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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与樊弓先生谈共产主义在日本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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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与樊弓先生谈共产主义在日本的影响   
所跟贴 几处疑问 -- Anonymous - (972 Byte) 2002-2-12 周二, 上午10:42 (470 reads)
a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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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日元贬值对亚洲及日本经济的影响 (刚在说道上看到的，抓过来) (442 reads)      时间: 2002-2-12 周二, 上午11:08
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日元贬值对亚洲及日本经济的影响



日本国内经济长期处于低迷状态，因此，越来越多的人主张应以日元贬值来增加出口，刺激国内景气。但是，日元贬值将对亚洲国家造成巨大打击，其结果是，日本对亚洲的出口不仅难以增加，反而还会减少。而且，日元贬值还会使日本的贸易条件恶化，并降低银行的融资能力，对日本国内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况且，日元对美元?正率并不是可以由日本单方面决定的。在美国经济明显减速的情况下，美国当局也不得不修正其容忍美元升值、日元贬值的政策。



　　一、日元贬值降低亚洲经济的增长速度



　　自1985年广场协议以来，日元对美元汇率的波动取代了美国经济增长率波动，成为左右亚洲景气的最重要因素(图1)。1986—1988年、1991—1995年，进而1999—2000年这三个日元升值期，亚洲经济快速增长。相反，1989—1990年、1997—1998年，以及2001年的日元贬值期，亚洲经济增长则放缓。而且，增长率的高峰期和低谷期又恰好分别与亚洲经济泡沫和泡沫崩溃期相重叠，由此可见，正是日元对美元汇率的波动引发了亚洲经济的动荡。特别是1996年以后，虽然美国经济处在稳步增长时期，但受日元贬值的影响，整个亚洲经济进入了调整期。继而，泡沫经济的崩溃成为始自泰国的货币危机的导火索。1998年秋，由于日元的回升，亚洲国家经济转向复苏，但从2001年开始，日元的贬值与世界经济的衰退同时制约了亚洲经济的回升。



　　日元贬值拉低亚洲经济增长率，主要是通过减少日本对亚洲国家的直接投资和降低亚洲国家的竞争力这两个方面实现的。首先，日元贬值提高日本国内产品的出口竞争力，因此，日本的企业可以不必冒着风险将工厂移至海外。日本对亚洲的直接投资实际存在着一个非常明显的倾向，这就是：日元升值时活跃，日元贬值时低迷。而且，更重要一点是，在世界市场上，由于亚洲国家的产品与日本产品相互竞争，亚洲国家的出口在很大程度上随日元的升值或贬值而波动。例如韩国的出口在日元升值时上升，日元贬值时停顿，形成了一种循环状态。这一倾向在重工业产品中表现尤为明显。与其说这是韩国产品高度依赖日本市场的反应，不如说是由于在世界市场上两国产品展开了激烈竞争。以实例为证，韩国产汽车几乎不向日本出口。在东京的大街上很少看到韩国汽车。然而一旦日元升值，韩国汽车产业就会出现一个高潮，相反，日元贬值时，韩国汽车出口就会停滞。因此，当我们考察日元对美元汇率波动对亚洲经济的影响时，重要的不是将日本看作亚洲国家产品的出口市场，考察亚洲国家出口对日本市场的依存度，而是将日本看作亚洲国家的竞争对手，考察亚洲国家与日本竞争的程度。



　　对亚洲各国来说，日元贬值并非只有不利影响，也有有利的一面。因为日元贬值时，从日本进口的商品换算为美元就便宜了，亚洲国家进口的日本商品大部分是半成品和机械类产品，所以可以降低这些国家的生产成本。再就是日元贷款，日元贬值时，亚洲国家的日元贷款折合美元偿还负担减轻。



　　总之，亚洲经济在日元贬值时会受到以下因素的影响：(1)来自日本的直接投资减少；(2)在世界市场上亚洲产品对日本产品的竞争力下降；(3)从日本进口的商品价格下降；(4)以日元计值的偿债负担减轻。前两者对亚洲经济产生不利的影响而后两者则产生有利的影响。综合以上四种效果，日元贬值对亚洲各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一般来说，类似韩国这样经济发达程度较高、与日本处于竞争关系的国家，当日元贬值时受到的负面影响较大；相反，像中国或印度尼西亚等发展程度较低、与日本为互补关系的国家，日元贬值时受到的正面影响较大。一部分低收入国家当日元贬值时受到的虽然是正面影响，但从整体上看，当日元贬值时，大多数亚洲国家都会出现来自日本的直接投资减少和出口竞争力下降的问题。因此，亚洲国家受到的负面影响较大。根据我们的推算，日元贬值10％，亚洲国家(NIEs+ASEAN+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将下降1％。



