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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论坛】2004.7.3（上）香港“七．一”大游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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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通讯】2004.7.3（中）严正学北京、浙江抗争文件 -- Anonymous - (11263 Byte) 2004-7-04 周日, 上午3:02 (219 reads) |
洪哲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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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新闻与评论】严正学、余世存、徐水良、凌锋、任不寐、杨天水、
陈小雅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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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通讯》2004.7.3
订阅处：
[email protected]
（接到回应时，请务必回信证实订阅。回信时无需另外写字。）
投稿处：
[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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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认识问题
◆蒋彦永为我们贡献了甚么？………………（北京）余世存
◆人权观察与研究报告（二○○四年第三号）（丹东）田晓明
◆北京深爱纽约……………………………（美国纽约）凌锋
四、探索道路
◆“台海危机“与“军事主义陷阱”………（北京）任不寐
◆为革命呐喊……………………………（美国纽约）徐水良
五、迫害实录
◆暴民气焰嚣张………………………………（南京）杨天水
六、读史论今
◆规则认同的危机八九政治的困境…………（北京）陈小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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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彦永为我们贡献了甚么？
余世存
蒋彦永先生已经高龄，他退休前是一位医生。
古语称，不为良相，则为良医。蒋彦永先生一生救死扶伤，专心于人
身的病理疗治，与社会政治进程少有关联。但在晚年，他却破门而
出，为这个全面沦陷的民族发出了救赎式的呐喊。他的声音是一个充
满罪与苦的民族久已期待的声音，是一个暗哑的被绑票的民族悲愤而
高贵的人心证明。他的声音并非高深雄奇，他的声音也非真理、大
师、学问、思想的化身，他有的只是朴素的真实，他的声音是他人生
自然的展开。在地球人都看着中共政权及其子民上演“非典”的荒
唐、官僚、专制、犬儒、自污的天灾人祸闹剧时，他的声音挽救了民
族的名和千千万万人的生命。他一个人的“倒萨”战争不仅实证了大
医精诚的慈悲之心，而且荣耀了古代汉语称赞的圣贤君子人格。
蒋彦永先生还是一位智者。他清楚他的对手，他度过了个人面对极权
政治、专制生活无力卑微而又屈辱的岁月，他善用了次法西斯时代的
缝隙和技术文明带来的便利，迅速把近乎佚名的自己提升为与罪恶的
国家政权对抗的孤独而有力的精神个体。他开掘了我们民族荒芜已久
的道义资源。在他孤身挑战帝国的颜面和真相时，他清楚地知道，他
背后有着蒙尘广众的人心，以及人类主流文明。
蒋彦永先生有着坎陷到谷底的民族社会陌生久违了的健康人格，他身
受极权神权降临中国大陆之前的文明教化，代表了一个古老文明的生
命信仰，他证实了大化之道、生命德性、良知正义的存在。他是数代
中国人中正在彻底离开的老一代知识人。对这个时代，他们两手干
净，两眼清明，灵魂高洁，他们是这个“大时代”最无辜的苦难承受
人，罪恶见证人（王康先生语）。他们以最大的忍耐和最高的善意在
与这最荒唐的人生诀别，蒋彦永先生晚年的言行却道出最大忍耐的至
善形式，那就是，不忍。他以中国圣贤的不忍之心教训了国家，也教
化了中国生活。
将托尔斯泰、索尔仁尼琴、萨哈罗夫教训帝国的事迹与蒋彦永先生的
言行相比并不十分恰当。蒋彦永先生为无数的中国人提供了一种生活
示范，即任何中国人只要触及人生社会的真相，就不可能逃过政治的
罗网；在蒋彦永先生自己，他也许只是怀抱求得自己心安这一简单的
信念，这种信念却是真正政治力量的源泉。任何中国人，只要洞察了
这种政治的本源，并有意识地改善他所处的环境，就可能成为一位优
秀的政治家（陈初越先生语）。蒋彦永先生为半个世纪以来劣质化到
极点的中国政治提供了获救新生的可能，他令人信服地证明了，政治
家一点儿也不神秘，他们就是真诚地信仰政治的最高道义准则──生
命至上原则──并愿意为此在他力所能及的领域里，倾注心力，不懈
践履，为自身和社会全体成员请命的人。
蒋彦永先生的写作使得中国人重温语言的初始意义，那就是言为心声
的人生见证，说话，而且是说真话，而且是说出真相。在参与拯救沦
陷蒙难的当代汉语的写作队伍里，蒋彦永先生的贡献是极为重大的。
〔原载《新世纪．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2004年公告》。
转载自《新世纪网》2004.7.2 01:25；
http://www.ncn.org/zwgInfo/index.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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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观察与研究报告（2004年第3号）
田晓明
低收入家庭中的孩子不能接受学校教育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中国
政府能否解决这个问题？到目前为止没人能回答这个问题。最近，政
府开始关注这个问题，去年，教育部的官员承诺要解决西部农村学生
辍学问题，其办法是国家承担他们的学习费用，我们希望这不是一个
空头支票。这仅仅是向正确的方向走出的第一步，现实的问题依然非
常严重。
《新华网．黑龙江频道》记者李国红、胡国香采写的报道《大学生，
有多少生命不能承受之重》为我们揭开了现实中沉重的一面。
2004年6月15日，东北林业大学工程技术学院学生付新彬跳楼自杀。
这一天，距离他毕业离校仅剩17天。
付新彬4年仅向学校交了8,000多元学费，还欠上万元。而他的父亲
