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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网络论战方舟子的辩论与心理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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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网络论战方舟子的辩论与心理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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鹰
- (3514 Byte) 2012-8-20 周一, 下午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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鹰
警告次数: 2
加入时间: 2011/11/28
文章: 928
经验值: 35819
标题:
下面这篇文章是转给老芦的外甥女看的:科举的中国
(316 reads)
时间:
2012-8-20 周一, 下午5:37
作者:
鹰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科举的中国Posted by 寻正
我在《陆骏中举》一文中批评中国仍然实行的是科举制度,大家认为我的批评过于严厉,然而,我仍然要坚持我的说法,那就是目前的中国仍然是一个跟旧制度没有太大区别的科举中国。
科举制度的特点是什么,唯科举论,也就是唯考试论,分级考试,用考分代表一切。
中国人为什么从入幼儿园开始就面临考试压力了呢?就是因为这种唯科举论,几乎没有人质疑的科举精神。当年跟一个幼儿园高材生认识时,我笑得几乎岔气,我没读过幼儿园,随后知道城市中的幼儿园也要考入,我就笑不出来了,因为城里人并不觉得好笑。科举精神已经融入了中国人的血液中——如果自己的孩子成绩一向不错,但考差了,中国人绝不会质疑试卷或者评卷的老师有问题,而是怪考生考得不好。
在我未留学美国之前,没有接触到针对考题设计的统计分析之前,我也总认为成绩衡量的是学生的能力,是不可质疑的金标准。然而,没有什么比这更离谱的了。醒醒吧,中国人,科举精神就是对权威的没有折扣的崇拜,对随意性极大的考试无条件地认可。
在谈中国人幼稚得可笑的考试之前,我们先说说西方是如何考试的。
在美国入大学,有两种标准化考试,一种是SAT,一种是ACT。SAT是1926年美国大学委员会推出来的标准化考试,而大学委员会则是全美大学联合成立的一个旨在标准化大学入学考试的俱尔部,是一个非政府组织。
ACT则是爱荷华大学教育学教授林克斯特(E.F. Lindquist)在1959年设立的跟SAT竞争的全国性考试。虽然在1959年才进行全国性的考试,ACT实际上当时已经有30年的历史了,跟SAT差不久远。ACT前身是爱荷华基本能力测试。现在大家广为熟悉的试卷上涂圈以方便机器评卷,就是林克斯特教授率爱荷华学者发明的。ACT测试是在爱荷华城的ACT公司组织的。
无论是ACT,还是SAT,都早已进入了公司运作模式,有着一个极大的试题设计与考试执行团队。ACT公司在爱荷华城是一个大雇主,在日常生活中经常碰到它的员工。记得两三年前读到过英语四六级考试中心如何窘迫,这在国外是不可想像的。考试收费不菲,中国人习惯将之当作毛利分掉,而考试公司则必须要不停地投资,以保证自己的竞争力。科举的特点之一就是无限地垄断,报怨科举的,也往往关注于后果,而为什么科举就不好,没人能说出一二三来。
SAT与ACT都有专业人员设计考试,还要跟踪评估考试的有效性。即或如此,这两个考试仍然备受责难,为什么呢?因为考试只代表了考生能力的一个方面。
