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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识字分子究竟有无可能与“政治史学”决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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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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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芦笛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中国识字分子究竟有无可能与“政治史学”决裂？
芦笛
去年9月28日，我参加了《新史记》杂志在纽约召开的史学研究座谈会。直到现在，我都没看到完整的座谈会记录，只是偶然看见网友转帖，得知《明镜》以连载方式发表了座谈纪要，于是在Google搜索栏目里打入“高伐林芦笛座谈会”，在《明镜历史网》上找到了若干片段，可惜该网的软件编写的不是很合理，找到一篇后，并不能藉此找到此前的连载段落，要找到余文，仍然只能靠Google搜索。如此找到了四五段，也不知是否完全，只是发现其中一篇所载我的发言似不大准确：
“芦笛：写抗战，我肯定痛恨日本侵略者，但不能因为痛恨，就把他们没干过的坏事说成他们干过，这就是强奸历史。前几天BBC要我写一篇千字文，我一看他们列的题目，都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这是老毛那套东西啊，将晚清与今天一一对应。赞成孙中山就说明你是要推翻中共统治，否定孙中山就意味着赞成中共统治……这成了政治表态，非常stupid！这一套不改变，我们不可能知道昨天的历史是什么。” [1]
这话给读者的印象，似乎是批评BBC搞“实用史学”，这与事实不符。我记不得原话是怎么说的了，无法确定这到底是我本人的口误，还是记录出错。但不管是哪种情况，都有必要辨正一下。
我在这儿提到的，应该是指BBC中文网读者对拙作的反应，并不是对BBC中文网编辑的批评。去年该网编辑为纪念辛亥向我约稿，但只是要我将篇幅限制在一千字左右，并未预设写作定向，遑论给出与现实相对应的选题。相反，人家之所以向我约稿，我估计就是想实行多元化的百家争鸣——老芦否定辛亥蠢动的死硬立场在网上臭名远扬，BBC是中立独立多元的国际媒体，编辑当然想尽可能让各派观点都有发表机会。我那感觉是针对该文的网友跟帖说的。任何一个熟悉毛共搞的“实用史学”与“隐射史学”的老帮菜，都应该有此感觉，谓予不信，请点击下面的链接：
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focus_on_china/2011/06/110627_cr_xihai_consquences.shtml
几乎所有的跟帖者，都作了旗帜鲜明的政治表态，讲的是现实政治而非历史。在反共者，晚清就是今日中国，清廷就是中共，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就是今日海内外反共势力，辛亥革命就是呼之欲出的未来的民主革命，否定者必然是中共豢养的五毛；在拥共者，辛亥革命的发生证明了中共上台的“历史必然性”，孙中山和中共都是“历史潮流代表”；哪怕是态度相对温和理性中立的读者，也把辛亥革命看成是吓唬中共加速改革的方便工具，发明了“改革与革命赛跑”的神话，藉此警告中共若不迅速改革，就要被革命推翻。这些读者反馈，与百年前发生的那桩历史事件，究竟有何关系？难道不是毛共搞的“实用史学”与“隐射史学”？
