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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谋生与卫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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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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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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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芦笛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谋生与卫生
芦笛
写《百年前的洁净中国》时，情知爱国人士们定要去官媒（官府指定的媒婆）中打捞出专家们的烂文字，用以证明中国古代的下水道系统如何如何发达。果不其然，葡萄皮网友立即就在拙文后贴出专家的洋洋专论，宣称自大元起，北京便有完善的下水道系统，明清就更不用说了。只是我就不懂了：那齐如山说的老北京马路上的“雨路”到底是怎么回事？前文中的有关引文不是已经说得明明白白了么？为怕葡萄皮网友没留神，这里再度引用一次：
“各大街之雨路，都是高与人齐，矮者也有三四尺高，两边的便道也很宽，但除小商棚摊之外，其余都是大小便的地方，满街都是屎尿，一下雨则都是水洼。雨路上头，浮土都是一二尺深，步行可以说是万不能走，所以北平有两句谚语：‘无风三尺土，有雨一街泥。’又有两句是‘不下雨像个香炉，下了雨像个墨盒。”’
“无风三尺土，有雨一街泥”，“不下雨像个香炉，下了雨像个墨盒”。这像是有完善的下水道系统的模样么？要么，齐如山是崇洋媚外的汉奸，因而无中生有，造谣生事？
可惜人家不但是京师同文馆培养出来的“新党”，而且是老革命，早在清末便秘密资助并参与革命乱党的恐怖活动，抗日战争期间又坚持民族大义，拒绝与日寇合作，几遭日寇逮捕，不得已去避难。更重要的是，虽然他去欧洲留过学，看过大量的西方歌剧，却对所谓“国故”尤其是所谓“国剧”（京剧）情有独锺，一生都奉献给了改革振兴传统艺术。他认为，否定传统艺术是妄自菲薄，“国剧”不但有“科学成份”，甚至还为西方电影艺术提供了新思路，说什么“二十年来，风行世界的电影，其中已含有许多中国戏的成份，此种情形，明眼人一看自能知之”。他还宣称，他不信基督教，信儒家道义足矣，云云。在神州陆沉前夕，他又早看出中共会毁灭传统文化，一道烟跑到台湾去了。难道如此热爱中国、反对否定中国文化精粹的好同志，会去造谣诬蔑他深爱的真正的故乡北京么？
其实，说古代中国有下水道也不错，正如非洲丛林中的黑人也有住房一般。虽然那不过是茅草与树枝搭起来的棚子，您敢说那不是住房么？但同样是“住房”，可以有本质区别，关键是怎么看。若将使用砖瓦或混凝土的永久性建筑物定义为“房子”，那草棚当然算不上，但若将定义改为“人类栖身之地”，则不但如今中国遍地的高楼是房子，黑人、印第安人、毛利人的茅屋或土屋是房子，延安的窑洞是房子，农民看庄稼的窝棚是房子，就连山顶洞人的洞穴也是房子，是不是？
这“下水道”问题又何尝不如此？若您将其定义为“排除废水的人工渠道”，则中国当然很可能自古以来就有下水道，只是称为“阳沟”与“阴沟”。阳沟无盖，阴沟有盖，但都有一定的排水功能，正如草棚也有一定的防雨功能一般。
对这传统宝贝，我本人可是再熟悉不过了，与之相伴数十年，直到80年代后期出国才挥泪告别了它。我家在贫民窟最深处，一道大门进去有30多家人，绝大多数住户每家只有一个房间，我家算是最好的，有两个。门口就是一道10多米长的阳沟（诡称为天井），阳沟侧面是泥土踏实了的过道。阳沟延伸到最外端，便变成了砖砌的阴沟，其上覆盖了一层石板，石板上覆盖以踏实了的泥土。阴沟向外再延伸大约六七米，便与外面的天井下面的阴沟相通，最后引出到户外，与街上更深一点的阴沟相连。
