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拷问每一个这里的仁人君子∶对纳粹人体实验数据应用问题的伦理审视

马悲鸣
[个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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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拷问每一个这里的仁人君子∶对纳粹人体实验数据应用问题的伦理审视 (856 reads) 时间: 2011-12-24 周六, 上午1:11

作者：马悲鸣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拷问每一个这里的仁人君子∶对纳粹人体实验数据应用问题的伦理审视

对纳粹人体实验数据应用问题的伦理审视
河南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
作者：李　伦　陈黎明

　　摘要：纳粹人体实验数据能否应用的伦理问题，国际上的研究者分为赞成派和反对派。赞成派以科学-需要为理由赞成使用纳粹人体实验数据；反对派以纳粹人体实验的历史事实为基础，以纳粹人体实验者的不人道的行为为依据，从伦理原则的角度强烈反对使用纳粹人体实验的数据。解决这个争议的关键在于深入理解伦理原则和科学行为事实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以伦理原则为基础，对纳粹人体实验行为事实本身进行伦理分析，就可以对该问题作出较为合理的解答。
　　
　　纳粹人体实验指的是二战爆发后，纳粹分子在集中营中所进行的以犹太人、吉普赛人、波兰人以及俄罗斯和其他国家的战俘为实验对象的人体实验。纽伦堡审判结束后，伦理学家、医学家、科学家和一些纳粹人体实验的幸存者就对纳粹人体实验进行了大量的伦理反思。在这些数据是否能运用的伦理争论方面，国际上尚无定论，人们对纳粹人体实验数据的反思处于尴尬状态。
　　
　　一、纳粹人体实验的数据是否能应用的国际争议
　　
　　二战期间，纳粹德国面临着大量的医学技术问题，他们支持大范围地进行人体实验。德军有很多的飞行员被击落在冰冷的北海里，而德国有关人类在该海里能生存多久的数据记录却是完全空白。德国军方和科学家认为解决该问题迫在眉睫，因此，他们进行了冷冻实验来获得这方面的数据。另外，通过高空实验、海水实验、双胞胎实验、毒药实验、绝育实验等十分野蛮凶残的实验也获得了大量的相关领域的数据。纳粹人体实验发生在科学历史上一个医学家都致力于以人为实验对象来获得有关数据的悲剧时期。这是科学历史上的黑暗时代，它以民族生存或国家哲学的名义，在各种社会政治势力的帮助下进行不人道的实验，甚至通过故意杀死实验对象来获得实验数据。针对纳粹人体实验数据能否应用，国际上的研究者分为赞成派和反对派。
　　赞成派以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心理哲学家Ivy为代表，同时还有医学家Dr，Robert Pozos，生命伦理学家Benjamn Freedman、Jay Katz和Velvl Greene，历史学家Dr.Robert Proctor等。1954年，Ivy公开声称纳粹的研究有某些价值，因为他感觉到了纳粹医学家已经相当仔细地研究了人体冷冻的效果。他写信给Nestor说：“我希望有某个时候，收集这些有价值的数据，并把它们结集发表。”他的观点是：第一，虽然纳粹人体实验的过程和手段是非道德的，但这并不能否定该实验得出的数据和结果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因为数据本身无所谓邪恶与善良，特别是有些数据能够提高心脏外科技术，提高温控科学的理论水平，这样纳粹人体实验对象也就没有白死。第二，如果舍弃这些现成的数据和结果，重新进行医学实验，一定会重复人体实验的残酷性，这同样是不道德的，还会引起更多的伦理争议。第三，人们需要用理智的态度来对待已经过去了的纳粹人体实验，感情用事会把一些科学客观的医学成果埋没掉。