我在考试中往往都能超常发挥,所以不是很埋怨考试,但我的同学中就有人有麻烦,分明成绩很好,在高考之前本校的常规考试中稳居前列,结果高考成绩始终不佳,第一年没上线,第二年考了个满眼含泪的分数——在这一年中,她在高考前稳拿本校第一,结果许多人在高考成绩上比她好得多。还有什么比中国高考更残酷的呢?所有人都怨她没考好,实际上是高考本身不合理,考题本身有问题。
即使有强大的试题设计团队,有现代科学考试理论与实践指导,ACT与SAT的效率是很低的。考试的目的是什么?判断考生能力,判断他们在随后的学业中是否能取得成功。在2001年,加州大学呼吁抵制SAT,因为SAT并不能达到其考试目的,SAT随后对试题进行大幅修改。
ACT的口碑一样地不佳,芝加哥大学做过一份调查,ACT成绩只能解释大学平均学分差异的不到4%,这其中有域值限制的因素,但不到4%也太低了。在1992年芝大新生ACT成绩是最好的,但跟其它年份比,成绩反而是最不好的。ACT的可靠性可见一斑。
这些考试的通病是不能判断考生能力,某种程度上跟性别、人种、及父母收入相关,而跟考生随后表现的学业能力以及长远的工作能力相关性并不高。早在1960年代人们就发现,中学平均成绩远比大学入学考试成绩更能预示大学生学业成功程度。这是为什么美国大学入学条件中都要求中学成绩单以及某些大学不看ACT或者SAT的原因。
说到这里大家就明白了,国外投资无数、精心设计的考试都因为先天性的不足而成为众多能力判断的标准之一,甚至被忽略,中国随意性极高而基本上没有受到过学术评估的考试究竟多大程度代表了考生的能力,或者说达到了考试的目标呢?中国的考试更不可靠,然而,却成了唯一的标准,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科举制度深入人心,大家反对科举的形式,却人人都是科举的权隶,看看大家对考试的认同就知道了。
考试是一门学问,是研究如何用考试这一种形式最大限度区分考生能力的学问。然而,中国几乎没有人研究这门学问,但似乎谁都懂得出题。
科举的最大优势就是减少主观性,达成对考生形式上的公平,然而,这种形式上的公平是有限制的,因为科举太易于作弊,一考定终生,考生就有强大的兴趣找人代考,或者通过其它形式作弊。事实上,由于考试并不真正代表考生能力,而考试本身是有缺陷的,就是考生针对考试形式与习题进行研究后,可以在不提高能力的前提下提高成绩,也就是说,考试本身是可以作弊的,把考试不能代表能力的偏向性发挥到极致,让考试彻底失去代表考生能力的作用。
从考试的偏向性而言,为提高成绩而非能力进行学习是中国全民作弊,这是为什么中国考生在国际考试上的成绩要打折,这不是歧视,而是科学地判断中国考生的能力。中国考生的英语能力几乎是全球高分低能的代表。
在美国大学里,任何一门课的评估都不会完全以考试为准,即使是数学统计这种可考性非常强的学问,都起码会多次考试确定学生成绩,而在中国,即使是可考性最差的文学类课程,仍然是一考定终生。这之间的差别就在于,中国有科举文化,国外没有——因此,别人培养的是能力,中国多高分低能的书呆子——最可怕的是,中国德育教育的失败,让书呆子总以为自己很聪明。
科举是中国文化之根,在现有体制下,很难被突破。
【美国大学入学候选人评判标准:中学GPA(平均成绩)及成绩单,自荐信,推荐信,面试,SAT或者ACT。这些标准跟硕士博士研究生入学评判标准相仿,只不过标准化考试变成了GRE或者GMAT之类。】
【美国一门课程的成绩评判也类似于入学申请:比如:印象10%,期中考试30%,期末考试20%,平常作业20%,课程项目论文20%。在商学院时,老师上课时特意记录学生发言,有价值的算分,没价值的不算,课堂参与占总成绩的20%。这种课程作弊过关甚难。】
陆骏中举——为什么海归造假盛行 精选
已有 5308 次阅读 2012-8-10 07:37 |个人分类:实事评论|系统分类:海外观察|关键词:陆骏 北京化工大学 科举 考试 千人计划 博士后 认证 哈佛大学 MIT 崛起
寻正
在读研究生时,一位美国教授对中国的科举制度情有独钟,在他眼中,美国最大的问题就是愚蠢的政治家。中国人,他说,实行科举数千年,他们的政府官员是经过检验的(Tested)。
