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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比台湾和日本的学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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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雀门
[个人文集]
加入时间: 2004/03/07
文章: 3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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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罗雀门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评比台湾和日本的学者
台湾日本综合研究所所长 许介鳞
一、前言：什么样的人叫作学者
依中国古代以来的传统，人依学问的优劣大抵可分为五种。第一种是有学问又悲天悯人者，称为圣人；第二种是有学问又有智慧者，称为哲人；第三种是研究学问而通达事理的人，称为大学者；第四种是有知识而能识别事务的人，称为学者；第五种是有普通常识的人，称为常人。除此之外，世间上还有许多连普通常识都缺乏的人，被叫做「没常识的人」，这有一点讽刺的意味。
中国的学者或知识分子，本来强调的是学问而不是知识，认为知识乃是书呆子的事，死读书之类。而学问则涵盖了知识与生活经验，学问好不好在于能否活用。
现在的社会，圣人不可得。慈济功德会的证严法师有没有学问姑且不论，她当年兴建不收保证金的慈济医院，发愿于「一滩血的故事」。花莲县凤林镇有一原住民难产，送医院流了一滩血，因缴不出八千元保证金，医师未伸援手而死亡。故事所涉及的凤林镇庄汝贵医师，心不平而控告证严诽谤。虽然慈济证严法师的辩护律师团的有效辩护，一审做了无罪的判决，但不能抚平庄医师及其后代四个女儿愤恨之心。慈济证严法师大善事业，毕竟救济不了怨怼者之心，又如何成为悲天悯人的圣人？
哲人是有智慧的人，日本明治初期的启蒙学者西周（Nishi Amane 1829-97）将 phylosophy即爱智慧（the love of wisdom）翻译成「哲学」。然而，当今不论在日本或台湾，有哲学的人逐渐稀少，都变成追求庸俗的名利的人。
现在，甚至研究学问而通达事理的学者也不多见。学问变成百货公司的专柜，这边专柜贩卖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的商品，那边专柜贩卖自然科学分门别类的商品。教师学者如售货小姐，各自介绍自己充当饭碗的知识，所谓隔门如隔山，又如何将宇宙哲理、人生经验融会贯通呢？
真正的学者，本来强调的是学问而不是知识，认为知识乃是书呆子的背诵如流，这等于死读书之类。而学问涵盖了知识的生活经验，学问好不好在于能否在生活中活用。
二、从职业伦理来看台、日学者
我在1960年代留学东京大学的时候，有政治学的泰斗丸山真男在讲课中，提到德国社会学者韦伯（Max Weber）的「以学问为天职」（Wissenschafts als beruf），他说追求学问的人，应懂得「禁欲」的道理，因为学问在追求真理，对世俗的动机或欲望，应尽可能地抑制，不然学问就无法成立。所谓「没价值」（value free）就是超越特定的价值观，并构筑「理想型」的概念。但是，社会科学如果没有改善社会的热情是不会有成果的，社会科学需要燃烧的热情与冷静的头脑，才能发生功效。
另外，我在东大西洋经济思想史大师大冢久雄处，听了韦伯「清教徒的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Die protestantische Ethik und der Geist des kapitalismus）的讲解，他说清教徒的宗教信念与节俭行为，意外地累积了财富，而有资本主义精神的效果。学者是否可以修养到超越价值观的「没价值」性，清教徒的伦理又如何造就西洋的资本主义，说实在，令人存疑；但是，日本学者在担任教职或从事研究时，对职业伦理的注重，让我印象深刻。
