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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鄭義分析“台独”: 族群撕裂、納粹主義與共產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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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鄭義分析“台独”: 族群撕裂、納粹主義與共產黨   
dck






加入时间: 2004/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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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鄭義分析“台独”: 族群撕裂、納粹主義與共產黨 (174 reads)      时间: 2004-6-12 周六, 上午7:08

作者:dck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族群撕裂、納粹主義與共產黨

鄭義

本文為一家之言,難以完全避免偏見及片面性,謹供活躍思想並歡迎批評。

“族群撕裂”源於種族主義煽動

我極端厭惡共產極權制度。八九民運慘遭鎮壓之後,我在漫長的逃亡路上完成了一部50萬字的《紅色紀念碑》。十多年過去,我仍然認為它是一本對共產極權制度具有相當深度的批判性著作。在這本書中,我認真地研究了權力、權力異化,獲益非淺。

我去過台灣,很喜歡那裏濃郁的人情味,知識份子的書卷氣,女性的溫柔賢淑,還有那些大陸社會所完全沒有的各種自由……我對國民黨、民進黨都抱有好感,我認為那是一個自由的中國。有一天,同主張台獨的幾位大學生有一段很有意思的對話。問她們反對甚至壓迫“外省人”的道理,答曰:外省人欺壓過我們。——好,我理解,那么為什么現在還要壓迫“外省人”的後代?答曰:他們的父輩欺壓過我們……——“這我就明白了,”我幡然醒悟道,“這就跟我們大陸的共產黨一樣了:我們殺地主富農是因為他們壓迫剝削我們,我們殺地富子弟則是因為他們的父輩欺壓過我們!據我對民主的理解,富人窮人,本省人外省人都是人民,更不用說他們的後代。我堅信一條真理:以任何名義在人民中製造仇恨與分裂都不是民主而必定是專制!”血緣、出身、種族、國籍等等歧視,與共產主義的階級歧視是性質相同的。從此我開始以警惕的目光注視台獨。隨著極端台獨派一波波煽動族群仇恨,一步步走上執政之途,我的這種思想也更加清晰。

此次台灣大選,“族群撕裂”已到鮮血淋漓之程度!

何謂“族群”?這真是一個奇妙的辭彙!

在我看來,“族群”一詞,是劃分“民族”或“種族”不得,退而求其次的一個曖昧的辭彙。在人民中分劃而挑撥之,最煽情的莫過於“民族”、“種族”和“階級”,還有“異教”。極端台獨派搜索枯腸,竟也找不出與中國大陸人之間的“民族”“種族”差別。(當然,也有人編造“科學證據”,尋找血液成分的差別。)福建人、客家人從人種上來說都是“外省人”,怎么也劃不清和時間上的“外省人”的種族界限。萬般無奈,只好含糊其詞,弄出個“族群”來。到底是“族”還是“群”,就說不清楚了。既牽強如此,“階級”、“專制”不好用嗎?反對國民黨政府可用,國民黨下台了就又不好用了。要奪權保權就要喊“獨立”,要“獨立”就要喊“民族”“種族”,“族”字說不出口,就只好再含含混混抓過一個“群”字作掩護。但那在“群”掩護下的名不正言不順的“族”,才是心照不宣的暗示、誓約與秘密。

就這樣,台灣民主化就變成了台灣“本土化”,變成了類似于“民族解放”和“民族獨立”的民族運動。所謂“外來政權”,同樣是台獨基本教義派的創造性辭彙。它骨子裏同樣是“非我族類”一律排斥的種族主義。“外來”?什么“外來”?“殖民者”嗎?台獨自己就是大陸移民後裔。“侵略者”嗎?恰相反,是打敗侵略者的解放者。“外來”本是一中性辭彙。要知道,德國和日本的民主制度,都是“外來”的美國幫助建立的。“外來”有何貶義嗎?實在看不出來。政黨政治、民主制度、電腦軍艦西裝都是“外來”的,也需要“打倒”並剷除其“殘餘”嗎?應該打倒的政權很多,有“專制政權”、“共產政權”、“種族主義政權”、“殖民政權”、“壓迫政權”、“殘暴政權”、 “割據政權”……唯獨沒聽說過“外來政權”。對於民進黨必欲除之而後快的特殊種族“外省人”,以上種種“政權”都不好用,只好杜撰出個“外來政權”。話說回來,即便把這文章做透徹了,鑒定好“外省人”或“外來殘餘”的血液成分,就像當年納粹那樣言之有據地區別開各色人種,那又如何?最多也就是爭取到一頂“當代納粹”的桂冠!

歷史的殷鑒:希特勒起家

民族主義、種族主義是一塊神奇的阿拉伯飛毯,它可以輕而易舉地把幾乎任何政客送進權力的天堂。

民族主義源遠流長,但現代德國民族主義從惡性爆發到納粹德國的覆滅,卻是一個相當短暫的週期。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失敗,以及德國作為戰敗國所遭受的屈辱,是民族主義興起的絕好溫床。年輕的煽動家希特勒理解了這股蘊藏於德國人內心深處的幾乎可以創造出任何奇跡的力量。可以這樣說,對這股力量的理解和掌握,是他走上權力頂峰的秘訣。他對德國魏瑪民主政權的顛覆,對民主憲法的摧毀,概得益於對這種非理性力量的操控。

1922年秋,德國因經濟困難無法向法國支付戰爭賠款,法國軍隊隨即佔領了德國工業的心臟——魯爾。德國人民奮起反抗,魯爾的工人舉行總罷工,軍隊組織遊擊隊,可謂全國上下同仇敵愾。這一事件雖然點燃了民族仇恨的烈火,但希特勒卻很難利用:德國人團結在魏瑪民主政府周圍,大大增加了他篡奪政權的難度。於是他把被迫簽訂了停戰協定的魏瑪政府誣為“祖國的叛徒”,企圖把民族主義浪潮引向內部。法軍佔據魯爾後魏瑪政府不得已的對法國的妥協,在德國民族主義分子和共產黨人中間引起了歇斯底里的狂怒。納粹黨和共產黨都急於使這股潮流內轉,趁機奪取政權。

接下來,就是舉世皆知的“啤酒館政變”:希特勒率領一隊形同兒戲的武裝納粹分子,和象徵著德國軍隊的傳奇人物魯登道夫將軍肩並肩地向巴伐利亞邦陸軍部前進。開始一帆風順,所向披靡,最後發生了一個小小的意外,使他們未能按原計劃把軍隊裹脅進一場納粹革命:一位僅有100名手下的警官似乎並不認識偉大的魯登道夫將軍,居然把住街口,拒不讓路。緊張對峙中,不知是誰開了一槍,一場計畫得好好的兵不血刃的和平政變,頃刻間變成一場幾十秒鐘的對射。只有兩個人迎著員警的槍口泰然自若地繼續前進:魯登道夫將軍和他忠實的副官。除了倒在地上爬不起來的死者,納粹党人頓作鳥獸散。而第一個拔腿就逃的人,居然是希特勒!這次政變雖然以相當濃郁的喜劇色彩失敗了,但政變的民族主義訴求和審判中希特勒義正詞嚴的自我辯護,使他成為德意志的民族英雄。至於誰是第一個拔腿就逃的人,再也無人提及。陷入種種政治狂熱的民眾,只會以半瘋的目光崇拜他們的領袖,並輕而易舉地原諒和遺忘他的一切缺點甚至罪過。就是在那次審判中,有人提起希特勒不久之前還聲言自己願做愛國運動中的一名“鼓手”,而現在野心膨脹要當獨裁者了。希特勒竟然一概承認,他就是要當獨裁者,而且是“責無旁貸”。德國人聾了嗎?他們似乎沒有聽懂這種明明白白的語言,最終自己把這位獨裁者加在自己頭上。

