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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的共識: 只有美帝最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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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的共識: 只有美帝最可靠. -- 唐好色 - (232 Byte) 2012-2-10 周五, 上午1:48 (1034 reads)

马悲鸣
[个人文集]

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5898

经验值: 57789

标题: 请唐网把电子邮件地址给我。多谢。 (498 reads) 时间: 2012-2-10 周五, 上午5:51

作者：马悲鸣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周末文刊

2012年第4期（1月28日星期六）

E-mail: 　[email protected]

Contents
1.李劼∶朝政的谦卑和民众的耐心 1
2.茉莉：卡玛:两边的车都冲着我撞过来 8
3.唐好色：老毛办外交，功过七三开 15
4.马悲鸣：金正日躲过了卢武铉的悲惨下场 18
5.李明∶国家的管理——颠覆与改变 20
6.许爱晶：绝版的价值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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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政的谦卑和民众的耐心
――重读中国历史
•李劼•

说中国历史上没有民主政治传统，当属无知。中国上古时代曾经有过不下于古希腊雅典时代的民主政治，其基本规范和运行方式，记载于《尚书》中的《洪范九畴》篇。周武王打下商朝的首都朝歌之後，去向商朝的贤达箕子请教治国之道，箕子就对周武王讲了商朝所承继的政治传统。一个胜利的君主缘何请教战败国的贤达？没见到周公姬旦有过什么回答。後来的孔子，更是无从解说。而又由于周公和孔子的讳莫如深，如此重要的历史细节，就被悄无声息地淹没了。这段历史一直没有被说清楚过，即便在司马迁的《史记》里，也含混得可以。後来的文化人写历史，从孔子写起；後来的历史学家写中国历史，把姬氏家族建立的中央集权专制当作亘古不变的历史传统；仿佛中国从来就是集权和专制的，仿佛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民主政治的传统。

从箕子所讲说的《洪范九畴》中，人们可以发现，中国是有过民主政治传统的。只不过，中国的民主政治传统与西方的民主政治理念，有一个很重大的区别：西方的民主政治理念，建立在对当政者的不信任之上，从而以对权力的制衡和监督，防止当政者走向专制和独裁；中国上古时代的民主政治理念刚好相反，是建立在对当政者的人格和能力的绝对信任之上的。政治是否清明，完全有赖于当政者的人品是否贤良。因此，在最高权力的承继上，就有了择贤和让贤的故事。也就是说，不是由民众，而是由圣明的君王为民众挑选择继承者。这样的权力交接方式，无疑寄托于君王的圣明程度，而不是完全取决于民意。但也不是一点民意都没有。因为臣民的意见，也是君王考量後继者的重要依据，比如《尚书》里尧之于舜的考察。问题是出在：究竟什么样的贤良人物才符合君王和臣民之于後继君主的标准，并无成文的法规。这不仅使最高权力的禅让制度十分脆弱，一不小心就会被世袭制度取代，也让人们难以分清，什么叫做圣明君主，从而就造成了後人的浑说圣贤。比如孔丘那样的半吊子伦理道德说教家，把姬氏家族里的三个人物，文王姬昌，武王姬发，周公姬旦，与尧舜混为一谈。且不说，这父子三人在政治理念上并不全然相同；就算完全一致，也并非尧舜那样的民主政治领袖。

中国上古的民主政治领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即躬身亲政时的谦卑品质。这在《洪范九畴》里叫做“敬用五事”。五事中的第一条，便是貌恭。貌恭者，谦卑也。尧舜时代的君王，不以威严著称，而以亲民见长。因为那时的君王，没有权力化身的意识，更没有君临天下的自我感觉，而是天然具备民众仆役的自觉。整个一部《洪范九畴》都是教导君王，如何做好民众仆役。其中包括，如何为政，如何自律，如何稽疑，亦即解决疑难。稽疑部分乃是上古民主政治的精华所在：经由一个由庶民、卿士、君王和卜筮组成的民主协商会议，解决国家碰到的疑难问题，作出重大决定。在这个协商会议里，君王的表决只占一票；这一票的份量还不及卜筮举足轻重，因为卜筮通过占卜询问天意，通常是代表天意。至于《洪范九畴》所例举的所有道德要求，全都指向朝政者，而不是针对民众的伦理规范。这与数百年後的孔儒教义截然不同。至于一千多年後的宋儒伦理，更加南辕北辙，竟然将道德诉求变成一种“饿死事小、失事为大”式的道德恐怖主义，威胁民众服膺专制等级制度。不无搞笑的是，《洪范九畴》又被无知的後人归入儒学范畴。

由于上古的民主政治，缺乏权力制衡体制，缺乏民众监督机制，政治能否清明，完全取决于当政者的自觉，所以当政者一旦不再自觉遵守作为一个民众仆役理当遵循的规则，民主政治的体制，就会遭受毁坏。比如，受赐《洪范九畴》的伯禹，虽然治水有功，却开了在宫廷上当场杀人的先例。这与当政者理当貌恭理当谦卑的要求，无疑是截然相反的。伯禹最没有底线的举措，乃是结束最高权力的择贤禅让，把王位断然传给了他的儿子启，从而开了家天下的先例。从伯禹的这种犯规和出格，反观箕子在《洪范九畴》开篇中讲说的天赐《洪范九畴》于伯禹，应该读出另外一层意思：并非是上苍表彰伯禹而有所赐，而是上苍以此提醒或警示伯禹，不要出格，不要越过底线。

第二次突破上古民主政治制度底线的历史人物，是成汤：以暴力方式改朝换代。权位的交接，由此从和平的禅让，变成了暴力的夺取。倘若说，家天下的出现，将君王和贤良品质之间的天然关联，截然分开；那么以暴易帜的方式，则将政治完全置于暴力的天平上，从而有意无意地催生出强烈的权力意识和夺权意识，致使朝政者越来越自我夸张，越来越把天下视为己有，致使君主当初的仆役身份被逐渐淡出。好在殷商时代还没有周室那么明确的等级观念，君主依然受着侍奉民众的道德约束，依然是道德批判的主要对象（倘若不加约束的话）。因此，君主并没有高人一等的自我感觉，一旦遭受臣民责难，不会觉得有损威严。《尚书》记载的盘庚迁都时与臣民的对话，便是生动的事例。迁都主张遭到臣民责疑时，盘庚并没有动用权力压制异见，而是心平气和地向群臣作解释，苦口婆心地给民众释疑。其原因除了盘庚的贤良，更在于当时的君主并不高高在上，而是完全可以接受臣民质疑，并且负有向臣民解说自己政治主张的责任。即便是殷商的末代君主纣王受辛，在遭受臣子批评时，也没有什么过度反应。《西伯戡黎》可能是《尚书》中唯一残存的纣王形象客观写照：虽然并不如何高大完美，至少表明古时君主的谦卑犹在。面对臣子的大叫大嚷，纣王不过喃喃自语而已。这形象不仅跟明朝三流小说《封神演义》的描述截然不同，即便跟司马迁《史记》中的记载，也断然有别。後人强加在纣王身上的那些残暴细节，折射出来的是後人的心理变态，跟纣王毫无关系。因为殷商时代的君主，不要说实施那样的残暴，就连想像都想像不出来。有关纣王的种种妖魔化描绘，连同那句助纣为虐的成语，应该是後人尤其是汉儒对殷商最後一个君王的历史性诬陷。

