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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帖]胡宗南：一生未暴露身份的地下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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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mon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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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8/0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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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lemon25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对于胡宗南率25万大军与毛泽东率的2万西北野战军在陕北打了1年，屡吃败仗，而毛在此期间一直从容应对，从不惊慌，不免令人觉得此中定有蹊跷。听闻我党说过，我们在台湾还有极高层阶的间谍。再想想胡宗南，他出身贫苦，早年思想左倾，艰苦朴素、不爱钱财、不好女色，是个理想主义的人物，的确是个理想的地下党员的人选。仔细读读这篇文章，你就会发现，种种迹象让人不得不猜想胡宗南是不是就是一名一生没有暴露身份的地下党呢？
胡宗南大军攻占延安 毛泽东不慌不忙
胡宗南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军校里，大家都认为他是共产党。这是因为他与军校卫兵司令胡公冕过从甚密，胡公冕是公认的共产党员。这时贺衷寒等有影响的人物为胡宗南说话，加上胡又发起组织了反共的孙文主义学会，他就没有被当作共产党人对待。另外，胡宗南有个亲密朋友——军统头子戴笠。胡结婚是戴笠做的媒。戴笠曾命令胡军中的特务把上报的情报抄送胡一份，这么一来，没人敢报告任何对胡的怀疑。
一九四七年初，当蒋介石攻不动北满根据地时，他知道事情糟了。蒋需要战场上的胜利，来鼓舞士气，于是他想出了攻占中共大本营延安这个主意，蒋把这个重任交给他最信任的人：胡宗南将军。蒋对胡的信任可谓坚若磐石，他甚至把二儿子纬国托付给他，据说纬国结婚时蒋不在场，“父亲”一角都是由胡来承担的。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蒋介石从南京电召胡，部署进攻延安。同一天，毛就得到了情报，决定延安紧急疏散。三月十八到十九日，胡宗南占领了延安。国民党大吹大擂称这是伟大胜利。但是胡占领的不过是一座空城。
当时毛在陕北只留下两万来部队，不到胡宗南二十五万大军的十分之一。他坚持不准其它战场抽调兵力入陕增援。对延安即将失陷而惴惴不安的高级将领们，看到毛泽东如此胸有成竹，既吃惊，又敬佩。 更令他们和毛身边人惊叹的是，向来注意安全的毛，在胡宗南进城前几小时才离开。胡军的枪声一阵紧似一阵，警卫员们催了又催，他就是不走。最后说走，车门为他打开了，司机启动了发动机，再次提醒他，他却背着手站着不动，眼睛凝视着延安的标志宝塔山。
国民党的枪声已在近处响成一片时，毛才不慌不忙地向北动身，乘坐原美军观察组留下的吉普车。跟他同车的有现任参谋长周恩来和毛夫人江青。一路上，毛和周说说笑笑，用警卫员的话说：“好像这不是一次撤离后的行军，而是平常的旅行。”
胡宗南军队屡次中伏被歼都是事先设好的局？
到了延安东北三十公里的青化砭，毛叫司机把车开慢，凝神四下看着。行车的公路沿着一条狭长的河谷，两边是黄土大山，被山洪暴雨冲刷成无数崖峁沟壑，是打埋伏的好地方。警卫员看见毛一边细看，一边情不自禁地点着头，觉得很迷惑，不知道他的眼神和动作是什么意思。一个星期后他们才明白。三月二十五日，胡宗南的第三十一旅旅部和二千九百官兵在这里走进了中共设下的埋伏圈。
事实上四天前，毛在陕北的全部军队两万余人就已在青化砭设伏。而胡宗南的三十一旅是在中计的头一天，才从胡宗南本人那里接到命令去青化砭。据少将副旅长周贵昌说：还未到青化砭时，他们探知那里有伏兵，当即电报胡宗南。胡来电斥责说：“贪生怕死，畏缩不前，非军人气概，绝对要按规定北进，迅速占领青化砭，否则以畏缩不前论罪。”这个旅只好硬着头皮往前，结果被全歼。这时，胡把主力派往另一个方向的安塞，使他们不可能来青化砭救援。三个星期后的四月十四日，胡军一三五旅在延安正北羊马河又同样中了埋伏，死伤加俘虏五千人。就像在青化砭一样，可能援助的胡军主力远在西南方被高山深峡阻隔的另一端。
中共的第三个轻而易举的胜仗，是打下延安北边五十公里处的蟠龙，那里储存着面粉四万多袋，军服五万多套，武器弹药不计其数，是胡宗南全军的补给基地。胡宗南只派一个团加旅部直属队守卫，把驻扎在那里的两个兵团七个半旅派往远在北方的绥德，说是中共主力在那里。四月二十六日胡军两个兵团从蟠龙出发，两天后发现中共好几个旅的大部队正朝跟他们相反的蟠龙方向运动。他们认为“部队不宜前进”。但胡宗南仍坚持命令他们“急进绥德”。五月二日到达绥德，等待他们的是空城一座。而就在这一天，已把蟠龙团团围住的中共军队开始进攻。
胡宗南大军占领延安 陕北却仍是中共的天地
中共在胡宗南占领延安不到两个月就打了三场大胜仗，新华社向全国广播，宣布毛泽东依然留在陕北。这一消息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尽管毛不在延安市内，他没有像国民党宣传的那样被赶走，陕北还是他的天地。
在胡宗南占领延安的一年中，胡军被调来调去，从来找不到中共主力，反而不停地中埋伏，一场大似一场。中共牢牢掌握着陕北大部分地区，毫无顾忌地热火朝天搞土改。毛离延安不出一百五十公里。他的随从从八百人增加到一千四百，包括一个骑兵连，还有一组规模庞大的电台，一天二十四小时工作，跟苏联以及全国各地的部队、根据地保持联系。每天，毛都用电报向全国各战场发出指示。
