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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船何日过三峡（十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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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唢呐
[个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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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7/06/19
文章: 1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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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金唢呐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大船何日过三峡（十三）
金唢呐
这个系列又啰啰嗦嗦的写了十几篇，春节期间我接到不少手机祝福短信都提到了“龙马精神”。这“龙马精神”到底是神马精神我现在也不甚了了，查了一下，原来“龙马”并不是龙腾虎跃与骏马奔腾的意思，而是古代传说中形状象龙的骏马。记得年轻时看过一个电影名字叫《龙马精神》，内容无非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拼了老（小）命大干社会主义。看来我也应该发扬一下“龙马精神”，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赶快把这个大船系列结束了。再说，写这个系列时间跨度也有几个月了，基本上是想到哪写到哪，前后文章风格不尽一致。这在当今文坛可是大忌，弄不好会被人质疑“捉刀代笔”。
闲言少叙，接着说我总结的唐德刚“历史三峡论”的第六条，他是这样说明现政权的特性：
（一）它是“转型期”（“历史三峡”）中，最后一个有阶段性的政权；
（二）它具有中间性：前有帝王专制的遗传，后有民主政治的远景；
（三）极权政府和独裁领袖的权力递减，从绝对权威，递减至依法治国；
（四）它具有其千载难逢的机运，来结束这场转型运动而驶出历史三峡。
唐德刚说的我基本同意。只是需要把其中第（二）“前有帝王专制的遗传，后有民主政治的远景”改成“前有斯毛专制的遗传，后有民主政治的远景”就更准确了。因为我前面说过，国际共运应该看成一次政治制度转型，根本不是什么老唐说的“帝制的回光返照”，跟传统帝制完全是两回事。我前边说过，所谓转型就是政治制度、社会结构的改变，社会主义制度这么大的动静还不叫转型，那什么算转型？
不仅如此，这场国际共运还为人类演化史上培育出一个新的人种。这话可不是我说的，我可没那个水平，这是苏联社会科学家的总结，白纸黑字写在苏联80年代初的对外宣传手册上。程映红教授在《炎黄春秋》杂志2012年第1期上有详细的介绍（黑体字均为程映红文章中的原话，下同）：
“上世纪80年代初苏联一本介绍‘苏维埃人’的对外宣传手册正式提出‘苏维埃人’是人类演化史上智人（即现代人，Homo sapiens）的一个最高级的分支，从这个角度称‘苏维埃人’是Homo sovieticus，即人类演化史上最新的人种。它说从细胞演化到智人经历了数百万年的时间，但“苏维埃人”的产生仅仅用了60年的时间。当然，这个最新最高级的人类新种并不是自然演化的结果，而是革命政权的创造。”
从生物学上讲，人类属于哺乳纲、灵长目、人科、人属、智人种（即现代人，Homo sapiens），人类与其他绝大多数动物不同，除了具有生物学属性以外，同时还具有社会学属性。生物学属性与社会学属性是相互联系的，所以说“苏维埃人”是人类演化史上最新的人种可能也没有错。昔日东西方知识分子和中国热血青年，不管政治观点如何不同，不少都曾为那些 “最新最高级的人类新种”所着迷，切•格瓦拉之类的偶像有着永恒的魅力。哪怕今天，很多人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追求和向往也绝不仅仅是“优越的社会制度”、“物质财富”，而是出于对于“新人”的兴趣：
“在上世纪60年代，一个更加激进和彻底的塑造‘新人’的社会工程成了古巴政权的基本任务。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都深信人的可塑性和可完美性。除了这种信念，经济建设的需要和“苏维埃人”蜕化的教训也使得“新人”问题在古巴变得更加突出。和‘苏维埃人’相比，古巴式的‘新人’（即‘让他们都成为像切•格瓦拉那样的人’）强调的是在和平年代保持战斗精神、永不腐蚀和用精神力量创造物质奇迹。在古巴，塑造‘新人’的顶峰是“革命攻势”（1968—1970）。
俄国和古巴塑造人性的社会工程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同情性的反响。西方社会那些认为现代资本主义、个人主义和消费社会腐蚀人性、使人生失去意义的知识分子，对塑造‘新人’的工程创造出一个不同于西方类型的‘人’满怀希望。
我一直有个感觉，法国大革命与苏联革命有种姑表亲的关系，只是法国国民的愚昧落后程度远不及俄国，再加上缺少列宁这样天才的革命工艺师，未能建立布尔什维克那样的组织严密、纪律严明的革命政党，所以结果不同罢了。“历史上第一个试图用国家权力改变人性的政权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雅各宾专政。罗伯斯庇尔是一个‘挥舞着大棒灌输美德的教师’”。
