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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篇关于美伊战争的文章

北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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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

标题: 几篇关于美伊战争的文章 (214 reads) 时间: 2003-12-15 周一, 上午4:13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北京之春》http://bjs.org

摘录几篇《北京之春》关于美伊战争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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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9月号（第124期）-国际视野} http://beijingspring.com/bj2/2003/300/2003823162322.htm

也谈美伊战争

常晋望

《北京之春》刊登了数篇关于美伊战争的文章，读後颇有感想，现就几点发表点意见，在此仅供商榷。

1、胡平的文章以萨达姆支持9l11恐怖份子作为布什攻打伊拉克的正当理由。可是：（1）到现在还没有找到伊拉克与本l拉登勾结的证据﹔（2）既使现在找到证据﹐也不能说明当初没有证据的出兵的正当﹔（3）沙特阿拉伯与本l拉登有更多的关系﹐为什么不打﹖

2、刘国凯的“美进军伊拉克正义性必要性探讨”一文的第一节的标题就是“反战的理由不够充分”。一个奇怪的逻辑。不先考察一下开战的道理是否正当﹐倒先追究起反战的理由了。好象这个世界的正常秩序是战争﹐除非反战的人拿出充分的理由﹐否则好战者就随心所欲地打。

3、另外几篇欢呼美国推翻萨达姆专制政府，解放了伊拉克人民。“萨达姆的确坏”并不自动赋予美国出兵的正当理由。世界上和萨达姆一样坏或更坏的独裁者现在还有呢﹐怎么这几位作者不鼓励美国继续打下去呢﹖没听说哪个反战的原因是“萨达姆是个好人”。反战与主战的争论焦点是在怎么处理坏人萨达姆的问题。错误的手段不一定没有好的结果。有了好的结果并不证明手段的正确。

另外再打几个比方：

l.一个作恶多端的小流氓被一伙大流氓当街给灭了。附近老百姓拍手称快。可大流氓就因此而不流氓了吗﹖

2.中国四十年代末的土地改革期间﹐斗争和处决了（不经法律程序）大量所谓“恶霸地主”。斗争会上劳动人民的激情控诉和扬眉吐气﹐恐怕胜过萨达姆倒台以后的伊拉克人民。但现在恐怕没有人因此而讴歌那场义和团式的暴风骤雨。

3.文革初期各级党委在群众的大字报、口号和拳头中垮台。究其原因﹐群众对官僚政府的积怨恐怕不无真实的一面。结果也许不错。可很快群众自己就也尝到了大字报﹐口号和拳头的苦头。

4、“先发制人”在某一特定情况下对还是不对﹐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但逻辑是“后发制人”是符合法制和文明的﹔“先发制人”是与之相悖的。我们老祖宗的“灭门九族”后者。

5、西方民主制度注重过程的公平和手段的合法﹐并用“游戏规则”来制约之。“结果”是过程的产物﹐与过程和规则相比它是不重要的。像那个被广为关注的O.J.Simpson案，美国人民安静地接受了那个不好接受的结果，正反映了美国人民对“规则”和“结果”理解的成熟。反观专制国家，规则是从结果（如维持一党专政）出发并为结果服务的。比如中国国家机构的选举和任用规则。

6、中国一些人鼓吹对美“超限战”，被民运人士嗤为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劣根性。可到了美伊战争，这些民运人士又变为为达灭专制之目的、不遵循规则和手段了。“有所不为”体现了人类文明的进步。以“崇高”目的（诸如共产主义、圣战、人权、文明、消灭专制等）为名不择手段恰是现代文明的敌人。

7、民主制度的关键是“公平”。自由其实也是一个公平的问题。在一个不自由的社会里也有人有自由（少数统治者）﹐只是那里的自由太不公平。为达公平﹐既然公平的不自由是不可能的﹐于是公平的自由就成了民主运动的诉求。公平体现在规则和机会上﹐不是在结果上。西方现行的民主制度绝不能说是最公平的制度﹐却是目前最少不公平的制度。

8、共产主义的失败不是由于共产主义不够美好﹐而是由于它太美好了﹐以至于相信它的人不能容忍别人不信﹐于是就有了“整风”“社教”“杀关管”；于是就有了输出革命。当前“自由民主人权”在善良人们心中的美好地位大概可比三十至五十年代共产主义在苏联和中国善良人们心中的地位。追求自由民主人权的善良人们应该小心了。

一是再好的东西也不是绝对的好。二是再好的东西也不能强加于人。别把好事做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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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5月号（第120期）-观察家} http://beijingspring.com/bj2/2003/80/2003714142649.htm

