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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10）：中国人的道德（三）

河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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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中国特色（10）：中国人的道德（三） (619 reads) 时间: 2014-12-11 周四, 上午4:42

作者：河边在驴鸣镇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中国特色（10）：中国人的道德（三）

原来以为讨论这个话题可以将帖子数限制在8~9个，不想其中的麻烦真不少，拖到现在还没说到关于道德的标准问题，希望朋友们原谅。这其中也因为讨论这样的问题必须要澄清一些基本概念，否则就有交流的障碍，而一些概念的论证的确枯燥无味，我的文笔又缺乏训练，非常抱歉！希望朋友你的耐心会让我们的交流日渐容易，更希望不断给与批评。

道德准则的制定必然要有可依据的标准，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关于制定道德准则的真理。关于真理形成的各种理论中，“对应理论”是影响最大的一种理论。它说的是，真理都是语言的表述，而可能成为真理的表述的必要条件是该表述必须和事实相对应。前面说过，真伪判断属于存在判断，即存在的为真，不存在的为假。最简单的说法就是我在本系列（2）里介绍的巴门尼德的定义：它是，它不能不是；它不是，它必定不是。例如，“太阳从东方升起”为真，这个表述对应于所有的人都同意的事实，所以是真理。而“太阳从北方升起”为假，它没有对应的事实。如果我们面对的是“红烧肉真香”这样的陈述，尽管这个陈述面对的是一碗红烧肉，但是一定会出现有的人不同意的问题，即这个陈述属于主观价值（真香）判断，所以没法应用上面的真假判断。我们因此知道真理具有客观性，真假判断属于客观判断；而好坏判断属于主观判断，所以不能用来检验真理。

在政教合一的社会里，虽然主观判断的权威是权力树立的，但是权力树立某个权威时必然要宣称这个权威代表的是真理，否则就不能取信于民众，因为人的思维过程的本质-----因果性-----没法接受假的权威。不过在“好字当头”的文化中，这个真理不是我们上面理解的“客观真理”，即可以通过系统逻辑和实证方法来证明和验证的东西，而是可以带来“最好”的结果的东西，所以“真”就用来指称“真君子”、“真圣人”、“真伟大”，等等。这种判断不是关于存在的判断，而是等级的判断，本质上属于好坏判断，所以容易使人的思维发生混乱而不察觉。这就是说，“好字当头”的文化的问题不是“不求真”，而是“求真混乱”，结果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真假不分的“假亦真来真亦假”的问题，不分东方和西方，都无例外，大家只要想想希特勒德国和苏联帝国就容易明白这个道理。

下面我通过“真理发现”和“真理检验”来做进一步分析，然后再看中国传统道德的真理标准问题。

一、真理的发现

总结起来，人类用来发现真理的方法可谓“花样百出”，从猜想到试错，从简单推理到系统分析，从信仰到实证，都是用来发现真理的办法。从效率的角度来看，如果是面对两种可能性时，用猜测方法获得真理的几率是50%，如果面对的是可以运用经验的场合，猜测方法甚至可能达到“百试不爽”的地步。古人其实就是用猜测方法发现过很多真理，最有名的例子莫过于古希腊的原子理论，留基伯（Leucippus）尽然2500年前就提出万物由原子构成。不过在现代认知理论看来，在现代科学证实了这一现象之前，原子理论只是留基伯的观点，而不是真理，----尽管他的目标是要发现真理，因为他给出了一个陈述，却没有给出对于这个陈述的检验。所以，我下面将发现真理的方法按其结果是否可以检验分为可检验的和不可检验的两类来讨论。

1、不可检验的方法
信仰。信仰属于不可检验的发现真理的方法，或者说，信仰是关于真理的陈述，但这种陈述不可检验。那么，信仰和猜测有什么不同？不同在于信仰是通过理性思维寻求终极真理，希望通过发现终极真理来回答人生的所有问题。信仰并不反对检验，但是认为“世俗”的检验（无论形而上还是形而下）都没法检验信仰的真理。

2、感知、推理、实证
感知、推理、实证是普遍都接受的可以检验的三种方法。说起来是三种方法，其实我们在使用这些方法时经常都是三者混合在一起应用，这里是为着论述的方便而做的分析。

感知方法即通过感官将事实输入大脑，然后给出的陈述。例如，眼睛看见太阳从东方升起；身体感觉雪是寒冷的；等等。简单说来就是“感知是事实的投射”。

推理方法则更进一步，分为简单逻辑推理和系统逻辑推理，是形成思想的过程。例如，在感觉到雪是寒冷的基础上，再发现雪可以溶化为水，于是可以通过逻辑推理延伸至下雨的经验，推理出“天上可以落下雨水，也可以落下雪花，雪花也是水，但是使人感觉比雨水要寒冷”。简单说来就是“事实后面的逻辑形成思想”。复杂的推理方法就是所谓的系统逻辑，它是一套逻辑方法，要求严格地建立概念、条件、推理过程等，避免用错误的逻辑推理得出结论。

实证方法指的是现代科学方法，是一个比较前面的逻辑推理更为系统的方法，目的是解决系统逻辑方法的误差问题。例如对于上面的下雪/下雨现象，后面的逻辑推理也可以是：“天上可以落下雨水，也可以落下雪花，雪花也是水，但是使人感觉比雨水要寒冷，所以我们有两个天，一个负责下雨，另一个负责下雪”。这样的问题正是如同亚里斯多德的“大球比小球下落要快”的问题，科学方法可以帮助解决这样的错误，实际上是要求将推理和感知结合起来。这样一来，古代人认为属于科学的纯逻辑，例如数学，就从科学里分出去了，对于神的实在性定义也改变了；更为重要的是从此建立了“科学求真”方法来（1）验证陈述是否是真理，和（2）人工建立事实来发现真理。这样一来，人从此可以大胆想象（即建立假说/陈述），然后通过可感知（包括间接和直接）的实验（即建立事实）来发现真理；或者对于一个直接的观察（感知的事实）建立同样的模仿来得到真理陈述。这种方法出现后，人很快揭示了大量的过去几百万年都没弄清楚的自然之谜，还发明了自然界没有的东西，如人工智能、电子音乐等。

