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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分天灾、一分人祸－－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天灾”和“人祸”关系的计量考察（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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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分天灾、一分人祸－－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天灾”和“人祸”关系的计量考察（续版） -- Anonymous - (22 Byte) 2002-2-06 周三, 下午10:29 (687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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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二．同异平怪　－－　与灾荒有关的几个基本事实 (476 reads) 时间: 2002-2-06 周三, 下午10:33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二．同异平怪　－－　与灾荒有关的几个基本事实

众所周知，1959年至1961年间我国农业连续三年遭受了特大气象干旱灾害。此次灾害的持续时间之长和程度之严重，为百年来罕见，由此造成了整个国民经济的极大困难，同时引发了人口损失的惨事。笔者相信，三年之中因这场罕见的气象灾害而死亡的人口在数百万人到一千万人之间。但是，由于人口统计数字的不准确性，以及历来人们对于突如其来的特大自然灾害（特别是旱灾）的后果缺乏一种与近代灾害史相互衔接和相互印证的充分认识，缺乏对于国力微弱、国家所拥有的外汇和粮食储备根本无力抗拒特大自然灾害、以及帝国主义实行经济封锁等基本国情的了解，于是，有关人口数字和所谓的“天灾”、“人祸”关系便成为各方争论不休的焦点，成了一桩似乎永远也无法搞清的公案。

有句老话说“同异平怪”：“异”代表某个客观事实，“怪”表示人们对于这个事实的主观反映。如果把相关事实都摆出来，指出那些事实与现在这个事实不仅在性质上相同，并且在程度上还要严重，那么，人们也就见怪不怪了。笔者注意到，在几乎所有非难“大跃进”的有一定份量的论作中，作者都有意回避或者根本否认下述的基本事实。

（一）近代史上的“灾荒之国”

第一个事实，近代中国是世界上发生人口损失惨事最多最严重的国家，究其根源，乃因我国是世界上发生特大气象灾害（尤其旱灾）最为频繁、影响面最广、危害最惨重的国家，有“灾荒之国”之称。这里的危害，主要指受灾直接造成、或者通过粮食、住房和土地等财产损失所间接造成的人口损失。《中国灾荒史记》记载，清嘉庆十五年至光绪十四年（1810年～1888年）的78年间，农村人口因灾死亡达6278万之多。民国9年至25年（1910年～1936年）共16年间，据不完全统计的因灾死亡人口又有1800余万，其中1000万人（一说1300万）死于1928～1929年的十一省大旱：仅甘肃省就死亡了230万，陕西省“全境940万人中受灾死亡达250万人”。1934年，长江中下游大旱遍及220余县，安徽省“禾苗尽枯，赤地千里，为百年来所未有”，江西省受灾40余县，“饿莩载途，草根树皮掘剥殆尽，灾民有饿死者，有服毒自尽者”。如此灾害，在文献中却很难找到死亡人数的记载，对此笔者根据富庶地区江阴县1936年的资料所得出的保守估计表明，至少有260万人在这场旱灾中丧命。自然，这个数字不出现在上述的1800万死亡人数中。民国26年（1937年）以后情况仍无好转，仅以河南一省为例，就有1938年蒋介石命令扒决花园口黄河大堤，死亡47万人（全流域“因黄灾出逃390万人，死亡89万人”）的惨案发生；四年之后的1942年一年之中，该省又因大旱和蝗灾“饿死300万人，频于死亡边缘等待救济的灾民有1500万人”：“寥廓中原，赤地千里，饿莩遍野”、“人相食”，饿死的人口相当于该省后来在1959～1961年三年中全部死亡人口的总和（后者包括正常死亡）。根据民国期间人均寿命不到40岁的事实，笔者相信在国民党执政的三十八年中（1912～1949年），不考虑兵荒和战乱，全国仅自然灾害一项死亡的人口大概达到5000万人到上亿人之多。

