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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字3500年（5--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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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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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5/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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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河边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汉字3500年（5--完）
二、3300年的挣扎
5、乾嘉考据与归纳法
一种学问产生后，如要有进步，那就需要后人继续开发。如果前人留下的东西后人读不懂，或者是似懂非懂，再或者是读了后有很多种不同的理解，麻烦就来了。而这正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麻烦，因为中国古代哲学是以一种相对随意却又局限的表意文字记述的。使用这样的记述工具便一来难以准确记述复杂的思想，二来难以表述高度抽象思辨的思想。
有关逻辑思维的内容，在先秦诸子的文献中得以较为系统表述的仅仅只有一万来字的《墨辩》中的一小部分；后来从印度传入的因明学又未得到深入的学习研究，不断散失。所以汉文化（国学）逐渐发展成了缺乏严密的逻辑思维的学说。尽管有后来的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汉人一直在一面接受外来文化（主要是佛教），一面勉力读懂与发展“国学”，国学在历代文人的努力之下却还是变得愈来愈难懂，成了“断烂朝报”。同时，国学里面几乎完全缺失逻辑学的现实又使得通过读国学来训练自己的思维的读书人连体认逻辑学的重要意义的能力都丧失了。结果，“不说破”的禅学方法虽然有助人们建立信仰，但缺失了逻辑思维，就只能陷在佛教的“出世”思想里自圆其说。宋明儒家虽然在吸收与批判禅学的基础上建立了“理学”，提倡正心诚意，以入世致用的“修齐治平”为人生哲学，否定了禅宗的“出世”思想，但毕竟还是没能回答哲学的真正问题：何以求真。这个问题的回答直到国学研究中最有影响力的清代“乾嘉学派”的出现才出现了转机。
“乾嘉学派”的出现与其成就，应当说是中国人不断努力发展国学的一个转折点。用胡适的话说，“自从有了那些汉学家（指清代汉学家---河注）考据、校勘、训诂的功夫，那些经书子书，方才勉强可以读得。”之所以如此，乃是乾嘉学者在研究中引入了前人未曾使用过的新方法---归纳法，所以取得了前人未曾得到过的成就。“乾嘉学派”因为其考据方法的特别，所以又称“考据学派”。
古代中国人的注疏活动经管代代不息，使用的方法都是演绎法，并且不严格，叠床架屋，越弄越“断烂”。为什么到了乾嘉一代的学者突然间有了逻辑能力大飞跃，还用起归纳法进行文献考据了呢？这个问题清末民初就不断有人问起，有人认为是西学东渐以后由耶稣教会传教士带入；有人不同意，认为是中国人自己摸索出来的。胡适属于后一派，他于1934年初在辅仁大学的讲演中一番论证后说，“简括起來說，中国古代沒有自然科学的环境，士大夫与外无由接近，幸有刑名之学，与法律接近，科举時考「判」，做官時判案，尤须人证物证，拿此种判案方法应用在判別古书真伪，旧說是非，加以格物致知之哲学影响，而为三百年來考证学之來歷，故純為国货考证学，不会來自西洋的，將來有研究天主教耶穌會教士東來的歷史專家提出新證據，我當再來輔仁大學取消我今天的話。”不过，胡适这份断言还是缺乏说服力。因为国人做官断案断了至少1500年，如何到了乾嘉年代才突然悟出了归纳法？所以胡适恐怕真的错了。下面对此问题展开说一说。
前面说过，直到“考据派”之前，中国读书人错失了两次发展逻辑学的机会---自源的《墨辩》与外来的因明学所提供的机会。不过，与这两次机会所相关的逻辑学都是形式逻辑（三段论），它属于演绎逻辑，除了三段论外还有假言推理和选言推理等，它所依赖的是逻辑正确，不是事实可靠，所以又被称作“哲学研究的推理方法”，读者若回顾本文前一节里介绍西藏逻辑学与西方中世纪的经院逻辑的近似性便可明了。归纳方法虽然看起来不过是演绎方法的逆过程，但关键之处在于它在实际应用中必须依赖事实（数据）的收集（不包括数学归纳），不能单靠逻辑推理来得出判断，所以又被称作“哲学研究的科学方法”，是过去500年逐渐发展起来的，它是现代科学赖以建立的基本思维方法。所以，回到上面的“考据派”的方法来源问题，如果中国文化里尚未建立严格的形式逻辑就可以跨一大步直接发展出归纳法，那就只能解释为清代学者的某种奇妙的“顿悟”了。胡适一派显然没有仔细想一想这个可能性有多大。