集體瘋狂起源於煽動

歷史告訴我們,納粹的種族狂熱主要是煽動的結果。兩位公認的種族主義思想家——法國人戈平瑙與英國人張伯倫(不是被希特勒屢屢欺騙的那位英國首相)——認為血統純粹的亞利安人是最優秀的人種,是世界的希望。他們(特別是張伯倫)的思想,很快被德國人所接受。但他們如日中天卻是在希特勒當政的第三帝國時代。納粹党人繼承了張伯倫的種族理論和他熾烈的德意志使命感。張伯倫被奉為偉大的“先知”,納粹德國的“精神創建人”。

在第三帝國崛起之前,德國的種族主義從來沒有達到過這種瘋顛的程度。以至於我們可以這樣說,那種歇斯底里大發作,完全來源於煽動。如果不是一些親睹第三帝國盛世的觀察家當年留下的文字,我們很難相信德國人(特別是女性)在希特勒演講現場那種如癡如醉的狂熱。當代史也告訴我們,共產黨的“階級”與“歷史”,民進黨的“排外”和“歷史”,與張伯倫學說的核心——“種族”與“歷史”實在差別不大。他們都試圖從人們的血液、出身、經濟狀況等差別及其形成史中去尋找異類,尋找仇恨的理由,並以此作為獵取權力和擴張權力的無可置疑的根據。遺憾的是,他們都得手了。被煽動起來的人們是瞎子、聾子和瘋子。他們極難戒絕仇恨的鴉片,往往心甘情願地跟著他們的救主走向最後毀滅。這方面,德國人表現最好。為了他們的元首,他們一直戰鬥到最後的“一兵一卒,一槍一彈”。

據一些台灣中年人回憶,在他們的學生時代,李登輝當政之前,尚無“族群撕裂”現象,同學之間亦無“省籍情節”。現在的“外省人”後代,小小年紀,在學校已經被罵成豬了。(這種情形,本人深信不疑並深有體會。六十年代中期,同學之間依然沒有“階級”意識,但文革一來,階級煽動大興,同學、同桌、同宿舍轉瞬之間便視若仇寇。)本來,在民主社會,競選的內容很多,從政治、經濟、文化、法律、到稅制、外交、環保,國計民生當應有盡有。但是在台灣,卻唯剩……“族群”。在民主社會中,煽動種族(“族群”)仇恨是應該被禁止的。但在台灣,陳水扁竟敢聲言本次大選是“愛與恨”的選舉,亦即愛台灣(“族群”)與恨台灣(“族群”)的對決!不管陳水扁們的辭彙如何遊走變幻,他們要在民眾中煽動仇恨以利於奪權護權之本意是清晰可辨的。

中共革命亦是絕佳例證。在中共煽動階級仇恨和階級鬥爭之前,中國社會並沒有過於激烈的階級衝突和鬥爭。甚至在共產黨用軍隊強行推動暴力土改之際,一般貧苦農民仍然“沒有階級覺悟”,把白天分得的財帛夜裏悄悄給地主送回去。他們不忍心搶奪富裕鄉鄰的土地錢財,更不忍使用血腥手段。極富階級鬥爭經驗的中共領袖,嚴令各土改工作隊必須實行暴力土改,挑動鄉村流氓分子,殺害富裕農民以至於“斬草除根”。記得列寧有言:共產主義思想不可能自發產生,而必須灌輸。誠哉斯言!任何挑動仇恨分裂民眾的思想都不可能自發產生,都需要灌輸。隨著共產主義的世界性崩潰,其階級煽動已經破產,取而代之的新意識形態是民族主義。他們既用民族主義來對抗西方民主制度,也用它來對抗台獨。中國失去的國土很多,東北丟給俄國,西南丟給印度,其面積遠超過台灣。奇怪的是無人過問,唯獨提起台獨就是一片打殺之聲。除其中自有台獨極端派不斷挑釁的一份功勞,這也是大陸當局長期定向煽動的結果。——種種集體瘋狂,無論是“階級”還是“種族”、“族群”仇恨,皆是政客精心策劃、煽動的結果。

煽動“悲情”之老手:納粹和中共

階級、民族之差異,以及階級、民族之間的衝突、壓迫皆為客觀存在。那些煽動仇恨的政治家倒也不是無風起浪,而是推波助瀾。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戰敗,凡爾賽和約確有不公平之處,德國確實感受到民族的屈辱。這種“悲情”,便成為納粹進行煽動的最佳切入口。1933年,希特勒奪取德國最高權力的前一年,同時進行了兩次投票:退出令德國深感屈辱的日內瓦國際聯盟的全民公投,和幾乎清一色納粹議員的國會新選舉。希特勒很巧妙地把日期規定為11月12日:這是德國人充滿怨恨的國恥日(一次大戰停戰紀念日)的次日。希特勒是這樣發表競選演講的:“我們一定要使這一天在我國人民的歷史上成為得救的一天——歷史將這么記載:在11月11日,德國人民正式喪失了它的榮譽,而在十五年後的11月12日,德國人民又恢復了它的榮譽。”

什么叫“德國人民又恢復了它的榮譽”?就是把選票投給納粹黨,為希特勒想做的一切背書。人民響應了希特勒的煽動,把戰敗後壓抑了十五年的悲情與憤懣凝聚在手中的選票上。選民中96%參加了投票,其中95%贊成退出日內瓦國際聯盟,92%贊成納粹党的候選人名單。雖然這次投票不能說沒有壓力或威脅,但毫無疑問,希特勒對抗外部世界的決心,是得到絕大多數德國人充滿悲情的擁護的。

中共也是煽動悲情的老手。毛澤東1949年在天安門城樓上那句著名的長腔高唱“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可謂經典。這“站起來”若是指民主革命,則辛亥革命已經是三十幾年前的事情了。若指首創民主共和,那是孫中山先生及國民黨之光榮。若指抵抗外侮,抗日戰爭也早就勝利了。若指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一躍而成為舉世公認之“四強”,那是蔣介石先生率國軍將士浴血奮戰凡十四年之殊勳。何謂“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那是毛皇帝和他的文臣武將們站起來了。豈止站起來了?他們一直爬到了中國人的頭頂之上!但毛就是要如此煽情,他一定要煽動仇恨,這是他對抗民主的法寶!他一定要把民眾煽動得兩眼發紅,指東殺東指西殺西!毛的知識奴僕們則作出血海深仇狀,控訴“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把歷史和外部世界描寫成充滿淩辱與敵意的地獄。人民接受了種種煽動與暗示,調整了記憶,認同了統治者,並自作多情地“自居”于主子所賜予的“主人翁”地位。中年以上的大陸人,都忘不了無休無止的“憶苦思甜”活動。人們被迫誇張地回憶“舊社會”的黑暗,以顯示“新社會”之光明,以感戴新主子的德政。做“憶苦飯”的粗糠,在嘴裏打十個轉兒也難以下嚥,“貧下中農”悄悄說,“舊社會”裏,這種粗糠,連豬也是不吃的!越往後,這苦難竟越深重。……“蘇修”與美帝合流,南北包抄……毛主席身邊睡著赫魯雪夫式的野心家……中共建政後居然一直是“資產階級專政”……——善良的人們呀,跟著我高舉起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的(仇恨與壓迫的)大旗吧,否則就會吃二茬苦受二茬罪,千百萬人頭落地!