由于殷商时代的政治游戏规则，依然将道德要求指向君王，因此後人只能看到他人批评纣王的历史文献，而看不到纣王议论他人比如周室诸公的言词。道理非常简单：因为当时的道德要求是针对君主的，而不是指向包括诸候在内的臣民的。从武王姬发指责纣王的《牧誓》里，人们可以发现，纣王的最大罪状，不过是让妇女参政。姬发将此比作让母鸡打鸣。这并非是姬氏家族真理在手，正义在胸，而是源自两个邦国的政治制度和伦理观念的不同。殷商虽然世袭，但不像有周那样等级森严。殷商也不歧视妇女，可以在庙里将女娲供为神明，也可以在为政时听听女人的意见。但周室奉行男尊女卑，根本不容妇女有任何发言权。姬氏家族对殷商的指责，实属干涉他国内政，骨子里是在为发动侵略战争而强词夺理。

後来的孔丘不懂这个道理，竟然会误以为周室姬氏家族的人物，都是完美无缺的，因为没见到被人批评；而被他们所灭掉的纣王则是邪恶的，因为有姬氏家族临战前的动员令《泰誓》和《牧誓》为证。孔子不知道，姬氏家族诸子，在一统天下之前，其诸候的地位还不足以高到到被他人评头论足。及至姬家得了天下，又不许他人非议了。周公建制的一个重要标记，就是在于将道德视作统治民众的手段，而不再是由民众监督君王权力的一种方式。

後来的汉儒，当然比孔丘更加无知。他们会在《泰誓》中伪造许多纣王的罪孽，还杜撰出剖心炮烙之类的刑法加诸于纣王，从而将汉朝人之于秦始皇暴政的记忆，将汉儒之于其同类当年被嬴政坑杀的愤恨，一古脑儿地转嫁到了纣王头上。颇有点愤不择词。孔丘虽然褒周贬商，但还不至于向纣王发泄愤青情绪。真要说起来，孔丘祖上乃是殷商遗民。不知为何，孔丘那么不把自己的祖先当回事。相反，孔丘对灭掉殷商的姬氏家族，却崇拜得五体投地。或许人总是向往自己没有的东西。因为是失败的殷商人後裔，所以崇拜胜利的周室诸君诸公。孔丘的出身地位比较低下，按照周室的观念，还不算是嫡出，所以反倒爱上了嫡庶分明的等级制度。如此等等。不管怎么说，正是孔丘的这种偏见，使他看不清商周之交的历史真相。

孔子的无知，造成了孔子以後的儒生对历史的误读。其中包括司马迁。中国远古的民主政治，对君主的监督，主要体现于针对君主的道德原则。仔细阅读《洪范九畴》中的道德诉求，没有一条是指向臣民的，全都针对君主。这样的监督规则，是被周公破坏的。周公在一篇又一篇的诰令里，不再把道德作为约束君主的准则，而是当作统治臣民的手段。也是由于周公的这种道德观，导致孔子误以为道德就是用来教化民众的。这样的颠倒，一直颠倒了二千多年。到了毛泽东时代，人们只看到圣上随心所欲地说这个是反革命，说那个是右派分子，根本见不到臣民对领袖有何非议，唯有万岁如潮。

周公姬旦不仅倒转了道德批判的指向，也断送了当政者应有的谦卑。打下朝歌的武王姬发，不仅躬身就教于前朝贤达，而且下令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丝毫没有“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得意和夸张。可是，姬发执政没多久便神秘归西，由四弟姬旦摄政。一朝大权在握，姬旦马上拾起刀枪，镇压与他不同政见的异己者，弑兄逐弟，彻底毁坏自上古承传至殷商的诸候联盟各自分治的政治传统，建立起等级森严的中央集权姬家天下。顺便说一句，这倒是给後来的李世民杀兄夺位，做了个榜样。姬旦的建制过程，见诸残留在《尚书》里的周公诰令。这些诰令的基本内容，翻译成现代汉语，便是镇压反革命。标准很简单，谁喝酒谁就是反革命。周公籍此强行改变殷人的生活方式。中国历史上因为政见不同而导致生死交战骨肉相残，始自周公姬旦。

也许会有人发问：姬旦在成王成年之後，交还权力，向侄子一执臣子之礼，算不算谦卑？回答是：不算。因为当政者是否具有谦卑的品质，在于能否做到貌恭民众，能否做到宽容异己，而不是向民众和众臣示范，如何对天子毕恭毕敬。姬旦演示的这种礼仪，骨子里充满权力的傲慢，充满源自姬氏家族君临天下的妄自尊大。姬旦以此摆明：权力就是权力，天子不再是民众的仆役，而是民众的主人。从此以後，中国人有了明确的权力意识和权力观念。按《诗经.小雅.北山》记载，叫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正是针对这样的中央集权一统天下，老子在《道德经》里提出小国寡民唱反调。《道德经》并非天马行空，泛泛而谈，而是将批判的锋芒切切实实地指向周公建制。《道德经》的政治理念，与《洪范九畴》相通。《洪范九畴》论及五行，水火木金土，水居首。《道德经》同样大力崇尚水的品性。倘若可以把老子的思想称作某种哲学观念，那么无疑是水性的哲学。该哲学迥异于古希腊哲学对火的推崇。水的特性是低处，延伸为政治理念，便是无为而治。老子的无为政治，要点不在于有所作为还是无所作为，而在于谦卑。即便有所作为，也不过尽职而已，谈不上什么丰功伟绩。比如伯禹治水，与其说是英雄壮举，不如说是履行职责。伯禹没有理由因此要求民众歌功颂德，更没有理由居功自傲，自说自话地把权力交给儿子承传。

两千多年来，注解研究老子《道德经》之典籍，可谓汗牛充栋。然真正读懂老子无为政治之真谛者，唯陈寅恪《述东晋王导之功业》一文而已。虽然陈寅恪此文通篇不曾提及《道德经》，但对无为而治却颇有领略。东晋王朝东渡之後，丞相王导以不作为的低调方式，取得了江东士族的支持，从而使王室站稳了脚跟。这种无为而治承继的，其实就是上古政治的谦卑传统。

谦卑传统是在秦始皇手里最後终结的。嬴政者，宫廷乱伦私生子也；由于在权争的旋涡里闹大，故终其一生只认强权，根本不知谦卑为何物。其称霸天下之後的那付轻狂模样，在箕子那样的贤达眼里，恐怕与疯子无异。要不是中国人的退化，嬴政这类人物，理当作为一个精神病例躺入史册。中国历史上，被权力弄疯掉的人物，虽然远不止嬴政，但嬴政却是最突出的一个。也只有这样的疯子，才会把自己称作始皇，仿佛以前的华夏民族根本不曾存在过。这个疯子的另一个临床病症，便是企图长生不老。上苍在将这个疯子埋入黄土的那一刻，没准曾经忍不住噗哧一笑。

嬴政称霸造成的历史後果，便是引发陈胜吴广揭竿而起。这是统治者彻底丧失谦卑的逻辑结果：民众完全没有了耐心。民众的耐心与朝政者的谦卑，彼此对应。两者互为因果，相辅相成。当年孔子活着的时候，虽然乱像已呈，但民众耐心犹在。且不说其他，即便是孔子的四处游走，在世人眼里都显得轻浮可笑。可见那时的华夏人氏，是何等的从容。至于盗跖之流，不过是当时之世的另类风景，并不构成历史陷入恶性循环的某个环节。但嬴政暴政引发的揭竿而起，却成了王朝更迭的一种模式。从此以後，暴政和暴动，在没有了谦卑的庙堂和丧失了耐心的江湖之间，翻来覆去，乐此不疲，致使中国几千年历史仅止于循环往复，原地踏步。所谓江山，如同美人一样，成为彼此争夺的猎物，让一代代强盗因此竞相折腰。历史的沦落，在商周之交仅是青萍之末，及至嬴政一统天下，全然塌陷，演变成一个至今不见终结的历史黑洞。

