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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叶维丽：由师大女附中“八五事件”谈起

潜水多年

加入时间: 2010/04/21
文章: 255

经验值: 10849

标题: [链接] 叶维丽：由师大女附中“八五事件”谈起 (813 reads) 时间: 2014-1-16 周四, 下午10:05

作者：潜水多年 在驴鸣镇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sjd/lsjj/article_2014011598991.html

部分摘要：

[b]文革的再次发动和暴力在其中的地位[/b]

1966年七月底撤销工作组的决定，不但突然，而且背离了中共指导历次政治运动的常规，导致了从中央到北京市、区二级的不知所措，造成包括女附中在内很多基层单位相当程度的无政府状态，达到了最高领袖所希望的“天下大乱”之效果。此为“文革再次发动”之端倪（我对这一时间段文革史的理解，受到王年一先生《大动乱的年代》的启发，该书于1988年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领袖放手让学生们“自己解放自己”，暴力的出现就几乎成为必然，对此，干了一辈子革命的行家们应该比谁都心中有数。刘邓式的工作组，用“四清加反右”的方式搞运动，整干部，整学生，但到底还多少讲究个“度”；此时的文革，则毫无底线了。在一定意义上，文化大革命经过“ 再次发动”才真正揭幕，才称得上“史无前例”。女附中的“八五事件”恰恰发生于“再发动”期间，发生在上层政治激烈震荡（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刘公开摊牌）、中层因思想困惑导致不作为以至瘫痪、基层“革命群众”拥有前所未有的革命“ 自主权”（需要强调，不是什么人都有资格革命的）这几条“线”的交点上。它有重重的背景，不是一个单纯的“学生打老师”事件。

[size=18]叶维丽的另一文章的中文译文（白芳，“卞仲耘之死”，发在（二闲堂）“[/size]
http://www.edubridge.com/letter/baifang.htm

部分摘要：

毛在南方呆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后于7月19日回到北京。除了一首诗和一封信外，人们对他在那个时期中头脑中想些什么所知甚少。他在6月期间写的那首诗表达了自己对“一阵风雷惊世界”（这显然是指不久前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所感到的喜悦之情，说自己“凭栏静听潇潇雨”，结尾“故国人民有所思”则是点睛之笔。正如一位学者指出的，这里的“故国人民”非他乃毛本人，或者说是他在替人民“所思”，那么毛所思的是什么呢？

从6月18日到6月底毛居住在“滴水洞”，那是他在故乡湖南韶山的一处隐密居所。有十天左右的时间毛闭门不出，甚至连惯常的散步也没有做。他所做的事只是“读和思”。而月底他从隐居状态复出，接见了当地的党政干部，他对后者说：“过去我领导你们进行过长征，如今我又要领导你们进行一次新的长征。”

7月8日毛从武汉写了一封信给江青，其主要想法，据几位学者的看法，是毛在滴水洞中构思所成。有人认为，比起那首诗，这封信是“揭示毛当时心境的更重要的文件”。最引人注意的是一句话：“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这是他对5月末“文化大革命”发动以来全国所出现的混乱局面的一个诠注。与留在北京的、急忙派工作组去维持秩序的其他中央领导人不同，毛认为“乱”或者“大乱”是好事，是在动摇“修正主义”的政治基础，从而可以在新的基础上建设一个新社会。

毛的医生李志绥回忆毛与他在那个时期的一次谈话中说：“我想这次会有一千人死掉……事情都颠倒了过来，我喜欢大乱。”

可是当毛回到北京后发现运动搞得“冷冷清清”，这使他大为不悦。毛的第一道命令是“赶走”所有的工作组，因为在他看来，工作组起了一种“扑灭革命之火”的作用。在随后召开的“十一中全会”上，毛“重新改组了中央”。毛的此举实际上废除了中国共产党奉行了十几年的“党的最高层一线与二线分开”的作法，这回他本人要亲自“出场”了。7月29日他在人民大会堂主席台上的出现便象征着这种重大的转变。

“十一中全会”的一个重要成果是“十六条”的发表。其中第四条中说道：“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他们的首创性。不要担心，不要怕乱，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革命不能那样‘温、良、恭、俭、让’”，这是从毛1927年所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摘引出的语句，那是他对党内的一些领导人对当时席卷农村的“痞子”运动所作的回答。在“文化革命”的这一关键时刻提起毛四十多年前所写的一篇文章是意味深长的，毛过去所写的所有文章中唯有此篇对“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影响最大。