　　反对派包括伦理直觉派和伦理理论派两个主要派别。伦理理论派主要是指一些伦理学家，包括Robert N. Proctor、Benno Muller Hill、Arthur L Captan、Robert L，Berger、Ruth Mackin、Ronnald E. Cranford、Richard Jhon Neuhaus和George J. Armas等人。其中有些人专门著文反对使用纳粹人体实验的数据，有些人的观点并不很明朗，但是由于后者并未明确支持赞成者的观点，在他们的观点中所表露出来的价值取向是坚持基本的伦理原则的，而且他们也肯定了纳粹人体实验行为事实本身的非伦理、非人道性，因此，从较为宽泛的意义上说，他们可以归类为反对派。
　　伦理直觉派大多是纳粹集中营的人体实验中幸存下来的人们，他们以自己在纳粹人体实验中的亲身经历为基础，从感情、从直觉的角度对纳粹人体实验进行批判，对纳粹人体实验予以否定，否定纳粹人体实验的数据的有效性，坚决反对使用纳粹人体实验的数据。伦理直觉派主要包括Eva Mozes Kor、Sara Seiler Vogorito 和 Giselar Kouopka。Eva Mozes Kor认为，在科学和人谁是目的的争论中，抽象的思辨式的争议所得来的结论苍白无力，谁也说服不了谁。运用纳粹实验数据的人是猥亵的、病态的。人们在理性地救人的时候，要不时提醒他们这样做的代价是什么。Eva MozesKor用语比较感性化，但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些数据的获得过程的确让人胆战心惊。如果重新启用的话，谁能保证历史不会重演？也许他的观点最有权威性，因为那些试图启用这些数据的科学家没有经历过这些刻骨铭心、撕心裂肺的痛苦。Sara Sefler Vogorito提出问题说：“是认同纳粹科学家和医生的所作所为，还是在今与昔之间划一条严格的界限，我们正面临着挑战。如果不能的话，运用这些鲜血累累的纳粹实验数据伦理依据是什么？”他的分析与评价和Eva MozesKor不同，少冲动而多客观，少感性而多理性。Giselar Kouopka认为种族主义是纳粹理论思想的核心，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不是宗教迫害，而是种族迫害，是最极端的种族主义迫害。同时，由于他们的民族优越性以及对其他民族的成就的嫉恨，杀戮远不能使他们感到满足，于是辅之以折磨和人性的降格和沦落。对于纳粹人体实验数据，他认为，尊敬那些以“科学”为名的凶手及那些以“研究”为名却干罪恶勾当的人是不可饶恕的。用人进行研究必须尊重人的价值，即使使用宽慰剂也得获得病人的知情同意。这些数据没有尊严。获得这些数据的人不值得尊敬，那些数据必须得抛弃。挽救他人的生命不能建立在折磨的基础上，我们必须在不触犯人的尊严的基础上进行研究发现。我们必须记住一条最基本的原则，那就是科学本身是无价值的，技术也一样。伦理理论派以纳粹人体实验的历史事实为基础，以纳粹人体实验者的不人道的行为为依据，从伦理原则的角度强烈反对使用纳粹人体实验的数据。Robert S. Pozos的态度并不明朗，他既描述了赞成者的理由，又阐释了反对者的理由。他认为赞成者主要是从科学需要的角度提出来的，强调科学需要而忽视伦理原则。他的观点来源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他力图在科学需要和伦理原则之间寻找某个平衡点来解决二者的对立与冲突。他说：“为了保护个人的权利，为了促进社会的利益，在科学需要和伦理原则之间保持某种内在一致性是至关重要的。虽然困难，但这种内在的统一必须得到发展和提高。”
　　
　　二、对纳粹人体实验的数据是否能应用的伦理审视
　　
　　由于赞成者和反对者谁也说服不了谁，这就给人们制造了一种假象，那就是双方都有一定的道理，这些数据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采用。伦理领域中对能否应用纳粹人体实验数据的争论传递了一个错误的信号，即纳粹人体实验数据可能是有效的，人们在一定的程度上可以应用。但是，笔者认为，对于纳粹人体实验的数据能否应用这一问题，答案应是否定的，理由如下。