一般说来，日本学者相当重视生活伦理，不会酒后驾车，避免性骚扰，不摆派头，或以开高级轿车为荣。他们注重自己的形象，在意别人对自己的评价，而有羞耻之心，也不争相当电视明星作秀。日本学者比较起来，甘于清苦节俭，生活朴素，就是一辈子从事冷门的研究，也是心甘情愿。所以日本有各领域的专家，以人文地理来说，有俄国专家、韩国专家、马来语专家、中东问题专家等，都有相当数目的学者存在。但在台湾各大学中，竟找不到一个教马来语或懂马来语的学者，这样台湾当局还在奢谈「南向政策」！
在东大时，还有一位东大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古岛教授批评并拒绝拿美国亚洲基金会（Asia Foundation）、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的钱来做中国研究，认为这正如战前日本学者拿「满铁」（国策公司、南满洲铁道会社）的钱做中国研究，成为侵略中国的工具。但在台湾，如果能拿到美国人的钱来研究中国，还骄傲自以为荣呢。
三、从对政治保持距离来看台、日学者
中国传统有「学而优则仕」的观念，因此台湾学者也就热中于政治。例如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是化学或科学专家，也是执学术牛耳的中央研究院院长，即热心干预总统选举，对教育、文建、赈灾、政治外行，却要担任教育改革、社区改造、九二一灾区重建、跨党派政治小组等工作，结果没有一件事情做好。无论李政权时代或扁政权时代，热心参与政治加入内阁者，即教授入阁担任行政首长的，比比皆是。
相对地，日本学者在传统上，往往与政权保持距离，由于在野的立场，故能对抗权力，认真维护学问的自由。例如明治时代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一辈子在野不当官，严厉批评封建主义，主张引进西洋文明。在明治10年代「民权」运动高涨之际，率先强调「国权」优先，1885年更进一步发表「脱亚论」，成为日本侵略主义的思想先锋，从民间立场领导日本走向帝国主义之路。
又如日本有一历史学者家永三郎，对自己执笔写的高等学校教科书『新日本史』，因书本内有关东军七三一部队、南京大屠杀等侵略中国的史实记述，被文部大臣以检定不合格处分，他即提起违宪诉讼，理由是教科书检定制度，违反了宪法规定的禁止对出版物先行检阅，侵犯了学者表现的自由、教育的自由。他一直缠讼了32年至死，这样一生以学问为天职，维护表现自由、教育自由的学者，在台湾很难看见。
四、从日本统治台湾史的评价来看台、日学者
日本学者除了右翼份子歌颂日本的殖民地统治为「亚洲解放」之外，战后一般有「良识」的学者，总是对日本的殖民统治台湾、朝鲜、满洲国提出反省，羞于正当化日本帝国的殖民地统治。例如浅田乔二的『日本植民地研究史论』，批判新渡户稻造是殖民地体制肯定论者，以「政治关系」的有无为绝对要件，说「殖民」是殖民国的一部分国民，因「政治关系」移往「新领土」，殖民地就是「新领土」，而避开了在日本领有殖民地所发生的对异民族的压抑、从属、对立问题【注1】。对于矢内原忠雄的殖民论，也论证了矢内原虽然是人道主义者、和平主义者，但不是民族独立运动的支持者，或反殖民地主义者。矢内原的台湾糖业帝国论，过分地评价日本糖业资本将台湾经济「资本主义化」，完全无视日本糖业资本是一独占资本，而变成台湾的巨大地主，将台湾的半封建性，前资本主义的各种关系，作最大限度的保存和利用【注2】。
再如山本有造的『日本植民地经济史研究』，也是将台湾、朝鲜、满洲的殖民地研究，放在日本帝国主义分析的一环，从过去偏向殖民地的个别研究，进一步以概括统一的视角，「总体」的考察日本殖民地统治全体的结构和特质，由此把握台湾、朝鲜、满洲的殖民地结构和特质，以比较史的观点检讨【注3】。
松元俊郎在其著作『侵略与开发』说，战前的日本资本主义，如果回避对殖民地的侵略，则发展的条件实在非常贫乏有限。日本的殖民地统治，确实地不是以被统治民族的发展为意图进行的，而是以领土支配为前提，在殖民地「为日本进行的现代化」，并不是就此准备了被统治民族的自立、现代化，反而是强制给该民族隶属状态【注4】。
平井广一所著『日本植民地财政史』说，在日清、日俄战后的财政情况下，日本对台湾、朝鲜的典型初期殖民地统治，乃是对抗日运动彻底地以军事力、警察力镇压，构筑其统治权力，为日本资本的进出先行铺路，逐渐地扩大日圆通货圈，整备了连结日本本土与殖民地的铁路与海运网。如此日本的殖民地统治，从贸易、金融通货的侧面包摄了殖民地，同时创造出私人土地所有的地租改正事业（土地调查事业），结果广泛地产生了殖民地地主制【注5】。
