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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帖]王友琴：恐怖的“红八月”（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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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王友琴：恐怖的“红八月”（上） -- xilihutu - (11429 Byte) 2014-1-22 周三, 上午6:29 (682 reads) |
xilihu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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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xilihutu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王友琴：恐怖的“红八月”（下）
時間：2014-01-22 04:41
在北京第十三中学，学生任春林“家庭出身不好”，他喜欢书法，在旧的《红旗》杂志上练习毛笔字，被该校红卫兵学生发现在毛泽东的名字上写了“墓”字。红卫兵抄了他的家，把一条铁链拴在他的脖子上，强迫他从家里象狗一样爬到学校的“红色刑讯室”中。他被关押在那里并且被多次毒打。那个“红色刑讯室”中关押着该校的校长和一批教员，还有一个所谓“黑五类子弟”、初中三年级学生武素鹏。红卫兵把武素鹏捆在一条麻袋里，用民兵训练用的木枪狠打，把他活活打死。
在北京第六中学，高三学生王光华出身于“小业主”家庭，他未得到红卫兵的准许就去外地“革命串连”。他在1966年9月27日回到北京，立即就被抓进学校的监狱之中。他在那儿被十多个红卫兵几次毒打。王光华死于第二天，9月28日，时年19岁。红卫兵命令几个已经在这个监狱中被关了一个多月的老师把他的尸体抬出了监狱，放进火葬场的运尸车。
由于“红卫兵”组织拥有如此地位，“冒充红卫兵”当时成为大罪名，竟然可以被当作打死人的“理由”。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的红卫兵打死了该校数学教师田钦的弟弟田悦，106中学的学生。田悦被指控为“冒充红卫兵”。1966年8月19日，田悦被抓到师范学院附中打死。家人不敢告诉他的母亲他被打死了，一直谎称他外出串连失踪了。
五、一批房产主被打死
8月22日《人民日报》头版报道红卫兵的“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特别介绍了北京第二中学红卫兵广为张贴的“宣战书”。红卫兵开始到处烧书，烧画，破坏文物，以及开始大规模的抄家行动。红卫兵强迫市民交出他们存有的所有黄金和白银，还在抄家过程中打死了很多所谓“阶级敌人”。北京早已不准“地富反坏”居住，被红卫兵打死的“阶级敌人”中，很多只是房产主。他们拥有自己的住房，或者有少量的房子出租。红卫兵的名令发出后，人们到房管处排队上缴房产证，但是还是被抄家甚至被打死。在这种恐怖中，北京的50万间私人房子全部被没收。传统的房产私有彻底结束了。私人拥有房产是到1980年代才又开始的。
8月24号，红卫兵到北京东厂胡同6号居民左庆明家抄家。他从前开过劈柴铺子，1966年时已经没有商店，但还有几间自己的房子。租住他们房子的马大娘是个家庭服务钟点工。当时左庆明正好外出不在家。看到红卫兵毒打他年已七十的妻子，马大娘到胡同口给左庆明报信叫他不要回家。红卫兵发现后把马大娘和左奶奶一起绑在葡萄架子上毒打。红卫兵还用开水浇烫她们。四周邻居听到他们在惨叫着被折磨死，然后尸体被丢进火葬场的卡车。那天晚上东厂胡同至少有六个居民被打死。死者中还有一人是技术精良的眼镜师孙琢良。他曾经开过一个眼镜店，并有自己的住房。
