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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困境和出路所在一、首要的是增加国家、民族的自身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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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大陆维护人权运动的困境和国家安全部部长许永跃的毁灭国家安全的行为 -- 徐建新 - (4920 Byte) 2012-5-17 周四, 下午8:26 (357 reads)

徐建新

加入时间: 2004/07/05
文章: 157

经验值: 1627

标题: 五、重庆一批富裕的私营企业家已经被剥夺了自由、财产乃至生命----中国民运人士很可能将重新回到自由民主运动的中心 (218 reads) 时间: 2012-5-17 周四, 下午8:27

作者：徐建新 在驴鸣镇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五、重庆一批富裕的私营企业家已经被剥夺了自由、财产乃至生命----中国民运人士很可能将重新回到自由民主运动的中心

长期以来，中国的自由民主运动，民运人士一直是主要力量，之所以在国际互联网出现后的维护人权运动中处于边缘位置，原因在于他们一直被中国共产党全力打击得奄奄一息，也因为国际互联网的出现使得全新的一代人----中产阶级中的许多人士借助网络，带来了专业知识、理性习惯、客观评价、循序渐进等等完全不同的对待政治习惯，全面介入了维护人权运动，而这些人又有一个强大的支持基础----中国年轻的网民，中国的自由民主运动出现了全新的局面。

这方面的简单事例如孙志刚案，黄静案、刘涌案、宝马案等案件中，网民的力量不但使得司法公正，而且甚至改变了法规。

当年，国安执法犯法，抓捕审问我，以及我和他们聊天的时候，我都毫不隐晦我的目标是要让党内、社会上大多数人形成共识，形成持久的压力谋求政治、教育、科技、经济的进步，不希望是因为流血甚至牺牲生命才能够得到这些进步，国安人员和我在聊天的时候，就一点也不隐讳他们的愚昧无知和名为国安人员实际上是国家安全毁灭人员的实质：“你这样的人最危险、最可怕。”

象我这样的人只有知识和智慧的力量，我说的话，有人听就有作用，没人理睬的话就没有作用。国安的问题在于，他们连这样的推动中国进步的方式都要用违法的暴力犯罪手段来扼杀，当然，别的办法对我都没有用，只有使用暴力，执法犯法才能够阻挡。

但是，国安只有执法犯法才能够暂时达到他们的目的，使得我一段时间内闭口不语，就足以说明他们的所作所为恰恰就是毁灭国家的安全。明确地说，国安、国保、中宣部的政策一直在竭尽全力将中国民众原子化，相互疏离，使得他们没有集体的相互保护意识和行动，也使得单个民众面对官吏处于任由官吏宰割的境地；也就是说，他们在另一个方面强化官吏的合法伤害权，而官吏的极度强大的合法伤害权，是中国历朝历代官吏必定腐败越来越重，官吏人数越来越多的首要原因，而这一点，又是中国各个朝代大多必定灭亡于农民大起义的主要原因。

但是，象我这样对中国教育、政治等不满意的教师、普通公民甚至党内官员都太多了，国安都能够抓捕他们，封住他们的口？而且，我所提出的要求，如2003年提出的改变大学官本位、实行教授们自己民主自治管教育和研究，而后很快变成网络上的共识，大致2007年起部分大学校长也开始提起，2009年温家宝也提出改革大学行政化了，我不过是看得比别人更远些，提出有效解决办法更早些而已。

在2007年至今，看到国家安全部、公安部国内安全保卫局、中宣部对中国大陆依托网络的维护人权运动的凶猛违法打击，从一部分打击的对象来看就很清楚，是高智晟、杨茂东、严正学、胡佳、黄琦、刘晓波、许志永、滕彪、余杰、艾未未等人，主要目标是针对中国大陆维护人权运动的潜在领袖的，即是全国性的部署，中国还出现了一个新的罪名：杰出公民罪或公德高尚罪，又在暗中或明白地破坏网络自由，这样下去，中国国际互联网必定出现“沙漠化”，即水平的不断降低，中国共产党不停地消除民间客观的评判或者有用的包括不满的民间声音，民间力量就会降低，民众的不满积累下去，最后只能够爆发。这一切对国家不利，而且也对加强、延长共产党的统治无用，因为年轻人是在成长的，以中国之大，人口之多，几年后就会再出现新的领袖人物或者因形势自然产生相应的领袖。那些主张、要求、决定这些违法行为的官员非常愚昧无知，压根不知道“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里面的道理。