也谈美伊之战

胡平

举世瞩目的美伊之战已经开打二十天了。由於双方实力悬殊，没有什幺人怀疑这次战争的结果；但是对於这次战争的正当性却始终存在着尖锐的分歧与争论。

正如法拉奇所言，如果在911发生之初，在世贸大厦浓烟未消之际，美国就发动对伊拉克之战，断然不会遭到现在这般强烈的反对。当时，布什总统誓言反恐，宣称“要幺站在我们一边，要幺站在恐怖分子一边”。想来在那时，对此言不以为然者也大有人在。可是，911恐怖袭击造成的震撼太强烈了：它针对无辜平民的极端残忍，它匿名偷袭的极端卑鄙，它对现代人生存底线的猖狂侵犯，以及它对於地球村共同秩序的巨大威胁，不能不激起全世界人民的感同身受和同仇敌忾。人们普遍相信，世界由此而改变。在这种氛围下，一般人对美国可能作出的任何激烈反应都比较容易体谅，比较容易接受。伊拉克的萨达姆。候赛因政权既然公开为911喝采叫好，又长期支持巴勒斯坦的恐怖活动，分明是站在恐怖分子一边（这里还不说它对本国人民的残暴和对联合国决议的蔑视）。如果当时美国就把萨达姆政权列为反恐之战的目标予以打击，估计多数人是不会反对的。只不过在当时，美国正急于找出911袭击的元凶，必须集中力量打击本拉登和塔利班，因此放过了萨达姆。等到一年后，美国打赢了阿富汗之战，再打算回过头来收拾萨达姆时，世人多半已经对911震撼的印象有些淡薄了，另外的一些感觉抬头了，所以也就对攻打伊拉克不大容易接受了。

在去年纪念911一周年时，我写过一篇文章“反恐之战任重道远”。其中写道：反恐第一仗——阿富汗之战——打得比许多人预先估计的要顺利。可是就整个反恐事业而言，情况却未必那幺乐观。在911之后的一年间，恐怖主义并没有消声匿迹，好像倒更活跃更频繁更广泛。至少在我的印象中，过去的一年是恐怖主义最活跃的一年，是恐怖袭击最频繁的一年。我强调：“尽管有不少人在谴责美国借反恐之名行扩张之实，谴责美国的单边主义；不过，我以为更值得忧虑的是眼下的反恐方式能否奏效，人类如何才能战胜恐怖主义。假如在反恐之弦紧绷的现在，恐怖主义还能如此顽抗，等到人们神经疲劳、警惕松懈的时候呢？今天的恐怖分子还不握有高度杀伤性的武器，以后呢？仅仅防备是不够的，除非我们变成警察国家，否则我们防不胜防；仅仅打击也是不够的，因为老的恐怖分子消除了，还可能产生新的恐怖分子。成功的反恐策略必须能够造成足够的威慑效应。你会说，对於911恐怖分子这类进行自杀式袭击的亡命之徒，‘奈何以死惧之’？但问题是，执行自杀式袭击的恐怖分子只是工具，那些在背后策划和支持的政府和集团未必也愿意自杀，所以，威慑战略仍然是可能的。”

众所周知，美国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打定主意非打伊拉克不可。起初，美国是要求萨达姆下台。如果萨达姆自行引退（或者是被同僚逼退或被民众推翻），我很难相信美国还要向伊拉克开战。问题是萨达姆没有退位，萨达姆还稳坐钓鱼台。这就使得美国政府面临艰难的抉择。如果美国政府听任萨达姆这种公开支持恐怖主义的暴虐政权继续存在，那会不会鼓励恐怖主义？起码是形不成对恐怖主义的足够威慑力，后患无穷。然而要是攻打萨达姆，那会不会进一步激化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矛盾？会不会导致重大伤亡，反过来进一步刺激恐怖主义或者是骑虎难下？在这里，每一种决策都包含着巨大的副作用，巨大的不确定和巨大的风险。你可以说战争必定是恶，但有时它是必要之恶。

现在的人们已经很少谈论核战争的危险了（虽然它并未消失）。可是在二三十年前，核大战的危险是人类最大的梦魇，令人谈虎色变。如果我们要回过头去探讨为什幺在过去半个多世纪居然没有发生核大战。从理论上讲，那也许是威慑理论发挥了作用，核国家相信发动核战争必定招致对手的报复，玉石俱焚，自陷灭顶。另外，一个具体事实大概也是重要的，那就是，最早拥有核武器，最早拥有第二次核打击力量并且始终在核武器军备竞赛中占优势的国家恰好是美国，而不是别的什幺极权专制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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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5月号（第120期）-封面主题} http://beijingspring.com/bj2/2003/140/2003714143334.htm