8月25日，北京第十五女子中学红卫兵查抄崇文区广渠门内大街121号居民李文波家。他住的是自己的房子。他已经在前一天上交了房产证，也就是说放弃所有权。红卫兵说，在抄家过程中李文波打了她们。（文革后她们中有人私下承认并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李文波被打死。他的妻子刘文秀被判处死刑，在9月13日被处决。文革后他们得到“平反”。
李文波之死成为红卫兵加强暴力程度的借口。当天晚上，北京第十五女子中学红卫兵打死了该校负责人梁光琪（女）。那时她已经在校中被关押了一段时间，被剃了“阴阳头”，并遭到殴打。梁光琪的一个儿子那时曾是北京第四中学的红卫兵，参加过抄家打人，后来自己的妈妈也被打死，他说，他为此“后悔一辈子”。该校共产党支部书记高孑非也遭到毒打和关押。高孑非后来告诉家人，几个该校的红卫兵要把她推下四楼去，说，“死了算自杀”。她拼命挣扎，死命抓住窗户框子，没有让她们把自己推下去。她活过了文革。
第二天上午，清华附中红卫兵在校中声称“血债要用血来还”。化学老师刘澍华跪在教室地上被毒打了一个下午和整个夜晚之后，半夜从清华大学的高烟囱上跳下身亡。团委书记顾涵芬（女）那天下午和刘澍华一起跪着被打，她的左眼被打坏失明。该校红卫兵在8月27日印发的《对目前形势的十点估计》（当时能够印发铅印文件是很大的特权）中说：“目前，有些红卫兵和红五类子弟被反革命杀害了，对此，我们表示极大的愤慨，我们一定要为自己的阶级兄弟报仇，坚决镇压现行反革命，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当时北京根本没有哪个红卫兵或者“红五类子弟”被“杀害”了。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传单这样写，是在说谎，而且用这种谎言煽动和刺激起更残酷的迫害。
在北京的8月28日，红卫兵查抄西城区大红罗厂南巷20号。三小时中红卫兵打死了五口人：北京玻璃陶瓷水泥设计院技术员黄瑞五，他的姐姐黄瑞班，他们的母亲陈玉润，外婆李秀蓉，还有一个年老佣人。除了一岁的小孩子被机警的保姆抱出，其他在家的人都被打死。他们没有别的所谓“问题”，主要的“问题”就是他们住的小院是他们自己的房产。
1966年8月下旬，大批被打死的人不标姓名堆在一起被运往火葬场。当时大量尸体积压，火葬场来不及焚烧，只好在尸体堆上放了冰块，血水横流。一名军人目击者说，那里的气味和情景恐怖至极。一名在9月13日去火葬场的女教师说，那时候那里还是满目尸体，草地上摆得横七竖八，排队火葬。
下图是那一时期北京每日被红卫兵打死的人的数字。
从上图可以看到：李文波被打死后第二天，8月26日，被打死人数从两位数跳到了三位数，从不到一百人变为超过一百人。从8月25日到8月26日，被打死人数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从8月26日到8月27日，被打死人数又再次加倍。在9月1日，被打死人数达到了最高峰，一天内有228人被打死。在此之前的8月31日被打死人数出现了一个小低谷，是因为那一天在天安门广场有红卫兵的第二次盛大集会，红卫兵停下抄家打人集会去了。
9月1日以后数字骤降，因为9月2日中共北京市委发出文件，指出“要用最大努力耐心说服和坚决制止一切打死人的现象”。一个口气并不严厉的书面指示，就立即发生了效果。
当时“内部”的统计是，在北京，红卫兵打死了1，772人。文革后，《北京日报》也发表过这个数字。现在有人说红八月发生的暴行和死亡是因为“失控”。这不符合事实。打死一个两个人可以说是“失控”，在两星期中陆续打死了一千七百多人，这是谋杀。
在这样的暴力迫害高潮中，8月29日，“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发布了“第四号通令”，其中第7条说：“确实查明，并斗争过的黑六类分子，尤其是逃亡地富分子。除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置外，其余一律给政治上、生活上的出路，这个出路就是限期（于九月十日前）离开北京（如有特殊情况，经本人所在单位及查抄单位批准，可酌情延长），回原籍劳动，由革命群众监督改造，给他们重新做人的机会。”