长冈新吉、西川博史编着『日本经济和东亚』论述，日本以「侵略」形式进行的总体经济活动，在日本帝国主义崩溃之后，即使其后对被统治国的经济发展能看到有某种意义的「贡献」、「关系」，也不可以用（日本）「遗产」的效果来加以评价，应确认这是「歪曲的遗产」的存在【注6】。他们两位从此观点，对朝鲜、台湾、满洲的旧殖民地的通货膨胀、战后的土地改革、经济复兴和贸易进行研究分析。
相对地，台湾学术界对日本统治台湾五十年的评价，隐藏着日本为「台湾现代化」奠基的概念。认为经由日本的有效统治五十年，台湾是开发了、教育普及了、现代化了，不像中国大陆那么未开发、落伍、教育不普及、蒙昧无知，而对日本的统治台湾加以肯定。例如王育德着『台湾――苦闷的历史』，就是肯定日本的殖民地统治，认为「台湾的现代化」是日本的「能吏」（有才能的官吏）儿玉源太郎、后藤新平等奠定的。从而忽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性。
台湾人学者王育德不像日本的学者那样，从日本帝国的一系列殖民地统治，即从日本对朝鲜、台湾、满洲的统治结构，来比较分析日本统治台湾的特质，而是仅仅只关心台湾的前途，认为台湾人经由日本的五十年统治已经不是中国人了，台湾的政治前途应该独立。从而，他的研究在努力抹杀台湾与中国大陆的过去种种关系，甚至遮掩台湾在日治时代的抗日民族运动，积极的形容经过日本「成功的殖民地统治」，台湾已经变成现代化的社会，「台湾人虽然硬是接受忠君爱国式的日本教育，但是从这些教育当中，已经可以自己分辨体会封建社会与近代社会的不同，义务和权利的表里一体性，世界史上台湾的地位等。【注7】」如此美化日本殖民地统治，就是台湾一般学者的特色。
以「现代化」的观点来说，在日本统治台湾以前，就有洋务派官僚沈葆桢在台湾推行行政革新、军政改革、煤矿开采、道路开通、通信设施、炮台设置等事业。巡台使者沈葆桢在1874年（同治甲戌），日本出兵台湾时所书写的拓本辞句，至今尚脍炙人口：「开万古得未曾有之奇，洪荒留此山川，作遗民世界。极一生无可如何之遇，缺陷还诸天地，是创格完人。」然而至今，有如此气魄的台湾学者，恐怕难寻。
继沈葆桢之后的台湾巡抚刘铭传，也进行土地调查、山地开发事业而整顿了行政区划，并提高稻米、砂糖、樟脑、茶等的生产性，开发台湾经济「现代化」的活路。又在基隆与新竹之间铺设铁路，建筑港口，建立邮政制度，进行理蕃事业，改善通货制度，推进台湾与大陆和香港之间的贸易。因此，在日本统治台湾之前，台湾不是蛮荒之地，已有相当规模的「洋务」事业，将台湾的「现代化」全归功于日本的殖民地统治，既然丧失了台湾人的自主心与自尊心，又如何奢谈「独立」精神。
日本殖民地长官掌握台湾的行政、立法、司法以及军政，在最初据台8年间即杀害了3万2千多台湾人。然而王育德说，日本统治者对待台湾人的武装抗争，是运用「彻底的鞭与饴的政策」【注8】。所谓鞭的政策就是「匪徒刑罚令」等高压手段，饴的政策其实是口蜜腹剑的「招降策」，在儿玉源太郎总督与后藤新平民政长官时代的「归顺式惨案」，就是对表示投降的抗日领袖，日方表面上用甘言蜜语许他们归顺，然后在归顺典礼上用机关枪全部杀戮。而台湾学者对这些执行匪徒刑罚令，残害同胞的刽子手儿玉、后藤等歌颂为「能吏」，赞美他们是台湾现代化的奠基者【注9】。
儿玉、后藤的台湾治绩，就是进行土地、人口、旧惯的调查，把握全岛的实情来做成税收等的基本数据。其次是没收土地为公有，然后实施放领给日本企业，让三菱、三井等大财阀进入台湾，以及在台退休后的官员。从台湾人的立场来看，日本的土地调查事业是夺取台湾人的土地，为什么还值得歌颂呢？
日本殖民地统治下的台湾鸦片专卖政策，的确让台湾总督府增加了财源岁收，然而对于日本殖民政府假戒毒之名行敛财之实，直到日本投降的1945年，还有贩卖鸦片烟膏收入509,256日圆【注10】。日本统治台湾五十年，台湾人吸食鸦片而死亡者众，而日本贩卖鸦片烟膏的「贩毒利润」从未间断过，又如何歌颂日本的「现代化」功绩？
日本在台湾推行的「殖产兴业」，是以制糖业为中心，后藤新平招请农政学者新渡户稻造来台，努力于糖业的品种改良、技术引进，但这是要驱逐台湾人的自营糖业，为日本的糖业资本入台开路，如果台湾学者加以歌颂，又如何来确立「台湾精神」的主体意识呢？
