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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仲鲁：汪精卫时代的童年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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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仲鲁：汪精卫时代的童年回忆 -- 草虾 - (11496 Byte) 2021-9-19 周日, 上午8:23 (572 reads)

草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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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历史上真正的汪精卫 (379 reads) 时间: 2021-9-19 周日, 上午8:49

作者：草虾在寒山小径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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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 | 纷乱家国事：历史上真正的汪精卫

三联生活周刊
7 年前
三联生活周刊
口述/曾仲鲁

文/李菁

1939年3月21日凌晨，河内高朗街的枪声，曾震惊中国。本意暗杀汪精卫的军统特务，却误将其秘书曾仲鸣打死。“河内暗杀事件”本身以及它后来对中国历史的影响，一直是史家热议至今的一个话题。从一个儿子的角度来讲，幼年失父，是一个大不幸，但是从大历史来讲，78岁的曾仲鲁又有些“庆幸”父亲的死，死得及时。属于这个家族的故事，也是那个时代一代热血青年的人生故事，他们最终以各种方式从时代大舞台上谢幕，令人唏嘘感。

△ 1922年9月5日，曾仲鸣（前排左三）与方君璧（前排左四）在法国举行婚礼。后排左三为吴稚晖

枪声

那一年我还太小，只有4岁多一点，所以当妈妈带着哥哥孟济离开家的时候，我没有任何印象。那一天应该是1939年的3月20日，妈妈当时一定是满心欢喜地登上去河内的飞机，等待着与在那里的父亲会面，她根本没有意识到，一场巨变马上就要来临。

父亲是在1938年12月19日，跟随汪精卫、陈璧君夫妇等人，从昆明乘包机飞到安南（越南）河内的。父亲曾仲鸣与汪精卫相识多年，曾经担任过他的秘书，后来一直追随他，是他对外的“军师”和顾问，也是他外出旅行的经常伴侣。父亲当时的地位也非常重要——汪精卫身边有两个最主要的助手，一个是陈璧君，另一个就是曾仲鸣，他掌管着汪精卫的财政大权。

按照约定，汪精卫到达河内后，日本方面发表愿意撤军的声明。可是12月22日，近卫文麿以首相名义发表了日华关系的第三次声明，却只字未提两年撤军之事。汪精卫大失所望，但他又觉得自己之前答应过近卫——一旦近卫发表声明，他要响应，于是1938年12月29日发表了《致蒋总裁暨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史称“艳电”（注：29号简称“艳”）。不料就在“艳电”发表几天后，近卫文麿却突然宣布辞职，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很快就落了空。而原本答应响应他“和平运动”的龙云、张发奎、何健等也变了卦。汪精卫一时左右为难，身边的一些人劝他先去欧洲待一段时间，看情形如何发展再决定下一步怎么走。

在重庆的蒋介石得知汪精卫出走越南之后，非常生气。1939年元旦，蒋介石主持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决定“永远开除汪兆铭的党籍”，并宣布撤销其一切职务。尽管如此，蒋介石并没有马上采取什么激烈手段，毕竟汪精卫曾是国民党的副总裁，也算是二号人物。所以这年2月，蒋介石私下里又派以前与汪精卫私交较好的谷正鼎到河内，劝说汪精卫去欧洲旅行，出国护照由重庆方面办理，并从香港一家银行拨给一笔钱作旅费。下一步应该怎么走，汪精卫也犹豫起来。

谷正鼎带到河内的三本护照，两本是红皮的，也就是外交护照，是给陈璧君和我父亲的；一本是黑皮的，也就是私人护照，是给汪精卫的。重庆方面大概是这样考虑的：汪精卫已经被开除党籍和撤销职务，所以他不能拿外交护照。而曾仲鸣和陈璧君没有问题，所以可以拿外交护照。这又把汪精卫激怒了。他认为要么三本都是普通护照，要么三本都是外交护照。为了这个护照问题，双方在那里争来争去，你来我往了好长时间，转眼就到了3月份。