说，那8,000多元很大一部分还是花3分利借来的。
记者在采访中感到，付新彬4年大学中一直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
他也为自己寻找到了一个舒缓压力的办法，就是大量地看武侠和魔幻
小说，但一时的解脱并没有真正使他轻松。
采访中，很多同学告诉记者，4年的大学生活会使很多压力沉积到他
们心里，到大四时，这些压力会伴随毕业更突出地演化成一些过激行
为，有的同学甚至采取从楼上寝室往下扔暖瓶、砸桌椅等行为进行宣
泄。
东北林业大学学生处处长黄靖强说，当今大学生比较浮躁，抗挫折能
力低下，尤其一些贫困学生心理更是脆弱，就以交学费来说，学校一
触及这个话题，有些贫困生就极其反感，虽说毕业生欠款已经给学校
造成了巨大压力，但学校和老师并没有不当的催款行为。去年毕业生
离校前欠学校各种费用80多万元，今年已经欠到500多万元了。
另外，中国扶贫基金会的一项调查显示，38.1%的特困女大学生每个
月从家得到的生活费在100元以下，每个月生活支出在100元以下的贫
困学生占28.7%。
一面是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在残酷的现实中拼命地挣扎，另一方面是国
家教育投资的不合理，以下是一个不合理投资的例子。
《人民日报》记者丁伟从教育部获悉：在前期试点示范基础上，中央
财政将投入专项资金10亿元，地方按一定比例配套投入，农村中小学
远程教育工程的试点范围将扩大到20个省区市。
20个省级试点单位包括西部地区12个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
部地区的6个省和东部一个省。目前，各省区市的实施方案已经制订
完毕，将总共建设教学光盘播放点20,977个、卫星教学收视点48,605
个、计算机教室7,094间，共涉及116个地市、808个县。此前，中央
财政已投入专项资金3．64亿元，在西部地区的12个省区市和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进行了试点示范。
据介绍，农村中小学远程教育工程由国家发改委、财政部、教育部共
同组织实施，是促进农村地区尤其是中西部农村义务教育改革与发展
的重大举措。
现在有一个很时髦的词汇：以人为本。一个以人为本的政策就是要让
人们能够有尊严地活下去。人在巨大的生存压力下生活，这种生活是
有尊严的吗？一些人为了逃避这种生活已经选择了自杀，这种生活是
有尊严的吗？教育的目的是培养身体和心灵都得到健康发展的人，如
果一些人的人格在受教育期间因为贫困而发生了扭曲的现象，那么国
家就应该想办法避免这样的现象发生。由此看来，西部农村中小学远
程教育工程是一个不恰当的教育建设项目。为什么不能把有限的资金
用于资助低收入家庭的学生？使他们摆脱贫困的困扰、获得一个良好
的学习环境，这将有助于使他们成为身心健康的人。
从投资收益的角度来考察远程教育工程，也得不出它是一个好项目的
结论。一些低收入家庭的大学生自杀了，另一些低收入家庭的孩子上
不起大学，这对于远程教育工程不是一个小小的讽刺吗？远程教育工
程可能使他们的学习成绩提高，可是学习成绩提高并未使他们获得更
大的好处（这个更大的好处指得是他们不能完成高等学业），他们所
获得的好处仅仅是可以成为一个好的蓝领劳动者，这样一来，远程教
育工程的投资效益就会大打折扣。
国家应该尽全力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这包括，（一）最大限度地遏制
学生因贫困而辍学，（二）、学校没有危险房屋，（三）保证按时发
放教师的工资，（四）保证教学器材的供应；国家应该尽力资助低收
入家庭的学生接受高等教育；国家应该在这两个任务完成之后，才可
以投资于提高学校教学水平的远程教育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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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深爱纽约
凌锋
中共当局对付异己人士的最大法宝是指控他们“不爱国”或“卖
国”；近来为阻止香港的普选，更列出香港有“四类”是不可以参政
的卖国者。其实从许多报导来看，真正热爱“美帝国主义”的才是中
共自己。前年香港一位娶了中国跳水皇后伏明霞作太太来表达爱国心
的财政司司长梁锦松就提出香港要“超（纽约）曼哈坦”的口号，但
是香港经济一塌糊涂，此议就自动消失，此人后来也因为偷税，在董
建华力保之下还是被迫在“7．1”大游行后辞职。
最近美联社的报导说，北京的地产商借镜举世闻名的纽约市中央公
园、曼哈坦的蓝图，全力打造象征财富与权贵的高尚“北京上东
区”，于是“中央公园”、“公园大道”、“曼哈坦”、“苏荷”以
及“森林小丘”等纽约的地名在北京市出现了。
北京是中国的首都，却以美国一个大城市的地名为荣；北京是千年古
都，而纽约1686年才建市，为什么不是纽约的北海公园而是北京的中
央公园？需知北海公园从1千年前的辽代就是皇家宫苑。为甚么不是
美国的周口店而是纽约的苏荷？需知周口店是几十万年前“纯粹中国
人”的发源地，相传美洲的印第安人也是中国过去的。苏荷呢？只是
缺乏文化的、年轻的“新人类”的聚集地而已。
如果北京深爱纽约只是商人浅薄之见，倒也算了，问题是中共中央机
关报的《人民日报》也宣称：“北京朝阳区势必成为新的曼哈坦”。
那是代表党的意见了。会不会台湾还在闹如何正名的时候，中国先抢
先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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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海危机“与“军事主义陷阱”
任不寐
台湾大选之后，大陆爱国贼继续发动了一场夏季攻势：6月中旬，关
于台海战争的评论突然间成为传媒热点；而“互联网”成为“党占
区”之后更成为“解放台湾”的舆论前沿。俯手可拾的“伪独立评
论”有：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乔新生之《海峡两岸战争的十大悬念》，
他认为，由于中国大陆在福建东山岛进行军事演习的时候美国舰队倾
巢出动，在太平洋举行大规模的联合军演；与此同时，台湾当局批准
了6,000亿元新台币的军火采购案──因此，“海峡两岸紧张局势空
前严峻”，“现在，通过和平方式实现祖国统一几乎没有可能”。
“陈水扁就职演讲实际上就是台独的宣言书”。“海峡两岸已经到了
摊牌的境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认为，海峡两岸的统一战争将
的结局可以用美国南北战争来类比，“在紧急状态之后，中国应当尽
快通过民主的方式建立体现民意的政权组织，保证台湾地区能够尽快
实现稳定，进入发展状态。”这位先生没有告诉人们，中国大陆为什
么要在福建东山岛进行军事演习。这位先生也没有告诉人们此前这个
解放者为什么没有在大陆“通过民主的方式建立体现民意的政权组
织”，而在战争后的台湾就拥有这样的意愿。
──特别引人瞩目的评论可能是解放军中将刘源的文章。凤凰卫视6
