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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钢铁般的逻辑和钢铁般的事实——我看民运“反扫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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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太多，一下子找不着。麻烦你转一篇，真诚谢谢！ -- Anonymous - (382 Byte) 2002-3-05 周二, 上午1:05 (141 read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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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中共党内多元化是走向国家体制多元化的捷径
──从赵紫阳继续遭软禁所引发的思考
高 寒
（一）
毫无疑问，中国民主运动所追求的基本战略目标是人权、民主、自由、法制、多元，是要
从根本上结束现在中国的一党专制制度。从这种意义上说，中共党内的多元化、民主化，并不能
替代整个国家制度的多元化、民主化。但是，同样毫无疑问的是，中国今天的国家体制危机，是
导源于中共党内的一元化体制的；中国今天国家体制中的一党独裁、人治泛滥，不过是中共党内
一言堂、家长制的外化而已。因此，促进中共党内的多元化、民主化，不仅一般地与促进中国的
多元化、民主化同步，而且更特殊地构成了中国走向国家体制多元化、民主化的捷径。
譬如说，中共当权者江泽民－李鹏集团至今仍软禁着赵紫阳，并恣意向党的最高权力机构全
国党代会封杀他对处理“六、四”流血的不同意见。这不仅在中共的党纪、国法上无据可寻，而
且还直接践踏了中共自己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后所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
则》。鉴于文革的教训，该《准则》明确规定：“党内不准用超越党的纪律或违反国家法律的手
段对待党员。要绝对禁止采用林彪、‘四人帮’的封建法西斯手段解决党内问题。”实际上，赵
紫阳的处境，已经越来越引起党内、包括其高层的同情；江－李集团的拙劣手法，也越来越引起
党内外的公愤。须知，无论是七六年还是八九年自发的天安门运动，就都是直接诱发自那潜藏于
人们心目中的类似不平，就都是那经年积聚的公愤之能量的总爆发。
为什么邓小平这位当年受到万民同情之不公处理的受害者，转瞬间又把那不公的处理强加于
胡耀邦、赵紫阳的头上呢？为什么这位当年大反“一言堂”、“家长制”的党内民主之倡导者，
不久又俨然成为中共第二代大家长、太上皇了呢？可别忘了，毛泽东当年也是从要求给他以发言
权、从反王明、博古的“一言堂”、“家长制”而逐步争得党内同情的。在之前，还有王明、博
古们反掉陈独秀的“家长制”而自己又构建新一轮“家长制”的故事。整个中共党史，在一定意
义上，简直就可说是一轮又一轮且越演越烈之“一言堂”、“家长制”的更替史。中共几十年的
党内斗争实践在在雄辩地证明了：党内民主问题，绝非仅是其最高领导人的个人作风、个人品格
问题，其核心还在于党内是否有健全的民主机制。而倘若离开了是否在体制上容许党内多元化声
音合法存在这一要害而去侈谈所谓党内的民主机制问题，那则不过是自欺欺人而已。毛泽东、邓
小平都曾一度是中共党内倍遭压制的异端；他们也都曾为争取“异端的权利”而奋斗过。尽管他
们当时也确曾一再论及党内民主，但是，由于这个所谓“党内民主”均未能导向党内合法反对派
体制，以至于它不仅阻止不了中共一步一步地从形成一言堂、家长制而走向变相皇权体制的党内
环境，而且还因其民主理论与党内实际反差太大而尤显其异常虚伪。邓小平本人也终于以他“垂
帘听政”至死方休的可悲角色，印证了他自己说过的一句话：“体制不好，好人也要变坏。”
（二）
再譬如，正当台港澳新、西方各国、乃至一些异议、民运传媒正热辣辣地竞炒“江泽民的强
人地位业已确立”的当儿，中共十五大期间却蓦地传出中共内部要求党内民主和反对个人集权的
强劲呼声。这个呼声是否系中共新一轮的“思想解放”、政治体制改革的先声，目前尚有待观察，
但可别忘了，当年邓小平就正是以“健全党内民主制”、“少宣传个人”为旗帜，逼那位集党政
军大权于一身、且曾几何时有着全国各省党政军通电效忠拥戴的“英明领袖华主席”一步一步地
交出权位的。
中共若还不想退出历史舞台，若欲将自己由一个立足于农业社会的宋江、李自成之行帮似的
农民造反党改造成一个适应于工业社会的现代新型政党，首先在党内开放多元化，恐怕不失为一
个捷径。资料显示，至少在中共六二年七千人大会上，有鉴于缺少制约机制去阻止那导致数千万
人饿死之疯狂政策的惨痛教训，中共曾正式议论过党内派别公开化、合法化的问题。文革中也曾
