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朗运动
加入时间: 2009/0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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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布朗运动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代价不是单方面的，联邦政府的承诺不是免费午餐。民权活动家巧妙地利用了冷战给美国带来的压力，也就使自己承担了反共十字军的义务。有色人种国民协进会（NAACP）采取的立场可以称为“统战自由主义”，给延续至今的美国中左派政治传统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他们的地位非常接近于保卫罗马的蛮族将领：不完全是罗马人，但很可能同化为罗马人；为罗马抵御蛮族入侵，但自己也可能变成蛮族入侵罗马的先锋。曼宁?马拉博断言：协进会已经变成了“麦卡锡主义的左翼”。1950年，协进会确实成立了调查共产主义渗透的委员会。协进会领导沃尔特?怀特宣布：“我们不想在协进会内部搞迫害，但我们想确保没有共产党人从中操纵。”（ Resolutions of the naacp annual conference, June 23, 1950）从此以后，地方分会必须向全国总部报告每一次共产党渗透的企图。这种担心不是空穴来风。协进会西海岸地区秘书报道：1945年以后，加利福尼亚里士满分会就在共产党人影响之下。1946年，旧金山分会支持共产党候选人竞选加州州长。
杜博伊斯相信，协进会已经将自己“绑在杜鲁门的战车上”。无论如何，杜鲁门是第一位在协进会年会上致辞的总统。他成立了总统的民权委员会，将民权运动引入冷战的轨道。“种族歧视与美国生活方式不能相容”本身就是套用麦卡锡主义的语言：“共产主义与美国生活方式不能相容”。协进会领导沃尔特?怀特赞扬总统直言不讳地提出了保障民权的实际措施，将废除种族隔离纳入了美国政府的日程表。不难理解，协进会领导人愿意支持杜鲁门的外交政策。他们在1948年大选中倒向现任政府，将华莱士和协进会的无党派传统政策一起牺牲了。
这是赤裸裸的现实政治。杜鲁门的胜利就是民权运动的胜利，华莱士至多只是抗议的姿态。协进会已经发展到成熟的阶段，更关心通过交易分享果实。他们知道：冷战构建了战后民权运动的基本格局，也就限制了他们的发展方向。根据沃勒斯坦的概念，他们已经变成了既成体制的一部分。民主体制内部斗争是一回事，保卫民主和颠覆民主的善恶二元斗争又是另一回事。协进会如果掌握不了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原则性区别，民权运动的大好机会就会转瞬即逝。他们并不希望自己落到老朋友杜博伊斯的下场，后半辈子仅仅依靠《工人日报》寥寥无几的读者支持。杜博伊斯日益陷入孤独和愤怒当中，一再公开赞美苏联，合乎逻辑地主张：在美国政治体制的基本框架内，种族-社会平等问题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苏联如果欢迎他移民，就会使他丧失统战价值；如果在舆论上支持他，就会使他更加孤立。怀特却一再接受国务院的委托，在全世界各地旅行，实际上充当了“美国进步论”的活动广告。他所到之处，无不像马克斯?耶根一样告诫听众：民主有自我改善的无限潜力，苏联的甜言蜜语只是包藏祸心的特洛伊木马。
在整个二战和大部分冷战期间，外因压倒了内因。1946年，国务卿艾奇逊致信公平就业委员会，详细解释外交政策和种族歧视的关系。美国歧视少数群体的报道毒化了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关系，散播了猜忌和憎恶的气氛。他建议公私并举，有效地消除歧视。后来，民权委员会将这封信放进了自己的报告。他们继续用威尔逊主义的语言论证积极推进民权运动的必要性。“我国外交政策意在广泛和积极地影响全世界的进步。甚至我国和外国的极端政治分歧都不能妨碍这个目标，国内的民权缺陷却构成了严重的障碍••••••我们不能逃避事实，国内民权的缺失已经造成了世界性政治后果••••••我们不能忽视世界对我国或我国民权纪录的看法，否则民主的胜利并非不可避免。”（ PRESIDENT'S COMMITTEE）国际关系塑造国内宪制，是旧大陆的正常状态，在美国人看来却是不无遗憾的新现象。