月16日消息，解放军中将刘源今天投书共青团中央主办的报纸《中国
青年报》，就此前美国以及台湾方面攻击中国大陆三峡大坝的企图及
可能方式做以评论，言明：三峡大坝摧不垮，毁不掉！心胸中统一的
大坝更摧不垮，毁不掉！这篇评论文章似乎并没有说服人们在理性上
相信台湾缺乏攻击能力，而仅仅是在“革命意志”上表现了“大无
畏”的精神。但考虑作者的身分，该文无疑在台海危机上放了一把
火，它在引起“美国鹰派”的注意并扩大战争恐慌气氛方面有所贡
献。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鸡刍卫视”（凤凰卫视）再度焕发了爱国贼
热情，那些伪独立评论人士开始连篇累牍地制造中国不怕战争、不惜
牺牲人民生命以求一战的军事喧嚣。如在评论员阮次山和“北京三略
管理研究院资深研究员、中国军事问题专家彭光谦教授”的几次对谈
中，他们笑谈：“台海开战美弃台湾如敝屣”；并声称“美国人没有
这个能力付出这么高的代价。”这些“评论家”一方面置美台关系法
所赋予的美国在台海地区的军事义务于不顾，另一方面完全引用毛的
“不怕死人”的“人民战争思想”──这一思想深刻地表达了中国思
维完全不尊重生命却不以为耻的那种野蛮状况，也表明“不怕死人”
实际上是“不怕别人死”那种凶狠残酷。这些评论家在台海问题上的
勇敢和他们在中国严重的社会问题、人权问题上进行精明的缄默形成
了鲜明的对比：因为批评中国政府才存在真实的危险；因此，爱国贼
仅仅愿意在爱国问题上表演哗众取宠的勇敢秀，这是一种深刻的害怕
与恐惧，它说明爱国贼是真正的胆小鬼。不过“鸡刍卫视”已经“
秀”到了自体中毒的程度了，那份自我感觉良好将连同其精神一起成
为时代丑闻之一。与此同时，那个叫李敖的蝙蝠开始设计各种恐怖主
义方案，这位不负责任的“老玩童”却在应当负责任的传媒上建议大
陆对台进行恐怖袭击：“弄个飞弹过来打掉一个台湾高压线的输电的
一个高压塔”，“要把那个真正的在大陆赚钱的这些有台独背景的这
些商人，大商人、大企业家、大资本家，宰掉几个”。令人深思的不
仅仅在于李敖是否不负责任还是仅仅对自己的利益过于负责任而卖嗲
装疯，而在于为什么“鸡刍卫视”要利用他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
──直接代表官方的评论有：新华社发文反驳美国国防部报告夸大中
国军力。6月16日中国官方新华社今日发表署名齐紫剑文章，指美国
国防部在5月底发表的《中国军事力量年度报告》，刻意夸大中国军
力和军费开支。文章反驳美国指北京研制导弹，为了在台海冲突中取
胜的讲法；并且否认北京的国防开支名列世界第三。五角大楼的这份
报告称，去年北京加强了攻击性军事力量的发展，研制了更多先进的
导弹和破坏卫星的激光器，并加强了地下设施的建设，所有这一切都
是为了在可能发生的台海冲突中取胜以及向台湾施压。“北京的防务
开支在500亿到700亿美元之间”，仅次于美国和俄罗斯，名列世界第
三。该文批评美国在向中国“发出错误的信号”之后“不禁要问”：
“究竟是谁在发出错误的信号？”，我想这个问题可以在上述言论中
找到答案：爱国贼表演已经充分“发出了错误的信号”，而大陆针对
台海局势的各种军事投入和动员更提供了“正确的信号”。
──不过官方的理性声音也开始发言：就在爱国贼热火朝天地率先进
入战争状态的时候，外交部驻港特派员诠释对台政策：台不独京不
打。6月16日香港明报报导，外交部驻香港特派员杨文昌昨天说，只
要台湾一天不宣布独立，外国势力没有占领台湾，大陆就不会对台使
用武力。这是值得注意的一个信息，它一方面表明大陆关于台海危机
官民之间存在不同声音；也表明即使在官方内部，也应该存在不同声
音──考虑大陆的“民间舆论”不过是官方舆论的的某种隐晦的表达
方式，这一内部分歧在逻辑上就更应该得到证明。
现在的关键问题是，如何解读最近这次针对台海危机展开的新一轮爱
国贼舆论动员？它是否真的意味着战争状态是现实而迫切的？
首先，在主观上，爱国贼舆论动员存在机会主义特征，它不是指向战
争的，而是为意识形态目标以及国内政治和部门利益服务的。一方
面，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政治合法性的瓦解使民族主义成为最后的
意识形态，而这一民族主义思潮主要的表现对象就是台海问题。换言
之，需要不定期地制造民族主义事件来不断地在国内进行意识形态复
兴，以超越后改革时代政治的精神贫困。另一方面也许更为重要。我
曾对后改革时代的政治结构提出过一个分析框架：“有限现代化的军
事主义陷阱”。这个分析框架旨在说明：计划经济时代的极权统治是
通过经济国有化和军事统治两种力量来实现的，经济改革意味着经济
控制能力的下降，因此必须进一步提升军事力量的控制。而军事部门
在国家生活中的强化就意味着军费的增长，而政治人物对军事部门的
关系重建也需要增加军事投入。军费增长需要政治上的合法理由，因
此战争状态就成为意识形态宣传的核心内容之一。在这种意义上，爱
国贼的战争喧嚣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服从愚蠢（这是意识形态教
育的结果），一部分则完全服从于部门利益。在中国当下的政治结构
中（军事力量仍然是国家真正的统治者），特别是在二元寡头政治的
情势之中，即使缺乏经验证据，军事动员引起的政治纷争在逻辑上更
应该给人留下想象空间。
虽然在主观上爱国贼的军事动员主要不是真正指向战争的，但其现实
后果则可能导致真正的战争状态。一方面，根据“安全悖论”，美台
可能针对中国的军事武装增加军事投入，这一军备竞赛的轮番升级就
有可能使台海和平变得越来越脆弱。另一方面，对于大陆来说，军事
投入会不断侵蚀改革积累的有限的经济资源，并使政治改革在军事力
量的制约下越来越不可能顺利完成。这意味着经济危机在没有政治改
革为轨道的情况下愈演愈烈，它会刺激国家对内进一步采取军事统
治，并对外寻求战争以缓解国内危机。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正是针对
上述现实后果，爱国贼当下的军事主义表演不仅是一种国家罪行，也
是一种反人类罪行。面对灾难性的后果，反对战争应该是解决台海危
机真正的政治底线，这是所有文明社会共同的努力方向。
最后，可以想象“‘6．4’15周年”及香港政治危机及“7．1”游行
等事态和大陆爱国贼运动之间的关系。爱国贼运动是政治机会主义运
动。换言之，爱国贼运动是大陆政治危机的转移释放，这是最近15年
来一个经典的政治算计。问题的关键是，它是以当下愚民以乐和未来
战争危险为代价的。因此，如何“反制”这种政治恐怖主义才是中国
问题的真正解决之道。
（2004年6月18日星期五）
〔转载自《新世纪网》2004.7.2 01:08；
http://www.ncn.org/zwgInfo/index.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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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革命呐喊
徐水良
┌────────────────────────────┐
│接近美国国庆，美国有的电视频道，如历史频道，连续播送│
│名为《美国革命》的电视。美国人非常珍惜和尊敬他们独立│