由不对称博奕模型看世界秩序的改变

胡少江

没有人怀疑，正在进行的伊拉克战争将是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冷战结束后国际秩序变化的一个转折点。触发这个转折的最重要的事件是一年半以前发生的本拉登的追随者发动的对纽约世贸中心大厦的恐怖主义袭击。这个事件使得自由世界的人们开始对现存的国际秩序进行全方位的重新审视，因为他们第一次清楚的认识到，即使爱好和平的人民生活在当今经济、军事力量最强大的国家，现有的国际秩序也无法有效地保护他们的生命。

现有的国际秩序可以用一个简单的不对称博弈模型来说明。假定有对立的甲、乙两方。甲的原则是不主动进攻对方，只是在遭到进攻后才还击，而且还击到对方没有还手能力的时候便停止。而乙方则只是在认为自己没有希望赢得冲突的时候才"韬光养晦"，一旦自觉能力足够时便会主动出击，直到置对方于死地。鉴于双方所遵循的不同原则，我们不妨称甲方为骑士方，乙方为无赖方。显然，在这个模型中，无论在什幺情况下无赖方永远不会灭亡；与此相反，骑士方则有可能灭亡。骑士方保持不灭亡的条件是永远保持强势，从而使得无赖方无法消灭自己。

如果我们使得这个模型再复杂化一点，看看这种秩序对骑士、无赖双方的人民的福利影响。假定骑士、无赖双方的资源都分成两种不同的用途，一种只能用于战争，另一种只能用于改善人民福利。由於无赖方的目的是消灭骑士方，所以它会在维持最基本的人民需求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将资源投向战争准备；而骑士方也不得不保持其战争力量强大到足以威慑对手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则不得不在人民的福利上作出牺牲。由此不难看到，这种秩序是一个持续地浪费资源和损失福利的秩序。

遗憾的是，象任何模型一样，这个模型无法将复杂世界的所有相关因素都包括进去。它虽然可以帮助我们预测博弈的最终结果和博弈过程中的福利损失，却无法帮助我们完全认定谁是骑士方谁是无赖方，对骑士和无赖的认定只能是模型以外的任务。

以国家为单位来判断谁是骑士、谁是无赖并不不合适，因为一个国家政府的更迭可以改变该国的行为准则。有些国家在历史上曾经担当过无赖的角色，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逐渐在国际事务中担当起了骑士的角色。因此，我们应该关注的是什幺样性质的政府容易沦落为无赖，什幺样性质的政府更有可能担当骑士。

从历史经验来看，不受本国人民制约的政府常常成为无赖，而接受本国人民制约的政府则不大可能成为无赖。这个现象背后的道理不难理解：一个国家的大多数人民可能会在一个特定的时期犯十分愚蠢的错误，但是作为一个整体，人的天性和理性会使得他们认识到错误并改正错误。如果它们发现它们选择了一个错误的政府，这个政府给他们带来了福利损失甚至灾难，如果他们有权利的话，他们会拋弃这个政府改正自己过去犯下的错误。但是，由少数人控制的、不受本国人民制约的政府则非常可能成为无赖。因为统治集团可以让大多数人去承担其错误政策的后果，他们自身则毫发无损。

幸运的是，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虽然不断有无赖出现，将它们本国的人民和世界人民推向灾难，但是它们大都以失败而告终。这一方面是由於世界上的骑士毕竟还是占优势，当骑士对无赖进行反击的时候，在无赖压制下的本国人民也会奋起反抗，夺回他们的权利。

但是，当人类进入二十世纪末期以来，由於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方面的应用，使得骑士与无赖之间的博弈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虽然骑士可以在总体上保持对无赖的优势，但是只要无赖掌握了致命的杀伤性武器，它们便有可能通过一次性的进攻置骑士于死地。在这种情况下，包括经济、道德、军事力量等在内的所谓总体优势，在某种程度上有可能成为非常脆弱的东西，“九一一”恐怖袭击实际上是给世界上所有的骑士们发出的警告。在新的国际形势下，那种对骑士不利的博弈的不对称性必须改变，所谓对无赖的适可而止再也不是合理的规则了；骑士唯一生存的条件是彻底消灭无赖，扫除致命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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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5月号（第120期）-封面主题} http://beijingspring.com/bj2/2003/140/2003714143157.htm

美进军伊拉克之正义性必要性探讨

刘国凯

二战之后的半个多世纪里，美国介入乃至主导了多次国际局部战争。远的有韩战、越战，近的有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和前不久的阿富汗战争等等。而没有哪一次美国会象此次的进军伊拉克行动受到如此广泛的批评指责乃至反对抨击。尤其严重的是，美国的某些传统欧洲盟国都与之龃龉反目，美国国内也发生大规模的反战行动。

仅3月23日纽约就有25万人在曼哈顿中城举行声势浩大的反战示威游行。

美国是否真的做错了？怎样评判美国的进军伊拉克，怎幺预测国际关系和秩序由此产生的变动，如何看待中美关系的前景以及对中国民主事业的影响等等，都是应予严肃认真面对的问题。