但有一次，毛差点儿遇险。那是一九四七年六月，他在一个叫王家湾的村子里逗留了将近两个月，住在农民家里，头一回跟老百姓同在一个屋檐下。他住得很惬意，每天散步、跑马。天热了，警卫员砍了几棵树给他在室外搭了个凉棚，用树枝树叶编织成田园风味的棚顶。毛很满意，黄昏时爱坐在凉棚里看书，念英文以作消遣。
六月八日，胡宗南手下的军长刘戡带着部队突然出现在附近。原来，毛住地的一名小学教员逃跑了向刘戡报信，说村里有很多电台。刘估计毛就在这里。刘戡出其不意的到来，使毛泽东朝周恩来大发雷霆。他们争吵着怎么办，往哪里逃去。要彻底安全只能往东走，过黄河进入根据地，船和汽车一直停在黄河边日夜待命。但问题是路太远了，他们跑不过刘戡的人马。毛只能往西去，朝戈壁滩走。决定作出后，村里老百姓被集中起来往相反方向转移，想引开国民党军。
那天下着大雨，山路太滑没法骑马时，专门挑选的膀大腰圆的警卫把毛背在背上。电台不出声了，以防被发现。只有一架电台在紧张地工作着，显然是跟胡宗南联系要他把刘戡调开。毛在陕北时，跟胡军中的电台联系从未中断过，管发电报的机要人员说：“他们的行动完全掌握在我们手里”，还说：“我们的人的身份有的直到现在也没公开。”
刘戡真的被调走了。六月十一日晚，他就在毛的屁股后面，近到毛的警卫能听见他的队伍说话，能看见他们的火光。毛的警卫紧张得头发都快立起来了。正当他们准备誓死保卫毛时，毛满面笑容地从窑洞里出来，说敌人要退兵。果不其然，警卫们瞠目结舌地看到，刘戡的队伍沿着山沟跑过，没碰他们一根毫毛。原来，胡宗南给刘戡下了死命令：“向保安南之双儿河集结，限十四日拂晓前补充完毕。”保安曾是毛的首府，胡声称“匪主力”在那里，刘戡非得按期到达参加“围剿”不可。结果保安又是空城一座。毛的随从们为毛的“神机妙算”惊叹不已。
刘戡整编第二十九军被歼 “收复延安”梦断胡宗南手中
刘戡不久便死在毛的手里。一九四八年二月，胡宗南下令他带两个师，增援延安与黄河之间的宜川。此行有三条路可走，胡指定刘戡走经瓦子街的洛宜公路。刘戡是二月二十六日得到命令出发的。三天前的二十三日，彭德怀的军队就已经在瓦子街设伏击圈。彭在视察地形时，看到这里的公路两侧，山高坡陡，沟深谷狭，遍布梢林，满意地说：“这真是歼敌的天然好地形啊！”
刘戡的先遣队发现中共大军埋伏，向胡宗南要求先打伏兵，“解除翼侧威胁，”“如不先去掉这一翼侧威胁，仍沿洛宜公路前进，不但不能完成解围任务，而且解围部队本身必遭危险”。胡宗南一口回绝，要该军 “按照原定计划，沿洛宜公路迅速前进”。刘戡手下的二十七师中将师长王应尊回忆道：胡宗南的命令使全军官兵大失所望，忧心忡忡，但亦无可奈何。在行军中大家低头不语。他们就这样明知走进“口袋”里而不得不走进去，两天激战，数名将领被击毙后，刘戡在重围中自戕身死。
刘戡整编第二十九军被歼后，胡宗南集团军心涣散，固不待言，连蒋管区的人心亦十分动荡，特别是关中一带，人心惶惶，一片混乱。陕北战场国民党彻底完蛋的命运就此定下，蒋介石想利用“收复延安”鼓舞人心的初衷，断在胡宗南手里。
胡宗南：貌似《潜伏》余则成原型
蒋介石在一九四八年三月二日的日记里写道：“此一损失，全陕主力几乎损失三分之一以上”。他很清楚这都是胡宗南的责任：“宗南疏忽粗率”，“重蹈覆辙”。然而，当胡宗南假惺惺地要求辞职时，蒋介石用伤感的满篇空话拒绝了他。“宜川丧师，不仅为国军剿匪最大挫折，而且为无意义之牺牲，良将阵亡，全军覆没，悼恸悲哀，情何以堪。该主任不知负责自效，力挽颓势，而惟以撤职查办，并来京请罪是请，当此一方重任，正在危急之际，而竟有此种不知职守与负责任之表示，殊非中正之所期于该主任者也。”一场敷衍了事的调查报告把责任都推到死去的刘戡身上。国民党遵循的是官官相护的传统，更何况人人都知道胡宗南是蒋介石宠信的天之骄子。
蒋介石容忍胡宗南一犯再犯的“错误”，一打再打的败仗，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他用人的风格和判断力。他刚愎自用，无条件地信任他喜欢的人，天塌下来也给他们撑腰。他的固执使他犯了错误不肯回头。胡宗南毁掉了陕北的军队，蒋介石居然允许他把别处的部队也调去陕北，让毛泽东吃掉。美国主要军事顾问巴尔说：胡宗南“说服”蒋介石“不断向他的战场增兵，使得国民党在华东战场后来蒙受灾难”，华东一些重大损失就是“兵力西移的直接后果”。而西移的兵力要么没用，要么也被毁掉。
在胡的鼻子下转了一年后，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三日，毛泽东离开陕北东渡黄河。渡口的河滩山坡上站满了组织起来送行的老百姓，毛上船前还跟区镇干部一一握手话别。这样闻所未闻的透明度，意在显示他不是偷偷摸摸地溜走的，而是以胜利者的姿态告别的。一个月后，胡宗南在损兵折将十多万后，干脆放弃了延安。毛对中共的胜利没有大事张扬。师哲说：“我以为毛主席会发贺电，便等在一旁，准备执行任务，可是没有。”显然毛不想让胡召来太多的谴责，以防蒋介石真的撤他的职。
胡宗南继续给蒋带来一次次全军覆没，最后一共有几十万大军丧失在他手上，连同美国援蒋武器的三分之一。蒋介石逃往台湾时，派飞机来接胡宗南。胡想留在大陆，却被部下一拥而前，急拥上了飞机。到台湾后他受到监察院的弹劾，说他“受任最重，统军最多，莅事最久”，“贻误军国最巨”。弹劾因蒋介石的庇护而失败。之后，蒋还派胡主持“反攻大陆”的工程，包括派人潜入大陆。这些人都一一落入中共的罗网。蒋介石后来也许意识到他用人的灾难性错误。黄埔是他的基地。但是他的侍卫、台湾后来的行政院长郝柏村告诉我们，蒋在晚年“对黄埔军校的人都不愿谈起”。会不会是蒋介石猜到了，黄埔军校里曾埋下一群中共的钉子。
胡宗南最终于一九六二年死于台湾，至今也没有资料证实他究竟是不是中共地下党。也许这个事情将永远都是一个谜。在那个战乱的年代，一定还有很多不为人知的，至今都没有证实身份的地下党员，他们都为新中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华儿女定然不会将他们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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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心腹、“西北王”胡宗南