│革命等革命历史。革命，这是写入《独立宣言》的美国立国│
│精神。而在中国，那些被专制阉割和压断了脊梁的伪“精│
│英”伪“改良主义”者们，除了宫廷太监般的柔弱媚态以│
│外，已经没有任何血性。他们把“革命”变成了一个邪恶的│
│字眼，甚至把革命完全等同于共产党实行反动大倒退的共产│
│假“革命”。他们造成了太监般没有血性的“民运”沦陷区│
│小圈子。另一方面，一部分流氓特务，以恐怖主义和冒险主│
│义冒充“革命”，败坏革命名声，诱捕国内激进分子。在这│
│种情况下，尤其在中共拒绝改良尤其是政治改革的条件下，│
│我们有必要再次呼唤革命，为革命呐喊。在美国独立节（国│
│庆）前，我们重发近4年以前《为革命呐喊》一文。 │
││
│这里顺便讲一下革命概念。按学者们的意见，革命概念原始│
│来源于天文学，从英国的‘光荣革命’（1688年）后开始普│
│遍地用于一个国家的政治和社会关系的彻底深刻的转变。按│
│照不同领域中革命的发生，人们可以把它化分为政治革命、│
│社会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艺术革命、科学革命等│
│等。（2004.7.2）│
└────────────────────────────┘
在当代世界上，否定革命，反对革命，攻击革命，成为中国民运一部
分人中一种奇特的特有现象。
近来，南斯拉夫人民勇敢地做了一件这些当代中国民运朋友没有勇气
做，因而一直大加攻击的事，即从当局手中“夺权”，从而推翻米舍
洛维奇统治，使革命取得成功。这鼓舞了中国民运及老百姓，使他们
重新呼唤革命。这时，这些朋友又老调重弹，大唱反对革命的高调。
在当代世界上，美国人不反对革命，赞扬革命，把革命权利写进在全
世界影响很大的《独立宣言》，而《独立宣言》则被视作美国的立国
基础，法国的《人权宣言》就是在《独立宣言》的影响下产生的。因
为美国的自由民主制度，是美国革命即美国独立战争带来的。而美国
的人权和空前自由，也是由这个革命、南北战争和伴随而来的一系列
改良和其它变革，如60年代的民权运动所带来的。而美国的强大的国
力和经济，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当代的科学技术方面的巨大革命。英
国人不反对革命，因为英国的议会民主制是由1642年革命（即“清教
革命”）及“光荣革命”（一次不流血的包暴力革命）造成的，而英
国的民主和英国的产业革命一起，曾经造成了强大的大英帝国。在当
代世界上，凡是实现了民主的国家，他们的人民和政府，都不反对革
命，恰恰在专制统治下的中国，反而有89民运中产生的一小部分“精
英”朋友，反对、否定和攻击革命。是不是中国情况特殊，中国不应
该象英国、美国、法国，以及当代的菲律宾、印尼、苏联、罗马尼
亚、东欧、南斯拉夫那样，进行革命（或半革命）。仔细一看，不是
的，原来在这些朋友那里，一切真正的革命都不见了，造成了世界重
要民主国家，民主基地的巨大的政治革命，都不见了。思想革命、教
育革命、科学革命、技术革命、文化上的革命、产业革命、一般的社
会革命、非暴力政治革命，甚至许多暴力革命，统统从历史上消失
了，只剩下许多人并不认为是革命的改朝换代。于是，革命仅仅是改
朝换代，根据他们的逻辑，又进而论证，革命极端可恶！
相反，在他们那里，这些革命都不能产生民主，只能产生专制，而他
们的所谓“改良”，却是极端地好，所有的民主只能从改良中产生，
而改良决不象革命那样产生专制，似乎希特勒的专制不是从合法改良
中产生的，似乎给亚洲带来灾难的日本军国主义，也不是在明治维新
的改良后产生的，似乎马科斯的专制统治也不是靠改良和民主选举上
台的。这些朋友的“历史”，与我们的完全不同，也许，他们生活在
与我们地球历史不同的历史中，也许，地球上的历史也可以由他们任
意编制，事实可以由他们任意捏造，历史规律可以由他们任意杜撰。
对于不懂历史，容易受骗的中国老百姓，在他们的头脑中装上这种
“历史”，似乎还不是太困难。他们不是修正他们的理论，更改他们
的逻辑，使之与历史相符，相反，他们勇敢地更改历史和历史事实，
使历史与他们的理论和逻辑相符。因此，为了符合他们的理论，他们
把一切与他们的理论不符的革命，从历史中删去，只剩下改朝换代的
暴力“革命”。
在总结89民运失败经验的时候，他们“别具只眼”，说89民运的失
败，是因为中国民运不够妥协。在人类历史上同类反对派运动中，中
国民运是最为怯懦、软弱，空前渴望妥协的反对派运动，原来还不够
怯懦，不够妥协，不会妥协！89民运的第一个行动是跪，以后一直没
能站起来。但他们却指责一切努力站起来的企图。他们千万百计掩盖
这样的事实，这就是89民运各种条件，尤其是声势和规模都远超过当
时的苏联及目前的南斯拉夫，赵紫阳对于中国，几乎具有完全的合法
性，而叶利钦则是苏联一个加盟共和国俄罗斯总统，对全苏联并不具
有合法性。而我们与苏联及南斯拉夫不同的地方，对苏联而言，就是
叶利钦勇敢地走上街头，阻挡坦克，发布命令，号召抵抗，而赵紫阳
却不敢有任何公开的抵抗。空前崇尚合法性朋友，临到紧要关头，是
决不敢利用合法性的。对南斯拉夫而言，就是南斯拉夫人民勇敢地进
行“夺权”，而89民运的主体及其领导人，却没有人愿意夺权，并且
他们的理论一直攻击和反对夺权，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叶利钦和南斯
拉夫人民不敢抵抗，不敢夺权，那他们必然象中国89民运一样失败。
我们并不否认一些幼稚学生不懂策略，思想上没有任何摊牌的准备，
而行动上却是坚决摊牌，而自己还不知道自己的做法是要摊牌。他们
年轻，还不懂进退。但学生的这个缺点，并不能掩盖上面这个铁的事
实，及显而易见的89民运失败的原因。这些朋友闭口不谈这个原因，
掩盖这个事实，也正是掩盖他们的怯懦。他们攻击革命，攻击英勇行
为，以便把他们的怯懦，吹嘘为成熟、智慧、理性和勇敢。面对中共
大规模血腥暴力，他们跪着举起“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旗帜和口
号，要求手无寸铁的被屠杀者放弃“暴力”，呈现一幅可笑滑稽的画
面。当我们的敌人不使用暴力的时候，我们当然可以采取“和平理性
非暴力”的策略，但这是实现目标的策略，不是原则，不是口号，不
是旗帜和目标。他们甚至不懂暴力为何物，似乎只是人的拳头和牙
齿，学生手中的石块和燃烧瓶。有人甚至认为，非法行为才是暴力。
他们说他们的非暴力是一种原则，他们要在目前条件下，立刻废除暴
力。他们甚至不知道当代最大的暴力就是现代化的军队和警察。而这
两者，至少目前及不远的将来，我们还看不到废除的可能。你不可能
一下子废除坦克、飞机、监狱、手铐，不可能一下子废除有组织的军
队和警察的肉体暴力，和武器等物质装备的物质暴力。
当我们毫无权力，并且被中共贬为另类的民运朋友们，自大狂地一厢
情愿地宣称他们决定走改良道路，反对革命道路的时候，其实，是很
可笑的，因为自上而下的改良是统治者的权利，革命则是老百姓的权
利，而我们只拥有老百姓革命权利中的一部分。他们自我膨胀地把自
己等同于中国的统治者，因此决定实行改良。其自我膨胀，自命不凡
的形象，真是令人忍俊不禁。
我们当然也有废除暴力的长远目标，但那是未来社会的一种国家及社
会制度，而不是现代社会中作为手段的策略。现代社会并没有非暴力
的国家制度，因此在目前实行非暴力只能是策略。我们的这些非暴力
朋友产当然更不会懂得这两者之间的区别。