这个“通令”在北京全城甚至全国张贴公布。直接后果是北京城中有近十万人口被扫地出门驱逐出北京，占当时城市人口的百分之一点六。一名受访者说，她家住在东单，夫妇都是工人，因为曾经在一个出租小人书的店里有400块钱资本，这时候被指控为“资本家”，全家被驱逐到山东农村，一个人只准带一个锅一个碗，直到1978年底才获准回到北京。这些被驱逐的人有的在火车上就被打死，有的到了农村没有食物没有住房，很快死亡。
1966年8月，当时被红卫兵自豪地称为“红八月”。在红卫兵的原发地清华附中，8月中有三人受到侮辱、殴打和关押后，卧轨，跳高烟囱和服毒。其中教师刘澍华（8月26日）和学生郭兰蕙（8月20日）死亡，学生杨爱伦（8月8日）失去三个手指。在北京大学附中，红卫兵在校园中打死了三个人，36岁的工人陈彦荣（8月27日），60岁的北京大学家属吴素珍（8月22日），还有一个被打死的女人至今未查到姓名（8月27日），红卫兵说她是“地主婆”。她的尸体丢在操场上，有红卫兵开着抄家得来的摩托车从尸体上碾过去。在也是最早建立红卫兵的学校之一的师大女附中（红卫兵袖章是该校红卫兵设计的），在8月5日打死了卞仲耘校长之后，8月下旬红卫兵又在化学实验室里打死了西单“玉华台”饭庄的一名19岁的女服务员。
六、红八月在外省
1966年8月初，在北京红卫兵兴起大规模校园暴力，打死卞仲耘校长及打伤大批教职员的同时，暴力行为也在各省市开始了。但是由于笔者的能力不及，这里能记载下来的只是发生在全国的红卫兵暴力的很小的一部分。
南京
8月3日，南京师范学院的教务长李静仪和丈夫吴天石在暴力性“斗争会”上被折磨死亡。据笔者现在所了解到的，李静仪和吴天石是文革中全国最早的在“斗争会”上被杀害的人。北京最早被杀害的卞仲耘校长是8月5日被打死的。
李静仪和丈夫吴天石被打死的情况和卞仲耘案件相仿。“斗争会”由南京师范学院的一些学生和青年教师召开，“斗争”了该校的一批领导干部和教员。8月3日傍晚，他们来到李静仪家中抓她的时候，把她的丈夫也一起抓了。吴天石是文革前的江苏省教育厅长，资深共产党人，在学校全面停课开展“群众运动”之前，中共江苏省委已经按照中共中央发动文革的“516通知”（在5月16日发出）的指示，把省里一批文艺、教育、新闻、出版、学术界的领导干部撤了职，吴天石也在其中。李静仪当时就死亡，吴天石在两天后死亡。他们当时的年龄分别是54和56岁，并不算老，显然他们是被程度强烈时间很长的暴力行为折磨致死的。
据当时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长江渭清的回忆录《七十年的征程》（出版于文革结束20年后）说，当他在8月初在北京参加中共第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时候，他把吴天石被打死的事情当面报告给了毛泽东和周恩来。江渭清未写他们二人如何反应。但是正是那个会议的“决定”，把文革的规模和暴力迫害都大大升级了。
8月3日杀害了两个人，还被当作光荣。南京师范学院的文革群众组织，名称叫做“八三造反师”，简称“八三师”，是南京文革中非常活跃的组织之一。李静仪和吴天石的孩子受到巨大压力，一直不敢说他们的父母是被打死的，只说是因肝炎和高血压死的。
在南京市第二中学，红卫兵到北京“革命大串连”回到学校，立即召开大会打人。目击者说，大会开始，礼堂大门打开，一队红卫兵走进来，为首的举着一面大红旗，把“斗争会”弄出非常戏剧化的声势。该校历史老教员朱庆颐被打死。
9月5日，在南京第十三中学，红卫兵打死了数学教员韩康。从早晨开始，韩康三次被打得昏死过去，都被用冷水泼醒后继续“批斗”，到傍晚时候死亡。体育教员夏忠谋没有当场死亡，晚上被关押在学校实验室。他看到韩康已经被打死，自己明天要被继续“批斗”，在夜里把衣服撕开拧成绳子上吊身亡。
暴力也扩展到整个社会。8月26日，在南京鼓楼广场，“斗争”了数百名“资本家”。他们站在烈日下，全部被用墨汁浇黑了全身，只看得见白眼珠。
上海