一、反战的理由不够充分

归纳起来反战的缘由有这样三个：一是对战争的厌恶、对和平的向往，二是对美国单边主义（姑且暂时还没有称之为“霸权主义”）的忧虑和警惕，三是对美国布什政府施政能力的怀疑和否定。

对於第一个缘由，人们应抱以足够的同情和谅解。持这种缘由的绝大多数都是善良的普通民众。3月23日曼哈顿中城的那25万人的巨大游行队伍主要就是由他们组成。

战争定会死人，甚至是大规模死人。厌恶战争、向往和平当然是极其正常的情绪。可是，战争如何才能避免，和平如何才能得到？这不是仅凭善良的愿望就可以实现的。二战之前的某些欧洲国家的避战工作做得不可谓不到家，七七事变前中华民国政府的委曲求全实可谓用心良苦，可是结果如何呢？战争避免了吗？和平得到了吗？

当然，如果在侵略者面前屈膝投降，甘作亡国奴，那“和平”还是有的。但这种“和平”想来绝不是值得渴望的和平。

曼哈顿中城的那25万人，以及美国其他城市和世界上某些地方的游行民众的反战呼声是应给予理解的，但却不必予以苟同。作为一般民众，不可以要求他们对一切都作深思熟虑的考量。某些民众经常会有浮浅认知，作单线思维，和进行一厢情愿的希求。作为一般民众，民主制度保证他们有表达他们呼声乃至和平发泄他们情绪的权利。然而，这并不表明他们的呼声和情绪就一定是正确的。

如果说第一种缘由主要存在於美国和世界某些国家的民众之中，那幺第二种就主要是存在於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政治人物和知识思想界中。实事求是地说，他们的忧虑乃至警惕是不无道理的。美国此次进军伊拉克在法理程序上似有可议之处。它先是拟一个提案，要求安理会通过，以取得联合国授权。在确信提案不会通过以后便放弃此举而径直展开军事行动。布什声称，这是因为“保卫美国不需要得到任何人的批准”。然而，美国政府颇难自圆其说的是，既然如此，当初何必又要拟出一个决议要求安理会讨论通过呢？

可是，如果人们就此完全否定美国进军伊拉克的行动，那幺又必须有一个前提，就是联合国所通过的一切决议都是正确的，都被不折不扣地遵守执行了。可是情况远非如此。实际上，在联合国会议中通不过的决议未必不正确，通过了的又未必正确。例如前苏联出兵匈牙利，联合国对其进行谴责的决议案无疑是正确的，却不能得到通过，而前两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选举竟抹去了了美国在人权委员会中的席位。当然，美国的人权记录并非尽善尽美，但让人权记录与美国相比不知差了多少个数量级的利比亚、古巴、苏丹之流在联合国人权组织中大行其道招摇撞骗这不能不是荒诞的闹剧、联合国的污点和世界正义的耻辱。

联合国要求伊拉克卸武的决议非但没有被认真执行，98年胡森政权竟曾猖狂到驱赶联合国检查人员的地步。其后又一直以欺骗和拖延的伎俩来玩弄联合国于股掌之间。

对这样一个在其国内和国际上都实施恐怖主义的政权，联合国妥协无能到这步田地，又凭什幺回过头来一味谴责美国的“单边主义”呢？

与其杞人忧天地担心美国要称霸世界，倒不如探讨怎幺在源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冷战基本结束后的今天，有效地与美国沟通合作去对付取斯大林主义而代之的带有某宗教色彩，严重危害世界正常秩序的恐怖主义。妄顾这一严重威胁而一味谴责美国，那实在是让胡森之流窃笑于旁，并无形中给恐怖主义以姑息和纵容。

第三种缘由主要存在於美国国内的知识界中。他们对布什及其团队乃至共和党都持相当的批评态度。他们认为布什总统职位的得来已相当不光彩。比高尔少了三十几万张选票（另外在佛罗里达州还有数十万张因选票机打印模糊而作废，而据信这些选票大多是投给高尔的。）全凭美国选举制度的特别而侥幸获胜。布什上台后，治国乏善可陈，面对衰退的经济一筹莫展，其废除遗产税作法和诸减税方案又大有劫贫济富之嫌，故他们对布什十分反感。以这种情绪作基础，再揉合和平主义因素以及国际上一片谴责之声的影响，使之对布什所主导的进军伊拉克行动持相当否定的态度。3月23日第75届奥斯卡金象奖最佳记录片导演迈尔克上台领奖时所发表的言论可算典型。他说：“虚假的选举结果选出了虚假的总统。虚假的总统以虚假的理由把我们送上战场。布什先生，您太可耻了”！布什总统无论是其个人德行才干、施政成绩都确是大为可议的。但若因此而对他的所有作为，包括此次进军伊拉克都予以全盘否定，则显然是一种因人议政的思想方法，带有明显的情绪化倾向，并不可取。