抗战爆发后不久，为了躲避战火，妈妈带着我们三个孩子和一大家子人避居香港，住在香港太子道292号。母亲后来告诉我，有一天她突然听说父亲到了河内。母亲不怎么关心政治，也不太清楚具体发生了什么。只是这时候接到父亲发来的一份电报，让她去河内见个面，因为他们要去欧洲待一段时间。我和弟弟都还小，妈妈就决定带7岁的哥哥去河内看爸爸。

妈妈和孟济是20号下午到的河内。妈妈后来回忆，当天下午，她和爸爸带着哥哥，和汪精卫家人一起去爬了山，晚上回到了汪家。

父亲到达越南之后，并没有和汪家人住在一起，而是单独住在法国人开的Métropole（大都会酒店）。父亲在法国生活了十几年，对这里的一切感到很亲切。况且这里的条件比重庆舒适许多，所以他在那里待得很满意。父亲喜欢西式的东西，写信告诉母亲，自己在河内结识了法国春天百货公司的老板阿兰先生，从那里买了一套银质刀叉。汪夫人也喜欢漂亮东西，看到父亲买了，她觉得一定也不错，也跟着买了一套。

汪精卫到了河内之后，中国领事馆帮他在领事馆对面的高朗街租下了房子。因为随行人员比较多，实际上租的是高朗街25号和27号两套相邻的房子。每幢房子都有3层，每层中间都有门相通。房子的正面临街，汪精卫与陈璧君住在25号三楼临街的房间；他的大女儿汪文惺与女婿何文杰住在三楼后面的房间；二楼则住着汪精卫与陈璧君的晚辈、亲戚等一些人。平时汪家人都在25号饭厅前一间客厅里聚集。

高朗街27号的格局与25号完全一样。平时这幢房子没有人住，三楼临街的那个房间，既可当客厅也可当卧室，平时有事需要商议时，他们才会到这里。因为母亲来到河内，当天晚上，父亲离开了他平时居住的酒店，和母亲一起住进了这个房间；27号三楼后面的房间，住着朱执信的小女儿朱微——她后来嫁给了汪精卫的侄子汪德旋。朱执信的大女儿朱始嫁给了陈璧君的弟弟陈昌祖，他们平时也住在27号，不过据母亲回忆，那一天晚上，陈昌祖并不在，只有朱始带着孩子住在里面。孟济大哥则被何文杰和汪文惺两口子接到他们的房间里。晚上，一群人在客厅里聊天之后便各自散去。谁知道没过多长时间，就发生了震惊一时的暗杀事件。

很多年后，我终于有机会去到越南河内。我还特地去寻找那幢房子。“高朗街”街名还在，只是那些房子早已荡然无存。母亲在世时，很少给我们讲这一段经历，也许在她心中，这是一个永远无法弥合的伤口。母亲晚年的时候，跟我一起住在瑞士。有一年我刚刚买了一个家庭摄像机，觉得很有意思，就让母亲讲以前的故事。只有这一次，母亲才第一次详细地回忆起那些细节。

那天晚上，突如其来的枪声把他们都惊醒了。父亲当时说了句：“我出去打电话！”就开门往外走——电话在楼下二层。刚到门口，他看到了一个女人的身影，以为是汪精卫的女儿汪文惺，就叫了声她的小名“美美”，赶紧拉她进屋躲避。其实那并不是汪文惺，而是住在他们后面那个房间的朱微。这时候母亲听见父亲说：“我受伤了！”母亲起初并没意识到发生了什么，还很奇怪地问他为什么——其实这时父亲已经被子弹打中了腿，母亲让他躺在床上，她自己赶紧去顶着门，把门锁住。

这时候，刺客们从一楼一路开枪上来。房间的门很薄，子弹一下子就打了进来。妈妈也中弹倒在地上。刺客用斧子把门劈开一个洞，伸手进去扫射——事后在他们的房间里，找到了40多发子弹。父亲身上多处中弹，从床上滚到地下。刺客们似乎看到母亲倒在了地上，并没有对她扫射。母亲还对倒在血泊里的父亲说：无所谓了，我们两个就一起死吧……

