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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怀念战友之五】达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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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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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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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芦笛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怀念战友之五】达功
芦笛
前两天老枭贴出罢网告白来，我看了只觉得如释重负──以后可以不必再为他担心了。这心情早在两年多前就在《相见时难别更难──送东海一枭网友》中说过了：
“虽然我自己很盼望老枭留下来，但从理智上来说，我觉得他还是应该
洗手不干，至少不能再写政论。身居海内，不能忘记潜在的危险。也许，
老枭可以找出个中庸之道来：不必再像过去那样疯狂写作，只是有暇时
来贴点中性诗文，省得你那些屡见珠玉的大作没有知音欣赏，只能死后
效古人藏之名山，岂不是暴殄天物？”
见到国内网友的异议文字，我的感觉总是复杂到无从表达，大概只有“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可以描述万一吧。一方面，此类文字出现，即使不能象征国内政局清明，起码说明了它还不是黑暗到无法容忍的地步；另一方面，积数十年老化之大脑对我党的深刻认识，我深知写出这些文字对作者意味着何等真切的风险。
犹记当初国内某位年轻网友和我通信联系，我写给他的第一封信就是力劝他停止在网上写作，免招大祸。该同志年轻气盛，大脑当然不曾老化，自然无法理解我何以如此恐惧入骨，我罗嗦了许多也无法使他理解，于是只能长叹一声作罢。
但后来这位朋友真的不怎么谈政治了，我却又怅然若失。说到底，我完全是陷在一种无法解脱的心理矛盾之中：一方面为国内网友担忧，希望他们远祸全身。但如果他们真的停止发言了，我又觉得绝望：如果谁都不开口，只留下党卫军们在网上跋扈，如此“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下去，这个国家还能有什么希望？
这种复杂的矛盾心理，在我对待达功时表现得最明显，虽然我们从来没通过信。
达功是我最先在网上认识的网友之一，那缘起非常可笑。其时我在《大家论坛》当“第一代领导核心”，隔三差五发表重要社论。有时也见到其他网人的文章，见有署名为“赵达功”者，也没怎么注意。忽一日，有人上贴问我道：这篇文字到底是赵达功写的，还是你写的？我打开略略一看，见上面有大段芦笛语录，当下也没细看，甚至没往下看，便说，是我写的，不过赵先生抄用了。那话说得还算“客气”，把“抄袭”说成了“抄用”。
不料立刻就见到达功跟贴抗议，说他在文中写明了是引用我的话，怎么能指控他抄袭？我赶快再看那文章，人家说的一点都不错，那文字开头确实说明了“芦笛先生说”，接着就是我的大段语录（记得是《中国需要的是常识》中谈起我在荷兰和东道主谈论中国没有大音乐家的事），然后下面则是他自己的文字。我只看了自己那段话，既未注意到人家是引用，也没看到下面完全是人家自己写的，就这么信口雌黄，公开诬蔑达功抄袭盗用我的文章！
我汗下如浆，立刻便上了个专帖向他道歉。达功没和我计较，我却觉得抱歉，此后便牢牢记住了这个人，不时打开他的帖子看看，有的觉得很有意思，有的却不怎么样。
就是从他的文字里，我知道达功是在“大革文化命”中受的教育。记得有篇回忆录，是讲他们苦于知识饥渴，如何到学校图书馆去偷书，这种事我在文革中干了不止一次，读来觉得分外亲切。他的议论文也体现了不拘一格的想象力。例如这家伙曾经主张引进黑人的人种，以改善国人的体质和运动天赋！
这种想像或许非常荒唐，但可以看出达功心念所系，还是国家的富强，就是为此，他曾经写过篇《苏格兰风笛和中国唢呐》，幻想有朝一日，中国能搞出个唢呐万管齐奏的盛大场面来。我看了那文章只能苦笑：此公在国内，对国内艺术界的状况却竟然比我这海外赤佬还隔膜三分：拜金主义早就扼杀了中国的严肃音乐艺术，民乐更是被流行音乐挤兑得奄奄一息。脱离了国家的豢养，无论是传统戏剧还是民族音乐都只有咽气的份。
越看他的作品，就越觉得凡是在中国土地上发生的事，几乎没有一件不是他关心的。他不但写过文章探索讨论大陆的工人运动，甚至还写过篇幅很长的《中国妓女论》。可惜他的文字可读性都不是很高，尽管高产，却没有引动应有的注意。这在他大概也很自然。记得他说过，我写文章什么别的目的都没有，既不是为了出名，更不是为了出风头，就是图个痛快。在这种情况下，他当然不会去注意如何提高写作技巧，增加作品的说服力了。
这“图痛快”的大实话当然会被党卫军们曲解为“意淫”、“发泄”。这也毫不足奇。这些人听到逆耳之言，第一个反应便是用廉价的侮辱来贬低作者和作品，要不就是吹毛求疵，鸡蛋里挑骨头。随网就是干这种事的好手，记得此坛重建后，达功来贴了篇文章，是暴露国内的贪污腐败的，随网立刻上贴质问：“你这么说有什么根据？”
从表面来看，随网这问题可谓无懈可击：你要指控他人贪污，首先必须出示证据。可惜，这其实不是他的发明，我整理的樊弓大定理中就有那么一条：
“第五大定理：