过来人都知道，历史从来是毛共权力斗争的强大工具。文革的发动，就是姚文元于1965年11月10日《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吹响进军号的。在文中，姚指责彭真的部下、当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写的京剧《海瑞罢官》是为1961年的“翻案风”、“退田风”推波助澜，而毛泽东还嫌他罗织的罪名还不够，于是年12月21日指示：
“戚本禹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写得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彭德怀也是‘海瑞’”，堪称一大发明。在毛泽东眼中，现实中的政客，其实也就是历史人物的转世投胎，而讲历史也就是讲政治，但凡谈论历史，必然是为现实政治服务，“借古讽今，指桑骂槐”是现实政治斗争的强大手段之一。因此，不但吴晗写海瑞，是影射攻击他本人是嘉靖皇帝，邓拓、吴晗、廖沫沙等人闲谈古人旧事的《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等，也是影射攻击“三面红旗”。毛不但以此指责政敌，而且带头这么大干特干，以谈历史去隐射攻击政敌，其用心之深远，手段之巧妙，端的是“草灰蛇迹，伏线千里”，到了凡人不可企及的化境。
例如在同一讲话中，毛泽东说：
“《清宫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彻底的卖国主义。为什么有人说他是爱国主义？无非以为光绪皇帝是个可怜的人，和康有为一起开学校，立新军，搞了一些开明措施。”
这话是在1965年年底说的，除了江青，当时中国又有谁知道那“有人”指的是刘少奇？就连最精乖的周恩来，也决计不会想到，两年后这话竟成了打倒刘少奇的一条重要罪名。
最令人叹为观止的，还是毛泽东为了除掉刘少奇采用的“万里迂回”与“千日做局”。
众所周知，刘少奇在延安整风前后，为捧毛打国际派立下了汗马功劳，被毛提拔为皇储。1949年张东荪等人去西柏坡拜谒毛泽东时，毛还对他们介绍，刘少奇是我们党内犯错误最少的人。但到了1953年初，毛就开始对刘少奇不满意了，密令高岗在东北调查刘少奇1929年在奉天（今沈阳）被捕后出狱的情形 [2]，可见那时他就曾一度动念以叛徒的罪名把刘搞掉。只是因为高岗过于操切，刘、周都作出了强硬反击，陈云、邓小平等人又旗帜鲜明地倒向了刘、周，毛权衡轻重，因势利导，来了个U转，反把高岗抛出来作了替死鬼。
但到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后，毛起了除刘之心，便又想从刘的叛变问题上找突破口。恰逢此时,司马璐在香港登出了瞿秋白临死前在监狱里写的《多余的话》，给了毛发难的灵感，而戚本禹主动写出的《评李秀成自述》则恰好成了他的重磅炸弹。
据戚本禹交代，1963年间，他觉得，当时“有一股很大的为彭德怀翻案的力量”，重演话剧《李秀成之死》是歌颂彭德怀，他必须起来作战，便写了《评李秀成自述》，以李秀成影射彭德怀，说李秀成晚节不终，影射彭晚年反毛也是“晚节不终”。
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强烈反响，但大多数质疑者都未看出这其实是政治斗争，却把它当成学术争论，就事论事。这也毫不足奇：以李秀成影射彭德怀，当真是荒谬绝伦——彭德怀几曾写过悔过启事？正常人便做梦也不会想到戚本禹骂的其实是老彭。