事实上，对付中共这样的法西斯专制，凡不违反人道，不违反人类公
认道德的一切手段，都是允许的。无论是改良还是革命、公开还是秘
密、合法还是非法，都是事业的必须。主张只用一种方法，只用一条
腿走路，坚决要把另一条腿、另一只手砍掉，这是极端的愚蠢。我们
既反对攻击革命，也反对攻击改良，我们认为，革命必然包含大量的
改良，而改良也会包含局部的革命，并且必须以革命压力为后盾。任
何一方否定对方，也就是否定自己。主张改良反对革命的民运朋友们
对革命的攻击，正是取消革命的压力，使中共有持无恐地反对和扼杀
改良。清末的“民运”，即革命党人和改良派保皇党人，都积极准备
武装起义，在这种压力下，经过10年，迫使慈禧太后下诏开放党禁。
经过16、7年，推翻满清皇朝。而当代中国民运经过20多年，仍未冲
破党禁。原因之一，就是中共有持无恐。
历史上的革命和改良，都有可能采用和平的方式，也可能采用暴力方
式；有可能产生专制，也可能产生民主。人是有头脑、有意志、有主
动性、能选择的动物，人的目标是专制的，达成目标时，只能产生专
制；目标是民主的，达成目标后，就实现民主。因此，革命、改良，
暴力、和平，专制、民主，相互之间，有各种组合，而不是反对革命
的朋友认为的那样，只有一种，即革命＝暴力＝专制，改良＝和平＝
民主。
革命和改良都是人类永远必须的，暴力革命可以告别，但革命本身却
不能告别。许多年来，中共已经一再拒绝改良，一再堵死的改良的道
路，在这个情况下，让我们一起，呼唤革命，为革命呐喊！
（写于2000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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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民气焰嚣张
杨天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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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天水在本文中“一杆子打翻一条船”地诅咒没加定语│
│的（也就是全体的）“无神论”者，打击面实在过大了。这│
│种把一切无神论者一律列为敌人的做法，当然会失去所有没│
│有宗教信仰者同情，同时，这种做法本身也是缺乏事实与理│
│论根据的。│
││
│我想，应该给予痛骂的乃是“中共这个”“无神论”者，因│
│为，并非一切无神论者都会象中共这样蛮横暴劣地对待有神│
│论者啊！由于宗教信徒论政时往往基于对自我信仰的坚信而│
│往往有着这类出格的论点，因此，我利用这个机会给予指│
│出。作者的逻辑威力不但不会因为这个修订而减少，反而会│
│因而更具说服力，更能说服人们。│
│──洪哲胜编按│
└────────────────────────────┘
暴民们丧心病狂了。最近他们在南非雇凶枪击法轮功信徒。
真善忍，再次遭到袭击。暴民们不但在中国大陆本土气焰嚣张，而且
将这种对真善忍的仇恨扩展了遥远的南非。很多善良的人倒在血腥之
中，那些杀人暴徒以及他们的幕后操纵者逍遥法外。
为什么中国的暴民和暴力如此之多？无可置疑，马列主义和专制制
度，就是这些暴民和暴力的肥田沃土。
马列主义进入中国以后，喧嚣叫嚷无神论和暴力论，反对仁爱思想，
提倡斗争学说，鼓动人不是相互爱护，而是相互坑害，造就了无数暴
民。
暴民当道的地方，善的力量总是受到打击和压制，恶的力量总是得到
保护和鼓励。在中国我们随时可以看到善良的人，为人正直，不做坏
事，日夜勤劳，可是总是过著非常贫穷或者拮据的日子，就是在政府
中供职，也不过是个任人宰制的清贫的老好人；而那些暴民趾高气
昂，招摇过市，公开残害国民，公然抢劫国库，寻欢作乐超过历代
任何特权阶层和流氓势力，可以说在世界历史上任何王朝，也找不到
目前中国大陆这样的状况：暴民大权在握，除了少数抗争者之外，整
个社会屈服在暴民的脚下。
无神论毁灭了人的信仰，将人驱赶到只受利益支配和引导的魔鬼状
态。如果用兽性来类比腐败势力和暴民恶行，那就太简单了。一般的
野兽，只有在极端的生存需要之下，或者极端危险的面前，才和别的
动物争夺事物，或者相互撕杀。一旦吃饱，一旦自己的生命没有危险
或安全有了保障，野兽们一般就再也没有贪欲，没有侵占，没有巧取
豪夺，没有恐怖暴力。可是大陆的包括腐败势力在内的暴民们，就大
不相同了。他们无止尽贪污受贿，无止尽地占有女子，无止尽地侵害
国民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无论多少金钱，多少美女，多少轿车洋
房，也满足不了他们的卑污的贪欲。尽管从来没有国民攻击他们的安
全上的危险，他们由于做贼心虚，他们仍然以殴打，刑具，监禁中的
各种折磨，直到监狱刑期或者这次南非式的谋杀为手段，对国民不断
地发动肉体的进攻和侵害。所以我说无神论将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境
界沦落到不是野兽的状态，而是魔鬼的状态。魔鬼有无尽的贪欲和无
尽的暴力倾向。
暴力论彻底反叛了人类主流文明几千年来不懈的追求──博爱与和
平。专制制度对国民实行恐怖统治，谁要求自由和民主权利，那么谁
就会遭到无情的打压，无论你是平头百姓也好，官僚干部也好，概莫
能外。它在整个社会建立了一种暴力能够享受的机制，即提供了一种
暴力可以发财致富，可以压倒他人，可以青云直上的样板。看看成克
杰王怀忠这样的官僚阶级中的弱势者的发家史，看看刘涌那样的社会
黑帮是如何通过暴力和金钱，买官作恶的发家史，就可而已知道暴力
论是怎样地实现了无神论的主张，是怎样推动了这个社会沉沦于罪恶
的深渊！
良民失去了制度的依托，总是处在劣势，不得不默默忍受暴民的侵袭
残害。
因为地方县乡政府中的黑帮，横征暴敛，无以为生的上访农民，维权
不成，却经常遭到拳打脚踢，皮带警棍，监禁判刑，暴民们将多少非
人的虐待摧残随意加到良民们的身心之上。只要看看陕西剩子洲县很
多农民，仅仅因为在街头宣讲中共自己的文件，就惨遭很多毒打后，
惨死于派出所看守所和监狱的事例，就可以略知暴民气焰嚣张。
当法轮功挺身而起，试图拯救中华民族的精神堕落时，同样遭到暴民
的抵制打压直到百般地摧残。打压法轮功，摧残或者谋害法轮功的信
徒，是暴民们的一个阴谋，一场无神论压制宗教信仰的，暴力论压制
博爱论的阴谋。这个阴谋的核心愿望是要延续特权阶层的不劳而获
的，为所欲为的，将整个社会踩在脚下的暴民垄断社会的生活方式。
〔转载自《大纪元》2004.7.1 15:03；
http://www.epochtimes.com/gb/ncnew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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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认同的危机八九政治的困境
陈小雅
§§一、宏观历史中的89定位
从宏观历史的层面上看，89事件是中国社会政治转型过程中，由于社
会政治文化与政治法律制度不相适应而发生的一次碰撞。在世界历史
上，类似的例子有许多。比如：（一）殖民地时代，遍及世界各地的