期待曼德拉和圖途

至於台灣,有論者如此寫道:“台灣歷史如同我黨改寫的中國歷史一樣一目了然、黑白分明:民進黨上台前就是台灣的‘解放前’,所有的政權不但都實行專制暴政,而且都是外來政權。因此,這種統治具有雙重的黑暗性:統治者不但是獨裁者,還是異族侵略者,人民不但是暴政下的奴隸,而且是呻吟在異族侵略者鐵蹄下的亡國奴。”

民進黨故意忘記了,中華民國憲法基本上是一部民主憲法。迄今為止,仍然是中國人自由理想的最高結晶。中國大陸人民苦苦追求而至今不得的私有產權、政黨政治、權力制衡、法治人權自由平等、軍隊國家化等等民主憲政要素,大體上已經為這部憲法所確立。(我這裏暫不論李陳當政以來的幾次修改。)民進黨故意忘記了,如果沒有中華民國在共產狂瀾中巍然挺立,台灣早就淪為與大陸一樣的悲慘境地。民進黨更故意忘了,他們是和平奪權。那個他們痛恨之極的掌握著軍隊員警法庭全部國家暴力機器的國民黨政權,是和平地把政權移交給他們的。他們煽動仇恨奪取權力,又煽動仇恨衛護權力。他們更像誰呢?至少在這一點上,他們比較近似納粹黨和共產黨而不近似於南非國民黨:曼德拉們推翻了種族主義政權,但他們沒有煽動反向種族仇恨,以仇恨立國,以仇恨執政。記得那位偉大的黑人主教圖途嗎,他傳播的是愛而不是恨。辛亥革命有“驅逐韃虜”之說,但革命成功旋即淡化,而大力提倡五族共和。再往前,滿清入主中原,本為異族入侵,兵禍連接,卻努力淡化民族仇恨,提倡滿漢一體,皇帝皇子皇孫學習漢文化,禮待漢儒,拜偈明孝陵,承接明王朝法統。至少不是反其道而行,追隨亡元。

台灣會出一位曼德拉和一點陣圖途嗎?

我沒有信心而唯有期待。

被煽動的民意

此次槍擊案發生後,有論者認為台灣“本土意識”上升,民進黨得票穩步增長,比上次大選增長100余萬票。這顯然是一個不能否認的事實。想說明什么呢?無非是人多勢眾,成了多數吧。

其實,“多數”及其形成都是需要分析的。

人多勢眾就是民主嗎?特別是被煽動起來的人多勢眾。

就此而言,民進黨極端台獨派比納粹差之甚遠。

在納粹黨人看來,德國的歷史可以被簡化為三個帝國。第一帝國是中世紀的神聖羅馬帝國,第二帝國是普法戰爭勝利之後由“鐵血宰相”俾斯麥所創立霍亨佐倫帝國,第三帝國則是希特勒納粹黨人的傑作。納粹黨人認為,在第三帝國和第二帝國之間存在的那個德意志共和國(魏瑪共和國),僅僅是德國歷史上一段短促的不幸。因為它承受著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戰敗的恥辱,還因為它民主、溫和、軟弱。在我看來,這實在是不公平的。正是因了這個民主共和國的溫和與軟弱,納粹第三帝國才可能以和平手段建立。納粹政權與共產政權有所不同,它不是武力征服的結果,而完完全全是德國人自己加諸頭上的。

讓我們來看看德國人“本土意識”之覺醒——

1930年9月的國會大選。德國命運的一個轉捩點。兩年前,納粹黨在國會中只有12個議席,這一次,希特勒估計能搞到50席,但結果卻是他做夢也想不到的:107席,從位居第9的最小黨一閱而成為第二大黨!他的民族主義煽動迅速見效了。他開始代表並引領德國人的意志。

過兩年不到點,1932年7月的國會選舉中,國家社會黨(納粹黨)再獲大勝:兩年來選票增加了7百萬張,翻了一番;國會席次從107席增長到230席,翻了一番多。

再兩年後,1934年8月初,老總統興登堡病逝,希特勒接掌德國最高軍政大權。半個月後,舉行批准總統權力移交的公民投票。情況如何?95%的選民參與投票,其中的90%(3千8百多萬)投了贊成票。簡直妙極了!德國人終於用自己手中神聖的選票把這個魔王送上了最高權力的寶座!

在德國後來的一些投票選舉中,這兩個95%和90%的比例數字並不算高。讓我們再繼續看被民族主義煽動所深度麻醉的“民意”。

又兩年後,1936年3月所舉行的關於進軍萊茵蘭的公民投票中,99%的選民去投了票,其中98.8%的人贊成對萊茵蘭的入侵。又是兩年之後,1938年4月所舉行的一次關於奧地利是否與德國合併的公投中,竟然有99.08%的大德意志人和99.75%的奧地利人投了希特勒的贊成票。雖然這兩次公投是在希特勒掌權之後有作票之嫌,但希特勒獲得德國人民衷心擁戴卻是不爭的事實。

什么是“人民的意志”?

以階級和民族(民進黨稱“族群”)為訴求的政治煽動可以達到神奇的境界。還要想要多高的投票率和得票率呢?再往上就是金正日和薩達姆的100%了!納粹深知這種煽動(後來加上了暴力)的效果,那是屢試不爽的。以至於他們動不動就解散國會,高呼“選舉!選舉!直接訴諸人民!”(戈倍爾)。文革之初,毛澤東打倒國家主席劉少奇,劉試圖以憲法自衛。毛說了句名言:我們的權力是從哪里來的?是工人農民賦予的。共產黨最基本的一條,就是直接依靠最廣大的人民群眾!——他知道,被煽動得如癡如狂的民眾是站在他那一邊的!此種煽動一旦得勢,事情就很難逆轉,一直要走向最後毀滅!文革中要搞“全民直選”,毛得票不會比希特勒差多少!就是在餓死人的上世紀六十年代,這個雙手沾滿人民鮮血的獨裁者,同樣會高票當選!絕大多數民眾,會支持、贊同、默認或被裹脅將給自己帶來浩劫的“階級鬥爭與無產階級專政”政綱!只有在瞭解國情的中共高層內部,毛澤東才是少數。就跟今日之李登輝陳水扁一樣,這位毛老太爺煽動悲情,挑動階級仇民族恨,對外反對“帝修反”(民主派),對內打到“走資派”(溫和派),棄黨規憲法如敝屣,“直接依靠人民”,輕而易舉地剿滅政敵,瓦解了共產黨多數派,率數億人民走向災難!

這叫什么?這就叫“被煽動的民意”。

人多勢眾就是民主嗎?這就是需要思之再三的了。

我們的先賢不是沒有思考過這種困境。方法之一就是:在充分承認人民意志(這裏具體化為絕大多數)是法的根本來源之後,再補充一條憲法具有崇高地位不允許隨意修改。美國憲法的偉大闡釋者與捍衛者漢密爾頓曾如是寫道:當群眾被“玩弄陰謀之人”煽動起來時,大法官的神聖職責就是“保衛憲法”。“憲法對人民整體及個別部分均同樣有其約束力”,請注意:“不論……虛假的或是真正的民意,均無權採取違憲的行動。”

修憲可以嗎?當然可以,人民意志是法的根本來源。但請注意,修憲一般要經歷複雜程式和漫長週期。我理解,其目的至少有二:一,不為目前當政者所用,二,以時間和充分討論來為集體狂熱降溫。

此一話題恕不展開。

一人一票就是民主嗎?