日本的统治台湾，一贯地用镇压与歧视的差别待遇。禁止台湾人设立会社（公司），用歧视政策限制任用台湾人官吏，在日本总督府的高级官吏中，没有一个台湾人，在州知事（县长）方面也没有一个台湾人。台湾人没有受教育和就业的平等权利，又如何奢谈台湾的「现代化」呢？
现在，由这些歌颂「台湾现代化」意识形态和台湾学者，编辑「认识台湾」教科书，以「本土化」的立场，从国民中学的课程再推进「九年一贯课程」，教育台湾子女的历史意识，岂不悲哀？
五、从对中国大陆的研究来看台、日学者
日本学者对中国大陆的看法，无疑的长期受西方学者的影响，认为中国的政治是「专制」的，经济是「停滞」的。特别是受西方有名的古典名著的影响既深且巨。例如孟德斯鸠（Montesquieu）的『法意』，将亚洲的奴隶制对比欧洲的自由主义。黑格尔（G.F.W.Hegel）也在其『历史哲学』断言，东方不懂精神的自由，依其自由发展史观，最初阶段是东方世界，第二阶段是希腊罗马世界，第三阶段才是日耳曼的基督教世界。马克斯（K.Marx）则在其『经济学批判』的序文说，「概括言之，从亚洲的、古代的、封建的，以及近代布尔乔亚的生产模式，可以区分经济社会结构的发展阶段」，此说法即变成一种公式，最原始的就是「亚洲生产模式」，而成为日本的马克斯主义者议论的问题。威特佛格尔（Karl A. Wittfogel）在其『东方社会的理论』说，西方是由古代的奴隶社会，过渡到中世纪的封建社会，再往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但是东方社会不仅是「停滞」的，甚至往中世纪的历史发展都不可能，从而构想他「东方专制主义」的理论。
如此日本学者相当的受西方思潮影响，但是正统的中国学家（Sinologist）的大陆研究，却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这些日本的汉学者对于当代的中国政治经济，也往往放在几千年的历史潮流中观察，从此认为中国的政经生活方式有其一贯性的转变【注11】。譬如说中国共产党提倡「社会主义经济」，以为这也是一贯的中央集权制，并且继承中国国民党在1930年代抗战时期强力推行中央集权化的结果，同时也是在冷战时期延续「战争经济」的型态，到了与美国敌对关系解冻后，即转为「改革开放」政策。如果再往历代王朝推论，则中央集权乃是中国常见的统治型态。在此宏观经济的大前提下，日本学者才展开其独自的当代中国大陆的政经分析。
其次，日本学者对中国大陆的关心，是从与日本的关连来考察。日本汉学者的「中国学」（Sinology），乃从遣隋使、遣唐使与日本圣德太子的「大化改新」论起，就是对当代大陆的政经分析，也毋宁说在于关心中国的政经变化，对日本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因此，日本学者对中国政经的最新发展趋势，特别关注「改革开放」后的重大变化，中国从「锁国」转变成「开国」，又加入WTO之后，中国跟世界各国的经贸往来发生更直接的关系，这又如何影响日本在东亚的存在价值，而以此作为其研究中国的出发点。
第三、日本学者对中国大陆政经的研究，比较偏向于宏观的研究。因为中国采「社会主义经济」，全国生产、销售以至消费上的经济活动，基本上均由国家即中央政府统辖，而且一切有关经济活动的统计、信息等基本数据数据，几乎都经由中央政府发布，故在研究方便上，也难免偏向宏观经济了。
相对的，台湾学者对中国大陆的研究，大多是看美国政府的脸色，拾美国学者的牙慧，缺乏一贯的立场。如果有的话，就是从共产党统治观察中国，因此至今将中国称为「中共」，这是美国从前称呼Communist China的简称吧！
美国在尼克松政府（1967-74）时代，改变政策打「中国牌」以制衡苏联，开始「美中接近」，对门户开放的「中国革命」表示同情。到了福特政府（1974-76）、卡特政府（1977-80）时代，美国推展与苏联共产圈的共存路线与「人权外交」，于是对毛泽东主义的偶像崇拜与文革神话进行打击，中国的形象即从同情转为侮蔑。然而到里根政府（1981-88）时代，提倡「和平共存」与「强大的美国」，对中国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抱以热烈掌声，对中国前景盛行乐观主义。到了布什政府（1989-92）时代，欲建立后冷战时期的新秩序，中国发生天安门事件，美国态度180度转变，对中国的乐观主义立即坠入一片悲观主义。到了柯林顿政府（1993-2000）时代由民主党执政，放弃了「人权外交」而着力于「经济外交」，称赞中国的市场经济化，期待中国的经济「软着陆」，甚至向中国表明，不支持台独，不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不支持一中一台或两个中国的「三不政策」。到了小布什政府（2001-）时代，为了对台军售，说美国将「竭尽所能协防台湾」，但是九一一恐怖攻击事件之后，美国又要中国合作「反恐」了。