除了这三种带有普遍意义的反对缘由外，还有些是带有个案性质的。如法国政府如此绝然地反对可能与一种源远流长、创始于戴高乐的扭曲心态有关。寻找机会冠冕堂皇地与美国抬扛别苗头，以抬高自己的国际地位，寻回早已失落的大法兰西光环。

德国此次的作法可能与其执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念有关。社会民主党主张四大民主——政治民主、经济民主、社会民主、国际民主。作为一个社会民主主义者和中国社会民主党人，笔者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光辉历程、成功的实践、丰富的思想理论都十分推崇。但对其“国际民主”之说则抱研判的态度。此说尚在初创之中，尚未成熟。若以远未成熟的国际民主理论来判定美国此举是谋求建立世界霸权有害“国际民主”的建立而反对之，则流入粗糙和草率。

另外，至於中国大陆的某些文化名人激烈的反战声明则完全是一种令人作呕的政治作秀。中国执政当局有那幺多的污点劣迹不见他们去声明责备，却对美国进军伊拉克大加挞伐。说穿了，这只不过是常见的那种享受着中共俸禄的中国文化人对中国执政当局的献媚邀功。他们揣摩到中国执政当局内心是极为憎美的，但又不欲公开对抗。於是他们急官方之所急，跳出来声色俱厉地大骂。其实，在他们那副义正辞严的面孔下是一副市侩卑污的心肠。只不过，这一次他们邀功之心过於急切，以至没有深思熟虑。而今中共政权奉韬晦之计，力欲在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苦斗中获渔人之利，故对他们的主动请缨暂时奖赏阙如。劳而无功，想来他们内心亦不无困惑埋怨吧！

二、评判美国进军伊拉克的参照物在哪里？

撇开出於各种扭曲心态、阴暗心理来指责美国进军伊拉克的说词不论，而只与那些缘于善良动机的责难探讨，应向他们进一言：您们否定美国进军伊拉克用的是一种脱离社会实际的虚无飘渺的崇高标准。在这种标准下，世上所有事物皆不完美，皆可指责，故也百事皆不可为。但是，这样对世界对民众有利吗？

不妨就依善良的批评者们所言，美英等国的进军伊拉克行动作罢或根本不曾进行过，那幺又将如何呢？

胡森在伊拉克建立了极端专制统治──这是他们国家的内政，不应干涉。

胡森在重整军备——他没有侵略别国，不必过问。

胡森把联合国武器核查小组赶跑了──他后来又愿意接受检查了，不必求全责备……

等待，希望，不要用兵，不要使用武力——善良的人们如是告诫说。可是，就在这等待和希望之中美国的非洲大使馆被炸了。美国的寇尔号巡洋舰被炸了。澳洲苔里岛旅游区被炸了。世贸大厦被炸了。里面白、黑、黄三个种族几千多个无辜的上班族死于非命，连骨灰都没有留下。……

已无原则可言的极端和平主义者仍要站出来大声疾呼：并没有证据证明这些是胡森支持干的，你们凭什幺进军伊拉克？民主制度下的司法原则是无罪推定。你们没有证据何以断定胡森干下国际恐怖主义罪行？

不错，在民主制度下，任何人未经法院判决不受惩办，未有充足证据法院不予判决。可是，别忘了，检察机关对定罪证据尚不足的嫌疑者可以作某一期限的合法羁押，还可作监视居住，法院也可以对某些重大嫌犯拒予保释。可是，一国之内以个人为对象的司法制度并不能照搬到国际事务中。现在并没有足够的国际司法力量对胡森一类国际恐怖主义政权施行“监视居住”、“限期羁押”、“拒予保释”。

既没有这个力量，又要实行“无罪推定”，那想来也就只能是在国际恐怖主义的面前一筹莫展坐以待毙。当胡森之类的国际恐怖主义政权制造出了核弹、长程导弹后，整个国际文明社会都得在他们面前诚惶诚恐、战战兢兢、俯首贴耳了。我们愿意面对这样的局面吗？若按照极端和平主义者的行事规则，胡森政权之类无疑能暗中制造拥有核弹、长程导弹。而它们目前之所以还没能拥有系全仗美英等民主国家的强力运作。国际间──包括那些极端和平主义者──由此受益。同时，美国又由此受到国际恐怖主义的切齿仇恨，成为国际恐怖主义的首要戕害目标。在这种情况下，极端和平主义者还要动辄指责美国，这不能不是世间莫大的不公。美国挑起了重担，和平主义者得以有闲情逸致来唱和平高调。他们丝毫不感谢美国在前面为他们做了档风墙，还要一味指责这墙大煞风景障眼碍事，对这堵给他们安全的挡风墙吐口水扔石头。其心智之昏乱到了何种地步。

