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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给贺文改文章”与一百美元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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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给贺文改文章”与一百美元捐款 -- 马悲鸣 - (1990 Byte) 2002-2-14 周四, 上午4:18 (434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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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文集]

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1129

经验值: 5282

标题: 二十、何以解忧，唯有震荡·贺文　* (233 reads) 时间: 2002-2-14 周四, 上午4:35

作者：资料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二十、何以解忧，唯有震荡·贺文　*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结束以来，国人从“解放天下三分之二”的梦幻中惊醒，转尔坠入忧国忧民的“玩深沉”。马悲鸣先生日前在《新闻自由导报》上撰文，《短剧痛不如长缓痒》，指出中共“长痛不如短痛”之不智是一例。丁学良先生日前在《世界日报》上也发表文章，谈俄国经济改革的震荡疗法不适宜中国则又是一例。至于为什么短痛不如长痒，或为什么苏联经济改革不适宜中国，马丁二公也并没有讲出什么道理以服人。只是说“我以为如此”而已。

　　其实这年头各个国家的路怎么个走法，已不是少数人说了话就能够算数的。其后果如何也不会因为文人或者武人的以为不妥而有所改变。比如，虽然丁学良先生认为俄国的震荡疗法不足为中国取。但俄国就如此震荡下去，五六年后出落成个比中国还好的局面也未可知。笔者在这里和马丁两位先生唱一出对台戏。还望马丁二公海涵。

一·中苏国情，大同小异

　　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是从苏联抄袭过来的。虽然也有不尽相同处，但在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根本上并无多大区别。中苏两国的国情大同小异！对于明眼人来说，这是不辨自明的。

　　中国与苏联的不同之处虽然还有一些，但就经济来说，主要有三点差异。

　　第一个差异是中国有台湾和香港两个有钱的私生子。这两个私生子还多少对刻薄寡恩的父母残存了点孝心。而俄国在海外的亲人虽然不见得少到踪迹全无，但起码他们是一无聚居，二无聚财，三又离本土太过遥远，起不到，或者没有起到孝敬父母之邦的作用。

　　第二个差异在于中苏实行公有制的时间长短不同。虽然同是共产主义体制，苏联搞了70年，而中国只搞了40年。40年的时间真是不算短，但尚未长到足以令人忘怀什么是工作，什么是干活出活。再加上几位同父异母的兄弟在左近当个榜样和提供技术，中国人干起活来也还说得过去。反之看看苏联，社会主义一搞70年，正好是发达国家人口的平均寿命。在沙皇时代正经干过活的人都分头向上帝和马克思报到去了，剩下的活人连该怎么干活都不知道了。即使七老八十，有经验的养老金领取者也没见过什么叫真干活。再加上缺乏本钱，那就更干不成。

　　第三个差异是香港、台湾的商人在西方各国的销售网络早已疏通，润滑有年，门槛精得很。大陆的商品制造业在几位后娘养的兄弟监督下，以国际标准生产，又按既定渠道疏通，互利互补，两皆欢喜。反观俄国对于西方的销售市场还是两眼一抹黑，既不知道西方市场的需求，也不会自己钻营，一下子便自然显得张皇失措。生产没上去，物价却上去了。西方的好货都想买，而自己生产的东西却没人要，着急了，就变卖石油矿产。真是捉襟见肘，狼狈不堪。