科举(也就是考试)的最大好处就是给予个人以能力的认证。当一个人应聘时,如果每一个雇主都需要对这个人进行详细的能力评估,那么整个社会的运作成本就极高,因为他每到一处应聘,就会产生这样的评估需求。科举制度就是一个社会需求的整合,社会对一个人进行一次性地评估,然后可以多次使用——这就是我们文凭学位的价值。科举的概念加以扩充,同样地包括我们发表的论文,一家杂志针对我们的论文的学术贡献与价值进行评估后,整个社会都因之受益,可以重复使用。
西方社会采用考试科举制度之后,从未把考试制度当作唯一的认证标准,从科学的角度来说,考试并不能完全地衡量个人能力,在一次考试过程中,有众多的因素影响考生的考试成绩,比如考生的健康状况、情绪、表达能力、以及考题的随机性,从科学角度来说,考生的知识水平与能力跟考试分数的相关性并非那么紧密。因此,考试仅仅构成学术评估的手段之一。
当中国废除科举之后,也就废除了考试,读李宗吾的厚黑学,最开眼的就是了解了中国国粹被废之后,教授们还需要从西方引入考试,为此,当了教授的李宗吾还得挨学生的揍。一旦考试重新获得科举地位之后,中国人又回到了从前,变成了考试狂与科举奴隶。中国的教育体系重新把全部价值赋予考试时,中国又进入了学术评估的错位误区。
如果你认为中国只在清朝以先才有科举,你就错了。如果你认为科举习气只存在于教育系统之中,你仍然错了。现代的中国仍然执行的是明清时代的科举制度,中国文化中流行的仍然是科举时代的愚民精神,只不过八股文换成了数理化。
在科举体制中,成为童生、秀才、举人、进士就意味着不同的学术级别,不但是能力评估的标准,更是社会待遇的起点。在科举制度之下,中了举人就有相应的福利,同样的,在中国,如果你是博士,那么工资是一个级别,如果是硕士,又是别一个级别,如果是学士,则又会差上不少。在这之上,进行学术评估,又依赖于SCI及影响因子。中国的科举制度泯灭人的个性,中国的学术评估则把人简化为数学符号。
两个博士能力可能完全不同,社会功用与需求完全不同,甲可以是美国知名大学授勋海归,乙可能是中国不知名大学土产,海归未必懂自己的专业,而土产也可能正在为中国科技做出独特贡献。但在愚蠢的科举体制之下,在崇洋媚外的制度中,海归就比土产博士更受重用,享受更高的待遇。在科举制度中,最基本的特色就是忽略人才的局部需求与评估,用全国性的抽象的统一的标准来衡量人才的价值。正是中国的科举精神催生了中国“博士后”这种让人笑掉牙的“学位”制度。
西方国家盛行博士后制度有两大推动力,一是在少部分专业的确有让博士毕业后再集中精力做学术,以获得独立研究技能的需要,但这个需求很多时候变成了国外学术机构获取廉价劳动力的借口,绝大部分博士后职位是西方学术机构获得廉价高值劳工,剥削不发达国家移民的一种现代雇佣方式。传统意义上的博士后是由出资机构向博士后提供资助,以便他们可以集中精力、在没有财务压力的状态下训练获取研究技能,但这种博士后早就变成了稀有动物了。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引入了博士后制度,东施效颦、邯郸学步,折射的是中国学术评价的错位乃至于缺失。
科举制度与精神的盛行,起源于针对人才的局部评价能力的缺失。回到隋唐时代,一个地方需要儒生做官治理一方,搞清楚这些成天“子乎也者”的文人究竟有什么能力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评估成本甚高,于是乎统治者创造了一劳永逸的科举制度。当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人才是国家发展的瓶颈,而中低层管理人员一般没有能力直接评估人才能力高下,于是乎中国几乎在一夜之间恢复了科举制度,人才的价值几乎完全是由统一的认证确定的,大学分三六九等,部级院校、省级院校、以及地方院校,其毕业生来源去向都随着级别流动,井然有序。
在特定时期,在局部管理者普遍低能的状态下,统一的科举认证有助于克服掌权者任人唯亲的倾向,提高人才选拔效率。然而,其缺点也十分明显,那就是行政体系的普遍愚民化,对科举与形式主义的依赖,最终导致了局部评估的缺位。