过了一会，枪声终于停了。何文杰和汪文惺跑过来，看到他们俩躺在地上，身边是一摊血。朱微躲在门后墙角的位置，逃过一劫。何文杰不会说法语，他把已经快瘫软的朱微连拖带抱到二楼的电话那儿，叫了救护车，父亲和母亲被送到河内的法国陆军医院。

父亲的情况最严重。他的胸部和腹部中了许多枪，马上被送进手术室。何文杰的血型与父亲一样，都是B型，医生就直接从他身上抽血给父亲。当时父亲尚有意识，还对何文杰轻轻地说：“阿杰，浪费你的血了……”父亲的小肠中了许多枪，已无法缝补，医生直接将一尺多的小肠切除。听说父亲当时还比较镇静，因为他主管汪精卫的财政，所以他还叫人把支票簿拿来，要签一张空白支票，以防万一有急用而取不出钱来。他人已非常虚弱，签了好几次，才选了一张字迹没有太走样的。

母亲当时也身中三枪。后来的事情，她只记得，有人把父亲抬过来，让她亲一下他，跟他说再见。母亲连声说：“他还没死呢！还没死呢！”其实那时父亲的心跳已经停止了。这一年，他43岁。

那是1939年3月21日的下午。实际上母亲到达河内还不到24小时。

△ 20世纪30年代，曾仲鸣（后排左一）、方君璧（前排左一）、汪精卫（后排左四）与陈璧君（前排右二）在庐山牯岭

家变

那一年，妈妈在河内的医院治了两个多月才康复。医生感慨她运气真好：一枪打到了腿上，膝骨竟然没有被打碎；还有一枪打穿了她的背部，所幸没有碰到动脉，所以她大难不死。身边的大人们都没有告诉我们三个孩子家里发生了什么事，妈妈一直骗我们说：爸爸到国外去了。爸爸以前的确也时常出国，所以那么长时间没见他，我们也没觉得有多奇怪。哥哥孟济那天晚上没有看到那个场面，所以他也不知道爸爸死了。对这次河内之行，他最感兴趣的是坐上了法航有三个引擎的新飞机，回来之后一直和我津津乐道这一点。

汪精卫的身边虽然有一些警卫，但身在异国，不能携带武器，所以事发当晚，他们没有任何还手之力。刺客们行刺完毕，又按原路撤走，没有受到任何阻挡。他们离开的时候留下了胶鞋、手套和两排没用过的完整的子弹。

事情一发生，汪精卫和他身边的人就知道：刺客们是冲着他来的，而父亲是被误杀的。其实当天晚上，汪精卫听到枪响后本要出门查看，但被女婿何文杰拦住。很巧的是，平时连接25号与27号的那道门都是开着的，只有那天晚上被关上了。否则刺客们很可能就穿过去找到汪精卫。

汪精卫得知父亲受重伤后，非常悲痛。他从住所打来电话，坚持要来医院看我父亲。汪精卫身边的人，包括陈璧君在内，都不同意，他们担心刺客们仍在门外潜伏，见到汪精卫后会继续追杀。法国警察也劝汪精卫不要冒险去医院。但汪精卫流着泪说：“我是看着仲鸣长大的，他又为我工作多年，我一定要去看他！”陈璧君与何文杰只好从医院赶回高朗街的住所。他们最后想出一个办法：一位在当地工作的朋友开着车过来，陈璧君坐在前面司机旁边的座位上，汪文惺与何文杰分坐在后面，汪精卫夹在他们俩中间，尽量把身体放低，以免被外面看到。

大门一开，车子一冲而出，以免被人跟踪。到了医院，父亲已更加虚弱无力，还勉强安慰汪精卫。在家人的催促下，汪精卫短暂停留后，还是按照来时的办法坐车离开了。回到家后，他一边擦眼泪，一边为父亲找出一套干净的衣服让何文杰带回医院备用……