在杜鲁门政府的期待下，最高法院重新解释宪法的时机日益成熟。在“谢利对克莱默案”中，法院根据法律平等保护原则，宣布种族限制性契约违宪，具有重大的象征意义。这将使种族平等构成美国民主原则的一部分，杜国际舆论悠悠之口，在文化冷战中争取有利地位。司法部为了支持重新释宪，引用国务院的观点：美国由于国内的种族歧视，在对外关系上处境尴尬。种族平等本质上属于集体主义概念，与个人主义的独立和平等相差甚大；但在反共统一战线的意识形态笼罩之下，这些次要分歧似乎可以忽略不计。种族歧视威胁到美国担任自由世界领袖的资格，这才是美国精英阶级的首要关注点。五十年代初，国会（包括民主党在两院的领袖）对杜鲁门政府的态度不如法院友好；但康涅狄格州参议员威廉?本顿仍然支持公平就业法案，因为理顺种族关系有利于国家安全。这个理由在当时非常必要，因为“公平就业”的真正涵义就是限制契约自由、侵犯财产权。两者都是盎格鲁传统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石，只有存亡攸关的重大理由才能说服美国人改变主意。早在十七世纪，奥兰治亲王就坚持说：业主有权根据自己的偏见选择仆人和代理人，国会不应立法干预。业主的歧视不会损害任何人的天然权利，因为被歧视者对自己的产业同样可以当家作主。汉普登议员、长期国会和法兰西立法议会的财产权理论跟他相同，新政自由主义的社会和谐观明显更接近劳德大主教的社群主义理论。
在民权运动的大部分历史上，司法机构远不如行政机构激进。冷战时期，内政机构远不如外事机构激进。麦卡锡对国务院的怀疑超过了其他任何政府部门，并不是偶然的。整个1950年代，美新处不断鼓吹种族隔离违宪论。在交通和学校的去种族隔离过程中，司法部习惯向国务院索取他们需要的种族歧视负面材料。可见，国内政治斗争的宣传机器远不如国际冷战斗争的宣传机器精密完备。司法部首先挑战惯例，法院随后重新解释宪法原则。然后，外事部门将法院的新解释加工为宣传材料，反过来论证美国体制的公正和开明、衬托苏联的专横和压制。东欧人和亚非拉的读者和听众关注美国民主的承诺，甚至超过民权活动家。冷战的天平更多地掌握在他们手中，美国外交官争取他们的愿望不会低于苏联情报官渗透黑人团体的愿望。早在布朗案判决下达以前，全世界的目光就已经对准美国最高法院。大多数评论都是从冷战的角度出发的，很少有人关心宪法问题本身。甚至最高法院本身也不是“美国内政不得干涉”的信徒。首席法官沃伦本人就相信：冷战是一场理念的战争，司法系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休?布莱克法官曾经表示，不明智的判决会给海外敌人提供伤害美国的武器。威廉?道格拉斯法官在《奇异的土地和友善的人民》当中写道，种族歧视损害了美国和亚洲人民的良好关系。
“布朗对教育委员会案”尘埃落定，国务院扬眉吐气。他们没有浪费时间，立刻以法院判决为武器，反击苏联的煽动。判决颁布仅仅一小时，美国电台就向东欧发布新闻直播。随后发布的新闻分析宣称，民主程序产生的法律不同于暴民统治或独裁专政。新闻产生的舆论效果恰好符合美国政府的希望，全世界各地普遍表示赞赏。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声称：“国内的平等是自由的武器••••••有助于保障自由世界的事业。” （Republican National Committee, News Release, May 21, 1954）《旧金山纪事报》欣慰地表示：判决会给南美、亚洲、非洲带来更大的冲击，给美国带来持久的荣誉和利益。有色人种占了全世界人口的大多数，判决会将光明和希望带给他们。《匹兹堡信使报》相信：铁幕背后的煽动家终于不得不闭嘴了。亚洲和非洲的亿万有色人种将会看清，理想主义和社会道德在美国占了上风。《纽约先驱论坛报》宣称：美国本着良心和最深刻的信念，界定了基本法。这些“第四权”机构似乎认为：美国宪法同时也是全世界的宪法，对国内各州和世界各国一视同仁；最高法院是自由欧洲电台和美国新闻处的姊妹机构，有责任实现解放全人类的应许。从逻辑上讲，这些观念比罗马帝国和大英帝国更加帝国主义。从事实上讲，这些观念势必授予美国干涉全世界的无穷动机和无限权力。