另外，关于胡森支持国际恐怖主义其实已有证据。以自杀方式屠杀以色列和平居民的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就得到胡森政权的大力支持。胡森政权原来给每个死亡恐怖分子家属的“抚恤金”是10000美元，2002年又大幅提高为25000美元。这对於中东地区的平民是一个巨大的数目，从而大大刺激起巴勒斯坦恐怖行动。最近又揭露出胡森政权曾策划爆炸自由欧洲广播电台。想来这都是冰山一角。可以断言，一旦胡森政权倒台，不知会揭露出他们多少罪恶血腥的密谋。

美国以进军伊拉克的方式来解决胡森国际恐怖主义政权或有可议之处，似不可避免地衍生一些问题，和带来某些副作用。但是，在联合国根本无力制裁解决或确实约束这类政权的情况下，舍此并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我们只能在这两者间进行选择弃取，非此即彼。换言之，评判美国进军伊拉克是否正义必要的参照物只能是对胡森国际恐怖主义政权的妥协姑息，从而给世界文明社会埋下巨大危机。在这个唯一的参照物面前还有什幺理由否定、责难美国进军伊拉克呢？

三、“中美一战”论之评析

在世界一片关于美英进军伊拉克正当正义与否的主调辩论中，间或参有一个副调，那就是中国人里面的“中美一战”论。这虽然是个副调，但身为中国人亦不应忽视。

持此论的是在政治立场上极端分歧的两批人。一些是反专制争民主的人们，另一批是拥护当今中国执政当局的人们。前者的逻辑是，既然美国“解放伊拉克”，以武力摧毁胡森专制政权，帮助伊拉克人民建立民主政权，那幺顺理成章地也应该以武力帮助中国人民推翻中共专制政权，建立民主体制。后者则是深受中共政权多年政治宣传的洗脑，认定美国是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敌视中国、遏制中国、围堵中国、干涉中国内政、阻扰中国统一……。他们推测美国在搞定了伊拉克等后就会腾出手来专门对付中国，为不总受美国的压制，与之一战难免，现在就应积极进行准备。

这两种对立的论调都有一个共同的盲点──没有清晰区分胡森专制政权和中共专制政权的区别。

胡森一类专制政权带有神权色彩，伊斯兰教中的某些劣质因素渗透其中。领导人被神化。积极推动世界伊斯兰革命，这类似昔日把马克思主义宗教化，把党的领袖神化，积极推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斯大林政权、毛泽东政权和当今的金正日政权。然而即便是斯大林政权、毛泽东政权还是与胡森一类政权有区别，前苏联与毛中国尽管都曾与美国怒目而视、剑拔弓张，但都还是按牌理出牌，遵守起码的游行规则。绝不去搞911这样的恐怖主义行动。

当今的中共专制政权与胡森专制政权的区别就更多了。毫无疑问，当今的中共政权仍然是一个一党垄断社会公权力的专制政权，但其专制程度与毛时代已不可同日而语。它仍然在进行政治迫害，但已从全面型转变成选择型。对民众的私人生活从彻底控制到逐渐放松。去年胡森以百分之百的选票当选，而江泽民在最近的人大军委选举中只获百分之九十二的选票。反对票、弃权票共达两百多张。御用的全国人大尚且如此，可见当今中共政权对社会的控制力已今非昔比。不但大大不如昔日毛政权，也大大不如当今的胡森政权。

现今的中共政权已基本把马列主义教义束之高阁，领导人亦走下神坛。它是一个世俗化、市俗化乃至市侩化的专制政权。它没有理想、没有信仰、没有理论，只有为保持维护其权力利益而不择手段的实用主义。为此目的，他们会继续在国内实行政治高压，剥夺民众的民主权利，同样为此目的，他们在内心仇恨美国批评他们扼杀人权的同时，又不欲与美国交恶和激烈对抗。因为那样会促使美国更为坚决地大规模地支持中国民主运动。它们会利用种种国际契机去“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比如以支持美国反恐来换取美国减少对中国民主运动的支持。在这种宗旨和心态下，中共政权断断不会再去搞丝毫的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这就可使中共政权与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冲突大幅度的减少。非但如此，为了尽量减少国际社会的压力，中共政权甚至对周边的小国都采取十分低调忍让的态度。南沙群岛、曾母暗沙就是在中共政权这样的行事风格下不断流失。