嬴政留给以後那些窃国者的教训是：马上得天下，不能在马上治之。这个教训并没有让被嬴政镇压的儒生恢复名誉。一连好几代刘姓皇帝，都跟刘邦一样鄙视儒生和儒学。直到汉光武帝刘秀出场，才使儒家在皇室获得了尊重。东汉初期的皇帝，很想回到尧舜时代。他们当中，甚至还有为学先贤而亲自下地耕作的。但他们没能成为尧舜。这不是他们太无能，而是他们所信奉的儒家教义当中，没有谦卑这一条。按照儒家的等级观念和伦理道德，一旦成为人主，便是居庙堂之高，即便貌恭，也不过是对臣民和颜悦色，并非因为是民众仆役的缘故。他们搞不懂孔孟之道与《洪范九畴》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区别。他们不懂道德是用来约束君主的，而不能用来治国平天下的。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是腐儒制造的一个神话。这个神活後来是由于汉末党锢英烈们的血祭，才变成了笑话。

谦卑是区别上古先贤和儒家道德范式的关键界分。儒家虽然讲说仁义道德，虽然强调仁政，虽然讲说民本，但骨子里却脱不出君临天下的骄横。且不说孟子论政时的那种霸气，即便是汉儒董仲舒，也全然一付横立天地之间唯我独尊的狂样。且不说比起箕子，老子，庄子，董仲舒有多么可笑；即便是比起儒家的祖宗孔丘和老祖宗姬昌，董仲舒也不知肤浅到哪里去了。孔丘虽然智商不高，但说起周公周制，说起克己复礼，还真是一脸虔诚。狂妄通常与无知相关联。相比之下，孔丘毕竟还有所知，姬昌当然知道得更多。罢黜百家，独尊一家，这种话在姬昌和孔丘，是断断乎讲不出来的。因为这种话一出口，就摆明了自己是如何的无知。

看看董仲舒这付狂样，再回顾箕子如何开导武王姬发，什么叫做圣贤，便可一目了然。不卑不亢，不温不火。该说的，都说了；不该说的，一字不提。说完之後，远走高飞；毫无籍此做一把帝师、换取俸禄谋求仕途的意思。没有严词谴责姬氏家族强行入侵，以暴易帜，已经算是很给对方面子了。应得了天下的君主之求，向对方作一番建言；如箕子者，再低调，也能让对方感觉到耳提面命的份量。由此对照二千多年之後，一代新主身边的那些个谏言者，亦即政治协商会议里的衮衮诸公，是些什么模样。突然想到一个称谓：最後的贵族。倘若真有最後的贵族，应该是箕子那样的人物吧。

就人文精神而言，二千多年的历史，是一部退化的历史。与箕子同时代的姬昌，与箕子不可同日而语。否则姬昌的儿子姬发，不会那么恭恭敬敬地前去请教前朝遗老。姬发不管怎么说，毕竟是胜者为王的胜者不是？而五百年後的孔子，与姬昌又不可同日而语。再过五百年，著名的汉儒之中，无论是司马迁，还是董仲舒，又比孔子相差了一大截。一直退化到二千多年以後，便有了“最後的贵族”那样的现世报。在这部退化史中，汉儒的作用，也许值得玩味。

汉代儒林，最值得尊敬的，无疑是党锢英烈。当年在课堂上，听早先毕业于西南联大的老先生讲说汉末党锢，诸如八俊八固之类；讲者激情澎湃，听者热血沸腾。二十多年以後，因为撰写历史小说《汉末党锢之谜》，重读有关史料，突然发现，原来是场以儒治国的悲剧。因为以儒，是不能治国的。西方的政治模式成功在法治，中国的专制历史失败在始终坚持人治。嬴政的暴政是人治，东汉的儒治也是人治。区别在于，一者以霸权治国，一者以道德治国。人治通常被诉诸这两种方式，或者是独裁的高压造成恐怖政治，或者是道德的标高造成极度贫困。毛泽东的突破在于将这两种人治合而为一，从而开创了既恐怖又贫困的史无前例。

以儒治国并非是君主回归谦卑，而是君主抢占道德制高点。刘秀以降的东汉皇帝，常有喜欢作秀的特征。好笑的是，皇帝是在作秀，底下的大臣却当真了。陈蕃就是特别较真的一个。陈蕃一次又一次犯颜直谏，与其说是在监督皇帝勤政，不如说是在扮演当年孔子孟子扮演过的帝师角色。就这种角色而言，不无可笑。但就扮演者的认真而言，实在令人唏嘘。有汉一代的儒生，从贾谊晁错一直到陈蕃杜密，前赴後继地上演了一出出文死谏的悲剧。汉儒虽然迂腐，但其不怕死的刚强劲头，倒是颇具《山海经》里华夏初民的充沛元气。

但必须指出的是，汉儒特别喜欢为自己制造道德优越感。伪造《尚书》，抹黑纣王，出自汉儒手笔。妄自尊大，不可一世，也是汉儒写照。士林领袖陈蕃虽然刚直不阿，但也过于蔑视他人。陈蕃和宦官间的过节，除了皇帝从中作祟之外，陈蕃对宦官的轻蔑，恐怕也是致祸的原因之一。不懂谦卑，无疑是汉儒的致命伤；也是汉儒向往的以儒治国，与上古时代的民主政治风范的区别所在。所谓的道德，在上古时代被用于监督君主，到了孔儒手里成了扮演帝师的敲门砖和帮助君主驯服民众的统治手段。儒生一旦踏入庙堂，通常会产生与君主并驾齐驱的幻觉，从而不会把他人放在眼里。其实，汉末宦官之中，虽不乏骄横者，但也有清俭退厚者，如丞良贺，曹腾（相传为曹操之祖，不是血缘意义上的）；遗憾的是，他们全都没有获得士林的认同，获得陈蕃他们的尊重。这可以说是陈蕃他们不懂统战工作，也可以说是陈蕃他们过于黑白分明。不管怎么说，由此产生的问题在于：士林领袖自己都不知谦卑，又怎么能够引导皇帝谦卑为政？

以儒治国失败的後果，与嬴政暴政引发的恶果一样，导致民众丧失耐心；盗贼蜂起，然後再是群雄逐鹿，重复一遍秦末乱世的情景。从此以後，朝政的谦卑和民众的耐心，从中国历史上消失得干干净净。以後的政治人物，都喜欢竞相牛皮哄哄。即便出类拔萃如曹操者，居然也会说出“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疯话。以後的民众，不再耐心，不再从容，要么低声下气做顺民，要么揭竿而起做暴民。李世民那样的蛮子，成了一代英主。朱元璋那样的叫花子，也能混水摸鱼做皇帝。真正叫做：乱得不能再乱。

一直乱到二十世纪，中国人才开始意识到：要让最高权力者谦卑为政，只有如同西方民主政治体制那样，选择权力制衡和民众监督的方式。众目睽睽之下，冒着众口铄金的风险，民选总统，岂敢不谦卑？至于民众的耐心，则全然是朝政者的谦卑培育而成的。民众动辄走向造反有理，往往是当政者太不谦卑所致。换句话说，朝政者的谦卑，是医治社会因为造反有理而动荡不安的良药。

历史，就其文明的意义而言，是不断发展的。从铁器青铜器，直到当今的电子时代；但就其文化的向度而言，应该是不断回归的。倘若中国的朝政者能够回到尧舜时代，倘若中国的知识分子能够回到箕子时代，倘若整个中华民族能够回到《山海经》那样的元初状态，非但不是退化，而且应该是文艺复兴意义上的提升。虽然并不乐观，但还是在此默默地祝福一下。