指责‘几乎任何一个群体’贪污，而又绝对无法拿出令人信服的细节，
都是毫无根据的造谣诬蔑。因此，决不能指责中共这个庞大的群体贪
污，更不能说他们搞的是伪民主。”
樊教授和随网的差别，只在于两者的捍卫对象不同，樊是不准人指责“民运”组织贪污，随是见不得别人指控中共腐败。但两者本质是一样的，都是不许人家反对。在中国人，所谓“反对”就是“暴力推翻”，就是“消灭”，所以一定要不择手段，把这“动乱苗子”扼杀在摇篮里，让网上只回旋着自己想听的声音。
正因为此，“白卫军”和“赤卫军”不同的只在脸谱的油彩上，那手段和目的都是一模一样的，一定要奉行双重标准。樊教授曾口口声声尊我为“大师”，向读者“吐血推荐”我的反共文字。如果我痛骂中共腐败，他决不会向我要证据，但等到我扫荡起伪民运来，他就要指控我犯了“人格谋杀”罪和造谣诽谤罪。随网又何曾不如此？他可以追着达功要证据，可自己却可以在网上尽情散布他人私生活的流言蜚语，任意中伤诬蔑诽谤一位普通公民。等你向他要证据时则对不起，“我听人家说的”就是具有足够法律效力的“根据”！
其实任何心智正常的文明人都知道，对政治组织和政治家作出指控和抨击，与攻击普通公民完全不同。只有对后者才存在诽谤问题。如果以出示证据刁难举报执政党贪污的公民，唯一的效果就是使该党失去人民的监督而肆意妄为。既非黑幕中人，岂能知道那些流氓是怎么把钱搂进自家腰包中去的？以此无理刁难作者，岂不是从根本上杜绝了人民检举揭发贪官污吏的可能性？难道党卫军们还嫌我党上下其手、疯狂掠夺民脂民膏还不够狠？
那“发泄”“意淫”的诬蔑更不值一笑，其实老芦上网，也就是图个能说痛快的大实话，特别是让各式各样的志士与卫兵们深恶痛绝的难听的大实话。如果有朝一日我写出来的文字再不让一部分人芒刺在背，则那一定是我大脑真正老化的表现，那也就是我“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刻了。
这话我早就在四年半前写的《告“（芦笛）兵团战士”书》说过了：
“早有人刨出老芦的旧作，预言老芦一定要回来，说：‘他忍
不住的’。当然忍不住，只要当一天中国人，这钟就得撞下去，
至死方休。倘一点天良尚存，谁又能忍住？‘不见可欲，其心
不乱’，真要动心忍性，除非是瞎了聋了哑了，再也见不到那
些乌烟瘴气。否则春蚕到死，蜡炬成灰，总要伤心，总要失望，
总要恨铁不成钢，总要象闻一多先生那样痛苦地哀吟：
‘我来了，我喊一声，迸着血泪：
这不是我的中华，不对，不对！’”
两年前送老枭“戒网”，我引用这话说出了他的心声。两年后我再度引用此话来描述达功不顾眼疾狂热写作的心境，自信和他的真实心态相距不会太远。
最难能可贵的是，达功不像我这鼠肚鸡肠，根本就不计较他人对他的刁难与讽刺。在网上，我还从没见过网德比他更高的同志，连思云那儒雅君子都不能与之相比。记得在说道时，有一次他用错了“佯谬”这个词，让某网人无比狂妄地教训了一通，要他去先学好语文，否则写文章净是闹笑话，云云。连我这旁观的人都看不下去，和那位网人大战了一场，他自己倒浑若无事。认识他四年半，我还从未见到他和人大打出手。有一次我忍不住表扬他网德绝佳，从不和人吵架。他却淡淡地说：这不是我品德出众，而是耽误不起工夫阿。
总而言之，在我看来，达功的网络存在，不是他写出了什么足以发人深省、让人受益、足以醒世、当能不朽的杰作，而是他代表了良知的声音，一旦这声音被我党彻底窒息了，中国也就根本失去了自我更新、自我完善的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达功的网络存在，堪称中国的政治气候晴雨表，不但指示着当局的容忍度，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指示着中国的前途。
我也知道，这话立刻就要被党卫军们立刻指责为“无限拔高”，而我本人也要被定为“民运”垃圾那样的“良心杀人派”。
可惜这道理是再简单、再明白不过的：一个社会的生机，完全在于其是否具有合理的反对机制上，而这就是西方民主制度优越性所在：它设计建立了一种合理的反对制度，使得社会获得了一种自我更新、自我完善的能力，使社会疾病能得到及时的暴露，引起大众注意，得到及时的治理与解决。要建立这种反对系统，前提是必须有一大群具有良知的知识分子。这里所谓“良知”，是说他们对社会不公、贪污腐败等社会弊病具有极度敏感性，对社会改革的迫切性有切肤之感，在他们心中形成不吐不快的积郁，从而形成一种推动社会进步的健康力量，而达功就是反映了太阳光辉的一滴水。
不难想见，如果达功这样的人成了濒灭物种，大众都成了随网那种六四枪声响得如同爆豆，千百无辜民众流血辗转之时还在醉生梦死的行尸走肉，这个国家就只会如同癌症病人，在“和平恶变”中溃烂到无从收拾，在新一轮暴力革命中彻底毁灭了事。而如果执政党竟然丧失理智到连这种旨在促进社会进步的良知的声音都要扼杀，那就只能意味着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利令智昏到不惜讳疾杀医，为自己签署自杀状的疯子和蠢货。
这就是每当我看到达功那些可读性甚差、谈不上具有非常深刻的洞察力之作时，总要在心头滚来滚去的万千复杂思绪。正因为他象征着政府的健康指示表，我才一则以喜，一则以忧，一则以惧，一面默祷他平安无事，一面却又忍不住想起“深忧朋辈成新鬼，岂忍鸱枭啄旧尸？”的诗句来。我知道，一旦他如同杜导斌网友那样出了事，赤卫军们立刻就要出来鞭尸，嘲笑他写的是“狗屁文章”，敦促他早日“认罪服法”，而白卫军们立刻就要如获至宝，生方想法把他人的灾难最大限度地化为自家的政治经济资本，而这才是中国独立知识分子们的最大悲哀。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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