以上嚴酷歷史教訓,向我們提出了一個尖銳的政治學問題:一人一票就必定是民主嗎?我不知道政治學家們是如何回答的。從生活出發,我要保持必要的懷疑。

民主選舉的要義之一,就是對政治權力的防範,不信任。而階級煽動與民族煽動分裂了人民,把人民對政治權力的戒備監督變成“死忠”、“票庫”。一旦人民與政治家們的關係變成了完全代表、絕對信任,通往專制之門就豁然洞開。民主制度說,權力必須置衡監督。納粹党說,希特勒代表了德國民族的千年夢幻,他就是最偉大的救主!共產黨說,共產黨代表了歷史發展方向(善),毛澤東是大救星!民進黨說,一號台灣,二號中國!選阿扁,台灣之子!——當這種煽動完成,民主即死,公民投票遂成為一具失去靈魂的僵屍。

(倘若再輔以適當威脅,諸如愛國、愛党、愛元首、愛社會主義、愛台灣、愛香港等等,其效果當最佳。誰個不愛台灣呢?必定是賣台分子!在香港,則只有“愛國者”才能參選。不愛香港不能參選,“反中亂港”分子不能參選,這道理也是充分得很哩!中共“合作化運動”,把分給農民的土地再明搶回來,居然沒有多少人敢於抵制。其中的恫嚇手段就是宣佈“地富不准入社!”這一下好了,都爭先恐後了。希特勒進入奧地利,受到奧地利人“暴風雨般的”歡迎。但是,花束後面並非沒有恫嚇:奧地利合法政府被顛覆,軍隊進入,大逮捕開始。)

一人一票的民主選舉有一個不言而喻的邏輯前提,即:每一位投票者都大體上瞭解自己的利益所在。那末,對於一位被仇恨煽動得近於瘋狂的投票者呢?

一人一票的選舉當然是民主,但我希望在這前面加上這樣一組限制詞:“未經階級或民族(族群、種族、省籍等等)以及宗教偏見所長期煽動的”。

追隨煽動者的人民也絕無好下場

那末,我是想暗示今日之台灣是第三帝國,陳水扁是希特勒嗎?

不,不是,不是的。

我不是說台灣已成專制,與大陸相比,差別還是十分明顯的,那實在很民主了!但台灣民主確實面臨滑向專制的危險。與納粹第三帝國相比,陳水扁、民進黨尚未搞暴力,更沒有以暴力來壓制人民,摧毀民主憲法。

我想說的是:今日之台灣,或繼續“族”群撕裂以至於納粹化,或消除仇恨提升民主,兩種前途同時存在。

現在沒搞暴力不等於永遠不搞暴力。煽動起多數,卻壓不下少數,又行政、立法、司法、軍警大權在握,那時刻,暴力的誘惑便油然而生,難以抗拒。再嚴密的憲法,也經不住三日一小改,五日一大改式的“修憲”……

對內停止仇恨煽動,兩黨平分秋色,大體輪流執政;對外放棄戰爭邊緣政策,維持現狀,確保台灣安全,把統獨權衡留給沒有仇恨的後代解決。——一句話,放棄台獨綱領,台灣就變得和睦、安全而生動了。

進一步萬丈深淵,退一步天高海闊呀!

當然這一步也不那么好退,對“外省人”“外來政權”就不能斬盡殺絕,權力就不能獨佔而要分享,“出埃及”的千秋功業就要毀於一旦,“割喉”亦不能盡興“割到斷”。但台灣民主進一步“提升”有望,撫平族群撕裂創傷有望。戰爭遠離,兩岸的人民有福了。

附帶多說一句:作為“種族”與“階級”等等“主義”的載體,被煽動起來的民眾一般也絕無好下場。

中共暴力土改使無數貧苦農民獲得了土地,但幾年之後,奪取了政治權力的共黨又把土地全部收回來,成為全國唯一的壟斷的大地主。全體農民則淪為喪失了土地、耕牛甚至人身自由的農奴。希特勒曾預言第三帝國將歷經千年而不衰。在納粹黨人的格式化語言中,它更被尊稱為“千秋帝國”。在它存在的十二年零四個月中,德國人民被戰爭之神送上了世界史的頂峰。在西起英吉利海峽東至伏爾加河北達極圈南抵北非的幾乎整個歐洲的遼闊土地上,“純種的”亞利安人成了其他“劣等民族”的趾高氣揚的主子。惜乎好景不長,當報應的日子到來之際,憤怒的正義之神把他們連同他們的“摩西”一起化為齏粉。

一個人群、民族的瘋狂與個體的瘋狂有近似之處,即已經在某種程度上失去責任能力!但最後的苦果還得自己吞咽,正所謂“孽由自作,咎由自取”!曾瘋狂擁戴過種族主義、軍國主義和階級專政主義煽動者的德國人、日本人和中國人,應該是前車之鑒了!

台灣問題的三個視角

台灣問題,至少可以有三個視角:台灣最高權力爭奪,兩岸關係,東亞和平穩定繁榮。

民進黨著力渲染並誘導人們關注的是第二視角,即抗共倡獨。究其實,民進黨極端台獨派是以抗拒中共(他們稱之為“中國”)統一之名,行島內奪權之實。倘若真個拒共,何不厘清“中國”與“中共”之界限,公開聲明反共不反中?蓋因反共不能分裂民眾,唯有反中,才能夠在人民中砍出一道深深血口子,才能撕裂社會,製造仇恨,才能把“外省人”打成“中國”、“中國豬”,以利於打江山、坐江山。他們真反共嗎?不是的不是的,他們是反中捎帶著反共,或者乾脆是反中不反共。無論是直接承受著並反抗著中共暴政的大陸民眾,還是流亡天涯的大陸民主人士、大陸偷渡者、甚至於無辜的“大陸新娘”,他們毫無同情之心,且一概蔑視、仇視、敵視。當然,大陸人民也不會乞求同情。我們受的罪,那是我們的命。但是,台獨也犯不著往我們傷口上撒鹽!龍應台先生說得多么美好呀:“華人世界,請你拍拍台灣人的肩膀,給他一點默默的溫暖,同時,深思你自己的處境,讓我們彼此扶持吧。”大陸人民在深重苦難下度日如年地煎熬,所承受的壓榨掠奪世所罕見!台獨會來拍拍大陸人民的肩膀,給他們一點默默的溫暖嗎?在民進黨族群仇恨的驅趕下,成百萬的“外省人”及其後代被迫告別寶島,流落天涯。有誰來拍拍這些台灣人的肩膀,給他們一點默默的溫暖嗎?看一看香港民主派,你也許就能多少劃清反共與反中的界限了,那些政治家才真正是與香港人以及大陸人同呼吸共命運的。

也有論者為陳水扁們辯解,說,“在指責他玩弄民粹的同時,我們可能不該忘記了根本的問題所在:中國本身的極權統治、中共對台灣的武力威脅和國際壓迫,是台灣人真正的痛苦來源。這種痛苦越深,陳水扁的操弄空間越大。政績可以一塌糊塗,誠信可以疑雲重重,政策可以出爾反爾,國家發展可以長期原地踏步,但是因為有中共極權的威脅在,人民覺得就必須團結在他的羽翼之下,同仇敵愾。”——中共目前治權不及台灣,用兩岸關係來解釋台島族群撕裂是缺乏說服力的。越共席捲南越後,百萬難民投奔怒海,那是越共逼的。中共接手香港前後,大量港人出走避秦,那是中共逼的。上百萬台灣人也是共產黨逼走的嗎?