大规模利用国家政权开展人性塑造工程的当然是苏联莫属：
“斯大林说：‘我们共产党人是特殊的类型。我们是用特殊材料做成的’。他把思想政治工作者、教师和文艺创作者都称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布哈林也说，革命的目标是要‘改变人的实际心理’，‘科学计划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为造就‘新人’——社会主义建设者——做系统准备。’”
这个坛子的网友大概都知道，俄国有个著名的生理学家巴甫洛夫，通过动物实验发现了条件反射，为此还得到了1904年诺贝尔奖。据程映红教授介绍，列宁就是受到巴甫洛夫实验结果的启发而进行新人种的培育。这么看来，“科学社会主义”绝非浪得虚名，真是严格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社会主义：
巴甫洛夫的理论无意中给了布尔什维克党领袖以重大启发：环境可以改变人的生理和心理，创造出新的反应机制。通过重复的灌输和指令，人的大脑会对一定的术语和名词产生条件反射，自动做出和灌输者、指令者的要求相一致的反应。这真是太美妙了！因此列宁说巴氏的发现“对全世界工人阶级具有巨大的意义”。列宁对高级知识分子一向十分鄙视，当高尔基写信给他为大量被捕的高级知识分子和科学家求情时，列宁回信说这些人不是人民的大脑，而是粪便。当大多数科学家和学者在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下忍饥挨饿时，巴甫洛夫的实验室却能根据列宁下的一道命令每个月从布尔什维克政府那里得到不薄的补助。
程映红文中提到的这个“人类演化史上最新人种”可不是说着玩的，我感觉确实是这么回事。该人种思维行为独特怪异，总体上说都有点“三观不正常”（“三观不正”是教育部2007年8月公布的171个汉语新词之一，“三观”具体包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具体还是看看苏联老大哥是怎么说的吧：
“苏联官方版本的‘苏维埃新人’体现了‘新人’的一些普遍特征，最主要的是，人作为个体的一面（个人意识、个人动机、个人利益、个人观点以及个人行动的自发性等等）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集体的‘人’和党的‘人’。虽然每一个人成为‘新人’的途径可能有所不同，但‘新人’本身只有集体性而没有个性，因此‘新人’的诞生也就是个性的死亡。”
共产专制和威权统治最本质的区别就是后者没有培育出新人种，所以威权政权的民主转型只存在技术上的障碍。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培育出的新人种也不尽相同，这与原来的基础、领袖的决心和能力等有关。东欧国家宗教始终存在，公共知识分子也没有完全被消灭，培育时间也比较短，不过从二战后才开始，所以新人种的特征并不明显。而前苏联的育种时间长、投入精力也多，且国民落后愚昧，基本上还属于半农奴社会，是“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所以培育出来的“新人种”特征明显。斯大林对此有个形象的比喻：
“我为那些简单、朴实而谦逊的人干杯！他们是运转我们这个伟大的国家机器上的齿轮。”《1945年庆祝卫国战争胜利的宴会上的祝酒词》
而北朝鲜由于采取了世袭制，神权衰减不明显，“新人种”不仅仅是“集体的‘人’”、“党的‘人’”，还应该再加上一条“领袖的‘人’”，而且特别能战斗。不信你到北朝鲜看看去，能明显感到与其他“新人种”的不同，北韩“新人种”也是今日中国毛左希望所在。而昔日毛中国是国际共运阵营中的一朵奇葩，在培育“新人种”的过程中又掺杂了很多传统糟粕和毛的个人因素。所以培育出的“新人种”也独具特色，除了“集体的‘人’、”“党的‘人’”、“领袖的‘人’”这些特征外，又多了些痞性。按老芦的话说，就是毛主席治国二十七年的最大功劳就是培育了“满目痞子”、“一国白痴”（大意，是在不同文章中说的，若记忆有误请老芦本人纠正）。从解剖生理学上说，估计是肾上腺、唾液腺发达，大脑皮质萎缩。严格说，毛时代成长起来的一代具有痞性“新人种”，应属于“苏维埃人”的一个变种才对。
至于制度改变后，“新人种”的人性回归，程文是这么说的：
“时至今日，毫无疑问20世纪塑造‘新人’的实践都失败了。由于这个工程的基地是在摧毁旧道德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此它的失败留下的双重意义上的道德废墟，使虚无主义、犬儒主义和政治冷漠大行其道。在一个有深厚宗教传统的国家，恢复宗教传统可以填补这种道德衰落带来的伦理空白；但在一个缺乏这种传统的社会，道德复兴和人性回归就要困难得多。”
就中国而言，我们这代人“回归人性”真的是没什么指望了。“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趴在沙滩上”，什么时候我们这些40后50后60后都趴了窝，民主转型才能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这跟政治立场没什么关系，左中右一个德行。虽然80后90后的左右愤愤们我也遇到过，但感觉跟这些“新人种”还是不一样。他们不过是少不更事年轻冲动，被“愤”所迷惑，好好跟他们讲道理还是可以转变过来的。而这些老家伙们实在是无可救药了，他们对民主自由有种天生的反感和自发的抵制。好在“岁月是一把无情的杀猪刀”，谁都会有退出历史舞台的那一天。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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