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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草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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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中華民國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9373 reads) 时间: 2013-3-26 周二, 下午6:55

作者：草虾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1935年初，田漢先生寫作《義勇軍進行曲》的原詞是“中華民國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後來改“國”字為“族”字，因為組織認為愛國是愛蔣中正之國，故有當時的左翼文人之爭介於【國防文學】与【民族文學】。現在，台灣人既然接收了中華民國，也可接收這首《義勇軍進行曲》，拿來那份精神用於抗共。何況，作曲者聂耳1935年初创作了《义勇军进行曲》之後，1935年7月17日在神奈川县藤澤市鹄沼海滨自沉以殉日本國了。

1936年的張揚暴亂，成為直到1966年的毛劉周惡鬥之源：西安事變無關民族主義！

毛澤東自從“遵義會議確立了領導地位”之後、獨霸延安之前，有一段極其窩囊的日子，窩囊的原因是自作聰明策動了西安事變卻遭到共產國際的狠狠打壓，憋的一股鳥氣是他從延安整風直到文革的復仇動力。為此，我們需要探究：西安事變的精神價值或曰推動其發生的思潮，到底是什麽主義？

我先聲明，我認為這世上跟本就不存在所謂的民族主義。因為“民族主義”假如是存在的，那麼诐使用之時，是從本民族相對於他民族而言的，那麼要看本民族是處於相對地位的弱勢還是強勢？如果是受害的弱勢，那麼一隻狗也知道保護自己的窩免遭侵犯，何況人呢？所以弱勢者使用的“民族主義”，根本是爲了自己免遭亡族滅種的種族主義。如果是施害的強勢者呢？不就是沙文主義或者納粹主義？還是種族主義。就如荷蘭人反抗西班牙爭取獨立，之後到了南非。所以，民族主義這東西的本質是種族主義，也就是生物學上的種間鬥爭，沒有什麽先進玩藝。

華文古籍說到其他“民族”這個意思，使用的詞彙是“某種”，諸如吐蕃種、蒙古種、回胡種，就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民族”這個詞彙是近代才有的，捉摸其意就知道，“民”是相對於“官”而言，一個“民族”就是一個官府之下的屬民，無官則無民。近代之所以有“民族”，是因為最大的官皇帝及最大的官府朝廷均倒閉之後，改行孫中山鼓吹的三民主義，所以“民”字就特別香起來鳥，屁民們紛紛覺得民主了嘛，自己就是小皇帝了？

看看西安事變的蔣毛張楊諸公，沒有一人可稱民族主義者，因為他們的一生事業都是忙於殘殺“民族”同胞。然而他們殺人的時候畢竟要有個旗號，不是劉備那個時代殺人的時候可以自稱皇漢嫡裔，所以只能一邊高喊“民族主義、中國人不殺中國人”，一邊伸出刀去殺到的只能是中國人。蔣毛張楊是最有資格高喊民族主義的，喊出來都是假的，何況他們之下任何人還能喊出真的嗎？當然，他們是強者大人物，知道自己就如上面的嫖客一般吼著愛情，那麼弱者呢那些賣命的臣民士卒，的確也有真喊真信的，但也因為他們是弱者，或因昧愚或因诐迫，只能喊這些玩藝，就如身下的小姐呻吟的也是愛情。

西安事變的史實資料，現在都很清楚了。當時中國的軍閥林立，最強的是蔣記的俄式黃埔軍，其他軍隊也或多或少的受過俄式訓練，那是當時的潮流。楊虎城是草根刀客出身的倒灶兵痞，跟他的老上司馮玉祥一樣，有奶就是娘。張學良是紈絝出身，只知道以權謀色，不像老蔣那樣懂得拿性交作為勾結洋人吃軟飯的捷徑。毛澤東專以黑打為樂，打得天下大亂最好。當時的局面，是老蔣明喊“攘外必先安內”，命令張楊與毛相殺。張楊毛合作的西安事變，得手之後的狂喜，是要召開公審大會，槍決老蔣。他們如果信奉半點民族主義，也該知道一旦殺了老蔣，中華民國就是一盤散沙，就不存在抗日的民族中堅鳥。