记忆里，大约是2003年底，我曾经看到过搜狐公司CEO张朝阳的一篇文章，明显由于2003年的网络四大案，特别是刘涌案、宝马案，他说：“中国国际互联网已经竖起了断头台。”而后是搜狐星空论坛的关闭。我当时有点奇怪，留美博士张朝阳怎么说这样的话，但很快我就明白，中国知识分子争取网络言论自由失去了最重要的企业界同盟军。

而后是网络言论自由不断被破坏；终于，重庆的唱红打黑，使得重庆最富裕和次富裕的一部分人，倾家荡产、家破人亡。我一直没在意重庆唱红打黑的原因，是重庆方面扼杀言论自由和法治的手法太精明了，也因为中国共产党或者至少国安、公安、中宣部的政策一直在将中国民众原子化，相互疏离，他们没有集体的相互保护意识和行动；另外，我所在的江西省最早搞唱红，我偶然看到江西电视台的红色经典，居然是香港的赌王系列影片，大概是红色经典影片本来就没什么人看或者播完后，没办法了。直到薄熙来被免职前后，我才看到了一些法学家和律师的帖子，才知道了部分的打黑压根就是可怕的暴政。

例如，从童之伟的《重庆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研究报告》【6】就可以看到，重庆的打黑，实际上是既有打黑，也有违法打击私营企业家，掩盖着可怕的暴政：“重庆不仅三位最富有私营企业家在打黑中倾家荡产、家破人亡，还有一批次富有的私营企业家也在打黑中倾家荡产、家破人亡。

重庆打黑利用‘黑社会性质组织’定义的模糊性和‘涉黑’罪名的易株连性，任意追诉和滥用刑法中涉黑条款的倾向太过明显，显得太轻率太简单，让人感到即使是身家数十亿的企业家，其自由或生命的得失在重庆都不过取决于一两个权力人士的一句话。重庆最大的一批私营企业的老板都被判了死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或逃跑了，有的整个家族的成年人似乎都被抓起来关起来了。有没有类似于方洪因发一个微博自己被劳教1年还有多名家人被非法拘禁(“失踪”)的情况?(3)这些私营企业都有上亿、数十亿资产。对这样数量巨大的私有财产的处置合法吗?有关组织处置这些财产是否受到其它国家机关和社会的监督?这些财产最终到哪里去了?(4)对下属部门和员工的犯罪行为，企业最高层要不要负刑事上的连带责任，审判过程中定罪量刑是如何归责的?一个数十亿身家的私营企业家是如何具体组织妇女卖淫的?这些重大问题不仅普通民众，连法学专家都普遍不知晓。

打黑以来，重庆警方肆意抓捕、先抓人后取证、秘密关押、非法限制公民人身自由、严刑逼供、任意追诉的情形相当普遍，到了近乎‘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程度。这方面的情况我曾经做过一些归纳，详述有关证明材料的文章已经在中国法学网、中国选举与治理网等几个学术网站发表，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本文不再重复。在滥捕滥押方面，仅仅从几个典型案例披露出来的情况看，重庆有些做法即使在封建社会也是较罕见的。一是把可能在审判时向法庭提出有利于被告证言的证人秘密关押起来，如李庄的助手马晓军并未被批捕，但李庄前案终审前一直被关押着。二是把当事人有发声能力的家人都抓起来，使其家族在其丧失人身自由期间无人为其申辩，如文强的儿子，樊奇杭的姐姐，李俊家的多名亲属。更离谱的是方洪案，这本来就是个公安局办的让别人无辜劳教一年的错案，但似乎是担心律师的介入，重庆公安部门又让方洪的儿子、妻子、女儿失踪了。

以彭治民为例，警方抓彭治民的原因，主要不就是当时的人大代表彭治民对打黑提了些批评意见么?且不说人大代表在人大各种会议上的发言依法享有言论免责权，即使在其它场合，即使是普通公民，这些言行也大都不应当受刑事追诉嘛!最终人们只在报上看到一个他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的通稿。显然，这么简单地走走司法程序，一个资产几十亿的私营企业家就被判了无期徒刑、其全部财产就被没收，这在多少有些法制观念的人们看来，如此这般就人财两空，形同儿戏，甚至连儿戏都算不上!”