。。。。

“文革”的三种基本的暴力方式：一为派性武斗，二为私刑审讯，三为“红色恐怖”，如果说前两者意在从目标“敌人”那里获取具体的结果：前者是为了打倒“敌派”，后者是为了迫使招认，那么第三种暴力的目的则和受害人本身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他们大多是属于“黑五类”的前学校领导者或教师，已经“投降”了，对于施虐者来说他们也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信息可攫取。对他们施暴的目的只是在“制造革命的气氛”，取得一种文革之初的“震慑”效果。卞之死便属于这一类，且是最早的牺牲者之一。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毛主席身着军装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红卫兵”，此后到八月底“红色恐怖”达到了高潮。学者和非学者大多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一异常血腥的阶段。卞仲耘死于八月初，在大规模暴力爆发之前。她的死在时间上有何重要意义？对于7月初到8月底那段时间所发生的事情，有哪些昭示呢？

八月一日到十二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文革”权威评论家王年一用“文革再次发动” 来强调这次会议的重要作用。人们一般对“文化大革命”的“初次发动”（以五月底“聂元梓的大字报”的发表为号角）有共识，但对“再次发动”却较少有人进行过学术性探讨。Roderick MacFarquhar在其有关文革的颇有影响的著作中就没有区分这两个阶段，把从五月底到八月初发生的重要事件都当作是一出戏的同一幕中的不同场景。本文将遵循王年一的看法，对“再次发动”作更详细的探讨，因为卞仲耘之死正是在这一时期之中。

除了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王年一没有提到与“再次发动”有关的其他事件，也没有对“再次发动”与“初次发动”的区别进行探讨。我认为“再次发动”是以毛泽东六月下旬回到北京为标志的，这之前他在长江游了泳，对之媒体进行了广泛的政治性宣传。礼仪月底撤消“工作组”的决定、八月初“十一中”全会召开、“八·一八”毛接见北京红卫兵、随后的“破四旧”以至秋季开始的“大串联”和整个秋天对各省来京红卫兵的接见，都可视为“再次发动文革”的组成部分，但是“再次发动”的关键时刻是七月下旬到八月上旬这段时间，这也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重点时期。

[b]这个时期发生的事件就像一出戏剧，而毛本人乃集这出戏的编剧、导演和主角于一身[/b]。与“初次发动”相比，“再次发动”有以下几点明显的不同：首先，毛本人是其策动者，以党政最高层的权力的改组为先导；第二，“大乱”得到有意识的鼓励，而初次发动时期则谨慎地保持着秩序。毛回到北京后不久就命令撤消北京大中学校的工作组，这等于是废除了中国共产党进行历次政治运动所遵循的“游戏规则”。其结果是，城市的学校里出现了权力真空，而市级和区级的党政机关特别是主管“文化大革命”的部门也陷于瘫痪。这种形势所造成的政治和心理冲击是巨大的；第三，北京一些中学学生作为“毛主席的红卫兵”被推向中心舞台。红卫兵在此时的出现是年轻造反者与“文革”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在“心灵”和行动上一系列玄奇互动的结果；最后，也是与本文的主旨最关紧要的是，暴力成为“再次发动”中最突出和“耐人寻味”的特点。十几岁的年轻人中许多是以“表现”革命的姿态来实施暴力的。工作组在的时候曾竭力阻止暴力的暴发，而此时暴力则得到以毛为首的“文革”领导者的纵容和支持。

上述的这些方面一些学者曾经论述过，但不是在文革“再次发动”框架下讨论的。以下我将就一些方面进行更详细的讨论，并把一般普遍性的论点与卞仲耘之死联系起来。

。。。。

从毛自己的话可以看出他对1966年夏天所发生的事情的立场。最近出版的一本官方的毛的传记力图强调毛是反对暴力的，但其中有一些材料证明恰是其反。例如1967年5月毛向一些到访的非洲客人这样讲述红卫兵的功绩：“（有时）遇到一些问题我们无从下手解决，红卫兵和群众一起来就解决了…。”在此之前，1966年12月他对一位波兰客人说，他曾为与“党内的修正主义者”斗争感到难办，接着又说“他们就怕红卫兵。”因此，如果毛有必要让他的敌人害怕，只有红卫兵能够达到这个目的，如果由此而触犯了一些无关的人，那也随它去。毛对暴力是纵容和默许的。暴力有效地震慑了敌人，不管这个敌人是谁，因此它有一种战略上的价值，成为“文革再次发动”中不可或缺的。

作者：潜水多年 在驴鸣镇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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