二、真理的检验

前面讨论的真、好/善、美三类判断简单说来是针对关于知识（真）、行为（好）、艺术（美）的判断（不过美的判断包括的范围远不止艺术！），而检验判断则是判断的判断，是对生成的判断进行验证的过程。由于好坏判断和美丑判断都是（或包含）主观判断，检验判断对于这两种判断只能通过自我检验来完成，所以没有客观的标准，因此是没有意义的。检验判断因此只适用于真假判断。这个问题因此变得复杂起来，有必要仔细讨论一下。

1、行为的检验
道德是关于行为的标准，行为的判断即道德判断属于价值判断，当然是好坏判断。如果好坏判断是主观判断而不能检验，那就乱了套了。前面说过，中国古人关心社会制度的设计问题，而社会出现人为制度是文明的开启之时，所以中国文明的确历史悠久。这个悠久的传统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古人的智力活动的指向，缺乏对于抽象思维的兴趣（例如没有发展出拼音文字）或许和此有关，这是一点题外话。既然中国古人是“好字当头”，那就必须解决行为检验问题，用“圣人”的权威作为解决之道就是一个逻辑的选择。比较西方，这个问题的解决是通过神的权威，这个抽象的设计将权力也至于其下，所以道德的权威最终不是在权力手里，权力同时也要受道德的权威的约束。

这种差别最终导致西方帝王和中国皇帝的差别：在西方基督教的普遍信仰使得多数信教的国王都受到信仰的约束，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欧洲中世纪的教皇和国王的分权式的政教合一；在中国只有少数受过透彻的儒道教化的皇帝愿意遵守传统道德，但是权力的制约却没有如欧洲那样的分权，只有一个皇权，是为西方人眼里的“东方专制”，归根结底是没有制衡的权力。因此有中西专制自古不同的区别，究其根源，还是来自最初的思维逻辑的差别。

2、道德的检验
西方的道德权威的抽象化（即一神教）使得政教分离一旦实现，取代神权的权威的逻辑选择自然也应当是抽象的，因为在教皇和国王平起平坐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新的不是抽象的权威的话，无论这个权威是个什么人，总有一方面不愿意接受，这就为法治的发展提供了绝好的机会。结果就是抽象的法律取代神，靠法律来压迫所有的人，规定每个人都有同等的自由权利，将这一设计逐渐扩大到所有社会成员，这是西方迄今所走过的道路。所以虽然有表面看上去的从政教合一到政教分离的转变的巨大差别，但同时却又有内在逻辑的延续性，所以有可能避免转型所带来的太大的社会震荡。

中国如要实现政教分离，如清末民初的30年，习惯于服从具体的人的权威的国人要转型为服从抽象的法律的权威，其难度自然比欧洲发生过的转变要困难，所以出现普遍的违法现象，最后导致社会运行失序，由新的独裁出来收拾局面。这也恐怕是文明古国土耳其和印度转变为法治要比中国成功的原因，毕竟他们都有过服从抽象权威的经验。那么，阿拉伯人又为什么难以实现政教分离？我以为可能是因为土耳其较多地受东罗马的影响，伊斯兰教不像在阿拉伯世界那样过深地同时用作国家的法典缘故。这个想法还需要更仔细地检讨。

三、中国人的道德标准

现在再来看中国人的道德标准问题。若以西方为参照，西方实行法治后，将对于人的行为的强迫规范交给了抽象的法律后，道德就成了个人的事物，是一件自律的事情，于是要求多元和包容，除了公众人物，普通人的道德问题成了私人问题。而在中国，在政教合一的条件下，道德行为的好坏判断仍然受到权威的制约，但是这种权威在古代具有的法律性威慑（如家法、族法、教门道会法）已经瓦解，只剩“众口一词”的“舆论”的威慑，这就不可避地更加刺激和鼓励各种各样的说一套做一套的两面派行为，以及大量的无视他人隐私的“侵权”行为。换言之，在现代社会普遍将道德作为个人自律的“软约束”时，中国的道德约束在现在的转型过程下成了不古不今的一片混乱，同时缺乏真正的法治，所以就有现在的“道德大滑坡”现象。既然没有法治可以依靠，剩下的就是无穷无尽的道德口号，配合以一阵接一阵的“严打”和“反腐”各种乱象。

提倡在中国“复古”的人们似乎都不否认他们还是要反对“三纲五常”，要恢复的只是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部分。岂不知，一旦去掉了“三纲五常”，那些个优良之处也就失去了所依附权威的压迫（不论是有形的或无形的），如何能存在？中华文化中的“求善至上”的思维逻辑其实正是国人选择“社会主义美好理想”的深层思维逻辑。毛泽东之反传统不是他不够传统，他是致死都在捧着线装书过日子的人，他的反传统不过是认为传统还妨害他得到自己要求的威权（权力和权威的合一），恰如他自己说的，他比秦始皇还要秦始皇！

中国文明的转型只有向前，政教分离，建立法治才有出路；回归传统没有出路。以中国之大，传统思维习惯之深，中国的转型必须要有相当数量的民众改变传统思维逻辑才有可能实现，所以中国还是需要有自己的启蒙运动来建设新的道德机制。

（待续）

作者：河边在驴鸣镇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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