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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发现陈皮大夫既看不懂英文，也看不懂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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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发现陈皮大夫既看不懂英文，也看不懂中文   
所跟贴 发现陈皮大夫既看不懂英文，也看不懂中文 -- 芦笛 - (90 Byte) 2013-7-07 周日, 上午5:20 (787 reads)
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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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二、俄國的傳統社會結構 (318 reads)      时间: 2013-7-07 周日, 上午5:27
作者：芦笛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二、俄國的傳統社會結構



俄國的野蠻與原始，在一定程度上是它所在的地理自然環境決定的。光從地圖上看，俄國有著全世界最長的海岸線，但最主要的海岸線都在北面，長年冰封，根本無法利用。西方只有兩個出海口，一是波羅的海，二是黑海，前者是彼得大帝搶來的，後者是葉卡捷琳娜大帝搶來的。與廣袤的內陸比起來，它們只是兩個微不足道的出氣孔。因此，該國其實是個內陸國。與地形破碎、出海口極多的歐洲的其他部份的居民不同，俄國人不可能靠泛海貿易為生，也不利於與先進的西方世界發生廣泛的政治、經濟、文化交流，其基本生活方式只能是農耕。而俄國人實行的是世界上最原始、落後、封閉、保守、愚昧的農耕社會制度——馬克思所謂“亞細亞生產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它決定了俄羅斯人的民族性格。

馬克思按生產方式，把人類社會分為四個發展階段：“大體說來，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可以看做是社會經濟形態演進的幾個時代。” 他所謂“古代社會”，指的是古希臘羅馬的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則是由顛覆了西羅馬帝國的蠻族建立的，其實是外來生活方式，並不是如許多大陸人理解的那樣，是從原有的奴隸社會裡生長出來的。它的特點是三級結構：國王——領主——農奴。國王是貴族領主們的盟主，彼此都必須信守契約規定的權利與義務，不是中式臣子對皇帝的無條件效忠。農奴（serfs）則是依附於領主的農民，其身份介乎於自由人與奴隸之間。他們沒有自己的土地，也沒有完全的人身自由，非得領主同意不能隨意離開莊園，在這點上很像咱們的人民公社社員。比公社社員好的是，他們與領主的關係也是契約關係，彼此都有契約規定的權利和義務：農奴提供勞役、耕作、繳稅，領主則負責為農奴提供土地，人身保護以及執行司法。因此，從中世紀開始，西歐就已經是一個契約社會，而土地則為私人所有。

在馬克思心目中，亞細亞生產方式似乎比奴隸社會還古老原始。他認為，這種生產方式是“土地所有制的第一種形式”，其特點是“不存在土地私有制”，“國家是真正的土地佔有者” 。村社制度與宗族結構，將社會分割為彼此獨立而自閉的單元組織，為社會提供了驚人的穩定性，構成了東方專制制度的牢固基礎。它使人的頭腦狹隘閉塞，墮為迷信與傳統規則的奴隸，表現不出任何首創精神。

馬克思認為，印度、中國和俄國實行的都是這種“亞細亞生產方式”。但他對“亞細亞生產方式”的界定標準是：土地公有，不允許自由轉讓；國家以農村公社為基本社會組織，公社既是國家管理社會生活的基本單元，又是國家賴以指揮興建公共工程的基本單元。很明顯，這與中國傳統社會結構並不吻合。早在1928年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共六大上，布哈林便看出了這一點，在他的影響下制定的《土地問題決議案》中就明確指出：



“如果以為現代中國社會經濟制度，以及農村經濟，完全是從亞洲式生產方法進於資本主義之過渡的制度，那是錯誤的。亞洲式的生產方法底最主要的特點是：（一）沒有土地私有制度。（二）國家指導巨大的社會工程之建設（尤其是水利河道），這是形成集權的中央政府統治一般小生產者的組織（家族公產社或農村公產社）之物質的基礎。（三）公社制度之鞏固地存在（這種制度根據於工業與農業經過家庭而相結合的現象）。這些條件，尤其是第一個條件，是和中國的實際情形相反的。”