老辣如毛泽东，当然看得出这比附之荒唐。而且，彭德怀已是死老虎，再骂他又有什么意思？毛要搞的是活老虎，于是便把这影射史学扭转到更切题的“抓叛徒”上去。是年底，江青找戚谈话，说：“你给党做了重要的事情，主席表扬你，很满意你写的文章。主席认为党内叛徒问题长期未能解决，你的文章提出这个问题，为党立了一功。你可别骄傲，要继续写。可以请教康生的‘九评’（指与苏共论战的九篇评论文章）写作班子”。康生指点戚，不要跟着批评者的观点跑，而要高屋建瓴，抓住要害予以反击，务使对手无还手之力，如此才能置对手于死地。在猾吏点拨下，戚本禹于次年推出《怎样对待李秀成的投降变节行为？》，明确提出叛徒问题，从李秀成、汪精卫到彭德怀，从伯恩斯坦、考茨基到赫鲁雪夫，大批特批，其势汹汹，在全国引起更大震动。 [3]
史学界的书呆子们还想争辩，毛泽东的十六字御批却已不胫而走，流传民间。据官方后来披露，毛当时的批示是：“忠王不忠，李秀成的自述是叛变的，为什么要宣传？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终，不足为训。” [4]毛还对周扬说：“（《多余的话》）看不下去，无非是向敌人告饶，自首叛变。为什么不宣传陈玉成而宣传李秀成？为什么不宣传方志敏而宣传瞿秋白？”甚至指责周扬是大地主阶级出身，本性难改 [5]。一锤定音，瞿秋白就此成了当代李秀成。
伟大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伟大领袖的“剥笋战术” [6]提供了最大的发挥空间。毛的假想敌们被他“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一层层剥下去，从瞿秋白剥到彭真，从 “六十一人叛徒案”剥到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最后高岗当年指责的“白区党”人物统统成了现代李秀成，被剥除罄尽。在这个意义上，文革完成的历史任务，也就是高岗当年“出师未捷身先死”留下的未竟之业。
随着文革的深入，“实用史学”与“影射史学”便越演越烈，越演越滥，不知伊于胡底：林彪成了现代孔老二（建议孔庆东去与林家滴血认亲），周恩来先是成了周公，后又成了宋江……。不但历史人物成了现代人物的前身，就连文学虚构形象也成了政敌的画像，最后竟然连《庄子•杂篇》中盗跖怒斥孔丘那“巧伪人”的寓言也拿来当成正史，用为“儒法斗争”的历史证据，而《胠箧》中盗跖揭示的“盗之五道”（ “妄意室中之藏”，“入先”，“出后”，“知可否”，“分均”），居然也就成了“奴隶起义纲领”与“起义英雄们崇高品格”。《两报一刊》天天一本正经、郑而重之地向全国人民大说特说这些屁话胡话疯话，彻底沦为专演闹剧的小丑班，早着后世的恶搞杰作诸如《李逵日记》、《孙悟空致白骨精的情书》之先鞭。
这些昨日的荒唐事，想来过来人都能耳熟能详。如今的“民主精英”们，想来也不至于认同吧？既然如此，还请精英们告诉我，毛泽东与四人帮这种搞法，与在BBC中文网站怒斥我的那些人的行为有何区别？
然而令我愕然的是，同为过来人，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对这套深恶痛绝，而这就是在纽约召开的座谈会给我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罗小朋先生是与会者之一，他一上来就问我研究历史是出于什么目的，继而又问我，我否定整个中国近现代史是要达到什么目的，说一部中国近现代史不过是精英们倒行逆施的蠢动史，对中国的进步究竟有什么好处（我没有原始记录，也无法查到座谈会纪要，仅凭本人的模糊记忆，无法确认原话是否如此。倘有误引或误解，谨向罗先生道歉。若有可能，请他就此问题写篇文字澄清，谢谢）。
这也罢了，罗先生更鲜明地提出了“历史研究为现实政治服务”的“玩历史”主张：
“搞政治，不可能不玩历史，美国人也一样玩。有个学术词，我在重庆模式那篇文章中定义了一下，就是‘历史性’：现代社会、现代人自觉地以工具性的态度对待历史。（查罗小朋在《重庆模式如成中国模式，是灾难》一文中说：我对这个概念的理解主要来自英国的吉登斯和美国的法律史学者伯尔曼。历史性不同于历史，对历史性的一种比较简单化的解释，就是对待历史的一种面向未来的工具性态度，也就是利用历史来创造历史。——编者）