二00九年九月九日写于哈德逊河畔

【迄今出土最大的司母戊（一说应读为“后母戊”）青铜鼎；还有殷墟妇好墓出土，不但有大型青铜祭器，而且有兵器玉斧，都证明了殷商妇女地位的崇高。姬周以後的女性墓都是陪葬，附葬，妇女就没有殷商时代的地位了。历史都由胜利者来写，姬周胜了殷商，纣王就没有了辩护的机会。古代姓氏都有女字旁。姒夏、姬周、姜齐、嬴秦，商王姓子，如加女字旁，则应姓好。妇好有可能是公主。-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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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玛:两边的车都冲着我撞过来
•茉莉•

　　“我相信从长远看，历史会沉淀下来，严肃的学者在世界上不可能绝种。但是，自从1995年拍了《天安门》之後，我一直受到共产党和学生领袖的两边夹攻。有一次我在公路上开车，忽然看到路边一个广告牌，上面写着撒切尔夫人的话：‘不要在中间开车，否则你会被两边的车撞坏的。’我想，这正是我的处境：两边的车都冲着我撞过来。”

　　说这番话的记录片《天安门》制作人卡玛，陷入柴玲起诉的官司缠讼烦累之中，已经两年多了。2009年4月15日，卡玛所在的长弓纪录片制作组因高昂的诉讼费用，面临可能破产的危机时，发出《纪念六四：兼论言论自由及其倡导者》呼吁书。5月29日，中国作家王力雄发出《神化天安门运动是我们的心魔——我为何在“天安门”制作人的呼吁书上签名》，引起中文世界的注意。6月10日，笔者发表《柴玲起诉卡玛，是不是“恶意诉讼”？》一文，对此案的恶劣性质进行剖析。

通过和卡玛同住在波士顿的郭罗基先生，笔者找到卡玛，向她表达我的敬意和支持。此後，我便通过卡玛的影像、文字和个人交谈，了解这位遭到中国政府和某些学生领袖痛恨的导演，逐步认识她的身世、她的理念以及她对历史诚实的精神境界。

左为卡玛丈夫高富贵先生
◎她坚守人文价值和史家传统

　　假如可以重新选择，卡玛和她的合作者还会拍这样一个令他们祸不单行的《天安门》吗？笔者认为，人们的选择取向基于他们的文化价值观，从这个角度看，卡玛作为主要制片人的困境几乎是命定的。尽管当初决定开拍此片时，卡玛有种种顾虑，但一旦投入，她本人对人生体会的深度和广度，对中国问题的独特认识，就必然渗入其中。她对镜头的选择反映了她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经验。

　　卡玛的政治倾向是如此明显。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承认说：“至于到想要拍的时候，采取一种什么方式拍，当时我觉得我唯一一点偏见就是我对这场运动是同情的。”在长达三个小时的记录片中，善良的人们可以用心灵感觉到，镜头背後的制片人在和他们一起流泪哭泣。影片一开头就有抗议者挡坦克的镜头，解说词评论说：“这是人类的良知与勇气，在向无情的国家机器挑战。”影片最後以一位死难者母亲的话作为结尾，卡玛说：“我们当时觉得，在这样的血腥镇压後，任何解说词都显得苍白无力，甚至可以说，任何人都没有说话的权利，除了那位母亲丁子霖。”在此片中，卡玛自始至终坚守和捍卫民主价值和人道立场。

　　然而，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历史学者，卡玛不但要表明自己个人的立场，更要力求公正无偏地对六四事件进行全面的观察和诠释。中国古代史家强调著史须“不隐恶不虚美”“秉笔直书”。西方历史学家主张独立和中性，他们不能做某一方的代言人和啦啦队，而是要站在第三者的位置，以客观真实为目标，发掘有关该事件的确切资料。无论个人感情如何偏向学生运动，卡玛不敢背叛史家的优秀传统。

　　卡玛多次引用罗伯特休斯有关历史人物的一段话，阐明他们制作《天安门》所遵循的原则：“人类追求经纬分明的善恶划分的需要是根深蒂固的。然而，这种追求往往将历史变成了说教，从而剥夺了历史人物的人性，否定了他们既有卑微也有崇高、既有奋斗也有失败的历程。因此，保持历史色彩斑斓的原貌，防止历史被僵硬陈腐的信条漂成苍白，正是历史家的责任。”

　　拍片初期，卡玛心里没有固定的剧本，也没有先入为主的结论，她只是非常同情学生运动一方。等到搜集了解到很多的资料，慎重地审查了各种信息资源，她就开始了痛苦的内心挣扎。她发现，抗议者追求的目标并不清楚，他们的组织结构也不够民主，一些学生领袖缺乏妥协精神，有些人甚至动不动就把不同意见者视为“投降派”、“叛徒”。曾亲眼目睹过中国文革中凸现的人性之恶，了解中国政治文化的卡玛知道，在冠冕堂皇的正义大旗下有多少仇恨和不宽容。二十年前在天安门抗争的人们，既有大量可歌可泣的英雄壮举，也有不太光彩的一面。

　　那么，卡玛是否还能在她的影片里保持历史的原貌呢？她没法推卸这种历史责任。这种坚持，是人类对于真实的永恒追求。人类需要认识自己，改善自己，制片人也就只能满怀对人性弱点的深切同情，毫不畏惧地直面事件真相。正如《波士顿凤凰报》评论所说：“这两位制片人所选择的纪念这场民主运动的方式，不是把它简单化，而是把运动的复杂性表现到几乎令人痛苦的地步。”

　　用摄像机来讲述这段痛苦的历史，卡玛为各种声音提供一个公平面世的机会。通过现场镜头和人物采访，影片几乎将1989年4月15日至6月4日这段时间的每一天，都一一清晰地还原重现。此片被评论家认为囊括百万人的阵容，纵横中国七十年的革命史，却毫不哗众取宠。其叙述语言简洁朴实，分析冷静理性并富有哲理，一切以事实本身来说话，重客观而不做主观结论。

◎继承了家族的密码和“原罪”

　　卡玛于1949年12月在北京出生，直到1971年才第一次离开中国。这位美国白人的女儿有着非常独特的经历，她在中国的语言文化中长大，作为“新中国”的同龄人，见证了毛泽东时期诡异而惨烈的政治运动。

　　当卡玛还是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姑娘时，她开始意识到自己的现实困境，思考自己未来的命运。那时正是文革前夕，中国开展强调“阶级斗争”的四清运动，还是初中生的卡玛也感觉到了政治压力。她读了美国左派作家安娜•路易丝•斯特朗的回忆录《斯大林时代》，获知革命中有很多屈死的冤魂。小小年纪的她便自问：“如果自己将来像斯特朗一样，被两个阵营都视为敌人，我还有没有立足之地？我还有没有勇气活下去？”

　　父亲的遭遇，证明这位小姑娘的忧虑不是空穴来风。韩丁（William　Hinton)是一位记者，也是农业专家，曾于1945年随美国战情新闻办事处到中国，後受聘于联合国救济总署，在中国贫穷的乡村救助人民。这位美国人後来因认同中国革命遇到了麻烦。1953年，韩丁因不满苏联专家在中国的专断而回美国，遭到麦卡锡非美活动委员会的迫害，被传讯听证，上了黑名单，被吊销护照，禁止离开美国长达十五年。吊诡的是，韩丁在他所支持的共产党中国也曾被禁书。他的长篇著作《翻身》，因记载了土改运动中的过火行为和悲惨事件，遭到来自共产党营垒的批判，被认为是一个“资产阶级记者”。