　　以上分析是以亚洲各国以前所采取的、保持本国货币对美元的稳定汇率即钉住美元汇率政策为前提的。在此制度下，日元对美元汇率下跌，也就意味着日元对亚洲货币(几乎以同等比率)下跌。因此，日元对亚洲各国货币(例如韩元)的波动趋势几乎与日元与美元汇率的波动趋势是相同的，图1中没有必要区分美元与亚洲各国货币。但亚洲货币危机后，许多亚洲国家都放弃了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而增强了与日元的连动性，特别是2000年初以来，亚洲的主要通货(中国、中国香港、马来西亚除外)都在追随日元而对美元贬值。由于亚洲货币对日元汇率不像对美元汇率那么高，因此，与过去相比，这次日元贬值的影响是有限的。但是，印度尼西亚以及其它许多亚洲国家都有大量以美元计值的债务，对这些国家来说，跟随日元贬值则意味着本国货币对美元也相应贬值。因此，以本国货币计值看，债务负担增大，所以容忍本国货币贬值政策也是有限度的。换言之，这些国家甚至连参与汇率“贬值竞争”的实力也没有。



　　日元贬值加上美国经济减速引起股价暴跌和半导体市场不景气，给亚洲国家的经济前景蒙上了一层阴影。目前，亚洲国家的出口急剧下滑，经济衰退更加严重。在亚洲经济持续衰退的过程中，如果日元持续贬值，有可能导致亚洲货币危机卷土重来。



　　二、日元贬值对日本经济的负面影响



　　日元贬值不仅使邻国陷入贫困的境地，而且对日本经济也会产生恶劣影响，从而引起日本经济自身的衰退。如果日元进一步贬值，亚洲各国经济进一步恶化，日本对亚洲的出口将更加疲弱，其结果是日本要扩大出口就不得不依赖欧美市场，对美贸易顺差将急剧增加，对美贸易摩擦进一步激化。日元贬值是廉价销售日本产品的战略，日元贬值带来的只是出口量(进而是产量)的扩大。由于贸易条件恶化，它并不意味着日本国民实际所得的上升。此外，在金融领域中，日元贬值还会降低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从而加剧“惜贷”。



　　日本对亚洲的出口在日元贬值期减速，升值期加速的倾向在货币危机前就非常明显。最近，尽管日元贬值(确切地说，正是因为日元贬值)，日本对亚洲的出口减速。本来，如果日元贬值，日本的出口价格(换算成美元看)就会下降，日本出口竞争力也将相应提高，因此，出口数量也应该增加。但是，这一模式只适合对欧美国家的出口，对亚洲则恰好相反。从个别产业的角度考察这一现象，则比较容易理解。例如，就汽车产业看，当日元贬值时，丰田汽车对美国出口增加，而韩国现代汽车出口就下降。但是，现代汽车用的是日本三菱公司的引擎。因此，三菱引擎对韩国的出口就会相应地减少，而且无论日元怎样贬值，现代汽车出口减少一辆，三菱引擎对韩国的出口就必然减少一台。仅就日本的统计数据看，如果日本对美国的成品汽车出口增加，对亚洲的汽车零部件出口就会相应地减少。这种现象不只局限在汽车产业，在占日本企业对亚洲投资大多数的电子、电机等组装产业也是如此。所以，日元贬值时，日本的出口就从亚洲转移到欧美；相反，日元升值时则从欧美转移到亚洲。如图2所示，日元贬值期日本对亚洲的出口占日本出口的份额下降，日元升值期该份额上升。





　　实施以日元贬值为杠杆增加出口的战略，前提是日本必须大幅度增加对美国以及其它地区的出口，以弥补对亚洲出口的下降。但是，美国的经常收支赤字持续增加，经济已经恶化，由此局限了这一战略的可行性。2000年美国经常收支赤字额达历史最高水平，上升到4354亿美元，占GDP的4．4％，2001年仍接近这一数字。为减少经常收支逆差，对美国来说最理想的是美元贬值而日元升值。美元贬值政策可通过增加实际出口、减少实际进口(即扩大外需)支撑美国国内景气。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当局是否愿意容忍更大幅度的美元升值和日元贬值还是个问题。但是，从现在美国高级官员的讲话看，美国政府已明显地表示出要修正强势美元的政策意图了。