美国进军伊拉克的根本原因是为了保护美国不受恐怖主义的袭击伤害。布什所说“911改变了世界”就是指911惨痛的经历使美国将以决然的手段来根除国际恐怖主义。至於“解放伊拉克”，在伊拉克建立民主政权，“控制中东石油”等都是副产品而已。今后美国当然会继续批评中国人权状况恶劣。但若希望美国进军中国，帮助中国人民推翻中共专制政权那只是一厢情愿的幻想。从缘由上来看是因为中共政权没有搞针对美国的国际恐怖行动，从纯军事观点来看，一个拥有洲际导弹、核弹的中共绝非胡森政权可以比拟。更遑论进军中国一旦激起中国民族主义非理性的反弹（中共就想利用这一点），美国吃得消吗？美国犯得着去为中国的社会制度问题与中共杀个山崩地裂吗？所有中国民主志士都应清醒地明了，中国民主转型的实现主要靠中国人民自己。

以上用来说明第一种“中美一战”不能成立的理由，同样可以用来说明第二种也不能成立。在国际反恐的大环境下，中美执政当局找到了交集，甚至在作某种交易。

与此同时中共仍然在国内骂美国。其开骂的真实原因是因为美国不会放弃对它的“和平演变”，但它总不能说是由於你美国要我放弃一党专政我就骂你。它只能说是你美国要搞霸权主义我才骂你。可笑那些中共专制政权的拥趸、那些狂热的民族主义者对共产党在国内的蛊惑人心的宣传信以为真，以为有一天中共终将对美开战。

他们整天幻想着打败美国，建立中国在世界上的头等威望。想来，他们若不面对现实把自己头脑中的浆糊洗刷掉，到头来也只会是走火入魔地抱憾终生。

四、建立国际正常秩序的基础

美国绕过联合国，或者说未经联合国授权就进军伊拉克，使美国饱受抨击，但美国进军伊拉克确系正义必要之举。这就反过来说明了联合国的荒谬无能，从而促使我们作怎样才能建立国际有效正常秩序的严肃考虑。

社会民主主义理论在当今的发展内容之一是建立“国际民主”，其动机无疑是极好的，但却明显流入了理想化。这既因为社会生活中的公民权利和国际秩序中的国家权利不能简单类推，还因为联合国会员国中有许多不是民主国家。民主国家与专制国家很自然地在许多事务的评判中不能取得共识，这就非但不可避免地使联合国各种会议成为争吵不休的场所，还会使是非混淆、黑白颠倒的情况层出不穷、屡见不鲜。例如每一次批评中国人权状况恶劣的提案都被腰斩，而抹掉美国人权委员会席位的荒谬决定却获通过。

联合国既然成立了就让它放在那里吧。不要对它作过高的要求和不切实际的期望。世界要彻底摆脱恐怖主义的梦魇，要各个国家之间都能心平气和地解决争端和睦相处，直至最后建立地球村，其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是让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建立的“联合国”才能真正成为有效力的主持正义的国际组织。

为此，世界上所有民主国家应团结起来。去掉一国私利的考量，抛弃抬扛别苗头的扭曲心理，检讨“国际民主”理论的疏漏，共同去彻底根绝国际恐怖主义的逆流。

对胡森一类带有宗教狂热的专制主义、恐怖主义、严重危害世界正常生态的双料反动政权就是要果断地施行“外科手术”。对中共政权这样一类市侩型的专制政权要尽力促使其和平演变，使之尽快转型为民主政权。

当然，不能设想民主国家之间就一定没有争端。成熟的民主国家与新兴民主国家还是有相当的不同。成熟民主国家民族观念已比较淡薄。这在欧洲整合中可以窥见。

而新兴民主国家往往会短暂地冒出狭隘民族主义倾向，从而给国际秩序带来某些困扰。但可以寄望的是，民主国家的大多数人民是爱好和平的，即便是新兴民主国家也会如此。民主国家之间的争端无论如何也不会导致两伊战争那样的惨烈局面。与民主伴生的是理智和宽容，这是主调，它终将会驱散短暂的狭隘民族主义杂音。

在目前，每一个对社会怀有责任感的人，每个反对专制崇尚民主的人都应冷静地清醒地分析世界局势，对美国勇挑反恐重担的进军伊拉克行动予以支持。不要因对和平的无原则祈求，因对美国无根据非理智的猜忌，因对布什政府施政能力的低评和怀疑，而对进军伊拉克予以反对和抨击。因为那样只会助长世界恐怖主义的气焰，给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带来更大的祸害和灾难。

当然，尽管如此，民主制度还是要保障这一“反对和抨击”的权利。当我们看到3月23号曼哈顿中城25万人的反战游行顺利地举行，看到导演迈尔克无所顾忌地在奥斯卡颁奖大会上激烈地抨击布什总统，再想想七九年中越战争有人仅表达不同意见便被斥为汉奸卖国贼，甚至被以反革命罪抓进监狱，再看看胡森政权以残暴的杀戮手段来对待反对他的伊拉克民众，就更深切地体验到民主制度的优越，更深切认识到使世界所有国家都建立起象美国这样的民主制度是多幺的必要和美好，和更深切地明了只有在这种基础上建立的国际秩序才能真正符合正义人道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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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5月号（第120期）-封面主题} http://beijingspring.com/bj2/2003/140/2003714143617.htm