主流社会也认这个，不存在不玩历史，只看怎么玩，有什么玩的规则。我们今天讨论，这个游戏是颠覆共产党的主流话语游戏，这说穿了就是纯政治性的；还是另一种，以票友的身份玩历史，看使命是什么，看能否定什么规则？——票友与史学家的游戏是有区别的，你没想过去在正规的学术杂志上发表著作，《新史记》也没有假装说要干这个。我们的游戏，究竟是玩什么？究竟遵守哪些规则？‘颠覆主流话语体系’算一个，我们无须引经据典，只要提供一个足够合理的怀疑，就行了，并不想替代你中共和正统史学那么些专业著作，但至少增加了那些专制主义的历史游戏的成本。”
本人无学，没看过那两位西方学者的有关主张，即使看过，而且罗先生的理解也准确无误，则哪怕他俩是玉皇大帝，我也绝不敢苟同。我看过的西方历史著作中，还从未见过“利用历史来创造历史”的光辉示范，哪怕“主流社会也认这个”，我也绝不随波逐流，宁愿当自绝于主流社会的边缘人。理由很简单：我在大陆生活几十年，已经看够看腻看倒胃了“利用历史来创造历史”的“玩历史”，上面举的历史事实不过是沧海一粟。
因此，我研究历史，动机很简单——不想再充当政治家们的玩弄对象，只想知道真实的历史是什么，并不是以共党之道还治共党之身，靠“玩历史”去发动“文化游击战”，以期即使不能“颠覆主流话语体系”，也要“至少增加那些专制主义的历史游戏的成本”。我连想都没想过这些，将来也绝不会这么做。如果说这么做意味着“文明”，意味着“进步”，意味着“民主”，那我唾弃这种“文明”，这种“进步”，这种“民主”。
至于罗先生说我是票友，从未“想过去在正规的学术杂志上发表著作”，那并不是因为我的史学文字没有学术价值，恰是因为历史研究成了中共维护统治的强大工具。谁都知道，在中国，同样是“正规的学术杂志”，自然科学与所谓“社会科学”研究有着天壤之别。“民科”（民间科学家）是对相对于真正科研的无知妄说的嘲笑，而“民史”则是相对“官史”而言的，不是什么贬义词。即使是在传统专制社会中，民间治史也从未被否定过。《史记》与《国榷》都是民间著作，并非官史，虽然都有着大量缺陷与不足，但并未影响它们的史学地位。如果不是官方把持了“正规的学术杂志”，则芦某对两次鸦片战争的介绍、对宋教仁死因的剖析、对《临时约法》流弊的分析、对红一、四方面军分裂真相的探讨、对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动机的分析等，都不但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有的完全就是开辟了一个研究方向，可以作为博士生后续研究的重大课题。国内作家张耀杰将我的宋教仁案新解接过去，写出了一本专著就是证明。当然，他的继承性研究也说不上严谨，但这本书的出现，本身就证明我的初始发现的开创意义与启迪价值。
王军涛先生则在其发言中实际上提出了“真相不可知论”，他以物理学研究甚至以宗教类比史学研究，提出“所有的历史都是主观史”，将历史事实等同于社会共识——“所有的历史陈述都是可以被挑战的，可以先做假定，而后论证，再接受人们的质疑，别人批不倒，你就暂时成立；搁在那里，就像库恩说的，要在不同的范式中转换。科学与宗教一样，就是一个共同体，能被普遍接受的就是规则，就形成主流、权威，其它的就出局了。”继之又将文学创作与严肃的历史介绍混为一谈，认为学者应该对大众“戏说历史”加以宽容，由此提出：“只要别人不是搞迫害、搞围剿，就让各种人根据自己的需要去理解历史、引用历史，甚至编造历史——但是保留言论自由、保留批评和反批评的自由，不许践踏别人的权利、诽谤别人，要给所有人一个空间。”