所以，馬克思認為傳統中國實行的是亞細亞生產方式，只暴露了他對東方的一無所知，倒是俄國的土地制度頗為符合他設置的標準。在這方面，列寧的觀察相當準確。他認為，俄國的土地制度，“部分是封建式的，部分是亞洲式的” 。的確，傳統俄國的土地制度，是西歐封建領主制與亞細亞土地公有制的雜糅。

俄國傳統社會的基石，是農村的所謂村社（Мир）。在俄語中，Мир這個詞有雙重涵義，既是“世界”，又是“和平”。因此，實行村社制度的俄國農村，在無知愚昧野蠻的俄國農民心目中，也就是一個充滿和平的世界。那才是真正的俄羅斯世界，與櫥窗俄國展現的西洋風采完全是兩回事。村社制度是從11世紀就傳下來的俄國民族遺產，是標準的俄國生產與生活方式，得到政治上兩極的一致喝彩，它不但被沙皇視為專制制度的柱石，而且被革命黨人視為俄國的特殊優越性與未來希望所在。這種吊詭現象，在其他國家還似乎不曾有過。

俄國的土地分為私有與國有兩部分。私有土地屬於貴族大地主，大地主擁有大批農奴（крепостных，亦稱души［“靈魂”］）替他們耕作。農奴和中國的人民公社社員一樣，都沒有人身自由（不是說得像苦役犯一樣，戴著腳鐐手銬幹活，而是不能離開居住地），一生交給農奴主安排，栽種領主的土地，幹活所得的1/3要交給農奴主（好像比公社社員待遇優厚些）。其不如公社社員的地方，乃是不能自由婚嫁，婚姻必須由領主決定。農奴的子女世世代代是農奴，絕無希望變成自由人，這點與公社社員也一樣。在這點上，俄國農村有點像中世紀歐洲的封建社會，只是俄國農奴的自由度遠不如中世紀歐洲農奴的大。與中世紀歐洲封建社會的另一不同點在於，地主並不直接使用農奴去耕作自己的土地，而是把土地交給村社，再讓村社分給農奴們。

國有土地則有兩類，一類直接屬於沙皇，也由農奴耕種，另一類則由自由農組成的村社耕種，實際上為集體所有。村社是農民的共同組織體，也是農村的自治單元，由村社會議（Сход）管理。各家家長參加村社會議，選舉出一個德高望重的長老作領袖，對村社實行家族式統治，管理社區內的一切公共事務，包括定期均分土地，收稅，徵兵，裁決民事訴訟，對輕微犯罪的村民實行司法懲罰，等等。在這點上，它頗像咱們的宗法統治。其與後者的區別，在於咱們的家族雖然也有共同的族產，但族人仍然可以自由買賣田地。村社可完全不是這麼回事。它是一種原始社會的共耕組織。土地並不屬於個人而是屬於集體。村社把土地均分給每家農戶耕作，各家有土地使用權，但並無所有權。過上一段時間，村社就要把分給各戶的土地收回，重新分配，以避免貧富分化，確保大夥兒一樣窮。至於森林、牧場、漁場、獵場、池塘、湖泊、水源等等，則由全社區成員共用，不予均分。

不難看出，由農奴組成的村社很像咱們的人民公社，而由自由農組成的村社則頗像咱們的“大包乾”，農民有分給的份地的使用權，但並沒有所有權。不過，大包乾還是比自由農組成的村社要先進得多，蓋公社垮後，行政與生產畢竟還是分開了，而自由農組成的村社則實行偉大領袖毛主席說的“政社合一”的“一元化管理”。

村社文化（或更準確地說，是無文化）的特點，乃是它驚人的超穩定、封閉與保守。對絕大多數村民而言，村社就是整個世界，他們祖祖輩輩生活於其中，萬事不求人，根本沒有與社區外的人交通的必要，一切都自給自足。上了點年紀的讀者們大概還記得電影《列寧在1918》上那個去跟列寧找“農民的真理”的“富農”。他對伊里奇說：我們什麼都不需要城市供給，你們不給我們洋布我們穿土布，不給我們皮鞋我們穿草鞋，而我們若不給你們糧食你們就得餓死。於是伊里奇大怒，質問道：難道你今天來，就是代表農民向我們宣戰麼？農民當然抵擋不住布爾什維克的快槍，在餓死泰半後自然屈服了。