现在的中国大陆言论自由和法治情况并不好，但远没有达到重庆那样因为言论而判彭治民无期徒刑、全部财产被没收的情况，也没有像重庆那样株连家人，以及用枉法判李庄律师那样威胁甚至不让律师介入的程度。重庆既没有言论自由，律师又受到巨大威胁，肯定冤狱不少。重庆唱红打黑对言论自由的剥夺和对法治的扼杀仅次于文化大革命那样因言论而杀人。

另外一方面，中国的争取言论自由的知识分子同样面临着被秘密屠杀的威胁。2010年12月9日，作家余杰被几个国保警察违法抓捕并进行了长时间的酷刑虐待，而且，国保警察是打人的行家，根据余杰说的情况，他们居然一直把余杰打到普通医院救治不了的程度，一定要送到北京医院才能够救治。更重要的是，领头的国保警察说：“根据国保掌握的情况，国内反对共产党的、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总共也不会超过两百个人，一旦中央觉得统治出现危机，一夜之间就可以将这两百人全部抓捕，一起活埋。”。

由此，还有滕彪被打时，国保说的“打死挖个坑埋了！”和再次被殴打，我判断最大的可能也是最可怕的可能是公安部国内安全保卫局和北京市国内安全保卫总队，进行了讨论并制订了一个罪恶滔天的大屠杀计划，国内局势若出现动荡，他们将立刻同时抓捕那两百来个所谓的“反对共产党的、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秘密处死。

政法委系统破坏言论自由和法治，重庆的唱红打黑扼杀言论自由和法治，富裕的私营企业界老板们没有努力和知识分子一起争取言论自由和法治的后果是，私营企业界老板和知识分子，各自的生命安全都已经明显出现巨大危险，私营企业界老板们由于有钱，终于在重庆最早被剥夺了自由、财产乃至生命。

企业界和知识分子，各自的生命安全都已经明显出现巨大危险，能够一起联手保护自己的生命安全和争取法治、言论自由吗？

重庆的情况是一个可怕的信号，标志着重庆的私营企业家和投资已经极不安全，意味着中国的私营企业家和直接投资也已经越来越不安全，虽然薄熙来的被免职是一个扭转，尚不能够说中国的私营企业家和投资已经极其不安全，此外，重庆剥夺富裕私营企业家的财产、自由、乃至生命，背后的原因何在？我个人的猜测判断是，原因是重庆政府的资源匮乏越来越明显，经济增长下滑的趋势恐怕已经提前出现。

在薄熙来被免职后，我在网络上以及和同事的聊天中明显感觉到了中国贫富分化导致的仇富心态，以及比较缺乏法治意识。当然，整个国家都没多少人能够客观分析中国贫富分化的原因何在，并清楚法治的极端重要；一些人先入为主地认为中国的富人没几个好东西，没有意识到法治既保护富人，最终也是保护自己。

中国大陆的法治环境状况导致中国的私营企业家和直接投资已经越来越不安全，唇亡齿寒，外商和外资也肯定会越来越不安全，意味着中国投资环境的恶化，外商的安全和投资安全是极其重要的，这一切会导致直接投资减少，经济增长下滑甚至经济下滑，政府资源进一步匮乏；政府的资源匮乏、经济增长下滑的趋势，本身对于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威胁极其重大，此外还因为中国有了新劳动法。

2008年我看到新劳动法后，我马上发现，一直被中国共产党全力打击得奄奄一息的中国民运人士已经遇到了一个最好的机会，中国甚至可能出现波兰那样的团结工会以及经济增长停滞的时候出现全国性大罢工。

中国大陆民运人士有其优势和缺点，民运人士一般集中在城市中，农民一般集中在农村中，民运人士把农民组织起来这就有了各种困难，此外，组织农会必定遇到各种困难如需要专业知识和专业经验、组织能力等问题，但工人集中于城市，民运人士组织工人有地域的便利，尤其是维护工人权益、把工人组织起来，组织工人讨薪、要求加薪等等，这些并不需要太多的专业知识和专业经验，将可能使得民运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实力极大增强，而且还是符合新劳动法的。

而且，只有在经济增长停滞甚至下降的时候才会出现全国性大罢工以及全国性的、工人自己自由组织的工会，如果中国共产党继续用违反自己制订法律的办法来对付工会和参与其中的民运人士，那么，结果必定是加剧形势的恶化。

这一点也被张五常看到了，他在《新劳动法的困扰》中说：“目前中国要推出的新劳动法，第十四条之外还有其它数十条，一般是要维护劳工的权益。短期不会有大影响，因为正在盛行的，是员工炒老板，不顾而去另谋高就，老板跪下来也留不住。然而，有朝一日，经济缓慢下来，老板要炒员工，在新劳动法的保护下，工会林立会出现。举国大罢工的机会存在，证明贝加是对的。到那时，北京不容易压制工会的成立与罢工，因为员工可以说是依新劳动法行动。”【7】