盛传过毛泽东在该会上的一条至今尚未公开发表的话：“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
百怪。”至于后来中共为何终于没有允许党内反对派合法存在，这可以让党史专门家考察去。但
这起码已可说明，开放党内多元化，允许党内不同派别（包括所谓左派、极左派）合法存在，并
非是什么“西方敌对势力”的意识形态。就更别提当年马克思、恩格斯所领导的德国社会党内就
合法地存有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并各自办有自己的机关报彼此竞争这段史实、以及这一传统
至今仍被各国社会党沿用的事实了。
诚然，开放党内多元化，让反对派合法存在，党内领袖就不可能靠权势吃饭，靠“钦定”吃
饭，而得靠办事正确吃饭了。这么一来，党内不同思想的交锋、不同派别的竞争，也就不得不遵
循一套公开的游戏规则，党内民主才不至于是一句空话。既然党的领袖只有靠多数拥护才能坐稳
“位子”，那么党的政策若有重大失误，他也就只好下台承担责任了。其实，下台就一定是坏事？
毛泽东当年要真有机会被选下台，说不定是他的大幸。王希哲说，毛泽东思想的精华是在延安时
那一段。实际上那些个思想难道不都是在他此前倍受打击、屡遭撤职后的深思凝聚而成？同样，
被阮铭所一再盛赞的邓小平八十年代初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谁能说不就是萌动于他在江西
拖拉机厂的钳工台旁？我相信，赵紫阳“六、四”后的被迫赋闲，软禁，应会使他更深沉地去品
味、思索这架他也曾参与建构过的一元化机器之种种弊端的。
其实，从五十年代建政初期，中共党内就有“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即发展资本主义的声音，
但转瞬，这个声音就被压制的销声匿迹了。邓小平七十年代末兴起的改革开放，在一定意义上未
尝不可以说实际就是当年那被阻断了的中共自己的新民主主义的继续。但是三十年后，一个庞大
的官僚特权阶级早已形成，中国人已不可能再走进同一条河流了。不过，我们并不是不可设想一
下：假设当年是由主张“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刘少奇来主导中共的建设；假设当年刘少奇、
周恩来、邓子恢的反冒进不致中途夭折；或者，即使其建国方略被否定，但他们还可以为之辩护、
为之宣传；假设当年彭得怀的“万言书”可以见报，对“大跃进”的不同意见可以展开辩论；假
设中共党内可以自由地表达有异于领袖的意见，……等等，等等，那么中共、中国会是一翻什么
样的面貌呢？我看，至少要是中共党内当年真的认可了刘少奇、邓小平、彭得怀等对毛泽东的制
约，毛就不可能那样无法无天；而如果中共真有一套让胡耀邦、赵紫阳、陆定一这些政治改革派
直抒胸臆的多元机制，邓小平在“六、四”也不敢那么肆无忌惮；同理，倘若今天的中共党内有
着譬如毛泽东反对派在一旁虎视眈眈，那中共大约也不至于象眼下这样通体腐败得一发不可收
拾。
（三）
古人云：以史为镜，可以知兴亡。关于共产党内的多元化与国家政体多元化的关系，让我们
回顾一下当年斯大林镇压党内反对派时说过的一段话倒是很有意思的。他说，托洛茨基主义“宣
布党内有组织政治派别的自由。这就是说，既然党内有组织政治集团的自由，那么国内也就应当
有组织各种政党的自由，即应当实行资产阶级民主制。可见这是要用‘党内民主’、党内‘制度
的改进’的词句做掩护来承认党内有组织派别集团的自由，直至容许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内组
织各种政党的自由。”（一九三零年六月《苏共十六大政治报告》）六十多年过去了，斯大林当
年竭尽全力、甚至不惜从肉体上成批成批地消灭反对派而欲阻止的多元化，如今已经在反对派们
热血浇灌的大地上成了生机勃勃的现实。今天当我们站在世纪之交回顾这段历史，用“螳臂挡车”
这个词来比喻斯大林的愚蠢、颟顸，是一点不为过的。
在延安，当毛泽东面对黄炎培关于共产党怎样才能避免那“百代兴亡朝覆暮”般的历史轮回
的询问而掷地有声地道“我们只有一个法宝，那就是民主”时，他不可谓不豪迈；而当邓小平八
十年代初，在总结毛泽东一言堂教训而谈到要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以及共产党应在宪法范围内活
动时，他也不可谓不自信。但是，让历史学家们颇感困惑的是：就这同样一个人，为何转瞬间前
者便一巴掌打下几十万右派；后者则竟敢用坦克血洗长安街呢？
是的，当年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延安的窑洞里也确实作了许多未来中国的民主梦，历史似乎也
很难说他们当年起劲地反对国民党的“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时不真诚。但是以为江
山是共产党打出来的，因而它就自然有权利坐江山万万年，这不又回到历代帝王、绿林草莽的心
态上去了么？这不又回到黄炎培先生所提的老问题上去了么？这哪里又有一点马克思主义的气
味呢？这就难怪，中共才脱下延安的土布棉袄没几年，它就几乎又“轮回”到自己当年所豪气干