　　与此相反，很多人认为，美国政府为筹集巨额资金以弥补庞大经常收支逆差，将不得不维持美元升值的政策。但这一观点的根据却值得怀疑。实际上，支撑资金流向美国的并不是现在的强势美元(Strong　dollar)，而是美元的升值(Stronger　dollar)预期。但要把美元强行维持在过高的水平上，将会推迟美国的经济调整，并加大美元急剧下跌的风险，从而导致资金流出美国。从这个意义上说，强势美元政策并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即使美国容忍日元贬值，日本为增加出口必须以贸易条件(出口价格与进口价格的比率)的恶化为代价。实际情况如图2所示：日本的贸易条件在日元升值时得到改善，日元贬值时却进一步恶化。对这种现象可给以以下说明：首先，出口的情况是，投入(工资等)的大部分是以日元计值的，而且合同中以日元订价的比率较大，即使日元贬值，就日元计值口径看，价格也几乎没有多大变化。相反，进口的情况是，外币(特别是美元)订价的比率较大，当日元贬值时，日元计值的价格相应上升，由此导致了日本贸易条件的恶化。这里，贸易条件的恶化意味着进口价格相对于出口价格上升(或出口价格相对于进口价格下降)，因此，使得国民的实际所得(购买力)降低，从而有可能抑制内需。



　　就金融领域看，日元贬值将进一步加重日本国内金融机构的“惜贷”现象，从而对日本经济造成打击。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关于资本充足率的规定，日本经营国际业务的银行必须履行义务，资本充足率最低也要维持8％。但是这些金融机构的大部分海外融资(风险资产的一部分)是以美元计值的。当日元贬值时，折合为日元的风险资产则要膨胀。因此，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日本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率会降低。为满足国际清算银行资本充足率的要求，日本的银行就必须通过增发股票或依赖政府注资来增加其资本金，否则就必须减少风险资产。如果选择后者，则意味着银行的融资能力将相应降低。



　　现在流传一种议论认为，如果日元贬值行不通，中国人民币对日元升值同样可以达到增强日本经济复苏预期的效果(例如2001年8月7日《金融时报》的文章“China’s　cheap　money”)。



　　但是，如果考虑到中国与日本的经济关系基本上是互补性的而不是竞争性的话，就不难理解人民币升值对日本来说未必是好事。首先，中国的出口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或是如组装等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劳动密集型工序)。在国际市场上，中国产品与日本的技术密集型产品并未形成真正的竞争局面。因此，即使人民币升值，日本的出口也不会有多大增长。而且，如果中国经济受人民币升值的影响而减速的话，反而将抑制日本对中国的出口。与其它亚洲国家相比，目前中国经济虽然增长比较坚挺，但在出口急剧下滑、通货紧缩倾向并没有完全消除的现阶段，即使有来自日本政府的升值要求，中国政府也绝不可能轻易答应。而日本政府要求人民币升值的考虑，与日本国内舆论界甚嚣尘上的“中国威胁论”有相当关系，本文最后一部分是对日本国内“中国威胁论”的驳斥。



　　三、驳斥日本传媒渲染的中国经济威胁论



　　1．出现中国威胁论的背景



　　围绕着中国经济的崛起，日本国内的舆论最近发生了急剧变化。不久以前占主流地位的“悲观论”在退潮，取而代之的是“乐观论”，现在更演变为“威胁论”。担心人民币贬值的论调不知不觉地为期望人民币升值的呼声所代替。以(谁来养活中国)一书为代表的粮食不足论，现在却被中国的廉价农产品对日本农民造成严重威胁的粮食过剩论所代替。即使是关于IT革命的影响，认为中国不但不会陷入数字化鸿沟的困境，而会以蛙跳的速度，一举超过日本而步入先进国家的行列的推测，也非常盛行。总而言之，关于中国的舆论，过去倾向于过分低估，而今却出现了过分高估的现象。究其原因，我认为以下的几个问题特别值得注意。



　　首先，在世界经济出现衰退的大环境下，中国仍然保持着相对高速度的增长率。但是，伴随着出口的放缓，中国经济也将逐渐进入调整。中国经济取代美国和日本成为世界经济的火车头的言论虽然越来越频繁，但如果把中国仍是一个人均GDP低于1000美元的发展中国家这一事实加以考虑的话，就会明白这一预测几乎没有可能实现。