中国自由民主社会难于建成的原因，几乎谁都知道，那就是一个搭便车的问题：只有少数人包括中产阶级的一部分人努力的结果是每个人都得到同等的权利，但那些维护人权的人和一直努力的人却会被打击，付出代价，其他人大多想坐享其成，不会努力，这样，艰难困苦在所难免，而且，一些人因此觉得看不到中国自由民主实现的可能，因为没有利益格局的支撑。但是，在十七大之后，我进一步明确清楚，中国自由民主化的可能性已经大大提高了，原因是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内部同样出现了一个大问题包括搭便车的问题，改革中国政治体制特别是教育体制的利益格局支撑初步出现。中国教育行政机关、学校的党官们搭便车，占赢家通吃的便宜，国家民族的教育受损失，民众特别是教师、教授们不满，国家领袖却必须对此负责，胡锦涛和共青团系统付出政治代价。

例如教育问题，中国教育的问题在于官本化导致了一系列问题，如学官的赢家通吃、教育效率、质量低下，特别是高等教育的质量低下；简单地说一下中国中小学教育的问题，中国中小学教育始终不能够做好对学生知识教育、研究性教育、健康教育、美育、品德教育等各方面教育的真正有效和良好平衡，现在的情况是仅仅部分地真正实行素质教育就导致教育质量降低，一抓知识教育的质量就导致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等问题。很多人以为是高考制度导致的问题，但是，实际上，美国的大学招生考试，SAT考试、SATII考试、AP考试居然是全国统考，美国的中小学教育却不存在中国的类似问题，关键在于美国的学校都是自治的，所以，中国中小学教育的问题实际上是教育制度、政治制度等导致的问题，只有民主选举产生校董事会，校董事会选举产生校长，学校自治、资金公平分配而不是要经费才能够解决这些问题，但这需要国家最高领导层的决定。但国家最高领导层迟迟不改革中国教育，结果是要有人负责的，最后的负责人只会是国家领袖，中产阶级、民众对国家现状的不满最终会指向国家领袖，胡锦涛就要付出代价。胡锦涛在十七大已经为没有改革中国教育，大幅度提高自己的党内威信和民间人望付出了代价。

也就是说，我在十七大前的文章已经说了，支撑中国教育改革的利益格局在出现：胡锦涛党内威信和民间人望都不够，改革中国教育，大幅度提高中国教育、学术的效率和水平、质量，国家、民族获利，能够得到教师、教授的好评、支持从而大幅度提高胡锦涛的党内威信和民间人望，去掉的仅仅是学官们的过多利益。结果是十七大前没有召开中国教育大会，没有改革中国教育，一是国家民族受到损失，二是胡锦涛和共青团系统在十七大上失利。

这样，情况非常明显，中国教育行政机关、学校的党官们搭便车，占赢家通吃的便宜，国家领袖胡锦涛和共青团系统付出政治代价。如果胡锦涛和共青团系统愿意在十八大继续付出这样的代价，那目前就无法可想。但有两个问题，一是习近平是否愿意付出同样的代价，二是时世的变迁可能会导致习近平根本付不起这样的代价。如果习近平不愿意付出同样的代价或者根本付不起这样的代价而进行改革，那么胡锦涛和共青团系统就是毫无意义地承担了政治损失。

参考文献：

1、张五常：《中国经济问题不能归罪金融风暴》，http://finance.ifeng.com/news/opinion/jjsp/20081113/210248.shtml，

2、《白重恩：劳动收入占比每年下降1个百分点中国经济结构需转型》,http://finance.ifeng.com/opinion/zjgc/20091104/1425403.shtml

3、《从重复征税看税制：税收的增长速度超过GDP的两倍》，原载于《经济观察报》，http://finance.ifeng.com/news/20120324/5797611.shtml

4、原载《中国青年报》：《原教育部副部长章新胜:对中小学硬推双语教学非常担忧》,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06/23/c_121573444.htm

5、尼尔·弗格森：《东西方文明，谁将战胜谁？》，http://www.21ccom.net/articles/sxwh/shsc/article_2012020653165_2.html

6、童之伟：《重庆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研究报告》，http://www.kaixin001.com/xyqing/repaste/6811168_6279739319.html

7、张五常：《新劳动法的困扰》，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841af701007ti9.html

查阅时间：2012年4月8日

作者：徐建新 在驴鸣镇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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