“乾嘉考据学派”如果以顾炎武（1613-1682）与王国维（1877-1927）两人分别为该学派的始终之人，则乾嘉学派延续了差不多250年。不过，考据派使用的归纳法的出现却远在顾炎武的著述之前，公认的是以明代学者陈弟（1541年－1617年）的《毛诗古音考》为代表，该文发表于1606年（《中国语言哲学史》）。陈弟又是从哪里学来/悟出归纳法的呢？我所见到的各种研究分析，以河北师范大学王宏斌的《历史考据法探源》（见《史学理论》2002年1期）最为详尽，读者可以参考。简言之，天主教神父利玛窦1583来华后，苦学了12年汉语，于1595年用汉语在韶州发表《天主实义》，分送给士绅阅读。1598年利玛窦带此书往北京次年南返时留住南京，建立新教区，从此与徐光启等结交。1600年再带该书去北京，《天主实义》的读者大增，利马窦将其再版，并在1603出三版，又于1605到1606年在杭州刻第四版。此书还译成日文与高丽文，又在澳门再版三次，可见该书当时很有影响。
《天主实义》的影响离不开它的论证方法。利玛窦证明神的实在的方法中用了归纳法与其他逻辑推理方法来，在引用儒家学说时也是如此，使得当时的中国士绅耳目一新，深为折服。谢肇淛（1567～1624，广西右布政使）等说该书“往往与儒教互相发明，而与佛老一切虚无若空之说，皆深诋之。余甚喜其说为近于儒，而劝世较为亲切，不似释氏动以恍惚支离之语，愚骇庸俗也。与人言恂恂有礼, 词辩扣之不竭，异域中亦可谓有人也已! ”还有的说利玛窦在北京的影响可谓“都中缙绅，交许可其说，投刺交欢，倒屣推重，倾一时名流。”
陈弟是否读过《天主实义》，以及一些列的相关问题，在王宏斌的文章里都有仔细的论证，我就不再赘言，读者可以找原文来读。我只强调一句，如王文所述，《天主实义》“毫无疑问属于充满宗教色彩的西方神学作品, 但仔细阅读它, 就可以发现它不仅包含着文艺复兴之后西方世界的哲学、逻辑学等知识, 而且也包含着那个时代的天文、地理、生物、化学等自然科学知识成分。”这是该书所以不可避免地要介绍归纳法的根本原因，如同当年佛教传入时不可避免地要介绍因明学一样。
正是因为有各种实用的自然科学知识，基督教神学带来的逻辑学不再为中国读书人所忽视。这第三次的在中国文化里建立系统逻辑的努力终于结出了果实。不仅现代自然科学现在成了国人的普通教育的必修内容，其中所包含的现代科学思维也是必不可少的，只是还没有完全普及到社会学、政治学领域。而这一切成为可能的一个决定性变革，恰恰是改造汉字的使用。
三、汉字的百年变迁
如今3500汉字就可以满足99.48%的需求的秘密在于将表意的汉字当作记音表意符号来用。因为汉语不同单音共约1265个，3500个常用汉字只要涵盖了这些音节，再用这些字组织新词，以词造词，汉字于是通过“新文化运动”后成为音意文字在使用---即记音表意。后来又加上了汉语拼音，通过拼音作为过渡媒介来联系计算机与人，这就解决了汉字的计算机输入问题。而汉字的存储则因为计算机的容量目前都不是瓶颈问题，加上“双拼”手段等，所以用汉字在计算机上写作还是相当方便，汉字的难学难记问题得到了很大的缓解。最为重要的是，汉字的这番改革使得汉字可以直接记述言语，极大提高了语言表述的准确性，因此表现为汉语的表达能力的提高。说汉语的人不需要在学会说话与认识足够多的汉字后，还要另外学习一套汉字写作规则来组织思想的表达，减少了“以辞害义”，实现了“我以我手写我口”。
能实现汉字同时“记音表意”，靠的是两个工具：普通话加汉语拼音。随着计算机的普及，普通话与拼音的推广会更加容易，因为现在的儿童如果不学会这两样就没法在计算机上写作。（其他方案都不够方便。）世界上于是出现了一个14亿人口说同一种语言的民族，它对于促进中华帝国向民族国家的转型无疑是有利的。但是，很多与地方语言紧密相连的文化---例如地方戏曲，也就消失了。
汉字作为“记音表意文字”来使用也有问题，在我看来首先是“视听分离”，造成学习上的逻辑混乱。例如，“我爱我吗吗”一句，它就是一句视觉上判断为错但听觉上判断为对的句子，这是使用拼音文字没有（或极少有）的现象，违反了逻辑一致的原则，对于年幼的学生来说，不利于逻辑概念的生成。
而使用汉字的最大弊病是给人们理由扎根于过去，把使用汉字与证明汉文化是“唯一未曾中断过的文明”相联系，自欺欺人。绝大部分这样说的人其实并不读古书，也读不懂古书，但却动辄搬出祖宗来说事，弄不懂文字与思想文化的关系，更看不到一种相对落后的书写系统对于文化发展的阻滞作用。
有一位作家这样说：如果中国的文化是以如盎格鲁-萨克逊民族的表音文字记录的那样容易随着语音的变化而变化的话，它恐怕就不会那样深深地植根于过去而更容易进化，更少对于新思想的抵抗。
汉字已经走过了至少3500年，从表意文字变成了音意文字；它的运用从过去的口手分离，变成了今天的记音表意；它的学习也从数万降到了今天的数千，还要配上罗马字拼音。它还会继续演变，或许有一天如同其他的表意文字那样成为历史也未可知。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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