刺杀当天，当刺客们翻墙而出的时候，有三个人被闻声赶到的巡警抓到。他们当时都用了假名字，自称是小商人，激于爱国之心，奋而杀人。本想杀汪精卫，不想却误杀了曾仲鸣。事实的真相现在已经很清楚：这次暗杀是在戴笠指挥下进行的。负责这次行动的是军统行动组负责人陈恭澍。他组织了18个人的行动组，很早就进入河内。他们通过对面的领事馆，一直在观察汪精卫的动静，伺机寻找下手机会。

父亲和汪精卫等人，当时对这一切并不知情。母亲后来回忆，她到了当天下午，和汪家人一起乘车出去爬山的时候，路上一直有车跟着他们。中途休息时，一位自称是警察的法国人来到他们身边，劝他们不要到偏僻的地方，因为他们接到情报说有人要对汪先生不利。所以他们一直跟在后面，暗中保护。听到这个人的一席话，大家将信将疑，后来还是取消了出游计划，掉头回家。后来陈恭澍的回忆里也提及，他们驾车追踪这一行人，本想伺机下手，但是因为目标突然调头返回而告吹。

后来有一些文章说是因为母亲到来，汪氏夫妇把他们的卧室腾了出来，才导致后来的误杀。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因为汪精卫与陈璧君一直住在25号三楼没动过。不过，既然军统特务们为这次暗杀筹划了那么长时间——而且，据陈恭澍回忆，其间还派过一个叫唐英杰的刺客蹿至屋顶，用“倒卷帘”式查看过房间——为什么还会出此重大失误？所以有些学者认为，这次暗杀事件，还有很多蹊跷之处，甚至有人认为，军统是故意打死秘书曾仲鸣，意在给汪精卫一个警告。

在我看来，这种可能性并不大。其实军统特务的能力也不是外界想象的那么高，甚至可以说，组织得也一塌糊涂。我后来看了陈恭澍的回忆，在此之前，他们设计过很多刺杀行动，先是想在浴室里下毒，没有找到机会；又在3月20日那天白天开车跟到郊区想行刺，结果车子调回来，也没有得手。正是因为觉得白天错失良机，他们深为恼火，才断然决定在当天晚上就开始行动。他们的效率没有那么高，打的时候也乱打，看到一男一女两个人影，以为是汪精卫和陈璧君。具体进入高朗街行刺的是王鲁翘。他好像喊了声“汪先生”，我爸爸没有回答，他就开始扫射。要翻墙走的时候，一下子被法国警察抓住三个人，所以我觉得他们没有那么精心设计。

不过，略显奇怪的是，陈恭澍本人1941年在上海被捕，后来投靠了李士群的“76号”，1949年后又去了台湾，他的经历也很特殊。陈恭澍被“76号”抓到时，陈璧君还亲自审问他，问了他很多河内行刺的细节。按道理说，陈璧君恨他恨得要死，但不知道为什么最后还留下了他。这一点我也一直迷惑不解。几年前我看到了陈恭澍的回忆录，就像看历史传奇，没什么特别的感想。倒是听妈妈的口述，切身得多，也伤感得多。

国变

对于1939年河内的暗杀事件，曾有史家这样评论：“河内的枪声，爆出了一个汪政权。”他们认为，日本方面，近卫文麿下台之后，继任的平沼首相对汪精卫比较冷淡；而汪精卫也有远赴法国的打算。如果不是父亲遇刺，汪精卫也许最终不会被激怒，从而走上与日本人合作的道路。历史不能假设，我也不知道如果没有遇到暗杀事件，汪精卫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但是有一点至少是可以肯定的：父亲的遇害，宣告了汪精卫与蒋介石之间的彻底决裂。