只有南方各州发出了愤怒的吼声，令人回想起“卡尔霍恩叛乱”反对“杰克逊暴政”的峥嵘岁月。佐治亚州长赫尔曼?塔尔马吉抗议说：布朗案判决“将我们的宪法贬为废纸一张。” （N.Y. Times, May 18, 1954）他指责说：迁就苏联的攻击，本身就是洗脑的成功。“我们的国家因为忌惮身后的共产主义者，已经做了太多的事情。谁在乎赤色分子说什么？谁在乎《真理报》印什么？••••••布朗案判决意味着攻击《权利法案》的行动，只对共产主义者及其同路人有利。” （H. TALMADGE, You and Segregation）从技术上讲，塔尔马吉没有看错。外交斗争已经严重扭曲了国内政治，甚至司法部都变成了国务院的冷战代理人。然而，美国宪制不受国际政治影响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知道他们在做什么，知道苏联不是可以视而不见的纸老虎，知道美国民主的延续有赖于全球民主事业的成败。自由的幸存离不开罗马式强权的保护，这是冷战留给美国和世界的最大悖论。今天，我们仍然生活在这个悖论的后果当中。
从某种意义上讲，苏联部分地实现了他们的目标。他们没能在正面斗争中取胜，却成功地创造了奥威尔式“新语”。他们修改了民主的定义，加入了许多严重违背新教教义和个人主义原则的内涵。他们像某些业已灭绝的逆转录病毒一样，将自己的基因片段插进了人类基因组。在民权运动的起点，私人和社团的自愿契约不受限制。（也就是说：如果当事各方自己愿意，可以在契约中加入排斥特定对象的条款。政府和局外各方无权干涉。）在民权运动的终点，公立机构和学校普遍设置了以种族、而非个人为基础的保障名额。我们不可能看不到：倘若以光荣革命确定的业主财产权和自治法人团体权利为衡量标准，民权运动和詹姆斯二世的政府一样武断。从普通法的角度看，詹姆斯国王强制圣公会和枢密院接纳天主教徒、爱尔兰新教社区不得排斥天主教徒的政策和美国政府强制公立学校接纳黑人、白人社区契约不得禁止邻居卖房给黑人的政策是一模一样的。十七世纪的英国辉格党人如果起死回生，就会将最保守的美国共和党人称为专制主义者和契约自由的破坏者。然而，当年的“武断”在二十世纪已经改称为“进步”。
德雷克?贝尔提出：1950年代的民权运动是白人和黑人合作的结果。白人抛弃种族隔离，部分基于外交政策方面的考虑，部分基于压制黑人种族主义的考虑。没有这种方式的跨种族合作，布朗案永远不会成为现实。美国司法部门的文件告诉我们，冷战价值观的影响何其深远。“合众国正在尝试向全世界所有国家、所有种族、所有肤色的人民证明：自由民主乃是人类迄今设计的最文明、最安全政体。”（ Brief for the United States as Amicus Curiae at 6, 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 347 U.S. 483 (1954)）美国和全世界的报纸欢呼：布朗案“痛击了共产主义”。（See N.Y. Times, May 18, 1954, at 19, col. 4.）民权运动其他各方的论证同样弥漫着冷战的精神，甚至将种族主义称为非美意识形态----这顶帽子原本是麦卡锡主义者为苏联间谍准备的。罗伊?威尔金斯将美国民主的胜利和种族平等的胜利捆绑在一起。（Wilkins, Undergirdingth e DemocraticI deal, 58 THE CRISIS6 47, 650 (1951).）这是极为明智的营销策略，因为美国在冷战中的实力地位、美国民主在意识形态斗争中的实力地位都比黑人在地方性政治中的实力地位强大。
美国意识形态以个人主义为核心，强调个人自由、权利平等和机会均等；但机会均等和个人自由并非没有潜在的张力。如果机会均等需要国家强制才能保障，是否证明个人自由理应为平等让步？个人偏见和个人偏好是个人自由的必然结果和必要成分，是否需要国家强制纠正或教育？如果国家有权以武力纠正偏见，美国真有权利反对苏联的政治迫害吗？集中营的正当用途本来就是实施强制教育，改造苏联公民的错误认识。或许，美国人只能抱怨他们的教育方法不够科学？这些问题触及权力与正当性的神秘核心，不是浮泛的民主宣传辞令所能权衡的。美国的主流媒体宣称，布朗案实现了民主的胜利。然而，更加准确的描绘应该是：在美国主流价值观当中，个人自由和社区自治向国家利益和社会平等做出了重大让步。这种价值观包含多种成分，民主只是一个笼统含混的称谓。这项判决产生的后果异常复杂，并非全都属于正面现象，目前还不能轻易判断故事的结局。
作者：布朗运动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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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冷战与种族隔离制度的废除 1 【刘仲敬】---------非常不错的观点，希望大家看一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