張楊毛當時的主義是“國際主義”，即殺掉英美走狗老蔣，依託蘇聯成立蘇維埃西北聯邦-（注意這個西北聯邦是以新疆的盛世才為楷模），讓華東的英美帝國主義走狗與日本帝國主義走狗去殺吧。他們以為，殺了老蔣，才是徹底貫徹了“武裝保衛蘇聯”，因為沒有了蔣記黃埔的抵抗，日本可以長驅直入華邦，幹嘛還會去背上伐俄呢？

但是，他們都沒有料到的是，共產國際的主義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變臉，從列寧主義的讓自己祖國失敗，變為斯大林的愛國民族主義。秉承旨意的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羅夫為支共欽定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亦即民族主義的出籠，而且要賭咒發誓擁護老蔣擔任統戰的統帥。劊子手要把囚犯押赴刑場的時候，突然挨了兩記大耳瓜子，得到命令趕緊為囚犯鬆綁，還要下跪，磕頭求饒冒犯之罪。張楊毛趕緊訂立攻守同盟，銷毀策動西安事變的往來罪證。

我們看看毛澤東的處境變化就知道了，他是匪酋中第一個到陝北的，所謂先到為君後到為臣，立刻成了說一不二的陝北土皇帝，而且策動了西安事變，立刻驕狂不可一世。但是，天上掉下個太上皇王明，手捧“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聖旨。此時，毛澤東策動西安事變的得意業績，已經變為破壞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萬惡大罪，隨時可诐王明等等國際派摘下腦瓜，所以忽而變得身段柔軟低聲下氣，處處高呼王明同志萬歲。。。

所以可曰，西安事變的發生是因為國際主義，和平解決是因為“民族主義”。只不過，這個“民族主義”是共產國際的另一張狗皮膏藥而已，從“摧毀本國抗日力量、對日綏靖以求武裝保衛蘇聯”變為“動員本國抗日力量，對日抵抗以求武裝保衛蘇聯”，因為需要“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所以需要國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所以，這個“民族主義”其實還是國際主義。

所以可曰，西安事變的發生是因為國際主義，解決還是因為國際主義，從頭到尾無關民族主義。也因此，才能明白共產黨在文藝界的左聯惡鬥，一方是周揚等鼓吹擁護老蔣抗日的“國防文學”，另一方是魯迅等鼓吹抗日旗下繼續反蔣的“民族文學”。然而魯迅關於民族的論斷是：“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可見魯迅与毛澤東之心心相通，都不主張抗日，因皆認為中華民族只適合做殺材。

不要小看這點微妙差別，它決定了中國後來半個世紀的命運。因為共產國際的政策轉折，導致毛澤東在西安事變作用的功罪反轉，此際毛澤東憋下的惡氣，從延安整風整頓那些鼓吹國防文學的文學青年，一直到文革都沒整完！《義勇軍進行曲》作詞者田漢，1966年被“专政”关押于秦城监狱，有糖尿病而被迫著趴在地上喝掉自己的尿液，糖尿病、尿毒症和冠心病一起发作，也不敢有最後的吼聲，死后被宣布：“田汉死了，罪大恶极”，“叛徒”，“永远开除党籍”，支囯人不能再唱他作词的歌曲。

西安事變為何在毛死之後才拿出來炒作？皆因此乃毛澤東轉勝為敗的心頭恨事。毛因發動此事而低頭，周解決此事而抬頭。說句題外的，西安事變之後共黨內鬥的變化，乃因劉少奇的崛起入局以致出局。劉少奇的崛起，又是因為“堅決破壞統一戰線”的策動八路軍新四軍發動黃橋事變消滅國軍萬人，引起國府報復，誤殺了“堅決服從統一戰線”的皖南新四軍萬人，導致新四軍從周恩來到劉少奇的轉手，奪槍之恨。這也是文革之際周恩來要殺劉少奇的因果所在也。

共產黨的路是從1936到1966，國民黨的路是從西安到台灣。過去是共產黨爭取國民黨的招安，現在是國民黨爭取共產黨的招安。作為民國遺孤，我不由得吶喊：中華民國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作者：草虾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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