　　十八年後才在北京重见父亲，这还不算卡玛太大的不幸。在成长过程中，时常让年少的卡玛感到很尴尬的是，因为她的金发碧眼而被人骂作“美帝国主义”，还常在众目睽睽之下被通知离开做政治报告的会场。卡玛曾说想当勘探队员，被人质问说，你是不是要把我们中国的宝探走？文革初期，红卫兵吼叫着要她滚出学校。後来，公安局甚至将她备案为“特务嫌疑”。能够接受她的，是同学中一些不同出身的离经叛道者，不论来自所谓的“红五类”还是“黑五类”家庭，他们都反对“血统论”，认同遇罗克的《出身论》。

　　自从卡玛拍了《天安门》，柴玲及其支持者论理站不了上风，就追究卡玛家族“亲共”的历史。在卡玛的家人身上，笔者看到的是，天真而轻信的美国左派在风云变幻的时代，如何陷入中国政治的烟云迷雾之中。然而，无论对其家人的评价如何，卡玛应该为自己家人的言行负责吗？柴玲等人采取株连的手段，想要达到因人废言的目的，说明他们承袭的是共产党“血统论”那一套。

　　如果真要追溯卡玛的血统，我们还可发现，在她父系的英国祖先中，有一位是著名的废奴主义者。还有一位曾祖姨母是写作《牛虻》的女作家丽莲—伏尼契，她嫁给了一位反对沙皇的波兰伯爵。卡玛母亲的一方是芬兰移民，卡玛性格中的忠实、纯朴又豪爽的因子可能来自北欧民族的这种风格。

　　继承了一代又一代家族的密码，卡玛怎样才能做一个自己？经历过东西方的社会变迁，认识了世界和人生的复杂性，卡玛给自己的定位是：一个漂泊的人，不听从任何阵营、势力和利益派别，不为任何一个阵营护短，只听从自己的良心，做一个诚实的人，绝不人云亦云。

◎因拍摄《天安门》而惹祸上身

　　在哈佛读博士学位，卡玛选修的是“中国美术史”。她既热爱美术也喜欢历史，这个专业还和她熟悉而怀念的中国有关。但美术史并未和政治脱掉干系，她的毕业论文研究的是《搜山图》的源流，那些画卷所描绘的诸多神祇搜山驱鬼的神话，分析起来涉及到中国的民间宗教和政治文化。

　　对卡玛来说，拍摄《天安门》这个记录片有点偶然。在这之前，他们夫妇曾以人类学学者的眼光，拍摄过多部表现中国农村生活的记录片，获得二十多种国际性电影大奖。当初八九民运轰轰烈烈的时候，有人来找卡玛拍片。卡玛开始不敢拍，理由是拍记录片太困难了，再加上孩子还小，博士论文尚未完成，家庭经济也捉襟见肘。但是卡玛的丈夫——摄影师高富贵经不起朋友热情邀约，参与了拍片计划，又极力说服卡玛加入。不久，政治风向就突然变了，原来力主拍摄该记录片的人退出了，卡玛只好和丈夫一起承担起这个计划。

　　在专制的中国生活了二十一年，又在民主的美国生活了二十年，身上带着东西方两种文化，卡玛一承担，一出手，这部影片就有了不同凡响的视角和独立立场。但她倾注六年的心血所摄制的记录片，给自己带来了摆不脱的麻烦。中国官方和某些异见人士都从不同的角度谴责她。用卡玛自己的话来说：“我是风箱里的耗子，两头受气。”

　　中国政府方面不肯放过《天安门》。他们指责这个影片“歌颂暴徒，误导观众，伤害了12亿中国人民的感情”，对此片进行长期的围追堵截。1995年纽约电影节因放映《天安门》，遭到中国当局的抗议，张艺谋被禁止前去参加首映式。其後，香港、悉尼、柏林和旧金山等电影节也受到种种压力。汉城电影节因考虑到和中国的商业关系，最後把《天安门》从节目单上删掉了。连以帮助独立影人为宗旨的美国“太阳舞电影节”，在获知中国政府的抗议後也不再邀请卡玛了。此外，有西方基金会因为卡玛拍过《天安门》，害怕得罪中共而不敢资助卡玛，令卡玛的事业举步维艰。

　　来自柴玲等学生领袖方面的纠缠和报复，比起中国政府来也毫不逊色。他们对《天安门》的愤怒声讨，类似文革时期针对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的大批判运动。柴玲和她的支持者在拿不出证据的情况下，却一口咬定卡玛受中国政府指使。他们谴责卡玛等人“恣意亵渎污蔑学生领袖和学生运动本身”，是“利用自己的知识和虚伪，使用自己的文字和影片杀人的人”，“是一群苍蝇，是我们这个时代真正的疾病”，……。

　　追究卡玛的政治背景涉及到她的父亲和姑母，甚至那位和卡玛同名的老教育家奶奶。卡玛的奶奶曾于1971年中美关系解冻之初，带领美国学生前来中国旅游访问，也被人张冠李戴，说成是卡玛率领外国“红卫兵”串联回京。当年那位被红卫兵辱骂、被排除革命群众之外的洋少女卡玛，此时于众口烁金中成了“铁杆毛分子”和“特殊贵族”。柴玲的前夫封从德还以“八九天安门运动幸存者、参与者和支持者”的名义，起草了一封致卡玛夫妇的公开信，毫无根据地指责影片《天安门》里有“史实错误”。柴玲本人则以雄厚的金钱势力雇请多位律师，气势汹汹地打一场欲致长弓公司于死地的恶意骚扰官司。

◎在革命之上还有一个人道主义

　　当卡玛还是五、六岁的小女孩时，有一次和北京的孩子们捉蚂蚱玩。那时中国没有爱护自然和动物的教育，孩子们抓住蚂蚱的腿一根一根往下拽，不曾想到蚂蚱也会有痛苦。一位在中国教书的英国女教师看到了，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她对孩子们说：“你们不能这样残忍，蚂蚱也是生命啊！”对此，卡玛至今记忆忧新。

　　少年卡玛和她的一批离经叛道的中国朋友们，在文革中看了很多如《新阶级》、《日瓦戈医生》一类流散到民间的内部书籍。《新阶级》的作者德热拉斯的一段话，对卡玛来说如同醍醐灌顶:“与以前的革命相反，共产主义是以取消阶级作为口号，但最後却造就成一个掌握空前绝对权力的新阶级，其他不过是欺骗和错觉而已。”

　　最令卡玛终身难忘的是，雨果小说《九三年》中那位白军领导人、贵族朗特纳克侯爵最後的举动。被围困的侯爵本已成功出逃，但他在听见三个小孩的母亲凄厉的呼救声後，毅然返回城堡，勇敢而镇静地救出那三个孩子。而侯爵的敌人——共和国军领袖郭文因为释放这位拯救孩子的侯爵，自愿走上断头台。雨果说：“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

　　深受文学艺术中人道主义精神影响的卡玛，在她的记录片生涯中遇上了一个血腥而残忍的六四事件。她的立场毫不含糊：“政府开枪杀人都是有罪的，是绝不能原谅的。”但另一方面，她的文革经历、敏锐头脑和思辨能力，使她对任何漂亮口号都持一种审视的态度。她看到了学生领袖们在八九运动中表现出来的种种弱点，虽然能够理解并同情这些弱点，但她觉得不应该掩盖和认同。

　　这就是柴玲对卡玛产生深仇大恨的起因。由于柴玲拒绝接受采访，卡玛只能用当时的资料以及别人的采访来表述她在运动中的所作所为。这样，柴玲于5月28日接受美国记者金培力采访中的言论被影片引用，其中就有“期待流血”这一缺乏人道精神的说法，引起了沸沸扬扬的争议。

　　这个记录片让我们看到，历史事件不是非黑即白的，而是错综复杂的。那里仿佛有一个个追问：那个血腥的事件何以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地形成的？如果学生领袖们懂得妥协，事情是否会有另外的结局？如果像某些学生领袖所说，民主事业需要用鲜血来唤醒人民，那么，中国进步的这个代价应该由谁来付?