这当然也是下水道，可惜，它与西方的下水道不那么一样，非常浅而窄，水流的落差小，横截面小，因此非常容易堵塞。一旦堵死了，那除非把地挖开，否则绝无可能疏通。那阵子国内并无“plumber”这种职业，无人负责掏阴沟，堵死了就只有自认活该。我家门前那道阴沟就是这样，塞得死死的，污水常年淤积在阳沟里，要倒水都只能端到外面的天井乃至大街上去倒。雨季积水急剧增加，即使漫到过道上来，也只有静候自然蒸发。污水积久了，不但蚊蝇大量孳生，阴沟里还时时窜出尺把长的老鼠。夏天那气味，真是如兰如麝。
正因为此，在出国前，“下水道”在我的理解中从来就是“阴沟”与“阳沟”。我还从未想过，西方的下水道跟70年代国内修建的人防工事也差不多，可以在里面划船。而这做法是从古罗马时代就开始了的，有Herculaneum古镇为证：
室内厕所与下水道系统连通
下水道内观
鬼子之所以要修建那么浩大的下水道工程，是因为他们的下水道不但排污水，而且排粪便，而咱们的阴沟与阳沟的主要是用来排污水尤其是雨水的。所以，无论是在建造规模（深度、落差、管径等等）上，还是在功能上，“阴沟”与“阳沟”与西方下水道似乎都不是一回事。这一重大区别，导致了中国没有室内厕所，进而导致了北京城里满街都是屎尿，就连堂堂皇宫里竟然也这样。
为什么东西方下水道会有这重大的功能区别？我猜（没有考证，只能作educated guess），那是因为东西方生产方式不同决定的。如所周知，在旧中国，人畜粪便是“农家宝”，是实行精细耕作的农田肥料，所谓“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既然是宝贝，当然舍不得付诸流水，而西方并不这么做。因此，他们能想出来的办法，便是将其与废水一道排除之，由此导致东西方厕所的区别。中式厕所与“粪坑”是同义语，积蓄下来的粪便必须由农民定期清除，粪坑等于是农民的金库，农民常常为争夺其内储藏着的“农家宝”大打出手。
文革期间，政府顾不上管理公厕，于是城里人在为观点不同武斗时，农民则为抢粪浴血奋战。我们贫民窟的那个公厕前就曾多次发生过农民械斗。最后赢家在粪坑旁搭了个油毛毡棚子，由两三名壮汉常驻，吃住都在里面。晚上我去如厕，见那棚子里总是点着煤油灯，有时还能听到农民在里面唱小调。那阵子常常停电，全城一片漆黑，于是守粪棚里的灯光便显得格外光明。目睹此景，耳畔便会油然响起革命歌曲：“天上的北斗星最明亮，茅坪河的水呀闪银光，井冈山的人啊抬头望，八角楼的灯光照四方。……八角楼的灯光照四方，我们的毛委员在灯下写文章……”。
因此，中式厕所的存在理由，与其说是为了卫生，莫如说是为了谋生。不但农村的厕所完全是为谋生挖的，就连城里的公厕也基本如此，与卫生实在没有多少相干。我听印尼归侨说，回国最难过的一道关就是上厕所。只是我从小“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当时还无法理解，出国后再回国，才觉得确实如此：厕内恶臭令人窒息，蛆虫涌动，苍蝇乱飞。那龌龊景象，实非人类可以忍受。最混帐的是，当年我家墙后就是某个机关宿舍的厕所，家里自然是蚊蝇乱飞，老鼠横行。更混帐的是，政府不许农民白天进城挑粪，他们只好在警察下班后这么干。可那阵恰好是晚饭时间。于是当我家进晚餐时，农民却常常在隔壁舀粪，恶臭便如气浪一般扑进后窗，哪怕关紧了窗户也没用。那过的是什么牛马不如的日子，实在是不堪回首！
这种生活方式，与国外形成了强烈对照。我初出国那阵，觉得到处都干净得不得了，简直是不可能的干净。大街上见不到什么清洁工，可那地上却毫无灰尘。最令人喜出望外的是，当地既无蚊蝇，亦无老鼠，夏天根本用不着蚊帐或纱窗，却又不像国内，时时由政府发动“爱国卫生运动”，全民被组织起来，去轰轰烈烈地“除四害”、“大扫除”。我于是琢磨那是什么原因，最后的结论是，人家无论是公厕还是私厕，都一律使用抽水马桶，没有暴露的粪坑，因此蚊蝇老鼠等等自然没有孳生之地。
即使是这种极不卫生的简陋茅房，在旧时也未必普及，否则老北京城里也不会满街都是屎尿了。我猜，城市里的公厕，也主要是在晚清新政开始后才普遍建起来的。盖传统衙门和鬼子的council不是一回事，“父母官”的主要职能就两个：“刮钱”（从县衙门的钱谷师爷到省里的藩台[布政使]）与“维稳”（=拷夹，从县衙门的刑名师爷到省里的臬台[按察使]），并不包括“民政”尤其是“市政”。传统中国官员只对上级负责，毫无对纳税人负责的观念，这些概念完全是从西方进口的。所谓“公共事业”（Public works）一般由宗法自治社区或善士们自己去筹资完成。此所以佛家要把善人们造桥修路当成莫大的“阴德”。虽然有的地方官如白居易与苏轼留意于此，因浚通西湖，修建了白堤、苏堤而为后人感戴，但那是个人行为而非普遍职责。而且，即使是善士，着眼的也是铺路造桥等较大工程，不会将建公厕一类龌龊事体视为流芳百世的仁政。城市里并不实行村镇的宗法自治，粪便亦与市民们谋生无关，用不着挖个粪坑将宝贝积攒下来。既然没人关心，公厕自然也就不会普遍修建起来了。