局部评估的缺位表现在几个方面。第一,是针对统一认证的重视,比如针对职位设计,在学位学历要求上缺乏弹性,尽管一个工作中学毕业就能胜任,小学毕业训练一下也能将就,但管理者会装模做样地要求大学毕业,往往还附带“名校”两个字,造就了学位的高消费与膨胀。
第二是对人才的评估需要借助于外部评估。中国在引进国外人才时,基本上不会根据自己局部的现实需要,而是依据国外人才在国外获得的地位(教授、副教授、助教授等)来决定是否引进,在决定引进之后,再在局部创造现实需要——当然,这种拍脑门创造的需要往往跟现实是会冲突的。
第三是针对在岗人才的业绩评定取决于外在指标。中国大学普遍针对发表文章SCI及影响因子来确定奖励计划就是这一倾向的折射。
局部评估的缺位造成严重后果,那就是人才失去公平竞争环境,人才相互竞争的不是能力,而是科举认证。第一个后果也是首要的后果就是行政评估体制的愚化,由于统一的认证或者外部的评估是现成的,很容易获得的,几乎不存在行政成本,所以中国的行政评估体制就不用额外花力气来评估人才,这么做的后果当然就是丧失评估的能力——如果起初有的话,或者无从培养评估能力——如果起初没有的话。这个后果造成恶性循环,愚化的体制要依赖于外部认证,而依赖性让愚蠢永固。
第二个后果是行政体制的僵化、官僚化。官僚化有两个体现,一是规定僵化,由于在缺乏局部评估体制下的制度过度依赖于外部认证,相应的规定就不允许在相关评估上有过多弹性。二是行政过程的官僚主义,在科举制度下,人才就没有个性,只有共性,一根萝卜随便哪个坑都能插,那么局部需求往往易于满足,所以中国的人事经理都是像皮图章或者木偶,他们注定是给人才设置障碍的,而不是服务者——久了,人事经理也就失去了职权,人事权往往集中到“领导”手中去了。
第三个后果就是造假盛行。在一个完美的体系中,如果我们能100%地准确评估人才,我们就不怕造假——因为要影响到评估结果,人才就必须提高自己的能力,如果能力提高了,就不是造假。越是实际能力与评估体系脱节的地方,潜在人才就越容易造假,当一个大学招聘人才就只需要几张证书时,造假者的成本就极为低下。同样地招聘教授,国外的学校又要面试,又要你讲学,还是派人阅读你的作品,也不是不能造假,但成本则高得多。
北京化工大学陆骏之所以能混入该校,实际上反应的就是中国科举制度的危害,当一个人的价值简化为数学符号时,也极大地增加了造假几率。在依据于外部评估的机制中,陆骏进入北京化工大学轻而易举,因为在外部评估机制非常地简单明确,你不需要理解陆骏这个人才的具体价值是什么,只需要借助于他的学位、国外教职、以及发表文章的影响因子就可以对他一目了然。在申请者中,绝大多数人是诚实的,无论是做木偶的人事经理,还是做评估的领导,都没有理由怀疑他的诚信,也就没有必要检查他的文章——因为在外部评估机制中是不必要的,那是杂志评审者与编辑的事。即使北京化工大学有具体规定,要人事经理与领导或者评审者看一看他的文章,在一段时间之后,大家也会习惯于忽略这个规定——忽略这个规定的代价也很小,因为超过99%的几率你会是对的。
科举制度不仅仅是让陆骏造假的成本很小,其风险也很小。在陆骏被爆光之后,千人计划无非就是取消了他的资格——他本来就没有这个资格;北京化工大学将他解雇——他本来就没有资格进入化工大学任教。陆骏迄今为止承担了任何损失没有?绝对没有!我自认为品格比较高尚,但如果是陆骏,也会尝试到北京化工赌一把的,稳赚不赔,不造假的是傻瓜。
作为千人计划的主管部门,就绝对不会想到针对北京化工大学进行惩处,因为在科举精神中,一切的责任都在敌人(陆骏)太狡猾,而不是评估程序有问题。如果一切责任在陆骏,千人计划就不会想到要它的评审人员承担责任。如果有了正当的局部评估义务,那么北京化工大学也就有了责任,千人计划会首先追究北京化工的欺君之罪,暂时或者永久地吊销北京化工大学参加千人计划的资格算是轻的,重的则要诉诸法律,追回千人计划在陆骏身上浪费的成本。
同样地,北京化工大学也会认为陆骏太可耻(随便怎么骂谴责都行,反正是死老虎了),而不会惩罚涉案责任人员——在科举制度下,他们的责任也并不重,学术以诚信为基础,不可能千日防贼,在超过99%的情况下都正确,你还真不易定他们什么责任,况且北京化工可能并没有专门派人检验陆骏的论文。没有人有这个义务,还当真不好追究具体哪一个的责任,除非涉案人中有领导看不惯的人。