殖民地原住民的传统文化精神，与殖民者带来的政治法律制度的冲
突；（二）建国时期的美国，开拓者的文化精神与宗主国大英帝国的
法律制度的冲突；（三）内战时期的美国，北方工业地区的制度要求
与南方的种植园文化的冲突；（四）二战后，苏联帝国强加在原东欧
各国身上的政权形式，与它本身政治文化的冲突；（五）50年代至70
年代末期，巴列维政权下的伊朗，其政治制度与本民族的宗教文化精
神的冲突；（六）20世纪下半期的苏联，西方文化与传统宗教相结合
的社会文化，与苏共统治的冲突；……等等。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凡是存在政治文化与法律制度“不和谐”、
“不适应”的地方，必定会发生寻求“和谐”与“适应”的运动。如
果这种不和谐是系统性的，革命或战争就不可避免。200年来的世界
历史告诉我们，要么是先进的社会政治制度改造了不顺服的文化精
神，要么是顽强的文化精神瓦解了政治制度。就象“鞋子”与“脚
趾”的关系──要么是生长的脚趾戳破鞋子的禁锢，要么是顽强的鞋
子扭曲了脚趾的骨骼。它们之间既存在尖锐矛盾又能共存共容、克服
摩擦，实现和平转化的特例似乎只有一个，那就是接受了“麦氏宪
法”而又顽强地保留了本民族文化精神的日本。
用这样一种社会历史观去关照1989年的事件，我们会发现，比起上述
任何一个国家曾经发生过的动荡，中国的事件并不十分特别。
§§二、专制政治下的“免费大餐”
在西方人眼里，所谓“89民运”是一场简单的“国家与社会”的对
抗。但是，在事实上却不那么简单。因为在一党专政国家里，“国
家”与“社会”的关系不是并列与对峙的关系，而是“国家”包容
“社会”的关系。在中国，西方人视野中的“社会”──企业、商
店、学校、医院、新闻单位、社区和民主党派，总之，从幼儿园到火
葬场，都是在执政党党支部的领导下工作，领取国家工资，归口对政
府的某部负责。各种不同利益集团的呼声，不是象民主国家那样──
通过不同政党的代言人及其媒体发表，而是通过共产党内部的派别、
山头、势力范围，以党国元老、政府要人或各自把持的部门的声音表
达出来。因而，虽然是一党执政，实际上是一党外壳下的多党并存。
通常政党竞争的规则，被党内斗争与政府部门间的龌龊所掩盖。虽然
他们总体上都不欲改变现存政治格局和权力配置关系，但在社会政
策、经济改革方略和政治宽容度方面，确有着相当于“多党制”国家
里不同党派的明显的差别。这些差别在重大的历史关头，往往会演变
成激烈的党内斗争。当10年改革造成国家权威衰退，政府的效能降
低，权力结构重新调整的时期，它的内部更是酝酿着巨大的矛盾和冲
突。
事实证明，89民运能以空前的规模出笼，并长时间持续，与上述中国
政治特色是不可分的。而胡耀邦的去世，正象征着代表一定人口和价
值集团在政权内占据板块的空缺。
建立了这一概念之后，我们就能理解：
──运动所提出的“反腐败”、“反官倒”的诉求，为什么会为等待
清算“改革派”的左派所乐见？
──北京市陈希同在促使邓小平发表“‘4．25’讲话”以后，为什
么却没有采取有力措施制止“4、27大游行”？
──新闻单位的总编们为什么始而严控报纸对学运的报导，继而亲自
拼凑民运的事况？
而在1989年4～5月间的街头，有数十万人的游行是以单位为建制而进
行的，有数以百计党政机关及其事业、企业单位打出了单位的旗帜；
天津的学生不在天津地面上闹事，而被默许进京；而在上海市委，党
政机关干部上街游行时，江泽民的“爱将”陈至立站在二楼的阳台上
向出发的队伍挥手致意……
在5月13日至19日的绝食期间，全国66个城市121万人次上街游行，80
多所外地高校约5万学生来京声援。他们均享受了免费优待的乘车待
遇。在元老们已经作出戒严决定，各地部队已经向北京开进时，仅5
月19日当天，就有30多个省市院校的2万多名学生分乘23趟列车进
京。
5月16日凌晨，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对广场学生发表广播
讲话：“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希望同学们尽快返回学校。也希望
学校老师、领导和家长做好劝说工作，动员同学们回校。”这个讲话
在广场一连播送了20遍。为响应“两办”的“号召”，当日，北京新
闻界、科技界、教育界、文艺界、医务界、企业界及民盟等单位10万
人次上街游行声援学生；中央民族学院3、40名青年教师组成的绝食
团也开进天安门广场；北京大学140名教授就南京大学教师倡议发表
《声明》，敦请国家教委副主任何东昌辞职；同时，北大朱德熙等10
位教授，也发表了请政府更正对学潮定性的《紧急呼吁书》。该校青
年教师还成立了“教师后援团”，协助学生与社会各界的联系工作，
与政府进行沟通，为年高体弱，行动不便的老教授提供到广场看望绝
食学生的方便。北京以外地区上街游行人数也逾10万，波及20余个城
市，近百所高校、绝食学生增加到1,200名。
与此同时，政府组织的大量援助物资也以各种名目运抵广场，据陈希
同报告称，在这些援助中，光是草帽就有6,000顶，而1,000条棉被则
是从北京军区调运来的。不仅如此，他们还为没有厕所的天安门广场
搭起了临时厕所。5月18日大雨前，就从公交总公司抽调了78辆大客
车，──这种种的援助，难道不都是有利于让学生在广场长期作战的
举措？而一旦党内斗争有了结果，这些支持的单位立即变成了“维持
秩序工作队”……
在军内，毛时代就存在着军队“职业派”军人与“政工派”军人之间
的势力抵牾再次暴露于众。在赵紫阳任总书记，对军队实行自收自
支、自负盈亏的“承包制”期间，军队职业派军人的雄心大受挫伤，
在经济上面临的捉襟见肘的状况。据消息人士称，当调兵的命令发出
时，这些部队很乐于把那些破破烂烂的卡车开到街头展览，并有意让
它们熄火。从而为“身分不明”者的纵火焚烧提供了现成的燃具，客
观上为所谓“反革命暴乱”提供了依据。据陈希同的报告称，在6月3
日到4日两天损毁的1200多台车辆中，有1000多辆就是这种军车。
“6．4”后，中共党内也曾提出追究：为什么会死那么多人？据说，
军队公然提出的理由就是，我们没有钱买橡皮子弹！
§§三、89民运的“灰色地带”
凡对89民运中的真正“社会”进行过仔细研究的人都发现，他们的状
况比“国家”更为复杂。在德国莱茵笔会和亚琛89学社编辑出版的
《回顾与反思──89民运历史回顾与反思研讨会纪实》一书中，十分
详尽地记叙了学运起仆的过程，与内部操作的特征；芝加哥大学的赵
鼎新教授，则从社会学的角度，深刻揭示了学运的无意识和潜意识层
面。而另一位知名作家，则以文学的笔触描述了知识群体与民众行为
的复杂内涵。这里不妨引用几段：“……10年改革解除了共产党对知
识分子长达30年的迫害并迅速地提高了他们的地位，使他们恢复了自
信，甚至达到一定程度的自宠自傲。传统的追求作为的功名之心加上
现代人寻找人生意义的内心煎熬，使得中国的知识精英普遍具有一种
渴望轰轰烈烈垂名青史的救世情结。一旦在正常途径上陷入失望，遇
到挫折，或者仅仅是耐不住寂寞，这种情绪便会化做造反的动力。
‘6．4’前的中国政治改革迟迟不动，经济改革胶着停滞，而随改革
出现的弊病又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知识分子急于发难是不难理解
的。”──这里大致说的是民间知识分子的状况在“反叛”的知识分
子那里，作家指出，“也有相当程度的个人功利动机，甚至可以说，