在李陳的長期煽動下,民進党成了抗拒中共專制的化身,居然是批評不得了。這實在是天大的誤會!希特勒(對不起,又提起希先生了)更反共,從起家起就反,一直反到莫斯科。在柏林被圍的最後時刻,還想憑他反共的老資格與美英通融,結成美英德聯盟,一起抵抗蘇聯。沒用,人家根本不予理會。如今,碰一下民進黨你就是“抹黑台灣民主”,就有戴紅帽子之虞,這共產黨簡直成了打人的棍子了!誰反共?稍微回顧一下歷史,似乎民進黨必欲“剷除”的“外來政權”才是一直反共的吧?

有論者連提八問:“‘中國本身的極權統治、中共對台灣的武力威脅和國際壓迫’,是陳水扁出現才出現的嗎?1949年以來,五十多年,堅決抵抗‘中國本身的極權統治、中共對台灣的武力威脅和國際壓迫’的,難道不正是藍軍嗎?藍軍流了多少鮮血?李登輝在哪里?陳水扁在哪里?難道陳水扁以後,藍軍就忽然成了不抵抗‘中國本身的極權統治、中共對台灣的武力威脅和國際壓迫’的勢力了嗎?蔣經國開放民主的三條件之一,不就是反共嗎?難道不正是綠軍民進黨不願意接受這一條,而提出要與中共‘和平競爭’甚至‘睦鄰友好’嗎?”(王希哲)

那么,他們或許是反對“外來政權”了?且慢,為何唯獨不反貨真價實的“外來政權”日本?試問李登輝先生以下台獨極端派頭面人物有幾人不親日媚日?日本有悠久文化高度文明,又是民主國家,自然是親得媚得的。卻台獨們所親所媚是皇軍“進出”亞洲各國,從東亞殺到南亞殺到南太平洋,把整個東方殺得血流漂杵的那個日!既如此,又何必腆顏高唱反對“外來政權”?說“反共”、“反外來政權”不過是台獨酒家的幌子,冤枉他們了嗎?他們反的是除大日本皇軍以“外”的一切政權!權力權力權力!為了那份權力,他們可以不顧一切,對內壓迫同喝台灣水長大的同胞,對外挑釁中共強權,千方百計拉美國下水,置東亞和平於不顧,甚至不惜一戰——不惜挑動美中一戰。

台獨將鑄成大劫巨禍

李登輝陳水扁可能成為中華民族之大劫巨禍!

由於他們的挑動,台灣有可能從初步民主走向民進黨一黨獨大甚而民進黨專政,“南非化”,大陸則可能從爭民主變成打內戰。由於李登輝陳水扁的存在,中國可能偏離共產主義普遍崩潰的歷史大潮,走上一條格外艱難格外血腥的坎坷之途。戰端一開,共產黨必定利用台獨煽動民族主義,凝聚人心。無論台海之戰結局如何,都可能以領導了“維護祖國統一”的戰爭而獲得合法性,以“外患”、民族仇恨(仇美)扭轉自由民主之潮流。無論從島內政治、大陸前途還是兩岸關係、東亞和平諸種角度來看,李陳皆為大禍!他們不挑動族群仇恨,台灣島內不會“族群撕裂”;他們不挑動“台獨”,大陸很難以民族主義瘋狂來為氣息奄奄的共產極權招魂。希特勒的第三帝國用對外戰爭造成巨禍,李陳沒有這個能量,他們能做到的,也就是玩戰爭邊緣遊戲,以奪取和鞏固權力。當然,絕大多數論者持樂觀態度,認為戰端一啟,中共必敗,一敗則垮。大陸軍民也可能趁機作亂,裏應外合,一舉顛覆中共專制。這種估計,泰半是一廂情願。問過大陸百姓嗎?不喜歡共產黨的壓迫,就一定要歡迎民進黨的仇視嗎?這不是從火坑跳進糞坑嗎?

歷史是需要留心的。

許多後世研究者對希特勒突然進攻蘇聯大惑不解:為何要東西兩線同時作戰?謎底是,對人心估計錯誤。納粹党人把勝利的希望寄託于蘇聯的內亂。他們堅信,史達林一旦遭到重大失敗,就立刻會被人民推翻。希特勒本人也確實這樣說過:“我們只要往門上踢一腳,整個破房子就會倒下來。” 據回憶,在蘇德大戰爆發後,“絕大多數”西方人士也有同樣錯誤的估計。1941年6月22日清晨3點半,希特勒以他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的百萬大軍狠狠地往門上踢了一腳,然後是第二腳,第三腳……結果如何?房子……確實倒了,但不是蘇聯那座破房子,而是納粹德國那座新房子!在德軍逼近莫斯科的那些最艱難的戰鬥中,納粹將領們大惑不解:為什么這些飽受共產暴政欺淩,並遭受德軍沉重打擊的蘇聯人如此堅韌頑強,慷慨捐軀?德國人實在過於自戀了,他們居然不想想自己是什么貨色!納粹政客和西方觀察家從來沒有站在蘇聯人的角度稍微作一番算計——憑什么!——蘇聯人不喜歡史達林,是的,沒錯,史達林混蛋,但希特勒就是好蛋,天鵝蛋,鳳凰蛋?希特勒不僅要壓迫掠奪,還要毀滅、踐踏。蘇聯人憑什么一定要喜歡希特勒!

回到台海兩岸。如果是國共開戰,台灣打的是反共旗子,那可以說成是內戰的繼續,軍民倒戈,簞食壺漿以迎王師是完全可能的。如果是民進黨和共產黨打,打起反華的旗子,大陸人民恐怕只有拿起槍“為中國而戰”了。憑什么大陸人民要擁護仇恨中國和中國人的民進黨?這種道理是怎么也講不通的。這當然也僅僅是一種可能。提供給不惜一戰的樂觀派們參考,望三思!這不僅是一場血腥的漢族自相殘殺的戰爭,還可能是一場延續中共極權統治的戰爭。倘若打得和美國互相扔起原子彈來了,台灣就不用再說什么了,全人類都要跟著遭殃。

禁止仇恨,連狗都不行!

最後,讓我們放鬆一下,講一段笑話。

但也是一個真實的事件,一條新聞。全文照錄如下:

題目:“德人教狗行希特勒式舉手禮被起訴”
【大紀元2003年10月15日報導】(據中廣新聞報導)德國一名男子因為教狗行希特勒式舉手禮被起訴。

五十四歲、住在柏林的羅蘭德,養了一隻黑色混種牧羊犬,並教狗兒舉起右前腳,行(希特勒式)舉手禮。去年他因為對路人大吼大叫,路人報警。警方趕到時,羅蘭德還叫小狗向員警行(希特勒式)舉手禮,並高喊“勝利萬歲”的(納粹)口號。

他因為使用違憲組織的符號而被起訴。一旦被定罪,最高可能被判三年徒刑。狗兒則不需要負任何責任。
(10/15/2003 2:02:13 PM)

——對,就得這樣!連狗都不許!