◎给有志者提供一本民主教科书

　　不管《天安门》提出的问题如何令人惊心动魄，我们不能对它闭上眼睛，而必须诚实面对。再正义的事业里也包含着危险的种子，我们无权掩盖。由于这段历史还不够久远，双方当事人因为自己的利益声名，都只调动对自己有利的舆论，书写自己的光荣历史，否认并压制对自己不利的事实和观点。这样，力求诚实公正的制片人卡玛，就成了双方诅咒和仇恨的替罪羊。

　　像笔者这样因六四入狱、流亡的人，长期以来倾向于认为，学生运动虽然不成熟但依然伟大依然光彩夺目。我们不愿意在清算中共的屠杀罪行之前，质疑学生阵营内部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真为中国民主事业的前途着想，就必须承认，我们需要一些像卡玛这样的独立知识分子，超越政治派别，坚持原则追求真实，挖掘出民主运动自身的问题和弊病，给後来者提供经验和教训。从这个意义上说，卡玛的影片是一本有益的民主教科书。

　　首先，影片凸显了反抗者自身理念的困境，例如，主张罢课的学生要组织纠察队把教学楼封起来，不让想要上课的同学去教室，剥夺别人选择的权利。主张绝食的学生因无法在市高联取得多数支持，就越过组织程序，直接以个人名义发动群众绝食。未经选举产生的“广场总指挥”柴玲，也在接受美国记者的采访中，讲述了广场上学运成员间的“权力斗争”。由此可见，反抗中共不民主，并不等于自己就成了民主的化身。

　　卡玛在影片的解说词中表达了她深沉的思考：“当个人挺身反抗强权的时候，他仍旧背负着强权所施与他的教化与伤害。这些烙印并不会在振臂一呼中消失。”卡玛揭示了人性的弱点在运动中所起的作用。她还在一篇文章中提及一位写历史小说的美国朋友所说的话，“人们常说﹕‘不懂历史的人会受到重演历史的惩罚。’那么懂得历史的人呢？他受到的惩罚就是当历史正在重演时，他很明白展现在眼前的不是一出新戏。”

　　其次，正视问题所在是改进未来的社会运动的前提。当时学生领袖们表现出来的诸多弱点，与他们的年龄和经历有关，也与共产党长期的教育有关，有些甚至是人性中普遍的矛盾。卡玛一再强调这些弱点是可以理解的，是令人同情的。但二十年过去了，当年“天安门的孩子”如今已是为人父母的中年人，他们是否有所反省、有所长进？

　　我们每一个从那场劫难中幸存的人，都应该为不幸的死难者承担道义责任。例如王超华就曾痛哭说：“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那些曾经通过排斥异己而控制天安门广场的人，他们今天承担了多少责任？那些今天签署公开信指控卡玛的广场领袖们，是否还有足够的理性面对自己的失误，从而放弃偏袒柴玲的做法，忠诚于自由民主理念而不是追随某一个人？

　　美国当代最著名的社会学家之一Daniel Bell高度评价了《天安门》，他说：“它的价值不仅仅局限于中国，它所触及到的是一切处于革命状态的社会的本质及其艰苦的历程。”这就是说，一切有志于为社会寻找出路的人，为争取更好的社会前景，都需要面对天安门事件这个艰苦的历程，需要以过去的知识、经验和教训来帮助自己定位。因此，描述真相的记录片《天安门》，就成为一种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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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多维月刊》2009年9月号
瑞典茉莉的新浪博客网址：http://blog.sina.com.cn/u/2354541040

【“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最早是我在电话里告诉《新闻自由导报》编辑王超华的；然後才有她的哭说。胡平称其用典到位。-马】
【附录】～～～～～～～～～～～～～～～～～～～～～～～～～
公元322年，晋中宗时大将军王敦作乱，其弟王导恐全家受累，至宫外候罪。良臣周顗（字伯仁）进宫时，王导以全家性命委之，求其说情。周顗表面未加理睬，但进宫後却极力向皇帝说项，言导忠诚，後来还上书为王导请命。王导非但不知，还一直对周顗不理不睬的态度怀恨在心。後来王敦掌了大权，问王导要不要杀掉周顗。王导便也以其人之道还之，不发一言，最後导致了周顗被杀。後来王导从文库中找到了周顗以前的奏折，才恍然大悟，痛哭流涕地说：“吾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

《世說新語•尤悔》：「王大將軍起事，丞相兄弟詣闕謝。周侯深憂諸王，始入，甚有憂色。丞相呼周侯曰：“百口委卿！”周直過不應。既入，苦相存救。既釋，周大說，飲酒。及出，諸王故在門。周曰：“今年殺諸賊奴，當取金印如斗大系肘後。”大將軍至石頭，問丞相曰：“周侯可為三公不？”丞相不答。又問：“可為尚書令不？”又不應。因云：“如此，唯當殺之耳！”複默然。逮周侯被害，丞相後知周侯救己，歎曰：“我不殺周侯，周侯由我而死。幽冥中負此人！” 」

《晉書•列傳三十九》: 「初，敦之舉兵也，劉隗勸帝盡除諸王，司空導率群從詣闕請罪，值顗將入，導呼顗謂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顗直入不顧。既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至，帝納其言。顗喜飲酒，致醉而出。導猶在門，又呼顗。顗不與言，顧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系肘。”既出，又上表明導，言甚切至。導不知救己，而甚銜之。敦既得志，問導曰：“周顗、戴若思南北之望，當登三司，無所疑也。”導不答。又曰：“若不三司，便應令僕邪？”又不答。敦曰：“若不爾，正當誅爾。”導又無言。導後料檢中書故事，見顗表救己，殷勤款至。導執表流涕，悲不自勝，告其諸子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

【周伯仁（顗）宁死不说自己曾救过王导全家。这是後世倪元稹所谓“一说就俗”的原始出处。《世说新语》真脱俗之作也。-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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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毛办外交，功过七三开
（台湾）•唐好色•

我在台湾的一个朋友，只要一提老蒋，就是二二八，反正恨透了。有时我会劝他，老蒋搞二二八，当然不对。不过他当年忙著剿共，後来他也知道过分，所以杀了陈仪这个替罪羊。老蒋让台湾逃过了中共从土改到文革近三十年的灾难。单凭这点，功就远远大于过。老毛没有征服台湾，是台湾人民的福气，但却是老毛外交上的失败。要评论老毛的外交政策，就必须把这个算成老毛的过失，而不是成功。

同样的，国共内战，徐蚌战役後国军兵败如山倒，当时史达林要老毛和老蒋划江而治。如果那样，那江南的中国百姓就逃过三十多年的灾难。但老毛没有同意，决定“追穷寇”，从老毛和中共的角度看，这个决策是正确的。

这些道理很简单，但是意识形态强烈加头脑不太清楚的网友往往会搞乱。要评论老毛的外交政策，必须尽量和他一团糟的内政分开来。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国家的版图和周边的和平环境。
亲美还是亲苏

二战结束後，中国面临选择，亲美还是亲苏。这两方面的代表是国民党和中共。苏联是中国的北邻，二战时死了两千万人，吃了大亏。二战结束後，决定在周边建立亲苏小国。苏联当时武力强大，几百万大军加上优良的武器。就算中国不和他为敌，他也会分裂中国，在新疆，外蒙和东北建立卫星国家。东北在苏联红军控制之下。外蒙独立。新疆东突政权也在酝酿之中。如果中国选择国民党，亲美，那么新疆势必独立。当时美国在大搞[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而且率先在夏威夷公投，让菲律宾独立。如果新疆要独立，美国不但不会反对，而且会支持。1956年苏依士运河危机，美国支持埃及，而不是他的英法盟邦。老蒋要收回新疆，就必须用武力，必须独自和苏联对抗，他是抗不住的。东北也一样，如果中国选择亲美，那么苏联会在东北扶植亲苏政权，其实他已经做了，那就是把东北送给当时的中共。

