁地担心她会随时晕倒──如果是我母亲收到儿子写来的如此伤心惨目的信,她老人家恐怕立刻就要心碎。
不料对方完全是铁血强人,非但不难受,反倒一边看一边骂:“说得容易!我们现在自己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怎么去救他!”etc, etc, 让我暗自怀疑她是不是后娘,可那眉目一望即知绝无可能,于是我便一次又一次地感谢上苍让我生在这受尽迫害的“破落户”家庭。
这事给了我很大震撼,我过后思索了很久,结论是长期的革命斗争使得这些人的彻底丧失了怜悯心和同情心等“人性弱点”,非此不足以survive 革命战争和党内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更何况我党在执政后把仇恨奉为国教,把残忍无情奉为“革命立场坚定、对敌斗争坚决”的最高美德。这种教育长达几十年,自然会把全国化为心狠手辣的痞子之邦,而暴发户子弟们从小耳濡目染,近水楼台先得月,自然也就成了“特殊材料制成的人”。
这就是网上出现那种一般人无法理解的冷血言论的根本原因。前段国内黄静女士无辜被害,可就是有人能对遗像作轻佻评语。而对丁教授那种唯一爱子被残暴杀害的无辜受害人,有人也就那超人的本事不断地加以诽谤和侮辱。这原因非常简单: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并不是那些无辜受害者得罪了他们,而是这些议论如果不迅速压下去,这防民的长堤就有可能崩溃于旦夕,而他们的父母不但再没抢夺人民的权力,很可能还得身首异处。
令人无奈的是,反对派也是这德行。某些网人面对无辜受害者赵燕女士的满面伤痕,就是有那超人的本事讥笑诽谤。看来我党经营五十年造的最大的孽,还是成功地在大多数中国人心目中毁灭了基本人性。
而这就是中国民主化的最大障碍:政治光谱的一级,是阵容庞大的党卫军,而另一级则是被压迫、被掠夺、被欺凌的反共人士。支配两派行为的只有一个基本感情因素:仇恨。因此,未来中国不乱则已,一乱必然化为史无前例的大屠场。
如果谁要以为这是危言耸听,不妨去看看楼下大阿官网友的帖子。那虽然是个司空见惯的发泄帖,但我觉得在很大程度上它代表了许多人的心声。作为独知,我不能不祈祷我党的统治还是不要垮的好,否则900多万方公里的土地一定会被血液浸透。
这话我早在前文说过了:我党执政50年,成功地完成了全国人民的痞子化,使国家彻底成了丧德之邦,而我大清和平逊位的光辉范例是永远不会再现的了。如今的中国只有痞子党才有本事靠铁腕压住。铁腕消失之日,便是鲜血随心翻作浪之时。
就算共党垮了,大屠杀奇迹般地没有发生,那又便如何?中国绝对没有就此民主化的可能。我多次引用过吾家野叛徒出尘西贝公子的名言:“仇恨与民主精神不兼容。”所谓拥共派与反共派,本来应该只是政见分歧,不该是势不两立的生死仇敌,应该能在同一政体下共存共荣,这就是章士钊先生早年提倡的“调和立国论”。
但现在看来,反共、拥共两派根本就无法调和,完全是你死我活的关系。因此,哪怕共党和平放弃政权,新当国的政党也绝对不会与他们共存共荣,起码不能容忍人家的反对。民主制度运作的前提就是容忍反对派的合法存在,并允许人家按法律程序合法夺取政权,“推翻”自己的统治。如今两派成了乌眼鸡,岂还会有这种可能?
须知与共党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的人口起码有一亿以上,如果把这些人统统“入了另册”,当成阶级敌人加以镇压,那建立的新政权无非又是毛式的“人民民主专政”,比现代中共政权还反动。就算不搞到这个极端地步,我也看不出在国民严重分裂的情况下还能建设什么民主社会。最简单的问题是:如果占人口相当比例的国民支持共党竞选,要求停止导致贫富分化的走资,要求恢复毛主义的均贫富,请问“民主党派”的领导人是否会同意?
这个问题我早在“扫荡”期间就问过那些“民运”领袖,至今不曾听到任何人答复,听到的只是高寒式的痞子恶骂,充份证明了毛毒已经完全彻底地渗透到了大多数国民骨髓里,而许多所谓“民运”领袖正是嫡派传人。
解铃还需系铃人。造成这种无法调和的人民间的深仇大恨的罪魁祸首不是别人,正是伟光正。而作为执政党,也只有他们才有那权力采取有效措施,推动全民和解。这基本的步骤我已经反复指出了,那便是停止对异议人士的镇压、迫害和骚扰,放开舆论管制,实行司法独立,厉行法治,制止庞大的官僚资产阶级对国民财富的疯狂掠夺,在政治上实行开明专制,在经济上实行廉价走资,只有这样才能救中国。
可惜我党利令智昏,这话他们是绝对听不进去的。在他们看来,只要捞够了钱,在海外筑就销金窟,把子女统统送到海外去作陶朱公,便能进可继续掠夺人民财富,退而鸿飞冥冥,在事败之时逃到海外去继续享福。可惜他们忘记了,仇恨驱使的人民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当年菲律宾总统马科斯、伊朗国王巴列维的遭遇,未见得就不会在未来中国再现。奉劝我党还是早日迷途知返为妙。
【全文完】
作者:芦笛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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