王先生此论，表面上十分公允，惜乎经不起推敲：“所有的历史都是主观史”该怎么理解？到底是提醒研究者注意避免受因主观感情干扰而偏离客观真实，还是共产党历来主张的“真实由阶级立场决定，没有超越阶级利益的真实”，因此，无产阶级认为真者，资产阶级必然认为假，反之亦然？
王先生的许多原话我记不住了，发表了的纪要也未能详载。我的模糊印象是，王先生主张的似乎是后者，否则他就不会提出“多数人需要历史结论，但不可能做很多推敲”，因而要宽容“根据自己的需要去理解历史、引用历史，甚至编造历史”的做法了。但即使作此理解，仍要陷入自相矛盾——既然历史无客观可言，乃是各人根据自己的利益需要写出来的，那又何来“编造”一说？须知“编造”总是相对于“真实”而言的，若世上并无真实的历史，那又还有什么作伪可言？但若他的主张是前者，又怎会提出宽容“编造历史”的主张？
总之，我不得不遗憾地说，王先生的思路十分混乱，几乎处处自相矛盾，例如他一方面认为“社会是需要有集体行动的，对于很多民族，尤其是对中国这个民族，集体行动要建立在对历史的共同理解上”，一方面又提倡多元化，认为只要实行了宪政，便伪造历史搞影射史学也无妨。到最后我简直无法理解他的意思是什么，几次追问也无结果而终。
其实这些问题，有些我早在旧作中论述过了。说句不客气的话，芦某大概是揭示历史研究与自然科学研究的本质区别的第一人，首次指出史学研究中所谓的“真相”与自然科学中探索对象不同，包括“硬事实”、“软事实”、“假事实”与“合理推测”四类性质不同的东西。我区分界定了这些概念，并提出历史研究的主要任务，就是以过硬证据揭示“硬事实”，靠逻辑推理证明“软事实”，以相反证据或是逻辑推理去推翻“假事实”，靠逻辑推理提出“合理推测”。我上次回国与史学界人士座谈，这些看法还引动了研究生们的兴趣，过后要我把它们写出来，我于是将旧作寄去供他们参考。
在这次座谈会中，我又重复了以上说法，指出历史研究与自然科学研究的根本区别，在于历史研究不可能像自然科学研究那样作重复验证，因而不可能无穷尽地逼近客观真实。由于史料的缺乏，有的真相永远也无法查明，例如宋太祖是自然死亡还是被谋杀，永远也不可能查清。但这不是说，所有的历史事件都是“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完全是个人主观臆断甚至捏造的产物，例如到底是美国人还是北韩发动了韩战，这根本就是不容置辩的硬事实，无论是否达成社会共识，都不应该也不可能改变。
不过，这次听到王先生这些说道，倒提醒了我过去未讲过的问题——所谓“多元”与“宽容”的内容是什么？是王先生所说的，“不允许公众侵入历史学家的领域，历史学家也不应该侵入公众的历史领域”， “让各种人根据自己的需要去理解历史、引用历史，甚至编造历史”么？我理解的多元与宽容可不是这么回事。
在我看来，历史研究包括两部份，一部份是揭示史实，也就是上面说的“以过硬证据揭示‘硬事实’，靠逻辑推理证明‘软事实’，以相反证据或逻辑推理去推翻‘假事实’，靠逻辑推理提出‘合理推测’”，另一部份则是对已经确立的史实作出史家自己的解释与判断。
不久前，国内历史学家兼政治学家萧功秦先生发表了《新时代需要新史学》一文，将既往史学研究分为四种流派或四个阶段：伦理工具主义，历史浪漫主义，新实证主义与解释史学。他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国内大史家们的研究，应该归为“新实证主义”，其领军人物高华、沈志华、杨奎松等人为还原真实的历史作出了杰出贡献。下一步任务，则是要超越新实证主义，藉助社会科学与边缘科学的一系列方法，建立“解释史学”。 [7]
对萧先生这些看法，我深表同意。在我看来，虽然历史学研究与自然科学研究不同，无法以实验手段进行，更受到史料来源的限制，但它在本质上应该是“求真”而不是“求有用”，在这点上与科研是一致的。因此，既往史学界盛行的“伦理工具主义”与“历史浪漫主义”，都不是什么史学研究，只能视为利益宣传，其与商家广告的区别，仅在于后者并不由政府以国家暴力为后盾强制推行。因此，真正以追求历史真相为鹄的的学术研究，始于史学界“四大天王”（高华、杨奎松、沈志华与杨天石）。确如萧教授所说，他们的研究“可以说是客观主义学派，它重视档案的收集和整理，从档案当中拿出史实来，用史实来还原历史的真实，它并不完全排斥理论，所以我把它叫新实证主义，以区别于完全排斥理论解释的传统实证学派”，然而缺陷却在于解释不足。