蒋介石心腹、“西北王”胡宗南
特工战史上的奇观
中共谍报“后三杰”
他们都在胡宗南部潜伏
他们都成为新中国外交家
2005年6月，一本由张戎与其丈夫英国人乔·哈利戴合写的传记——《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在台湾引起轩然大波。作者在书中声称“胡宗南可能是红色代理人”，引起胡宗南之子胡为真的强烈抗议。
将昔日西北王，蒋介石倚为股肱的四大心腹之一，贵为“国军”一级陆军上将的胡宗南指为“红色代理人”，的确足够有爆炸力。尽管书中并未提出有力证据，但胡宗南在逃台后逐渐失宠也是不争的事实。
胡宗南的失败原因众多，其中不可忽视的一点便是，他的部属中竟有三位亲信同为中共谍报人员。这三人自始至终深受胡宗南信任，甚至还被胡送往美国深造，回国后又并肩战斗在新中国的外交战线上。这堪称世界特工史上的奇观。这三位谍报英雄便是被周恩来称为“后三杰”的熊向晖、陈忠经和申健。
周恩来的闲棋冷子
“后三杰”分别毕业于北京最著名的三所大学。抗战前，熊向晖就读清华大学中文系；申健在北平师范大学经济系；而陈忠经更曾担任北京大学学生会执行委员、学生会主席，是名噪一时的###领袖。
论年纪，熊向晖比1915年出生的申健、陈忠经小4岁。但在参加革命上，熊向晖却走到了前面。进大学不久，熊向晖就通过中共清华党支部负责人杨学诚加入了中共，时在1936年12月8日，“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的前夜。
“ 打进去，拉出来”是隐蔽战线的一贯打法，熊向晖是受周恩来亲自派遣“打”入到胡宗南的营垒中去的，而申健与陈忠经则是从胡宗南的营垒中“拉”出来的，当然 “拉”出来的过程并非被动，而是自觉自愿、积极主动。据说，为了入党，1940年陈忠经甚至冒险闯进被特务严密监视的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
通过周恩来精心安排，熊向晖与申健、陈忠经三人构成一张中共在国民党军队中最重要的间谍网。
熊向晖成为胡宗南的机要秘书时，正当抗战时期。周恩来对熊指示，准备长期潜伏，做一枚国共对弈中的闲棋、布的冷子，到时自会有用。
这一闲就闲了五年，五年磨一剑，一朝出鞘，寒气逼人。
“一个人能顶几个师”
事实证明，周恩来这一着闲棋冷子放在了最要命的地方。
1941年夏天，中共中央社会部派遣王石坚到西安主持情报工作，他的任务之一就是与熊向晖等人联络。
1942年9月，蒋介石在西安主持召开了北方各战区将领会议，会议的情况和胡宗南部队的动向及实力等情况，熊向晖都通过王石坚向延安作了报告。
1943 年夏，蒋介石秘密布置胡宗南，趁共产国际解散之机，闪击延安。7月2日胡宗南根据蒋介石亲自审定的《对陕北奸区作战计划》，下达了于7月9日进攻边区的命令。第二天这一情报就被熊向晖报往延安。当时胡宗南部有10万人，而陕甘宁边区仅有少量留守部队，大兵压境，军委参谋长叶剑英建议使用熊向晖提供的情报，公开揭露国民党发动内战的计划，这一建议得到毛泽东、朱德的采纳。7月4日朱德亲自致电胡宗南，对其破坏抗战的阴谋提出强烈抗议。同时延安《解放日报》登出了胡宗南部的详细部署情况，蒋介石迫于舆论压力，不得不叫停了这次进攻。事后胡宗南虽密令追查泄密者，但从来没有怀疑过在自己身边的熊向晖。
1947年3月，胡宗南再次部署进攻延安。本已安排好出国留学的熊向晖(抗战胜利后，胡宗南资助部下的优秀青年出国深造，熊向晖等三人都被选中，由此也可以看出他们三人在胡宗南心目中的地位)被胡宗南紧急召回为他拟订攻占延安后的“施政纲领”，熊向晖由此获得了胡宗南攻略延安的详细计划。很快这一计划就完整的送到了延安。据说，当周恩来收到这份情报时，曾十分激动地称赞道：“真是好样的！关键时刻又一次保卫了党中央。”
中共中央随即撤出延安，把一座空城留给了胡宗南。
胡宗南的几十万大军虽占领延安却找不到带着中央直属机关在山沟里“转悠”的毛泽东。事后，毛泽东夸赞熊向晖“一个人能顶几个师”。这，是对“后三杰”情报工作的最高评价。
身份暴露？两度惊魂
潜伏十三年，熊向晖等三人身在敌营，处处险境，行差踏错就可能惹来杀身之祸。十三年间，他们遭遇过两次身份暴露的惊魂事件。
第一次是周恩来在乘坐美国特使马歇尔的专机赴延安研究东北停战问题时，在机上不慎遗失一个随身携带的记事本，上面有熊向晖在南京的住址和他的姓。所幸马歇尔将记事本归还给了周恩来，也没有向国民党透露此事，在外躲避了一阵的熊向晖虚惊一场。
1947年9月，中共在北方的情报网络遭到严重破坏，数十名谍报人员被捕，其中就包括王石坚。军统在调查过程中发现了熊向晖等三人的真实身份。但此时，他们已经人在美国，军统也鞭长莫及，加之胡宗南为求自保极力将此事压下。惊魂之后，“后三杰”都平安完成在美学业。
1949年7月，熊向晖从美国回国后，随罗青长去见周恩来。周恩来非常高兴，说：终于在胜利以后见面了。他谈到西安的情报工作，也谈到王石坚出事后他的分析和判断。
周恩来对熊向晖说，王石坚被捕，克农很担心你们三人的安全，我倒不那么担心。这同丢小本子的事件不一祥。那次是顾虑马歇尔直接交给蒋介石，一旦蒋看到，下令查办，必然一查到底。王石坚的事，是下面保密局的人搞的，蒋不会马上知道。从戴笠起，沿下来的郑介民、毛人凤，都同胡宗南有很深的关系。胡宗南一定会压住。其实王石坚有没有供出你们，无关紧要。即便王石坚招供，胡宗南也会让保密局保他的驾。他不是爱护谁，是为了他自己，共产党员在他身边这么多年，还带你打延安，保荐去美国，这件事捅出来，蒋介石饶不了他，陈诚这些人更会落井下石。我估计胡宗南心里有数，必然不敢声张，还会否认。对这样的事，我有点准头。 30多年后，周恩来的分析得到验证。1985年出版的沈醉《军统内幕》中有这样一段：“1947年秋冬间，我曾去西安见过胡，保密局行动处处长叶翔之正在西安搜捕中共地下党组织……发现胡宗南的秘书和他的西北通讯社的负责人当中有中###员，已经活动了多年……胡对此的确大吃一惊。这个死要面子的人，听说自己的亲信中居然有了共产党，脸都气得发青。他立刻决定将所有涉及他部下的几个人都由他自行处理，要叶翔之不必过问，连向蒋介石报告时也应当把这几个人另外列出来，千万不能让蒋介石知道。”
外交三杰