　　照此看来，这震荡疗法不灵光的结论仿佛是确认无疑了。其实不然。这不然之处在于诸位仁兄只注意到中苏之小异，而没有注意到两国大同之处也。

　　中苏大同之处何在?计划经济不可救药也。细言之，则有国营企业之不可救药也。全民之均为废料也。这两大弊端相辅相成∶唯国营企业养废料，唯废料毁国营企业。

　　不管是解体前的苏联还是十四大后的中国，这国民经济的一摊子烂账都是明摆着的∶大中型国营企业赔钱！不赔钱的国营企业也大多是靠物价补贴养活着。如果撤除了原料产品上的补贴，这一堆仅仅是账面上不赔钱的国营企业也必然是赤字连篇。如果将国营大中企业的垄断权取消，让国人自己办的私营企业来自由竞争，那么百分之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营企业一定会破产倒闭。国营企业之不可救药不管在中国还是苏联，或者任何其他国家都是通病，而不管这些国家是否曾经属于社会主义阵营。这一点才真正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在市场开放之后，市场决定其所需之材。缺乏市场经验的人们自然不知道市场需要自己的什么技能。他们在市场开放之前毫无准备，当然也不可能有准备。因为市场究竟需要什么人，需要什么产品，只有在市场全面运作中才能显现。于是市场一开放，他们自然便手足无措了。这种局面对于绝大部分的中国城里人和俄国城里人没什么两样。

　　中国和苏联一样，都与国际市场脱钩太久。国家经济和个人能力的脱节却又不是一下能够挂得回去的。这种脱节现象在中国和俄国都是一样的普遍。所以我们说，全民都是废料这一点，中国和俄国没什么两样。这既是中苏相同之处，也是所有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之处。

　　资本主义国家也有废料，也有技术脱节现象。技术不断发展，只掌握落伍技术的人便是新废料。但资本主义国家每隔几年来一次萧条，逼着废料们回炉。但这些废料因为经常有经济危机的清理，每次都是少数。不比中苏等社会主义国家，只知道“每七八年再来一次”政治运动，而每三四年就该清理一次的废料，四五十年都没有清理。于是一批批废料积累起来成为劳动人口中的大多数。

　　对于大部分人都是废料这样重大的共同问题，中俄两国目前却用着截然不同的方式处理。俄国用震荡疗法，中国则用“短痛不如长痒”的马拉松疗法（丁文讲的是“中医温补疗法”）。

　　现在我们就言归正传，讨论这两种疗法的利弊。

二·关键在于减少浪费和不失时机

　　俄国震荡疗法的近期弊端已经昭然于天下。但这震荡疗法的效益也不容忽视，那便是这“短痛”的“短”字与“痛”字。俄国在光天化日之下，明目张胆地复辟资本主义。彻底绝了废料们继续寄生的望。所有的俄国废料们为了谋生，都不再坐等，不再浪费时间而开始了痛苦与动荡的新生。最后这些废料一个萝卜一个坑，都会找到他们在社会上应有的位置。他们对这个最后的地位并不见得欢欣。但只要他们在市场上找到了一份工，他们便找到了所在，也就不再成为社会的累赘。这一段时间大约五到七年。想当初周恩来总理还给中国的资本家七年的时间学到一门谋生的手段，与这里讲的五到七年属异曲同工。

　　在这段时间里，找到工作不满意，辞职再找；找不到工作只好改行，学习能找到工作的新手艺；找到工作干不好又被解雇…。人们从市场上的随机碰撞中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反馈信息，从中学到在市场上求生存的经验，这便是所谓的震荡。

　　震荡的幅度一开始必然很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振幅会越来越小，最后保持在一个尽可能低的水平上。这就是倍受攻击的西方周期性经济危机。一潭死水开始流动的第一刹那，总是大幅度的震荡。这是上帝的振动力学使然，凡人无法改变。

　　俄国震荡的背后是不失时机，立刻调整，尽管短痛，但最后的结果是明摆着的，一定是长治久安的反馈体制。这个长治久安之所以有可能，就便是因为那个“痛”字。因为大部分人不痛到极点就是不肯动脑筋，不肯振奋起来自求生路。总想着社会主义的天堂上会往自己碗里掉馅饼。只有痛到极处，让他绝了望，他才肯开动机器。所以说治废料的首要条件是让他们绝望，而唯有震荡疗法才能让人彻底绝望。