依愚见，传统实证学派与“新实证主义”的共同特点，还是它们在上述四个任务中，对“以过硬证据揭示‘硬事实’”以及“以相反证据去推翻‘假事实’”做得最好，因而在短期内推出了空前辉煌的研究成果，但在“以逻辑推理推翻‘假事实’”、 “靠逻辑推理证明‘软事实’”以及“靠逻辑推理提出‘合理推测’”这些方面，做得却比较差。另一个更明显的缺陷，则是萧教授所说的缺乏“解释”。这里的“解释”，我的理解是通过对时代大背景的全面熟悉，以及对历史人物行为心理的通透性把握，作出对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的深刻全面的诠释。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作出价值判断（包括道义判断与功利判断）。
如果读者同意这种划分，则不难看出，历史的叙说（尤其是教科书），在第一类问题上根本没有什么“宽容”余地，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任何一个识字分子，无论是否专业人士，但凡有点良知，都不能否定由确凿证据证明了的硬事实，硬要把“专门袭击国民党，不救中国助东洋”的八路军与新四军美称为“挽狂澜于既倒的民族的中流砥柱”，把金日成发动的韩战歪曲为“美帝猖狂发动入侵”。
当然，这不是说必须压制相反的观点。您当然可以认定共军是抗战主力，也可以认定美帝向北韩发动了猖狂侵略，有充分权利发表自己的主张，但您也同样有责任亮出证据来证明自己的主张，用相反的证据去证伪论敌的主张。历史真相总是藏在伪造者制造的大量烟雾与垃圾的深处，而且往往是复杂的，并不总是那么一目了然，简单明快，只有通过这种 基于实证的百家争鸣，才能逐渐查明复杂的历史事件的原貌。惟其如此，任何对历史感兴趣的识字分子，都应该自觉唾弃出于利益需要而伪造歪曲历史的无耻做法，更应唾弃那些动用政治权力乃至语言暴力（诸如“带路党”、“五毛”之类的诽谤）去压制揭示史实的研究的人。
以上说的是“查明史实”这部份，并不包括“解释史学”。例如张学良发动了西安事变，这是个事实；查明事变前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也属于“查明史实”。这方面的研究，用的主要是萧教授说的“新实证主义”，但对张学良为何发动西安事变的探讨，则属于解释史学。研究者可以提出各种各样的看法，它不像上面说的“硬事实”，很难乃至不可能找到过硬的直接的证据。因此，研究者只能根据事前事后的一系列事件，尤其是中共在莫斯科同意下策划的“西北大联合”等大背景，使用逻辑推理来作出最有说服力的解释。但某种解释无论在逻辑上是何等雄辩，毕竟不能得到直接证据支持。因此，这种解释很难、甚至不可能最终变成共识。在此类研究中，严肃的历史叙说（如教科书或百科全书）充其量只能给出各种解释，让读者自己去取舍。无论是作者作出最合理的解释，还是读者接受最合理的解释的能力，都取决于作者或是读者自己的悟性，这也就是萧教授一再强调的“通透性理解”，说到底也就是逻辑思维能力。
另一类最常见的“解释史学”，乃是对历史事件以及历史人物的价值判断。在我看来，王军涛先生所谓“所有的历史都是主观史”，也就主要在这点上成立。但凡价值判断都是主观的，因此，对许多历史事件与人物的价值判断，可能永远也无法达成共识。例如辛亥革命究竟是救国还是祸国，孙文及其衣钵传人汪精卫究竟是爱国还是卖国，只怕要争论到世界末日那天。在这类问题上，不可能也不应该去强求舆论一律，需要的正是 “宽容”与“多元”。但尽管如此，这方面的争辩仍然必须是“摆事实，讲道理”。无论是论者还是读者，都该遵循起码的文明规范，论者应该亮出作出价值判断的事实依据，以及严谨的功利分析，而读者无论是否专业人士，都应该建立文明阅读、文明辩论的习惯，自觉抵制以政治权力乃至语言暴力压制不同观点的主张。