　　其次，很多人期望着加入WTO将为中国的企业带来新的商机。的确，从中长期角度看，加入WTO通过加速结构改革和扩大直接投资将使中国经济受益。但如果从短期考虑的话，由于关税下调、企业的破产、失业者增加等负面影响也是无法回避的，特别是国有企业和农业部门将受到严重的打击。



　　再次，北京市赢得了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权，同1964年日本东京和1988年韩国汉城一样，被视为向世界展示中国已成为发达国家一员的极好机会。但是，在北京主办奥运会，虽然从团结全国人民的政治角度看无疑是有益的，但如果从经济效益角度加以分析，还很值得怀疑。本来“西部大开发”就已经需要注入大量的投资，再搞一次以北京为中心的“东部大开发”的话，国家财政将受到极大的压力。



　　总之，我认为日本舆论中出现的“中国威胁论”是不能够单从中国的情况来予以说明的。问题的关键在于，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的停滞不前使很多日本人失去了自信心。对政府决策者以及经营者而言，“中国威胁论”正是一个掩盖他们过失的极好机会。但是，这种转移问题本质的办法欲盖弥彰，其结果只能是进一步推迟日本的结构改革，其国民将最终为此付出巨大代价。



　　2．中国经济的真实实力



　　“威胁论”主要是基于中国已经成为拥有巨大生产能力的经济大国这样一种错误的认识。对中国的经济实力进行客观分析时，我认为应注意以下三点。



　　第一，中国的经济实力并不在于生产的增长率，而应通过其规模予以反映。的确，最近20年中国经济以年均接近10％的高速增长。但如果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角度看，中国的经济规模仍仅为日本的四分之一。由于中国的人口是日本的十倍，因此中国的人均GDP仅为日本的2．5％。如果从购买力平价(通常所说的PPP)计算的话，中国的GDP虽然会扩大四倍，但把其它发展中国家的GDP数值也会同样上升这个要素一起考虑的话，中国人均GDP在世界中的排名仅仅从第140位上升到第128位而已(世界银行：(世界开发报告)，2000年)。



　　第二，中国从资金、技术到设备、零部件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从国外引进。在华外资企业占中国对外贸易份额高达一半。而且，为了增加100万美元的出口，中国必须进口大约50万美元的中间产品。举一个例子，在美国市场上贴着中国制造商标的电脑，不但其品牌，而且从英特尔的CPU到微软的Windows等主要零部件和软件都必须依赖外资。假设这样一台电脑的单价为1000美元，那么减去向外资支付的股息、技术使用费、零部件进口等支出后，算进中国国民生产总值(GNP)的附加价值仅为非常小的一部分。



　　第三，中国经济的地域发展不平衡，沿海区域并不代表中国的整体。比如说，上海的人均GDP已超过3000美元，而内陆地区的贵州省却仅有其十分之一。中国政府为了改变这一局面正在推行“西部大开发”的建设项目，但面临资金难以筹措的问题。中国沿海地区赶超先进国家尚需很长的时间，那么中国内陆地区为达到这一目标则需要更大的忍耐力。



　　3．互补的中日关系



　　纵观中国的一些主要经济发展指标，例如，平均寿命(女性72岁，男性68岁)、婴儿死亡率(33％0)、城市居民的恩格尔系数(39％)、一次产业占GDP的比率(16％)、人均电力消耗量(1071kwh)等，仅仅是日本60年代初的水平，两国间依然存在着近40年的差距(见下表)。当然，如果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得以持续，中日之间的差距不断缩短，20年内中国的GDP规模超越日本的可能性的确存在。但即使到那时，中国的人均GDP也仅为日本的十分之一，距离先进国家的道路仍然非常遥远。

由于中日两国在发展阶段上的这一明显差距，中日两国在经济结构上与其说是竞争关系，倒不如说是互补关系。依照我们基于2000年美国工业制品进口所进行的详细分析，中国与日本竞争的商品虽然在扩大，但仍只占日本对美出口总额的20％左右(1990年是5％，1995年是10％)。因为在同一种商品中仍然存在着日本生产高档品而中国生产低档品的分工，而且，在中国出口商品中的“零部件进口比率”比日本高出很多，如果把这些因素也加以考虑的话，中日间真正竞争的程度应该更小。



　　4．从贸易看日中双赢关系



　　只要认清中日两国是处于互补而非竞争的关系，那么就不难发现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对双方而言应当是双赢的关系。