我們要想個什么辦法,或創造一種社會禁忌,或制定一條憲法修正案,或堅持一條看似限制了公民自由的“國家安全法”,至少要在二三十年甚至百年之內,禁止任何一個美國人歧視黑人,禁止任何一個日本人宣揚軍國主義,禁止任何一個中國人提倡共產主義無產階級專政,禁止任何一個台灣人挑動“族群”仇恨!要想一個辦法,要使某一種已經被歷史證明了的最大危險成為原罪和現行罪!要讓挑動階級、種族、國家仇恨者成為千夫所指的道德罪人和法律意義上的罪人!

——在我們堅決捍衛公民利權神聖不可侵犯的基本憲政原則之同時,我們是否能夠要求這樣一條被事先申明為破例的必要的唯一的破例?

——事實上,這已經是人類成功的法律實踐。從法哲學出發,我們是否可以這樣理解:未被仇恨所煽動的民意,才是整個民主制度的基石。

我們是否可以確定這樣一條政治—法律原則:

“永遠不能以任何理由在人民中挑動仇恨與對立。”

任何(重複一遍:任何)理由都不能允許,並且是永遠。

祝台灣人民和睦、幸福!

2004年4月23日

2004-06-05



台湾独立──世界格局中毫无希望的事业

鄭義

台獨所挑動的仇恨是一種含義曖昧的“復合型”仇恨。雖無人種、民族之別,但使用“族群”一詞,以彰顯其類似於“族別”對立之勢不兩立;所謂“驅逐外來政權”,則又暗示其“反殖民”、“反侵略”、“反專制”之“政治正確”;而“外省人”之說,無非狹隘排外的地方主義宗族主義在現代社會之復燃;株連後代,則又承續了血統論、出身論之余脈。簡言之,台獨基本教義派在台灣人民內部所挑起的仇恨,集納粹主義、共產主義、封建主義等污濁之大成,為撕裂台灣社會,把某些權勢者“送進總統府”作出了傑出貢獻。在拙文《族群撕裂、納粹主義與共產黨》中,對台獨的仇恨煽動做了相當篇幅的對比分析。本文試圖從世界外交特別是美中台三角的向度來分析台獨之前景。

台灣問題,至少可以有三個視角:台灣內部最高權力爭奪,兩岸關系,東亞和平穩定繁榮。民進黨著力渲染並誘導人們關注的是第二視角,即抗共倡獨。究其實,民進黨極端台獨派是以抗拒統一之名,行島內奪權之實。前文已有長篇論述,此處不贅。本文將重建李登輝台獨失敗之事實,並以為由頭,試論台獨事業之毫無前途。

“兩國論”回顧:危機初起

李登輝台獨最後拼死一搏是“兩國論”之役。

我將是次危機大致分為五個階段。以下是簡要的事件重建:

第一階段,“兩國論”危機初起:

1999年7月9日,李登輝先生發表了“特殊的國與國關系”論點,簡稱“兩國論”。李先生認為,經過數度修憲,台灣與大陸已經不是“一個中國”,而是“國家與國家”的關系。中共自然以罕見的速度作出強烈反應,大陸軍機一再以機群逼近海峽中線。美國也積極卷入,從再三要求台灣“澄清”到施加越來越強大的壓力。

美國國會最親台灣的議員之一參議員托裡西利強烈批評台灣自我孤立。他以最強烈的字眼,公開批評台灣近乎“挑舋”。他說,如果挑舋的一方是台灣,我們這些親台灣政府的人,便須重估我們的看法。台灣不僅仰賴美國的友誼,台灣在安全上也仰賴美國。而台灣一反先前所有的理解,在未與美國咨商,且似乎是挑舋的態度下,宣布變更政策。這就引發了一個問題,“台灣是否已將其政策,不光是移出了美國與台灣關系的范圍,甚至是任何保証的范圍?”(1)

第二階段,美中聯合施壓,台灣退縮:

台北稱大陸政策未變,台方無意修法,國統綱領的內涵也沒有改變。大陸軍方積極備戰,數十名將領上書請戰。

美國政府對兩岸都放了硬話。既反對“任何以非和平方式解決台海問題的企圖”,又明確無誤地重申“一個中國”,“……我們不支持台灣獨立。”(2)《華爾街日報》、《時代》周刊、《華盛頓時報》等美國重要媒體紛紛發表文章,稱這次危機中“世界輿論避免站在台灣一邊”,“北京則十分難得地不被世界各國視為壞人。”李登輝最近關於兩岸關系的談話“不是沒有後果的”,“你或許有權在公牛面前搖紅旗,但這樣做引起反應就不要覺得意外。”沒有美國的支持,“在台灣的中華民國便將停止存在”。“美國政府必須清楚告訴台灣和大陸,美國不允許任何一方引發戰爭。”(3)

7月18日,應克林頓的要求,江澤民與克林頓通了電話。克林頓在電話中重申了“一個中國”政策,並承諾“努力使兩岸關系得到改善”。

7月20日,李登輝開始退卻,提出了新解釋:稱“特殊兩國論”是為對等的談判地位;提出“未來時的”一個中國論;申明並不是要搞獨立。

走向战争边沿

第三阶段,危机加剧:

此一阶段,大陆军机数度越过海峡中线,两岸爆发军事冲突的危险性急剧上升;美国以危机处理模式紧急调停;台湾在中美双方压力下被迫退却到“对等实体”和“一个中国,各自表述”。

7月21日,柯林顿在白宫记者会上呼吁两岸冷却正在升高的摩擦,警告两岸的分歧如走向军事冲突,后果将不堪设想。他重申“一个中国”、两岸对话及和平解决是美国对两岸事务的“三个支柱”,美国不希望偏离其中任何一个支柱。(4)白宫急派特使卜睿哲、陆士达紧急访问两岸,进行调停。(5)

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举行台海危机听证会。主席汤玛斯提醒北京和平解决,也提醒台北,最好不要以为“可以躲在美国的裙子后面,不时去刺激北京。”他认为,两岸应该让美国置身事外,硬把美国夹在中间,恐怕只会造成全盘皆输的局面。

7月25日,衔命来访的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会主席卜睿哲离台时发表声明,态度坚定地重申:“‘一个中国’原则是美国政策的基石。过去二十多年来的六任政府,四任共和党、两任民主党,都固守这个原则。这个原则也促成了有利的环境,使和平得以维持,台湾得以繁荣和民主,两岸合作也大为进展。”(6)

26日,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在《华尔街日报》撰文《为何华府必须坚守一个中国政策》,强调该政策是美国前后六任总统对中国关系的基石,台湾李登辉的两国论危害了美国长久以来所坚守的政策,也损害了美国的全球利益。

在美中联手施压下,李登辉被迫大幅度退却。

7月28日,李登辉辩称“所谓‘特殊的’,基本上就是说,两岸的中国人存在有特殊的情感,彼此也较能相互了解,所以更应彼此尊重。”被迫改口称“两岸是‘对等实体’”。(7)

8月1日,在“两国论”提出三周后,陆委会首度发布国府正式说帖,回到“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共识,强调台方的大陆政策没有任何改变,因此不存在有所谓修宪、修法、修改国统纲领的问题。更谈不上是改变现状或制造麻烦。(8)

第四阶段,处于战争边缘:

北京宣布成功试射新型导弹。中共战机出海活动频率急遽增加,并试图以雷达锁定台机,挑衅意味明显,情势一触即发。台湾军方表示,如共机意图闯越中线,必全力截击,绝不犹豫。(9)连日来,海峡两岸军机频频对峙。

美国国务院呼吁两岸节制,避免擦枪走火。美方高级官员透露,台海双方战机飞临海峡上空的次数都“大约有一百次”。

中共军委下令:在面临“擦枪走火”的紧急情况下,可以先发制人,使用武力。台湾军方则宣称:共机若越过海峡中线,台不一定迎击,让大陆负引发军事冲突责任。(10)