　　第一，纳粹人体实验的数据不能应用的根本原因在于纳粹人体实验行为事实本身严重违背了伦理原则，而不是因为科学需要和伦理原则的内在矛盾。国际上的反对派和赞成派都把问题的焦点集中到如何处理科学需求和伦理原则的关系问题上，也就是说纳粹人体实验的数据能否应用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理科学需要和伦理原则的关系问题，这是舍本逐末的做法。其实，反对派对纳粹人体实验数据不能应用的理由之所以缺乏说服力，是因为他们争论的并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从亚里士多德那个时代起，人们就曾想把科学需要与伦理原则区别开来。二者有一个质的区别，那就是科学需要的终极目的是获得对确定物理现象的描叙原理，而伦理学则由于其变动不居而不可能有一个终极答案。然而，科学领域中的科学需要并非所想象的那么纯粹，因为科学数据是由实验的条件确定的。科学实验包括医学人体实验必须为人类服务，人类不能沦为科学的工具，这一点毋庸置疑。伦理原则同样是为了调节人类的关系、促进人类的发展而形成的。这使得二者有统一的可能性。科学需要与伦理原则的融合又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忽视二者之间的联系，完全忽视伦理因素，就会导致科学孤立无援地寻找答案，人的权利将丧失殆尽，会造成一个极端功利型的社会。然而，不管二者之间的统一有多难，二者却存在一个共同的基点，那就是人类自身行为事实本身。虽然科学需要与伦理原则的矛盾问题至今没有解决，但是由于获得纳粹人体实验数据的过程已经对人类本身产生了极大的危害，它的应用问题已经不是像克隆人之类的还未产生的一般的科学需要与伦理原则的矛盾问题。纳粹人体实验作为人类行为事实，这是人们讨论该数据是否能应用的理论基点。因此，国际上对于纳粹人体实验的数据是否符合伦理原则的争议只是浅层的、表面的，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争议，必须从深层次的纳粹人体实验行为事实的本身来分析。人们只有在纳粹人体实验行为事实这个基点上进行分析，才有可能说明现代医学研究领域能不能应用纳粹人体实验的数据。
　　在纳粹人体实验中，高空实验是比较有影响的。高空实验，也叫低压实验，是在达豪集中营中进行的。实验操作者已经知道这项实验可能会导致受试者死亡，但如果用猴子试验，则达不到预期效果。1942年纳粹德国第一份高空实验报告完成，该报告记载了这样一些内容：“第三次实验与平常的过程非常不同，我(指纳粹人体实验者Rascher)请了位盖世太保医生作为目击证人，以前我都是独自做这个实验。这是在12000米高空进行的连续无氧实验，对象是一名37岁的体格健康的犹太人。呼吸的长度达30分钟，实验开始4分钟后，实验对象开始出汗，5分钟后发生了痉挛现象；6分钟到10分钟呼吸速度增加，受试者开始神志不清；11到30分钟呼吸降低到每分钟3次；最后呼吸完全停止。”这个实验的数据应该是比较准确的，因为都是现场的第一手资料。对照数据也许没有，即使有我们也难以找到。该实验的数据精确记录了正常人的呼吸极限，现在的科学实验的准确性可能达不到这种程度，这些数据对于飞行员以及高空工作者的身体保护是很有利的，从科学需要的角度来看的确是一大贡献。如果只从科学研究的角度来考虑，只要是准确无误的数据就可以采用，那么结论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如果从应用伦理的角度来考虑，那么结论就截然不同了。纳粹人体实验的幸存者Eva Mozes Kor认为，纯科学家以科学为目的的客观的理性的分析似乎符合自然法则，但这恰似局外人评价恶虎咬小孩那样，他们并不了解小孩有多痛苦多惊恐，却说按照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谁死都只能归罪于自然法则。当小孩死了以后，他们评价说，小孩的死是因为他的种种不利条件导致的。虽然Eva Mozes Kor的分析带有强烈的个人感情色彩，但是他把他的观点建立在对纳粹人体实验行为本身的基础之上来反对使用纳粹人体实验数据是很有道理的。Vigorlto认为，纳粹医生颠倒黑白，他们不是延长人的生命，而要找到一条最易杀人的途径。如果把人的生命看做是次要的，为科学的目的所替代，那么科学家就成了研究机器。因此，我们每个人都有成为纳粹医生的潜在可能性。那些重新利用这些数据的科学家与纳粹医生的价值观念不谋而合，他们的行为是纳粹暴行在今天的延续。他们也坚持“以科学为目的”，以“过程”为目的，却忽视了人道主义。从理论上来讲，伦理评价侧重于人类行为事实本身，而不侧重行为事实的结果，“所以我们说：道德判断的对象是人的行为，即有意识有目的行为”。善恶道德总原则是一种行为类型，因而它所衡量的对象仅仅是行为，是行为的善恶@。