在科举时代,如果一个秀才或者举人犯了事,当然包括考试作弊,最大的惩罚之一就是废除其秀才举人资格。对于习惯于享受人上人特权的士人来说,这种惩罚非常重,但忽略了一点,那就是对于作弊者而言,他们本就没有资格享受这些特权,这根本就不算惩罚!在旧体制下,大学教师享受的是铁饭碗,开除公职是一种严历的惩罚,因为被惩罚者不再能享受类似的工作,要另找一个好的工作是不容易的,档案里把你的劣行都记着呢!作弊被取消举人资格,士人名声臭了,再无出头之日,也勉强算是惩罚。但对于现代的中国来说,显然,陆骏没有受到任何惩罚,说不定,再改个名字,到另一所化工大学当教授去了,因为在科举体制中,造假太容易了。
陆骏按照中国现有法律,已经属于诈骗犯罪了。在另外一个国家,他的命运就会截然不同。东京化工大学会在第一时间通告检察官与警察,他们会发起刑事调查,因为此类诈骗属于刑事犯罪。同时,东京化工大学会发起诉讼,不但要追回陆骏非法所得——他在东京化工大学所有的收入,包括福利,都不是他应得的,还要陆骏赔偿东京化工大学的损失——包括丧失招聘一位相应职位教授的机会损失,也包括东京化工大学的名誉损失。东京化工大学之所以如此卖力惩罚陆骏,因为他们在评估他并授予他职位时投入很大,涉案人员要承担相应责任,这个责任之一就是恢复学校的名誉,行政人员带着报复心态打击陆骏,从而杜绝他们将来再次成为受害者。
类似的案例发生在哈佛大学。由于哈佛大学认真评估,也有能力评估它的教授,陆骏显然不可能出现在哈佛的地盘上。出现在哈佛地盘上的是一名学生,他叫亚当*威勒(Adam B. Wheeler)。他进了一所在中国人中不怎么知名的大学(Bowdoin College),上了一年就因为剽窃被开除了。他摇身一变,成了麻省理工(MIT)的优秀人才,伪造了一切申请材料,骗过了哈佛大学,“转校”进入哈佛。在哈佛,他通过剽窃伪造手段获得了众多奖项。
因为在哈佛的欺诈获得成功,他再接再厉,申请了世界知名的罗德奖学金与福布莱特奖学金。在罗德奖学金的审批过程中,由于他太出色了——成绩全是满分,独立出书2本,跟教授合著出书4本,还有哈佛大学知名教授的力荐,审批委员会都准备把奖学金乖乖地交给他时,一位英文教授注意到他的作品有剽窃嫌疑,于是乎他的学术泡沫一下子就爆炸了,哈佛大学调查后将材料移交给警察,随后公诉机关介入,威勒在劫难逃。
2010年底,威勒承认了公诉方多达20条的所有罪行指控,包括盗窃、身份欺诈、伪造推荐信、以及学位欺诈等。他被判入狱2.5年,但只执行1个月,剩余刑期缓刑10年,在缓刑期间,他不得以其在哈佛非法经历蒙利——最主要的,这就堵死了他以诈骗经历蒙利的渠道,不能写一本《我怎么戏弄哈佛的》畅销书,通过另类手段获得不正当利益。他还需要退还哈佛在他身上的投资,包括他获得的所有资助与奖励,共计近4.6万美元。一年之后,威勒由于在求职信中声称是哈佛毕业生再次入狱,这次他需要坐满起码一年的牢。
威勒的欺骗手法一点都不高明,跟陆骏类似,只要一捅就破,但他在哈佛逍遥了三年时间,几乎修成正果。丑闻爆光后,哈佛也狼狈不堪,但哈佛随后针对欺诈者的打击则可圈可点,为挽回声誉起到了积极作用。
美国大学诚信为本,虽然针对造假剽窃惩处严厉,仍然无法杜绝此类现象,连哈佛都会中招。因此,即使是不存在制度上的缺陷,针对学术不端行为的打击都任重而道远。中国科举式的评估机制给造假者提供了无穷机会,而没有相应的惩罚,骗到手的工资用不着退还,骗到手的学位不会吊销,中国就是一个劣材驱逐良材的土壤。可怜在科举制度中挣扎的学子了。
附1:有人向我夸耀中国之崛起,说中国大学都有底气聘美国教授了,我大笑出声,一个国家连评自己的教授的能力都没有,都要靠借助于外来标准,这很傻气,没有底气。把没有资历,只有潜力的学术新秀培育成大师,或者提供空间让其生长为大师,才算真正地有了底气,崛起了。暴发户挖点墙角,不少还带瑕疵,不叫崛起,叫寒酸。陆骏折射的不仅仅是中国学术造假盛行,还有整个学术界的低能——生产不出好苹果,还分辨不出苹果之好坏,真的很低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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