1966年8月4日下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学生把一百九十多名教师和行政干部从家中抓出来，给他们戴上“高帽子”，在他们的脖子上挂上写有“反动学术权威”“黑帮分子”等字样的大牌子，押着他们在校园内游街，然后强迫他们一齐跪在学校的“共青”操场上，召开“斗争大会”，一直进行到深夜。从8月5日开始，被斗的人都被编入“牛鬼蛇神队”强迫劳动。8月4日会后，原为外语教师后因被划成“右派份子”在图书馆工作的吴迪生和他的妻子一起上吊“自杀”；图书馆丁晓云老先生“自杀”；物理系教授姚启钧在8月4日及之后连续遭到“斗争”，于1966年9月28日“自杀”。在华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十八名教师被强迫在学校的操场上爬行了几圈。他们中的女教师都被剃了“阴阳头”。
在复旦大学，8月5日晚开始对当时被“揪出来”的“牛鬼蛇神”进行残酷“斗争”，包括拳打脚踢，黑墨浇身，罚跪和强迫作“狗爬”等等。8月8日，化学系教授赵丹若被化学系学生“斗争”了一个多小时后死亡。目击者说，他被戴高帽，罚跪，脸上涂黑墨，被“游街”几百米，在地上爬，并被踢被打。赵教授当时74岁，已经退休。他在校园内被拖了几百米远，又站在桌子上被“斗争”。在那里就倒了下去。生物学老教授谈家桢遭到“批斗”，站在搭在两张桌子间的木板上。他的妻子傅曼芸原是小学教员，那时不再工作，也在大学家属宿舍遭到“批斗”，被强迫跪在洗衣服用的搓板上（木板上面有棱条可伤害膝盖）。傅曼芸在家中上吊身亡。物理系讲师毛青献被指控在他的单身宿舍房间中说了“反动话”而被“揪出来”。他在复旦大学灯光球场被“批斗”，不但身上被浇了墨汁，而且遭到殴打。他跳楼身亡。
在上海复兴中学，学生用锤子打一些老师的头，一位教师的头盖骨被打得凹陷下去，一直不能恢复。1957年被划成“右派份子”后到图书馆工作的金志雄（女）老师“自杀”。金老师生前，她的头发被学生剪掉时，用了一把很钝的剪刀，把头皮都扯了下来。英语老师张景福服安眠药自杀未死，后来在1968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自杀身死。
上海市三女中已经退休的老校长薛正（女）在打扫厕所时被强迫吃屎尿。有学生用图钉把一张大字报钉在她的背上（8月时天热只穿单衣）。上海外国语学校的红卫兵和北京来的红卫兵一起打老师，血流在地上，强迫老师用舌头舔干净
上海市四女中数学老师王蕴倩（女）被“批斗”后在校中跳楼自杀。
大同中学语文老师李雪影遭到多次殴打侮辱后在家中自杀。
上海育才中学数学教员王守璠（女）自杀。王守璠被红卫兵折磨殴打了一夜，还被强迫喝抽水马桶里的水。天亮后红卫兵放她离开，她投了井，死时不到30岁。
上海位育中学数学教员蔡蕙芳（女）悬梁自尽。上海红旗中学化学实验室管理员邱凤仙（女）只因是地主家庭出身，被“揪斗”后关在教学楼三楼男厕所旁边的小储藏室中，跳楼身亡。该校生物教员吴伯和被打得满头是血，腿骨被打断。。
上海音乐学院附属中学副校长程卓如（女）和丈夫上海音乐学院教授杨嘉仁被“斗争”和折磨后在1966年9月6日一起自杀。音乐学院的另一位教授李翠贞（女）被游街和侮辱后在9月9日服毒身亡。
建东中学酆建华原来是教员，文革前因所谓“历史问题”不准教课只管工具，被红卫兵打断肋骨，不几天后死亡。这个学校的体育教员张孝祥被“批斗”后和母亲一起开煤气自杀。
京西中学物理教员杨顺基被打死。
同济中学的语文老师林修权，被红卫兵学生绑在学校操场上的单杠上活活打死。
小学生红卫兵也折磨殴打老师。嘉善路小学的学生，用火柴点燃了一名女教师烫过的卷发，烧起满头火焰。
一批小学教师和校长被押到大马路上“游街”。乌中路民办小学校长（女）是因小儿麻痹症而腿瘸的人，也被押着“游街”，走了很长距离，体力上痛苦不堪，精神上更是饱受折磨。
一名受访的前上海市上海中学红卫兵成员说：
北京红卫兵南下，穿着军装，系着武装带，非常神气，对我们说：“你们这里怎么这么文质彬彬，一点革命气氛都没有？”我当时弄不懂他们说的“革命气氛”是指什么。一个北京来的女红卫兵从腰上解下皮带就开始示范怎么抽人。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北京红卫兵的样子。
一名受访的上海南洋模范中学的红卫兵说，在人民广场，红卫兵围打一个人，说他是流氓，她也上去打了一下。这个人很快被打死了。她连这个人的名字都不知道。她说，上海市委给了红卫兵头头吉普车，在街上奔驰巡察，十分威风。他们学校的红卫兵头头，其父亲是军队高级干部，后来也遭到攻击，两年后死在一口井里，被指控是“叛党自杀”。她的父亲后来也遭到关押迫害。但是在1966年，他们没有想过这类残酷迫害的事情将会发生到自己身上。