例如，因为自己不小心落水淹死的事实和纳粹人体实验者出于某种目的而杀死实验对象事实一样都是生命体的死亡，对于这两个死亡现象本身，人们难以进行伦理评价，人们进行评价的依据是造成死亡的行为事实过程。因为后者的行为违背了伦理原则，所以人们才说后者是不合理的。行为的结果固然重要，但是造成结果的原因更为重要。在高空实验中，受试者是犹太人，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人，纳粹人体实验者为了德国飞行员的生存，使用体格健康的人进行缺氧实验，并且把他活活闷死。这些数据可能是正常人缺氧死亡过程的准确数据，是对自然规律的如实记载。但是为了获取这类数据，大批大批的人们被折磨致死，应用这些数据就等于认可获得这些数据而引发的死亡和灭绝人}生的行为，而这种行为是完全违背了人类的最基本的伦理原则的，采用这些数据无异于鼓励这种行为的重复。正如反对派所说的，既然数据的产生是通过对人的残害获得的，那么他们的方式就是非道德的，这些数据沾满鲜血，不宜使用。Hill认为，虽然不同的人对来自纳粹人体实验的数据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不管是犹太人还是非犹太人在如下这点都是一样的，那就是，纳粹科学家试图提供可接受的价值观念或伦理准则已经是不可能的，当他们承诺遵守他们自己的道德价值观时，已再也无人相信。那些以犯罪的方式获得的实验数据应该禁止使用。从本质上来说，他们的数据缺乏内在的科学可信价值。因此他说：“有良知的科学家是不会去碰它的，德国哲学家认为，必须无条件尊重真理，也许这是纳粹人体实验发生的最深层的心理原因。”科学家必须知道这一点，科学真理不是至高无上的价值，科学必须为人类服务而不是控制人类。人体实验数据的应用必须经得起伦理原则的价值检验，纳粹人体实验数据在人类的伦理标准的检验之下是没有价值的，是不能应用的。
　　赞成者会反驳说，科学需要和伦理原则是平等的，把纳粹人体实验数据置于伦理原则之下，就存在着科学需要和伦理原则事实上的不平等，因此，拒绝使用纳粹人体实验数据在理论上是不公平的。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讨论，即如果对行为事实进行伦理评价是不是意味着伦理原则优先于科学需要。如果的确如此，那上面的讨论就是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础上的，因而没有意义。所谓伦理行为，黄建中认为，“伦理行为者，善恶价值判断所加之行为也”，也就是可以对人类活动进行伦理评价。形象地说，人们朝大海里扔一个小石头不是伦理评价的行为，而朝某个人扔石头却是伦理评价的行为。纳粹人体实验是不是在伦理评价的行为事实之内呢？结果是不言而喻的。对于人体实验这类行为，科学需要在它没有形成结果之前不可能对它进行价值判断，而伦理原则既可以评价结果，又可以评价过程，这是由二者各自的性质决定的。因此，拒绝使用纳粹人体实验数据在伦理理论上并不存在着科学需要和伦理原则之间的不公平问题。
　　第二，纳粹人体实验数据不能应用的主要原因是纳粹人体实验是极端功利主义的产物。
　　心理哲学家Ivy是从正面来评价这些数据的科学家，以他为代表的赞成派从伦理学的角度提出以下观点，支持这些数据的应用。以Ivy为代表的赞成者的观点对当时纳粹人体实验的反思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他们认为有些科学家已经证明了纳粹人体实验的数据与现代的科学实验的数据相同，所以能够应用。如果弃而不用的话，则是不尊重客观科学事实。
　　他们的论点似乎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他们忽视了一个最基本的道德事实，即人们的行为的价值并不一定在于行为的结果本身。赞成者的理论基础是什么呢？毫无疑问是极端功利主义。功利主义认为，正当就是增进普遍的善，也就是说，如果必须有伦理准则的话，我们就应该根据产生或可以被期望产生的善最大限度地超过恶这样的原则来确定自己的行为。如果某一行为的结果的正负差额为正净余时，该行为的结果就是合伦理的。根据这个理论，赞成派认为，纳粹人体实验的数据对当时的科学研究有一定的用处，因此可以应用。一般功利主义是有道理的，但是极端功利主义却缺乏合理性，存在着严重的片面性，它只重视结果而不考虑过程，也就是说行为事实的过程本身的伦理原则并不能干涉行为结果的伦理价值。赞成派虽然看到了纳粹人体实验数据的有利的一面，但是却忽视了纳粹人体实验的行为并不是一般的功利主义，而是属于极端功利主义，实验数据是极端功利主义的产物。根据这个理论，纳粹人体实验者在他们接受审判时的辩护词中提出了这样一点：有时为了挽救更多人的生命可以杀死少数人，这样的善大于恶。如果用少数人的生命来换取多数人的生命是合理的，那么极端功利主义否定任何道义论原则，否定任何伦理规范的约束，则是完全错误的。赞成者在理论上与纳粹人体实验者在纽伦堡审判时的辩护词中提出来的理由不谋而合。