3日至4日的48小时内,柯林顿政府透过外交和军方管道,分别向北京及台北提出六次照会,促两岸自制,勿走向冲突。(11)

8月10日,李登辉发起反攻,称两国论“闹得越大越好”,并说海峡中线两岸军机对峙的情况没有外界说的那□严重。(12)第二日,李登辉继续反攻,辩解两岸是“特殊国与国关系”,完全是一个事实的陈述。(13)

整个八月中旬,中共几支特种部队、海军陆战队和空军地空导弹部队在华东、华南持续军演。中共军方全部指挥机关(四大总部和陆海空、二炮、七大军区及武警部队)表态“强烈谴责”。北京军事专家称“台湾海峡随时都可能爆发战争。”(14)美国《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大报分别在头版报导中共正考虑对台动武。

8月12日,多位美国议员和亲台智库人士强烈批评李登辉“越闹大越好”之举不符合美国的利益。白宫国家安全会议亚洲事务主任包道格表示,他并不赞成李登辉摆出不怕越闹越大的姿态,因为,台海紧张升高,美国被迫卷入军事冲突的风险也必然升高,到最后,“就像打高尔夫球一样,台湾把自己的球打出界外,却要别人来捡。”(15)

李登辉说大陆飞弹威胁,“那是空的啦”,“空壳啦”!(16)

8月18日,美国参议院太平洋事务小组委员会举行台海问题的听证会,主席托马斯参议员对李登辉强烈不满:“我想就一种倾向提醒台北,我有时注意到这种倾向,就是台北有时会认为,不管他们讲什□话,美国都会支持他们,都会去保护他们。”

同日,柯林顿总统重申“三个支柱”,希望两岸的紧张气氛不再升级。

8月20日,据权威人士透露,中美透过管道联系,美国保证对台施压不让两国论入宪,中国大陆则保证不对台湾举行军事演习。(17)

美中双方达成默契。战争危机解除。“特殊两国论”被搁置。

大國聯手,“兩國論”無疾而終

第五階段,美中緩和,大國聯手封殺

台海戰爭危機解除。李登輝乘勝前進。

8月28日,李登輝堅持把“兩國論”列入國民黨十五全提案。台北方面無視美國堅決反對台獨的事實,認為現在是逐步確立和實施建國綱領的最佳時機,如能在逐步落實過程中度過“十一”及後六個月,則大功告成。在美國再三表明反對對台灣動武的情況下,大陸會吞下“特殊兩國論”。此種混熱胡話,令外間愕然。

8月底9月初,美國國務院東亞事務助理國務卿和副助理國務卿分別就台海問題發表談話。助理國務卿陸士達在澳洲發表公開演講,指出“美國非常明確地且強烈地繼續支持‘一個中國’的政策,在這個問題上美國絕對沒有任何改變。”副助卿謝淑麗指出:美國深切了解,台灣事務是一個“可能毀掉我們(指中美)的關系、甚至導向戰爭的問題。”(18)

9月9日,克林頓在動身前往出席亞太經合會高峰會前,以及11日與江澤民在紐西蘭會談時,都一再重申美國堅決支持“一個中國”政策和“三不”原則。並表示:李登輝發表的“特殊的國與國關系”聲明,已經使得北京和美國雙方“更加困難”。這是李登輝自7月9日提出兩國論以來克林頓首次明確表達負面意見。

江在會談中說,現有一百多個國家重申堅持一個中國的嚴正立場,但李登輝執迷不悟,頑固堅持兩國論的分裂立場。李登輝就是麻煩制造者,也是改善美中關系關系進展的絆腳石。“為維護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我們決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江澤民認為,“(中美)兩國關系(已經)回到正軌”。(19)

台灣方面:台北外交部表示,“柯江會”的結果,與台方預期一致,並無任何意外。今後美國與北京改善關系的努力不會停止,台灣站在“三贏”的基礎上樂觀其成。但總統府發言人丁遠超則表示,克林頓說“兩國論”制造美中關系難題,此說令人費解。(20)──台北政府實在太幽默,居然認為是“三贏”。其出處可能是李登輝:在局勢最緊張時,李登輝稱他提出“兩國論”其實是幫美國找到了“下台階”,走出使館誤炸事件造成的中美關系僵局,幫了美國與中國大陸的忙──“特殊兩國論其實是三贏的局面”。(21)──既是“三贏”,又何來“兩國論制造了美中關系難題”之說?確實令人費解!

9月13日,在亞太經合會閉幕後舉行的美方記者會上,白宮國家安全顧問柏格宣稱,“美中關系已回到正軌”。並透露,這次與會的多國領袖今天曾特別向克林頓總統致意,表示欣見美中關系回到正軌。(22)

15日在美國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的一場演講中,布熱津斯基批評兩國論是“把中國事實上變成兩個國家”,“我不認為中國會接受,我也不認為我們(美國)有權力要中國接受”。(23)

同日,國民黨中央政策會執行長洪某宣布:“不修憲、不修法、不收回(特殊兩國論)”是國民黨的“新三不政策”。(24)

同日,台灣入聯合國提案遭各大國聯手封殺。這是台北自1993年正式推動參與聯合國以來連續第七次被封殺。最引人矚目的是,美、英、法三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一反過去六年從不表態的立場,聯手反對台灣加入聯合國。(25)台灣媒體認為,此舉“……令台灣朝野震動,台灣媒體稱之為‘前所未有的挫折’,更認為是‘特殊兩國論’在外交上的負面效應不斷擴張。”(26)但台北外交部卻認為,美國在聯合國的發言雖然“對台灣帶來傷害”,但相信“特殊兩國論”在目前的困難隻是暫時狀況。

此一階段,台方堅決不收回“特殊國與國關系”論,在中美聯合施壓下拒絕退讓,還要鞏固戰果,“乘勝”前進,但在政治棋局之實際利益角逐中蒙受重大損失。以柯江會談美中關系緩和,以及台灣參與聯合國再遭失敗為標志,“特殊國與國關系”論被中共和各大國聯手封殺。李登輝台獨政治生涯中最後一搏以徹底失敗而告終。美台之間的信任感盪然無存。此役之後,美國“不再相信你們說的任何一句話”,事事戒懼,唯恐被台獨拖入戰爭。

最後大清點,“兩國論”戰績如下:

美國被迫首次公開承認破壞台海穩定的不是中共而是台北;

促成中美緩和,“兩國關系回到正軌”;

美─中─台三角關系中,美國開始向大陸傾斜;

美方被迫加強“約束”,台獨傾向將受到美方的密切關注;

美台之間的誠信關系被離間,美國對台灣產生強烈戒心;

美國甚至產生了從台海關系中退出,讓台灣自行承擔後果的戰略考慮;

國際輿論認為台灣不負責任,是麻煩制造者,台灣被自我孤立;

台灣的國際空間不僅未能擴展,反而更無回旋余地;

中共鴿派受打擊,強硬派趁勢抬頭,軍方求戰情緒旺盛;

迫使北京從最壞的可能出發,考慮軍事解決的現實可能性;

給中共提供了宣傳點,營造了“以戰止獨”的民氣

美国在台海危机中的战略利益

台独怕中共吗?不怕!否则李陈们就不会不断向中共挑衅。最英勇如李登辉者,甚至大陆挥舞飞弹威胁示警时,他还讥讽“那是空的啦!”就算那不是空的,李登辉也毫无畏惧。因为他是躲在“美国的裙子后面”玩战争游戏,有惊而无险。对李陈台独主义者而言,美国是成败得失之决定性因素。下文就从分析美国战略利益入手,来论证台独之绝不可行。

李登辉认为,“中共飞弹打过来的主要原因是:中华民国的民主化”。基于此,“美国和很多国家,不保护中华民国不行。”(27)

但美国六届总统所领导的政府部门并不这样看待问题,美国绝大多数政治家和国际问题研究者也不这样看待问题。李一厢情愿,把复杂的国际政治关系过度简化了。国际关系准则既包含道义,同时也需要权衡国家利益。

那末,什么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利益呢?