南昌
在江西师范学院，8月11号在校中“游斗”（意思是一边行走，一边“斗争”）了140余人。在三个小时的折磨中，中文系教员熊化奇、黎仲明和校医周天柱三人死亡，历史系教员何基也被“游斗”，当日晚上“自杀”。
厦门
1966年8月13日，在厦门第八中学（文革后恢复原名“双十中学”），语文教师萨兆琛在校中被“斗争”，他头上戴着高帽子，胸前挂着打了红“×”的大木牌，背上背着教室里的双人长条板凳，红卫兵押着他从教学楼一楼游斗到四楼，接着又到北望楼操场，逼着他下跪，对他拳打脚踢。年近六旬的萨老师死在操场上。物理教师黄祖彬被强迫吞咽夹有大便的馒头。他遭到残酷毒打后，被关在学校楼上，一天凌晨坠楼身亡。校长李咏裕被绑在一棵树上，红卫兵抓住他的头发反复在树干上猛撞，四十年后还看得到他头上的累累伤疤。红卫兵还强迫“黑帮老师”吃毛毛虫，强迫他们吞下红卫兵吃鱼吐出来的鱼骨头。
福州
福建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黄曾樾遭到“斗争”、抄家、毒打、水淹等折磨和侮辱，于1966年10月11日死亡。他的妻子一起遭到殴打侮辱，并在他死后被驱逐出福州，家中的藏书、字画和手稿都被破坏或者抢走。
西安
在西安，1966年8月31日，第三十七中学红卫兵召开“斗争会”。被“斗争”的老师遭到残酷殴打。红卫兵还把玻璃瓶打碎撒在地上，强迫老师在铺有碎玻璃的地上爬行。语文教员王冷（女）被打死，死时36岁。已经从此校退休的语文教员王伯恭也被抓来打死。该校校长被打断肋骨，九名教师被严重打伤，一名教师被打得精神失常。西安第五中学语文老师袁玄昭，被打并且被关押，试图逃走又被抓回后“自杀”。韩志颖，西安市第五中学校长。第五中学的红卫兵把凳子垒成高台，让韩志颖站上去接受“批斗”。他不吸烟，红卫兵把数支香烟点燃后分别插入韩的耳朵、鼻孔和嘴中，用烟熏韩。韩志颖被“批斗”致死。史青云，男，陕西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校长。该校红卫兵“斗争”他和副校长及教导主任。红卫兵用皮带、铁棍和从旧桌椅上拆下来的带着铁钉的木棒殴打他们。他们先被强迫跪在地上挨打，后来又被强迫绕着学校操场爬行。副校长和教导主任体型偏瘦，能爬得较快，而史青云由于体型较胖爬不快，遭到红卫兵更多毒打。史青云被打得遍体青紫和血痕，铁钉打出的血洞和衣服的纤维混在一起，分不开来。这次“批斗”之后，史青云校长“自杀”。他是文革中西安市第一位被红卫兵毒打后“自杀”的校长。副校长和教导主任也被打成重伤。在西安市报恩寺路小学，语文老师白素莲（女）被打死。9月5日，陕西师范大学的地理教授黄国璋和英文讲师范雪茵夫妇在遭到“斗争”和抄家后一起自缢身亡。西安交通大学校长彭康被挂牌子“游街”，挂牌子的是铁丝，勒在脖子上。彭康后来在1968年3月28日在被“游街”和“斗争”中倒地死亡。
天津
天津南仓中学的学生把垃圾篓子扣在老师们的头上，在他们的衬衫上画上黑“×”，剪掉了女教导主任的头发。105中学的女校长被剃光了头发。南丰中学的校长孙若云（女）从“斗争台”上推下来，摔得头破血流。学生把铁丝纸篓做成“高帽子”套在她头上，打她的头部。铁丝嵌进肉里，斗完后“高帽子”竟取不下来了。天津红桥区金钟桥小学的校工姚福德，因为曾在国民党时代当过兵，遭到学生殴打，他冲出校门跳入附近的河中。河岸高而河水浅。他的头部倒插在河底淤泥中，两脚露出水面。河岸上的人群看着他这样死去。天津红桥区红星中学俄语教师魏恕（女）被指控和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丈夫“划不清界限”而遭到侮辱和殴打。8月下旬的一天上午，全校学生被集合在教学楼前的操场上召开“斗争大会”。当红卫兵正在拳打脚踢地把一场串“牛鬼蛇神”带上台子跪下的时候，魏恕走上教学楼四层从侧面跳了下来。第二天学校召开“批斗畏罪自杀的现行反革命分子魏恕”大会。他们在台子上扎了一个稻草人，身穿魏恕的衣服，衣服上血迹斑斑。
武汉
1966年8月24日，76岁的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在多次被“斗争”后死亡。武汉市第一中学英文老师李德辉“自杀”。武汉第十四中学数学老师陈邦鉴“自杀”。武昌实验中学政治教员姚学之（女）被该校红卫兵殴打折磨致死。