　　首先，中国的崛起对与中国处于竞争关系的东盟各国来说或许是一种威胁，但对于同中国处于互补关系的日本而言，倒不如说是机会。70年代末以来，中国实现了改革开放，并按其比较优势逐步扩张对外贸易。中国的比较优势，当然是丰富的劳动力。中国放弃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重工业化政策，集中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国际市场上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供给得以提高的同时，(为了弥补中国国内生产的减少)对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的需求也在扩大。这种供求关系上的变化，造成了劳动密集型产品相对于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的相对价格的降低。



　　这意味着中国贸易条件(出口价格与进口价格的比率)的恶化和其它国家贸易条件的改善。在其它国家之中，虽然同中国处于竞争关系的一些国家(与中国一样，在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同时进口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的贸易条件可能会恶化，但像日本这样同中国处于互补关系的国家(同中国相反，在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同时出口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而言，其贸易条件则会得到改善。一般来说，贸易条件的改善意味着国民实质收入的提高。



　　5．日本景气波动中的中国因素



　　中国产品价格的不断下降虽然增大了日本通货紧缩的压力，但其对日本经济的影响利大于弊。的确，在需求方面，日本的部分出口和国内消费为中国制品所代替，但考虑到两国的产品基本上不存在竞争关系这一要素，所造成的影响应该不大。在供给方面，由于从中国进口廉价的产品意味着企业降低了生产费用(对进口商而言，降低的是进货价)，这将促使企业扩大生产和销售规模。由于两国间是互补关系，对生产来说，供给面的正作用大于需求面的负影响。



　　另一方面，由于日本经济长期的低迷，为了通过扩大出口来带动经济复苏，主张对中国施加压力使人民币升值的意见频繁出现(例如，2001年8月7日刊载于“Financial　Times”中的“China’s　cheap　money”一文，以及2001年9月6日《日本经济新闻》上的文章《对人民币升值的期望——中国威胁论的升级》等)。期待人民币升值的论调，与其说是基于理性的选择，不如应该理解为出于经济政策挫折感的产物。日本经济尽管已经整整停滞了十年，但至今也没有出现恢复的征兆。在这其间，由于以公共投资为中心的财政支出扩大和税收的减少，造成了财政赤字的急剧扩大。在所有先进国家之中，日本政府的债务已经到了最糟糕的地步。同时，日本经济还陷入了“流动性的陷阱”。以零利率为代表的扩张性货币政策虽然已经实施了几年，但其效果至今还没有显现。不仅如此，由于受美国经济下滑以及“9·11”恐怖事件的影响，国际资金从美国外流间接地加大了日元升值的压力。人民币升值论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出台的。由于中日两国之间是互补关系，而不是竞争关系，人民币的升值并不一定会有助于日本的经济恢复。首先，由于中国的出口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因此在国际市场上与日本的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没有多大的竞争关系。人民币升值导致日本出口增加的幅度不会很大。反过来说，受人民币升值的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将会放缓，那么日本的对华出口也会受到影响。综合这两个因素，人民币升值将不会扩张而更可能会抑制对日本产品的需求。同时，从供给方面看，通过增加产品成本，人民币升值所导致的进口价格的上升，将迫使从中国进口零部件的日本企业缩小其生产规模。



　　6．中国的崛起和日本产业的空洞化问题



　　中国的崛起，在给日本带来机会的同时也带来了挑战。很多日本企业将中国视为很有潜在力的出口市场和生产基地。但由于从中国进口的增加导致了日本企业破产和失业的增加，进而加大了日本国内产业调整的压力。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担心日本出现产业空洞化的顾虑与日俱增，中日两国之间的贸易磨擦也在不断升级。



　　在处理上述问题时，日本政府不应该采取贸易保护政策，而应该积极地进行产业调整。后者主要是指，在将国内的夕阳产业转移到海外的同时，通过放宽管制与鼓励研究开发等手段带动国内新兴部门的成长。以限制进口来保护国内已失去竞争力的产业并不是根治问题的方法。无论日本政府采取怎样的保护政策，其国内的夕阳产业恢复竞争力的可能性都微乎其微。这样做只会推迟日本产业结构升级的进程。日本应当立足于长远的打算，为确立同中国的分工体制而积极地努力。



　　日本应依照自己的比较优势促进国际分工，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国。从中国进口廉价的产品将降低日本厂家的生产成本并提高广大消费者的实质所得。更重要是，中国经济的发展对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安定和日本的安全保障都会有好的影响。正如亚洲经济危机清楚地显示的，与其是亚洲邻国的停滞和混乱，倒不如是它们的繁荣和安定，才最终符合日本本身的利益。

　



作者：日本产业经济研究所 关志雄著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陈虹译　来源：《国际经济评论》20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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