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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构美联储运筹帷幄的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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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构美联储运筹帷幄的神话
bysta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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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1060
经验值: 29666
标题:
解构美联储运筹帷幄的神话
(59 reads)
时间:
2025-5-16 周五, 下午1:45
作者:
bystander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解构美联储运筹帷幄的神话
一、从沃尔克的信任重建到2008危机后的信心瓦解
1. 沃尔克时代(1979–1987):以代价重建的公信力
沃尔克通过激进加息(联邦基金利率峰值达20%)和容忍经济衰退(1980年、1981–1982年),彻底扭转了市场对美联储抗通胀决心的质疑。CPI从1980年的14.8%降至1983年的3.8%,债券收益率(10年期美债从1981年的15%降至1986年的7%)和股市(标普500指数1982–1987年上涨约50%)的同步修复即是明证。
正值的互换利差(positive swap spreads)反映了国债作为无风险基准的地位,强化了市场对美联储政策有效性的信任。但外部因素如1980年代石油供应过剩带来的油价下跌、里根时代的放松管制等,同样推动了通胀回落。沃尔克的强硬政策是必要条件,但非充分条件。
美联储公信力的重建部分源于与1970年代(伯恩斯/米勒时期)政策失败的对比,具有时代特殊性。
2. 格林斯潘时代(1987–2006):“大师神话”
格林斯潘对危机(1987年股灾、1998年LTCM事件)的灵活应对和“大缓和”(Great Moderation)时期的低通胀(CPI维持在2–3%)、高增长(年均GDP约3%),塑造了美联储“无所不能”的形象。正值互换利差(如1990年代10年期互换利差30–50个基点)延续了这种信任。
结构性红利——全球化(中国加入WTO)、科技革命提升生产率、人口红利——放大了美联储政策的正面效果。
3. 2008年后:信心瓦解与政策局限性暴露
负互换利差(negative swap spreads)的出现(如2015–2016年、2020年)传递三重信号:交易对手风险(银行体系脆弱性)、流动性扭曲(QE导致国债供需失衡)、对美联储政策正常化能力的怀疑。
非常规工具(量化宽松、前瞻指引)的使用暴露了美联储在债务高企(2025年美债达34万亿美元)和零利率下限环境中的无力感。
二、互换利差(Swap Spreads)为何能反映市场对美联储的信心?
互换利差(Swap Spreads)是指 利率互换(IRS)的固定利率与同期国债收益率之间的差值(Swap Spread = Swap Rate – Treasury Yield)。通常情况下,由于利率互换存在交易对手信用风险(Counterparty Risk)和流动性差异,其利率应高于被视为“无风险”的国债收益率,因此互换利差通常为正值。
然而,当互换利差变为负值(即Swap Rate <Treasury> Treasury Yield)。
(2) 美联储政策可信,市场预期稳定
在沃尔克和格林斯潘时期,美联储通过加息抗通胀或降息稳增长的政策被市场广泛信任。
稳定的货币政策降低了不确定性,使得互换市场的信用风险溢价(Credit Risk Premium)保持合理水平,互换利差维持正值。
(3) 健康的银行体系支撑互换市场流动性
在2008年之前,大型银行(如华尔街投行)资本充足,市场对其作为互换交易对手的信用状况较为放心。
因此,互换利率仅需小幅高于国债收益率(如1990年代10年期互换利差约30-50个基点),反映正常的风险溢价。
结论:正互换利差表明市场相信美联储能有效管理经济周期,且金融体系风险可控。
2. 负互换利差(Crisis or Distortion Periods):市场质疑美联储的政策效力