李登辉密友刘泰英先生曾如此解释:台湾在经济上对美国是一块肥肉,在安全上则是一个防线,因为台湾的存在,太平洋是美国的内海,一旦没有台湾,美国的防线则退到夏威夷。

这种观点缺乏支持,完全是对美国亚太战略的误解。刘先生的错误在于他把美国当成了老牌殖民主义。

没有事实证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利益含有任何领土意图。如果有这种考虑,早在二战结束时就应有所表现。美军曾对其占领或介入的地区,如日本、台湾、南韩、菲律宾等,都没有提出过或流露过领土要求。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利益不是扩张领土或防线。

布热津斯基曾明确指出: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是美国的战略利益。

什么是美国的战略利益?美国的战略利益,既包括美国自身的安全,也包括世界安全。

美国政府鲜明地不支持甚至反对台独,正是认为台独冲击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利益──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为什么美国强烈抵制“两国论”?一位美方知情人士挑明了说:“96年3月的台海危机,基本上只是一个事件的冲击,但这次李登辉总统所讲的话,却是意图冲击整个台海与美国的全面架构”。(28)也就是说,从美国的立场来看,“两国论”事实上是对整个亚太地区的稳定架构形成了重大挑战。

美国对外政策分析研究所高级防务政策分析家坦斯克的一番谈话,也反映了这种维持“区域稳定”的原则,他认为,美国不希望直接卷入冲突,而是“争取在双方之间保持政治平衡”。美国是否直接卷入,将视“谁是过分挑衅者”而定:“如果美国看到中国无理挑衅,试图用武力统一台湾,而台湾并没有过分挑衅,我认为美国会考虑参与战争,进行干预。”但坦斯克指出,如果是台湾过分挑衅,美国可能不愿意参与战争。(29)

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何汉理说:“这已不是公不公平的问题”,今天台海之间有任何一方片面改变现状,强加己意于任何一方,都会导致台海稳定的破坏,美国就不会支持“挑衅”的那一方。

──显然,这里既看不出民主与专制的制度差别,也看不出美国“防线”之地理位置(在台湾或是在关岛、夏威夷?)唯一的标准是:是谁首先挑起事端,破坏区域稳定?

美国世界战略基础:区域均衡与稳定

那么,为什么说亚太地区的稳定是美国的战略利益?

人们较少注意到作为世界战略基础的一个西方概念:均衡。

西方大国介入某些看起来似乎与己无关的国际冲突,其依据的理论或经验,往往是“恢复区域均衡与稳定”。在整个西方世界,年轻的美国无疑是血气方刚的理想主义者。美国干涉或参战的理由,向来是高尚的人类理想,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但二战中的复杂阵线和战后形成的冷战局面,以及韩战、越战的艰难现实,都使得“均势”这种起源于欧洲的战略思想逐渐被美国政治家所接受。这种维护区域“均衡”以避免战争的外交实践与理论,起源于战祸频乃的欧洲。1815年拿破仑战败之后,由英、俄、奥、普以及后来的法国,建构了一个维持各大国之间势力均衡的“维也纳架构”,成功地维持了欧洲一百年和平,使“均衡”这一国际关系准则获得广泛承认。一次大战之后,由美、英、法、德以及后来的俄、日形成新的“巴黎架构”,以及第二次大战之后美苏之间形成的“恐怖平衡”,都是这种“均衡”准则的体现。

地区均衡的实现,是一个实力较量的结果,是各种力量共同作用之后形成的稳定点,带有不容忽视的合理性。历史还证明,国与国的战争,一般都来自均衡的被破坏。因此,西方列强(特别是英国)认定打破均衡便意味着战争。也正因此,西方,特别是有“世界警察”之称的美国,极力阻止任何打破区域均衡的行动。美国承认大陆的“一个中国”认定,并不意味着美国对专制的中共比对民主的台湾更要亲善,那是因为“一个中国”既是历史形成的,也是两岸政权和国际社会长期以来认可的,更是美、日、中、台在二战和韩战之后长期形成的力量平衡。对于这一事实与原则的承认,使台海在半个世纪中保持了和平、稳定与发展。“两国论”危机时,台北官员与卜睿哲辩论,要卜讲“道理”,卜睿哲则一言以蔽之:“美国对十分复杂的问题,有一个简单的应对之道:能促进降低紧张、两岸对话及区域和平的,就是好的步骤。会导致紧张升高、对话冻结和区域不安及冲突的,就不是好的步骤。”(30)──美国化繁为简的应对之道就是维持“均衡”。

李登辉是“闹事者”,天然地不会接受“均势”理论。他认为,台湾是民主,美国不保卫民主“不行”,于是他要闹事,还要“闹得越大越好”。作为一个善于玩弄谋略的老政客,未免有点假天真了。最亲台的赫尔姆斯参议员也同样“天真”,他认为:虽然台湾和大陆之间的问题十分复杂,但“简单的事实是,台湾是个民主体系,也是美国的朋友,中共二者皆非”。“我们的政策必须以此关键性的区别为基础。”(31)作为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赫尔姆斯或者言不由衷,或者说了外行话。理想主义、价值判断与均势、地缘政治是美国世界战略哲学之两翼,特别是越战以来,均势理论在具体外交操作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且,区域和平本身也是一种值得追求的价值。

认为美国政府不讲“道理”的舆论并不算十分孤立。当时在台北有一个相当普遍的说法:“实在令人不解,连说一句话都不行了?──中共要动武,美国也不高兴。”一位美国学者也提出过类似观点:“当有两种力量对抗时,一方威胁要使用武力,一方威胁要使用政治讲演,谁是这场冲突的挑衅者呢?”

看似美国行政部门不讲“道理”,实则并非没有“道理”,其基础就是“均衡”、“区域稳定”。所以,可以简略地概括:区域均衡与稳定是美国全球利益的重要构成。1969年,苏联沿中苏边境部署重兵,边界冲突事态严重。美国政府发表措辞强硬的声明,称对中苏爆发战争“深为关切”,实际上警告苏联不得进犯中国。但苏联仍然打算对中国进行一次“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美国从空中拍摄的照片展示了一副可怕的景象:数以百计的苏联核导弹成堆地迭在一起,供军队用的一万八千个帐篷一夜之间就在九英尺深的雪地上架设起来。”(32)美国及时通报中国,并向苏联发出了坚决禁止的信号。最后,苏联退缩,中国得救了。

据基辛格解释,美国之所以在此关键时刻拯救这个与美国没有外交关系的共产“死敌”,自然有因握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力而产生的不可推卸的人类责任感,更重要的还是“均势”原则。按照基辛格的说法,虽然苏中这两个共产主义巨人之间冲突不关美国的事,但美国不能不深为关切,因为这一冲突的逐步升级将破坏国际均势大格局,带来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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