（二）1950年代末：天行有常

第二个事实，就是我国确实在1959年～1961年的连续三年期间遭受了百年罕见的气象灾害。

从气象史上来看，这场灾害的到来绝非偶然。专家认为，20世纪的“中国处在一个大干旱期的中间”。按照特大干旱发生周期有11年和22年诸种说法，1900年、1920年、1928、1942年我国均遇大旱，1978年和1992～1994年也遇大旱；因此，处在1942年～1978年这36年的中点，1959～1961年发生特大旱灾也就不是什么巧合了。这次灾害的严重程度，超过了1876～1878年三年大旱（死亡1300万人）之后的历次气象灾害，其中仅因旱一项，“三年全国共减产粮食611.5亿公斤”，相当于1949～1959年平均每年33.97亿公斤（中国国际减灾十年委员会办公室编《灾害管理文库》，1999年）的6倍，亦为“近30年来损失粮食1532.1亿公斤”（“我国自然灾害的主要种类：气象灾害”）按年平均的4倍。这样大的灾害是在1943年以来16年间未发生过全国性气象灾害、特别是建国九年来农业生产基本上年年风调雨顺、丰产丰收的大背景之上发生，因此它既在事理当中，又出乎当时人们的意料之外。执政的共产党人在措手不及之后迅速行动起来，为救济这场特大灾害殚精竭虑，不遗余力。

（三）1970年代：灾荒历史的终焉

第三个事实，中国农业真正解决“靠天吃饭”、做到大灾之年不死人，是1970年代的事情。在这之前，在连年连片的全国性大灾害中发生大面积非正常死人现象，都应被视作顺乎事理和无可奈何的事情。这不是愿望不愿望的问题，而是抵御得了抵御不了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时候的人口已达5.4亿，人均占有的耕种面积（含复种面积）不足5亩，是美国的1/160和日本的１/4，每年因自然灾害的农业损失占GNP的比重反达到美国的40倍和日本的5倍。人多地少、灾害严重的基本国情是我国农业增产稳产的主要制约，是中国人贫困并引发出无数次灾变的总根源。另一方面，新中国自成立起至50年代末，农田水利和农机动力方面仍大致与民国时期相仿佛，处在很低水平的状态，完全不具备抗御特大自然灾害的底力，对此“三年经济困难”就是明证。“三年经济困难”深化了国家对于特大天灾的危害性的认识，毛泽东指出，农业的问题是中国的根本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从农业集体化入手，命脉在于水利化，而根本出路在于农业机械化。毛泽东承认：“过去制定计划的方法基本上是学苏联的，先定下多少钢，然后根据它来计算要多少煤炭、电力和运输力量，再计算要增加多少城镇人口、多少福利；钢的产量变小，别的跟着减。这是摇计算机的办法，不符合实际，行不通。这样计算，把老天爷计算不进去，国际援助也计划不进去，天灾来了，偏不给你们那么多粮食，城市人口不增加那么多，别的就落空”；他强调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按照这个方针制定计划，先看能生产多少粮食，再看需要多少化肥、农药、机械、钢铁，还要考虑打仗的需要”（1964年6月6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是年，毛泽东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全国继大跃进后又一次掀起了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热潮，到1970年北方农业会议以后更进入了一个持续的高潮期。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带领下，组织起来的广大农民意气风发，不计私利、历时20余年坚持不懈地大修农田水利和改良土壤，建设旱涝保收的高产稳产农田，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耕地的基础面貌。1966年，国家进一步提出在1980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奋斗目标，并对实现这一目标做了规划和部署。尽管这一目标由于“文革”的结束没有最终完成，但从下面的表１可以看出，建国50年来几乎所有可用来发展现代化农业的基础条件，都是在前30年、特别是在农业集体化的1958～1980年这22年之中形成的。

表１：建国50年来农用动力机械拥有量和农田水利条件的变化情况（单位：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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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农机　　农业　机耕　灌溉　机电　　化肥　　农村小型　小型水电站　农村