不仅是公厕，就连阴沟，也未必古已有之，否则岂会有齐如山笔下的老北京市容？那街道上像是有阴沟的模样么？如果有，马路中间何必还修条高出两侧起码三四尺的“雨路”？这样做也倒罢了，那“雨路”也起码得用石板铺成吧？却是具有良好吸水储水功能的土路，积灰还深达一二尺，以致无论雨天还是晴天，行人都“万不能走”！
直到拳乱后，这情况才开始改变。八国联军的市政管理，其实是为国人做了个具体而微的示范，以致连老佛爷都要夸赞“洋人能干”。日本人还在占领期间，为中国首次建立了警察系统，并培训了北京第一批警察（请参看《齐如山回忆录》）。此后中国才开始有了西式市政管理，并开始仿照西方模式大规模重建城市。英国记者莫理循于1911年3月报导：
“（北京）到处都在修筑碎石铺的马路，每一座重要的建筑都装上了电灯，街道被电灯照得通明。电话系统相当不错，邮政服务也很好，一天投递八次。警务工作大为改观——工资优厚，装备精良，纪律严整。我昨天亲眼看到一位运粪工（地位最低的苦力）的手推车打翻在路上，一个警察小队长连忙跑过去，帮助他把车扶正。过去你能想到这样的事吗？所有的部办公楼，或已被安置在一些气势雄伟的西式建筑中，或很快将搬迁进去。自来水的供应很好，我毫不怀疑不久将出现有轨电车……这里的中国人现在正大量地使用现代物品。例如，英国床架销售得极好。全城都能看到胶皮轮的东洋车。信件由骑着自行车的苦力投递，车轮是橡胶的。你可以见到上千辆的马车，汽车不多，但很快就会像上海一样多。全城到处都在修建大楼……”
所以，老北京城的“雨路”，也就是那阵子消失的。不仅如此，除了租界外，各地城市的公厕与简陋的下水道系统，大概也都是那一时期普遍建造起来的。可惜不久后辛亥自爆就发生了。此后政客们关心的是如何抢天下，又岂会在公共卫生工程上花钱？毛泽东当国后虽然结束了战乱，可惜他又是具有深厚反文明本能的大老粗，以农民的黑手和脚上的牛屎为圣洁的光环，以不讲卫生为劳动人民的优秀品质，将识字分子讲卫生视为没有改造好的表现。他本人在野外散步时踩了粪便，还不许他人大惊小怪，在漂着粪便的珠江中畅游得其乐无穷。而且，那阵子讲究的是“先生产，后生活，先治坡，后治窝”，一点资金都被用到重工业上去了。除了“十大建筑”一类面子工程外，国家哪有余钱投资公共卫生工程？于是改革开放前的公共卫生与个人卫生状况，大致也就是清末民初的那个样子，就连大部份街道与房屋建筑也如此。
三中全会后，国家停止了“阶级斗争”窝里斗，把工作重点转到了经济建设上，在硬件设施上按西方模式大规模改造中国。随着民生的极大改善，卫生状况也极大地改善了。88年我回国一次，回来后只觉处处干净得发光。但以后再回国，这种感觉便越来越淡。如今中国的卫生状况，我看与西方也差不多了。正因为此，小青年们才无法相信古人竟是如此骯脏。
其实别说古人，50-70年代的市民也普遍十分骯脏。我已经在旧作中介绍过了，我家虽然没像齐如山说的那样，几个人合用一盆洗脸水。但每人洗脸时，都是从热水瓶里倒出一两百毫升的热水，兑上一半冷水。洗完后，那水还不能倒掉，必须倒入另一盆中，用来抹桌椅。若是洗脸之后还要洗脚，则洗脚用的绝对是业已用过的洗脸水。就连淘米水都要用来洗碗，洗后还舍不得倒了，要存放在一个瓦盆中，称为“泔水”，农民再上门买去喂猪。至于洗澡则基本是靠夏天游泳，冬天一个月也未必进一次澡堂。直到我在70年代进厂后，厂里有公共澡堂，才从此过上了天天能洗澡的幸福生活。但不是所有的工厂都有浴室，没在工厂工作的人就更不用说了。此乃80年代前城市生活的普遍状况。70年代末，我太太家率先搬入设施比较摩登的洋楼，有了室内卫生间。于是她家就此成了公共浴室——她妹妹的同事们因为在商店工作，没有集中的宿舍与公共浴室，于是便联翩而至，轮番尽情享受淋浴的快乐。
这说的还是省会城市的普通市民生活，农村就更不用说了。我插队的那个地方，农民一生也就洗三次澡：出生、结婚前以及死后。许多人身上积满层层迭迭的污垢，跟穿山甲无异，根本就找不到皮肤在哪里。这我已经反复在旧作中说过了。
现代尚且如此，古人能干净么？那些鼓吹古人如何如何讲究清洁卫生的专家们，统统是wm骂的big liar!
作者：芦笛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上一次由芦笛于2012-1-17 周二, 上午5:40修改，总共修改了8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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