2008年金融危机后,互换利差多次出现负值(如2015–2016年、2020年),这被视为市场对美联储信心的动摇,原因包括:
(1) 交易对手风险(Counterparty Risk)上升,银行信用受质疑
2008年后,市场意识到大型银行(如雷曼兄弟)可能倒闭,导致互换合约违约风险上升。
投资者因此要求更低的互换利率(Swap Rate ↓),以补偿潜在的交易对手损失,甚至使其低于国债收益率(Swap Spread < 0)。
(2) 美联储QE扭曲国债市场,流动性溢价反转
量化宽松(QE)导致美联储大规模购买国债,压低了其收益率(Treasury Yield ↓)。
同时,银行因监管要求(如巴塞尔III)被迫囤积国债作为优质流动性资产(HQLA),进一步推高国债价格(收益率更低)。
相比之下,互换市场因银行去杠杆而流动性下降,互换利率相对上升,但若国债收益率被过度压低,可能使Swap Rate <Treasury> Treasury Yield)反映金融体系健康,交易对手风险可控 高度信任(美联储能有效管理经济),例如在沃尔克时代(1980s)及格林斯潘时代(1990s–2006)。
负利差(Swap Rate < Treasury Yield)反映银行风险上升,QE扭曲市场,政策效力存疑,信心动摇(美联储陷入“流动性陷阱”或政策被动),例如后2008年(2015–2016)、2020年疫情危机。
关键启示:
正利差 = 市场相信美联储能通过利率政策调节经济,金融体系风险可控。
负利差 = 市场担忧美联储政策已失效,或金融体系存在深层问题(如银行脆弱性、债务积压)。
这一指标不仅反映货币政策,还揭示了市场对整个金融体系稳定性的判断,因此是观测“美联储信心”的重要风向标。
三、财政主导与供应链重构下的央行政策效力上限
1. 财政主导(Fiscal Dominance)如何约束央行?
当政府债务规模极高(如美国债务/GDP超120%),财政政策(而非货币政策)成为经济的主导力量,央行的独立性被削弱:
利率政策失效:若央行加息抗通胀,高债务利息会挤压财政空间,迫使政府施压央行维持低利率(如日本央行长期屈服于财政需求)。
QE政治化:央行购债(QE)可能沦为财政赤字货币化工具,削弱市场对货币政策的信任(如新兴市场“印钞还债”引发的恶性通胀)。
政策目标冲突:央行需在“控通胀”和“保债务可持续性”间权衡,无法纯粹按经济规律行事。
2. 供应链重构如何削弱货币政策?
后全球化时代,供应链区域化、地缘冲突(如中美脱钩)推升结构性通胀,使传统货币政策工具(利率调整)效果受限:
供给端通胀难化解:若通胀由供应链断裂(如芯片短缺)或能源危机(如俄乌战争)驱动,加息无法增加商品供给,反而抑制需求端,导致“滞胀”。
全球化红利消退:过去三十年,中国廉价商品压低了全球通胀,使央行可长期宽松;但未来供应链成本上升,央行必须长期维持高利率,加剧债务危机风险。
3. 央行的“天花板”
在债务高企和供给冲击并存的时代,央行面临三重困境:
加息空间有限(怕引爆债务危机);
降息空间有限(怕加剧通胀);
政策工具过时(QE等非常规手段边际效用递减)。
最终,央行可能沦为“救火队员”,无法根本解决结构性问题,只能被动应对危机。
四、从神化到祛魅的政策周期
传统叙事过度强调个人作用:反映“伟人史观”的缺陷——沃尔克和格林斯潘的成功离不开时代红利(能源价格周期、全球化黄金期)。
沃尔克→格林斯潘:沃尔克重建的公信力为格林斯潘的低利率政策创造了空间,但后者对“宽松依赖”的放任埋下了2008年危机的种子。市场错误地将结构性通缩(中国廉价商品出口、科技革命)归功于美联储的“精准调控”。
格林斯潘→后2008时代:次贷危机粉碎了“美联储万能论”。尽管QE稳定了短期市场,但负互换利差揭示了更深层矛盾:财政-货币政策边界模糊、银行体系脆弱性、全球化退潮下的政策工具失效。
本质反思:美联储的影响力日益受制于债务政治化、地缘经济碎片化等超货币因素。负互换利差并非否定美联储的作用,而是反映了一个多极化金融体系中,央行已无法单方面主导风险定价。
五、结论:信心变迁背后的结构性强约束
美联储公信力经历了从重建(沃尔克)到神化(格林斯潘)再到祛魅(后2008)的周期。负互换利差标志着市场认知的转向:在债务主导、供应链重构的背景下,央行政策效力存在天然上限。未来的政策信誉将取决于美联储能否在承认这些约束的同时,避免重蹈“全能央行”的覆辙。
(分析:Grok;DeepSe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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