这种个人功利主义是引发‘6．4’”的直接原因之一。‘6．4’前颇
有些知识精英有意无意地追求成为有国际知名度的‘持不同政见者’
……‘持不同政见者’……成了一条收益大于代价的捷径。尤其西方
舆论对‘持不同政见者’情有独钟，一旦在西方挂上号，就取得了更
大的人生保险，也有了走向世界舞台的阶梯。所以，‘持不同政见
者’不仅是一种角色，也成了一种资源。它无需真才实学和艰苦的专
业进取，也不必等待漫长无际的循序渐进，却同样可以谋生、出名、
有钱、出国、吸引异性、进入历史甚至登上顶峰。瓦文萨是一个榜
样，如果不是‘持不同政见’的路，从电工到总统要走多少年？又有
没有希望走通呢？就这样，……从要求释放魏京生的签名开始，‘对
着干’就一浪高过一浪，最终成为‘6．4’运动的引信。”
在学生方面，这位作家不否认他们具有“改造社会”和“同情疾苦”
的真诚理想主义的一面，“然而，就总体而言，这代青年的基调是自
我中心和享乐至上”。“相当一部分学生与其说是由于忧国忧民投入
运动，莫如说更多地出于浪漫、游戏欲或攀比格局。举世瞩目的氛围
能增加他们的荣誉感，使狭隘的个人主义一时融汇进集体事业的净化
与升华中。一跃成为社会命运的决定者（尽管是错觉）也能产生一种
神圣感，使他们在不少方面表现出超常的热情、勇敢、勤奋和纪
律。”但吸引他们的是“天安门广场野游式的露营、月下歌舞、不劳
而获的募捐和分配未来政权职位的说梦”。“学生领袖们则在相当程
度上陷在拉山头、打派仗、抢风头之中，彼此封锁资源、互相猜忌、
各搞一套。”
在市民、社会青年和工农群众方面，这位作家认为：“除了发泄情
绪，很难看出有什么理性因素。”他们或许对“学生充满真诚的同
情”，而较少知识分子们的私利欲望，但支配他们感情的是“仇视一
切社会不公”的“平均意识”。导致他们大批投入的是“全民性的心
理压抑”：“管束、挫折、挨整、训斥、罚款、舆论的压迫、人际关
系的恶毒、官僚骄横、购物上当、乘车挨挤，下饭馆看冷脸，回家吵
架；做违心事，说违心话，仰人鼻息等构成的全面而巨细无遗的压
抑。对于他们来说，‘“6．4”运动’不过是一个绝好的‘喧泄压抑
的渠道’，──上司不用怕，警察不用怕，连政府也不在话下，能够
万人在中南海门外齐骂‘操你妈’，何尝有过这样痛快的时候。”这
种“狂欢意识使人们很难清醒地估计到事态的严重性。‘6．3’之夜
不少人的牺牲并不是出于献身的英勇，而是天真，仅‘橡皮子弹’4
个字的传闻就使不少人白白送了命。”
这位作家对89民运的看法，概括起来大致可以归结为如下4点：
（一）受“集体无意识”支配的非理性宣泄；（二）个人的“风头意
识”和权力欲的推动；（三）“蒙面势力”的插手与控制；（四）
“见好就上，见坏就逃”的投机心理。
──它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对89民运的看法。从卡玛拍摄的《天安
门》，到著名政论家刘晓波对89民运的比喻，我们都可以看到上述观
点的影子。而通过“89”，这批“精英主义者”认定：共产党固然没
有前途，但中国与民主更是无缘。
§§四、“借”字诀的背景与“超理性”选择
作家的上述结论，在学术上可以被视为20世纪晚期“神经学”观察方
面的一项成果，同时也是对现代政治学“行为主义”方法与“社会心
理学”的运用，即一种从当事人或参与者的个人动机、潜意识或集体
无意识追溯事物（事件）本质的方法。正如当代政治学家们看到的那
样，这种时髦的方法，往往与社会学的实证主义结伴而行，它们往往
所费代价昂贵、手段新奇不凡，但不论观察对象为何，都可以得出一
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典句式：“……（对象）要么直接关心保
障和收人，要么寻求满足某些无意识的需要和愿望。……行为要么源
自深层的（例如以”统治热情“的形式出现的）潜意识的驱动，要么
来自因外界社会化或群众集团的刺激产生的精神需要，它反映潜意识
的担忧或愿望。个人被看作在广告或宣传的控制或操纵下行事……”
至于这些有国别和文化特征的“无意识”、“潜意识”的欲望和担忧
具体是什么内容，只要由各国的学者去填充就够了。在这方面，可以
毫不夸张的说，我们的作家、评论家在视线与嗅觉方面，同受过专业
训练的西方社会学、政治学家们相比毫不逊色，它们对于识破“伪崇
高”和肃清“假理想主义”，在观察现实生活的“价值视角”之外还
给你一个“利益视角”，使人们回到真实而有些沉闷的世界，──这
无疑是非常“先锋”的。区别仅仅在于，政治学、社会学家与我们的
作家、评论家的立场不同，前者是“仆人”，而后者是“上帝”。因
为当他们都面对一大群怀着各自私利、苦闷的芸芸众生时，前者想到
的是，应当如何去满足人们合理的利益和愿望，消除导致苦闷的原
因，并建立一种更有代表性的“多元政治”与营造一种能够容纳“多
元文化”的制度环境；而后者漠视或轻视人的合理欲望与诉求，并直
接导出了“精英主义”。
在《89民运史》出版以后，笔者也曾遭到一些来自当事人“利权”方
面的质问：其一曰，难道民运“黑手”没有根据个人的素质和愿望选
择个人角色和前途的权利吗？难道我没有追求活得更好一点，过正常
人日子的权利吗？其二曰，按照中国共产党的党章，难道赵紫阳没有
坚持自己意见或施用党内斗争策略的权利吗？其三曰，一个合法的政
府，难道没有维持首都治安的权力吗？
我不能说他们没有这种种权利。关键是这种种权利用什么方式和代价
去获得。一个自由民主理念的信奉者和自由民主制度的追求者，应当
具有两个最基本的信念，一是“尊重人的生命”；二是“尊重个人利
益”。作为个人的延伸，部门利益、集团利益、党派利益也均应列为
尊重之列。在“民主化改造”已经完成的社会里，这一点是不言而喻
的：军队要钱，应该找议会；政客们要谋权，可以进行合理的党派竞
争；一个人想当明星、想出国，可以去练肌肉、吊嗓子、学写文章或
背外语单词，不必去搞政治……
在一个符合人性的、健全的、有着充分公共空间的社会里，人们是可
以有自己的幻想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的──不论是出国、获奖，当总
统、当政治局常委或当明星，还是追求惊险、刺激或吸引异性，或者
过“狂欢节”，这是人们的自然的、合理的权利。自由民主制度是为
体现多数人的利益而建立的，但却是在为照顾社会诉求的多样性、特
殊性中走向完善的。合理、完善与健康的社会，是人民的社会，是使
各种人都能实现自己梦想的社会。在这种社会里，即使有群众运动，
也往往能够限制在一个“有限目标”内。运动的结果，对社会公平和
进步也能起到一种调节和推进的作用。
但是，专制社会完全是另一付图景，也有着另一套政治理念系统。用
政治学的经典语言来说，专制制度下臣民如同婴儿，国家只有一人负
责（这个“一人”或许也会“进化”，变为“一集团”、“一信
念”，但总而言之是专制制度）。在这种社会里，那个“唯一”管着
人们的一切，所以人们要获得一切，不得不问津那个“唯一”。
但专制制度决不可能用赤裸裸的形式维持自己的统治。而在一个由
“革命文化”脱胎出来，又由之占主导地位的社会，那个“唯一”必
须是披着革命的外衣，打着“绝大多数群众利益”的旗号才能大行其
道的：“革命莫过于天下最权威的东西”；群众运动──革命的温床
──具有“天然合理”的性质：“谁镇压学生运动，决没有好下
场！”……在这样的意识形态氛围中，一切个人私利、部门利益和党
派利益均必须掩藏在“晦暗”中。它的表达只能经由曲折的方式。在
这种制度和文化氛围中，不论是要谋劝私利”还是“偷运”一种新