1947年秋，熊向晖进入美国威斯特恩·里塞夫大学学习；陈忠经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进修；申健则赴美国西保大学。三人于1949年建国前后回到祖国。熊向晖此后长期在外交部任职，曾担任中国首次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陈忠经历任对外文化联络局代局长，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等职；申健则长期担任外派大使 。1972年，53岁的熊向晖以周恩来助理的身份亲身见证了尼克松访华。
从某种意义上说，熊向晖可称得上古今中外最特殊的间谍。因为在对手心脏从事地下工作的谍报人员，往往难逃暴露危险。熊向晖不但圆满完成使命，更毫发未损全身而退，还得对手资助出国深造，学有所成而再服务于新中国外交界，一直做到部长级高官。揆诸古今中外间谍史，几乎是绝无仅有之特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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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进攻延安进退失距，折将损兵
一九四六年国共两党结束了抗战中结成的合作关系,正式大打出手。蒋介石调动数百万军队,对共产党的解放区进行全面进攻。蒋介石没有料到的是,经过八年抗战,共产党的军队比红军时期更不好对付了。头十个月,被解放军吃掉六十六个整编旅,约七十一万人,整个机动兵力已捉襟见肘。他不得不改变战略，将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这样，本想再一次坐山观虎斗，得渔人之利的胡宗南也就被心不甘情不愿地推到了第一线。
进攻延安本是蒋介石的统帅部决定的一次闪电行动。即以整编二十九军进犯陇东，吸引陕甘宁地区的共军主力于陇东，形成决战势态，胡宗南亲率十五万多人与甘、青、宁地区的马家军和阎锡山的部队八万多人，共二十四万余人，加上空军配合，突袭延安，实施斩首行动。此时，留在延安地区的共产党军队，只有二万四千多人。对胡宗南而言，这是一场应有绝对胜利把握的行动。
胡宗南当着蒋介石的面，信誓旦旦，保证三天占领延安，摧毁共军的指挥中心。但回到自己的指挥所，他所布置的进攻路线，完全没有闪电战气势。三天之后，董钊的右路军才到达延安外围的临真镇，金盆湾，刘戡左路军才占领甘泉县的崂山，七天后右路第一军才逼近延安城外。如果真心想搞突袭，犯得着这样大兵团齐头并进，大张旗鼓吗？其实阻击胡宗南的彭德怀的部队，不过五六千人，按理说十几万人打一个冲锋就过去了，居然在金盆湾和南泥湾一带，搞得胡宗南的部队三四天无法前进。
据说，胡宗南的作战命令，还没传达到军长，他的秘书和侍卫官熊向晖就密报了延安。这样的军事进度，即使无人密报，也足够毛泽东的中央机关跑得无影无踪。晚年移居美国洛杉矶的胡宗南的上校侍勤队长,唐西园回忆，他当时已经掌握了熊向晖是中共间谍的证据，当面告诉了胡宗南，要胡把熊向晖抓起来干掉。唐西园与胡宗南为浙江同乡，毕业于杭州警官学校，由戴立挑选出来推荐给胡宗南，一直担任胡宗南的贴身侍卫官，后来又随胡同机逃往台湾。他对识别共产党很有一套。他一直不明白，胡宗南为什么不仅不对其采取行动，反而十分器重熊向晖，最后还送熊到美国留学。
这里只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胡宗南根本不相信熊向晖是中共间谍，二是他明知熊向晖是共产党的间谍，故意不动声色，留在身边，让他把消息传过去。胡宗南心里明白，进攻延安前，蒋介石巳损失了七十一万人，如果蒋介石再与共产党耗下去，除去他实际上指挥不了的桂系和其他派系，蒋介石手上能支配的军队，将与胡宗南的力量相差无几，只要他保存和发展自巳的力量，他甚至有机会超越蒋介石，他这个西北王也许就有了古月照中华的那一天了。他根本不想灭毛泽东的中央机关，他要留着毛泽东与蒋介石你死我活的打下去。他不愿意走进敌国破，谋臣亡，狡兔死，走狗烹的历史循环。
进攻延安的速度如此缓慢不说，当第一军九十师在经过七天的跋涉，终于离延安只有十五华里的时候，胡宗南唯恐该师进展过快，毛泽东还没撤离，坏了他的如意算盘。当夜命令该师第二天转攻宝塔山和清凉山一带，而把进攻延安的任务转交第一军第一师，此时第一师尚在九十师后面几十里之处。第一师第二天上来后，与九十师又为争道的事吵成一团，几乎发生火迸，又拖了大半天才进入延安。此时的延安已是空城一座。
相反，在以后的日子里彭德怀可没有对他有半点感激之情。在与彭德怀的交手中，胡宗南志大才疏的弱点得到了允分的暴露。与一步步从士兵成长到将军的彭德怀相比，简直不是一个数量级的人物。
胡宗南进入延安后，共军已无踪影。几天后，接获蒋介石传来的空军侦察情报，共军主力向安塞方向移动。胡为了给蒋介石一个交待，命令董钊的第一军向安塞方向运动，当部队到达安塞，没有发现共军，突然又担心青化砭空虚，命令李纪云的三十一旅赶回青化贬，结果中了彭德怀下的套，三十一旅被全歼，李纪云被活捉。从此以后，彭德怀带着二万多人，越战越勇，越战越活，紧接着又在蟠龙镇全歼胡宗南的精锐第一师一六七旅，旅长李昆岗被活捉。并缴获该兵站大量武器弹药和军需品。当年八月，又在沙家店歼灭了胡宗南的精锐三十六师。
正当胡宗南在延安进也不是，退也不是的时候，彭德怀又看中了宜川的胡部二十四旅，准备来一次更精彩的围点打援。宜川为黄河西岸的古城，是晋南通往陕西的咽喉，又是关中和延安的屏障，不论要守住关中还是延安，都要扼守宜川。一九四八年二月，西北野战军集中四个旅和一个纵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围攻宜川，胡宗南急令刘戡的二十九军增援。刘戡与胡宗南同为黄埔一期同学，与彭德怀同为湖南老乡，是胡宗南部少数不怕死，有胆有识的将领，当初蒋介石要是看上了刘戡而不是胡宗南，也许在延安还不至于输得这么惨。刘戡发现共军有围点打援的动向，要胡宗南改变计划，胡宗南不仅不同意，反而把刘戡骂了一顿。结果刘戡的二十九军在瓦子街陷入彭德怀打援部队的重重包围，全军覆灭，刘戡不甘作俘虏自杀身亡。而原来跟胡宗南最紧，坚决主张不撤的九十师参谋长曾文思却拒绝了该师师长严明杀身成仁的命令，心甘情愿做了俘虏。彭德怀得知刘戡自杀后说：这家伙有种，没丢我们湖南人的脸。算是对刘戡作为一名军人的人格的赞赏。