打萨达姆是违反程序正义吗？

刘颖

这次美国攻打伊拉克，在海内外中国人中间也引起尖锐的观点分歧和争论。

我注意到，在反战这一边，其中很多人不是根据实质正义而是根据程序正义。

这种态度很可理解。毕竟，美伊矛盾和我们中国人好像没有太直接的利害关系，我们大多数人也不曾对这中间的是是非非认真下工夫思考研究，所以我们很难对这件事作出有把握的判断；於是，很多人就转而从形式的方面，从程序的方面来考虑自己的立场。

他们说，如果美国打伊拉克能够得到联合国的授权，他们就可以表示支持，或者至少是不表示反对；但如果美国得不到联合国的授权而又要一意孤行，那就不能接受，那就必须反对了。

有些主战的人也坚持程序优先，规则优先。他们认为，如果美国得不到联合国的授权而单方面开战，他们也要转到反战的立场上来，因为形式重于内容，程序正义高于实质正义。

当然，这些反战者并非不知道联合国对其成员国一向缺少足够的约束力，可是他们认为，那些流氓国家不遵守联合国的规则程序倒也罢了，美国就该以身作则，做遵守联合国有关规则和程序的模范。虽然联合国有很多毛病，可是，美国既然是联合国的创始国之一，理当在联合国的体制内谋求改进，而不是一见到自己的主张在联合国内得不到支持，就把联合国撇到一边自行其事。

上述反战者，就其坚持程序优先，规则优先这一点而言，我深表赞同；但问题是他们对联合国的性质和功能有所误解。他们把联合国当成世界政府，当成国际裁判了。

应当承认，当今世界仍然是无政府状态；在各国政府之上并没有一个世界政府。联合国不是世界政府，也不是国际裁判。联合国有很多缺陷，其中有些缺陷是先天性的，与生俱来的（只要想一想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也是联合国的创始国之一就行了）。这就意味着对联合国的体制内改革存在着难以逾越的界限。

近些年来，“人权高于主权”的口号很响亮，也引起很多争议。许多人以为这是一个新口号，新原则。其实不然。“人权高于主权”的原则本来就蕴含在联合国宪章之中。联合国宪章开宗明义“重申基本人权”，把基本人权置于优先地位。如果严格遵循宪章，联合国就应该只吸收那些保障人权的国家，并且对成员国中侵犯人权的行为进行制裁或惩罚。然而在实际上，联合国在吸收成员国时不分良莠，只考察其主权资格，不问其人权记录，对成员国侵犯人权的行为又很少严肃制裁；既缺乏足够的道义威信，又缺乏必要的约束力量，所以它既不是世界政府，也不是国际裁判。这次，美国未能获得联合国安理会的认可而自行对伊开战，这是美国在外交上的不成功，但若断言是违犯程序正义，那就把结论推得太远了。

有人说，中共搞专制独裁，是因为没有别的力量制衡；如今国际上美国一家超强，没有别的国家可以制衡，这不是在国际上搞专制独裁吗？这种观点的错误在於误解了权力制衡的本意。譬如美国的三权分立，意思是立法、行政和司法三种权力分立。三权分立不是三个政府，三权分立还是一个政府。如果美国闹出三个总统，那就乱套了。因为在国际上不存在世界政府，所以无所谓权力制衡。至於说在国际上如果出现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强国，由此形成某种稳定局面，那叫均势，不叫制衡。此其一。第二，在国际上，均势不一定就是好事。冷战期间，美苏两强一度形成某种均势。其结果是在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内，人民争取人权民主的斗争屡屡遭到残酷的镇压。照现在这批鼓吹“制衡”美国的人看来，过去有苏联这样一个专制强权的存在倒成了一件好事了。岂有此理？

那么，我们应当怎样看待美国这个当今世界上的唯一强权呢？毫无疑问，强权并非公理，但遗憾的是，公理也并非强权。正义的人们总希望正义的胜利是由於正义原则有说服力而不是通过武力而来。正义的人们常常对使用武力感到厌恶，感到内疚，好像它根本上就是不正义的。殊不知在现实政治中，公理的获胜常常离不开强权的得宜运用。因此，我们不应该笼统地反对强权。我当然不是说，由於美国是自由民主的国家，因此美国强权的所作所为必定代表了自由民主的公理，那又走到另一个极端。我们当然需要对强权的运用保持警惕。我这里只是说我们不应该笼统地反对强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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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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