這位“宣戰”的老農說的，其實就是俄國革命前的基本狀況。俄國農民與古代中國農民一樣，穿的是自織的土布衣服與樹皮鞋。村社有自己的鐵匠鋪，負責修理製造農具。農民用以物易物的原始方式互通有無，與市場經濟徹底絕緣。據說直至18世紀末，俄國還沒有麵包的交易。18世紀以前，俄羅斯生産力水平極其低下，絕大多數居民都是文盲。據統計，17世紀末，居民識字率僅爲2-3%。

不誇張地說，村社就是俄羅斯之魂，它哺育出了俄國人的集體主義精神，徹底堵死了個性解放、標新立異的一切空間，使得他們養成了崇拜並無條件服從尊長的天性。沙皇既是他們的大家長（所謂“小父親”——俄國人用的昵稱），又是活在世間的上帝。這種原始集體主義生活方式，將俄國卓有成效地凍結在中世紀。

這兒順便解釋一下，由於我黨的長期教育，所謂集體主義似乎被國人視為好東西，甚至把它與西方的團隊精神混淆起來。其實，集體主義價值觀，乃是認定集體利益、國家利益至上。相對於國家和集體利益，個人利益渺不足道，完全可以而且必須無條件犧牲。被西方視為神聖不可侵犯的個體權利，在俄國、納粹德國、中國和日本等國百姓看來一錢不值。這就是專制制度乃至極權制度在這些國家盛行的基本原因，也是它們在英美毫無感召力的原因。

法西斯主義與共產主義，其實都是極端的集體主義，其共同點便是個人必須無條件服從集體，為了集體的長遠福利，獨裁者可以用國家的名義去對個人幹出一系列西方人認為是不能容忍的事情來。無論是中國還是如今的俄羅斯，集體主義仍然是主流價值觀。中國就不必說了，許多識字分子包括八九學運的參加者都堅定地認為，為了大多數人民的利益，就是可以殺掉一部分人。而如今的俄國青年也對著西方電視記者堅定地說，俄國恢復往昔的大國尊嚴才是最重要的事，個人的自由可以後一步解決。普京也承認：



“在俄羅斯，集體活動向來重於個人活動，這是事實；……大多數俄羅斯人不習慣於通過自己個人努力和奮鬥改善自己的狀況，……要改變這種習慣是很緩慢的。我們且不去回答這樣做是好還是壞。重要的是有這樣的情緒，而且它很盛行，因此不能不重視。”



俄國若沒有村社，中國若沒有宗法統治，很難設想兩國會形成如此執著持久的集體主義價值觀，也無法理解為何俄國人與中國人都有同樣的“社會主義熱情”。兩國人民心目中的理想社會都是“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的“大同世界”。這種相似似乎不是偶然的。

類似地，俄國人以“追求真理”為執拗傳統，但俄語的“真理” Правда其實來源於基輔羅斯君主“偉大的弗拉基米爾”制定的第一部法典Правда Роусьская，因此並不是西方truth的等價物，而是一種由統治者主觀規定的行為規範，這與中國人的真理觀具有驚人的相似性。離開兩國共同的文化背景，似難解釋這種雷同現象。

因此，沙皇與革命家讚揚村社都沒錯，他們看到的其實是同一個“優點”。村社文化訓練出來的個體毫無個性與自由意志，使得大多數國民養成了絕對服從權威的奴性，它們的確構成了沙皇專制統治的精神柱石。但反過來，國民的奴性也為一小撮意志如鋼的革命家提供了廣闊的冒險天地。正如俄國第一個布爾什維克特卡喬夫準確觀察到的那樣，俄國的革命必須由一小撮精英使用恐怖手段驅趕奴性十足的大衆去進行。歷史的真實就是如此。布爾什維克黨人長期流亡國外，只是在二月革命後才匆忙回國。在奪取政權後，他們在廣大基層完全沒有什麼根基，全靠那精英黨採用恐怖手段強迫廣大人民乖乖就範。這與中共革命都還不一樣——我黨在奪取政權前，畢竟還在廣大華北農村實行了有效控制。

作者：芦笛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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