胡宗南在延安由不想战到被彭德怀牵看鼻子走，逼得非战不可，屡战屡败，最后不得不在一九四八年四月，撤出延安。他这一走，带着了他那曾不可一世的气数与野心，他真正体会到了此时共产党不论在军事和组织上都强于现存的任何一个团体和派别了，他的古月照中华的美梦，被撕得支离破碎。只好再度向他的校长靠拢，唯命是从。
五．患得患失，贪生怕死，痛失良机
辽沈，淮海和平津三大战役后，国民党在大陆气数已尽。胡宗南尽管在延安，咸阳，西安，宝鸡与共军作战不断损兵折将，但由于其抗战积累的家底厚实，在西北大势已去后，退到汉中时，手中仍有四十多万军队。曾一度与宋希濂一北一南摆出一付拱卫大西南的架式。
以胡宋两人的兵力相加，在数量上接近准海战役国民党实际参战的人数，但此时士气已大不如以前，共产党正如正中天，随便就可调动数倍于胡宋的军队和民兵对其围歼。摆在胡宗南唯一活路，就是退至滇缅边境，必要时可进入缅甸，以图再起，实在不行，也可以象后来李弥的部队那样，由缅甸再撤台湾。实际上宋希濂也有这个打算。
据宋希濂回忆，就在胡宗南退到汉中不久，宋希濂曾就两军的出路问题与胡宗南有一次密谈。起初胡宗南还抱有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幻想，以为只要坚守数月，一旦第三次世界大战打起来，西南就有救了。宋告诉胡，别做梦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美英法诸国损失都不小，美国不会为了中国，同苏联再打一场世界大战。宋劝胡抓紧准备，向滇缅边境集结。他抗战时曾在缅甸呆过三年，对那边的情况熟悉。两人当时都非常激动，认为这两支队伍有救了。
在宋希濂来汉中之前，胡宗南曾见过中共派来的策降人员孟丙南和张新，这两个人当时仍在汉中。胡宗南曾动摇过，有投降的打算，反复询问时任西北野战军副司令原国军三十八军军长赵寿山的情况，并一度抱头痛哭，不知所措。宋希濂的一席话，使他看到了一线生机，打消了投降的念头。
一九四九年八月，蒋介石从广州飞抵重庆。胡宗南，宋希濂专门就放弃成渝，撤守滇缅的计划，向蒋介石汇报，遭到蒋介石的断然拒绝。作为最高统帅，长期与基层脱离，对当时四川的几十万中央军和地方武装的士气，特别川军与中共的接触不甚了解，同时又基于治上的考量，不主张放弃成渝，倒也还勉强说得过去。但作为一线的指挥官的胡宗南，在平时都敢对蒋介石的命令搞“将在外君命有所不从”的把戏，而在几十万将士的生死关头，却患得患失，犹豫不决，以至失去了向滇缅边境撤退的最佳时机。
就在胡宗南被蒋介石搞得举棋不定之际，中共的一张大网巳暗暗撒向西南。秦岭以北的西北野战军和十八兵团，郑州附近的二野刘邓大军一部作出攻击汉中的势态,但并不实施攻击,以牵制胡部于川北。二野陈锡联兵团和杨勇兵团秘密进入湘鄂川边境,乘胡宗南部还在川北做拱卫西南之梦,将防守重点置于川北之时,于 1949年11月1 日，突然从湘西、鄂西向黔东、川东发动猛烈进攻，迅速击溃宋希濂部，拦腰截断了国民党军的西南防线。二兵团陈锡联部由彭水直扦重庆,五兵团杨勇部由湖南芷江出贵州，于 11月中旬占领贵阳、然后折向川南。两路大军从南面、西面包围了以成都为中心的川西平原。当胡宗南明白到解放军进攻重点后，急将北线部队南撤入川，进驻成都地区，并以其最精锐的第一军增援重庆。但解放军势不可阻挡，于 11月30日消灭第一军一部并占领重庆。北线解放军十八兵团也尾追胡部抵达成都以北地区。至此解放军已完成了对成都地区胡宗南部的大包围。
从胡宗南退至汉中,到全军被包围,其间达七八个月之久, 国军对作战重点一无所知, 简直象是在等候共军的包围。蒋介石一行于十二月十日飞离成都前往台湾。胡宗南手中仍有二十多万军队,但他再度犹豫彷徨,不知进退,患得患失。想守成都,又未能认真部署成都防守。就连一些过去非常信任胡宗南的将领也对他失望透顶。各部队军心动摇,已在为自已的后路作打算。这时,作为一线的最高长官,如果临危不惧,以破鉴沉舟的决心,亲率各部向康、滇方向突围,也许还可稳定军心,闯出一条生路。要命的是这个一线最高长官，在关键时刻，不仅信心全无，还贪生怕死。十二月廿二日凌晨，他把指挥权交给第五兵团司令李文，丢下被数十万分布于成都地区的将士，乘飞机逃往西昌。在飞机上又借口西昌大雨，飞机无法降落，临时飞往海南，想由此转飞台湾。就在胡宗南逃往海南的当天，驻在成都各地的数十万军队，群情激愤，司令官都跑了，我们为什么要来顶这个烂摊子？当夜胡宗南的副司令官兼第七兵团司令裴昌会，在德阳通电起义，随后，李振的十八兵团，鲁崇义的三十军，李文的第五兵团，甚至蒋介石亲手创立的第一军，除少数军官持枪逃走或自杀之外也全跟着起义了。李文在傅作义起义后，不愿投降中共，只身回到他所信任的胡长官身边，想不到这位胡长官在关健时刻这么令人失望，最后还是不得不选择了与傅作义同样的道路，早知今日，悔不当初。
胡宗南逃到海南后，蒋介石非常生气，责令顾祝同查办胡宗南临阵逃脱。好在顾祝同与胡交情不错，为其向蒋介石说情：胡飞往海南，乃西昌大雨无法降落之故。加之胡宗南表示愿回西昌戴罪立功，蒋介石又找不到合适的人选，也勉强接受了这一根本无法令人信服的理由。当时滇黔附近还有那么多机场哪个不能降落，重返成都指挥突围也还没有问题，为什么要舍近求远呢！
胡宗南回到西昌后，共军对西昌的胡宗南残部和宋希廉一二四军军长顾葆裕突围出来的一个师，再次实行逼而不打的策略，胡宗南在西昌呆了近三个月。当陈庚兵团在广西消灭了白崇禧的桂军之后，从百色直扦滇南，切断了胡宗南残部退往国外的通道后，一九五零年三月二十四，解放军分别从会理，汉源，直取西昌。三月廿六日，眼看西昌不保，胡宗南故伎重演，把摊子交给参谋长罗列，借口已完成坚守西昌三个月的任务（实际上还差一天），回台湾向蒋介石汇报撤滇西的问题，蒙过了部属和为了保卫西昌和他本人，仍在与共军激战的残余将士，迫不急待地秘密乘机飞往台湾。胡宗南一走，他的残部全部被歼，除罗列化装逃到了台湾外，原与胡宗南留在西川的同僚不是在逃亡中被解放军击毙，就是做了俘虏。至此，胡宗南进入成渝地区的四十万大军已是全军灭绝了。好一个食尽鸟投林，落得片茫茫大地真干净！
六.是中共间谍,还是黄埔精神
纵观胡宗南出道到他逃离大陆,从历史的资料和根据这些资料的逻辑推导,我们很难得出胡宗南是中共间谍的结论。
如果他是中共间谍,早在黄埔军校时期,就不会成为孙文学会的骨干,并与戴笠连手,搜集第一军中所有共产党人的资料,使蒋介石能够利用中山舰事件,一举肃清在第一军中的所有共产党员。随后他一直真刀实枪追剿红军,从鄂豫皖追到陕甘宁地区,看不出对红军有任何心慈手软之处。