　　　　　　　　总动力　机械　面积　面积　灌溉　施用量　水电站个数　发电能力　用电量

－－－－－－－－－－－－－－－－－－－－－－－－－－－－－－－－－－－－－－－－－－－－－

1957（1952年=1）　6.72　 11.78　19.38　1.37　 3.79　 4.78　　　5.55　　　 2.50　　　2.80

1980（1957年=1）121.57　 40.52　15.55　1.64　21.06　 34.03　　147.65　　 152.05　　229.14

1992（1980年=1）　　-　　　-　　 1.26　1.08　 1.12　 2.31　　　0.60　　　 1.57　　　3.45

1998（1980年=1）　3.05　 1.68　　-　　　-　　　-　　　-　　　　　-　　　　　-　　　　-

－－－－－－－－－－－－－－－－－－－－－－－－－－－－－－－－－－－－－－－－－－－－－

注：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专业数据库：能源-宏观经济子库”数据算出。

＊农业机械包括：农用大中型拖拉机、小型及手扶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农用载重车、渔用机动船等。

农田建设方面，以1957年为基准，1980年的机耕面积增加了15.55倍，占耕地面积的42.4%，占1992年底的80%；农田有效灌溉面积年均净增3.5％，1980年达到7.33亿亩，占1997年底的93.5％；耕地复种指数，由1965年的1.38提高到1977年的1.51，相当于增加播种面积1800万公顷。水利建设方面，“直到进入21世纪，中国现有水利设施的80%以上仍然是70年代以前修建的”。1957年前只有农用小型水电站544个，到1980年新建79775个，其中一半到1992年后荒废失用。粮食品种改良方面，袁隆平等人于1973年育成的籼型杂交水稻优良品种开始在南方推广，取得了显著成效：“从1976年至1987年，全国累计种植面积10.66亿亩，平均每亩增产108.3公斤，共增产115.45万吨”。农业机械方面，到1980年，农机总动力比1957年增长了120多倍，农用拖拉机、农用排灌动力机械、联合收割机、农用运输车的数量都有了数十倍到上百倍的增长，人：畜头：机的比例，从1965年的100：18：4.6变成100：16：47。化肥生产方面，1972～1973年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稍减，毛泽东即亲自批准从国外引进13套年产30万吨合成氨和50万吨尿素的成套设备，一批大型化肥厂的陆续建成投产，使我国化肥工业得到了高速发展，化肥施用量1980年比1957年增长了34倍。在人民公社化开始的1958年到1980年这20余年中，国家财政支出中对农比重几乎年年超过10%，最高年份的1963～1965年达到14.75%。这些对农投入开创了现代化大农业的格局，也收到了高效益的回报：1962～1980年我国粮食产量的年平均增长率达4.3％（从1958年算起为2.5％），既高于准集体化时期1953～1957年的3.6％，也高于1981年以来分散经营的2.0％，并且，不论是在硬件方面还是在软件方面，都为1981年后改革开放的成功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这里最重要和最可宝贵之处，是农田面貌和农业生产条件的质的飞跃，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我国农业靠天吃饭的历史，打破了我国自古以来“大旱大涝必大荒”的铁律，从而结束了中国作为“灾荒之国”的历史。对此最好的证明就是1978年的特大干旱之年，不仅避免了可能发生的人口事件，全国农业总产值反比上年增长了9.8％，粮食产量首次突破３亿吨大关；一批“大跃进”以来建成的水利骨干工程对此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例如，1963年建成的江都水利枢纽工程“共翻长江水215亿立米，相当于洪泽湖正常蓄水量的近10倍”，保住了当地的农业丰收。

后人将永远不忘我们的前人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改变我国数千年来“灾变型贫困”历史的艰难卓绝的奋斗历程，永远铭记他们做出的前无古人的伟大功绩。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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