广东省
广州市第十七中学的一批教员遭到“批斗”。8月8日早晨，遭到“批斗”的该校语文教师何佩华在离学校不远的登峰路口铁轨上卧轨身亡。中山大学罗应荣教授在1957年被划成“右派分子”后下乡劳动两年，回到学校后在资料室工作。1966年进了该校的“专政队”失去行动自由，他请人递送一个纸条给住在城中曾经和他一起编写英汉词典的朋友，被红卫兵发现，争夺中他把纸条吞了下去。他被以“殴打红卫兵”的“现行反革命”罪判刑5年。1970年他在花县赤泥镇采石场“劳改”时被刑事犯打伤后脑，不久死亡。广东佛山专区教师进修学院的数学教员邓勋，遭到“斗争”后喝杀虫剂“敌敌畏”身亡，死后尸体还被红卫兵剥光了衣服，用绳子拉着“游街示众”。中山县石岐第一中学的教导主任严臻年上吊身亡，化学老师陈汝汉被民兵押送回家乡茂名，在村子里被用锄头打死。这个中学的语文教师陈现文和郑少妍，后来也被迫害致死。
湖南省
浏阳第一中学的语文教员唐政（女）被殴打和在学校“劳改”。她被用绳子绑到该校大礼堂的“斗争会”上，在台子上被打死。时年47岁。她死后，她的丈夫和儿子也被捆绑起来。当晚她的尸体被埋时，还有人往土坑里吐痰扔脏东西。长沙第一中学的红卫兵8月18日在北京受到毛泽东接见归来之后（该校红卫兵谢若冰那天在天安门上讲了话），立即在校中掀起殴打老师以及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被打得最严重的是一位信仰宗教的女性副校长，她还被剪了“阴阳头”。该校共产党支部书记张林“自杀”身亡。
四川省
1966年8月2日，重庆大学共产党党委书记郑思群在关押中用刀片割血管身亡。在成都第四中学，物理教员毛世禄上吊身亡，数学教员黄天倪卧轨身亡，校长王侃割喉咙自杀幸而未死。
黑龙江省
在“八一农垦大学”，8月28日，一批教职员被脸上涂了墨，被强迫在地上围绕主楼爬行。陈自成、王亭（女）夫妇原是辽宁大学教师，1957年被定为“右派分子”后被送到“北大荒”。他们在当晚一起服安眠药“自杀”。时年分别为44、40岁。他们死后学校里还开大会，叫他们的小儿子（11岁）上台批判已经死亡的父母。这个学校在兴凯湖边靠近国境，但在实行迫害方面，紧跟北京。
从整体来看，外省的“红八月”，血腥程度都不及北京。北京当时被称为“革命中心”，事实也如此。不但文革的号令从北京发出，而且大规模的暴力杀人也从北京兴起。本来，北京是千年首都，被称为“首善之区”。“首善”一词，语出《汉书·儒林传序》：“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师始。”这是说，要教化全国，要从首都开始。首都有示范作用。1966年，北京成为“首恶之区”。打人杀人，几千年的禁忌，北京先行打破，北京红卫兵用野蛮残忍的方式打杀平民，外省纷纷跟随。
外省虽然跟随，但是总体上不如北京激烈严重，死亡人数也没有北京多。外省的滞后，说明原有的法律和民风还在起作用。尽管北京的平均教育水准高于其他地方，但杀人数字全国第一，而且是大大超前的第一。显然，这也是为什么文革领导人在“红八月”中开始了红卫兵“革命大串连”活动，免费提供给全国的红卫兵学生火车票和食宿，让外省红卫兵到北京学习北京红卫兵的“革命经验”，让北京红卫兵到外省各地“煽风点火”（当时用语）。根据笔者的观察，到文革的第二个迫害高潮，在1968年的“清理阶级队伍”中，北京和外省，残忍程度和死人数量，变得相仿。这是文革领导者两年的宣传、鼓动和组织之后的结果。
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红八月”这样大规模的由青少年打杀教师和普通居民的事情。在皇帝时代，死刑要经过审理，可以上诉，也由专业刽子手执行。文革后有人把文革笼统解释为“封建主义传统”造成的。这种说法不能解释1966年8月发生的红卫兵暴力。对1966年恐怖的“红八月”，从事实到因果，从评价到解释，都需要做更多的研究工作。
笔者在此深深感谢在调查中帮助过我的人，也希望读者对本文作出补充和订正。
王友琴，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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