张戎其所断定胡宗南是中共间谍,其推导来自于胡宗南在延安的多次失败,以及唯一的一条无法证明的证据—一九四六年六月八日,刘戡的军队已到毛泽东的眼皮底下,毛泽东通过电台与胡联系,让胡把刘戡调开。目前中共的档案资料中找不到这一说法,胡宗南的侍勤组长唐西园一直负有照顾胡宗南的特殊使命,晚年曾同家人谈过许多鲜为人知的往事,但从未说及过胡宗南在延安与毛泽东之间有此联系。如果毛胡之间真有联系,蒋介石应早就知道，不会撤出延安后，还任其掌控军队。彭德怀也就不会对胡宗南大打出手,整团,整旅,甚至整军地歼灭他的部队。
胡宗南兵退汉中后,中共曾派胡的亲戚孟丙南和他曾器重的老部下张新劝降胡宗南。虽然,胡开始有些动摇,但最后仍把这两个人交唐西园关入大牢。如果胡宗南早就是中共间谍,此时只是归队的问题,哪里还用得着劝降。同时,在成都落入解放军之手前,蒋介石和蒋经国都在成都,胡要真是间谍,胡宗南完全可以扣压蒋介石父子向共产党邀功,怎么还会在川军投共后还派兵保护蒋氏父子安全飞往台湾呢？
中央军校七分校在台的遗老们曾联名抗议张戎对胡宗南的污蔑，称胡宗南为黄埔精神。这种说法未勉过于感情用事,从史实中同样无法得出这种结论。
姑且不谈深远的道理，军人最基本的精神应该是临危不惧。贪生怕死，无论如何不是黄埔精神。胡宗南在成都和西昌陷入共军的包围的情况下，丢下几十万将士，临阵逃走，不说什么黄埔精神，哪里有一点军人的气概！从历史上来看，他心中本来既没有什么三民主义，也没有什么共产主义，他投入黄埔军校，完全是为了个人讨个出身，所以他这条命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命都没有了，到哪去讨出身呢？胡宗南的秘书长赵龙云在回忆录中曾为胡宗南第二次从西昌出逃台湾辩解，说是接到了蒋介石转进海口的命令。赵云龙与胡宗南同机出逃，为胡宗南辩护也就是为自已辩护，但在他的回忆录中，我们没有看到密电的原文。胡的军队在西昌，司令官转进海口,岂不是笑话！即使有密电，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也不应该丢下战火中的将士，一走了之。淮海战役，杜聿明带病取代刘峙指挥，在陈官庄陷入重围后，蒋介石多次要把他用飞机接出去，但为他所拒绝，与将士一直战到最后一刻，拿杜与胡比，前者更具有黄埔精神或军人的精神。丢开黄埔精神不说，胡的老对手彭德怀在西府战役，几个纵队曾陷入重围，而且已经听得到国军活捉彭德怀的口号了，他与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和司令部所有的人都下纵队督战突围，自已向警卫员要了手枪，宁死不做俘虏，最后终于杀出一条生路。同为军人，品质之高下，立马可见。胡宗南到台湾后，蒋介石一直对他冷淡，从此再不重用，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蒋介石心里其实早有答案。
三国时，曹操与刘备煮酒论英雄，刘备对曹操说，河北袁绍，四世三公，门多故吏，今虎踞冀州之地，部下能事者极多，可谓英雄？曹操笑答：袁绍色历胆簿，好谋无断，干大事而惜身，见小利而忘命。非英雄也！可见，早一千多年前，政治家就懂得，要做大事就不能好谋无断,不能贪生怕死。一个人到底是不是人材，不仅取决于他没有好的谋略，而且要看他有没有实现谋略的决心和胆识。胡宗南虽无袁绍的出身，但袁绍的缺点却无一不有。他有野心，有志向，但没有整体和长远的战略眼光,没有临危不惧的勇气和胆量,没有将将和将兵的真实才能,最终误了蒋介石，更误了曾追随他的几十万将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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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宗南的政治身份是否有秘密？
胡宗南“受任最重，统军最多，莅事最久”，“贻误军国最巨”。胡宗南率25万大军与毛泽东率领的2万西北野战军在陕北打了1年，屡吃败仗，不免令人觉得此中定有蹊跷。台湾后来的行政院长郝柏村曾说：蒋在晚年“对黄埔军校的人都不愿谈起”此事，或许黄埔军校里曾埋下一群中共的钉子。
他出身贫苦，早年思想左倾，艰苦朴素、不爱钱财、不好女色，是个理想主义的人物。种种迹象让人不得不猜想胡宗南是不是就是一名一生没有暴露身份的地下党呢？
胡宗南的政治身份是否有秘密？
胡宗南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军校里，大家都认为他是共产党。这是因为他与军校卫兵司令胡公冕过从甚密，胡公冕是公认的共产党员。可是，胡宗南发起组织了反共的孙文主义学会，胡宗南后来结婚还是戴笠做的媒。所以，没有人敢向上报告任何对胡的怀疑。
一九四七年初，蒋介石把攻占中共大本营延安的重任交给他最信任的人。二月二十八日，蒋介石电令胡宗南进攻延安。就在同一天，毛泽东就得到了情报，延安紧急疏散。三月十八到十九日，胡宗南占领了延安。占领的不过是一座空城。
当时陕北只有两万多部队，不到胡宗南二十五万大军的十分之一。对延安即将失陷而惴惴不安的高级将领们，看到毛泽东如此胸有成竹，既吃惊，又敬佩。更令他们和毛身边人惊叹的是，向来注意安全的毛，在胡宗南进城前几小时才离开。胡军的枪声一阵紧似一阵，警卫员们催了又催，他就是不走。最后说走，车门为他打开了，司机启动了发动机，再次提醒他，他却背着手站着不动，眼睛凝视着延安的标志宝塔山。当国民党的枪声已在近处响成一片时，毛才不慌不忙地向北动身，乘坐原美军观察组留下的吉普车。跟他同车的有周恩来和青。一路上，毛和周说说笑笑，用警卫员的话说：“好像这不是一次撤离后的行军，而是平常的旅行。”
到了延安东北三十公里的青化砭。毛泽东叫司机把车开慢，凝神四下看着。行车的公路沿着一条狭长的河谷，两边是黄土大山，被山洪暴雨冲刷成无数崖峁沟壑，是打埋伏的好地方。警卫员看见毛一边细看，一边情不自禁地点着头。一个星期后他们才明白。三月二十五日，胡宗南的第三十一旅旅部和二千九百官兵在这里走进了埋伏圈。
据少将副旅长周贵昌说：还未到青化砭时，他们探知那里有伏兵，当即电报胡宗南。胡来电斥责说：“贪生怕死，畏缩不前，非军人气概，绝对要按规定北进，迅速占领青化砭，否则以畏缩不前论罪。”这个旅只好硬着头皮往前，结果被全歼。这时，胡把主力派往另一个方向的安塞，使他们不可能来青化砭救援。