　　一个人被震荡到痛极之处，开始发愤图强、自力更生了，对于整个国家来说，少了一条寄生虫，对于自己来说少浪费时间，于国于己双双有利。

　　从劳动力角度来看，震荡之必要已明。从整体经济而言也是如此。计划经济的弊端除了劳动者不能人尽其才以外，还不能物尽其用，特别是不能钱尽其用。原材料的人为控制造成双轨制，金融的人为控制使得银行和股票市场起不到集资的作用。双轨制和对银行的垄断势在必除。

三·马拉松长养寄生虫

　　在国营企业工作的人员，不管是干部还是工人，因为根本不知道市场到底要什么产品，要掌握什么技术的人才，所以他们便是废料，便是寄生虫。他们自己生产出来的产品卖不出去，实现不了价值。而他们的工资还要从国库中照发不误。这种人不是寄生虫又是什么?

　　倘若果真如马丁二公鼓吹的那样长痒着，其结果必然是继续豢养这批寄生虫。资源和时间听凭他们继续浪费，机会和资本听凭继续流失，人口听凭继续难以遏止地增长，除了推迟震荡外，于世局丝毫无补。而震荡的一天早晚要来，这才真正是大气候，小气候决定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非来不可的。

　　说句公道话，这些废料不见得自己本意就想要成为废料。但既然已经成了废料该怎么办呢?从人的好逸恶劳本性出发，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只要有一线希望能得过且过，便会坐等，守株待兔。他们第一个会想到“法不责众”∶我又不是一个人，你国家总得为我们大家想法子吧。总不能把这么大一批无产阶级革命中坚的产业工人大军丢下不管吧！这种拥众自重的心态普遍地在曾经，或者还在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中存在。美国吃救济的人们也具有这种心态。这种心态其实是由顽固的一厢情愿与赤裸裸的无赖相结合而成的，因此我们不可能期望这批寄生虫自动地改变他们的寄生本性。当社会终于不让他们继续寄生之时，他们其中的一部分人便会铤而走险，出来呼吁恢复已经死去的社会主义制度，而将其无赖本性发挥到极致。另一部分可以理喻的人则被迫开始重新做人，不过是晚了几年，付出的代价更大而已。

　　根据高新先生的文章，《同是读书人，相煎何太急》介绍，当初那些六四的反共知识分子看到苏联解体后，竟然一面倒地转而支持中共，声言∶“共产党好歹还能给我工资，地位和住房。如果象苏联那样（搞震荡疗法），我只有失业一条路。”这是真实心态的写照。国家民族的长远利益不如他们的个人利益重要。子孙后代的利益也没有他们自己的寄生利益重要。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无产阶级专政下，工人阶级的反动本性。工人阶级的反动在于他们对新技术本能的反感。每一项新技术的采用都势必造成工人阶级内部的竞争和不团结。只有一小部分没有失去进取心的工人能够掌握新技术而成为工人贵族。因为新技术的主要功能是节省劳动力，其结果是大部分工人因而丧失工作机会。

　　共产主义教育告诉知识分子“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我所有的肌肉都有病，全瘫痪了，只剩嚼肌还有工作能力。而我确实需要山珍海味以果腹。共产主义就是尽我的咀嚼能力，取我所需的珍馐。”

　　如果对国营企业一如既往地采用保的政策，那么这些一向坐等国家救济的废料决不会自动改变行为方式。因为这就是他们以为的“社会主义阵地”，其实是寄生虫阵地。

　　中国人的毛病既不比其他国家的人多，也不比人家少。具有上述这些想法的人是太多了，所以才会有马丁二公出来说项。他们的文章表现出对于这种寄生本质的脆弱性缺乏了解，因而畏惧这批有组织寄生虫反弹的破坏力，所以才以妥协态度提倡这种误国误民的绥靖政策。

四·何以解忧，唯有震荡

　　震荡疗法可以震醒所有仍然昏睡着的人，震荡可以震动所有醒来的人去行动。反之“长痒”法听起来比震荡法更温柔体贴，更容易让人们接受，而其实是姑息养奸，只能拖延时间，坐失良机。