云地反对的“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老路上去了。而且再往深一层看，即使在延安
时代，中共的心目里其实根本就没有资本主义制度文明的概念，根本就没有多元化的概念。他们
脑袋瓜里的社会主义，几乎是一种与资本主义文明毫无干系的东西。因此，尽管他们口中也时常
提到“民主”这个词儿，但他们压根儿就不是从多元化、多党制的角度去理解现代民主的，压根
儿就从无共产党可以下野的概念，并且还自以为是地将他们的那一套山大王学说冠之为“马克思
主义”。这就难怪乎他们在五七年一听到本属于现代民主题中应有之意的“轮流坐庄”时，会那
么心惊肉跳，会那么暴跳如雷，会那么反应失态了。其实，任何政党、任何个人，以当然执政者
自居，将政权视为一党一派一己的囊中私物，不容他人觊觎，不管是打着什么漂亮的旗号，不管
是出于“神授”还是“马克思授”，这种制度的惯性在当代都必然要推动其掌权者从拒绝听反对、
乃至不同的声音而走向与人民大众为敌，以至于一步一步地走到自己也曾拼命反对过的血腥镇压
人民的绝路上去。更何况，中共大约至今还未醒悟：世界上除了那种认为社会主义文明必须以资
本主义文明（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为历史前提的马克思主义以外，实际上并无第二
种马克思主义。
如果说，苏联、东欧的巨变意味着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发生、发展是一个不以人
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历史经过“十月革命”这一企图省略、跨越该必然阶段的近一个世纪
的曲折又螺旋式地回到其原点的话；如果说，邓小平的经济改革不过是重新续上当年被毛泽东所
阻断了的中共自己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即资本主义经济的话，那么，历史在今天还要求中共在政治
上也回到它自己当年的新民主主义的起点：反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一党独裁制。
并且积半个世纪之惨痛教训，不承认任何政党具有天然的“领导”特权，一切依公民的票决行事。
诚然，在真正的多党竞争中，中共也许将成为在野党。但是唯其如此，你们才或许有可能洗面革
心、脱胎换骨如东欧的一些共产党那样重获新生，才或许有可能重续并深化你们当年在延安窑洞
里那朦胧的素朴的民主理想。
是的，你们会说邓小平在八九年的开枪保住了中共政权，但你们却无法否认，就象毛泽东在
五七年彻底葬送掉中共的民主理想一样，邓小平在八九年也彻底葬送掉了中共政权的合法性基
础。表面的胜利下面掩盖着的是如此无法挽回的深重的历史性的失败，这不正是你们那一元化体
制的巨大悲哀吗？
（四）
作为体制外的中国民主运动，应当自觉地把促进中共党内民主化、多元化作为自己推进整个
中国民主化、多元化总战略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我们一定要吸取自西单民主墙运动之后，党内
外的民主派被中共顽固派各个击破的惨痛教训，我们一定要以八九民运中的拒绝与党内改革派结
盟一事为戒。那种将中共、或中共上层视为铁板一块，一概排斥的倾向，虽貌似激进、彻底，其
实与那种将公开性、合法性视为民运之唯一选择的倾向一样，均只是一种政治幼稚病。当然，对
于党内民主派的懦弱、动摇、乃至背叛，我们也应当有所警惕，有所批评，必要时甚至有所斗争；
但却不能以此为据不与之结盟。为了战胜强大的专制势力，我们应当最大限度地孤立、瓦解中共
顽固派。因此，对于党内民主派，民运应当采取支持、结盟、促进、批评这样的策略。不要看江
泽民眼下何等踌躇满志，其实历史一再表明，中共的许多重大的事变往往就是在这些表面的热闹
喧哗下面酝酿成熟的。当前，民运应当紧紧地抓住赵紫阳邓后被继续软禁事件，以中共党规、党
法为据，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向中共党内顽固派发起陷其于不仁不义之窘境的“健全党内民主
制”攻势；充分利用赵紫阳被禁的哀兵效应，让江－李集团的倒行逆施在中共上上下下大失“党
心”，以促使中共党内的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中国民主化进程的方向逆转。
可见，既然党内改革派是我们的盟友，既然赵紫阳当年宁可玉碎、不愿瓦全地决不向民运举
起屠刀，那么，对于他们所受到的迫害，体制外民运就当然应义不容辞地为他们热情呼吁和请愿。
从这种意义上说，眼下正严阵以待地准备着“迎接”江泽民访美的北美民运团体、民运人士，或
许应当考虑象举着魏京生、王丹、陈子明的肖像那样，也高举着赵紫阳的肖像去抗议那位沾有六
四鲜血、踩着赵紫阳而爬上皇位的当今最大的集权专制头目。
1997.10.14. 于布达佩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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