暗杀事件没多久，蒋介石又一次派谷正鼎携亲笔信来河内。谷正鼎一再对汪精卫表示，蒋先生对暗杀事件毫不知情，而且保证尽快缉拿凶手——蒋介石事先对这次暗杀行动是否知情？现在似乎也找不到特别明确的证据证明这一点。但是此时的汪精卫，已经完全失去了对蒋介石的信任。在此之前，汪精卫身边的人已经遭遇过数次不测：先是1939年1月16日，梅思平在香港的路上被数人袭击打伤头部；1月17日，林柏生在回家途中被两个大汉用斧头砍伤头部；1月18日，汪精卫的外甥沈次高在澳门被人开枪打死。汪精卫认为这一切都是针对他而来的。这一次，又是与他相识多年、感情十分深厚的曾仲鸣去世。汪精卫悲痛之余，也陷入了对蒋介石的极度愤怒之中，认为蒋介石对他太过心狠手辣。

汪精卫到了越南之后，他身边有一大批的随从，包括他的侄子、陈璧君的侄子等等，而且他的大女儿汪文惺与女婿何文杰就是在河内举行的婚礼。对他们来说，原本是过着很正常的生活，也并没有感觉随时有人要行刺。突然遇到这暗杀事件之后，汪精卫和他身边的人非常慌张，觉得在越南非常没有安全感。

暗杀事件发生在汪精卫与重庆政府交涉过程之中。事件发生后，汪精卫仍留在河内，过了一个多月，才决定到上海租界暂避。而日本获知刺杀事件后，影佐祯昭、犬养健等人前往河内“营救”汪精卫。但是，汪精卫提出：一不乘日本船，二不住日本控制的虹口，由陈昌祖租了一艘700吨的法国小轮航行去上海。4月20日，汪精卫夫妇与陈昌祖等人一同登上小船离开河内。犬养健和影佐在后面的大船“北满丸”上跟着。因海上气候恶劣，小船被刮到小岛上，失去了联系，几天后才被重新找到，日本跟随的“北满丸”乃乘机追上，把汪的小团体接到上海。

一旦上了日本的军舰，汪精卫实际上就已经被日本人控制起来了。

我想汪精卫心里也很明白，他走上了一条什么样的道路。1940年11月底，他身穿礼服站在行政院礼堂的石阶前，欢迎日本特使阿部信行到来时，忽然痛哭，而且用力抓自己头发。他也很清楚这段历史将为他留下千古骂名，只是那时候，他已经没了退路。

后来母亲带着我们也在南京住了一段时间，我们的家就在汪公馆对面，妈妈时常去颐和路34号看汪精卫，陪他和陈璧君吃饭。母亲后来告诉我，那时的汪精卫时常很愁闷的样子，有一次回到家后哭了起来，还挂起了国民党党旗。

母亲不懂政治，但她尊敬汪精卫，视他为兄长。在她眼中，仲鸣有缺点，而“四哥”汪精卫则是绝对的完人。不过她大概也对汪精卫组织的“政府”有很多疑惑，有一次问他：“如果日本人要我们打重庆怎么办？”汪精卫回答：不会的，我们的军队只要保护我们自己，不会帮日本人打的。汪精卫可能觉得我妈妈没什么政治概念，有一次他跟她说：“很多东西我都没有向你讲，讲了你也会难过，还要保守秘密，不如你一点都不知道的好。”

父亲一生同日本没有什么瓜葛，没留学过日本，也没有日本朋友。而他的死，竟促成汪精卫投靠日本，是很讽刺的。可是有时候我也忍不住这样想：如果没有这次暗杀事件的话，他们按计划到了法国，那也只会是暂时的。因为到了1939年9月，法国也陷入战事，他们也不可能常住在那边，最终的结果也未可知。以他对汪精卫的信任及追随，如果没有死，而汪政权在南京成立后，他必然会是伪政府里的主要成员。那么过了5年，他肯定会与陈公博、林柏生等人一样被押去枪毙，还要负上“汉奸”的罪名。从这一点上讲，我又庆幸，父亲的死，又死得及时。

父亲去世后，他的朋友、巴黎春天的老板阿兰先生出面，安排下葬在通常只有法国人安葬的Père Lachaisse公墓。下葬时，我妈妈没有在场。我后来去河内时，还曾试着找过他的坟，结果发现：越南解放后，所有法国人埋在越南的骨骸全部运归法国本土，收在地中海畔的一座万人墓里。父亲的遗骨大概也在其中。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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