　　长痒之术只能给眼下这批废料提供一线希望∶但愿震荡晚一点来，以便我们能在震荡到来之前寿终正寝。敬请整个中国社会的父老乡亲们行行好，再多白养咱们哥们几天混碗饭吃。

　　无疑，这一代寄生虫早晚要寿终正寝，但寄生事业不会因此就自然寿终正寝在他们这一代。只要国营企业还在运转，寄生虫就还会繁殖接班人。早晚有一代寄生虫倒霉，遭遇到震荡。

　　长痒法虽然可以使现在这一代寄生虫暂逃了厄运，但仍无法使寄生事业永逃厄运，反而耽误了整个民族自救的时间。所以说长痒法实是养痈贻患，是败家子的馊招。

　　东方的睡狮早晚要醒过来，躺在社会主义温床上的废料们，除了震荡之前幸运地躲上了天国的以外，早晚要重新做人，这个命运是逃脱不掉的。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躲得了和尚，躲不了庙。即使中国的国营企业熬到了苏联老大哥的古稀大寿，也还是逃不了震荡这一关。赔钱总有赔光的一天。等赔光的一天到来时，昨天和今天屈服于强权而用自己血汗喂养寄生虫的劳动者，不会永远听命于强权。

　　反用马悲鸣的话∶长痒不如短痛。非痛极不足以激励这批废料成为有用之财，非极痛不足以缩短痛的时间。震荡疗法不但适用于俄国，更为今日中国所必需，所适宜。

　　从以上的分析诸君应该能明白地看出来∶何以解忧?唯有震荡！

五·不震荡等于白干

　　我们知道日本是亚洲第一个起飞的国家，然后是亚洲四小龙∶南韩、台湾、香港和新加坡。在日本已经起飞，而四小龙刚开始起飞时，日本的劳动密集型低技术民用制造业逐渐由四小龙继承替代。

　　十年前，我们在美国市场上大量看到的是写着“台湾制造”字样的日用品。如今我们大量看到的同类产品则写着“中国制造”。也就是说，正在起飞的中国大陆继承已经起飞了的四小龙日用品制造业的机会。

　　设使中共至今还没有开放，仍然象文化革命那样闭关锁国，则这个继承机会就将由东南亚其他国家，如印尼、泰国、马来西亚、甚至越南等同样劳动力低廉的国家继承了去。一旦这些国家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饱和，即使中共看明白了再开放，也没有这个原始资本积累的机会了。还得等下一轮，再有一批落后国家起飞之后，才能轮到中国捡这个机会。那得等到猴年马月去了。

　　如今国际游资还愿意向中国投入，是因为中国政治在中共的专制下还相对比较稳定。风险不是特别大。而且有利可图。这些都比较正处在震荡疗法第一个疗程的俄国东欧相对要好一些。可是一旦俄国东欧的震荡疗法奏效，这是无可否认的，则几乎和西方市场经济体制一模一样的俄国东欧的投资环境必将大大地优越于中国大陆。到那时他们会大量地吸引走国际游资，而使中国得到的份额相对减少，并成为中国产品的主要竞争对手。等中国看明白了再开震荡疗法时，又会面临今日俄国东欧的局面，国际游资抽走都来不及，谁还肯往里下大赌注呢?！现在干的都算白干，中国的机会可能永远地失掉。

　　如今捷克和斯洛伐克解体，和平地分解为两个国家的原因就是两个国家震荡速度不同。捷克震荡得快，大量吸引游资。斯洛伐克由于国营企业比重太大，跟不上捷克震荡的步伐，所以才分道扬镳。其结果是捷克比斯洛伐克更容易吸引外资，也因此更容易摆脱困境。