所以说如果当时国民党成功，选择亲美，那么中国将失去新疆和外蒙，东北也会独立成满州国。国民党可能有能力占领西藏，但那将得罪美国。总之如果当时中国选择亲美，那退回到十八行省版图的可能性很大。所以从国家版图的角度看，中国选择亲苏一边倒的政策是正确的。老毛这样做，保住了东北和新疆，也为日後占领西藏建立了有利环境。强国搞远交近攻，弱国就不能横挑强邻，而必须亲善强邻以自保。
韩战越战

从国家利益来看，一个分裂的韩国对中国有利，这是不言自明的。中共统一中国後，完全没必要支持北韩金日成统一韩国，当然金日成不是中国的傀儡。要不让他统一，能做的，就是不给他统一的资源，保持南北韩军力的平衡。但据说金日成建立北韩政权後，老毛给了金三个师的中共韩族军队，这是个大败笔。当时南韩非常弱，几乎没有军队，老毛这么做的客观效果是支持金日成侵略南韩。後来美国反攻，中国出兵北韩，损兵折将後，才重新恢复了原态势。

在这点上史达林就清醒得多。国共内战，共军开始处于劣势，所以史达林支持中共，但他并不希望中国统一，所以才会在徐蚌战役後要求老毛和老蒋划江而治。但当时国军兵败如山倒，史达林就算马上停止支持中共，那也阻止不了老毛。老毛当时看穿这点，所以决定“追穷寇”。而南韩一开始就比北韩弱，中国完全没有必要给金日成增加实力。

老毛没在这件事情上接受教训，在越南再重犯一次。可惜这次他成功了，结果越南马上反嚼。也算是笨到了姥姥家。不过越南更笨，越南的外交政策的唯一特色就是横挑强国。先跟法国打，再跟美国打。如果说这是为了国家独立和统一，那还说得过去，那横挑中国这个强邻，就是愚蠢之极。这个国家几十年来不停息地争战，人民苦难深重。

老毛其实不笨，但常常被意识形态蒙蔽，去东南亚支持共党革命也是这个原因，也很笨。
中苏关系

老毛开始亲苏一面倒，不算错，後来关系冷却也不可避免，但据说後来赫鲁晓夫对中国相当友善，甚至帮中国发展核武。老毛完全可以与苏联平等交往，和平共处。实在不懂为何翻脸成仇，誓不两立。这也应该算是老毛的败笔。

中美关系

1972年中美关系解冻，建立准联盟，共同反霸，为以後苏联的解体奠定了基础，老毛这个决策是正确的，我想这个结论应该没有争议。

边界谈判，和平环境

美国的周边环境非常简单，东西是海，北部是同文同种的盟邦，南部是个弱国。而中国的地缘环境复杂，东和北是苏联和日本强权，西南是一些不太稳定的国家。这个情况和德意志帝国差不多，但德国是个强国，而二战後的中国非常弱。边界谈判，大家都是狮口大开，漫天要价，先在国内国外造势，XXX系我们神圣领土，要用鲜血保卫，不惜开战。当年美国和加拿大谈判西部边界就是这样。美国的口号是: Fifty-four forty or fight。也就是说，美加西部落矶山到太平洋的边界必须定在纬度54度40分，不然就开战。但谈判就要妥协，就要著地还钱。几经谈判後，最後边界确定在49度。

中国和周边国家谈判边界也是这样。如果不妥协，不著地还钱，那就会兵连祸结，麻烦不断。总的来说，中国的边界谈判，牵涉到的土地不多，大多和平解决，只因为印度过分而打了一仗，结论算是很不错。

总的来说，老毛保住了西北，东北没有变成独立的满州国，占领了西藏，後期对美外交政策正确，但在韩战越战和中苏关系上决策错误，算是功过七三开。

结语

中国现在的外交政策也大致理性。最近和日本签订的共同开发协定，争议和平解决，就是个例子。这在西方也是有先例的。当年加拿大在美加边界建水电站，牵涉到美国利益。後来美国以大事小，就让加拿大建，只是要求建成後一部分的电力卖给美国。注意这是卖给美国，而不是送给美国。同样的，当年英国发现北海油田，挪威也要插一脚，谈判半天，英国很慷慨地分了挪威一杯羹，让挪威赚得盘满钵满。这才是文明国家相处之道。

这篇文章很大篇幅在用国家版图做标准，其实好邻居与和平环境更重要。当年魁北克闹独立，如果成功，那加拿大可能瓦解，至少东部的几个省会加入美国联邦，搞不好西部的也会，让美国版图大增。不过美国坚决反对加拿大瓦解，是何原因，留给大家细想。

美国地图54度40分和49度之间包括了不少美加边境加拿大一侧西部的大城市经济区
【从台湾方面看大陆问题比从大陆看更客观一些。-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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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正日躲过了卢武铉的悲惨下场
•马悲鸣•

朝鲜人民的次伟大领袖金正日因操劳过度猝死于视察途中。除了他的不多的几个朋友国家表示深切哀悼外，幸灾乐祸者在这个世界上不在少数。当然也有庆幸他没有落得萨达姆、卡扎菲下场者，其实他也没落得卢武铉下场。卢武铉是南韩总统。南韩宪法规定，任何人只能当一届总统，不得连任，这给广大想当总统的民间政治野心家们提供了更多的希望。但南韩对下台总统的追诉却是世界上最强的。全斗焕、卢太愚和卢武铉下台後都受到了追究。前两人被判入狱，卢武铉不愿面对刀笔吏，选择了跳崖自杀。

台湾民选总统陈水扁受到追诉被判入狱，现在还关在里头。菲律宾总统阿罗约也正在受到追诉的困扰。法国前总统希拉克刚被追诉判了两年。

民主专制两领袖谁的下场更惨？

平民，尤其象陈水扁这种三级贫困户，初登大位，哪儿见过这么多钱？！而且自己有四到八年的生杀予夺权，干嘛不贪？有权不用，过期作废！

卢武铉的前任金大中是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有一百万美金的零花。他的後任，即现任总统李明博是大款，有自己的生意，自然不会大贪特贪。结果夹在中间的卢武铉就成了民间嫉妒的泄愤对象，直到逼得他跳崖。

同样是朝鲜人的北韩领导人金正日，就没有惨遭追诉的风险。因为他是终身制加世袭，无人敢逼他跳崖。至少在朝鲜，往大里点说在东亚，象金正日这种政治体制的领导人还是比南韩这种民主制度的领导人要安全一点儿，至少不会上法庭或跳崖。

从南韩、台湾、菲律宾和法国把卸任总统送上法庭，送进监狱的判例，我们有理由相信，一旦中国民选了国家领导人，势必也会有离任後的追诉问题。否则，他们还不敞开了贪污？！所以，一定不能让胡平这种无任何独立谋生技能的穷酸秀才当总统。穷了一辈子都穷怕了，当了总统还不贪，以後的日子怎么过呀？！

古代大臣都有自己的家业，贪赃枉法多是被其家庭开销的经济压力逼的。五代十国时有个南汉，为了防止大臣循私枉法，多用阉人当官。因为阉人无家室需供之累，故其贪赃枉法的经济压力大减。当然了，那时候的皇帝是不阉的，否则就没太子了。