例如在《新史记》对我的采访中，我指出：“中华民族尤其是所谓精英阶层实在愚蠢，近现代史上就几乎没有干对一件事，后人万万不可再如此。”更在旧作中反复强调指出，一部中国近现代史就是全民尤其是精英们的蠢动史。种种蠢动造成了中国社会一系列的大倒退与“逆转型”，使得今日和平演变几乎彻底丧失了可能性。这些当然是价值判断，但都是在充分的事实证据上作出的功利判断。您当然可以坚持认为中国人是天下最聪明的，也可以认定中国在近现代史上一直在进步，而且这些进步都是人民斗争赢得的。不过，您若想彻底粉碎我那些论调，只怕先得粉碎我列举的那些历史事件造成的重大恶果，尤其是中国人民随着斗争不断丧失权利的基本事实。当然，所谓“恶果”，也是言人人殊的功利判断。您若要坚持认为在强敌压境时使国家自我崩解是好事，认定“解放”就是人民丧失权利，那当然也是您的天赋人权，无人可以压制，但您不能连辛亥后国家土崩瓦解、“解放”后人民彻底丧失权利这些基本事实也要否认，更不能连这些基本论据都不屑理睬，却以诽谤本人是“满遗”、是“五毛”、是“隐形在叛逆言论后面的中宣部便衣官员”来批倒批臭本人。凡这么干的人都只该让文明人唾弃，绝不应该有什么宽容余地。
总之，窃以为，历史研究可以粗分为“事实”与“观点”两大部份，前者主要是属于实证主义范畴，而后者则属于“解释史学”，包括心理分析（动机分析，性格分析等等）与价值判断（包括道义判断、功过判断、利弊分析等等）。事实无多元，真伪不两立，因此无“宽容”一说；但观点则必然多元，不可能也不应该强求一律。无论是揭示还是解释事实，论者与读者都应该持宽容心态，但也应遵守“无条件尊重证据与逻辑论证”的普世文明规范，唾弃无证据立论，更要唾弃以政治权力乃至语言暴力压制不同意见的野蛮做法。
在这个问题上，我不得不遗憾地通知民运领袖王军涛先生：许多所谓“亲民主人士”的表现，不说比毛左更恶劣，起码也是一般无二，BBC中文网上读者对拙作《辛亥革命的恶果》的大量跟帖就是证明。因此，竭诚希望王先生在民运人士雅集时，能向他的同志们多多宣讲他对我讲过的那些大道理，促进他们的文明化，幸甚至哉！
当然，我在座谈会上也指出，“实用史学”源远流长，并不是共产党发明的，而是从孔丘就开始了的下流传统。因此，长期生活在海外的“民主人士”或“开明人士”们仍然认同“历史工具主义”，恐怕也是难免的。上网以来与从未在大陆长期生活过的海外华人打过的交道，更强化了我这一感觉。
例如本网站有个唐好色网友，此人生长于台湾，却天生具备了毛共党文化的童子功，活脱脱一个毛共政治指导员。他不但善于将一切争议都政治化，动辄上纲上线，将国人对三峡大坝、转基因作物与核电站的质疑诬为“阴谋论”、“唱衰”等等，自发自为自觉地站在中共“以小民为敌国”的立场上，把回击这些正当质疑，当成了中共（他谀称为“洋共”）的“政权保卫战”，以此吓阻公民行使批评质疑政府的天然权利，更无师自通地精通“影射史学”。因为不学无术而又长了个全封闭头壳，毫无理解能力，更缺乏知识更新能力，他的所谓“阅读与思考”，便是将草草看见的观点与他头脑中固有成见相对照，以小学教师改作业的方式打钩打叉，将一切偏离或貌似与他理解的“永恒真理”或“共识”相凿枘的观点斥为大谬，却又无足够智力与知识，去找出论敌的事实谬误（硬伤）或思路缺陷（软伤），甚至没有胆量公开批驳论敌，于是竟然如张春桥、姚文元一般，靠影射史学来“借古讽今，指桑骂槐”，先是捏造了个某个文盲浑人否定质能守恒定律的故事，暗指网人对三峡大坝的质疑就是否定质能守恒定律，讥笑了那浑人一通，就此势如破竹地“驳倒”了论敌，“成功保卫”了三峡大坝；后又借工宣队对陈景润“一加二”的证明闹出来的笑话，含沙射影地影射介绍某些无比简单、然而他却无法理解的光学、声学与生理学常识的网人是工宣队式文盲。这种从未经受过毛共党文化熏陶教育、生长在台湾的“华裔汉学家”，竟会无师自通地精通张姚那套影射功夫，还要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自豪地将影射意图告诉受害人。这一绝佳对照实验，提示毛共党文化在华夏文明传统中有着牢不可破的深根，不能不令人对中国识字分子的前途倍感绝望。