“价值”或“新制度”，借用群众运动的时机与“革命”的口号，也
莫过于天下最“便宜”的事情。
所以，笔者认为，正是在这种以“最少付出”换劝最大收益”原则、
原理或潜意识支配下，1989的朝野双方，选择了借尸还魂、借题发
挥、借壳上市、借力打力、借腹怀胎、借刀杀人……一句话，即被称
为“大投机”的行为方式。
毫无疑问，这种集体的共同选择，是一种精密计算的结果，因此，它
并不是“非理性”的产物，而是“超理性”的产物。正因为与群众在
一起是最安全的，群众运动被追捧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既然“激
进的选择”是风险很大，但也可能是获利最丰的途径，因此，与这种
势力保持一致，适时地利用并驾驭这种势力就成了一种最惊险刺激的
赌博！
当然，同样毫无疑问的是，当人们在这场赌博中一无所获，而且几乎
输光老本的时候，人们自然会将怨愤和责难一齐倾泻到那些他们昔日
追捧并唯恐伺候不周的明星身上……
在存在着这类“超理性”手段的地方，不论是为了“价值的追求”还
是“利益的追求”，我认为，都不能说是令人满意的；但我也不得不
认为，那是不得已的。这就是中国的国情。它决定了，中国的民主化
进程必定是唱着《义勇军进行曲》，而不是《马赛曲》或《星条旗永
不落》前进的。
正如笔者在《谁应该对辛亥革命负责──与李泽厚先生商榷》一文中
所说，正是因为专制制度的这种特性，所以，它不爆发危机则已，一
爆发必带有“总崩溃”的形式。当然，笔者在《89民运史》序言中也
说到，80年代的中国正处在改革中，它的政治与社会状况较专制时代
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但是，由于社会结构基本没变，政治权力仍然
决定于金字塔顶端的那个“唯一”，在加上社会急速转型带来的各种
矛盾，所以，89民运也采取了“总爆发”的形式。
§§五、一位经济学家的启示
经济学家茅于轼在山西的一个村庄搞扶贫试验，最开始的时候，他投
资在山坡上种果树，但是，几年过去，他发现，那些种下去的树苗，
成活的不多。以后，他又想到帮助农民在城市就业，花了很大力气，
办了一个保姆学校，但是愿意来的人也不多。近年来，他自办起农民
小额贷款，农民与他签约的十分踊跃。
凤凰卫视记者曾子默在采访茅先生时，向他提了一个很内行的问题：
“为什么前一个实验不被农民认同，而后一个则被认同了呢？”
茅先生说，对果树的“投资”，本来是一种慈善行为。从投资方来
说，能收回多少是多少，赔了本也就扔了算了。不过，茅先生认为，
即使试验失败，也要让农民学会一点市场经济的规则，他打算跟农民
结帐，要他们重新明确责任，该补苗的补苗，该引水的引水，剩下多
少钱，还得还给他。但他发现很难，农民总是跟他拖着，因为在事情
的一开始，他并没有与农民明确责任和权利关系。……依我们与农民
打交道的经验，这恐怕也就是一桩有来无回的“买卖”了。
农民对一桩经济活动是否感兴趣，是由每个农民心里的那个“小算
盘”决定的。茅先生说，办的保姆学校的实验也失败了。但是他在当
地招聘老师的活动，却得到了十分热烈的响应。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
差别呢？在节目中，茅先生没有太追述原因。以我与农民打交道的经
验，我认为，在他们的计算中，一定是认为，读保姆学校──这项事
业，对他们来说成本太高了。这个成本有时间成本、有家庭生活成本
（茅先生也注意到这一点），当然还有一些经济成本。因为不论什么
性质的“念书”，必然要花时间、要脱离家庭生活和家务劳动、要花
钱（即使路费、学费和食宿费全免，还要花一份日常生活用品的钱，
而这部分花销，在真正的保姆工作中，是由雇佣者承担的）。这种花
钱、花时间、花精力的“书”即使“读”出来，还是做家务！谁在家
里不做家务？而且大多数保姆打工挣钱，只是一种补贴家用的临时行
为，并不想作为一个长期的固定职业。因此，她们很可能认为不值得
去上那个“学”。那些值得他们投入的，是能够把他们连根带离土地
的“投资”──比如培养下一代、招工，当然也包括出去当教师……
正因为农民没有积极性，所以果树和保姆学校的事业都失败了。
与这桩失败的实验不同，小额贷款的实验进行得却比较顺利。虽然是
要归还的钱，农民仍然很踊跃地与茅于轼签订合同。为什么会出现这
种状况呢？茅先生的回答是：农民急需贷款，而国家银行不能满足他
们。
为什么对于一桩“白送”的“事业”农民没有积极性？而对于一桩有
偿的“交易”农民反而比较认同呢？在节目中，茅先生没有仔细的分
析。非经济学出身的笔者却很受启发，认为从中至少可以剥离出三条
要素：第一，凡是合作进行的事业，欲达到双赢或多赢目的，必要受
一种契约关系的支配；第二，欲获得事业的最大收效，必要有参与各
方的积极性；第三，在没有契约的情况下，事物依照约定俗成的文化
精神运行。
这个故事再好不过地说明，在中国，即使在贫困地区，并非没有市场
经济的基础，中国的农民并不是一帮“好吃白赖”的群氓，他们根据
自己的理性判断事物的价值，并依照约定俗成的规则行事。同时，这
个故事也启发我思考，中国并非没有实行民主的人文基矗相反，事情
正如孟德斯鸠所说：不论在哪里，“只要有商业，就会有优雅的风
度。”
它启发我思考89民运，并得出如下结论：（一）89民运其实是一个社
会各方都有参与冲动的事业；（二）但参与的各方并没有厘定政治规
则和契约；（三）89没有取得“双赢”而是取得“双败”的结果，原
因在于规则认同的危机。
借鉴这个经验考察89民运内部的“整合”与“协调”问题，我们可以
发现，所谓自由民主事业，并没有“精英主义者”想象的那么复杂。
它之所以看上去“很复杂”，完全是由于操作者从内心就漠视参与各
方的权利。他们只是在向政府要“民主”时，才具有“多赢”的思
维，并要求政府讲规则，而在内部可以实践“民主”时，则愿意“独
赢”而不愿建立一种平等的规则。由此可见，自由民主制度其实就建
筑在我们日常生活的每一件事情上。
所以，89民运的失败，并不在于“‘12．9’代”的主导或
“‘4．5’一代”的缺席，而恰恰在于自命为“导师”又实际驾驭了
民运的人，在与人合作时不承认别人的权利；在与人游戏时不愿平等
地接受同样规则的制约。他们所欣赏的道德，并声称尊重的“普世价
值”并没有身体力行地去施行。
如果真正理解和实践了那些道德律，人们就不会在政府对
“‘12．9’一代”的代表人物实施打击时，刻意在民间肃清其影
响，因为那正是你今后要面对的结局；如果真正接受和尊重了那些道
德律，你就不会在法庭上大骂中国知识分子“道德沦丧”，因为你得
承认你们一开始就没有共同的契约；如果承认和遵循了那些道德律，
你就不会认为在你和学生、工人、市民之间是一种军队指挥员与士兵
的关系，前者可以命令后者为了“战争的胜利”去牺牲，因为你既未
许诺1989年的学生、工人、市民将来予以“军人”的待遇，你们之间
也未建立任何临时的权利义务关系。
可以预见的是，谁在未来的政治生活中懂得尊重他人──引申至尊重
其它利益群体、社会集团、阶层党派──谁就将赢得社会人心，并摘
劝整合”成果，成为民主社会众望所归的领袖。
〔转载自《新世纪网》2004.7.2 03:25；
http://www.ncn.org/z
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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