台湾学者对中国大陆的研究是短程的，跟随着美国政权转移和美国学者的转变，一起一落，一喜一忧，出尔反尔，理论架构一大堆而不知所云。如果从中国汉字七千年发展的历史来看，中国大陆所发生的政经现象，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或胡锦涛的治政，只不过是历史巨大洪流中的泡沫。
另外，台湾学者也喜欢在国际政治上模仿美国学者的「博奕理论」（game theory），而不知这一套数理逻辑推演工具，只有像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可以运用，连伊拉克的海珊都难「交互决定」其复杂过程，台湾对中国要运用「博奕理论」方法研究，简直是儿戏学问的尊严。
台湾学者与日本学者的最大差异是，日本学者牢牢记着中国与日本的关系，而台湾学者则在努力切断台湾与中国的关系。甚至有少数学者在歌颂台湾有「日本精神」，并致力于「本土化」的台湾研究，而对中国的发展与命运漠不关心。直到最近亲身感受到有很多台商到大陆投资的趋势，才猛觉醒过来重弹「中共威胁论」。既然在感情上「反中国」，对中国有厌恶感，又怎么能客观的研究中国大陆呢？
六、结论：在大学结构改革下的台、日学者
在美国设计和策动的「全球化」潮流下，各国大学竞相进行结构改革，台湾和日本也不例外，教育当局以财政补助与否控制各大学，诱导各大学合并或淘汰，经由大学评鉴和财政资源的分配，对所谓「卓越大学」给予额外奖助，特别是对生命科学、信息技术（IT）、环境、国家技术和材料领域，集中的给予经费补助。
另外，日本经济衰退，台湾经济也开始衰退，大学改革也策划大学的法人化、民营化，奖励学者开发对经济成长、产业振兴有直接效用的技术，政府对这类学者给予研究开发投资，而对基础科学或有关人文科学的研究经费越来越少，于是大学也引进美国式的企业统治（corporate governance），学者竞相转变为企业权力的奴仆。大学不能评价市场原理，而颠倒地变成市场原理在评价大学。不论大学或学者，在美国式的计量科学下，学者被要求量化，并特别要求效率、能率，都被迫丧失了主体性意识。不论在日本或台湾，学者的生活紧张，没有宽裕的思考时间，最后都变成没有思想，没有哲学的人。爱智慧（the love of wisdom），花时间酝酿学问，成了遥远的过去。大学不是「谐和的社群」，而变成「竞争的社群」，学者都在竞争追求权势和金钱，岂不哀哉？
《注释》
注１：浅田乔二『日本植民地研究史论』（东京：未来社，1994年），页175-
176。(按此回原文)
注２：同上，页510-511。(按此回原文)
注３：山本有造『日本植民地经济史研究』（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
，1993年），序页ⅰ。(按此回原文)
注４：松元俊郎『侵略と开发――日本资本主义と中国植民地化』（东京：御
茶の水书房，1988年），页3-4。(按此回原文)
注５：平井广一『日本植民地财政史研究』（东京：ミネルヴァ，1997年）
，页1。(按此回原文)
注６：长冈新吉、西川博史编着『日本经济とアジア战时と战后の经济史』
（东京：ミネルヴァ，1995年），序页ⅲ。(按此回原文)
注７：王育德『台湾――苦闷するその历史』（东京：弘文堂，1964年），
页114。(按此回原文)
注８：同上，页106以下。(按此回原文)
注９：杨碧川『后藤新平传――台湾现代化奠基者』（台北：克宁出版社
，1994年），页180-197。(按此回原文)
注１０：台湾行政长官公署统计室编『台湾省五十一年统计题要』（台北：同统
计室，1947年）页1040。(按此回原文)
注１１：宫崎市定『中国に学ぶ』（东京：中央公论社，1988年）。(按此回原文)
作者：罗雀门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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