即使忽略腐恶传统不计，民族感情构成的心理障碍也是无从逾越的——除了右愤，华人中又有几人能接受“中华民族尤其是所谓精英阶层实在愚蠢，一部中国近现代史就是无穷蠢动史”的冷酷结论？本网站原来有位“邋遢道士”网友，其网德之高尚无人可比，与我的关系也很不错，然而却怎么也无法同意“相比西方文明而言，华夏文明是一种劣等文明”的论断，因我作出这一论断而极度upset。这还不是国人特有的弱点，法国人也同样如此，因此至今还在隆重纪念该民族的丑事法兰西大革命。看来，为了维护“民族尊严”，必须昧着良心否认本民族干过的一切蠢事，甚至把蠢事当成壮举歌颂，这种行为心理乃是人性的一个普遍弱点。以此观之，中国人要普遍否定辛亥革命，恐怕在本世纪内没有可能，而要与“政治史学”彻底决裂，舍荣求真，不计一切世俗利益与荣辱去寻求历史的真实就更无指望了。
然而若是讳疾忌医，文过饰非，又岂能惩前毖后，总结教训，避免在未来重犯前人的错误？过去的苦头岂不是统统白吃了？不敢直面历史、直面现实、直面自家犯过的一切错误与现有的弱项，只能靠撒谎来维护自家“尊严”的怯懦心态与行为，难道真是一种必须坚持一万年不改的美德？这种只会“交学费”，却从来无足够智能与道德勇气认错，因而永无长进的怯懦愚蠢的民族，到底有何前途可言？把历史当成为现实政治乃至为民族虚荣心服务的工具，究竟是为民族造福还是造祸？
注释：
[1]《不能恨谁就把他没干的坏事说成干过》，http://www.mingjinglishi.com/2011/12/blog-post_5582.html）
[2]张秀山：《1954年揭批高岗、饶漱石反党分裂活动会议》，《百年潮》2007年第5期。
[3] 转引自雷颐：《“瞿秋白冤案”的起源与平反》，《炎黄春秋》2011年第一期。
[4]转引自《毛泽东眼中的历史人物》第406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
[5] 转引自雷颐：《“瞿秋白冤案”的起源与平反》，《炎黄春秋》2011年第一期
[6] 1966年5月21日，周恩来在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毛于此前会见谢胡的讲话，毛对谢胡披露，文革实行的就是剥笋政策，“一层一层地剥掉，剩下的是好的，把坏的剥掉。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六六年四十五年了，我们就初步地剥了一遍，剥掉了不少反动的：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张国焘、张闻天、高岗、饶漱石、彭德怀、罗瑞卿、彭真等等前后几十个中央委员，还有睡在我们身边没有发现的。”请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下卷，3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
[7]萧功秦：《新时代与新史学》，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218783
作者：芦笛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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