　　苏联东欧从赫鲁晓夫起，到开始震荡疗法之前的三十多年“修正主义”就都算是白干了。《普隆恰托夫经理》之辈的所有精明尽付东流。这是明摆着的教训。

　　波兰只震荡了两年，通胀率就回降了。俄国充其量也不过就是六七年的事。届时俄国东欧是“好一片姹紫嫣红开遍”。中国则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到那时的全部努力，“似这般都付与断壁残垣”，还得从头震荡。到那时，“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悦事谁家院”，才叫“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呢。

【附录】～～～～～～～～～～～～～～～～～～～～～～～～～～～～～～～

短剧痛不如长缓痒

马悲鸣

　　我们现行的历法最先是在威震古罗马世界的儒略·凯撒（Caesar100-44BC）当政时制定的。史称儒略历。经过一千数百年，误差越来越大。到教皇格里高利十三（GregoryXIII，1502-1585，1572-1585在位）任内，于1582年颁布了新历法。史称格里高利历。当此时也，因为规定1582年10月4日的第二天为10月15日，调整了十天的时间，引起社会上的普遍不满，甚至有人上街示威游行，抗议教廷任意减损他们十天的寿命。而新教徒拒不接受这种新历法竟达数百年之久。大英帝国也是直到十八世纪中叶才接受这种历法。

　　现行的历法是每隔四年的二月置一闰日；逢百年，如果公元纪年的年数可以被400整除则设润，否则不设闰。比如2000年可以被400整除，所以2000年是闰年。这种历法可以保证三千年的误差不超过一天。

　　现在对秒的定义是铯原子振荡多少万又多少次所用的时间为一秒。但如何定义一年的开始却是问题。当初把元旦定在现在一月一日的位置上并非来自准确的测量观察。一年的定义是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的时间。因为地球自转轴和公转轨道平面不是垂直的，有一个交角，即南北回归线的纬度。所以在地球公转轨道上有两个转折点，即是二十四节气里的冬至点和夏至点。相当于正弦曲线的峰顶点和谷底点。冬至时，太阳直射北回归线，北半球日照时间最短，南半球日照时间最长。因此把元旦定义在冬至点才最科学。中国的农历就是定义元旦，即现在的春节是距离立春点最近的一个月亮月的第一天。

　　冬至在12月22日，和现行历法的元旦相差十天。如果把元旦提前到冬至，则元旦假日过后正好接上圣诞节，而不象如今这样，圣诞过后装模作样地上两三天班，再放元旦假了。有朝一日，世界大同。联合国决议修改历法，把元旦定义在冬至点的话，怎么个实施法?如果生生砍去十天的话，虽然未必还有人示威，抗议联合国缩减了他们十天的寿命，但难免会给商业上和整个社会带来极大的不便。短剧痛不如长缓痛。最好的实施方案就是40年之内不置闰。等于每四年元旦朝冬至方向提前一天。四十年之后，再重行现在的历法。则十天时间的调整，潜化在四十年之内，人们可以在不知不觉中适应。当然这个历法还应该同时考虑大月和小月的设置，而不必特别歧视二月份，使它只有二十八、九天。

　　修改理历法是大课题，一旦定好千年不变。而修改个人的日常生活时间表却是小课题，充其量给约会的对方打一个电话就可以改变时间安排了。由此可见，越是大课题，越是要缓。中共领导人对中国的改革事业提出了一个叫“长痛不如短痛”的口号。完全没有审时适度的见识。短痛虽短，却是剧痛。长痛虽长，却是缓痛。痛是极度触觉刺激，而当触觉刺激微弱时只是搔痒。所以只要长痛的时间足够长，则只不过是搔痒而已。而剧痛却有致人死命的可能。就在“长痛不如短痛”的口号提出不久，中国暴发了八九民运这样的社会振荡，造成全社会的剧烈痛苦。

　　如今共产党尽管嘴硬，但已不再硬性坚持公有制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了。但它办事的急功近利，犯险轻进的蛮干作风却并未稍敛。这是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历代王朝的覆灭，社稷顷颓，无不与朝臣建策，轻举妄动有关。故王船山论史而叹曰∶难折者，文人之躁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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