三个星期后的四月十四日，胡军一三五旅在延安正北羊马河又同样中了埋伏，死伤加俘虏五千人。就像在青化砭一样，可能援助的胡军主力远在西南方被高山深峡阻隔的另一端。
第三个轻而易举的胜仗，是打下延安北边五十公里处的蟠龙，那里储存着面粉四万多袋，军服五万多套，武器弹药不计其数，是胡宗南全军的补给基地。胡宗南只派一个团加旅部直属队守卫，把驻扎在那里的两个兵团七个半旅派往远在北方的绥德。四月二十六日胡军两个兵团从蟠龙出发，两天后发现中共好几个旅的大部队正朝跟他们相反的蟠龙方向运动。他们认为“部队不宜前进”。但胡宗南仍坚持命令他们“急进绥德”。五月二日到达绥德，等待他们的是空城一座。而就在这一天，已把蟠龙团团围住的中共军队开始进攻。
胡宗南的政治身份是否有秘密？
在胡宗南占领延安的一年中，胡军被调来调去，从来找不到中共主力，反而不停地中埋伏，一场大似一场。毛泽东离开延安不出一百五十公里。他的随从从八百人增加到一千四，包括一个骑兵连，还有一组规模庞大的电台，一天二十四小时工作，跟苏联以及全国各地的部队、根据地保持联系。
但有一次，毛泽东差点儿遇险。那是一九四七年六月，他在一个叫王家湾的村子里逗留了将近两个月，住在农民家里。六月八日，胡宗南手下的军长刘戡带着部队突然出现在附近。原来，毛住地的一名小学教员逃跑了向刘戡报信，说村里有很多电台。
那天下着大雨，山路太滑又没法骑马。只有一架和胡宗南联系的电台在紧张地工作着，机要人员曾说：“他们的行动完全掌握在我们手里”，还说：“我们的人的身份有的直到现在也没公开。”
刘戡真被调走了。六月十一日晚，他就在毛的屁股后面，近到毛的警卫能听见他的队伍说话，能看见他们的火光。毛泽东却满面笑容地从窑洞里出来，说敌人要退兵。
果不其然，刘戡的队伍沿着山沟跑过，没碰他们一根毫毛。原来，胡宗南给刘戡下了死命令：“向保安南之双儿河集结，限十四日拂晓前补充完毕。”
一九四八年二月，胡宗南下令刘戡带两个师，增援延安与黄河之间的宜川。此行有三条路可走，胡宗南却指定刘戡走经瓦子街的洛宜公路。刘戡是二月二十六日得到命令出发的。三天前的二十三日，彭德怀的军队就已经在瓦子街设伏击圈。
刘戡的先遣队发现中共大军埋伏，向胡宗南要求先打伏兵，“解除翼侧威胁，”“如不先去掉这一翼侧威胁，仍沿洛宜公路前进，不但不能完成解围任务，而且解围部队本身必遭危险”。胡宗南一口回绝，要该军 “按照原定计划，沿洛宜公路迅速前进”。刘戡手下的二十七师中将师长王应尊回忆道：胡宗南的命令使全军官兵大失所望，忧心忡忡，但亦无可奈何。在行军中大家低头不语。他们就这样明知走进“口袋”里而不得不走进去，两天激战，数名将领被击毙后，刘戡在重围中自戕身死。
刘戡整编第二十九军被歼后，胡宗南集团军心涣散，连蒋管区的人心亦十分动荡，特别是关中一带，人心惶惶，一片混乱。陕北战场国民党彻底完蛋的命运就此定下，蒋介石想利用“收复延安”鼓舞人心的初衷，断在胡宗南手里。
蒋介石在一九四八年三月二日的日记里写道：“此一损失，全陕主力几乎损失三分之一以上”。他很清楚这都是胡宗南的责任：“宗南疏忽粗率”，“重蹈覆辙”。然而，当胡宗南假惺惺地要求辞职时，蒋介石用伤感的满篇空话拒绝了他。“宜川丧师，不仅为国军剿匪最大挫折，而且为无意义之牺牲，良将阵亡，全军覆没，悼恸悲哀，情何以堪。该主任不知负责自效，力挽颓势，而惟以撤职查办，并来京请罪是请，当此一方重任，正在危急之际，而竟有此种不知职守与负责任之表示，殊非中正之所期于该主任者也。”
蒋介石刚愎自用，无条件地信任他喜欢的人。蒋介石居然允许胡宗南把别处的部队也调去陕北。美国主要军事顾问巴尔说：胡宗南“说服”蒋介石“不断向他的战场增兵，使得国民党在华东战场后来蒙受灾难”，华东一些重大损失就是“兵力西移的直接后果”。而西移的兵力要么没用，要么也被毁掉。
胡宗南的政治身份是否有秘密？
之后，胡宗南继续给蒋介石带来一次次全军覆没，最后一共有几十万大军丧失在他手上，连同美国援蒋武器的三分之一。
后来胡宗南主持西南军政时，曾与中共地下工作者进行过秘密联系，胡宗南仰天长叹，痛苦失声，最后因害怕“对不起校长”而拒绝和中共商谈。
他到台湾后受到监察院的弹劾，说他“受任最重，统军最多，莅事最久”，“贻误军国最巨”。弹劾最终因蒋介石的庇护而失败。蒋介石后来也许意识到他用人的灾难性错误。郝柏村说，蒋在晚年“对黄埔军校的人都不愿谈起”。或许蒋介石猜到黄埔军校里曾埋下一群中共的钉子。
胡宗南于一九六二年死于台湾，至今也没有资料证实他究竟是不是中共地下党。只当历史悬念吧。
附一：李梦彪弹劾胡宗南全文
本院前以积弊不除，难期振作，曾向政府提出纠正。旋据行政院三月九日咨覆，内开，监察院之纠正案，切中时弊，应由院及有关部会首长，切实查照办理，以振纪纲，而挽颓风等语。似乎政府整顿纪纲，已有决议。乃观其措施，除将李延年交付军法外，而对受任最重、统军最多、莅事最久、措置乖方、贻误军国最巨之胡宗南，一无处分，殊深诧异。查胡宗南以师长进驻陜甘，洊至专阃，地位不为不高；畀以防共戡乱保卫西北之事权，责任不为不重；军政大权，一手操持，大小军官，由其委任，倚畀不为不专；关中控制延绥，绾毂陇蜀，俯视中原，有若建瓴，形势不为不要；平时养兵四十五万，部队不为不多；新式武装当全国三分之一（各仓库所储其数尤多），配备不为不精；国家所给饷项，未欠丝毫，地方供应粮秣，十足输纳，加之临时征之又征，借而又借，军需不为不裕（国防部、财政部、粮食部、田粮处皆有帐可查）。三十七年冬夏，两度征调民工，环绕西安省垣，挖掘三五丈宽深之壕沟一百六十里，沿壕一带，地垒相望，即其司令部四周，莫不修筑工事，用民不为不劳（三十八年五月十八退出西安时，民工尚在机场周围工作）。自驻军西北，以至放弃，将近二十年，莅事不为不久。夫胡宗南受如此之重任，据如此之形势，有如此之兵力，茍能措置有方，保此雄藩，岂惟作西北之长城，亦且为国家之柱石。不料三十八年五月十八日竟放弃西安而去。使其放弃之动因，果受优越之匪势所压迫，而作有计划之撤退，犹可言也。乃为匪谍李茂堂所中，虚声恐吓，不曰匪军六十万渡河而西，即曰三十万人已抵泾河北岸。胡宗南不察虚实，遽作走计。地方人士公推代表，请其勿信谣言，轻弃重地，陜西之人非尽聋瞽，如此匪势，岂无闻见，坚不采纳。五月十八日天甫黎明，乘机离去省垣。二十二日中午十一时，匪方政工人员始至。匪兵到者不满千人，直至六月初旬，徐向前一股窜入，匪焰始张。然使胡宗南当时识破匪情，立行反攻，犹可扑灭，或联合青宁陇东各军，同心协力，比肩作战，亦足以遏止凶锋。乃胡宗南虽应青宁军团之约，共取关中，迨青宁军锋已抵咸阳城下，连电催促，胡部行至盩鄠一带，按兵不前，以致青海骑兵，丧身于渭河者，达一团之众，此军既败，而关中区域，遂全部沦陷矣。