如今辛亥革命百年已过，恢复皇权是很难了，当朝的全是大臣，--人民的大臣。为了保证官场清廉，防止官员因家庭经济压力而贪赃枉法，还是应该恢复南汉的制度，凡想当官者先做宫刑去势手术。这样不但没了贪赃枉法的压力，连包二奶的欲望都没了。

这才是中国政治改革最重要的一步，恢复中国传统文化中阉割官员的制度。

2011年12月20日
【网评】～～～～～～～～～～～～～～～～～～～～～～～～～～～～～

*　有理，俺回头阉了9个常委。　--km
*　净是些歪门邪道，枉读圣贤书，脑子锈透了！　--润之毛
　马悲鸣∶把当官的都阉了可比都杀了，或隔一个枪毙一个仁慈多了。

*　推荐马老为金三世国策顾问。老马常出惊人之语。问题是，去势之人更贪。不见魏忠贤、李莲英之辈呼？　--永远的不合时宜

*　呵呵，老马这歪理没讲通。若是阉人才能当官，自有那黑心父母，缺德冒烟的兄弟姐妹，七大姑八大姨，看家中哪个男孩聪明伶俐，就早早把他阉了送进宫里，恨不得把皇帝老儿的金山银山都搬回家……　--一丈青

　马悲鸣∶被自己家人阉了的恨家人还恨不过来呢？谁还给她们往家里搬东西？

　　*　恨怕什么的，反正“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嘛，家里人照样能扛着他的牌子招摇撞骗，“宫里X公公是俺的大哥”，效果跟“我爸是XX”一样。　--一丈青

　　　马悲鸣∶并非宫里的公公，而是所有官员。或至少副部长以上全阉了，就不会再有那么多包二奶了。

*　我倒以为老马还是很在爱惜独知这片羽毛的，如果他公开投向老共，虽然能获得一点实惠，但发言的公信力就彻底丧失了。　--沧浪之水

*　出身贫寒就一定贪？看捷克的哈维尔!　--回眸一笑
*　干杯！这真是上帝赐给我们最好的圣诞礼物！金正日是个专制独裁者，看来，一切专制独裁者都会完蛋！即使人无力消灭他，上帝也会消灭他，而且，会让他死得很惨！金正日，卡扎菲，都是这种下场！　--刘因全

　马悲鸣∶卢武铉死得比他们更惨！刚发现波西米亚剧作家哈维尔比金正日还早死几天。干杯，真是上帝赐给我们最好的圣诞礼物！废除共产党统治的捷克名列种族隔离吉普赛人的恶行国家榜首。有美国记者就此质问时，捷克官员便反唇相讥：“你们把印第安红种人关进保留地时何曾问过他们自己是否愿意？”实行过社会主义的国家都这般恶棍遗风。哈维尔对此无所作为，此所以他无法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者也。

上帝赐给我们最好的圣诞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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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管理——颠覆与改变

上海曦朗管理咨询公司•李明
内容摘要：纵观世界，科技在不断发展，但影响人生活、安全的危机和动乱却始终不断，如此强烈的对比，原因何在？追根溯源，是国家的管理存在问题。
国家的管理是一门科学，首先应是将整个国家的管理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的整体，按科学的要求作系统研究，而现实，人类却只会凭借经验、想象和拍脑袋。未来世界，传统的政治学、经济学等将会被系统科学、行为科学、领导科学所取代，从基础研究到基本理论，从思想、理念到应用技术，沿一科学的思维链条对国家的管理做重新研究，一切推倒重来。这是一全新的思维，由此，将会在瞬间提升国家能力，使国家的管理达科学状态。沿这一思路我们已经耕耘了几十年，通过“民主转型”、“系统管理”等一个个不同范畴的研究例证及与现状的比较列表，人们至少从逻辑上可判断出科学与传统思维的差别，以上或将彻底改变目前的世界。

我们不能再愚昧下去，一种全新的思维在呼唤着人们，借此提议建立一个“世界国家管理论坛”，以对人类的未来做重新探讨。
关键词：系统而科学的思维、科学思维链条、国家管理科学、国家管理科学化、世界突变
一、目前世界的状况
前一次危机的惶恐还没散去，後一个危机又接踵而至。
当今世界让人十分诧异，一方面是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各种新产品层出不穷、繁花似锦，给人不断惊喜；另一方面却是社会问题日积月累，各种影响人生活和安全的危机不断，使人的心不断下沉。次贷危机、泰国红衫军、阿拉伯革命、欧债等，面对许多重大问题，人始终缺乏共同语言，整个世界始终没有过安宁。
同一个世界为什么会有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况出现？
二、问题的根源
人类不能再紧盯时政或限于问题的表面，需要以科学的思维，拨开重重迷雾，寻找问题的根源。
从最近发生的一件事谈起。今年9月，意大利格兰萨索国家实验室公布OPERA中微子实验打破光速的消息，引起了科学界的深度震撼，中微子实验打破光速一旦确立，即可能意味着相对论面临挑战。而相对论是现代物理学的支柱之一，渗透在现有物理理论的方方面面，如果破坏了相对论，会带来整个物理学的革命。
以上说明，现实人类对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逻辑十分严谨，每个人都清楚科学研究应遵循的规律和要求，因而也才有现实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盛况。而在社会领域，尤其是对国家的管理，人类却一直不知科学为何物，更没有一个清晰的思路和与之相关的体系。
2009年10月，参议员科伯恩在美国参院提案要求国家科学基金会停止对政治学研究的资助，他认为政治学研究既非科学研究，又没有对国家和人民福祉作出什么贡献。这一提案说明现实人类对政治的研究的确无能。实际上不仅是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教育等各方面均是一样，所有国家的政策、制度都只是在凭借经验和想象。以上是现实世界问题成堆，人相互间总是鸡同鸭讲，始终找不到问题解决办法的根本原因。
三、国家管理的研究应是这样一个过程
国家的管理不是不需要研究，而是从研究开始，研究的本身就必须注重科学，唯有此，才能有符合人类发展要求的科学管理。
一个简单例子，国家管理首先遇到的是人，依靠的也是人，对人、人性、人的需要、动机和行为的变化规律等的研究，当是管理的基础，而现实，连对“人”都不知道去研究，如何对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进行研究？怎么使国家的管理符合实际？怎么能使管理达科学状态？
图1

图1、按科学的思维，国家管理的研究应是这样一个
过程。深色部分是最重要的内容，却恰是目前的缺失
资料来源：《第101条道路》

上图是科学对国家管理研究的要求。为服务于实践，首先应以科学的方式建立一个适应于人类需求的研究体系，从基础研究开始，沿一个科学的思维链条，将整个国家的管理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的整体，运用与之相关的科学技术，以系统而科学的思维对国家的管理做深入系统的研究。
现实人类对国家管理的研究，分门别类的有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等，以上研究都是凭借一般的观察和想象，明显缺乏科学的方法和基础来源，除此之外，这些研究针对的都是局部或表象，因而对整个国家的管理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真正的系统思维。
图2

图2、对国家管理做全面研究，按科学规律形成一个科研体系
两个体系，前一个体系是後一个体系的依存

道理极其简单，研究体系的建立，目的是为了实践，以使国家为全体国民做更好的服务。
在现实中，毋说以科学对国家管理做总体研究，即使对具体问题也毫无科学理念。以这次世界金融危机为例，面对如此重大问题，首先所要做的当是系统分析，然後是在这一基础上的系统决策、系统管理和系统控制。与之对照，从这次危机发生到现在已有几年，压根就没有一个国家有过这样一个念头。
以我们的研究，金融危机的发生，除

作者：马悲鸣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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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謝馬先生轉來. -- 唐好色 - (0 Byte) 2012-2-10 周五, 上午11:12 (290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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