　　纳粹人体实验者的功利主义理论走向了极端，发展成为极端功利主义。该理论和他们的种族主义理论混杂在一起，发展成为一种极端民族利己主义；和他们的超人道德混杂在一起，发展成一种伦理霸权主义。赞成派忽视了这一点，他们只注重所谓的科学需要的利益单一性，这就导致了他们和纳粹在伦理理论上殊途同归。纳粹人体实验这样的极端功利性行为是必须坚决反对的。科学需要指向人类自身是毋庸置疑的，科学的结果服务于人类也是合理的。从这方面看，不能把科学本身看做目的，为某种利益服务的科学便不再是科学。如果这种行为结果的获得是以破坏或者损害人类自身为代价的而获得的，那么这个结果也是不合伦理原则的，因为为了获得服务某个伦理目的的结果却是通过破坏伦理目的本身的方式进行的，这是一个伦理悖论，赞成者恰恰犯了这个错误。Roben L. Berger以纳粹人体实验中的达豪高空实验为案例进行分析反对使用这些数据。他认为，非人道的达豪高空实验是罪恶的，科学的内在一致性受到了严重的破坏，这种实验的结果是不能应用的。不幸的是，这些明显违背了人类伦理标准的缺乏内在科学性的纳粹人体实验却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这些数据的有效性需要人们的更为严格的审查。一再提出引用这些数据给人们造成了一种假象，即这种(所谓)科学研究的基础是正当的。如果文明想要幸存的话，我们必须从纳粹人体实验中吸取教训。科学需要和伦理原则在理论上是平等的，不存在谁先于谁的问题。虽然这些数据的运用可能有助于科学家对人类自身的理解，能够挽救一些人的生命，但是对这些数据的运用，就意味着承认科学需要高于伦理标准。能不能应用这些数据的依据并不在于人类是不是缺氧4分钟后开始出汗，人类的呼吸极限是不是30分钟，而是在于该实验的行为事实本身能不能经得起道德价值的检验。这个实验行为有没有价值呢？如果是用猴子作为实验对象，则该实验的数据是完全可以应用的，因为猴子的生命是较低层次的，猴子的生命价值低于人的生命价值。这个理论生命伦理学已经做了论证，这里不多加论述。因此，如果采用这些数据就意味着纳粹人体实验对象的生命价值低于德国人的生命价值，就意味着人类自身的生命中存在着价值的高低之分，这是不合理的。
　　
　　三、结语
　　
　　纳粹人体实验数据能否应用的基本伦理理论根据应该是什么呢？是仁慈原则或者良知。我们如果仅仅以极端功利主义原则为理论依据来坚持应用纳粹人体实验的数据的话，就会陷入缘木求鱼的处境，这也是那些坚持运用这些数据的人的观点至今遭到人们反对的原因。正如弗兰克纳所指出的：“实际上，我希望指出的是，我们没有任何当然的或实际的道德义务去做那些与人们生活中的善恶没有任何直接或间接联系的事。如果不是我们的具体行为，至少是我们的准则，必须对善的增加，恶的减少，以及善恶的分配有影响。”当某种行为事实与良知发生冲突时，人们应该凭借良知的力量去保护人类自身的尊严。德国纳粹人体实验的丑恶行径已经成了历史，但是，它给现在和将来留下的不仅仅是这些极有争议的数据应用问题，更多的问题是在诸如此类以极其不道德的手段获得的结果面前，当伦理原则与道德良心在受到剧烈的撞击时，人们该如何选择。
　　
　　责任编辑　吕学文

【马悲鸣∶此文作者态度明确地反对使用纳粹数据。我则不反对在科学研究中使用纳粹数据，这样可以避免再度设法进行类似的非人道实验。现在已经非常普遍的输血最初就是一名医生买了个孩子，抽其血输给一个垂死的著名神职人员，因为不知道还有血型问题，导致两人全死了。如果不用这个最早的，无人性的输血实验暴露出来的血型问题，那么现代输血仍是危险的。我倒要看看这里的人是如何选择在研究上使用还是不使用纳粹数据。】

作者：马悲鸣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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