兰州围急，马步芳部队浴血苦战，日夕呼援，迄不一应，兰州既陷，宁青继之。是西北之丧失，虽非胡宗南一人之罪，而胡宗南实负最大之责任。政府不加罪责，复畀以川陜边区，使胡宗南感激奋发，于此时重新布置，南倚巴山，北据秦岭，扼兹山岳地带，尚可以作巴蜀之屏藩。但匪兵之进扰乃在陜南，既不为长久固守之策，又不为从容撤退之谋，一闻匪至，又弃陜南而去。据目睹者言，仓皇凌乱之情形，其非预有计划可知。陜南既失，政府又委以西南军事任务，且以最后反共基地之西昌畀之。拨军机二十架归其控制，责任何等重大。四川情形固甚复杂，然胡宗南月向四川索三十五万人军粮，则其势尚不为弱，使胡宗南善于应用，早为布置，何至一败涂地。乃当将士舍命疆场，前仆后继，军情正万分紧急之际，遽于十二月二十二日，由成都飞往三亚。主帅既去，各军因之解体，或死敌，或溃散，或投匪，或被俘，或引部而打游击，十余年所养之大军，一朝俱尽。胡部覆没，川军继之崩溃，共匪于十二月三十日侵入成都，四川大局，遂不可为矣。胡宗南到西昌后，其所措置，尤为乖方。师长田中田不甘随赵子立降匪，率其所部，转战千里，由川东而至松潘，伤亡虽仅存数百人，而反共意志益坚，战斗益力。其后会合胡部由川西退下之陶庆林、任显峰、张天霞等团总，约三千余人，率之进攻，于三月五日收复康定、泸定，并进驻二郎山等处，以为恢复天全、雅安之计。中央曾有电嘉勉。胡宗南乃于此时，置田中田于不理，又不以人枪最多、战斗力最强之陶庆林升师长，而以最弱之张天霞充任，以致陶庆林将兵撤退，匪趁虚而入康定，遂于三月二十五日复陷于匪。又川康一带反共志士纷起游击，以子弹缺乏，向胡宗南请求补助，胡宗南不予立时延见，即见亦不三四言，便向其要计划，以为准驳。虽以富有号召力量之羊仁安，亦仅给枪十枝，其它可知。迨其去时，始下手令，发给枪枝，皆不及具领，为匪所得。游击队首领唐式遵，羊仁安诸人，以缺乏武器，兵败身歼，而政府所希望最后一线之大陆，至是丧失无余，其贻误军国之罪，岂属寻常？或谓胡宗南派别观念最深，凡非己之嫡派，皆在不信任之列，何况地方人民所组织之游击队，又心所不喜，纵能力战，不为补充。其调遣部队，任意分化，致使军师旅长，无法直接指挥。又谓其总部多有共区份子渗入，固胡宗南飞三亚后，盛文坐镇成都，乃其司令部竟有开会商议集体投降之事。又谓胡宗南所部号称四十五万人，实不及半，空运西昌，仅只两营，犹月向政府所十万人军饷。又谓胡宗南飞出西昌之日，下午二时，召集地方士绅，声言决与城共存亡，乃于六时而去。凡此种种，胡宗南犹可借口，无可查考，以自规免，而不知其不能逃责者，国家岁靡巨饷，为胡宗南所养之数十万大军，今皆何在，所畀予之军地，节节放弃，以至于寸土无存，丧师失地，事实昭然，全国之人，共见共闻，何庸更问其它。前齐晋之战，平阿余子亡戟得矛，犹以为耻，反而战死；荆吴之争，子曩以众寡不敌，全师而遁，恐人效尤，自请伏剑，楚君从之，以成其义。今胡宗南戟已亡矣，并未得矛，身已遁矣，师则覆没，既不能死绥已成仁，又不闻泥首以请罪，政府对之亦不闻有若何处分，是则令人不解。吾人固不愿拘古义以绳人，亦不愿作过份之苛责。念自东北失败以来，除张灵甫、黄百韬、李仲莘诸人自杀，太原将吏集体殉职而外，其它失守之官，偾军之将，并未闻一人有引咎之言，甚且以挫败之由，诿为奉令所致，亦不闻政府有惩罚之令，即有惩罚，不过撤职查办四字。以致丧师失地，覆辙相寻，大陆沦亡，实由于此。窃以为胡宗南者，自上尉连长，不三数年洊升少将师长，又不数年位至兼圻，军政大权，操于其手者十余年之久，受国家特殊之优遇，居军事特殊之地位，自当不同于凡众。失败之后，无待人言，应向政府自请议处，非惟有以谢国家，且使废弛之纪纲，由我而立，政府之威信，由我而尊，天下之人，孰不以胡宗南为知耻明义，乃竟不闻其有此也。政无纪纲，国无与立，诚如行政院谘覆所云。而整纲饬纪，非徒空言，要在功罪分明，赏罚平允。赏不为一人而私，罚不为一人而宽，然后赏罚行而人知激励。其在今日，关系犹巨，纪纲一立，军威丕振，大陆之复，可立而待。政府不予处分，岂以其飞出西昌，系有政府命令欤？而不知胡宗南应负重大之罪责，已定于弃成都、飞三亚之前。重以在西昌之措施，适足以促西昌之速亡。事实俱在，焉能为讳。将以全军覆没为无罪欤？何以激励军心，振作士气。将以为人才而欲保全欤？人才固宜保全，纪纲尤须尊重。政府不欲反攻大陆，除丑类而奠神州，奈何使纪纲不立！为国家前途计，理合依法提出弹劾，以肃纪纲，而振军威，是否有当，静候公决。
提案人李梦彪等四十六人。
附二：立法委员江一平等一百零八人陈情书
胡氏以孤军四应，转战数省，仍遵命令，扼守陜南。原拟加以整编，即顺江南下，直捣武汉荆宜，予匪以心脏打击；使此策果行，则胜败之数，仍未可知。乃因华中弃守，匪氛四溢，川湘各省，迭丧名城，川滇将领，复多携贰，彼时钧座亲莅成渝，力谋挽救，政府遂有调胡部援川之令。胡氏忠国忠党，是其天性，拥护领袖，尤出至诚，此时遂不得不移江汉之师，赴成渝之急，明知大军转进山区，不易争取时效，但以抢救政府，护卫总裁均为大义所在，不敢不投箸而兴。此一时期，胡氏因爱护政府，效忠领袖，放弃成谋，移师入蜀，凛凛大义，甘蹈危机。律已郭汾阳、浑碱之尊重朝廷，岳忠武、吴玠之倡导忠义，其心其志，未可以成败之迹论之。溯自东北沉沦，平津告急，公卿将帅，相率言和，贪懦之徒，更多变节，以致人民惶惑，战士躇蹰，傅作义之卸甲，即其时也。迨华中不守，湘赣随之，政府再迁，川滇迭变，其间失地丧师，叛国降匪者，何可胜数？在全国鼎沸之日，大陆糜烂之中，独以数千里赴援之胡宗南部，则责以制胜出奇，全师保地，揆之情势，宁有可能？至胡氏内抚戎行，外应强敌，忠贞之志，百折不挠。所部备历艰危，辗转奋斗，军师团长伤亡至数十员，迄今参加游击者尚有参谋长罗列等多人，是其忠诚感召，故能众志同心，劲草疾风，时穷节见，虽无显绩之呈，已收默化之效，其崇尚武德，发扬军魂，求之当今，洵为硕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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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风浩荡可扬帆 傲游美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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